社会认同（共12篇）
社会认同 篇1
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 即同一性和意识形态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为个人的进一步成熟提供必要的条件, 而其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视。因此, 女作家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特定的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女性文学是在国家———民族的启蒙话语内展开, 女性所追求的一直与宏大话语的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相伴相生, 使女性文学一开始就处在社会身份和女性身份自我确认的艰难选择中。
一.女性自身认同被悬置的历史延续性
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是被携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而走向大众的视野。不同于以政治面目出现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背景是整个社会要求变革、打倒封建腐朽的一切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洪潮下, 女性的解放顺应了社会的解放, 这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 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女性作家塑造了一批渴望走出家庭的“娜拉”, 不愿再做丈夫的小宠物, 追求作为人的基本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 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 (庐隐) , “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 (白薇) , 而到三十、四十年代时代风云变幻, 文学大都是以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为主题。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下我国文艺一片萧条, 反映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时代的重音, 女性文学哑然失声。
而到了新时期, 受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女性身份再次被悬置, 文革中的错误得到纠正, 女作家又投身到控诉文革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中。“为了获得作为人的一切, 女人似乎得先忘记自己是女人, 这也是沉痛得很”。 (宗璞) “我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 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 (张抗抗) , 包括张洁、王安忆等, 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表现自己中性的身份, 似乎在刻意回避“女性”作家这一身份,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作家的创作仍然贴有歧视的标签, 使一些女作家拒绝承认是所谓女作家的身份。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几个迥异于被赋予传统女性特征的女子, 她们邋里邋遢、瘦削干瘪, 表现出了“雄化”的特征。不同于张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男权的写作, 王安忆也是从强调男女有别的角度出发, 但是她突出的是女性天然的特征———生育能力。《荒山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性欲中相互纠缠, 而使生活陷入窘境, 但女主人公生了孩子后, 母爱使她得到了升华, 她的生活发生了转机。王安忆从母性回归的角度上来区别关于张洁的关于女性被“雄化”的质疑, 但是仅仅用女性的生育显然不能解决女性在社会中所面对的所有问题, 过于简单化的答案有逃避问题的嫌疑, 但也表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对自身认同的动态过程。
历史的发展总是纵横交错的, 就像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切开她的横切面, 一圈一圈的年轮代表它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铁凝的创作也表现了受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影响,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女性的眼光和立场去塑造女性形象的, 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我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二.由遮蔽到敞开———铁凝的自我认同
结合铁凝自身的经历, 铁凝有着与众不同的知青经历, 一九七五年铁凝高中毕业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 铁凝却放弃留城和去当文艺兵的机会, 主动要求去农村落户, 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铁凝有一篇长篇散文《真挚的做作岁月》, 铁凝在总结下乡的这段生活经历时, 用了两个词:真挚、做作。做作, 应该是那个极端政治化时代的社会行为标志, 是人们对于政治恐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过程中优化的自我保护方式。[1]她的真挚, 使她对生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这就冲淡了附着在做作上的意识形态内容, 我们被她那仔细搜寻生活中的真善美的故事题材的用心而感动, 并使用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全文, 有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在里面。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 如香雪、安然、乔叶叶, 她们拒绝长大, 心理深处都有一种回归母体的情结, 是一些拒绝长大的无性别自我的“女儿”形象。这反映了潜意识中铁凝对女性身份的拒绝认同[2]。
然而从《麦秸垛》铁凝开始创作了一些复杂的女性形象, 正像铁凝自己所说:“从一九七五年的《会飞的镰刀》到一九八六年的《麦秸垛》, 我由一个喜欢在日记上写豪言壮语的中学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不仅意味着铁凝对自己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认可, 也意味着铁凝从拒绝长大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 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去关心女性、书写女性。
随着铁凝对自我和社会关系认识的发展, 她在作品中流露了女性的自赏意识, 《玫瑰门》中对女性身体的健美进行了一番不同以往作家的令人称道的描写, 对女性的性欲也有直接的描写。铁凝从对女性诗性自我的抒写转向了对女性审丑的描写, 她用真挚的热情和对生活的责任心, 使她摆脱了早期的做作, 对生活的理解走向了深入,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单面的香雪, 而是描写了可能是长大了的香雪的双面夏娃的形象。
三.铁凝作品中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铁凝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与自己形成鲜明对照的姐妹或女伴, 安然与安静, 杨青与沈小凤, 白大省和西单小六等, 《永远有多远》中, 那个被周围所有人称赞的善良质朴的白大省其实最不愿意的就是做她自己。她永远羡慕的是西单小六、盼望成为那样的女人, 她认为是西单小六开垦了她心中那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情愫, 张扬起她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铁凝在《麦秸垛》也反映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矛盾与困惑, 大芝娘在和丈夫离婚后, 又跑到城里找前夫生了个孩子, 而沈小凤她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 在行动上思想上却重蹈了大芝娘的覆辙,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塑造使她们失去了自己而去追求所谓的名分, 这其实是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她们思想的侵蚀, 在相隔了几十年的沈小凤身上悲剧依然重演着, 她们的自我需求被推向了阴暗的边缘。而杨青是与大芝娘和沈小凤相反的另一类女性形象, 她懂得保护自己, 用理性压抑住自己原本像沈小凤一样奔放的感情, 因为她知道人言的可畏、舆论的可怕。而在那个知青人人自危的年代奢谈爱情更是致命的、危险的。这就可以看出杨青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比如在作品的结尾她说她常常无端的感觉到胸口的沉重。
《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响应了知青下乡的号召, 之后认同了知青要扎根农村的宣传, 她在迷迷糊糊中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之后别的知青返城了, 她却不得不留在这里, 后来丈夫死去, 她成了寡妇, 可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文章的最后她放弃了城里等她的大学生宋侃, 而选择了能带给她轻松快乐的金召, 她经历了一番挫折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由此可见, 当女性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想依附于社会和男性时, 一旦社会的方向盘发生急转或者这个男性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那么女性的自我和她所追求的社会身份都会走向虚无。
在《玫瑰门》中铁凝塑造了司漪文和姑爸两个特别的形象, 司漪文一生都在汲汲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却始终被边缘化, 最终走向了自身的虚无, 而姑爸因为新婚三天丈夫远走, 自己又被抬回来而开始了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逃离, 忍受不了社会的议论而早早选择了撤退, 她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妥协。
铁凝写出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她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随着作家认识的发展、创作上也不断的探索, 《大浴女》中她建构了一个不断与自我对话的自我完善的敞开的女性形象———尹小跳, 尹小跳敢于正视自己在幼小时候的一个恶念, 怀着原罪的意识她不再苛求亲人, 她原谅了母亲、妹妹, 同时她自己的心也得到了救赎, 她独立而且自由, 所以她不会象她妹妹一样在和别人比较中忍受着嫉妒的折磨。面对爱情不同于杨青的“理智”压抑, 也不同于白大省的愚昧追求,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的张扬, 但尹小跳最后把陈在还给了他的前妻, 这个敞开的结尾体现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铁凝及她的作品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一个自觉的整体意识和明确的主观构想去建设女性文学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的女性要走好追求自身权利和社会认同的平衡木, 这需要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宽容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志华.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8, 7 (3)
[3]铁凝.就这样走着, 劳作着[M]/铁凝.铁凝文集:五.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194.
社会认同 篇2
关键词：社会认同; 意识形态;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我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一、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
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 一) 社会整合复杂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1]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 二) 司法权威虚弱化
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 三) 社会关系紧张化
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互信不存，必生冷漠。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 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 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 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三公( 公权力、公益性、公众关注度高) 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2]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21 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 6 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 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 10 - 11 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 1200 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 四) 社会焦虑普遍化
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 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 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 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 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 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 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3]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是持有股票、还是持有现金、抑或持有黄金，哪个更能保值，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多变，预期方向不明确，造成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难以研判，这无谓地增加了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我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知道政府会如何出牌，那么政府就是可预期的政府。由于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人们在心理上最容易产生紧张和不适。现在很多富人移民国外，不是对自己没有把握，而是对社会走势没有把握，不知道哪一天政府会出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政策，焦虑由此产生。一些年纪大的人为社会保障和养老问题而焦虑，身体有病的人为看病焦虑，物价上涨让所有老百姓焦虑。就是做了大官，也有焦虑。官员怕说错了话，或者得罪了哪个领导，为个人前途而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来调整，而是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由于政策缺乏连贯性，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这样就增加了社会运转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容易对未来形成焦虑。
( 五) 社会冲突群体化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细微变化，极易促使敏感的人们产生相应的社会态度和信念，这些态度支撑着一些约定俗成的行为。例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符合这样的逻辑模式： 即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先把问题搞大; 一个人的问题没人管，一千个人的问题就有人管; 把问题摆到大街上去，威胁到社会“稳定”了，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决。社会冲突的群体化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内在张力。
每个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都将面临不同的社会冲突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当前我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点：
1. 矛盾主体的两端是私对公。在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公众与地方政府、村民与村基层组织、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群体性矛盾明显增多，矛盾基本表现为公权与私权的对抗。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变为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2. 民意诉求表达方式呈现多元化。除了直接对抗的传统方式之外，目前出现了多种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因为，面对冲突，民众和政府都在极力避免直接对抗方式，努力探索更文明、更有效的表达方式，如“集体散步”、“集体喝茶”、“集体旅游”等。
3.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有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小摩擦或者小纠纷引起的，这些微小摩擦在执政当局眼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要有一个导火索，就能酿成大火，谁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发展到什么程度是终点。客观上看，人们对改革发展的预期普遍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公众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地处理，以致心态失衡，加上潜在的社会矛盾的影响，一起很小的事情，就可能导致社会成员借机宣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4.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因宣泄不满而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群体性事件的反抗对象可能不仅仅是施加生存压力的强势者，他们的生存压力和无法释放的不满可能会将整个社会作为宣泄对象，甚至指向无辜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事发突然、动机多样、升级较快，所以导致难预防、难排查、难处置、难善后。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公众认为改革发展成果没有得到共享，不认同现有的分配格局，一旦遇到事端，他们便借机表达不满，使事态不断扩大。
“ 年中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 ，总金额高达 5140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的 2. 6 倍，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相接近。”[4]政府花这么多钱，不是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问题，而是用来阻止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控制上访是中央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指标，“截访”居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基层政府每年因“截访”发生的开支惊人。公权滥用，维权制度不完善，沟通渠道不畅达，公民维权无门，前景迷失，信仰沦丧，在此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难以避免的升级与高发。
( 六) 精英流失加速化
年 6 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年) 》，提出到 2020 年中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群体正在集中移民出走他国。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我国海侨胞的数量超过4500 万，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轮移民潮，上世纪 8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盲目性，90 年代的移民带有一定的理性，本世纪初开始的移民带有综合性特点。考虑到国外的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综合因素，相比较于国内大城市户籍制度藩篱、高房价、竞争激烈的就业等因素，移民自然就成为不少人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的移民潮不仅数量大幅上升，还呈现出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称： 2009 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 2055 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一半。以投资起步价 40 万加元( 约 235 万人民币) 计算，仅 2009 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是 23. 5 亿元人民币。尽管对我国的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是否集体“外流”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 中国能否留住人才，已经成为目前国内自上而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中坚阶层的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不少国人意识到投资移民引起财富外流的严重后果，有网友发表评论认为，这些通过投资移民手段出国的人是“没有责任感”，“一富就溜”。客观地说，富人移民是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体制性的歧视、缺少对个人私权尤其是财产权明确的法律保障以及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共同造成的，这折射出国内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监督乏力和法治进程的受阻。国内的企业家感觉没有安全感，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企业会被监管部门以什么理由把企业给毁了。
社会认同 篇3
用什么样的术语来称谓海外华人反映了华人在旅居国、继而定居国的社会境遇的改变。然而，我们很难单就这些术语看出海外华人所处国家的主流社会如何看待他们。毫无疑问，大部分接受华人移民的国家的政府在移民政策和认可移民的公民地位上，一直有所变化。美国在历史上一度对中国移民有严格的限制，但这些不公平的政策在战后逐渐废弛。我们虽看不到美国的政策变化是否对东南亚国家政府对待华人的态度产生影响，但华人地位的变化的确可以以“二战”为分水岭予以大致划分，这大抵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中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无疑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为此而加强自信和自豪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也必然影响到所在国政府──无论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是殖民地当局──对中国侨民的态度。
华人在国家认同上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一九五四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不仅明确表明了不接受双重国籍的态度，而且还对华侨归化所居国加以鼓励。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华人、华侨的心态从落叶归根转变到落地生根。因为中国政府的表态多少影响了一些海外华人的所居国政府放松了对华人的戒心，也使当地主流社会对他们较为容忍。对移民社会而言，所在国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社会文化容忍程度直接影响到移民同化的进程。正是因为来自主流社会的态度有所改善，才使许多华人渐将所居国视为家园，落地生根。
尽管如此，由于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以“正统”自居，也接受双重国籍身份，事实上仍然有许多海外华人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的“中国国家认同”。这一点，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近些年，就有不少身居海外的华人因为陈水扁之流的“台独”鼓噪，愤而撕毁了他们的“中国”护照。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的家庭已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生活了好几代。由此足见，许多海外华人“根”的意识还是很强的。他们实际上已在当地生根，但却没有忘记祖先和从祖先那里接续下来的文化。对这些人来说，“国家”就是祖国，祖国就是国家。他们把对祖先文化的认同与对一个具体政权的效忠视如不可分的整体，因为这个政权曾经呵护着他们的祖国的名号，而这个名号对他们而言，又不啻是他们所沐所续文化的象征。因此，当陈水扁试图使这个国家分裂时，他们感到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有意思的是，至少在美国，如此呵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华人多为聚居在“唐人街”即“中国城”一带，经营餐饮、洗衣、杂货等小本生意的小业主。美国历史上那些在白人清教徒──亨廷顿所谓的“定居者”──之后从东欧、南欧和亚洲各地移民来美的人中，多有从事这类小生意者。虽然他们的后代也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主流社会从事其他被认为更为体面的职业而成为专业人士，但是，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服务业中经营小本生意。由于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种族分类上不属于主流群体，即所谓的WASPs(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s)，是为少数民族；他们从事的多为流通领域中的服务业，因此美国学术界有以“中间人少数民族(middleman minorities)”称之者。他们的种族身份和职业特点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社会底层。
族群理论告诉我们，一般说来，外在的敌意和排斥感是族群认同得以彰显和固着的基本动力，因为认同本身就是通过对他者的排除而体现出来的。以美国为例，来自主流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使得许多移民社区实际成为他们的祖居地的“流散点(diasporas)”，带有某种如杜维明所说的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感伤。按亨廷顿所论，“流散点”乃是“跨国的种族或文化社区，其成员认同他们的祖居地。而他们的祖居地可以是没有国家政权的”(S.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生活在这样社区里的个人，自然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如果不经过努力，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今天，由于美国的天主教大体已经“美利坚化”，接受了大量的清教的价值，原先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的社区，已渐为主流社会所认可，可以说不再带有“流散点”的色彩。而典型的流散者──犹太人的情况则较复杂，正统犹太教徒的聚居区无疑仍具有流散点的性质。亚洲和一些来自其他大陆的移民由于肤色和宗教上的差异，在许多美国人的眼里依然是非我族类，所以他们聚居的社区仍与主流社会疏离──那是个不需要英语也能生活自如的地方。
显然，生活在北美“流散点”社区中的华人自然较可能产生那种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感。他们虽已落地生根但仍然视自己为“中国人”；他们生活在美国社会却仍不时用“外国人”来指美国人。对他们来说，“外国人”实际上是“非中国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认同带有一种苍凉，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状的社会“创伤”的积淀，如果我们可以把“创伤”理解为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灵创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生活在“唐人街”、被新移民称为“老侨”的华人那种多少带有“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礼赞与呵护，与犹太人的民族、族群认同一样，包含了对过去的苦难经历的铭记。这一点，与大多数已跻身当地精英阶层的华人全然不同。
其实，对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许多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是，用族群理论来理解东南亚各地的华人认同时，我们可能得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族群理论所强调的对立与冲突，有时显得对那个地区的华人族群运动解释乏力，尽管对立与冲突明白无误地存在着。换言之，当地华人社会巨大的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可能必须被考虑在内。一个富可敌国的华商和一个经营小买卖的华人小业主对祖居地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无论在程度上或意义上都不会是一样的。前者有时需要这个认同，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钱财，而且还会使他感到有所依靠。对后者来说，这个认同对他就很重要，因为他直接感受到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疏离感和来自当地主流社会民众的异样的眼光。庄国土先生的著作令人信服地论述了这一点，但我们仍期待对当地华人认同的剖析能更多地看到华人社会内部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又是如何导致认同的歧义性。显然，在很多的场合，许多华商巨贾对与中华的一切有关的认同，用挪威人类学家埃里克森(Thomas H.Eriksen)讨论拉普人和毛里求斯华人的族群认同时的话来说，是“避而不谈”的。因此，当他们在其他的一些场合表白他们的华人认同时，往往使人觉得很功利。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使他们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又有谁能在这种“语焉不详”的背后，感受到他们内心承负的悲怆？在我看来，对“社会创伤”的内在感受，同样是这部分华人近年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华人跨国主义活动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也使当今我们所见的华人跨国主义运动具有与近一二十年来广泛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主义商业运动不同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理解，今天的华人跨国主义社区(transnational Chinese Networks)的出现，也是对共同历史的一种追忆形式。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地在理解民族主义的框架里来解释这种现象。事实上，这类社团或活动的出现并不一定能反映参与者对中国文化或传统的认同程度，更谈不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作为全球化的副产品，跨国主义更多地与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跨国主义的敌人恰恰是民族主义，因为时至今日，资本已经全面地打通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致使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如吉登斯和亨廷顿所言的程度不等的主权缺失现象。美国的许多公司就雇用了大量国外的产品推销员，印度人不出国门同美国的顾客通话，提供售后服务指南、解释产品性能。根据对二十三位西方跨国企业和所谓非盈利国际组织老总的调查，至少在美国，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商界精英自视为“世界公民”。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说过大致如下的话：一个拥有地产的人可以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因为他的财产附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土地上；当一个人的财产是股票时，他就可能是世界公民，因为他的财产并不一定需要依附于某个国家。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华人实际上主宰了所在国的经济命脉，也出现了跨国资本，经济全球化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在全球化市场的争夺中，他们需要同来自西方国家的强大商业势力竞争，于是，跨国主义的华人认同遂应运而生。在异国他乡相似的历史遭遇使他们形成了跨国社区、社团，中华认同──无论它是历史的、国家的、文化的，遂成为一种象征和社会资本，在社区的整合中发挥了它的凝聚力。借用李明欢的话，这些华人需要“两个世界”：资本的世界和认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共存关系是对所经受的“社会创伤”的铭感和对历史际遇的集体记忆。这点，与西方跨国公司老板们的“世界公民”心态迥然不同。
庄先生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地位的分析还引发了我对其他一些问题的思考。华人、华商在所居国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表明华人资本在全球市场上地位的提高。我相信，如果华人资本主宰世界市场的话，就不会有华人的跨国主义运动，至少这种运动，如果有的话，不会有商业方面的诉求。我们看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量参加福建、广东两省的海外宗亲、乡亲恳谈、联谊活动的海外华人、华商，有许多都是来寻求开发商机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固然是个动力，但开发市场应是这些人士的初衷。资本是不认亲情和乡情的，否则，江苏和上海不可能比福建吸纳更多的台资。当然，这里只是个例子，我认同王赓武教授的观点，港、澳、台三地的华人不应被认为是海外华人。
个性消费与社会认同关系分析 篇4
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意识的人要实现个体的独立人格、自由的创造力, 其最基本的特质表现为个体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这种活动中, 个体不仅自由地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 而且自由地拓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使自己不断地从自然的、社会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使个性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然而,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个性自由只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乌托邦。尽管人类孜孜以求, 但一直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及专制制度的禁锢, 工业革命的号角给梦想着个性自由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市场经济则为人们个性自由梦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证及价值观念。
中国自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 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 国内消费品市场不断丰富, 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个性消费才得以崭露头角。市场经济是个性自由的起点。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彰显个性消费时代, 从服饰到住房到日常生活用品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出个体消费者的独特个性。奇装异服、个性化的装饰和另类的生活情趣不再被视为怪异, 而是被逐步接受。个性消费是一种能够充分体现自我、寻找自我价值认同的典型消费模式。具体地说, 就是消费者个人要求自己所使用的产品能打上自己的烙印, 让产品能体现自己独特的个性、情趣和心情;或让产品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去设计、去变化。如海尔集团在全国率先推出“我的冰箱我设计”的做法, 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 已收到100多万台的定制冰箱订单, 创造行业奇迹。从定制冰箱的热潮中, 我们能感觉到强烈的个性消费气息。在个性消费中, 个体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的范围、类型、方式, 其消费动机、消费内容完全可以自己决定, 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意图、目的进行消费, 获得自我意识, 体现自我价值。这是作为消费主体的权利, 他人不得干涉。
2 人的社会性与消费的社会约束
在上面的论述中确立了个性消费的独立性、自主性, 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只要有钱, 无论怎样消费都是合理的吗?他人及社会有无权利评价, 评价的社会标准是什么?这就从道义和社会心理层面提出新的问题。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 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个的行为, 不是个体单独地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过程, 而是以集体、社会合作的方式进行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创造性活动。所以, 人的生命的生产及其生命的实现, 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 并且是与许多人的合作中完成的。人本身就是体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物, 并且只有在社会关系当中才能得到生存与发展。而个体的需要、消费的满足, 也总是在社会中得到满足。这不仅表现为个体生活必需品要通过生产、交换才能实现, 而且, 人的需要满足的方式也是由社会所规定的。也是要受到道德、伦理、制度和价值体系的社会约束, 个体与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共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个体消费需要张扬自己的自由, 但个体的自由不是孤立的, 个性消费行为本身并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 无关他人的行为, 而总是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 社会也总是会以各种尺度规定着个性消费的内容和自由程度。另一方面, 个性消费所获得的自我意识, 证明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与他人的不同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 获得他人良好的社会认知;同理在个性消费中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得到社会、得到他人的认同。
3 个性消费与社会认同的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个性消费既有独立性的一面, 又有受到社会约束的另一方面。换句话说, 社会的发展使个性消费得以产生。而个性消费又要通过社会的认同才能最终实现。个性消费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同, 关键就是看个性消费的隶属关系。如果说个性消费是属于“需要的消费”, 则能得到社会的认同, 个性消费如果说是属于“欲望的消费”, 则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需要的消费”是为了正常生活而必须的消费, 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而“欲望的消费”则在“需要的消费”之外, 是追求心理上的各种满足, 是无限的。“需要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 目的是满足消费, 是正当的消费;而“欲望的消费”, 却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 刺激人们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欲望的满足, 并因此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是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往往是无止境的、永远无法满足的, 永远是在消费——欲望的满足——更大欲望——更多消费的恶性循环。甚至不计后果的, 它不考虑行为主体的真实需要而使其趋于片面性、非人性的发展。因此, 满足人的欲望的消费是非人性的, 它使人丧失同情心, 以至于变得越来越不宽容, 不仅仅对同类命运漠不关心, 也是对大自然的恣意掠夺与贪婪攫取。所以也就出现了诸如为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大量捕杀珍稀野生动物;为图省事方便, 导致一次性生活用品盛行;还有什么女体盛宴等等。最近报导的杭州一个在校大学生开着改装过三菱跑车在城市道路上飙车把人行道上行人撞死了。还说:“这样的事在中国每天多了去了, 是他们撞我的”。态度很差, 撞死人还不当回事。在校大学生跑车、飙车寻找刺激其个性的消费已不属于需要的消费了, 当然也就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你有跑车, 你到特定的地方去飙车, 这是体现你的个性消费的权利, 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城区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 就增加了其他人死于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就违背了个性消费的社会性本质。也就不是一般的交通事故了, 难怪事态最后出现了“100万不是封口费”的标题, 这就是社会不能认同的表现。
个性消费是个体自身的行为, 消费什么以及如何消费, 的确是个体自主选择的问题, 关系到个体人格尊严、自由的实现程度, 社会和他人不得进行无理的干涉, 但由于个体是存在于社会中, 个体消费所表现出的自主的、标新立异的消费方式, 就不是独特性的、个体性的, 个体的自由实现必然要以社会的、他人的正当权益为规定, 只有在承担社会责任、尊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去实现自己的尊严与自由。因此, 个性消费在合理限度内的满足不仅是社会繁荣不可缺少的原动力, 而且是人维护自身尊严、保持人性的重要条件, 也才能使个性消费得到社会认同, 得以顺利实现。
4 个性消费实现的途径
个性消费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它的实现与否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文明与进步。如何才能实现个性消费, 或者说什么样的个性消费才是社会应倡导的消费主流呢?
(1) 节制欲望, 追求精神消费, 实现个性消费的可持续发展。欲望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是需要限制的。这是个性消费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 也是能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任何个性消费不应该超过他的生理极限, 超越生理承受能力。否则, 不仅危害健康, 而且消费也是低效率的, 甚至是零效用或负效用了, 这就是物的浪费。人不仅要生存, 更要求发展, 所以个性的消费在保证人的生理需要的基础上, 更应当满足于精神与理性的需要。让个性消费真正体现出个体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人的体力、智力、情感力和意志力以及人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心理素质等能力与素质的提高, 在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充分而自由地提升自己的才智与创造力, 获得自由个性的发展。通过物质产品的消费来增强人的身体功能, 保障健康状况;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 使自己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等精神领域内能够自由发展, 实现人的智力与心灵的健全发展, 个性消费活动不是目的, 是为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全面性发展服务的,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个性消费的可持续发展。
(2) 个性消费应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消费要适度, 适度消费才是合道德的行为, 因为消费不足或者消费过度都是不可取的, 前者无法提供人类正常生活需要的消费品, 使人应有的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智力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后者将消费作为人的生活的惟一目的, 从而奢侈无度、挥霍浪费, 消费异化于人。如当今社会出现大量的房奴、车奴等等。过度消费不仅对人的生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且对人的心理也产生负面影响。都是对人的存在与自由的践踏。因此, 个性消费应在对基本消费需要满足的基础上限制不正当的欲望消费需要, 限制奢侈性消费、挥霍浪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消费。
(3) 个性消费应倡导责任消费, 确定消费道德标准。个性消费的主体性特征是消费者要为自己的消费行为负起责任, 包括社会、道德的责任。就应当倡导责任消费, 并从这样的理念走向社会行动。具备现代公民意识, 培养强烈的公共精神, 在消费过程中以不损害公共物品、不妨碍他人生活、不影响公共秩序为前提, 努力珍惜、维护公共物品, 使个性的消费更符合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 有助于自己的个性全面、自由发展, 过一种有着更高生活质量的新的生活方式。要通过科学的教育和宣传, 提高全体人民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培育责任消费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文化, 形成宏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约束, 使个性消费符合科学消费、责任消费, 使责任消费理念成为公民和社会的自觉行为, 这也是我国今后市场经济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4) 追求个性消费, 真正实现人生幸福。个性消费是与个人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 它渗透着主体的主观需要与欲求, 即是如何通过个性消费获得幸福。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每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幸福是什么, 个人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吗。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固然没有幸福, 但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也未必会得到幸福。现代人将幸福理解为最大限度地消费满足, 人们总认为幸福与消费水平和档次的高低成正比, 因为幸福的感觉是紧紧地与他的现实生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但实际的情况却是, 人们并未能得到幸福。心理学研究表明, 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呈非线性平衡关系, 超过一定极限, 消费与幸福还会呈反比关系。具体现实是为了消费更多的物品, 个人就要更加辛苦地挣钱。为了消费更多的物品以使自己有幸福感, 就会买更多的东西, 更高档的东西以体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会让你在得到暂时的满足之后立即产生新的匮乏感。当你为自己的有品味的消费模式沾沾自喜时, 却发现与你消费的外部环境是如此不协调。因此, 伦理学家们更多地将幸福与理性、德性的追求联系起来, 强调精神上的追求, 将精神上的充实与快乐看成是高于肉体的快乐, 物质生活固然重要, 但却不是生活的根本目的, 否则, 过分地看重物的占有与消费, 沉溺于物欲会走向玩物丧志、心灵空虚、人性灭失、道德堕落。幸福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富裕而且也应当是有道德和精神追求的生活, 幸福生活包含着健康的身心、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完善的人格理想, 包含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钟爱。幸福不仅仅是个体的, 同时也是关涉着他人、关涉着社会共同体的。由此, 个性的消费就不能仅仅是动物式的消耗过程, 而应当克服高消费和盲目消费、畸形消费, 使个性消费真正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完善。更应当是进取性、创造性、发展性的, 并在创造性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感与幸福感。
综上所述, 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个性消费, 缺少个性消费则我们的消费生活不精彩, 缺乏活力, 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对个性消费的认同与维护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个性消费的实现也是由众多的社会条件限制的, 只有得到社会、他人对自己的尊重与认同, 被社会所接受才能实现。
摘要：在当今社会, 人们不仅追求消费, 而且是越来越追求消费的个性化, 然而个性消费是提倡节俭还是追求奢侈、倡导消费适度还是追求消费无度、倡导需要消费还是满足欲望消费。关系到在消费生活中个性消费能否得到社会认同, 直接影响到个性消费能否实现。本文从人的独立性与消费个性自由、人的社会性与消费的社会约束中得出个性消费与社会认同的关系, 提出个性消费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个性消费,需要消费,欲望消费,适度消费,社会认同
参考文献
[1]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6) .
[2]杨建华.责任消费:从理念走向行动[N].光明日报, 2008, (8) .
社会认同 篇5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从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体现的是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观是指人们在对周围事物能否满足个人或社会某种需要进行评判时所持的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能否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进行评判时所持的核心观点，理论上属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属性与人民群众的主观需要之间满足关系的范畴。价值观一旦形成并得到确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认同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认可的内在自信”。“认”是指对自我、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同”即求同、自我归类，寻求与他者共有的素质或者状态。因此“认同”是指个体对群体和国家的心理归属感以及由此生发的强烈主体意识、责任意识。“社会认同”是指个体拥有关于其所从属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身份所伴随而来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重要认知，其强调的是自我价值与社会共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获得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熟知和认可。从本质上来讲，是“要求形成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认同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目标在于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形成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凝聚力”。
基本原则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坚持改进创新，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实践路径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实现途径主要从以下五个路径展开。
1.倡导先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共识。首先，建章立制倡导。政府机关在制定政策法规、法律制度时，应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其次，干部带头倡导。打铁还需自身硬。领导干部发挥正面导向作用，争优创先、积极示范，在社会管理中积极倡导核心价值观，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日常管理中，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让政策方针发挥实效，为人民办实事，才能取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同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再次，政府服务倡导。各级政府发挥表率作用，积极打造服务品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精干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依法行政，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推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诚信，切实维护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健全的利益机制回应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共识。2.宣传推动，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知。首要工作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广大社会成员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和正确认知。首先，大众文化宣传推动。第一，充分利用大众文化被社会成员充分接纳的优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与大众文化相结合，从心理上拉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广大群众的距离。第二，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奉献精神、孝老爱亲精神、诚信品质等融入到大众文化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赋予当代价值，以文育人。第三，尊重人们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发掘“草根”文化的正能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让人们在娱乐活动和文化熏陶与自主创造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发自内心地认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现代传媒宣传推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传媒宣传的重点和主线，利用电视、广播、网络和公益广告等现代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引领人们自觉，加深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理解，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遍正确的认知。在对社会成员进行宣传教育时，应注意培养社会责任感。促使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关注民生，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同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使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强化，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知，在自觉接受的前提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教育促进，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首先，在理论教育下促进。在全社会范围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积极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观念的本质区别，帮助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自由观、民主观和平等观。其次，在教育实践中促进。从娃娃抓起，分层推进，在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中坚持和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采用启发式、参与式等各种方式进行教育，正确理解核心价值观对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4.实践养成，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想取得实效，就必须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做到“日用而不知，体认而不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扎根于现实生活，才会真正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可，在内转化为内心信念，在外转化为自觉行为，并最终走向日常化和常态化，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其次，在制度守则下养成。“要充分发挥政策、法规的导向和约束作用，使正确行为得到鼓励、错误行为受到制约，强化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自觉”。比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四德”，转化为政府机关相关准则、企业规章制度、社区居民公约、学校制度和学生守则等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在执行制度中，逐渐养成道德行为习惯。第三，在文化娱乐中养成。以社会成员的实践活动和文体活动等多种形式为载体，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和体验，逐步达到家喻户晓，发自内心的认同并最终变成信仰。在这方面，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实现现代转换：如，将积淀深厚的校训、家训、乡贤族规等渗透到文化建设、娱乐活动中，大力继承弘扬，把以文化人渗透到社会生活全部领域。只有结合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体现其本土化的特点，落地生根，焕发持久生命力。第四，在环境熏陶中养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养成路径的设计中，有意识地设计一些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借助语言、文学、艺术、体育等形式，建设和传播先进的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镇文化、社区文化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社会成员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达到“润物无声”的功效。
社会认同 篇6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司法系统的运行充斥着普通非专业民众难以理解的法言法语和推断技术，专业的价值选择和论证，司法运作的系统与社会系统如何有效的沟通，形成共识以实现认同并非易事。而笔者在与实務界的访谈中，发现部分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理念仍存有质疑。其中有两个代表性观点，其一，认为个案审判中总有一方输或赢，输的一方必然会给出负面评价，并在其生活圈子进行传播，因此受其影响，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整体认同有时不会客观，不能成为评判其工作成效的依据；其二，认为司法审判只要是依法判决，形式正当即是公正的，不需要用社会认同来证明自己。
无疑，在认识上这两个疑问不解决，我们的讨论就无法进行下去。先来分析第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看似比较符合事实，但笔者认为其实具有武断性，主张这种观点者既对参加社会认同的主体缺乏了解，也对所运用的方法缺乏认识，只是从其工作的表面对事情进行一种简单猜想做判断。尽管有时的确存在有部分诉讼当事人因利益受损而扭曲对司法工作的评价，但社会认同并不能简化为当事人的认同，具体结果需要大数据来予以证明，而这个大数据中，案件当事人只是其中一个元素，广大的社会民众、社会行政系统、社会企业系统、社会非营利组织系统、社会新闻媒体系统、国家立法、监督系统、律师等法律共同体系统等，都是重要的元素，进入大数据的统计来做出评价。因此，以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整体认同有时不会客观，不能成为评判其工作成效的依据的观点实际隐含着的是单一性的思维，把某一个元素做了过分夸张的分析。进行司法公正认同的社会主体是多元的，同时评价方法也很重要，评价方法必须强调要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综合性等，评价要对司法行为、司法过程等总体状况起到平衡作用。另外，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还有评价标准问题，评价的标准必须具有社会的高度认可性，而不是人云亦云，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要做深入分析。
第二种观点实际提出对司法公正社会认同命题本身的质疑。但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即法院的司法审判权依靠国家法律取得合法授权的同时，是否其审判的正当性可以被认为不证自明。有人也许说，那当然不是，我们有司法自控系统，司法自控系统的专业性，可以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基础上实现司法公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人们更多的仅根据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框架去构建一个对外隔绝的司法自控系统，以排斥一切外在因素对司法的影响，实现司法对自身的监督和制约。
这种逻辑分析看似合理地捍卫了司法独立性，其实却掩盖了司法独立需要满足的一个基本前提，即法官裁判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科学理性问题。而现实中，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有时也会存在不当运行，影响法官裁判在合法性基础上科学理性的实现。而法官作为自然人，有的可能专业修养或职业道德缺失，有的可能法律知识或逻辑能力存在不足，又加上市场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物欲主义”影响，使有的法官在这个封闭系统运行中出现惰性、臆断、滥权等消极表现。法官裁判远非一定会保证司法公正，或审判的正当性可以不证自明。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利会造成绝对的权力滥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法公正不能通过司法自身予以证明，司法公正社会认同这个命题是真命题，而非假命题。
我们可以对司法实践做具体分析证明上述观点。在实践中诉讼争论集中于案件的事实、法律的适用诸方面。案件事实的争论涉及的是案件证据的认定，这种争论在大陆法系存在认定是意见由法官一方确定，在有的地方就出现错判，影响司法公正。在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公众陪审团参加庭审并对事实进行认定，公众来自生活中的经验及其理性的辨析为认定事实筑起一道公正之门。而当法律事实已明确，法官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阐明根据，说明法理，以解释并回应公众的合理质疑，其论证做到合法有据、语言明确、推理清晰。如果法官只是一意孤行，缺少对公众意见的有效摄入和回应，缺乏科学而严谨的法律思维和推理，这种妄判的风险就很大。而作为代表公平与正义的法官职业要求法官遵守职业道德并忠实于肩上的国徽及心中的宪法。法官的这种义务来源于法官接受职务时的受托和承诺，并有义务接受民众对他的监督。总之，解决社会上的诉讼争论，客观上要求司法对体制外的各种意见进行收集、整合与回应，利用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机会，赋予每个公民一个可以挑战偏颇司法权力的机会，并通过这种特殊方式，确保法官做出理性裁判，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民意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客观性维度由此确立其意义，成为司法制度得以确保自身合法性的依据。
由此看来，法律实践不能也无法避开社会认同。而已出现的如立法后评估、依法行政评估、法治评估等，也是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评估工作之一。在法治的国家，无论立法、执法或司法，都必须要应对社会评判，社会大众是法律的服务对象，他们对法律实施有效性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司法系统同样需要正视社会的认同，司法的权威性并非因为你是司法本身而自然而生，确立司法的权威性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占云发：《司法因公众认同而权威》，http：//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712/26/280128.shtml，2015-02-08。] 可见，“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不仅是一个真命题，而且是研究者应当着力深入思考的一个议题。
但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体现着司法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从现有的研究状态来讲，由于过去人们主要只从司法系统进行思考，没有把二者有机相联系，现有的研究成果不多。其实，进一步要讨论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内涵，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研究的价值，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标准及其何为司法公正社会认同的历史类型等。
（李瑜青，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
组稿：蒋晓伟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研究 篇7
一、浅析校园体育文化的构建
1. 校园体育物质文化的构建
校园体育物质文化是体育文化的直观表达。它主要表现为校园的体育相关的建筑,布局,教学设施等。科学性、艺术性、经济性的体育物质文化是一个具有良好的体育物质文化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特质。以清华大学的体育场为例,清华大学体育场的建设展现了体育建筑的力量美,并充分采用了自然光线。这样的校园体育物质基础将会为清华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重要的依据。
2. 校园体育制度文化的构建
校园体育制度文化是学校为了规范体育教学所形成的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一般将这种规章制度装订成册,并让教师学生阅读学习,从而约束、完善自己的行为。这种规章制度很好地指导师生的体育活动行为,并为构建健全的校园体育文化提供理论保障。
3. 校园体育行为文化
校园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生在体育思想文化指导教育下所完成的体育活动与体育竞赛等体育行为。包括在行为中所展现出的学生的仪表、气质、态度等各项外在的素质。行为文化是校园体育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内涵的外在表现。
4. 校园体育思想文化的构建
校园体育思想文化是通过学校的体育教学、体育活动和体育比赛等活动所形成的校园体育文化,它包括校园体育思想、体育观念、体育意识等。高校校园体育思想文化以自己独特的价值,对大学生的思想及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校园体育思想文化的内涵就是其价值观。但是,目前高校体育教学对于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更偏重于物质价值,而非精神价值,即看重学生的身体锻炼重于对学生的精神培养。我们更应该重视“精神”和“物质”的结合,培养学生体育活动中的荣誉感,强调体育竞赛中的团队精神。
二、高校体育文化社会认同的重要性
高校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与高校体育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层结构、表层结构都密切相关。
1.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在深层结构上的相关性
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深层结构上,高校体育相关的哲学思想、价值判断、审美观、健康观、意识形态等的社会认同度直接决定了校园体育文化的具体形态存在的依据、发展原则和发展方向,必须符合社会的价值判断准则,以弘扬高尚的体育精神为目标。
2.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在中层结构上的相关性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中层结构是由一系列校园体育教学、竞赛的规则组成。只有规则、制度的公平、完善,才能促进体育教学的提高与发展。因此,它直接决定了校园体育发展的组织结构和操作效率。
3.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与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在表层结构上的相关性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表层结构主要是将深层的体育文化概念通过中层的操作结构以及实际活动规则,表现为具体的教学活动、体育竞赛、体育设施的设计等等。而对于高校文化的社会认同直接从深层结构上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从而影响了中层结构对于体育精神与体育行为的连接,进而影响表层结构的一切体育活动。
三、如何提高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度
1. 加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的基础是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只有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得到了社会认同,才能提高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度。高校体育活动的主要价值表现在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即运动带来的学校荣誉感和个体荣誉感,以及在活动中的团队精神。物质价值主要为大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身体得以锻炼,气质、精神得以改变等外在的改变。我国高校的体育文化建设中要紧抓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并行,避免在精神文化上有短板。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在国家的体育制度、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等大环境的影响下需要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促进学生成长,提高师生的体育文化素养,加速高校的体育文化的改革。体育文化的构建要紧紧围绕科学、健康、文明、创新的思想内涵。
2. 加强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弘扬体育精神
校园体育文化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体育相关的活动中。即在实践中体现体育精神。因此,学校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可以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获得学生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以及对本校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从而更好地制定体育制度,体育课程。并且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体育竞赛,在体育相关的活动中更好地贯彻体育精神,达到“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建设并行。在实践中弘扬体育精神,并通过反馈,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体育精神。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直接决定了校园体育教学的发展,决定了学生素质教育的高度。社会价值取向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不同层面上影响其构建,只有校园体育文化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一致,才能更好地完成校园体育文化构建。我们在校园的体育教学活动中要对学生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同样重视,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认同,弘扬体育精神。
四、结语
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是高校体育教学活动得以提高和发展的基础。因为社会认同是人们对共识的东西确认的一个过程,因而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的过程是一个体育文化不断自我构建、自我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体育文化的构建不仅能逐渐自我完善,还能通过社会认同得以弘扬高校体育文化精神。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体育学习态度,促进高校学生的健康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完善。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社会认同还要做到高校体育文化的体育标识、精神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符合社会的价值标准。
参考文献
[1]沈芝平.校园体育文化的理性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2(4).
[2]林萍仙.试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及其构建[J].体育文化导刊,2003(3).
[3]罗少功.提高大学生体育文化素养的理论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4).
[4]刘勇,胡建忠,周健生.校园体育文化本质探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6,23(4).
[5]沈廷川.借鉴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经验,促进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发展[J].教育探索,2010(8).
社会认同 篇8
关键词：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一直是我国高度重视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的重要区域, 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西部民族在政治、文化发展中具备特殊性, 决定了其民族发展也具备一定的差异性。中华56个民族作为中国发展的整体, 必须做到齐心协力, 才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应该作为我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 提高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意义
1.1 有利于民族发展
提高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能够促进我国的民族发展。其中的原因在于, 促进民族认同感的提高, 就能够进一步稳定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形势, 和谐的民族环境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 从我国的整体来讲, 各民族的和谐能够促进我国整体发展形势的稳定, 在安定的环境之下, 我国能够赢得更加有利的发展机遇, 能够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1.2 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
我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支持。增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能够提高我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也能够在文化方面寻求更多的积极因素, 不仅有利于我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还能够增加我国的整体实力。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
1.3 有利于社会和谐
我国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不仅受到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等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各民族社会认同感的影响。各民族社会认同感强烈的国家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全体人民的力量, 提高社会建设的效率。在社会发展方面, 社会认同感强的国家能够更好地解决各民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人民提供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
2 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受到了多文化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受到了多文化发展的影响, 多文化的发展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其发展的特殊性, 导致其政治、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多文化的发展能够为西部民族地区增加发展的动力, 使其发展更加具备灵活性。在这种条件之下, 就导致了其民族发展统一性的下降, 对于自身社会认同感的保持与加强起到了不良的影响。
2.2 世界形势的变化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能够对社会认同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 由于世界形势的多样化, 在政治、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也受到了世界发展形势的影响,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由于当前发展形势的复杂性与易变化性, 导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
2.3 变革过于激烈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变革方面更加得激烈, 其中的原因在于, 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为了统一于国家的发展, 就必须进行激烈的改革, 才能够使各民族的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除了西部民族地区变革过于激烈而导致了社会认同出现问题以外, 宗教方面的影响也是促使社会认同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宗教的多样化以及在发展中对当地人民形成的深刻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
3 加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的措施
3.1 采取现代化的治理方式
由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性, 导致其在民族分布上具备分散性的特点。这种民族发展的特征不利于社会认同感的增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采取现代化的治理措施, 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国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只有不断适应其发展进度, 才能够更好地增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在具体措施方面, 需要做到“以人为本”, 让西部民族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国家对其发展的重视。此外, 要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 运用其中的规章制度, 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各民族人民的权益, 同时保证其制度的权威性。
3.2 促进民族和谐发展
要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就要让西部民族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国家对于其的发展持有重视的态度, 并且在分配方面也做到公平公正。所以,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 国家首先要重视其经济的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能够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 在各项基础设施以及各种服务的提供方面, 国家也应该做到平等对待, 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通过这些措施, 才能够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3.3 保障公民权利
对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保障, 也是提高其社会认同感的重要举措之一。保障公民权利, 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每一个公民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在此基础上, 对于整个民族社会认同感的提高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因此, 基于个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对于整个民族社会认同感提高的重要作用, 就要从每个公民出发, 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在保障权益的过程中, 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做到一律平等对待。要体现出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体现出我国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重视, 不断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王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建设的实现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 2015 (08) .
[2]常宝.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J].甘肃理论学刊, 2013 (01) .
社会认同 篇9
一、专业设置紧跟社会“潮流”
目前,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 在校生逾3000万人, 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 金融危机下职业院校“抢眼”的就业数据也令人惊叹不已。选择职业教育、学得职业技能, 已然成为许多人规划人生的起点。然而, 数据上的“辉煌”并不能掩盖职业教育面临的“窘境”。其中, 专业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专业学习与现实需求脱节, 致使许多职校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得不“从头再来”, 丝毫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优越性, 更难以使职业教育获得社会和企业的真正认同。
二、教学过程融入职场“实战”
每年到八九月份, 都会看到大批的货车、吊车、叉车频繁进出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 各种数控、模具、汽车配件、机电设备被运进实训大楼……这些装备, 都是学生们进行现场实践操作的“武器”。近年来, 学校根据教学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各种教学仪器设备, 旨在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实际操作能力, 让他们走入职场之前尽早进入“实战”状态。职业教育既然是一种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模式, 教学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让所学知识能够“用得上”。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不仅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调整教学计划, 还将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 将职场“实战”融入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 已经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制胜法宝”。
要想“士兵”在实战中获胜, “指挥官”的实战经验必不可少。学校有计划地安排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顶岗实践, 积累实际工作经历;通过参与实训室的建设和改造来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鼓励教师获取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认证。与此同时, 积极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 逐步加大兼职教师比例。实习与实训, 是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培养目标符合企业“期待”
基于自身生产发展的需要, 企业对于人才总是有着许多“期待”。这种“期待”既包括实际操作的能力, 也包括学习提高的能力, 甚至还希望他们具备相当的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对于现代职业院校而言, 只有尽一切可能满足企业的这些“期待”, 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
群体事件中的社会认同的建构 篇10
一、社会认同的概念
在社会之中, 个人的社会认同建构了主体, 认同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 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 (1) ”。认同是一种社会关系, 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社会认同得以形成, 主体通过认同将自我的内在的主观感受和自己所处的客观环境合二为一。从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来看, 社会认同是特定的族群分享的共同文化价值观。
后现代的社会认同观认为, 认同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实体, 而是动态、多重势力交互冲击、互相混合的过程, 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会有冲突、敌意、排斥与压制 (2) ”。社会认同不是铁板钉钉的一块, 而是流动的、变化的、多重的过程。在群体事件中, 原本孤立生活的个人迅速组合起来行动, 这其中有着本来即具有的认同的促使, 也有着现实的事件催发出新认同的力量。
二、群体事件中社会认同的建构
群体事件的发生与高潮乃至衰退都发生在一个积极迅速的过程之中, 社会认同在其中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认同之中, 有着原本即存在的地域认同的力量, 也有着对于同类命运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带来的认同感。
(一) 地域认同
人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之上, 而中国群体动员之迅速决定了群体事件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 时间的短暂也限制了地域的范围。在狭小的地域里生活的人们, 享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经验, 这里的社会成员有着“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 (3) ”。在长期的生活中和教育之下, 这种地域的认同感不断地加强, 并有着影响人们行为和态度的力量。
当然, 这种地域认同并不会形成固定的一块, 在地域的内部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小群体和众多破碎的社会认同。但是这些认同都存在而且建立在这片共同生活的地域之上。在瓮安事件之中, 参与者大都是世代和受害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县城居民, 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经验和对外在世界的感知。群体事件发生之时, 该社会中一个成员的行为带来大量的模仿者, 群体的认同所带来的同侪压力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二) 感同身受的体验
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史, 个体和他者之间都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在夏晓娟的《流离寻岸》中作者认为“阶级性的自我/他者界限是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基础, 而交会是打破保存循环的破门砖 (4) 。”城市的原住工人不会把来自乡下的农民工认同为蓝领阶级, 强者把“凝视”放置于后者“劣等”的出生地, 以及他们来抢饭碗的“邪恶”意图。结果大型企业猎取最廉价劳动力以剥削最大利益的生存策略, 却未能受到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审视经验中的共同性, 农民工和城市蓝领的工作经验的关联与“交会”, 对抗那种剥削最大化策略的斗争其实是可以连接到一起的。经验的交会可以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理解之外, 也可能因为情绪的触动而引发共同的行动。群体事件中, 处于接近空间孤立的个体可以有效地观看到受害者的灾难, 生活经验的关联和体验的交会使主体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感, 促使行动的发生。
三、群体事件中社会认同的作用
群体事件发生从来不具有单纯的原因, 群体事件就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 是一种情绪冲动”, 认同在群体事件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社会认同对于个体行为的催发
灾难性的事件发生在孤立的个体之上, 个体大多是无助而且无力应付的, 但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体的苦难不可避免成为别人“凝视”的对象。在场的“凝视”者由于生活经验的交会, 可以产生感同身受的感受, 促使主体采取行为帮助受害者。生活在同一地域, 信息扩散较快, 拥有感同身受经验的人越多, 参与集体行动的人就会越多。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大量官僚的官僚主义作风, 群体的普遍需求很难得到合法的表达和尊重, 社会行动者无法把自己的抗争行为纳入既有的社会体系中来, 不得不采取边缘化的暴力抗争的形式, 酿成群体性事件。在群体事件的发生过程中, 个体激烈的抗争行为在群体压力的约束下, 采取趋同的行为, 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二) 社会认同对于群体行为限制
群体认同建立, 存在着各种权力机制的运作, 压制与斗争并存;一种认同的建立就意味着对另一种认同的压制, 也意味着主体一定程度上主体性的丧失。主体是一种具有着多重身份的实体, 在群体事件之中, 主体依附于该群体的社会认同占据了上风。随着群体事件的愈演愈烈, 群体的认同不断地规制着主体的行为, 压制着主体在社会运动中主体性的发挥。群体认同的强制性也容易招致主体的反感, 容易驱使主体离开运动的阵营而趋向于依附别的认同。在群体事件之中, 地域认同和感同身受的认同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对于推动群体性时间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认同的强制性, 也会导致主体的反弹, 对群体性事件存在一定的反作用。
参考文献
①韩静.社会认同理论综述.山西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9年, 第1期.
②编辑部.传播与认同.新闻学研究.第56期, p7.
③石德生.社会心理学视域中的社会认同.攀登.2010年, 第1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研究 篇11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理论认识；情感认同；实践认知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4-0056-0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一项全民实践活动。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执政理念为基础，与其历史文化相契合，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契合。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要主动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引导，解决好与价值观问题相关的理论认识、情感认同、文化支撑、实践认知问题。
一、以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开展理论宣传教育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作出的凝炼化表述，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的体系内容要求。不了解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渊源，就难以让其成为人民共识并转化为自觉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公民的重大问题，其理论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战略思想及与其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提出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内在逻辑和深刻内涵。可以说，不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就不可能把握核心价值观内涵。掌握理论才能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科学思维、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才能理解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制度问题，才能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阐述。11月2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28次集体学习，为我们强化理论学习作出了表率。我们要充分发挥全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教育方式、学习方式，加强宣传教育、阐释引导，真正发挥理论教育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作用。
二、加强“中国梦”为主要内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共同的理想信念在政党、国家和民族中确立了，这个政党、国家、民族就有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业有盼头、工作有劲头。习总书记指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今天，我们13亿多人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1]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做支撑。“中国梦”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本内涵，有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基本要求，有人民共享这一本质属性，关乎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凝聚了全体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憧憬和期望。每个中国人都是中国梦的参与者、创造者。“中国梦”能够培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精气神”、积聚社会主义国家的“正能量”，集中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因此，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对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习总书记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就要求全体国民把理想信念与岗位职责要求相统一，争创一流业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当前，要进一步将深化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抓住青年学生和党员主体，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构筑精神支柱，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三、加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语言习惯、文化传统、思想观念、情感认同的集中体现，凝聚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同和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思想品格和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为特征，重视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习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4]习总书记的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为我们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从纸上的“说法”变成生活中的“做法”，才能够增强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以优秀传统文化为魂魄和载体才能推进核心价值观的落实。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厚植价值观底蕴的的重要源泉。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大局。“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5]当前，要深入落实教育部下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教育，着力引导青少年学生明辨是非，遵纪守法，坚韧豁达，奋发向上，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思想，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学校可以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经典诗文诵读、书法比赛、中国风绘画、民族舞蹈等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提升对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察和精神共鸣；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分挖掘校训、校徽、教风、学风及校园人文景观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宣传文艺工作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价值理念、道德情操、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在全体国民中宣传和普及，厚植全民价值观认同的文化底蕴，增强全民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四、开展以“三严三实”为重点的系列主题实践教育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不久，紧接着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续、拓展和深化，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有力举措。“三严三实”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的辩证统一。践行“三严三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三严三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的作风建设领域的逻辑展开，是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和要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党的领导干部的组织领导，坚持“三严三实”一方面有助于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践行“三严三实”有助于增强全党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增强了价值观认知。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去学习和工作，必将促进我们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修身，以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和政绩观用权，以勤政廉政的准则律己。促进我们从实际出发谋事，以实干精神做事，以忠诚、老实、诚信做人，展现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示范标杆作用。同时，践行“三严三实”有利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思想的现代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制度保障[6]。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样，要强化问题导向，解决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政治纪律、用权处事、作风廉洁等方面还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就从思想政治上、纪律作风上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舆论影响和政治生态。当前，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四个全面”提供优良的政治纪律保证和作风保证。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能否内化为个体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关键取决于这一价值观能否适应个体的心理需求，满足个体的价值追求[7]。内化的速度越快、力度越大、标准越高、满足度越高，个体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也就越高。把握价值观养成的内在逻辑，切实抓好思想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主题实践教育，对于全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2〕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J].求是，2012，（23）.
〔3〕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
〔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
〔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
〔6〕黄建辉.坚持“三严三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06）.
〔7〕马璇.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深入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14，24（09）：1263-1265.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 篇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宗旨为将自身规律含义深植于思想价值系统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的内心留下深刻印象,并且鼓舞人们付诸行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即自身把科学的思想知识系统变换为生活化的思想和语言认知流程,从而在实际生活中把重要观念逐渐变成个体价值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影响
首先,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和认可程度对社会建设有直接影响。其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此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重点。利用核心价值观武装自己,培养科学世界观。最后,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通过典型人物、典型故事在师生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是全面推进立德树人工程,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的理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对策
1. 拓展教育内容
第一,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含义的了解。学校应重视,拓展教育内容,将学生对此价值观的认同当做第一思考点。同时扩展教育范围,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生活化、日常化,保证知行一致。学校可开展相应认同教育活动,如主题纪念日、社团汇报、支教帮扶等,以实现认同教育目的。
2. 优化教育方法
(1)将灌输和渗透相结合。学校在开展相关教育过程中,多数教师利用“填鸭式”教学方法,没有意识到学生潜意识的重要性。应将灌输和渗透相融合以保证教育成果。教育过程中,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2)软化认同教育。此教育流程历时时间长,需要几个时期的努力,如“认知认同”“行动认同”“感情认同”,而第三个认同即感情认同是中心部分,其是对基础内容直接做出判断的,是价值挑选过程。通常把爱国主义等思想融入教学内容中,加强对隐性教育的重视。软化教育,能防止学生对教学过程产生厌恶心理。教师应制订个性化辅导方法,在了解每个学生基础上制订教育方针,每学期完成4个个性化辅导任务以激发学生培养道德品质和核心价值观的兴趣与积极性,创造轻松愉悦的环境,让学生在接受认同教育时感受到快乐,对学生的学习有循序渐进的教育效果。
3. 构建内化制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过程中,应构建解读制度、高效运送制度、实际学习制度等。解读制度即为对核心价值观加以深入了解。主要方式为将价值观转变成学生实际价值观念、价值选择等。传送制度应构建传送平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理论课作为主要教育载体,将校园文化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工具等作为传播平台,构建教育体系。实际学习制度即为理论联系实践。如可带领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者利用互联网搜索有关民族团结的实事,通过实例实物让学生体会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能量,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4. 强化家庭教育
父母应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构建一个利于孩子身心发展的家庭环境,提供必要的家庭物质条件,和孩子之间要和平相处,不应施加暴力。坚持严格和孝敬原则,夫妻间保持恩爱,培养孩子良好的起居习惯,教导孩子讲卫生,节约用电,不随地乱扔杂物等,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认同教育要发挥出真正作用,教学机构应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以实现学生思想的认同,利用认同思想巩固教育效果。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认同教育作用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践应用。当前,人们受到多元化思想冲击,要想提高思想水平,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分析,论述其影响,并制订教育措施,从而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实践出谋划策。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道德品质,对策
参考文献
[1]王晨艳,李奎刚.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分析与培育着眼点[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