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性别

女性性别（通用12篇）

女性性别 篇1

性别歧视词汇主要是指表现在形式, 意义等方面对女性歧视的词汇。翻开历史的扉页, 不难发现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女性性别歧视现象:按照西方宗教圣经中所说, 上帝造物中为了避免亚当孤寂, 而从其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之夏娃;在西欧国家法国, 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 妇女才有了一些权利。根据Sapir-Whorf假说, 语言不仅是社会的产物, 它还能够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维和精神的构建。文章从词汇入手, 对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以及如何消除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1 从词汇的标记看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一个词的整体意义可以被分解为几个不同的元素或组成成分, 对这些成分的分析即成分分析 (Componential Analysis) 。这一理论是结构主义语义学家提出的一种分析词汇意义的方法, 所有实词的意义都可以分解成比词更小的“语义特征” (semantic features) 或“语义成分” (semantic components) , 这些语义成分既区别实词又使它们发生意义联系, 通过考察这些语义成分可以揭示意义之间的联系。语义成分分析法采用大写的词表示语义成分, 用+表示存在, -表示相反。

例如:Man:+Human+Adult+Male

Woman:+Human+Adult-Male

从上面的例子可看出英语词汇中在涉及性别时, 往往以男性为中心, 表示男性的词汇通常是“无标记的”, 也可用于中性, 即男女两性。有标记的通常为阴性词汇, 且这些阴性词汇只用来表示女性或女性的某一特征。又如, 在英语中brotherhood of man表示“手足之情”是无标记的中性短语;然而sisterhood则表示“姐妹关系”, 并不包括男性。此外, 英语词汇中用Mrs的称呼给已婚妇女标记, 用Miss给未婚的女子打上标记;而男性则不论婚与否, 都以Mr这种无标记形式来称呼。

2 从词的语义看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2.1 男性词义泛化, 女性词义降格

词义泛化是指由于某种原因一个词不再局限于以前特指的含意而具有与此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意义。英语中多用基本词汇进行泛化, 以man为例:Englishman (英国人) , Manhood (成年人) , manpower (人力) 。这些词汇均由man泛化而来。这时, 表示女性的woman一词就被隐没在原本表示男性的词man当中。另外, 与男性相关的词汇在泛化的过程当中地位逐渐得到了提升, 相反, 一些与女性相关的词汇发生了词义的降格。例如:英语中wench原指“青年女子” (girl, young woman) 尤指“农家姑娘, 女佣”后来却泛化为“荡妇”“娼妓”的贬义;由housewife (家庭主妇) 而来的词语hussy逐渐演变成了“轻佻的女人”之意, 地位一落千丈。

2.2 两性词的排列顺序以及选词

在英语中, 当男性词和女性词同时出现时, 一般遵循先男后女的顺序, 以显示男士的重要。例如:husband and wife;boys and girls;king and queen.这些约定俗成的顺序如果被颠倒就不符合语言表达的习惯了。虽然, 也有些例外, 例如ladies and gentlemen这也只是受到了“lady first”的影响, 而实际上女士并非永远优先。

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词的排列顺序中, 它也表现在词的选择和搭配中。在英语中有些词语可以用于形容男性, 对女性却不适用。如:固执的男人“strong willed (意志坚强的) ”, 固执的女人则用“stubborn (认死理的) ”;未婚的男士“bachelor (单身汉) ”, 未婚的女士“spinster (老处女, 尤指因性格怪异而嫁不出去的女子) ”;爱唠叨的男性用“articulate (表达力强的) ”, 爱唠叨的女性用“garrulous (喋喋不休的) ”。此外, 在英语中经常出现对女性带有歧视性的描述或称谓。人们通常会用食物, 植物或弱小温顺的小动物的名词来对女性进行称谓。例如, vixen (雌狐) , bitch (母狗) , goose (雌鹅) , bird (鸟) , crone (老母羊) , dog (狗) , cheese cake (奶酪, 蛋糕) , peach (桃子) , cookie (小甜饼) 等等。这些词通常在男性的口中指代女性, 实际上是对女性侮辱, 嘲弄, 甚至是不怀好意。

3 从构词法中看英法词汇中的性别歧视

3.1 后缀隐含意义的差异

英语词汇中表示女性的名词多是由男性名词的基础上派生而来的, 例如:hero heroine;prince princess;poet poetess;manager manageress.不难发现, 将男性名词变为女性名词的相应后缀--ion;-ess其词缀本身就含有卑微的意思。另外, 许多词汇如果没有阳性形式, 其阴性形式也不能存在。

3.2 合成词

英语构词方面性别歧视还体现在一些合成词上。许多合成词包含有“man”这一成分, 如:chairman, spokesman, saleman, postman等。虽然这些词汇不仅指代男性, 也可以指代女性, 可人们通常习惯把他们与男性联系起来。若要指女性, 往往要在前面加上“woman”来用以标记。因此, Miller和Swift认为, 英语词汇反映了“男性中心模式”。即, 在没有明确的性别提示的语境中, 男性词汇, 尤其是带有“man”的复合词, 是男性和女性的统称。在语法中, 性别模糊的情况下, 通常用代词“he”, “him”, “his”, “himself”.

4 对英语词汇中性别歧视问题的成因的思考

语言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是人类思想的载体。词汇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有其社会, 政治, 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从社会历史传统来看, 英国社会的等级观念非常严格, 妇女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是导致英语词汇中性别歧视的源头之一。另外, 其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 妇女地位一直处于劣势及从属地位。因此,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 性别歧视词汇的出现不足为奇。

劳动分工的不同也是造成英语词汇中性别歧视问题的一方面原因。在传统的分工中, 男性占领了绝大多数的地位高的职业, 而女性大多从事着地位地下甚至的没地位的工作, 如操持家务, 抚育下一代。因此, 男性的社会地位会越来越高,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男性和女性的语言行为逐渐被加上了各种“规范”:男性语言趋向于男子汉气概, 粗鲁, 果断, 勇敢, 这些都是男性语言中的特点;相反, 女性语言则受其相对卑微的社会地位的影响, 要有“淑女风范”, 有礼貌, 保守, 温顺, 体贴, 服从是其语言中的特点。

另外, 从心理角度来看, West和Zimmerman认为, 女性并不是天生就处于社会的低层, 而是受到了社会规约的影响, 从而在心理上把自己塑造成为了弱势者的形象, 因此,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 以及诸多针对女性的社会规约面前, 许多女性已在心理上无形中接受了自己的从属地位。

5 消除词汇中性别歧视策略

首先, 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是人们头脑中对女性歧视思想的表现, 要消除词汇性别歧视就要根除性别歧视观念。因此, 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 鼓励中性词及无性别词汇的使用。女权主义者认为, 在性别所指未确定的情况下使用带-man的符合名词和he, his, him作为中性代词是语言词汇中的性别歧视。英语中出现的折中词是值得鼓励的, 例如:fireman (消防员) ---firefight;chairman (主席) ---chairperson。尤其是在英语教学中, 教师应鼓励学生多用中性词。

最后,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在语义学方面体现的最为深刻, 词汇的含意能直接导致女性地位的降低, 因此, 要消除英语语言的性别歧视现象, 从语义学方面作为切入点是极其必要的。

摘要：性别歧视现象在英语词汇中屡见不鲜, 文章从词汇的标记, 构词法以及词的语义等方面对英语词汇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尝试性论述。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 政治, 心理等原因, 并给出消除词汇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建议。

关键词：词汇的标记,构词法,词的语义,性别歧视

参考文献

[1]汪榕培, 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2]高文成.语言学精要与学习指南[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3]张明燕.从英汉语言看性别歧视[J].江南大学学报, 2004 (5) .

[4]何晓曦.英汉词汇中性别歧视现象对比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

[5]刘丹.英语中性别歧视现象及女权运动对它的影响[J].渝西学院学报, 2002 (2) .

女性性别 篇2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社会文化和制度造就了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对《诗经》中众多女性形象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使我们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些女性形象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们通过她们也可以进一步知晓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

社会性别是相对于生理性别而提出的，刘伯红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读本中》提出社会性别是指“人们认识到的基于男女生理差别之上的，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它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社会文化及其制度造就或建构的。”社会性别体现的是社会、历史、文化对两性的界定，体现了两性所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两性所遵循的不同社会准则。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其中与女性相关的文学作品约有100多篇，以至游国恩先生认为：“与其说‘风骚’代表《诗经》与《楚辞》，倒不如说代表女性。”《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她们中既有纯真烂漫的少女、勤劳善良的少妇也有孤苦哀怨的弃妇。孔子《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所录诗歌大多来自民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可以说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和造就了《诗经》中众多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她们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

一、农业文明下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形象

西周至春秋时期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当时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开始应用。在以农业为主，桑织采集渔猎为辅的`生产体系中，女性从事着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 ，她们既要采摘、养桑蚕、制衣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劳者歌其事”，像《葛覃》、《卷耳》、《汝坟》、《采繁》、《柏舟》、《氓》等作品中勤劳朴实的劳动妇女形象跃然纸上。《周南?葛覃》的第二章节中“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写一位女子经过浸煮、抽丝、制衣之后美丽的衣裳穿在身上。辛劳淹没在成衣的喜悦之中，它表现在不仅是对成衣的喜悦，更是对人先天本能——劳动的满足，劳动即生活，生活就是美。

《周南?芣苢》中“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写一群劳动女子采摘野菜，欢快的情绪在简单明快的节奏中荡漾，她们完全把劳动当成了乐事和享受。王夫之在《诗广传》中的评价是：“君子观于《芣苢》而知德焉!”这里的“德”无疑是指中国劳动妇女那种勤劳的传统美德，而从把诗的价值提高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

二、周代审美文化下的窈窕淑女形象

周代审美文化中对女性的审美观崇尚自然健康、内外兼修和温柔敦厚，《诗经》在首篇《关雎》 中即描写了窈窕淑女的形象，西汉杨雄《方言》 中指出“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内外兼具的“淑女”既是《诗经》中歌颂的对象，也是值得“君子”来“寤寐求之”和“寤寐思服”。“窈窕淑女”一语表现的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统一。它既体现了周人美善结合的审美原理，也体现出了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句所蕴涵的中和之美的思想。

《卫风?硕人》中“硕人其颀。”其中“颀”是高大的意思，《诗经》时代的人们以“高大硕健”为美，是从人类实际功用要求出发而产生的对人躯体美的外在审美要求。接着诗中对庄姜美丽容颜进行刻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颈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峨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以看出庄姜的美完全是纯粹的天生丽质之美，不掺杂任何雕琢。《邶风?静女》篇写“静女”，曰“静女其姝”，郑笺言其“女德贞静”、“美色”，众善皆备 ，“故可爱之”。

三、男权宗法思想桎梏下婚后的妇女形象

周代是个男权社会，男性把女性当成了自己的附属品。《诗经》中关于男女日常婚姻生活的诗篇中，不缺少那种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爱情诗。但这种幸福的爱恋在以婚姻生活为主题的诗中已经少见。大部分女性形象，有的是终日操持家务、内心痛苦的思妇;有的是疲惫不堪、满心苦恨的弃妇。而她们的丈夫们，要么是背井离乡，守边关、服徭役;要么是背信弃义的负心汉。如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首诗就是写：丈夫远离家乡在外服役，妻子盼望丈夫归来，内心充满着盼望、孤独和寂寞。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性别歧视 篇3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女权运动  性别歧视  话语权  平等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国际译学界发生了一场范式变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领域开始涉及到各种视角下介入的译学变革：多元系统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纷纷登台。这无疑开启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翻译研究格局。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从此应运而生，它着眼于从女性主义的性别视角来看待翻译研究，重点揭示翻译领域中性别歧视的现象。期间涌现了诸如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芭芭拉·戈达德（Babara Godard）、劳丽·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家。通过分析女性和翻译在父权社会中的相关和相似性得出：女性和翻译一样，长久以来在父权社会中处于边缘化从属地位，没有公平的话语权，受到性别歧视，因而主张采取相关翻译策略以彰显女性身份，谋求身份认同及平等的社会及政治地位，消除翻译中的性别歧视，发展一种性别平等的语言。这对传统的翻译观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本文以《洗澡》英译本为例，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视角来解读性别歧视问题，探讨了性别歧视对翻译作品的影响，揭示文学翻译作品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强化大众的平等性别意识。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主义受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影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从最初反抗男权压迫发展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和性别歧视的社会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是在父权文化的传统译论中，通过让女性语言发声，掌握话语权，彰显女性视角，以谋求在文学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抵制在文学翻译中渗透的人为的性别歧视现象。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产生的背景

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思潮的发展，女性主义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和外延，女性主义逐渐成为妇女解放运动自我指涉的符号，旨在追求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解放女性思想，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等相关议题。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消除性别歧视，谋求社会平等。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性别成员对另一种性别成员的不平等对待，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性别歧视有着深刻的社会及历史根源。

以张伯伦、冯·弗罗托、西蒙等为代表的一群西方女性主义者和翻译理论及实践家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将女性和翻译联系起来。她们认为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从属于男性社会层，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及社会政治地位。同样契合的是，翻译领域充斥着各种暗含性别歧视的隐喻，并将译文的背离与女性背叛结合起来，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或“漂亮而不忠实的译文”等。父权体制下的翻译研究植入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差异，使翻译也被视为从属、衍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因此西蒙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将女人和翻译放逐于底层的纷乱的概念。[1]（P188）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涵

女性主义翻译观指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渗透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明确提出了对应策略以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

1.指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可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翻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 and Metaphors of 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了暴力对待以及20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2]（P16）性别歧视现象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女性地位上，更渗透到了女性基本话语权中，在翻译中的主要表现是：（1）把男性语言作为规范或标准，而女性语言附属于男性语言;（2）男性语言特征多呈现积极意义，而女性语言特征往往显现出消极意识;（3）文学译作中，译者因受到男性权威社会论的影响，会有意或者无意识地在译事活动中彰显男性权威，树立男性中心思想，弱化女性地位。

所以，女性的解放首先应该从语言中获得解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挑战传统翻译观，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显现女性话语权，构建女性身份以谋求平等的社会地位。

2.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女性主义者首先肯定了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不是男性能够察觉到的，或是男性根本不想察觉，或是不知不觉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译者有一种置女性于父权统治下的心态。因此，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下，需要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她们多采用“重写”方式（rewriting），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提出主要通过补偿（supplementing）、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这三种策略来重写原文文本。[3]（P388）从而以此凸显女性身份，解构男性中心话语，掌握话语权，重建新型的男女平等关系，消除性别歧视现象，谋求女性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

三、以《洗澡》译本为例，解读译文所体现的性别歧视现象

女性主义者将语言作为翻译研究，认为语言能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同时又重写并改写着文本。在当今社会中，因译者自身的社会身份及性别意识的干预，同时缺乏对女性社会身份的认同和深刻理解，在一些情况下，译者会直接或者间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女性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性格进行改写、贬损，以凸显男性权威。文学翻译作品中，也充斥着性别歧视的影子，女性的情感、地位、身份逐渐在译文中有所淡化、忽略甚至是贬损。下面以杨绛所著的作品《洗澡》及梅珠迪、史耀华的英译本为例，以主人公余楠和宛英的描述为视角，通过对其中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发现译者通过改写文本以维护男性主人公余楠的男性权威形象，淡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以下以实例具体分析文学翻译作品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

（1）原文：余楠有一点难言之苦：他的夫人宛英实在太贤惠了，他凭什么也没有理由和她离婚。[4]（P9）

译文：Yu Nan had a problem he couldnt talk about.His wife，Wanying，was just too virtuous;she gave him no pretext for divorcing her.

解放前夕，文中的余楠利用想和他成婚的胡小姐借机出国，所以萌生离婚之念，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所以有了上述的表达。作者之意应是：他为了自己飞黄腾达，竭尽全力去挖掘离婚的缺口以借词卸责，可是奈何宛英贤惠淑德，使他没有找到任何离婚的托辞。余楠自私卑鄙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而译者将作者的主体“he”转换成了译文“she”，反倒成了“妻子宛英没有给他离婚的借口”，将主动抛弃妻子的行径变成了被动无奈之举。这种主体的转换间接地黯化了余楠卑劣的行为，弱化了他贪图享乐，为自己“远大前程”而抛弃家庭的不道德心理，甚至折射了余楠无奈的心境。

（2）原文：宛英曾发愁给丈夫遗弃了怎么办。[4]（P24）

译文：Wanying often worried about how she would live when her husband left her.

宛英在看到丈夫余楠和其他女性打情骂俏、怡然自得的场景后，渐渐笃定花心丈夫终会抛弃她。解放前，女性在意识形态上仍属从属地位，还延续着封建思想中“女被夫休，生活凄惨，颜面何存”的悲凉境遇，所以“遗弃”二字是作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自然传达女性的弱势从属心理。而译者轻描淡写地用“left”这个没有任何褒贬之义的中性词来表达“遗弃”“抛弃”之义，把丈夫的不忠不义撇个干净，只留丈夫“离去”之影，弱化其“见异思迁”“始乱终弃”之行。

（3）原文：余楠“花”虽“花”，始终没有遗弃她。[4]（P26）

译文：Yu Nan might be a ladiesman，but he never deserted her.

事实上，余楠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行为宛英早已察觉，之后她发现了胡小姐寄来的书信，证实余楠和胡小姐比翼双飞计划落空，丈夫的花花肠子已从之前的“料定”之想印证成了“确定”之实。译者却用“might be”这样表达可能性较小的词组来推诿余楠朝秦暮楚之实，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虚化事实，以维护男性尊严。

（4）原文：老太太去世后，宛英很乖觉地把老太太的银行存折交给余楠说：“房契由我藏着就是了。钱，还是你管。”[4]（P26）

译文：After her mother-in-law died，Wanying shrewdly gave the bankbook to Yu Nan saying，“Leave the house deed to me for safekeeping，thats all. 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

余楠母亲在弥留之际，将银行存折交由宛英保管，以防儿子将来有变。事后，宛英又将存折交由余楠，并不是自己不愿意接管，而是如后文所讲“不过她宁愿及早把存折交给余楠，免得他将来没完没了地算计她那几个钱”。宛英“乖觉地交”其中实有多少无可奈何。妻子的一句委婉无奈陈述“钱还是你管”，译者却用否定疑问句“Why dont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你怎么不保管家里的钱呢？）呈现出妻子在推诿责任，不管不理家庭财务的假象，实则凸显出丈夫在掌管财政大权方面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译文将中国传统女性的宽厚忍让、无可奈何演化成了甘心情愿、服从顺从。余楠轻浮浅薄、急功近利的行为却被于无形中掩盖。

（5）原文：不过他说宛英该留在国内照看儿女，他自己呢，非走不可。[4]（P28）

译文：He said Wanying should stay in China and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He himself 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

余楠认为出国不仅能使他飞黄腾达，还能和胡小姐比翼双飞。所以，他以在国外谋得职位要出国为借口来搪塞宛英，达到抛妻弃子的目的。他所谓的“非走不可”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金蝉脱壳”的技法，正中他的下怀。而译文却用“had no choice but to leave”这样一种表达呈现出他走投无路、无可奈何的形象。这极大地弱化了余楠见利忘义、背弃家庭的可耻行为。

（6）原文：宛英亲自收拾了茶杯的碎片和地上一摊茶水。[4]（P458）

译文：Wanying cleaned up the shards of the teacup and the puddle of tea on the floor.

三反运动中，余楠做自我检讨时，被群众揭底。他误认为是宛英告密，回家后宛英为他递上热茶，茶杯却被余楠摔得粉碎。经过盘问、思索，才知是自己的女儿泄露了秘密，误会了宛英。作者的“亲自”一词应是再现了以宛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女性温良、隐忍的特质，纵然丈夫有错也会宽容的胸怀。所以“亲自”一词不能省略，因为它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而译文却将“亲自”一词幻化于无形，悄无声息地省略而过，收拾残局被视作宛英的理应之举，这也折射出了女性应服从服务于男性的男权思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译者是否能对女性社会身份认同和理解，确实对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译者在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改写或者弱化都折射出译者主体身份对男性权威的维护。对女性身份认知的缺失，是文学中特殊的隐形的性别歧视现象。译者对女性作品的解读，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或无意的性别社会意识差异都是影响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应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翻译作品，尽量避免因性别意识差异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性别歧视。在翻译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时，尤其要把握女性的身份、性格特征，避免以无意识的弱化思维来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从而彰显男性的霸权意识。

四、结语

通过对女性主义翻译观的阐述和分析，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领域中充斥的性别歧视现象。同时，女性主义翻译观以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在表达女性追求平等社会政治地位，增强女性话语权及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洗澡》英译本为视角，具体实证了翻译活动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而呼吁译者应尽力保持客观、公正、全面的认识，避免因性别差异而产生额外的性别歧视，弱化或贬损女性形象，应准确表达原文内涵，把握女性主人公的身份特质，真正深刻认识女性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避免色彩浓厚的主观翻译和性别歧视。

注释：

①Sherry Simon（雪莉·西蒙）是20世纪90年代初具有代表性的女

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她认为：翻译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下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翻译者就是要识别和批判这种夹杂性别歧视的翻译活动。

②Lori Chamberlain（劳丽·钱伯伦）：美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家，她的著作《性别与翻译的隐喻学》，是女性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作，主要揭示了文学翻译中女性歧视的现象。

③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翻译家，主要

总结了女性译者常用的三种基本策略，以辅助译者介入文本，凸显女性的社会身份，引发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关注和重视。

④《洗澡》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杨绛所著长篇小说，是

一部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题材的作品，由梅珠迪和史耀华译为英文。

参考文献：

[1][英]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7：185-188.

[2]穆雷.翻译研究中的性别视角[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18.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85-389.

[4]杨绛.洗澡（英汉对照）[M].梅珠迪，史耀华译.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2007.

[5]苏艳.翻译中的男性自恋考察[J].外语教学，2013，（1）：

104-108.

[6]祝平燕，夏玉珍.性别社会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

35-38.

[8]王冬梅.《紫色》象征意义的女性主义解读[J].西北第二民族学

院学报，2004，（1）：116-120.

[9]许伟丽.父权统治下的语言建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的话语解

构[J].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10，（2）：67-70.

[10]许宝强.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6-22.

性别差异与女性画家成长趣话 篇4

关键词：女性,女性艺术,女性主义艺术

一、性别差异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 趣话男女:性别差异客观存在

女性这个特定的角色怎么来的, 最有趣的说法在《圣经》记载:“耶和华神就用那人 (指亚当) 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众人都知女生男, 唯有《圣经》告诉人们“男生女”:上帝先造了男人, 再取下男人的一根肋骨, 造了女人。那么, 《圣经》无非是想说:除了男人是女人生的, 起初的女人也是男人生的, 男女平等。女人的出现, 弥补了男人独居的种种不好。

(二) 性别差异决定不同生活方式, 产生不同的生活群体, 决定不同的风格

众所周知, 《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经书, 其对女人、男人的定义, 无论古今中外, 均具有最基本的指导意义。男女生理学上的不同, 必定带来很多行为和心理感受的差异。前者决定行为方式, 后者营造生活群体。这个世界不再是男人独居独统的世界, 而是精彩纷呈的男女互通互融的世界。就绘画来说, 大家熟悉的画风, 其实都有性别差异的存在:坚实色浓, 以大块面为特点的油画, 往往具有阳刚之美;平面淡雅的中国画却往往具有一种女性阴柔之美;洛可可艺术风格偏女性审美;巴洛克艺术风格则阳刚。

很多人不明白, 为何从古至今, 从东方到西方, 女性艺术家、画家, 相对于男性来说都寥寥无几?作为一名女性画家, 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就在于很多女性对性别与性别预设认识还不到位, 没能很好地发挥出女性的性别风格, 达成与男性世界的良好互融, 以及与社会各界的和谐共享。

二、正确对待、合理运用性别差异, 可以帮助女性画家快速成长

(一) 女性的性别差异不应被美术界忽视, 美术界女性不能缺席, 也不能为了差异而差异

在美术界常常会产生男性就是中心的错觉。在这个错觉的指引下, 女性的经验、感觉、视角往往被忽视。再加上女性的群体和圈子常常局限于家庭、情感之中, 被排除或者主动呆在广大人生、广阔天地、跌宕经验之外, 女性缺席往往成为美术界的常态。有评论家认为:“在个性化的人格意义上, 女性是一个缺席, 一片空白, 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尽管这个观念可能有些偏激, 但女性在美术界不如男性活跃, 没有得到其应该得到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女性作品数量稀少、质量未到极致之外, 我们还常常看到一些负面现象, 比如有些美术评论家对女性艺术作品缺乏理解与尊重, 对女性忽视, 甚至瞧不起女性。也有个别女性艺术家过分强调性别差异, 接受、鼓吹“女性主义艺术”, 以获得社会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 将女性艺术冠以“女性主义艺术”甚至“女权主义”的标签, 或者东施效颦, 为女性而女性是不对的。女艺术家林天苗曾说:“艺术就是艺术, 没有男性艺术和女性艺术之分。我就看作品, 不看性别, 所以我挺反感参加女性团体的展览, 非常反感, 跟我所有的想法是相左的。” (1)

(二) 女性艺术应当成为当代艺术范畴的一个部分, 用自然特质展现充满个性的共性之美

女性艺术, 而不是“女性主义艺术”, 应当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在当代艺术中的概念是:具有鲜明女性特质, 与女性的性别、身份相关, 而且与传统、历史、社会无法分割的一种当代女性艺术现象。在绘画界, 我们看到蔡锦的《美人蕉系列》, “呈现出的女性独特的体验具有女性敏感而丰富的潜意识特质和强烈的女性感受的情绪, 真切地表达了女性艺术家自身的个体生命在生活和艺术中的体验。” (2) 我们也看到女性画家申玲常常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 传达出一种女性画家特有的纯真、稚拙美。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中国的女性艺术家与西方出现的“女性主义艺术家”是不同的。多了两个字“主义”的艺术, 体现出的是性别意识的极端化、性别差异的不和谐存在。而中国的女性艺术家, 习惯于在创作中关注女性经验的题材, 关注与女性情感、生活、内心对话息息相关的人、事、物, 注重的是女性感官直觉的艺术表达。比如女性画家阎平的作品《母与子系列》, 几乎全反映的是母与子的日常生活细节, 注入的是“一种女性照顾小孩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情感表达” (3) ;夏俊娜的油画作品, 几乎全是女性梦境般的小资生活情调的书写;申玲的油画用一种女性稚拙的感受和笔调去表达女性日常生活细节的感受。

(三) 正确对待、合理运用性别差异, 可以帮助女性画家快速成长

既然男女之间差异是天然存在、不可能消失的, 正确对待、合理运用性别差异, 就成为女性画家快速成长的不二法门。笔者认为, 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帮助女性画家快速成长:一是美术界应该对女性艺术家的成就多一点肯定, 鼓励女性艺术家勇敢发声, 提出既富有个性、异于男权主义权威, 又能与男性群体良性互通, 与社会和谐共存的声音和观点;二是女性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能缺席, 或者占位不发声;三是对待残余男权制思想, 女性要以女性的自信、女性的特质让狭隘的男权制自动退位。女性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优势和特质, 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 如女性审美是特有的阴柔审美, 女性作品充满着浓浓的“甜、糯、嗲、嫩”女性特质, 等等。

结语

成熟的女画家, 张扬自己的女性特质并非目的, 而只是手段;也并非终点, 而只是起点。美术表达中强化性别差异的感受特质, 让作品更有特点, 其目的在于能与男性世界产生更加良好的互动共融, 与男性一起平等地、富有创造力地共享艺术之美。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一样, 都是艺术特质的起点, 男女相互尊重、共同创作、共享创作成果, 才是大家繁荣艺术的共同终点。总而言之, 成熟的女画家与成熟的男画家一样, 追求的是互融、共享, 与异性互融, 同社会共享, 而不是男权主义者标识的“女权主义”标签。

参考文献

女性性别 篇5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张 娜 来源：考试周刊 发布

时间：2007-11-03 关键字:英语 女性 性别歧视 语言 词汇

摘要：本文从熟语和人名两个方面，运用举例、对比等方法，探讨了英语中对女性性别歧视语言的词汇特征。

关键词：性别歧视 熟语 人名 词汇特征引言

性别歧视是以性别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歧视现象，是一个性别成员对另一个性别成员的歧视，既包括对女性的歧视，也包括对男性的歧视，实际上常指对女性的歧视。性别歧视反映在语言中就形成了语言性别歧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观点是在揭示了语言的不对称现象以后提出来的。语言学家们相信，受宗教法规、等级制度等制约的文化环境中的语言，反映的是男性世界图景的本质内容—男性属于中心地位，而女性的形象却是残缺不全。文化伴随意义，语言国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受民族文化制约（即形式上来表现）的附属义，主要包括潜在的感情色彩和评价色彩，两者相互联系，其总和概括地体现了人们对事物现象的褒贬态度（顾亦谨，1991：23-4）。词汇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最密切，透过词汇的文化伴随意义，可以看到文化里渗透的性别歧视。本文将从熟语、人名两个方面谈谈英语中对女性性别歧视语言的词汇特征。女性性别歧视语言的词汇特征

2.1熟语

熟语按其性质可分成谚语、俗语等六类（王德春，1997：144）。本文仅讨论前两类。

2.1.1 谚语

谚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语言简洁的化身。语言学家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民族之明镜”，“语言活化石”（杨永林，1987：37）。谚语作为观念文化的产物和语言的组成部分，无疑会折射出性别歧视的思想意识。

汉语里的“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的就是女人多嘴多舌，英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Three women and a goose make a market.在英语谚语里，描写女人多言的谚语似乎跟鹅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Many women, many words;many geese, many turds（鹅的粪多，女人的话多）；Where there are women and geese, there wants no noise（有女人有鹅，把耳朵都能吵破）。（徐超墀，1983）

夫妻关系中对女性歧视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A woman, a dog and a walnut tree, the more you beat them, the better they are.（拳脚之下出好妻，棍棒之下有义犬，核树敲打结果多。）The house goes mad when women gad.（女人爱闲荡，一家乱纷纷。）Smoke, rain and a very crusty wife make a man weary of house and life.（烟熏、雨漏、泼辣妇，使人厌世家难住。）（徐超墀，1983）

2.1.2俗语

现代美国俗语里，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表现为把女人比作食物、植物、动物。有些词乍看挺美，但实际上语义双关。这与女人的外貌、性别及年龄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容颜的苍老，所用的词也发生变化，含有轻蔑、讽刺、厌恶之意了。可见女人处在被供养、观赏、品尝和玩弄的地位，女性的重要性仅仅在于美丽、年轻和性方面。下面对“The book of slang”(1983)中出现的带有对女性性别歧视的词汇进行分类。

2.1.2.1比喻食物

peach 桃子；漂亮女子；cherry樱桃；处女；sweet-pie甜馅饼；情人；tart果馅饼；妓女；举止轻佻的女子；cheesecake干酪饼；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mutton羊肉；做少女打扮的老妪；tomato西红柿；妓女；漂亮女子

2.1.2.2比喻植物

blossom花；女人；daisy雏菊；漂亮姑娘；rose玫瑰；极其美丽可爱的女子；rosebud玫瑰花苞；漂亮姑娘；初入社交界的女子；clinging vine有藤蔓的植物；依赖男子的女子；wall flower墙头花；舞会中无舞伴的女子；shrinking violet蜷缩的紫罗兰；羞怯的女子。与此相反，男人的角色主动、刚毅、果敢，难以想象有谁把男人与花朵联系在一起。唯一能侮辱男人的就是骂他象个女人似的：pansy（三色紫罗兰，无大丈夫气的男子）

2.1.2.3比喻动物

人们用动物比喻男人和女人，并把自己的好恶和褒贬也带进了这种比喻。由动物的形象及其比喻引起的联想常能产生各种各样受民族文化制约的附加意义。这种附加意义反映的就是民族心理特征以及民族风俗和伦理道德观念。

cat猫；心地恶毒的女人；bitch母狗；坏女人 淫妇；crone老母羊；干瘪的老太婆；butterfly蝴蝶；轻浮的人（尤指女人）；bat蝙蝠；妓女；dragon龙；严厉固执的女人；heifer小母牛 漂亮姑娘； shrew地鼠；泼妇；悍妇。

美国作家Nilson.A.P.(1982)曾将女人的一生用chicken metaphor来描述，英文如下：In her youth, she is a chick, then she marries and begins feeling cooped up, so she goes to hen parties where she cackles with her friends.Then she has her brood and begins to henpeck her husband.Finally she turns into an old biddy.幼时，她是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长大后结了婚，开始有种被关进鸡笼里个感觉，于是她去参加妇女集会，在那里唧唧喳喳与女友们说个没完。再后来，生了孩子，开始象母鸡啄米一样无休止地谴责丈夫。最后，她成了一位十足的长舌妇。

这段话用一连串绝妙的双关语，形象地描写了女人的一生，其中几个“关键词”都与鸡有关。如chick（小鸡；小女孩；年轻的女子），coop（把鸡关进笼子；受束缚），cackle（母鸡下蛋时咯咯叫；形容女人嘀嘀咕咕地讲），hen parties（母鸡群；妇女集会），brood（（鸡等）一窝；小孩），henpeck（鸡啄米；“妻管严”），biddy（母鸡；长舌妇）。

2.2人名

从表面看，人名只是人们用语言区别人的特定标志，每个人名都有具体的确定所指，千万个人名只是相区别的语言个体存在。实际上，无论是人名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含义，都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顾亦谨，1991：77）

2.2.1名字的文化内涵

2.2.1.1名字的含义

“人名是各族人民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反映了各族人民的风俗、信仰、希冀、向往和艺术创造以及它们与历史的联系（顾亦谨，1991：77）”。因此，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观念，反映出父母对男孩、女孩的不同期望。人们普遍认为女子名应该表现出女性的美丽、温柔与“贤妻良母”的气质（刘晓民，1998：89），所以女性常以花卉、小动物和珠宝为名，以显其娇气、嫩弱、依赖、爱惜、呵护，供人欣赏、受人珍藏等被动意味。如：花卉Rose, Lily, Violet;小动物Faw, Salmon, Vanessa;珠宝Ruby, Jewel, Crystal, Diamond, Margaret等。

2.2.1.2名字的短暂性

女性在年幼时，是父亲的daughter，从父姓；长大了，就成了某某人的girl friend；结了婚，按照惯例，不仅要放弃姓，有时甚至是名字。当妇女无权拥有自己的“姓氏”，无权拥有自己家族的“姓氏”时，无形中就强化了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这样一种观念（Spender D.,1985:24-5）。比如在美国，一个叫Mary William的女子和一个叫Henry James的男子结婚后，Mary William的名和姓完全被取消了，她从此被称为Mrs James。丈夫死后，妇女仍得保留夫姓，若是再嫁，又得换后来丈夫的姓。

即使出了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改变，如大名鼎鼎的英国前首相Mrs.Thatchel（撒切尔夫人）,虽为铁娘子，但人们也只知她是Mrs.Thatchel, 而真正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上任美国总统Klinton的夫人原来也是一位婚后坚持用娘家姓的“解放了的妇女”，为了帮助丈夫竞选总统，才改用夫姓。对她来说，这大概是为丈夫的事业所做的最尴尬的牺牲。更换姓名的传统，反映了美国女性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选择自己姓名的权利。

2.2.2名字的作用

在英语语言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表现在一些表示女性和女孩名称的词，经常被用来指称一些令人厌恶的事物。如：南美洲有一种毒性很大的蜘蛛，交配后将雄蜘蛛吃掉，英语中称其为black widow spider。

在美国，过去常以女性的名字来给飓风命名。二战期间，美国海陆军气象人员首次以女孩名字按字母顺序为太平洋上爆发的飓风命名。该方法于1952年被美国气象局采用。第一张飓风名单为“Alice Barbara, Carol, Dolly, Edna, Florence, Gilda, Hazel, Irene, Jill, Katherine, Lucy, Mabel, Norma, Orpha, Queen, Rachel, Susie, Tina, Una, Vicky and Walis”。破坏性很大的飓风称为Hurricane Betty。气象局用女孩名字命名飓风的做法曾引起许多妇女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名字与飓风雷同的女性受到了人们的取笑，并由此造成生活中的麻烦和苦恼（夏决芬、陈晓珊，1999：71）。

有些毒品的名称也冠上了女性的名字。在Judith S.Neaman %26 Carole G.Silver写的“A Thesaurus of Euphemisms”(1983)一书的“（服毒后的）幻觉与幻觉者“中，一共有20个词语，其中5个用来描写女性，1个描写男性，中性14个。如用Mary, Mary Jane, Mary Anne, Mary Warner婉指大麻毒品marijuana;用 White Lady, Old Lady White 婉指可卡因毒品cocaine;用White Nurse, Miss Emma婉指毒品吗啡morphine,而男性名称婉指毒品的只有Boy一词，人们用它婉指毒品海洛因heroin。

通过对女性名字用途的考察，我们也找到了女性受歧视的痕迹。

小结

本文从歧视女性这一角度，从熟语和人名两个方面，运用举例、对比等方法探讨了英语中对女性性别歧视语言的词汇特征。性别歧视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它反映着操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学习语言，不仅要掌握语言符号，还要掌握符号里蕴涵的民族文化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语言，充分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

参考文献：

女性性别 篇6

关键词：社会性别；苗族民间作品；女性形象；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085-06

目前，学界关于苗族研究的文献很多，涉及苗族历史、苗族文化、苗族语言、苗族教育等多方面，成果丰硕。但是，对苗族民间作品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现有文献中，《苗族女性文化》（1995）对神话中的女性始祖、传说中的青年女性、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古歌中的女英雄四类女性形象进行写实性描述；《苗族文学史》（1981）、《苗族民间诗歌》（2008）两部作品着重介绍《仰阿莎》、《娥娇与金丹》、《久宜和欧金》等8首影响较大的爱情叙事诗，并对《仰阿莎》诗中的女性形象仰阿莎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此外《苗族文学史》还介绍了部分嘎百福歌的女性形象；单篇文献研究方面，在知网上搜索到与苗族女性形象相关的文献仅见潘定智的《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洪桦的《试论苗族爱情叙事诗歌的悲剧性》、龙初凡的《试论〈仰婀莎〉的艺术形象》、余勇的《最美丽的歌——解读苗族长篇叙事诗<仰阿莎>》等几篇。且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单篇作品或某类体裁作品女性形象类型分析和作品艺术性的分析上，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对作品女性形象的社会地位及其成因进行阐述的文献少见，这是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研究的一个不足。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国内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苗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居全国各苗族地区之首。且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印的27集苗族民间文学资料集中黔东南地区的就达18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以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为切入点，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将女性形象放置到社会文化背景下，系统深入地剖析女性形象的社会地位及其成因，使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研究进入到一个更深更新的层面，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黔东南苗族民间作品的女性形象拥有和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

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指男女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在社会文化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社会发展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因此，在精神上女性应该独立自主，摆脱依赖男性的软弱心理；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上，应当与男性结成彼此尊重平等相处的伙伴关系；在对待国家和组织的态度上，应该主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能成为一种工具[2]。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考察分析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以下简称作品的女性），可以看到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作品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独立意志和独立愿望。当爱情婚姻出现问题时不是哭泣或诅咒，而是奋起抗争以获取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她们相对平等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她们享有和男性大致相等的权利上。

（一）情歌中的自由恋爱权

情歌是苗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唱情歌是苗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主要形式，从陌生到认识、相知、相恋进而成婚的全过程都要吟唱情歌。据学者统计，苗族情歌中的女主人公占2/3左右，她们面对意中人表现更为主动率真，唱出的情歌大胆而热烈，毫无忸怩做作之态。如：“浅水深水一起过，千言万语一起说，离开别人没关系，离开阿哥呀！简直就像谁扯掉我的心！”① ①苗族文学史编写组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八集·黔东南、湘西苗族情歌[C].贵阳中中印刷厂，1959：42.女子以最质朴浅显的语言深深地打动心上人，让人为之感叹。从情歌可以窥见作品的女性和男性的地位平等，都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唱情歌时，既可以男唱女答，亦可是女唱男和，无论哪种方式都没有性别歧视。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女性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自觉地把握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并在自己世界观的指导下选择人生方向、追寻生命意义和发出自己的声音[4]。情歌中的女性意识到了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当爱情降临时不是傻傻等待、被动接受，而是充分行使话语权尽情表达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

（二）婚姻理辞、离婚歌中的离婚自主权

理辞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有季节理词、民事纠纷理词、丧葬理词等。婚姻理辞是民事纠纷理辞中的一种，用于调解各种婚姻家庭纠纷。当出现难以解决的纠纷时，男女任何一方都可请理老来主持调解，理老则用理辞来劝导双方和好，对于执意要离婚的在演唱完“劈筒歌”后判决离婚。如，《离婚理辞·女方理老的说理辞》讲述妻子无法忍受夫家的无理行为，跑回娘家请理老来阐明离婚的缘由：“米不给我舂，水不让我挑；先前还整我，以后就怀恨；公公装耳厚，婆婆做脸黑……我才回到自己家，我才跑到自己屋；……我上山找大树，出门找理老。”……“论情是你错，论理是你输……”[5]这位女性通过理老旗帜鲜明地反对夫家的无理以及解初痛苦婚姻的坚决态度，最后成功离婚。

离婚歌是青年男女的一方或双方表示忠于愛情，决意解除封建包办婚姻，希望达到自由结合的歌。如，《离婚歌》：“山坳不踩就不矮，不如意的婚姻不离就不脱……假使离不脱，妹妹就请大家来讲理，妹妹要像打雷一样的讲理。只要妹妹下决心，踩到哪里哪里都会矮，说到哪里都会赢。……假如山谷有水，哥哥象妹妹一样的真心，我们就在游方场上定终身。”[6]歌中的女子向恋人表明自己坚决解除包办婚姻的态度以及对对方的忠贞爱情。

从以上婚姻理辞和离婚歌可以看见女性同样享有离婚自主权。“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如果感情确定已经消失或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会成为幸事”[7]。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离婚”行为既是苗族社会对女性婚姻自主权的维护，更是女性充分行使离婚自主权以获得重新追求幸福的体现。

nlc202309030502

（三）爱情叙事诗、逃婚歌中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取

苗族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指苗族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丈夫结婚的权利；第二是婚姻破裂后的离婚自主权；第三是离婚或丈夫死后还有再婚的自主权。此处特指作品的女性形象采取各种办法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进行抗争，甚至是牺牲生命也要争取自己选择丈夫的权利。

古代爱情叙事诗《久宜和阿金》[8]讲述久宜和阿金相爱却遭到氏族的反对，几经抗争后氏族才同意买牛祭祖分支开亲。可是在姑表婚习俗的重压下，阿金被迫嫁到舅家。面对才五六岁的丈夫，阿金要求退婚，却因久宜家无力支付舅家索要的巨额外甥钱“白银三百两，骡马三百匹，水牯三百头，鸭子三百对，花布三百块，差点不允许，多了也不要”，二人还是不能成亲。人们有感于舅权制对幸福婚姻的摧残，纷纷支持她们斗争迫使舅家降低礼金，使得两人最终成亲。

逃婚歌是反映青年男女在情投意合之后，婚姻方面受到家庭的阻拦，双方表示愿意逃走他乡成婚的歌。苗族逃婚，多数是女子主动，逃婚歌也多是女子所唱。如，《逃婚歌》[9]：“我俩逃走吧！逃不出去呀！顺河逃走吧！顺河逃走好，河水淹脚印，……大概逃走了，逃婚有道理，有理就要逃！”逃婚歌唱出了女性对婚姻自主权的争取。从某种意义上讲，逃婚是苗族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反对用婚姻损害自身利益的有力法宝，对争取妇女地位和自身的解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0]。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作品的女性已经“意识到社会中应该有自己身为女人的一个合法、独立的生存空间”，部分女性甚至“已经意识到身为女性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人”[11]。当婚姻自主权要被剥夺时，她们并非俯首帖耳、沉默不语而是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争取到选择丈夫的权利。

二、黔东南女性形象具有相对平等地位的成因分析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考察女性问题，应该将其放在男女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而不能将女性问题孤立地割裂开来[12]。曹端波认为“每一个文化因素最适用的功能是在它的文化系统之中，如果一个文化因素放到另一个文化系统中，它便可能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与功能”[13]。故而，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将作品的女性形象放置到苗族社会文化背景下分析，发现女性形象相对平等地位及相应权利获得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意识促进两性和谐相处理念的树立

在母系社会，由于女性承担的双重生产任务（物质生产和人类再生产）超越了男性的生产能力和认识能力，男性为女性的自然创造力和崇高的社会威望所慑服产生了对女性的崇拜心理。这种崇拜一方面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和说教功能，使得苗族人民的相互认同感增强产生凝聚力；另一方面让男女两性在共同信仰下和睦相处，建立一种和谐的性别理念。如，黔东苗族神话中的始祖女神“蝴蝶妈妈”以其很强的生殖繁衍能力成为始祖崇拜对象，并对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在大型椎牛祭祖活动仪式上，巫师往往要唱《妹榜妹留》（即《蝶母歌》），讲述“蝴蝶妈妈”的一生；苗族女性服饰中蝴蝶的纹样最为常见；此外，苗族古歌中女性的身影不但随处可见，而且往往被视为主导地位贯穿全诗。《运金运银》诗开篇直言：“运金做什么？运银做什么？运金给妈妈，运银给妈妈，妈妈得金银，装满柜和箱；妈妈造房屋，好比龙宫殿……”。从诗里行间不但可以看出苗族女性合法的文化地位和价值，还可看到尊重女性的观念存在苗族人民的集体无意识中，并对两性和谐相处理念的树立产生深远而又积极地影响。

（二）传统习俗为男女平等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习俗是指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遵守的习惯和风俗，是人类生活中最早产生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习俗构成一个民族的民风中涉及社会上遵从或违禁的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让人们遵照执行[14]。黔东南苗族聚居区很多传统习俗中蕴涵着对苗族女性的关怀和保护，为男女平等奠定良好的现实基础。

1.游方与依歌择偶婚恋习俗给予自由恋爱的权利

游方和依歌择偶习俗没有性别先后和优劣的设定，更没有性别贬损和排斥的尊卑主张，在游方活动构建起的自由交往空间里，既可以等待对方询问的歌声，有选择地回歌作答，也可以主动放歌联络心上人，约定交往直至婚配结合。

（1）游方活动构建自由平等的交往空间。游方是黔东南州苗族青年男女社交和娱乐的一种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苗族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主要通过游方来实现，而游方活动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保护。游方的年龄通常不受限制，在十五六岁行完成人礼之后，就可以在游方场里通过游方活动来结交异性选择伴侣。有的地方即使是已出嫁的女性只要还没怀孕都可参加游方[15]。

（2）依歌择偶婚恋习俗赋予自主选择权。史载苗族的婚姻是“先唱歌而后聘娶”，也就是有“依歌择偶”的婚恋习俗。即男女青年以对歌的形式交往，通过对歌来了解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决定是否继续交往乃至成婚[16]。民间有“姑娘能歌不愁嫁，男儿能歌不愁娶”之说，在对歌时问得巧妙或对答如流，则被视为英才可以收获爱情。反之，不但不受欢迎还很难找到对象。《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1997）中就有一段话佐证：“访谈人：以前的择偶标准是什么？被访谈人：那时都是农民，也看漂亮，漂亮的才喜欢，看谁嘴甜会唱歌。我那七十多岁的伯妈，就是伯伯唱歌唱不赢她才娶她。”[17]依歌擇偶习俗对女性最根本的支撑是赋予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对爱情自我做主的权利，故而情歌中女子的歌词显得率真、热烈。

2.习惯法赋予自由离婚的权利

苗族文化格外重视家庭的重要性，讲究夫妻和谐相处。一旦夫妻不睦，双方均可提出离婚。根据苗族习惯法，男方向女方提出的离婚条件是女方“脚不踩丈夫的席，头不进丈夫的被”，女方向男方提出离婚的条件是“米不给女舂，水不给女挑，公公‘打谷仓’，婆婆‘吹晒架’”。可以看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和[18]。黔东南苗族地区男女都享有离婚自由的权利。女性在离婚、再嫁、续弦、入赘等问题上不受任何歧视和干预，如果女方提出离婚除赔偿男方的财礼钱及婚礼相关费用外没有其他纠葛。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则要补偿女方名誉上的损失，且不得索回定亲时的彩礼。苗族男女离婚自主权的拥有无疑体现了苗族人民对美满和谐家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nlc202309030502

3.逃婚习俗对女性逃婚行为的默认

苗族青年男女在游方中感情深厚互定终身，却遭到一方或双方家长的反对，于是两人约好逃婚。逃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如果是女方父母单方反对，那么两个恋人商量好之后，由男方以“抢婚”方式先把姑娘抢到家中，再请媒人到女方家报亲、说合之后议定聘金，举行婚礼。如女孩被父母察觉后软禁在家，则逃婚失败[19]；（2）双方父母都反对，两人一起逃到异乡组建自己的家庭。逃婚代表了苗族青年男女对爱情坚贞不渝的道德标准和共同愿望，姑娘的逃婚行为往往得到女伴们的祝福、支持并保密，而社会舆论对这种逃婚行为也并不给与谴责。

4.争取婚姻自主权的行为得到支持

黔东南苗族地区伦理习俗中“舅权为大”。马克思指出：“世系按女系计算，继承权按女系实行，由舅传甥，除去高级酋长外，一般说来，舅父在家族中享有最高的权利。”[20]姑舅表婚制指的是姑舅表兄妹之间有优先婚配的权利，有交互姑舅表婚、舅表婚和姑表婚三种基本形式。黔东南苗族地区盛行的婚姻形式是姑舅表单方优先婚，同时严禁姨表兄妹通婚。这种婚姻制度的最主要特点是它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择偶优先权上，尤其是舅家的优先权[21]。舅舅有权优先娶姑妈家的女儿为媳妇，即便是舅家没有儿子或者是坚决不愿意娶时，也要在支付“舅爹钱”之后外甥女才能出嫁。由于姑舅表婚制是舅权制的一项主要内容，因此，舅权制与姑舅表婚制持久存在并作为社会习惯法的监督而执行，一旦违法立即有相应的社会控制手段加以制裁，这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青年男女的婚姻自主权，势必激起苗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激烈反抗，坚决支持那些敢于冲击不合理制度的人，并为她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5.“不落夫家”习俗给予苗族女性一定的关怀和爱护

“不落夫家”习俗又称为“不坐家”或“长住娘家”，指姑娘出嫁后要在娘家住几年时间。自由恋爱结婚的到夫家住一月半月之后就回娘家“坐家”；包办婚姻在结婚当天或次日即回娘家“坐家”。坐家期间，每逢过年过节或农忙时由男家去接来住一段时间，有小孩后就不“坐家”。“不落夫家”习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利于促进苗族女性的身心健康发展，构建和谐家庭，促进社会和谐。

（1）有助于从姑娘到媳妇角色的转换。为繁衍后代，苗族普遍存在早婚习俗。女性一般十五岁左右结婚，生理上仍处于身体成长时期，心理上还不能适应从姑娘到媳妇角色的转换，结婚后就“坐家”难以承担家庭主妇和社会角色。在“不落夫家”期间，她可以与昔日女伴密切来往交流初为人妇的感受，丰富作为妻子角色的持家经验，这就给了女性一个“缓冲”期，一个充分的生理、心理调适期去实现角色的转换，是对女性的很好保护。

（2）为强化女红技艺，提高地位奠定基础。在“不落夫家”期间，苗族女性除了向母亲学习操持家务外，更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提高女红技艺。她们利用这段时间备齐自己和丈夫家人的衣料，制衣、做鞋、做背孩子的背带等，准备得越丰富，手艺越精湛，就会得到夫家的尊重，家庭地位就会提高。

（3）提供深入了解男方的机会。苗族女性婚后虽不“坐家”，但在农忙季节会到夫家参加生产和家务劳动，男方也随时到女方家帮忙，对男方的了解不断加深。如果感觉无法相處的，可以提出离婚。经过“不落夫家”一段时间相处后的婚姻家庭往往更为稳定。

（4）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交自由。在“不落夫家”期间，女子在夫家的地位较高，来要请回要送。在台江县，每逢过年过节或农忙季节，都是夫家的母亲去接回来，如果没有母亲则由姐妹去接。同时，女子仍然拥有一定的社交自由，可以游方结交异性。

（三）生活中女性的重要地位决定两性地位的相对平等

妇女的地位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包括家庭、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习俗地位等。由于地缘环境及其相应生存方式的制约，使得农耕文明中比较稳固的依据性别分工的“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女性在应对外部生活环境的挑战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也就决定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相对平等地位与权力的获得。

1.苗族女性在生产劳动中起重要作用。作为古老的农耕民族，受农耕文化相对固定性与封闭性特点的制约，使得苗族女性必须参到社会生产劳动中，与男性一起劳作以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这也就决定了女性在生产劳动中的重要地位[22]。

2.苗族女性有较多的家庭自主权。苗族小家庭的自然分工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凡涉外的要务都由丈夫出面解决，而家中的一切事务，小至晒谷舂米、挑水做饭、纺纱织布、染布缝衣、喂养禽畜，大到儿女婚事都由妻子来料理，因而，苗族女性享有较多的家庭自主权，夫妻基本处于平等的地位[23]。

3.苗族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基本平等。苗族的婚姻崇尚自由，以自主婚为主。以恋爱求偶活动为基础而缔结的婚姻约占婚姻总数的80%。在恋爱过程中苗族女性往往占据主动地位，而结婚后夫妻齐心协力创造家庭财富，共同享用财富，夫妻之间的地位大体上是平等的[24]。

4.共同承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苗族社会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夫妻共同承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父亲教儿子学习开荒种树、耕田犁地、吹笙击鼓，母亲教女儿学习耕耘收割、纺纱织布、刺绣蜡染、唱歌跳舞等，逐步掌握生存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明白做人的准则，学会与人交往[25]。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习得本民族的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及种种谋生技能。

三、结语

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视角，以对黔东南苗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为切入点，对作品的女性形象进行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后发现，作品的女性形象拥有和男性形象相对平等的地位，享有大致相等的权力。她们社会地位的拥有和权利的获得是民族文化认同与苗族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重要地位的决定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文化是一套共享的理想、价值和行为准则。苗族传统文化注重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为贵”的思想渗透到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上建构起两性和谐相处的理念，使得苗族社会信仰、习俗中都蕴含有尊崇女性的态度和性别平等的“积极自尊”，为作品中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起到导向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女性自主展现与自我选择的权力，为两性地位的平等搭建平台、奠定良好地基础。而现实生活中苗族女性在生产劳动、家庭管理、婚姻、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所起的重要地位，使得她们成为社会品质的最高典范，决定了她们在苗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相对平等社会地位和各项权利的拥有。

nlc202309030502

参考文献：

[1]师凤莲.社会性别视角下当代中国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0-03-01.

[2]徐立萍.论社会性别理论在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应用下载[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04-15.

[3]田子爽.在女性形象塑造的历史坐标上——从蒲松龄、曹雪芹到贾平凹[J].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4）：117-119.

[4]苏晓红，胡晓东.苗族婚姻理辞女性形象社会地位探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72.

[5]苗族文学史编写组.民间文学资料第八集·黔东南、湘西苗族情歌[C].贵阳中中印刷厂，1959：97.

[6]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田兵.苗族文学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101-102.

[7]龙国辉.苗族文化大观[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177.

[8]周国光.苗族“私婚”习俗辨析[M]//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化局.民族世俗艺术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116.

[9]李小江.解讀女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20.

[10]朱小桃.社会性别理论视阈下的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03-20.

[11]曹端波.苗族文化的社会控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65-71.

[12]周健.“依歌择配”与妇女发展探析[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7）：137-140.

[13]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47.

[14]张光俊.苗族婚俗——“逃婚”[J].贵州文史丛刊，1986（4）：117-118.

[15]李锦平.从苗语词汇看苗族历史文化[J].贵州文史丛刊，1999（6）：53-55.

[16]薛平.论姑舅表婚制的历史存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123-126.

[17]李廷贵，张山，周光大.苗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386.

[责任编辑：曾祥慧]

女性性别 篇7

关键词：社会性别,整容,访谈,男权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整容的行列, 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来重塑自己的身体和外貌。整容因而成为一种时尚。整容的流行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 其背后则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女性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改变。对当前都市女性整容进行现状研究和原因分析, 理清女性整容的社会影响, 对于深入认识当代都市女性整容的基本情况, 树立正确的整容消费观念、规范整容行业的发展、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等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尽管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整容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性别问题, 并用社会性别的不少理论与方法对整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不少研究。但研究较少深入整容群体的什么历程进行研究。为此, 本研究尝试通过对整容女性的自述来揭示社会性别问题。

二、整容女性的自述

颖的自述:

我来自农村, 父母靠种地和打临工供我读完了大学。在我那个村子, 我是成绩还比较优秀的孩子, 在父母和乡邻的眼中, 我将会是很有出息的。可是, 现实却是毕业几个月了, 我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 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我是学外贸专业的, 大学四年, 我的成绩都十分优秀, 在校的时候, 我一直自信会找到好的工作。但经历了几场面试后, 我就发现自己错了, 有一个姣好的容貌相当重要。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去一家大型外企的面试遭遇, 那真是一个耻辱。我应聘的是“市场经理助理”岗位, 通过了笔试和口试后, HR将我带到了市场部经理办公室, 那个经理看了一眼我, 对HR说:“麻烦以后招人时, 容貌上也得把把关, 这个岗位对接的都是重要的外国客户, 形象很重要。”那一瞬间我真的很尴尬, 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家公司。

“我真有那么难看吗?”回到和同学琴共同租住的房子对着镜子, 第一次我对父母给的长相产生了怀疑。我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皮肤也很白, 就是鼻子是个蒜头鼻。

那天晚上琴下班后, 我跟她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琴忿忿不平, 好言安慰。“要不你去整个鼻子?”见我仍然难过琴建议说,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怕什么。”“可是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我不能跟家里面说。”“不用担心了, 包在我身上。”琴诚恳地说。

接下来几天, 我不停地在网上搜索, 寻找合适的整形技术, 后来进去做了鼻子, 朋友同学都说我比以前漂亮了。不过,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感觉好多了, 要比以前更加自信, 而后也参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面试, 直到今天所在的公司。

想起来其实也觉得挺疯狂的, 借钱去整容, 其实当时对我而言真的是一大笔开销, 整容完后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自己还没有工作又欠了朋友那么一大笔钱, 在自己吃喝的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情况下, 就开始背上了我人生的第一笔欠款, 等鼻子消炎后我开始疯狂地找工作, 但是当时已经错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找到的只能是很勉强的工作, 很懊恼过, 但是看看自己高高的鼻子觉得也值了, 怎么也要挺过去, 直到第二年才找到了自己相对满意的工作。说真的现在社会对我们年轻人的要求真的很苛刻, 不仅要求能力, 很多时候还要求相貌, 总之只要你长得漂亮点, 至少给考官留的印象都要深些。现在社会也相对开化了, 整容不是像以前一样要受到别人的唾弃了, 我觉得现在整容就是一种需求, 跟化妆一样, 哪个女孩子不希望更漂亮点啊!

三、被调查者的社会性别分析

颖出生于八十年代初期在这个年代, 此时女性的成长背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女性学习将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变性别角色模式的强大思想武器;现代科学教育推动了女性自我意思的觉醒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经济的发展为女性重塑性别角色提供了物质保障。正在这样的背景下, 颖独自决定接受整容, 她是典型的现代女性的代表, 强烈的渴望着拥有自己工作、事业、收入, 经济上独立、人格上独立, 不受男人约束, 有自我支配的强烈意识的女性。正是这种对梦想以及现代生活的追逐鼓动着她在生活并无保证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整容。在颖的历程中我们看视乎整容与性别无关。但我们仍然能分析出男权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以及根深蒂固的影响。颖接受整容是由于面试中所受到的刺激, 追究其根源是社会对于成功女性的角色期望不仅是一种工作上能力突出还包括外貌和气质上出众的女性形象, 而外貌在形象和气质评价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们生活在大众传媒空前发达的时代, 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各类媒体对于整容潮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切的审美标准无疑都是男权文化对美的一种界定。整个看似开放的环境中, 我们并没有逃离传统思想对女性的影响, 并没有改变男权社会对女性美的标准的认可。

四、结论与建议

现代整容虽然在形式和程度上区别于古代的缠足, 其实质却是强势男权文化对女性控制的产物;现代‘整容’女性占有了相应的资源空间, 获取了部分优势, 但是她们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力量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男性的意志仍然支配着大部分世界了女性整容与男权文化的关系:“男性群体, 以政治的、文化的以及道德的手段成功地使女性群体接受了男性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 这就是文化霸权的暴力行为”。

对于广大女性来说, 追求美无可厚非, 利用发达的现代医学技术改造自身容貌实现“美丽愿望”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但是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指导。第一, 要树立正确的自我观。自我观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具有良好自我观的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 喜欢和接纳自己, 保持心情愉快, 对自己充满信心。第二, 对“美”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女性的美包括很多方面, 外貌、内心、个人修养、仪表装束、谈吐等, 我们通常将女性的美描述为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外在美就是指外貌、身材、装束等;内在美则指性格、气质、修养等多方面。因此美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外貌美丽, 它更注重的是对女性整体形象的评价, 内外兼修才是一种理性的爱美方式。第三, 善于自我激励。都市女性想要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和感情上的幸福只靠美丽的外表是不行的, 真正有魅力的女性是敢于接受挑战、勇于开拓创新和不断提升自我的人。

参考文献

[1] 郑碧强.整形美容时尚消费的身体社会学解读——基于福州市女性白领的实证分析[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

[2] 文军.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06) .

[3] 薛立明.整容手术前的思考[J].医学美学美容, 1994 (04) .

[4] 张红翠.身体转向与肉身化叙事[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3) .

浅析当代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问题 篇8

(一) 在就业准备阶段中

就业准备阶段主要是指劳动者通过招聘等方式获得就业机会, 然而在此过程中却有很多基于性别因素的歧视存在, 主要包括显性歧视和隐性歧视。显性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明确提出对性别的要求, 而隐性歧视则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条件中没有确切表明对性别的要求, 但是在面试过程中却都优先考虑男性, 变相增加女性的面试难度, 从而降低女性的录用几率。无论是哪一种歧视, 都会对女性的就业造成困难, 让其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 在就业发展阶段中

第一, 同工不同酬。女性在工作过程中往往面临一个问题, 即在同一岗位, 同样的劳动付出, 取得了相同的劳动绩效, 女性职工的报酬却远低于男性职工。这属于用人单位变相的性别歧视行为, 一方面会严重的挫伤女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产生消极懈怠的心理;另一方面, 这也会影响女性职工继续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从而反过来对其事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形成恶心循环。

第二, 职业性别隔离。职业性别隔离指, 男女在某一职业中的构成比例与其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不一致。女性通常都分布在对人力资本要求低, 劳动报酬低, 工作层次也相对较低的行业中, 这种职业性别隔离不但会拉大两性的收入差距, 让女性在家庭开支方面不得不依靠男性, 从而降低女性的家庭地位, 进一步来说, 职业性别隔离还会限制女性的就业选择和发展方向, 不利于女性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 职业晋升空间狭小。女性在职业生涯中一般会遭遇天花板现象, 所谓的天花板现象是存在于女性职业发展中的一种看不见的障碍, 使女性无法在组织中上升到一定的职位。这种障碍的存在就导致女性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 经受更多的考验以达到职位晋升的目的。

(三) 在就业退出阶段中

就业退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正常退出就业市场。我国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性满60周岁, 女性满50周岁, 时间上女性要比男性提前退休整整10年, 不仅严重缩短了女性的事业生涯, 也会直接导致女性在退休后的福利待遇要低于男性。第二, 用人单位出于某种原因迫使职工非自愿离职。在这种情况中, 女性的离职率要远高于男性, 并且在再次就业的过程中, 相较于男性, 女性也会因性别、年龄等相关因素面临更加严峻的再就业形势。

二、产生女性就业歧视的原因分析

(一) 社会传统观念

我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 且以儒家思想为主流, 时至今日, 传统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仍被大部分人群所接受, 地位不可动摇, 在社会主流意识中, 女性的家庭角色要远远超过其社会角色, 这种情况下, 女性在就业、晋升的过程中往往寸步难行, 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另外, 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也使得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大都局限于家庭, 认为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是理所应当, 受此观念的影响, 即使是职业女性也要分出部分时间精力去照顾家庭,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用人单位在性别上对职工的选择。

(二)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

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由于女性自身存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 因此就造成了企业的根本目标与雇佣女性职工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这也是女性在就业过程中面临歧视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 女性要担负繁衍后代的责任。一方面, 根据我国生育保险政策条例的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承担女性职工在生育期间所产生的生育保险费用, 以及与生育相关的医疗费用, 另外, 在女性产假期间, 企业还要支付其产假工资, 这都致使企业的经营成本随之而提高。另一方面, 由于生育哺乳的需求, 必然导致女性职工在一定时间内会离开工作岗位, 因此而造成的岗位空缺则需要企业在人事方面重新作出调整, 从而会额外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第二, 女性的预期劳动生产率低。大多数的女性职工一旦结婚生子, 必然会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家庭上来, 这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女性职工在工作上的关注度, 进而影响工作效率, 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三) 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目前, 我国虽然拥有一系列关于维护女性职工就业权利的法律法规, 如《劳动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等, 都明确的规定了平等就业和反就业歧视, 对于促进女性平等就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大部分的法律条款仍缺乏实际的操作性, 法律层次很低, 使得很多企业钻了法律的空子。同时, 在国家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中, 也并没有对和就业歧视相关的法律责任与惩罚办法进行明确的规定, 从而大大的降低了法律的威信度, 不能做到切实保障女性职工的就业权利。

(四) 女性自身因素的影响

除却外部因素的影响, 女性自身的因素也是造成就业歧视的原因之一。首先, 从生理和心理上来说, 女性要面临怀孕生子, 这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工作造成中断, 进而对女性职工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 女性具有敏感, 心理承受力差, 抗压能力较弱等心理特征, 这也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其次, 从女性受教育水平上来说, 我国一直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受此观念的影响, 我国对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男性, 也因此导致了其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低, 进而影响了女性的综合素质, 使其就业竞争力处于劣势。再次, 从维权意识上来说, 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 当大多数女性面临就业歧视问题时, 往往选择忍气吞声, 不懂得用法律武器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因此, 维权意识的缺失也助长了企业歧视女性劳动者的违法行为。

三、解决女性就业歧视的对策建议

(一)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解决我国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上, 政府应充分发挥导向作用, 为女性的劳动就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 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由于第一、第二产业中的工作大都具有劳动强度大, 工作环境恶劣等特点, 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则较适合女性就业, 因此政府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 促进实现女性充分就业, 是解决就业歧视的有效方法之一。

其次, 政府应分担企业责任, 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企业之所以排斥女性职工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劳动成本过高。当女性到达一定年龄后就要承担繁衍后代的职责, 这对家庭以及对社会都是一种贡献, 因此, 社会也应该积极担负起女性的生育费用。所以, 政府要完善生育保险政策, 改变企业独立承担女性职工生育哺乳费用的现状, 实行共同负担, 以减轻企业压力, 从而缓解企业对女性职工的偏见,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再次, 加大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一方面, 政府应提高对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视程度, 保护其接受教育的权利, 在确保基础教育的前提下, 积极鼓励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提高女性整体的知识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 对已参加工作的女性而言, 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培训, 全面提高女性的专业技能, 以便保持女性在职场中的后续竞争力。

最后, 积极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女性实现自主创业, 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 也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进而帮助更多女性参与就业, 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举多得。因此, 政府应该对女性创业给予大力支持, 如通过设立专门的女性创业基金, 提供利率优惠的小额贷款, 减免税收等手段为女性实现自主创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 健全法律体系, 加大执法力度

要想消除女性就业歧视的现象, 就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托和保障, 因此我国应该加快完善保护女性权益的相关法律, 制定《反就业歧视法》, 对歧视女性就业的各种行为进行明确定义, 并对相关的法律责任与惩罚措施进行硬性规定, 丰富法律的内涵, 提升法规的严谨性, 严厉的打击任何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同时, 也要加强执法力度, 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强化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为女性的公平就业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

(三) 改变传统观念

要想实现女性的平等就业, 消除歧视, 就应该从根本上破除“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 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意识, 还要改变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分工模式, 实现夫妻二人共同承担家务, 使女性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此外, 还要充分重视大众传媒的力量, 可通过媒体宣传, 影视作品等方式将男女平等的观念传播到大众当中去。

(四) 提升女性自身素质

除了以上各种外部措施之外, 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极为重要的。

首先, 树立正确观念。女性自身应从思想根源上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 摆脱“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等消极的就业观, 培养自立自强的独立意识, 积极寻求就业机会, 通过工作就业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其次,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一方面, 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 除了政府的帮助外, 女性自身也要培养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自主性, 实现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 增加就业筹码。另一方面, 加强心理素质建设, 提高女性的抗压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 使女性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能够沉着冷静, 积极应对, 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再次, 提高女性维权意识。女性应该加强自身法律知识的学习, 强化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 当遇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时, 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切实利益。

参考文献

[1]彭晓晓.影响我国女性就业的原因探析[J].科技与管理,

[2]张敏.我国现行社会女性就业困难问题探析[J].商洛学院学报, 2014 (2)

[3]叶琼.浅析女性职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3 (4)

[4]郭毅玲.当前我国女性就业歧视原因浅析[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9 (2)

女性性别 篇9

那么,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性别视角”呢?本文将以20世纪3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萧红的教学个案为例, 探讨女性文学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

一、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在引入“性别视角”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必须让学生了解对作家进行女性批评的历史背景, 唯有全面了解作家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 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女性作家的创作。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如果不首先让学生了解萧红七十多年来被人们接受的历史, 就不能明白何以在新时期以前被当作“抗日作家”的萧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却频频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萧红最初是在民族主义的标准下得到认可和接受的, 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主潮下, 读者侧重的是其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 很长一段时间, 萧红小说蕴涵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关怀主题是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的。这种淡化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评论的历史语境是什么?与萧红的创作有何联系?在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 将历史背景与作家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与西方女性文学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是在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际遇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时代的到来, 激起了妇女解放的新浪潮, 也决定了中国女性文学在探寻女性命运的主题时从一开始就与人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等时代命题在一起。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当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 这种在五四运动时萌发的现代女性意识便迅速地让位于“救亡”和“革命”的号角, 一些女作家开始放弃“五四”时期仅从个性解放出发追求女性解放的姿态, 走上一条把个性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相结合的道路, 女性文学创作呈现出与男性文学趋同的特征。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则更加无视女性话语的存在, 女性的声音淹没在以男权和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话语中, 女性文学批评更没有它存在的土壤和空间, 在这种语境下, 很长一段时间, 萧红是个被文学史忘却了性别的作家。文艺凋敝的“文革”过后, 文学批评才出现新的转机, 20世纪80年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 在经历了“译介引进”阶段后, 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女性批评实践勃兴”的阶段, 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此时, 萧红创作体现出来的鲜明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色才得到了研究者的发掘, 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萧红研究的最主要视角。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只有让学生了解这段历史背景, 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女性文学创作和女性文学批评话语在我国走过的艰辛历程, 质疑且批判千百年来以男性为中心建立的话语世界, 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的霸权意识。

二、突出性别视角, 强调女性自审意识

性别视角的运用要求教学者首先必须站在鲜明的女性人文立场上, 引入社会性别理论, 运用独特的性别视角、使用性别话语解读现当代女作家的文学作品, 帮助学生纠正传统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中的性别偏见, 重新评价女性创作的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在教学过程中, 应引导学生对萧红创作文本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进行深入解读, 同时可以结合萧红自身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男权话语附庸的真相进行讨论, 并对萧红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不同于当时宏大的民族国家主流文学创作的主题和风格进行分析, 讨论萧红创作的“女性蕴涵”和“女性气味”。在授课的过程中, 除了引导学生对萧红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传统男权的批判进行解读外, 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深层探究, 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方式, 引导学生不止于从萧红小说对传统男权中心的道德观念进行批判和挑战的角度进行观照, 更应该看到萧红作品体现的“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 可通过作品分析, 比如《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一幕, 让学生讨论萧红在作品里表达的女性主义立场, 探寻中国女性命运长期被奴役的根源。萧红小说里展现出来的女性对她们自身坎坷经历的不幸的“屈从”与“认同”, 这种“被虐”与“自虐”的两重迫害正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与不幸, 通过讨论和分析, 可以让学生结合目前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及社会地位, 探讨女性解放的途径, 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 应让学生明白, 唯有解放女性自身, 并对这种长期“屈从”的自身性格进行反思, 寻求作为“人”的独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才能为女性的真正解放画上句号。萧红小说在展现女性生存本相、认识女性自我、理解社会等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在当今的女性教育中都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其中蕴涵的女性自审意识尤具现代意味, 在教学中, 要紧紧抓住这种女性自审意识, 引导学生认识自我、审视自我, 高扬女性的人格和力量。

三、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运用性别理论进行教学, 要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女性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避免单纯将女性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性别对抗, 将女性写作单纯地理解为女性身体经验写作、性隐私写作, 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刘思谦指出在具体运用性别视角解读文本时要注意“完整性”和“综合性”, 所谓性别理论的“综合性”是指:“研究者在以性别视角切人文本时, 能够把社会的、文化的、阶级的和民族的内涵聚集在研究视野之内, 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作出综合分析, 既防止对性别内涵的盲视, 也要防止对性别作过渡阐释, 也就是既要看到文本中的性别内涵, 又不能将性别内涵看做是唯一的, 将性别内涵与民族内涵和阶级内涵相对立, 以性别内涵代替、甚至否定三者在文本中浑然一体的存在。”[3]

以“萧红”的教学为例, 在教学过程中, 对一些女性批评家从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进行的解读, 应注意引导学生加以判断分析。比如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一文中单纯强调萧红作品“女性生活经验”、“女性身体经验”, 并对民族主义话语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授课的课程中, 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讨论。可采取分组讨论或者辩论的形式, 引导学生对“女性”和“民族”的关系进行辨析, 让学生明白, “女性主义”的解读无疑对萧红作品长期以来被“庸俗社会学”所遮蔽的女性身体经验的批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从而将萧红小说从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中解救出来, 发挥了女性主义的批判力量, 但必须看到, 妇女与民族、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关系往往是复杂的, 不能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其截然分开。“如果说, 民族主义遮蔽了我们一只看待妇女与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眼睛的话, 女性主义同样会遮蔽另外一只。”[4]完全离开一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去观照它在当时产生的特定意义是不够客观的, 萧红《生死场》出版之际, 正是全民族抗战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下, 小说的民族主义内涵无疑会得到强化, 时过境迁, 当新的文化语境出现之时, 人们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视角去关照它, 审视它, 自然又会得出新的认识。在特定的时代, 萧红的创作呈现出的是“女性本位”与“民族本位”两种倾向并存的状况, 但性别批判、人性剖析和生命探索无疑是萧红创作的主要精神内涵。通过讨论和分析, 可让学生重新解读和思考中国女性历史的书写, 对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 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的基础上, 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 从而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摘要：女性文学课程教学中“性别视角”的运用要做到:了解女性批评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突出性别视角、强调女性自审意识;注意“性别视角”运用的综合性, 避免“女性主义”的偏执性。

关键词：女性文学,性别视角,运用

参考文献

[1]刘思谦.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J].文艺理论研究, 2003, (1) .

[2]陈晓娴.女子高等院校女性文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探索[J].河南教育:高校版, 2010, (9) .

[3]刘思谦.女性文字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 (续) [J].职大学报, 2003, (3) .

性别视角下的女性主义艺术 篇10

从性别视角出发,由不同的侧面对女性主义艺术展开研究时,便会发现其间隐含了广阔的言说空间,首先是对权力关系的反思。在女性主义艺术出现之前,千百年来的艺术史基本上是一部以男性为主的视觉经验史。这种艺术表达实际上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权力话语,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满足男人在权力、文化上的种种欲望,并将之显示为自然的、永恒的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女性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非独立的社会角色,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制度中依然存在多方面的男性至上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所规范的男性统治、女性服从的这种不平等关系导致了男女之间的地位差异。事实上,女性并不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被动群体。因此,女性主义运动者认为,“女性要在文化生活中占有一个正面的地位,必须进行一场反对不平等的斗争”。

1971年,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史的代表人物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在她的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中首次指出,之所以在艺术史中没有出现像米开朗琪罗、伦勃朗或塞尚、毕加索那样最伟大的女艺术家,原因在于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待遇。诺克林融合了传统美术史的形式分析、社会学、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等研究方法,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画家放到女性主义的语境中进行重新定位,揭露了隐藏在西方主流艺术史观和方法论中的父权制的权力话语。虽然,在今天看来她在揭示和断言女性艺术家的重要性的同时,表现出的是一种附属的态度,但她的理论对当时和后来的许多艺术史家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马利·加勒德就是其中一位,他通过考察圣经题材的《苏珊娜》在男性和女性艺术家笔下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处理,来揭示当时的社会权力关系模式。加勒德指出,在男性画家的作品中,苏珊娜的存在只是一种物性的,人的精神性、社会性处于一种被抹杀、被贬抑的状态;在17世纪女性艺术家简特内斯基的笔下,苏珊娜则是一个尴尬和恐惧的受害者,在沐浴时遭到偷窥,这两个老男人的举动在无情地摧毁着一个女人最后的生命隐私。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从属地位根源是由社会的政治文化权力关系所造成的。加勒德认为,简特内斯基正是要通过艺术的方式把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表达的女性视点、女性对生活的观察表达出来,这涉及到某些传统男性创作不能达到的空间,其意义在于女性创作以独特的视角去反观男权主义,而赢得女性在历史文化中言说的权力。

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女性主义艺术的代表人物格里赛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构造出更富深刻洞察力的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她认为,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涉及权力制度的,这是一种阶级、种族和性别的等级制度,因此更为自觉地采用多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女性主义艺术研究的实践,为被统治、被剥削的群体提供理论支持,并以此来揭示社会性别的复杂结构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权力关系。

如果说对权力关系的反思是女性主义艺术研究一贯所持的宗旨,那么对“女性经验”的强调则是女性主义艺术评判的一个标准。考察女性主义运动经历的几个阶段:她们先是要求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与男性平等,接下来让女性在男性的世界中取得一定社会地位,进而又在思想文化上开始倡导并巩固自己的价值体系。她们在检视现有的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接纳主导文化的某些价值观,使女性自身获得解放。不管未来的女性主义革命是否将彻底改变现行的主导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统治这个世界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当我们谈着让女性“在任何方面都与男人一样”这一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时,正是在无意识地假定了男性是人类的标准,赞同了男性统治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信条。

我国80年代以后的文化背景为女性创作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契机,也涌现出一批较有成就的女性艺术家。她们的创作围绕女性的内在本质和精神立场,强调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呼唤女性解放,衡量女性价值问题。将身体作为叙事的载体,是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她们将一种来自女性身体深处的自发力量,以女性所独有的“性征话语”表现出不可遏制的身体言说的冲动,在身体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关系中建构起属于女性自己的本体旨归。例如王季华的《花》和崔岫文的《玫瑰与水薄荷》系列都是在多维视野中寻找女性自己的声音,重新发现失落的感性生命,以“性别”话语暴露男性中心的文化霸权,这些在以往的艺术中是从未被探知过的领域,为女性艺术家提供了用武之地。阎平、喻红等女性艺术家以自我情感体验为基点,借助场面描绘,阐释现代生活中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将男性视觉中难以感知和理解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描绘,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女性性别 篇11

从整体来看，中国女性教育发展呈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性别缺陷：一是平均教育年限偏短；二是教育分布不够均衡，城乡之间、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差异明显。

性别文化和制度是影响中国女性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口压力意味着中国教育需求超过教育供给，当教育变成稀缺资源时，不外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提高教育的市场价格，这样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就会在男权性别文化和制度的驱使下，把教育资源的约束转嫁给女儿，或者让女儿去打工分担儿子的教育费用，或者让独生女儿适可而止，不要上更多的学，以免给家庭增加负担；二是提高教育的入学门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性别意识强的父母会在必要的时候牺牲女儿的利益，以保证儿子考高分继续深造，如，要求女儿承担更多的家务，等等。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口压力会加大传统性别文化对中国女性，特别是中国农村女性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

第二，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制度对中国女性教育发展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简单的、显而易见的，它是通过教育机会的减少、教育难度的加大以及教育回报的降低，来实现对中国女性教育發展的消极影响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家庭中，女比男强好景不长”的传统性别文化，“相夫教子是女人最重要的工作”、“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传统性别分工制度，以及容易使人产生“反正长大都要嫁人，何必进行教育投资”想法的“男婚女嫁”与“男高女低”的传统性别婚嫁制度，会在家庭中有意识地形成向男孩倾斜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最终导致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减少。

再如，不少女生因要做家务而影响学业，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会遭遇性别歧视，“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也会面临“高处不胜寒”的尴尬。为此，进一步促进中国女生教育的发展，要围绕如何变革传统的性别文化和制度寻找对策。

缩小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对于经济拮据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农村的家庭，不仅要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而且还要适当开展勤工俭学，使女生在求学过程中能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打破对女性的学科和专业隔离。要鼓励父母支持女儿报考传统的男性学科和专业，引导高等院校根据女学生的性别特点，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充分发挥女性在交叉学科以及边缘学科发展中的作用，为女性创造更多的深造机会和更广阔的求学领域。

减轻女生特别是农村女生的家务负担和求学压力，对于她们的学业要给予更多的关心、鼓励和指导，尤其是在她们遭遇学习上的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更要及时地予以帮助和疏导。建议构建学生家长、社区义工以及在读学校班主任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以人为本，以学为重，定期交换信息。

为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创造更好的文化与制度环境，确保甚至扩大女性教育所得到的就业回报。对各种公共立法、各级政府政策规定进行盘点，彻底清除违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内容；另外，在各级政府的劳动管理部门中设立性别平等监管机构，监督和维护本行政区域内就业过程中的性别平等状况，在初具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和定期的人才交流会上分设必要的监控窗口，及时处理针对各种性别歧视的投诉，保护女性的劳动权益，帮助她们获得合理的就业待遇。

更新择偶观念，突破传统的“男高女低”的配对规则，特别是要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及时把父母对“女高男低”恋爱关系的干扰和施压转变为理解和支持。除了进一步规范婚介市场，为知识女性提供可靠、放心的婚介服务以外，还要在高校教育中开设与婚姻家庭生活有关的选修课程，使高学历女性了解和把握相关的知识，增强料理家务、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能力。

由职位称呼语看女性性别标记 篇12

一.性别标记的不对称性

现代社会中, 男性大都充当一些主要的社会角色, 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 大到一个国家的总统、总理, 小到一家公司的老板、经理, 一所高校的教授、导师等等;而女性似乎较少涉足这些领域。

社会分工的不同体现在语言上, 即一些表示职位的称呼语需要专门为女性加注性别标记, 男性则加注零标记。因此, “总统”、“总理”、“老板”、“教授”等一般都默认为男性;女性担任这类职务则显得异于常规, 需要在这些头衔前面加注“女”字, 称为“女总统”、“女总理”、“女老板”、“女教授”等。这就构成了汉语词汇中性别标记的不对称性。

二.零标记的男性性别指向

本无性别标记或本无必要加注性别标记的词语, 有时候会因为该词语常用于某种性别的群体而染上性别色彩, 即被强制性地加注性别标记, 如指女性诗词作家的“女诗人”、“女词人”。同时, 零标记词语的性别指向得以强化, 当“女诗人”、“女词人”稳定地使用起来以后, 又反过来对“诗人”、“词人”的性别指向起到一种强化的作用, 即零标记的男性性别指向。

再比如, 因为“女流氓”、“女混混”越来越广泛地得以使用, 使得不加标记的“流氓”、“混混”的男性性别指向进一步强化, 即零标记的统一默认为男性。

相反地, 比如“空乘”。客机上的乘务员因多由女性担任, 因此“空乘”一词多指女性, 男性担任乘务员则需要加注性别标记为“男空乘”, “男空乘”的出现, 更使“空乘”的女性所指进一步强化。当然, 这种零标记的女性性别指向的例子相对比较少见。

三.性别标记的不对称的原因

之所以会产生性别标记不对称的现象, 有人认为其根源在于对女性的歧视。一些女性术语中隐藏着消极的含义, 男性术语中隐藏着积极的含义。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折射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传统。

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其思维方式、学习能力、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 种种因素最终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工作种类、工作岗位上的分工的不同。护士、幼教、秘书、保姆等技术含量较低、但往往需要投注一些情感因素的社会角色, 大多由女性担任;而像上文所列举的总统、总理、老板、经理、教授、导师等, 或运筹帷幄, 或身居高位, 或学识渊博, 广大女性很少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这类工作中, 相比之下男性更加适合。

一些“女”旁字往往表示某种贬义, 如奸、娼、妄、妒等等, 这多少都带有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也有学者指出, 表示女性担任的职务专门加前缀“女”也是一种性别歧视。性别标记语潜在表达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体验和认知而产生的强烈的性别歧视的心理, 而其参照语自然是男性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