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身份认同

性别身份认同（共9篇）

性别身份认同 篇1

摘要：综观笔者所收集的资料, 发现学界对姊妹节的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其来源、发展、演变、主要内容、人类学解读方面, 却未见有从女性身份认同这一视角的研究。姊妹节是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节日, 从姊妹节的来源及内容都可以窥见其鲜明女性意识所传达出的强烈的性别身份认同。

关键词：姊妹节,性别身份认同,兴起原因,赠信物,社会功能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黔东南州, 一年四季, 各种节日众多, 故有“大节三六九, 小节天天有”之说。其中有以男性为中心的节日———牯藏节, 以老人为中心的节日———老人节, 以小孩为中心的节日———赶场节等等, 其中也有以女性为中心的节日———姊妹节, 姊妹节是以黔东南台江县为中心区域的苗族传统节日 (苗语称为“脑嘎良”) , 台江县位于黔东南中部, 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 清水江中游南岸, 总面积1108平方千米, 现有人口15万, 苗族人口占97﹪, 是全国苗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 堪称“天下苗族第一县”,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七, 以青年女子为中心, 期间的礼仪事项主要有邀情人相聚、叙旧交新、共吃姊妹饭、赠信物、结伴游方、对唱情歌等。女性是姊妹节的主人, 一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 与后生交往, 寻觅伴侣。

“身份”常用来表示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社会地位的依据或尺度, 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认同”则是某人个人或群体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追寻和确证。[1]而身份认同则是指“人们在个人或集体这两个角度, 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 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由文化建构而成的。”[2]P365, 那么, 何为文化呢?文化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 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 即器物 (物质文化) 和风俗 (精神文化) 。文化为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 赋予人类以一种生理器官以外的扩充、一种防御保卫的甲胄。[3]姊妹节属于文化中的风俗方面, 它的产生既满足苗族女性的某种需要。“拉康文化心理学认为, 身份认同是自我对于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而根据德里达的解构延异观, 身份认同则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 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 [4]如果说湖南江永及其周边地区的女性用女书 (在湖南江永地区发现的, 仅在女性中流传的一种文字) 来构建女性身份, 以达到被男性社会认同的需要, 在贵州黔东南地区以台江县为中心区域的苗族姊妹节, 则是苗族女性借“姊妹节”这种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活态节日文化来讲述女性为追求自主婚姻, 构建女性身份的需要, 传达该地区女性一直以来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及向男权社会发出严肃的声明:作为女性, 她们不再甘于被奴役的地位, 被任意摆布, 她们有着自己的意识, 有着追求自由爱情的强烈愿望并勇于付出行动, 达到被男性社会认同的目的, 实现自己的话语权。

一.“姊妹节”兴起的原因与女性身份构建

关于姊妹节兴起的缘由, 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最能使人信服的是台江县施洞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从前, 青梅竹马的阿姣和金丹, 双方一往情深, 难舍难分。但由于他们两家是姨妈兄妹, 按照村规不能结婚;因为苗族社会有这一习俗, 即如果舅家有儿子的话, 外孙女必须要嫁到舅家去做媳妇, 也就是舅家儿子享有优先娶婚的权利, 如果没有舅家的许可, 女子是不能外嫁的。阿姣的父母遵循此规矩, 把阿姣嫁到舅家 (还娘头) , 尽管成婚, 但阿姣死活不认可这桩婚事, 因而据理力争, 要求离婚, 舅家却坚决不允许。此后, 一方面, 阿姣通过各种方式百般刁难折磨舅家人, 以达到摆脱此婚姻的目的。另一方面, 她暗地里去野外与金丹约会。十一年过去, 舅家终于同意离婚。阿姣与金丹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阿姣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 终于获得自己幸福美满的爱情。许多年后, 施洞地区的三百多个姑娘找不到男子出嫁, 大塘地方有三百个男子找不到女子成家, 老年人就教姑娘们用阿姣的方法, 请大塘的小伙子们吃“姊妹饭”。姑娘们在当年三月间, 百花盛开时, 邀小伙子们吃“姊妹饭”, 结果个个都找到了称心的伴侣。从此, 每年三月就有了青年男女们寻找伴侣的“姊妹节”。[5]

另一种传说是金和娥的故事:

金是清水江畔帅气的小伙子, 娥则是此带美丽的姑娘。俩人偶然相遇并一见钟情, 且私定了终身。娥跟随金私奔。光阴似箭, 一晃一年过去, 娥既思念自己的父母, 又害怕自己的婚姻未得到二老的许可会遭来父母的责备, 因而她心情十分矛盾……最终娥的父母得知娥已经嫁给的英俊善良的金时, 内心里也原谅了娥, 并认可了娥的婚姻。此后, 寨子里的很多女性都加入了娥和金的这种自由念爱的行列, 而非服从包办婚姻。

由上文可知, 不管是阿姣和金丹的传说, 还是金与娥的故事, 还是施洞地区的三百多个姑娘找不到男子出嫁的传说, 尽管故事主人公不一样, 但这些传说都有着共同的因素:苗族青年女性为实现自己的婚姻自主, 或与男权社会中的“还娘头”制度、父母作坚决的斗争, 或为寻找自己的意中人而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吸引青年男子前来, 以便她们挑选自己的所爱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之人, 她们的努力最终取得了胜利, 实现自身的婚姻自主权, 她们这种行为也得到男权社会的认可, 她们的这种行为标志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她们用活态的节日文化形态来实现自身女性身份的构建。

二.“姊妹节”赠信物与性别身份认同

节日前夕, 苗家青年女子纷纷上山采摘鲜花野草并榨成汁液, 这些天然的汁液搅和糯米并蒸熟做成红、白、黄、绿、紫五种颜色的姊妹饭。至于苗家姑娘为何要在此节日里制作姊妹饭, 《姊妹节歌》明确说明了做姊妹饭的意图:来说姊妹节∕来唱姊妹节∕看那远古时∕姊妹七十人白手开成田∕田中种糯谷∕养鱼大如席∕女大嫁不出∕姊妹来商量∕大家献计策∕三月十五日∕下田捞鱼虾∕筹办姊妹节∕糯米五样色∕送给后生拿∕那是这年头∕再看远古时∕谁创姊妹节∕阿娇兴节日∕米饭凑九篮∕尽送金旦拿∕待转到后世∕学得阿娇样∕才做姊妹饭……苗族女性为解决自己的婚姻, 找到对象, 主动想出方法吸引年青男子前来, 因而置办了姊妹节, “人是铁, 饭是钢。”前来参加节日的男子们自然也不是铁, 因而聪慧的苗族女性从此角度找突破口, 做美味可口的姊妹饭给他们吃, 这一举措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既解决后生们的吃饭问题, 又赢得了年青男子们的心, 姑娘们用花篮携带糯米饭赠送给前来参加节日的自己心仪的小伙子, 并在其中放了精心选定的信物巧妙地表达她们对小伙子们的情意。如:“她们在送给年青后生们的盛姊妹饭的篮子里或包姊妹饭的帕子里, 放有松叶, 代表针, 表示要后生们以后回赠她们绣花针;放包谷须则表示回赠绣花线;放竹勾, 暗示用伞酬谢, 放几个竹钩则希望送几把伞;如放两个相连的竹勾, 表示邀请后生们日后多来交结;放香椿草, 表示姑娘情意已定, 愿意嫁给后生, 叫后生来引 (“娶”) 她过去;放棉花与芫荽则表示她们纯洁的爱情与盼望快速嫁娶的心情;如在盛姊妹饭的竹篮或箩筐里挂活鸭送给男方, 这是姊妹们集体表达的心意, 表示希望日后男方集体回赠她们一只小猪给她们饲养, 来年吃姐妹饭时大家再度杀猪联欢;若放辣椒、大蒜、树叉则暗示以后不再来往。”[6]苗族姑娘在糯米饭中携夹各种饰物, 含蓄地表达她们对小伙子的情意, 故有学者把它称为彩色的无字情书, 有首歌也很好地表达了此意:“月儿圆圆亮堂堂, 说声爱哥口难张;明晨送你姊妹饭, 妹的心思饭里藏。”故姊妹节又有“藏在花蕊里的节日”之称。从表面上看是她们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小伙子们喜欢、接受、拒绝与反对, 从更深层的本质上看, 这是苗族女性用女性特有的方式传达出女性群体反对包办婚姻的思想, 即她们有自己的意愿, 她们有选择和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 有拒绝自己不喜欢的男子的权利, 而非无条件遵循父母的意志而葬送自己的青春、葬送自己的爱情、葬送自己作为社会两大生理性别之一的女性应有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及话语权。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 姊妹节里赠姊妹饭并富有表情达意的饰物这一节日内容显现出对女性角色模式的重新界定, 是苗族女性强烈自我意识的显现, 在姊妹节中, 吃姊妹饭、游方, 都是作为主体地位的苗族女性主动地邀请男性、选择意中人、确立恋爱关系、婚姻关系的显现。苗族女性一反男权社会女性在婚姻中处于被选择、被欣赏地位, 相反, 把前来参加姊妹节的小伙子们作为女性选择、征服的对象, 以征服者、支配者的主体姿态呈现在男性面前。这正是对千百年来男权文化传统中对男主女次、男尊女卑角色定位模式的挑战!

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诸如历史、生产、服饰、饮食、居住、婚姻、天文、历法、农耕、宗教、传说、禁忌、音乐、舞蹈等等,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都可以通过其传统节日集中表现出来。[7]P223黔东南台江地区的苗族女性正是通过传统节日姊妹节表达她们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 即她们追求婚姻自主的强烈要求, 争取实现女性身份认同的强烈愿望。

三.姊妹节的诸多社会功能有助于实现性别身份认同

首先, 姊妹节期间, 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 深受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位来宾的喜爱并得到他们乃至世界的一致认可。喜庆、热闹的节日使众人沉醉、陶冶在其中, 这对于现代生活压力颇大的人们来说有利于放松紧张的情绪、缓解压力, 从间接目的来看, 众人在认可此节日所具有的这种功能的同时, 也就有利于苗族借姊妹节以传达出女性身份认同的设想。

其次, 全国各地民众前来参加此节日, 共享欢乐时刻, 有利于拉动地区经济消费,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 生活条件的提高, 更有利于人们摒弃男权中心主义思想, 从而, 有利于苗族女性身份认同愿望的实现。

结语:

可见, 不论是姊妹节兴起的缘由, 还是其主要环节送姊妹饭, 都彰显女性既有选择、决定意中人的权利, 也有拒绝不中意异性的权利, 在这选择与拒绝之间淋漓尽致地体现苗族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及实现男权社会对她们这一群体身份认可的强烈愿望。

姊妹节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社会学意义, 一定程度上为苗族女性实现身份认同开辟了道路, 但笔者认为苗族女性要真正实现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完全认同, 仅仅依靠姊妹节本身的意义来推动和实现, 还远远不够, 她们要想得到男权社会的认同, 必须要从提高自身能力的方面下苦功夫, 这是实现苗族女性身份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因为只有女性自身能力提升了, 才会真正拥有话语权, 才能与男性平起平坐, 其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得到男性社会的认同。

参考文献

[1]傅美蓉.女书与性别身份认同[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1) .

[2][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M].张鲲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4]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研究, 2004, 02

[5]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主编.贵州苗族民间故事[M].香港:海鸥出版社, 1975.

[6]杨昌国、张文生.亲历“姊妹节”———施洞苗族“姊妹节”的人类学考察[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05) .

[7]民族学论文选[J]. (1951-1983) (上册) ,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6.

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 篇2

“我”是谁？何种社会关系构成了“我”的身份？它们又是如何塑造“我”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国家是政治身份的主要来源和实施集体自决权的场所。一个爱国者会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体现其历史、政治和制度的特别生活方式。但是，国家提供这种独特性意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国家在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善的观点在制订政策时其自主性越来越小，还必须符合市场的要求，遵守相关国际条约（除非像北朝鲜或者不丹那样与世隔绝）。

到了21世纪，已经有许多著作谈论全球身份和世界主义。由于移民、劳工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因特网和新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风俗习惯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一种世界大同的情感。这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是“达沃斯人”，他们已经超越了对任何国家的忠诚，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或更负面的看法是把世界看作发财的场所）。但是“达沃斯人”有多大普遍性呢？结果发现，即使在达沃斯，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完全是“世界公民”。笔者曾经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交相关文章，并引起相互竞争的城市支持者的激烈辩论：约翰内斯堡对好望角，华盛顿对纽约等。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感受独特的欲望似乎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因为民族感情的淡漠，寻找补充品或替代品的最好场所，或许就下降为城市而不是上升为世界。

城市能提供替代身份吗？能提供一种独特性意识和特别的政治身份吗？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里，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鲜明对比。意料之中的是，城市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大部分城市理论往往集中在令都市生活不同于农村或小城镇的方面，如城市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是创造性和革新的中心等。“漂亮的”或“理想的”城市将试图根据成功法则将这些优势最大化。论证都市生活普遍优势的理论很重要。但是，论述让一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以及从规范性角度讨论城市身份认同重要性的理论却很少，所以，我们尝试这项开拓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城市居民特别骄傲的不仅是他们生活在城市的事实，与乡村生活相比，都市更令人向往；自己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事实也令他们特别自豪。我们把这种自豪感称为“爱城主义”。这种“爱城主义”源自认识到自己的城市很特别。如果一个城市只是表现出全球化的同质性，人们很难为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麦当劳附近的人很难为它自豪一样。共同体意识就像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扎根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往往需要附着在表达某种特别性或所谓的“气质”或“精神”上面。所以，我们研究了许多城市，认定我们讨论的九座城市确实都有一种气质。

当然，我们承认这个论证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前的社会批评家论述过大城市生活中的个人孤独与异化，而与农村和小城镇完全不同。正如马克·吐温在1867年所写，“每天沿着同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街道走上好几英里，用胳膊肘拨开前面的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或许令人向往，但源于独特性的共同体意识似乎不属此列。如果现代城市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可能是对最新潮的高科技玩意儿的高度个人化的追求。伴随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都市化潮流具有了把众多本地文化改造成为单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巨大威力。

但是，现代城市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世界主义，但是他们也渴望体验独特性。我们认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把世界主义和扎根于特别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的机会。的确，我们看到市民常常为其城市和城市代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他们试图培养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耶路撒冷人竭力推动其宗教身份，蒙特利尔人竭力推动其语言身份等。“我爱纽约”的口号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营销口号决不是巧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复制这个口号，中国的首都就常常能看到T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

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钱闹的，但这个口号确实触动了真感情。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纽约的城市精神是以个人主义闻名，但是它的共同体意识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类危机时刻就充分体现了出来。“爱城主义”产生于纽约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识；纽约人常常说他们爱这个城市甚于爱这个国家。其他美国城市则竭力表现出与纽约人的不同。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2011年当选芝加哥市长时，对芝加哥市民发表讲话说“我们与纽约人不同”。纽约为其成为移民的理想之都而自豪，芝加哥则对自己作为居民外迁最少的美国大城市而骄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芝加哥的人就一辈子生活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看到表现出独特身份与气质的城市往往产生最强烈的城市自豪感。

中国的挑战

城市能产生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体意识的观点或许遭遇中国的挑战。这个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和最具破坏性的都市化进程：从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6%一下子猛增到51.3%。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继续加快：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15个平均人口达2500万的特大城市。中国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让人类社会生活如此宝贵和有趣的多样性。中国城市先经历了30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过了30年美国式现代化。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两种经验或许都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表掩盖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独特性和共同体的追求。在中国，对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追求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因为传统的农村依恋感的削弱和快速城市化时代普遍感到的灌输新的社会责任感的需要。如果人们认同自己的城市——如果他们感觉到城市表达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就越有可能如此，他们就越有可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来关心和友好对待本城的市民同胞。笔者的新著出版（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共鸣）以来 ，中国几个城市已经确认在探索明显雷同的建筑风格背后的独特精神。这个观点是推动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北京经过精心酝酿和市民投票确定了北京精神，这将影响到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爱国、包容、创新、厚德”的口号张贴在北京的主干道上。上海则与之相反，它提醒我们，“爱城主义”常常是在与表达对立价值观的城市的对比中进行定义的。贝淡宁在北京和上海教书，经常有人问他更喜欢哪个城市。甚至在他回答问题之前，北京的朋友就说他或她是多么喜爱北京，讨厌上海，而在上海，则正好相反。显然，两个城市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它们体现在街道布局、不同经济活动方式、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甚至出租车司机的“侃大山”上。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样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产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则利用教育潜力和文化吸引力。不管这些政治工程的源头是什么，“城市公民”常常为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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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的写作主要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即城市能够把全球的开放性和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城市作为身份认同的场所还有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层次上追求独特性不大可能演变为深刻的仇恨和战争。实际上，“爱城主义”能够遏制过分泛滥的民族主义。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之外，城市一般没有军队，所以，城市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因此，独特性的共同体需要应该通过城市来满足。

虽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更强烈些，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危机时刻如受到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袭击时，人们往往能围绕一面旗帜聚集起来。我们在世界九座城市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无需延伸到整个国家。但这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比如中华民族的强烈共同体意识帮助推动人们努力在东部沿海和贫困的西部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但是不受更强大的爱城主义制约的民族主义则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正如民族主义煽动者更容易得到家庭亲情淡漠、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的支持一样。简而言之，我们并非主张爱城主义能够和应该替代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身份的来源（虽然未来可能如此）；而是认为，把地方自豪感和对世界的开放性结合起来的爱城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温和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基础。

城市精神的意义

确认城市精神的另一个理由，是拥有独特精神的城市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政治家来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革的计划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像库里提巴Curitiba （巴西）、旧金山（美国）和杭州（中国）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出国家标准。自封为“世界首都”的纽约市根据其抱负之城的精神有效地开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经实施他自己的气候外交，通过直接邀请世界数百位市长来集中讨论都市领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议和技术来减少碳排放，从而规避以国家为基础的高峰会。现在，城市能够测量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2010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都市论坛宣称，世界城市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计算其行政区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数量。这并非否认以国家为基础的合作和预算——庞大城市根本负担不起——的国际环境工程，但姊妹城市之间的合作能够确定和支持这样的努力。

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开发出一种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够帮助复兴凋敝的经济。一个漂亮的博物馆把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从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变成了艺术世界的圣地麦加。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在城市层次上的可行模式，可以向全国推广。中国不怎么被人所知的特征，是它给予城市相当程度的财政和立法自主权（不像美国和印度的城市，很多权力在州政府手里），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个经济特区城市深圳就是从1979年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当今拥有千万人口的繁荣的大都市。随后，从广州到上海等很多城市也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大连和天津竞相吸引世界经济论坛前往举办“夏季达沃斯”年会（最后决定轮流在这两个城市举办），两个城市都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居民带来好处。像成都和重庆等特大城市竞相承诺于实现社会正义，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面的长期努力推动的，离不开基层的协商、参与、清晰的财产权设计。相反，重庆则一直依靠国家权力和转移百万人来实现类似目标。如果成都的“温和”模式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面证明更加有效，它就可以为国家其他地方树立一个榜样，正如深圳树立的市场经济改革模式一样。

作为政治理论家，我们希望一个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励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如笔者所言，雅典和斯巴达模式的竞争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也出现在思想蓬勃发展的战国时代城市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宽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纪欧洲最开放和最宽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启发。当然，并非巧合的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语言权利的理论也来自于蒙特利尔，那里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须在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当然，城市应该确立一种精神的观点建立在城市富有精神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在新著中讨论了九个城市的独特精神。我们阅读了许多研究著作，试图提出具有历史性内涵的解释，但我们也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主要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个人体验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比较长的时间，他或她可能清楚认识到这个城市的精神或者“气质和习惯”。我们安排了与不同城市居民的访谈，对象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和不同性别的人。我们试图发现他们是否会提出共同的主张（如耶路撒冷的宗教、蒙特利尔的语言、北京的国家政治），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我们采用了闲逛的方式：随意的散步、与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那些并非依靠我们的亲身经历而了解的城市。我们的散步受到沃尔特·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计划（Arcades of Paris）的启发，该计划在巴黎的不同地区系统推行了很长时间，目标就是收集当地居民讲述的故事，绘制一幅更全面的城市精神图画。

对批评的回应

让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别人对我们研究方法的常见批评。有批评家认为我们的方法是印象式的，过于主观了，需要更明显的定量研究方法。我们的确承认定量研究很有帮助。确实使用了民意调查而且尊重调查数据，但问题在于，大部分调查对比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我们在新书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一章中更多使用了调查数据。在“特别行政区”香港一章中，也使用了数据，因为香港常常被研究者当作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独立实体。未来，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科学家能够进行更多以城市为基础的研究，研究结果可能会对我们的假设提出挑战。

其他批评往往来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有人指责我们扼要阐述了城市的“独特”精神，但实际上，城市非常复杂、多样而且在不断变化，远非一个价值或者一组价值可以涵盖。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假设或许对城市的核心更明显，比如若与居住在远城区的纽约人相比，抱负之城的精神对曼哈顿人的生活方式或许更重要。我们也同意，城市精神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我们就试图描述这种变化发生的方式。我们本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精神”与其说是一套价值观的承诺，倒不如说是对一种主张的承诺。就“你在罗马就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去做事”的责任而言，这意味着在罗马，你就要用罗马人使用的术语进行论证。因此，在耶路撒冷，人们争论宗教；在蒙特利尔，人们争论语言。我们作为关心规范性议题的政治理论家要做的，就是加入这些讨论。比如，耶路撒冷一章的要点不是提出乏味的宗教之争的观点，相反，艾维纳主张对宗教做出一种温和的、强调精神的、尊重人而非物的解释。虽然对宗教的这种描述体现在耶路撒冷许多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但艾维纳承认，要战胜教条式的和制度化的宗教仍然是艰巨的任务。蒙特利尔一章更乐观一些，这是因为，贝淡宁认为道德上可行的反思语言价值的方式已经慢慢成为主流思维和生活方式。但结果证明，这种论点仍有争议。蒙特利尔一章，就因为法语报纸一位著名记者引用我们的论证安慰那些试图复兴语言战争的人而引起轩然大波。不过，该论点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规范性。简而言之，我们试图提出对城市精神的特别解释，一个能够在道德上说得通的解释，并帮助带来城市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被指控为伪装起来的道德相对主义者。除了非常稀薄的基本人权，我们认为不管城市精神的具体实质是什么，它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蒙特利尔人赞成限制操英语者的语言权利，那就太糟糕了。如果耶路撒冷人赞成限制无神论者的权利，无神论者应该收拾行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抱怨。如果一个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希望通过建设没结婚的年轻专业人士更喜欢的单人间小公寓来推销其“艺术之都”的形象，希望留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就需要限制生育。曲阜的地方官员计划把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打造成为“孔子文化特区”，儒家学者已经反对在曲阜建立比孔庙更高的基督教堂的计划。那些想建造这样一座教堂的基督徒则需要到其他地方，因为儒家信徒不可能在梵蒂冈建造一座比圣彼得大教堂更高的孔庙。换句话说，我们似乎为城市管理者打着城市精神的幌子而采取的高度具有争议性和歧视性的政策进行辩护。多数国家不敢推动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很可能马上被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允许城市这么做呢？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确实应该更加公平，不偏不倚。但是，城市能够并应该被允许表达一种比国家更“浓厚的”生活方式，只要尊重基本的人权。而且，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也是市民期待其城市所做之事。有时候，城市比国家层面的政策更为开放和宽容。比如，2012年德国最高法院判定幼年的割礼属于违法，因为它等同于“严重的身体伤害”。不用说，犹太人和穆斯林会认为这个裁决很难执行。柏林市认为，它对宽容的承诺和与过去和解的态度比法院裁决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允许割礼。简而言之，城市在当今时代对人类的幸福十分重要，它们提供了一种国家无法提供的，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因此，应该有更多的通融余地来推动表达城市身份的政策。

我们在《城市的精神》精装本序言中说，“本书只是一个开端”。通常，这种说法应该被视为虚情假意的谦虚而遭忽略。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也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话题，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给“城市公民”赋予独特的精神和身份认同，就能让城市赋予人们力量，以面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

性别身份认同 篇3

电影无疑是社会时代感的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同性恋电影也毫不例外。然而纵观中国同性恋电影, 男同性恋电影与女同性恋电影却有着不同的倾向性。主要表现在结局的不同性和片中角色的身份认同性差异。

男同性恋电影的结局的主题永远都是分离, 一种是生命的分离, 一种是时间的分离。先以几部大家熟知的电影为例来说, 《蓝宇》中的捍东与蓝宇, 《美少年之恋》中的jet和sam。在他们的爱情世界, 有一种伤叫悲伤, 是睫毛再也承受不住泪球的重, 轻轻碰到就会滴落。在他们的爱情世界, 人生的冷暖只是取决于彼此心灵的温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 犹如夏日的空气里的一点甜甜的味道, 而结局永远是凄美。也许正如张爱玲所说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 它们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 远离人群, 也远离了生命。爱情开始的时候, 人生才开始。他们的爱情开始了, 人生却也戛然而止。蓝宇死了, sam自杀了, 这是大部分世界男同性恋的影片都会有的结局, 一个人生命的离去, 也许是对他们之间的爱的唯一合理的诠释。《蓝宇》结局中那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歌曲依然回响在脑海, 捍东的独白“你知道吗?这些年, 北京还是老样子, 到处都在拆呀建呀的。每次经过你出事的地方, 我都会停下来, 不过心里倒很平静, 因为总觉得你根本就没有走……”。面对他们的感情, 依然感动了, 依然落泪了, 也许正是因为那份凄美。再如《盛夏光年》中的余守恒和康正行, 离开或者将那份感情永远留在心里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当然这是中国男同性恋电影的大趋势结局, 但并不是指全部, 在此不做详细列举。

女同性恋电影的结局的大趋势却是美好的, 《刺青》中的小绿和竹子, 《蝴蝶》中的碟与小叶。她们依然经历了坎坷, 经历了无数内心的挣扎, 痛苦, 焦虑, 无数次的选择, 逃避, 但最终她们选择了勇敢, 选择在一起。这样的差异不免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为何导演会做这样的区分。这就体现一定的男女性别的传统认同性, 尤其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注重传统文化的国家, 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讲, 自古男性被认为是社会的主导, 女性是所谓的社会的弱势群体,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爱情是一个错误的话, 那么男性要承担的永远要比女性多, 就如同小孩子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 家人会对女孩子网开一面, 而男孩子就会收到惩罚, 因为固定的传统观念告知女生可以犯这样的错误, 而男生却不可以。女生可以牵手, 而男生是不可以的,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每一个一直都在这样做。也许正是因为社会一直也在默认男性这样的身份存在的合理性, 是以一种保护伞的身份生存, 所以同样的错误对男人女人的程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这也体现了虽然社会的发展使得女性的地位在一些形式上有了改变, 但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性本质并没有什么改变。这种差异性还可以从同性恋电影中角色身份的差异性中看出。

男同性恋影片中的主角大多都是十七八岁的正处于人生转折期的“转大人”青少年。例如《盛夏光年》清纯的学生制服, 熟悉的校园场景, 唯美的画面, 俊美的面容, 苦涩的恋情。或者是以“男妓”的身份出现, 《蓝宇》, 《美少年之恋》。这两种身份的共同点都是不成熟, 进而很显然不成熟所造成的选择依然是不成熟, 他们总是以一种“边缘人”的身份出现, 所以注定凄美, 但这也体现出了社会大众对男性在犯“错误”时的容忍性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本该强大, 本该是主流, 所以当你选择非主流的爱情, 注定遭受失败。

而《刺青》和《蝴蝶》中的角色都是比较而言成熟的角色, 她们是成年人, 有着大家眼中还正经的生活。所以当她们选择同性之爱的时候, 成熟的选择就会有成熟的结局。这也无疑可以说是对女性弱势群体性的潜意识认同, 她们是弱者, 也可以说是社会非主流, 当非主流选择非主流的爱情, 这可以被理解为一定程度上的正常性选择, 所以社会对她们的宽容性也就多了。

然而不管是男同性恋电影, 还是女同性恋电影, 不管他们或者她们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 寂寞是他们所有这样的人生命中的代名词。这也可以说是他们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所在。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真正的异性朋友, 也就是无从去理解原来男生和女生之间的才是所谓真正的爱情。中国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国度, 男生和女生之间的界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分得很清楚。老师, 家人都会告诉你男孩子不要和女孩子走太近, 女孩子不要出去和男孩子一起玩。在这样的潜意识熏陶中, 势必缩小了他们的可交际范围, 自己身边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最好的朋友也是一样, 而当寂寞的时候陪伴的也是同性别的人, 当他们慢慢长大, 互相关心, 爱护时, 这个时候自然会认为这就是爱,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无从定义为什么这样的爱不是爱情。也许唯一的答案就是因为一系列所谓的传统的禁忌。最终就如同泰国男同性恋电影《暹罗之恋》中结尾谬所说的话“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怎能不害怕和他分离, 而我们必须接受现实。于是长大了, 寂寞就是没有了爱, 比没有朋友更寂寞, 即使短暂也会刻骨铭心”。那些点亮我们生命的爱, 就彷佛这个发生在暹罗的爱情故事。或许, 她们或者他们该拥有的不该是指责,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反思。

参考文献

[1][美]蒂莫西·科里根, 著.如何写影评[M].宋美凤,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2][法]安德烈·巴赞.著.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收养家庭子女身份认同浅探 篇4

关键词：收养 身份认同 家庭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52-02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收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2%的被收养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渴望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收养；65%的人想要见到他们的亲生父母，94%的人想知道亲生父母到底长什么样。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事实对他们的自身的人格的发展，自我的身份的认同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又有哪些因素将影响这些被收养子女对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认同归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深层次挖掘关于收养子女对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认同归属问题。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了两个研究对象，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两位案主的基本情况。

A，出生在江南农村，女，25岁，大学二年级，刚出生便被送到了母亲的亲姐姐，也是就A的姨妈家中。养母和生母家就是相隔不远的两个村子里。收养家庭中有两个哥哥，分别比她大10岁和8岁。原生家庭中有一个大2岁的姐姐，和小1岁的弟弟。A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是被收养的。原生家庭迫于传宗接代的压力，要生个儿子，但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而A的姨妈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想要个女儿，于是生母的母亲，也就是A的外婆便做主将A送至姨妈家抚养。

B，同样出生江南农村，女，21岁。出生时因为算命先生说这个女儿将会给家里带来厄运，于是，父母通过外地亲戚的关系将女儿送给了外地一户人家收养。B在16岁时，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于是一个人千里迢迢找到亲生父母家中。收养家庭只有作为养女的B这一个孩子。原生家庭中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三、研究分析

（一）收养儿童的身份认同困境表现

同普通青少年相比，被收养者会面临更为艰巨的自我认同发展任务——收养角色认同1。案例中的两位被收养者，得知自己的收养事实以后，内心一直处于矛盾的变化中。一方面，对收养家庭充满感情，但同样又对于自己是被收养的这个事实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亲生父母的那种夹杂怨恨，却又在见到他们后感到无比欣喜的情感，让她们极为矛盾。

事实上，两位被收养者的依恋关系已经被重建，但显然收养这个事实对她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她们开始探索收养的意义。在这过程中，她们因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感到不安，无法认定自己属于哪个家庭。A不喜欢弟弟，只是这个弟弟的存在让她被迫离开了原生家庭，这也充分说明了A对于收养这件事的在意度。而B则是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在收养家庭中，她觉得孤单，而同自己的哥哥妹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让她找到了她内心想要的家的温暖和真实。

（二）影响收养子女身份认同的因素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受到其所生活的环境的直接影响。正常的生态系统应当是和谐的，平衡的；如果所处的生态系统不和谐，不平衡，那就意味着系统失调，而系统失调又意味着个人和环境的配合失败，即个人能力与环境的要求和期待不一致。2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环境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的。

1、个体

个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在于个体的自我定位。为何被收养者会卷入身份呈现和身份归属的困惑中呢？首先是因为收养事件本身所造成的身份确认和情感依附方面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体自身的角色领会和角色构造。心理学方法强调在身份认同中个体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也认为个体对积极的社会身份或自我认知有所需求3。因此，血缘和身世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A而言，亲生父母对其并无养育之恩，但她在叫养母为妈妈的的时候，却觉得这是对生母的一种背叛，这是来自于个体“内里”的反应。在A的心中，无论如何，生母都是自己的母亲。纵使有怨恨，却并不妨碍她在内心依然把他们当成父母。

而B去寻找亲生父母则是瞒着养父母的纯个人行为。一路上，她都觉得自己其实十分介意父母把自己送人，可是当她终于找到父母，并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天，那种家庭的温情，尤其是来自兄妹的手足之情让她感受到了另一种家庭的爱。而这种家庭之爱却又让她觉得对不起养父母。

2、外在与环境

来自个体外部环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个体所处的家庭或者家族，另一方面是来自邻居学校等。无论是A或者B，他们对两个家庭的认同度都同家庭成员对其的态度有关，对A来说，养母的态度对其影响很大；而对B来说，同时来自两个家庭的温暖让她有点迷失了。关于邻居和学校，A的邻居和学校对于被收养这件事情很早就知道，所以邻居们也自然会询问；而B可能是由于养父母对其保护的比较好，没有太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外在的因素还是对两位研究对象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归属上产生了影响。

（三）对于未来身份认同的思考

对两位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目前依然是在迷惘中，在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中徘徊。她们自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来自收养家庭的，也有来自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如邻居等或者舆论的压力。寻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寻得之后到底要如何处理却让研究对象深为苦恼。最主要的，这种身份认同虽然是研究对象个人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模糊尴尬的局面，却需要两个家庭间的协调。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两个家庭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这也是使得被收养人对于当前的身份认同深感困惑和迷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讨论与探索

身份认知的变动会带来很大的创伤——不仅需要调用大量的情感，而且还会促使人们去重新定义他们自身和情景。被收养人因为收养关系导致其出现身份认同的困惑。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处理这种困惑，则很容易在两个家庭中陷入挣扎，如上文所说，两个家庭之间也会为孩子而出现冲突和争夺，这会让被收养人陷入两难的抉择之中。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家庭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深入到两个家庭内部，去深入探索及了解两个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发展性因素。

注释：

[1]马艺丹,薛威峰,郑涌.儿童收养研究中的心理学问题[J].心理科学进展，2010，（3）．

[2]郑有富,俞国良.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研究[J].教育研究，2009，（5）

农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化解 篇5

一、导致农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

1. 农村学校所处的环境导致教师缺少归属感

教师对身份的认同是在教师职业生活中不断发展的。农村学校的环境常常给人一种无力感。农村生活不便, 缺少文化娱乐场所, 缺少专业发展的平台, 使得教师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许多农村学校, 教师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者住房条件很差, 这样的环境让许多农村青年教师缺少一种归属感。他们多在大城市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 清楚地知道城市与农村存在的巨大差距, 因而他们在农村学校中容易产生一种挫折感, 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对农村教师职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他们会想方设法调往城市, 或者从事第二职业, 或者寻找改行的机会。由于农村青年教师多拥有较高的学历, 因而也容易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所以, 他们可能比老教师更容易离职, 或从事第二职业。如果一名农村青年教师进城无望, 他就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不起热情, 对中老年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进而, 这就会产生教师身份的认同危机。他们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教师, 另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农村教师, 并逐渐失去在农村教师职业道路上积极前行的自信和勇气。

2. 对农村教师利益的忽视影响了教师的幸福感

农村教师待遇低, 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农村教师视为一种奉献的职业。传统的教师形象是一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形象, 是被他人的道德感所赋予的。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 是辛勤的园丁……, 但教师唯独不是他自己。这些对教师职业的描述, 难以获得青年教师的认同。当农村教师面临实际生活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将以往高大的教师形象视为一种欺骗, 并对教师身份产生强烈的不认同感。人人都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望, 教师也不例外。如果教师的利益得不到尊重, 就会导致教师在物质上的丰富感和精神上的成就感出现双重缺失, 并且导致其业务能力得不到提高, 停滞不前。教师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敬感没有了, 对前途感到困惑了, 他们就会变得消极, 甚至会排斥教师的积极行为, 导致教师的行为失范, 进而呈现出一种教师道德行为的虚无性。教师难以从他从事的这一职业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进而导致教师缺乏幸福感。

3. 不合理的教师管理制度使教师身份认同感缺失

农村学校办学经费困难, 供学校管理者可调配的资源不多, 加之管理水平有限, 他们常常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在这种高压下, 更多的教师选择屈服。为了应付上级的频繁检查, 教师被迫作假, 甚至逼迫学生说谎。绩效工资实行后,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学校管理者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学校, 实行定岗、定编、定责, 按照统一规范, 对教学进行全程量化的管理, 并将绩效工资的发放同量化考评结果挂钩。教师成为学校流水线上的工人, 学生成为产品。学校根据产品的统一质量即学生成绩进行评估。复杂的教学过程、丰富的师生教学活动、学生精神面貌和道德的成长, 变成一堆可以进行量化并能相互比较的数据。学校对教师的控制变成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视。农村学校这些刚性的评价制度, 导致教师自我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 教师难以摆脱它们的束缚而去追求教育本真的东西。不合理的绩效工资评价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教师只关注可被量化的工作。教师的每项工作被标上了一定的价格, 教师的爱心被金钱来衡量, 但金钱买不来教师对学生的爱。当教师的一切工作都被用钱来衡量时, 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不断被解构。教师在这种状况下, 工作压力巨大, 易形成职业倦怠。在不合理管理制度的规训下, 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不断丧失。

二、农村教师身份认同感危机的化解

1. 尊重教师利益

教育管理部门要考虑教师身份认同感形成的机制。教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教师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教师。在我国, 社会往往过多地给教师扣上诸多“帽子”, 只关注对教师身份的道德诉求, 而忽视了教师作为“人”的人性。社会只从教师职业道德和要求的角度去评价教师, 仿佛教师生活在真空中, 却忽视了教师的需要和个人价值。在《自私的德性》一书的“导言”中, 安·兰德说, “道德的目的是阐述适合于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人关心自己的利益, 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1]。教育行政部门忽视农村学校教师利益的做法, 导致农村学校许多优秀教师流向了城市学校, 从而扩大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一些青年教师在农村学校锻炼成为优秀教师之后, 多调往城市。农村学校已成为城市学校的实习基地。因而, 学校管理者在行动中应考虑如何将教师的自我利益选择与正当性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得到整合。教师的自身利益能否得到认可与保障成为教师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2]。学校管理者应该关注教师的利益, 满足他们的需要, 解决教师的待遇、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 保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只有这样, 才能使教师安心工作, 既留住他们的人, 也留住他们的心, 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同时, 教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能不断强化自身对职业的认同。社会及学校应加大对农村优秀教师事迹的宣传, 提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从而影响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

2. 引导教师关注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 提高教师的幸福感

教师道德应强调教师存在的生命价值和对教学生活意义的关注, 展现教师积极真实的自我。因而应让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是教师安身立命的基础, 帮助教师寻找一种能实现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方式, 增进人生的幸福感。在德国伦理学家石里克看来, “人们不应该追求幸福, 而应力求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3]。因此, 还应引导教师正确理解幸福, 使他们成为努力追求幸福的人, 并完善教师专业成长平台, 让他们能够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在教育实践中, 教师的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实现教师的身份认同, 进而促进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反之, 消极情绪体验则易造成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 并引起对改革的抗拒[4]。因而在教师培训中, 应根据农村教师的特点, 加强教师的教育哲学培训, 促使其反省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激励教师热爱教师职业, 提醒教师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 在乎自己的反馈。要求教师反思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 什么是充实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或者什么构成高尚的生活。引导教师追求生活的平实, 领悟为师之道, 思考如下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教师?这些问题的思考要使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不仅仅是糊口的饭碗, 而且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阶梯, 让教师在具有自足价值的教师职业生活中, 不断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3. 构建一种积极有为的教师文化, 全面考核教师绩效

教师对其身份的认同是在不断地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对教师提出高要求, 并相应地提供持续支持, 将有助于他们不断进步[5]。针对农村学校文化比较沉闷的现状, 应树立一种积极有为的校园文化, 创设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学校要建立一种以绩效和能力作为驱动的积极上进的文化。首先, 在管理上实行绩效管理, 加强与教师的沟通, 全面考核教师的绩效, 并宽容教师的失败。让教师在绩效工资发放方案的制定、反馈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 使他们获得一种自足感和满足感。在评定方案中, 要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其次, 为教师提供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能使全校师生处于一种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良好环境中, 让教师工作心情舒畅, 减少因绩效工资方案带来的不良影响。学校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针对农村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 积极开展各种集体活动, 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读书会等, 使教师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温暖, 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最后, 在农村教师待遇较低的情况下, 学校管理者应给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研究表明, 分享领导权是学校留住优秀教师以及吸纳新教师的有效手段[6]。赋予教师权力, 能使他们获得满足感, 在实践中获得身份的认同。

4. 指导教师的职业规划, 为教师提供发展的机会

学校各种管理措施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奖惩, 更重要的是促进教师的发展。学校管理者应引导教师进行职业规划。首先, 要引导教师认识到职业规划的意义, 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随着农村教师待遇的进一步提高, 农村教师吸引力的增强, 他们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其次, 教给教师职业规划的方法。引导教师对自己的生涯发展目标进行设计, 并制定出实现每一个目标的相关措施, 指引个体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引导教师寻找关于“我是谁”与“我将走向何方”等问题的答案, 使教师科学地规划生涯发展目标, 更好地实现教师发展。最后, 学校管理者还必须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获得, 而且也包括获得理解这些新观念和重新解释过去经验的新框架[7]。因而, 应让教师深入到实际环境中去做、去体验、去感悟、去反思, 从中细细地体味和咀嚼教师职业幸福的真正所在, 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安·兰德.自私的德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4.

[2]曲正伟.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7) :34-38.

[3]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71.

[4]李茂森.论专业身份认同在教师研究中的价值[J].上海教育科研, 2009 (9) :33-36.

[5]Barber, M.&Phillips, V.The Fusion of Pressure and Support[J].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2000, 1 (3) .

[6]阿尔玛·哈里斯, 丹尼尔·缪伊斯.教师领导力与学校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13.

《模仿者》:难觅的身份认同 篇6

唯·苏·奈保尔 (1932--) 是印度裔英籍作家, 其代表作有《米谷埃尔街》 (1959) , 《世间之路》 (1994) 等。而他的早期作品《模仿者》 (1967) 是一部拥有多元文化主题的小说。在《模仿者》 (1967) 中, 奈保尔描述了以特立尼达为原型的后殖民国家伊撒贝拉岛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独立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历史残缺, 文化错位, 身份模糊以及社会混乱无序。本文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中的文化表征, 身份认同, 反表征, 差异文化身份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国内有关《模仿者》 (1967) 的研究并不多, 该类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主人公文化身份, 作者身份以及主题研究。国外关于辛格文化身份的研究也为数不多。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后殖民理论进行分析, 可以说很少有从文化视角来对该文本进行阐释。因此, 鉴于这样的情形, 本文用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 由此给予读者看待该文本的另一种新思维与独特视角。

二.身份认同失败的辛格

1. 英国文化表征

霍尔在《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以下简称《表征》中这样阐释表征: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 其一是表征某种事物即描述或模拟它, 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其二是指象征, 代表, 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1]而霍尔为什么要对意义进行阐释, 探究呢?在《表征》中他思考表征与文化之间有何关系时,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意义对表征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人们正是通过表征这一活动来彰显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在奈保尔的《模仿者》 (1967) 中, 英国殖民者正是通过英语, 这一语言工具对伊撒贝拉岛居民进行身体以及思想上的殖民统治。英语描述着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事物。这样一个看似弱小的语言工具在漫漫时间历程中对被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英国殖民者的根本目的之所在:通过英语这一表征媒介, 灌输给殖民地人们这样的理念:英国殖民者的文化是优越的, 白种人是高贵的, 其他人种都是低劣落后的。因此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借用英语这一表征媒介来表达他们“优越, 高尚”的英国文化。当辛格回忆起自己的学习生涯时, 他回忆起老师通过放影片的形式对英王的加冕礼进行介绍。在老师的语言描述中, 原本普普通通的王冠便不再简单。王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实物, 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 而王冠的重量则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霍尔这样说过:“事物并没有意义, 是我们构成了意义, 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 即各种概念和符号。”[2]王冠本无意义, 仅仅是一个实物, 然而正是英国殖民教育者赋予了它王权的意义, 他们将王冠符号化, 因此在这样的殖民教育中, 当辛格见到王冠时, 他脑中出现的不仅是王冠的替代物, 更多的是他对王权的切身体会。也正是在英语这一表征媒介下, 英国文化的“高尚, 优越性”表露无疑。

2. 找寻英国文化身份的辛格

作为表征英国文化优越性的殖民教育, 它无疑为辛格在找寻自我身份认同的道路上铺设了许多障碍。霍尔认为表征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 还是一种模仿。作为一种强势的主流文化, 英国的殖民教育灌输给了被殖民地人民许多忽视自我, 种族的模仿意识。奈保尔的《模仿者》 (1967) 其书名就已显示出这种强烈的模仿行为, 因此有必要分析辛格的模仿活动。可以说模仿伴随辛格一生的成长过程。当辛格长大后, 他越来越向往去英国, 希望在英国找到他的文化身份。在伦敦, 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个模仿对象:房东夏洛克。辛格这样说到:“除了尊敬他, 我别无他物……他有揉搓耳垂和歪着脑袋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这个姿势对我是如此的有吸引力, 我模仿他”。[3]辛格因地域与自己的本土文化分离, 面对西方文化, 社会以及他人时, 他莫名地对这些事物产生崇拜感。辛格认为夏洛克的言行, 穿着都符合西方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 所以他崇拜他, 甚至对他拥有情人也觉得是令人尊敬而不应受到他人谴责。从夏洛克违背道德伦理这一点, 可以说夏洛克是一个伪绅士, 他的性格中没有哪一点是值得人们尊敬。然而辛格却不这样认为, 当处于错置的伦敦环境中, 在没有他人的正确指导下, 辛格只会一味地, 盲目地模仿崇拜西方人。对于辛格来说, 他要找寻到自己的英国文化身份无疑是困难的。霍尔是这样定义身份认同的:“用共识语言讲, 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 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 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4]因此对于辛格来说, 他的身份认同与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没有相似性, 辛格与英国人有着不同的血液, 种族, 两者不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在认知思想方面也存在极大差异。一方是作为强势文化, 另一方以辛格为代表的是弱势文化, 首先在地位上两者就是不平等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文化的碰撞, 地位的不平等必定使认知大相径庭, 辛格自然而然地不能与这个自然圈中的英国人形成共同的认知与理念。辛格的模仿可以说是他在找寻英国文化身份的第一次尝试。辛格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混杂的文化背景, 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致与统一的追求与追问才会如此强烈。当辛格试图通过模仿找到自我单一身份认同失败时, 他便将自己这样一种不满的情绪投射到幻想和他人关系的建构中。霍尔说过:“在悲恸和精神忧郁症里, 不是绑定某物于一个已存在的物体, 而是把其绑定于一个已被遗弃的物体选择。首先是按‘另一个来塑造’弥补了最初自恋的性欲愉悦的缺失。它基于幻觉, 投射和理想化。”[4]辛格在找寻自我身份认同时, 他首先是按‘另一个来塑造’即英国文化身份来塑造自我身份, 这一行为填补了他内心的身份缺失感, 带给他短暂的心里愉悦。然而模仿的失败意味着他找寻英国文化身份是不可能实现。辛格于是将这一不满, 愤恨的情绪投射到了想象中。他试图通过想象来缓解自己愤懑的情绪。他开始想象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光荣的历史。他着迷于自己的雅利安身份, 他将自己视为亚洲平原上雅利安骑军的领袖。而他这一举动正是模仿着白人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模式。霍尔曾指出过:“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 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 相反的论述, 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 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过程当中, 并且像所有重要的实践一样, 身份认同是‘运动的’, ‘延异的’。”[4]因此辛格要找到单一的英国文化身份认同是徒劳的。拉普朗什和彭大历斯也曾指出:“视作整体的身份认同绝非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与超自我的中介共存的需求是变化纷繁的, 有矛盾冲突, 又无序混乱的一样, 理想的自我是身份认同和并不一定和谐的文化理想组成的。”[4]

3. 辛格的身份认同困境

辛格在伦敦找寻单一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并非顺风顺水, 可以说辛格找寻的“身份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充满歧义的”。[5]当他在英国找寻的单一身份认同再次失败而不能实现时, 辛格试图将自己的目光放回岛国的文化中以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 然而他改名字一事却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他寻求的身份认同不可能是单一的, 这个抽象虚拟的身份认同是个矛盾体。当辛格在伊撒贝拉岛上小学时, 他曾把自己原先具有印度色彩的名字拉吉特·克力帕辛格改为英国化的拉尔夫·辛格。虽只是名称的改变, 但反应出的是他对自己源文化的一种排斥, 厌恶之情。名字同样也是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辛格不愿把这样一个具有印度色彩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根文化的反感程度之深。辛格的这种行为可以用托里·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 (1970) 里所提出的:种族自我厌恶性来进行概括。然而当辛格既排斥自己源文化, 又不被宗主国所接受时, 他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身份两难的困境。霍尔在阐释身份的未完成性时这样说到:“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已经完成的, 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 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 它永不完结, 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而对于辛.格来说, 他并没有身份未完成性这样的概念, 在他的思想中, 他迫切想找到自己单一的身份认同, 他至始至终都认为自我身份认同是单一的, 固定的, 而非持续, 生产性的。最后, 身份两难的境地使他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再次霍尔提醒我们:“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 语言和文化资源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 或‘我们来自何方’, 不如说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 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我们有可能在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5]

4. 差异文化身份

霍尔的反表征理论是针对特定族群在特定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惟有进行某种‘反表征’, 才能有效地彰显其作为‘他者’或‘族裔散居族群’或‘边缘族群’的文化诉求, 实现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这种‘反表征’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主流或支配性文化表征系统进行有效地揭示, 抵抗或颠覆, 用更贴近自身的再现表明或证实自己的文化身份, 阐释自身的美学价值。”[6]在《模仿者》 (1967) 中, 辛格反表征的行为就是写作。他试图用写作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此外, 辛格的写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可翻译的文字, 它们虽然微不足道, 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辛格曾说过:“语言很重要”[7], 在回忆录中, 他故意使用一些不可翻译的文字以显示伊撒贝拉岛文化的多样性, 而这些更近一步显示的是加勒比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异。文中辛格说到婚姻时用“Quantummutates ab illo”[7], 课堂上老师使用拉丁文:“Aburbecondita”和“caeruleus”[7], 这些不可翻译的文字并不是要增加阅读的困难, 而要显示的是一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忽视的自我话语权, 他用写作反表征着西方文化, 突显自我差异性。“霍尔最早在《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提出差异文化认同, 指出认同的关键在于主体与历史和文化叙事遭遇时形成的不稳定结合点, 因而自我应以文化叙事为参照来确认认同位置, 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差异———一种文化在场与缺场的较量, 所争夺控制的则是文化叙事的话语权。”[6]辛格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叙述方式, 摸索着自我身份认同。他试图通过写作发出自己突显差异的声音。霍尔曾这样说过:“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而不是从外部建构的”[8], 除了许多共同点外, 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 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9]辛格正是通过能突显自己差异性的写作试图找到自己单一的身份认同。但是这些差异性的声音过于弱小, 辛格的这一尝试仍然以失败告终。

三.结论

辛格在找寻自我单一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历经许多挫折与痛苦, 但最终他的尝试还是失败了。而他之所以失败既有外因, 更有内因的影响。作为表征英国主流文化的殖民教育灌输给了辛格太多的外来思想与意识, 慢慢地他忽视了自己的源文化, 源意识, 而盲目地对英国文化身份的向往使他离自己的文化之根越来越远。另外加之辛格对自己所居住岛国文化的厌恶, 更使他处于身份认同两难的境地。可以这样说, 辛格找寻自我身份认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是他对身份认同认识的单一性造成的。在辛格的思想中, 他总认为他所找寻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确定的, 不变的抽象事物。对于身份认同的流变性, 未完成性他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鉴于像辛格这样一类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人们来说, 要想找到他们稳定与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思想上必须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向:即将思考“我们是谁”转向为思考“我们会成为谁”, 充分认识到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与流变性。并且像辛格这样的人还应树立霍尔所提出的差异文化身份观, 立足于自己具有差异性的文化, 认清自己, 并努力揭示西方主流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与偏见。从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使我们更近一步审视辛格的身份认同之旅, 挖掘更多深层次原因。希望本文能在为其他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视角方面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Hall.Stuart.etc.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M].America:Sage Publication Ltd.1997.P16.Print.

[2]邹威华, 伏珊.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表征”理论[J].山西:理论探索.2013. (4) :42-45.

[3]Naipaul, V.S.The Mimic Men.London:Penguin Books Limited, 1967.P2.

[4]霍尔, 斯图亚特, 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P3.

[5]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技出版社.2000.P215.

[6]邹威华.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表征[J].当代外国文学.2007. (3) :P42.

[7].Naipaul, V.S.The Mimic Men.London:Penguin Books Limited, 1967.P27.

[8]霍尔, 斯图亚特, 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P5.

性别身份认同 篇7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困惑 篇8

——日本学者佐藤学 (2003)

作为高校初任英语教师, 笔者以及同事内心经常浮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从事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尤其在我们负责本系综合英语教改项目后, 感受到更多困惑、压力和内心矛盾, 更加强烈地感觉自己必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理解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的基本回答” (张茂森2009) , 因此笔者从身份认同角度解读高校初任英语教师在面临教学科研等多重压力下的困惑。本文以杭师大钱江学院文学系《综合英语》教改课题组为个案, 研究在“教研团队”这个特殊语境中, 高校初任教师身份认同之困惑以及原因和对策。

一、什么是教师身份认同

从“Identity”一词的释义来看:一是身份;本人;本体;特性 (who or what a particular person or thing is) ;二是同一性;一致性 (sameness;exact likeness)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1997;朗文英汉双解词典, 1992) 。“‘身份认同’概念既强调‘个体的差异’, 又强调‘群体的同一’。也就是说它强调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有机整合” (张茂森2009) 。教师身份首先代表教师本人, 所有可以标识其独特性、唯一性, 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不同的特征都是其身份的构成要素, 其次, 教师身份隐含该群体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属于该群体者应该具备的一定群体特征, 区别于其他群体。因此教师身份认同强调一名教师彰显差异性的个体自我 (我是我) 与彰显同一性的社会自我 (我是教师) 的有机统一。“沃克曼 (Volk-mann) 和安德森 (Anderson) 认为, 教师身份认同是一个个体自我形象与教师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张茂森2009) 。而教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平衡, 迷失自我。

“身份”常与“角色”、“自我”等概念同时出现,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 自我概念在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定义中是最本质的部分, 它强烈地影响或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方式、专业发展方式以及对待教育变革的态度” (张茂森2009) 。研究教研团队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具有实践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困惑个案调查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所在课题组成员感受到身处教学和科研压力下的身份认同困惑与混乱。起初我们只有感性认识, 经过理性思考,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佐藤学 (2003) 指出:“围绕学校和教师的话语……变得更加复杂了……关于教师的话语……混乱不堪”。当社会语境变得复杂或者对教师形象提出挑战, 教师开始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困惑, 对于刚踏入工作岗位的高校初任教师, 正处在自我形象重构的关键期, 身份认同困惑无疑影响其工作、生活和成长。不少研究者关注大环境的变化给教师角色带来的动荡和挑战以及教师在新形势下的生存状态和应对措施:教师先为人还是先为师?教师为何工作倦怠?教师遭遇哪些角色冲突?教师如何回归生活?也有很多研究专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身份认同和重构。但是这些研究还未特别关注高校初任教师构成的教研团队这个特定群体。本文将使用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研究:高校初任英语教师构成的教研群体存在哪些身份认同之困惑?原因何在?有何影响及对策?

2. 问题的调查。

笔者作为课题负责人, 对课题组成员进行观察, 不定期以闲聊、聚会、邮件、QQ聊天等方式与她们进行交流, 对她们所表达的困惑做了整理和反思, 围绕身份认同设计了一次正式访谈。访谈方式为QQ聊天和短信采访, 聊天记录和短信被完整保存。笔者选取课题组中6位背景相似的初任教师 (包括笔者本人) 作为访谈对象, 她们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3.访谈问题及结果。

问题1:在我们这个教研团队中, 你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6位教师对该问题的第一反应都是“困惑”、“莫名其妙”, 不知如何回答。在对访谈主题“教研群体身份认同”稍做解释后, 其中5位教师明确自己是课题参与者, 但更多是倾诉自己作为教师的角色困惑:“ (我是) 一个需要不断理清思路的老师。我觉得自己经常很混乱”;“由于自身的惰性多少有点被动, (参与教研团队) , 找到了一点归属感, 但对自身的角色还是较模糊”;“既是教师又是研究者, 又要做学生的导师又要做朋友, 既要努力工作又要照顾家庭, 总觉得必须扮演的角色好多, 数不完”;“我是谁呢?……没什么科研动力的人。”笔者虽然是负责人, 但内心也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一般应该科研能力棒, 资历比成员深, 经验比成员丰富, 但我却和大家差不多, 所以一直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问题2:你认为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吗?为什么?

有位受访教师把科研等同于发表论文、做课题、完成科研量等外在任务, 其中4位认为硬性的科研没有必要, 1位认为有必要, 原因是“不做科研无法生存, 要扣钱”。当把科研范畴扩大到包括教学反思、师生交流等方式, 抛开硬性规定时, 6位教师均认为应该做科研, 原因为:“因为这是对教师的一种提升, 是对教学的一种提升”;“因为学生在变、教材在变、时事在变, 你不思考就要落伍”;“研读一些理论可以对自己的教学有所促进”;“书还是要看的, 现在总是觉得有很多想法, 很多文章可以做”;“研究是反思过程, 是监控, 是调整, 没有研究, 教师会比较盲目”, “如果想成为好老师的话, 至少要研究学生”;“如果认真去做了, 能够反思、改进还是很好的。这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事”。但6位教师均表示科研压力大, 硬性规定影响自己的情绪和科研主动性。3

问题3:在我们这个教研团队中你感到孤独吗?为什么?

3位教师自述曾经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笔者曾经感到“强烈孤独感”是因为作为负责人, 压力大, 在项目启动之初对自己能力不自信、对成员的支持度和主动性不乐观。另外一位教师“曾经感到孤独”, 因为“自己很辛苦、很卖力地做了许多事情, 但是没有得到公正评判和肯定, 感到前途渺茫”。还有一位“孤独感有一点”, 原因“倒和科研无关, 因为这里除了同事和老公就没有太多熟人了, 而同事间又没有太多机会交往”。另外3位教师表示“不孤独”, 因为“大家在一起”, “有好的领导和同事, 有家庭强大后盾”。6位教师中有5位表示教研团队的存在可以减轻孤独感, 因为平时可以互相交流。但是1位教师表示教研团队也会给自己形成心理反差, 增加孤独感。另外2位教师表示课题组成员的私下交流多与科研无关, 只有与负责人交流时才会主动提到科研。

问题4:你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融合还是分开?为什么?

3位教师认为二者应该融合, 原因为:“工作的灵感和资源常来自于生活的某些方面, 愉快的工作反过来充实生活”;“想要完全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是不可能的, 生活会影响工作, 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也会在工作中有所展现, 希望工作和生活融合, 但希望融合是积极的而非相互消极的影响”;“因为两者可以互相提供反思的机会, 像镜子。从彼此汲取经验和力量。把二者融合有利于人的身心合一”。2位认为应该分开, 原因是“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 效率会高很多……一直很忙一直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这样很不好, 很被动, 不知道怎么计划或者懒得计划”;“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色, 人会表现出很多差异很大、甚至互相矛盾的方面。混在一起总是难以说清楚”。1位认为“看情况, 开心时融合, 做到享受两者;消极时分开两者, 控制负面影响”。6位教师均表示现实中很难将二者很好的或者完全融合。

三、解读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困惑

1.扮演多重角色身心疲惫。

访谈显示, 我们对自我角色感到模糊、混乱, 因为我们必须扮演多重角色, 导致身心疲惫。“美国学者威尔逊 (B.R.Wilson) 认为, 所有对他人高度负责的角色都要经受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不安全感。由于教师角色责任的弥散性、社会对教师角色期望的多重性、教师角色行为的复杂性与教师角色承受外在压力的脆弱性等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教师职业是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情境” (杨秀玉、孙启林2004) 。

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背负着很多外界期望, 需要成功扮演多重角色:作为较高学历的高校英语教师, 职业角色要求我们需要有过硬的专业学识、科研能力、教学技能, 还要有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操守;作为年轻的初任教师, 我们需要和同事领导搞好关系, 需要具备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哪怕疲惫不堪也要忍辱负重;作为刚工作的家庭成员, 我们既是父母、亲友的骄傲, 又肩负着家庭责任和义务;作为对生活充满渴望的青年,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多彩的梦想和渴望, 对事业有积极的追求, 但是不适应复杂的社会和琐碎的工作, 渐渐产生的倦怠感使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 甚至怀疑自己生命的价值。

2.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

访谈显示:受访者虽然都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校教师, 本该属于研究者群体, 却对科研的理解比较模糊、狭隘, 对“科研”一词表现出敏感、抵触情绪。她们普遍存在矛盾心理, 在潜意识中回避科研。她们虽然认同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 但硬性规定的科研压力严重影响她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至于她们将教学和科研分离, 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也有少数教师体会到教学和科研相长的快乐和成就感, 但是难以形成持久内动力。

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北外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师资培养模式研究”和“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课题组曾于2000年研制的《中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调查问卷》中对教学一线英语教师的工作、生活和科研环境进行抽样调查。在关于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环境的调查结果中, “教师在对科研的意义和需求方面出现明显的分流。面对‘一个好的英语教师不一定非要会搞科研’这一陈述时, 38%的人表示同意或者基本同意, 49%的人表示不同意/基本不同意, 13%的人无法对此提出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这种对教师进行科研的必要性的困惑在后面的开放型问题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在回答‘如果有进修机会, 您最希望学什么?’的开放多选题时, 受访教师做出的选择依次是教学法 (39%) 、语言学理论 (29%) 、语言基本技能 (20%) 、应用语言学 (17%) 、教育学 (10%) 、研究方法 (9%) 。在回答‘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时, 首访教师的选择依次为英语基本技能 (78%) 、心理学理论 (35%) 、语言学理论 (33%) 、教育学理论 (26%) 、科研方法 (9%) ” (周燕2000) 。

对此, 周燕教授 (2000) 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为何当今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要求越来越明确、具体、刚性, 而教师对科研方法的需求似乎没有相应增长?她经过访谈证实原因有: (1) 高校教师对科研对语言教学专业能力的推动作用认识不足; (2) 对科研方法的需求和热情往往会由工作压力大、科研能力有限、科研条件不足、时间精力不足而受到影响; (3) 教学中对科研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4) 思想上对科研对教学的意义存在怀疑、对会搞科研的教师的教学能力存在置疑、对发表的科研文章的原创性和真实性缺乏信心等。“这些观念上的问题和客观实际困难致使很多教师对科研选择了漠视或者退缩的态度” (周燕2000) 。

3. 教研团队互信和安全感不足。

就人际关系而言, 受访教师虽然是本系新教师, 但经过两年交往, 建立了亲密的同事关系。这为同辈进行教学科研探讨提供客观条件, 但事实上成员之间多为情感交流, 主题多围绕生活琐事和个人问题, 也经常交流教学经验和困惑, 互相提供心理支持, 但在科研方面的交流并不多, 甚至会主动回避。主要原因是课题组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不自信, 在教研团队中缺乏安全感。

为何在充满民主平等的高校中, 在科研条件、教学条件日益改善, 创新和自我受到鼓励的今天, 教师仍然对自我身份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为何有些教研团队形同虚设?因为教师的生存环境在急剧变化。随着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事业迅猛发展, 教育改革浪潮势头强劲。瞬息万变的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动荡着教师的生存空间, 动摇着教师原有的认知结构。“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来说意味着一次解放, 他们将拥有更多的专业自主、更多的专业选择和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然而, 与此同时, 教师也不得不放弃原有稳定、舒适与安全的专业场景, 面对改革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恰如鲍曼所说, 自由与安全是我们在变革时代无法兼得的事物。在享受更多自由的同时, 我们的安全感也在日渐丧失” (尹弘飚、操太圣2008) 。

4. 渴望生活与工作融合却力不从心。

“社会文化论观点认为, 师生通过课堂社会实践交往活动进行学习, 教师的存在和生活经历就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资源, 因此教师教授知识首先表现为教师作为人的存在, 教师的生活是教师教授知识的组成部分, 工作和生活不可割裂。教师的工作是教师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来源” (熊金菊吴宗杰2007) 。另外, Palmer指出, “好教学来自于教师身份认同的融合, 也就是教师工作与生活的和谐统一。这要求初任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由工作与生活的分裂向融合的身份改变” (熊金菊、吴宗杰2007) 。

访谈显示, 受访教师内心渴望工作与生活事融合, 身心统一, 但却难以实现。课题组6位教师均表现出疲惫的工作状态。跟周边公办高校相比, 本学院为独立学院, 鼓励青年教师教学创新、发挥个性, 而且工资高、待遇好, 但又以压力大、任务重、管理严格著称。而且学院处在发展期、改革期, 教师本人又是初任教师, 因此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 从而产生畏惧、逃避心理, 将工作与生活分开, 可以减轻工作带来的不适感, 在生活中保护脆弱的自我形象, 维系心理安全感。同时, 这个群体也面临生活压力。文中6位受访者作为女性, 读完研究生均已到婚育年龄, 可是刚走上工作岗位总希望以饱满的精力从事自己的事业, 所以不得不把婚育问题摆在次要地位。另外, 6位教师均刚成家立业, 要面临在杭住房压力和在杭高消费的压力, 其中有5位均是来自外地的“新杭州人”, 更没有经济基础。要想达到工作和生活融合, 既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又需要过硬的个人素质, 我们在主客观上都面临困境。

生活与工作割裂状态会影响教师教学。正如熊金菊、吴宗杰 (2007)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传统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传授客观、现成的知识和技巧, 课堂内容很少涉及教师的生活经历和认识, 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处于割裂的状态。”“在一般的课堂中, ‘真实性’也是凄惨地被剥夺了。课堂与其说是师生忠实于自己的真实而生存的场所, 不如说是意识到需要迎合他人的价值观、要求、意志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场所” (左藤学2003) 。如果英语教师无法接受世界, 无法接受自我, 又如何与学生进行真实对话?没有真实话语的课堂, 没有“真实的人”存在和互动的课堂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 如何实现工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统一是我们的困惑。

四、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实现以及成长启示

当前形势下, “教师的整个专业场景将发生彻底的转变, 教师以往熟稔于心的、早已内化为自我之一部分的专业实践、规范、标准与价值观基本上都将在改革中失去意义, 而在新的场景中重新建构身份认同也成为教师必须完成的使命” (尹弘飚、操太圣2008) 。如何实现高校初任教师身份认同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 关乎其作为生命个体的成长。

从身份认同的内涵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正是由于身份认同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 它也就同时具备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两种属性, 成为一种被个体内化了的社会位置。在社会性层面上, 它是指他人或社会对主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 体现了身份认同中制度期望的维度, 类似于中文语境中的‘身份’或由社会分派的‘角色’ (role) ;在个体性层面上, 它是指主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 体现了身份认同中自我建构的维度, 强调的是个体对其身份的主动‘认同’ (identification) ” (尹弘飚、操太圣2008) 。因此要实现身份认同, 一方面, 教师需要实现其作为群体成员或者社会成员的期望、符合配置和安排, 建立合作型的组织文化, 在与教学对象、同辈交流中建构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 作为个体的人, 教师需要发挥“较为变动的个体能动 (individual agency) ” (尹弘飚、操太圣2008) , 对自我身份进行选择和建构。在教学实践中, 不断反思自我, 认识自我, 接受自我的存在, 批判性地重构自我身份。

从影响教师身份认同的内外因素来看:“真实”是关键。教师作为真实的个体存在, 需要宽松的外界生存环境。高校在号召和指导一线教师进行改革时, 不能忽视教师的个体存在, 不能只把学生作为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 也应该重视教师的成长, 帮助教师面对改革带来的挑战, 实现教师身份重构。教师群体自己也要积极真实地面对现实, 在同辈中营造合作型组织文化, 共享资源, 同甘共苦, 创建和谐互信的生存空间。教师自身一方面要真实面对自我。承认自己的不足, 在教研实践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 增强自信, 逐步实现工作与生活中的身心统一。要有终身教育意识, 积极进行反思性教育实践。另一方面, 要真实面对学生, 在课堂中展现真实自我, 在教学中融入真实情感。这样高校初任教师方可实现身份认同。

摘要：本文选取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综合英语》课题组这个教研团队中的6位初任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在“教研团队”这个特定语境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困惑”。经过访谈发现, 该6位教师面临身份认同困惑, 解读其原因为:1.扮演多重角色身心疲惫。2.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3.教研团队互信和安全感不足。4.渴望工作与生活融合却力不从心。笔者从内、外因素两方面提出实现身份认同的对策:1.外部因素:高校教育改革应重视教师成长, 帮助初任教师应对改革带来的挑战。2.内部因素:教师群体应加强团队合作型组织文化建设, 真实面对自我与学生, 加强教师自身反思性和合作性实践。

关键词：身份认同,高校初任教师,教师教育

参考文献

[1]熊金菊、吴宗杰.师徒教师教育中的身份改变——以英语初任教师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 2007 (6) .

[2]杨秀玉, 孙启林.教师的角色冲突与职业倦怠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2004 (9) .

[3]尹弘飚, 操太圣.课程改革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制度变迁和自我重构[J].教育发展研究, 2008 (2) .

[4]张茂森.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 2009 (6) .

[5]张茂森.教师的身份认同研究及其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 2009 (3) .

性别身份认同 篇9

关键词：身份认同,亚文化,Cosplay

1 选题背景及意义

Cosplay是“costumeplay”的缩写,译为“角色扮演”,是指以服饰和道具的搭配,加上化妆造型和身体语言,扮演成自己喜欢的角色。

Cosplay作为动漫产业链的衍生产品,与动漫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典型的青年流行文化,具有“小众化”“新人类”的亚文化特点。其参与人员主要是对动漫产品感兴趣的青年粉丝群。他们通过角色的扮演来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心理的满足等一系列需求,同时也不断丰富其产业文化的内容,创造了新的消费符号。

2 Cosplay的亚文化特征

2.1 Cosplay是一种群体性文化

Cosplay的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群体或者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目前与Cosplay相关的社团不断涌现,如“重庆世纪诺亚”“杭州304”“北京Cosplay梦社团”等。他们在舞台上以群体的方式进行表演,台下则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有强烈的集体感。

2.2 Cosplay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

高质量的Cosplay作品,除了服装道具的高度还原,还包括角色扮演者对“母体”角色立体丰富的认识,以及在高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过程。

2.3 Cosplay是一种反抗性的文化

青年亚文化的通常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抵抗。青年群体由于要面对成人所规范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不愿意接受这种成人主导的文化规范。

3 Cosplay与身份认同

3.1 Cosplay与个体身份认同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Cosplay主要以动漫作品为生产的基础,而青少年则是动漫的一个既定目标群,动漫作品的内容大多洋溢青春气息,且具有个性化的角色描写,天马行空的情节展示,完整的故事框架都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能够生产属于自己特定意义的空间。

3.1.1 角色扮演的自我认同

Cosplay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扮演”是Cosplay文化实践活动的关键部分,青少年通常通过扮演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来实现截然不同的体验。“扮演”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另一部分自己,实现一个“完美版”的自己。“反抗与矛盾的嵌入与展现都位于现象的最表层,即符号层面”青少年个体通过选择扮演不同的动漫角色,来反抗现实中的自己,达到内心所期待的自己。

3.1.2“易装”与性别认同

“易装”是Cosplay活动中另一普遍现象,我们经常会在Cosplay展上看到女性coser扮演男性角色,男coser扮演女性角色。很多Cosplay爱好者以“易装”作为自己固定偏好且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名气,如“岚陵萧萧声”“E感应少年”等,Cosplay中的易装很大程度上处于角色扮演者本身对异性的好奇心和幻想以及另类体验,不仅如此,易装还承载着青少年对性别刻板划分做出的颠覆性突破以及对性别认同的体验。

3.2 Cosplay与群体身份认同

国内Cosplay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有着密切联系。互联网是Cosplay作品展示、信息交流及社群建立最便捷影响最大的空间。绝大部分的Cosplay活动都是以社团形式为主,角色扮演者通过对动漫“母体”角色的展示来标明自己的地位,获得群体归属感。

3.2.1 同类群体的身份认同

Cosplay群体通常以社团形式组成,角色扮演者通过各种方式与群体内部成员交流沟通,国内关于Cosplay的论坛有“Cosplay 8”“Cosplay王国”“Cosplay首席社区”等,Cosplay赛博社区主要的构成内容有:Cosplay活动的信息交流、社团cos活动参与者招募、Cosplay作品展示等。

3.2.2 区别于其他族群的身份认同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Cosplay群体成员为了凸显族群的差异性,通过划分各种边界、树立群体形象等方式来建构群体身份。

4 总结

Cosplay文化与摇滚、粉丝文化一样都是青少年群体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方式。而信息社会的开放与多元化则为这种繁荣带来了便利。Cosplay也是受益者之一。青少年群体通过Cosplay的创造性和戏剧性的演绎,张扬了自身关于自我、成长、身份和性别等一些列问题的独特表达,使其与成人群体的差异愈加明显,并积极构建了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