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媒介

性别与媒介（精选4篇）

性别与媒介 篇1

摘要：“剩女”一词可谓家喻户晓,在网络文化里,关于“剩女”的笑话和女性的自嘲成为一种常态。各种现象叠加的结果是“剩女”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常态的婚姻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剩女”的报道、影视、综艺节目也各种各样,受众的关注和大众媒体的参与,将“剩女”问题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剩女”一词通过媒体不断复制和放大使其深入人心,解构“剩女”问题也更加棘手。本文采用了传播学相关理论,聚焦媒介呈现的“剩女”现象。

关键词：“剩女”,议程设置,媒介编码,网络文化

一、“剩女”的定义

何为“剩女”?百度百科对此给出的界定是:“指已经过了社会一般认为的适婚年龄,但仍然未结婚的女性,广义上是指27岁或以上的单身女性,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性别与传播研究学者刘利群、张敬婕表示:“泛指已经超过传统观念认为的‘适婚年龄’而依然是单身状态的女性。”

从语义学角度而言,“单身”是一个中性词汇。而“剩”这一带贬义的词汇代替了“单身”的命名,表明了对适龄女性未婚、不婚的负面评价,暗指“剩女”处于“缺乏魅力、无人问津”的状态。

二、从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看媒介建构“剩女”

议题设定理论属于传播学效果理论的分支,最早由美国学者Mc Combs和Shaw提出。媒介所报道的议题并非会直接改变受众对这一议题的态度,但会在潜移默化中让受众觉得媒介所报道的议题才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报道的顺序也会影响受众对其重要性的判断。

中国官方出版《中国语言状况报告》增加了汉语新词“剩女”,新闻媒体报道“剩女”相关新闻呈爆炸式增长,新媒体攻击“剩女”,女性自嘲等,从这些现状可以看出,关于“剩女”难嫁的议题,“官方舆论场”和“大众舆论场”有一致的态度。

在中国的性别议题中,“剩女”这个词被持续聚焦,通过反复出现,不断放大问题。事实上关于性别的议题还有许多:拐卖妇女、打工妹、农村留守妇女、同妻等,这些社会现象同样值得被媒介关注,但百度新闻的搜索结果中,上述问题的新闻数量分别为“46,500”、“23,800”、“255,000”、“2,400”,远不及“剩女”话题拥有的588,000搜索量。

总而言之,媒介在选择性地设置和传播性别议题的过程中,仍沿用了具有性别盲点和性别偏见的选择标准。相对“剩女”而言,这些议题长期处于被遮蔽与被压抑的状态。虽然“剩女”议题被媒体聚焦,但并不意味着媒介中的性别平等状况得到了改变,也不意味着女性在媒体上得到了均衡和全面被呈现的机会。

三、媒介编码的刻板“剩女”形象vs“多元”的现实

美国新闻学者Walter Lippman在他的代表作《公众舆论》里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刻板印象,一个是拟态环境。在公众对“剩女”认知和了解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即在不断加强其刻板印象和创造拟态环境。

(一)影视剧“剩女”形象

以“剩女”为题材的电影,如《胜者为王》、《撒娇女人最好命》中呈现的“剩女”正是大众媒介努力刻画的典范。这些女性有以下特质:感情空白、高学历、高收入、高年龄、等待“Mr.right”、不孝等。如《剩者为王》里由舒淇扮演的盛如曦,人物设定为35岁,有姿色,事业能力强,却因没有恋爱而成为母亲口中的不孝顺女,因此遭受着周围压力,只能偷偷抹眼泪来缓解内心的伤感,类似的女性形象在其他同类型的影视中皆可以找到变形。

(二)电视节目之《非诚勿扰》

除了将“剩女”形象呈现为单一的美貌和“三高”群体,电视节目也在极尽其能地物化和类型化“剩女”。

在电视界风云8年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是个拥有稳定收视率的节目,每一期为女嘉宾在舞台等待男嘉宾登场,在互动环节中女嘉宾将对男嘉宾进行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诚勿扰”几乎成了相亲的代名词,表面上看节目似乎扭转了男性选择女性的传统,让女人在舞台上有了对男性品头论足甚至恶语攻击的机会。但事实上这种改变只停留在表面,从节目的走向看,节目组反而是将舞台上的女嘉宾分成了恨嫁、拜金、挑剔、清纯、知性等脸谱化的类型,男嘉宾作为主观视角和摄影机一起注视站在舞台上的女性,一群女性仍旧被男嘉宾和观众双重凝视并消费。

从《中国剩女调查》一书中可以看到,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并非都是“三高”人群,她们生活状况多元多样,而未婚的理由也并非挑剔、拜金。作者走访了8座城市的年纪在27岁以上的43位女性,这些女性提出的未婚理由呈现出多元的趋势:照顾亲人无暇考虑结婚、想继续学业暂无结婚打算、喜欢同性打算向家里出柜、不想太早结婚、没想清楚到底要不要结婚。

从这43位女性的回答可以看出,“剩女”单身的理由应该是多元的状态,并非是媒体不断强调和放大的恨嫁、拜金、挑剔和物质。受众眼中“剩女”的形象全由媒介编码,通过媒介发声的权利大多掌握在男性手中,因此,“剩女”现象仍旧是男权社会塑造、训规女性的新方法。单身女性群体机会少有机会在大众媒介上曝光,她们也缺少平等看待她们的听众。例如,罗爱萍的《中国剩女调查》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就极小,主流的声音仍旧是将“剩女”问题化。

“剩女”应该是随着中国都市化和经济的发展,教育改善以及进步观念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世界范围内,女性的晚婚晚育和终身单身都应是一种趋势,也是女性的自由与权力。“剩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非现实真相,而是由大众媒介建构起来假象。如何在主流价值观解构此种女性“樊笼”,才是真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Cynthia Carter.新闻、性别与权力[M].台北市:韦伯,1999:70-100.

[2]罗爱萍,王蜂,江宇.中国剩女调查[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10-40.

[3]刘利群,张敬婕.“剩女”与盛宴——性别视角下的“剩女传播现象与媒介传播策略研究[J].妇女研究丛论,2013(5):76-82.

性别与媒介 篇2

一、《玩偶之家》及中国“娜拉”的衍生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栏”,该作品随即引发中国文艺界的强烈关注。娜拉“出逃”契合了当时中国社会追求个人主义精神的大背景,以娜拉为原型的创作在中国展开。

1919年,胡适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其中的女主角田亚梅被认为是中国的首位“娜拉”形象。胡适自称这本粗糙的剧本为“游戏的喜剧”,但洪深认为这部剧开争女权之先:“在封建势力仍然强盛的中国,是没有女子敢‘娜拉’的”。[2]继《终身大事》后,剧坛还有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欧阳予倩的《泼妇》等。许多报纸、杂志刊登了《离婚自由论》(夏梅)、《姐妹们起来哟》(邓颖超)[3]等倡导女性解放的作品。除了歌颂“娜拉”反抗主义精神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持审慎态度的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以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和短篇小说《伤逝》为代表。阮玲玉的电影作品《小玩意》、《新女性》、《神女》等,也揭示了获得自我解放的女子无法在社会立足的悲剧。

二、民国妇女离婚风潮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纷纷效仿“娜拉”,主动提出离婚、走出家庭、建立事业的女性多了起来。

首先,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比重上升。中国封建父权制赋予男子休妻[4]的特权,向女子灌输“贞洁烈妇”、“从一而终”,如果女子不满婚后生活而提出离婚则被认为有悖伦常。 随着“娜拉”与“五四”妇女解放运动融为一体,一部分获得教育的女性开始成为觉醒的“新女性”,从态度到行为上,她们均迈出了“出走”的关键一步。这一时期,城市中由女方主动提出的离婚案件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从1921年到1925年间,上海妇女主动提出的离婚案已经接近15%。1928年到1934年,北平女性主动要求离婚者已经达到66.1%。[5]其次, 涌现出众多独立的女性从业者。这个时期,离婚后的沈兹九在《妇女生活》做了编辑;董竹君与其督军丈夫离婚后,锦江饭店大获成功;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成为上海商界女性精英,她既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又曾任职云裳服装行总经理。

三、性别意识“共识”的建构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代替人际传播,成为“提供信息、观念和意识”[6]的主要来源。在推动近现代女性形成“男女平等”的意识的过程中,报纸、电影等新式传播手段成为建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有效中介。在民国妇女离婚风潮中,“共识”机制的培养主要仰赖三个方面:

(一)无处不在的媒介和象征符营造“拟态环境”[7]

从春柳社的戏剧到《新青年》的特刊号,到各种剧本改编、报章描绘,再到阮玲玉的电影演绎,“娜拉”始终存活在各种类型的媒介当中。传播媒介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承载了一个名为“娜拉”的符号,而“娜拉出走” 作为能指,又指向“女性解放”的所指[8]。所有这些“娜拉”的象征符共同营造出一种称为“拟态环境”的媒介生态,这个媒介生态使受困的妇女相信,挣脱父权制压迫指日可待。

(二)大量接触“娜拉”符号的可能性

媒体技术发展为受众大量接触“娜拉”形象提供了条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女性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的改善,[9]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女性受众越来越多;由于时代的需要,媒介在译介和改写 “娜拉”上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展示多样“娜拉”;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乐于大量注意和接触相关信息,从“娜拉”中感受力量,收获勇气。

(三)“共识”的形成与接踵而至的行动

“娜拉”的出走在中国女性中间引起巨大的反响和强烈的轰动,她们从“娜拉”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女性命运,这种“叛逃”的行为和以前那种低眉顺目的女子形象截然相对。“我首先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激起了受父权制压迫的女性的共鸣,她们开始从精神上解放自我,提倡“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并进一步主动脱离不和谐的婚姻关系,向旧式婚姻制度提出挑战。民国的一些离婚事件与获得较高社会声誉的女性相关,这些女性包括女报人、女影星、女企业家, 以及有社会地位的男性的妻子。这类离婚事件通过媒体放大,同样促成了知识女性“离婚共识”的达成。

四、一种反思:媒介在社会性别意识形成中的作用

《玩偶之家》提升了民国时代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建构了一种新式文化潮流———女性的离婚潮,反映了“新女性”对男权社会强有力的挑战。然而,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来说,现代女性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平等”权力,这其中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很多。

(一)“拟态环境”和客观现实的差距

李普曼揭示了“拟态环境”不过是媒介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鲁迅曾在女子学校做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并在《伤逝》中进一步揭示了女性解放与冰冷的现实碰撞后遭遇的危机。获得自我解放的新女性往往需面对真实而残酷的社会状况———民国时期只有少量工作适合女性,并需要未婚未育,且工资不高、等级较低。这说明,媒体建构的“男女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实现,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

(二)文化建构影响因素的多重性

传播媒介只是影响人们认知、价值观和行为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一种。把易卜生的娜拉置换为中国语境下成长的娜拉,也就是将娜拉置于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分析,并从这一侧面剖析“五四”时期中国国民的精神状况[10]。民国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其倡导的反封建思想借由话剧、报纸、刊物及其后出现的电视得以传播,但封建纲常礼法和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短时间内无法破除,个性解放、妇女解放问题只是在知识分子和上层阶级“流行”的潮流,经济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广大妇女。易新农认为《玩偶之家》在中国兴起要“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思潮、社会心理的转换才能说清”[11],这亦说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大势所趋,媒体在其中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无法否定其他要素在其中所发挥的效力。

(三)权力的交接

男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而女性权力和地位的生杀大权依然紧握在男性统治者手上。也就是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男性是女性身体和思想解放启蒙人和推动者,这种启蒙与被启蒙的二元结构就成为加固男女旧有权力关系的因素。女性是“被启蒙者”,也是启蒙者自己想象性的“他者”。 女性解放被置于整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男性是话题的发起人,而女性始终缺乏真正的话语权[12]。“出走”所象征的解放, 不过是摆脱传统的伦理和家庭结构;掌握权力的主体却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五、结语

综上所述,媒介中“出走的娜拉”的形象建构了民国时期女性追求性别平等意识的共识,使民国妇女鼓足勇气掀起离婚风潮。这是一次女性对于男权社会话语权的颠覆,是在“文化霸权”中取得的有价值的胜利。但是,媒介是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的一环,在解放女性思想、提升女性社会性别意识上起到的作用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对男女两性关系来说,本质上需要解决的依然是男女对“霸权”的分配,也就是男性是否愿意让渡部分权力,承认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平等地位。

参考文献

[1]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玩偶之家[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 .沃纳·赛弗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4] .L.van Zoonen.女性主义媒介研究[M].曹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 .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 .佐藤忠男.中国电影百年[M].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论媒介演化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篇3

一、媒介技术的演化与社会性别的融合

媒介技术的演化不仅逐渐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模式, 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它还打破了社会场景中的藩篱, 为两性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下共享观念提供了可能, 为社会性别的融合做了长期的准备。

(一) 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1. 传统传播模式———“被禁锢”的信息

男性、女性作为一直以来社会中存在的两个“群体”, 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个成员。媒介对社会性别的影响, 主要在于媒介技术至少部分地使这两个“群体”在从社会场景中获得信息接触时存在了一定的差异。[2]而媒介技术的演变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模式, 以此改变着群体之间获取信息的差异性, 从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口语传播时代的信息具有易逝性, 无论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还是被动获取信息, 信息都无法长久地保存。通过口语传播的形式, 信息的共享程度也十分有限, 从长远来看, 非常不利于人们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信息并获得认同, 这也限制了人们以群体身份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文字传播时代, 信息得以长久地保存, 但技术的限制使得信息不能被大批量生产。虽然此阶段人们多是主动获取信息, 但由于文字的复杂性, 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 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是非常不平等的。

在印刷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同样因为文字的特殊性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 在各种年龄段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 使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 所以书籍更容易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间的交流。印刷时代的书籍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物体, 必须被单独购买或借阅, 所以如果人们对某一领域的信息感兴趣, 就必须主动将自己需要的书籍找出来。

2. 电子传播模式———信息的“主动传播”

与书籍相比, 作为电子传播时代代表的电视则有较少的知识阶段和分隔, 电视把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电视不会帮助精英掌控对于文化知识的解释权, 也不会使交流系统处于被分隔的状态, 它不会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之间的交流。与书籍需要被人们主动获取相比, 电子讯息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 电视节目是被动性的消息, 利于满足大众更一般化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 阅读常用来加强和纯化一个人内在的现实, 但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并向他们传播信息。

李宇春自出道至今拥有了大量的“玉米”, 除了许多年轻人, 也有很多“妈妈们”加入了“玉米”的行列。“妈妈们”大都是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 她们大多都认为女性应该以柔美、纤细、温婉作为特质。李宇春的中性形象如果出现在传统的媒体上, “妈妈”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注, 但借助电视这一平台, “妈妈”们有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看超女的节目, 关注李宇春, 以至最后也成为“玉米”的一员。可见电视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 也为社会性别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场景”之间的藩篱最小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指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 是整个文明”。[3]她也指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只是一个谎言, 女人想事情的方式、情绪、走路的样子, 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 而是渐渐形成的, 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结果。而梅罗维茨认为“群体”的身份“是由群体成员共享而对外部群体保密的经历所支持的”。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 他进一步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对社会场景存在差异造成的, 男性和女性领地的隔离一度造成了社会化的不同角色”。[4]梅罗维茨将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为“实际上是为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最小化或将其消除”。[5]媒介技术的演化正是通过进一步消除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造成影响的。

1. 旧有的“场景”隔离———“模糊”的自我认知

许多年以来,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隔离是被明确告知和接受的宗旨:“两个场合的宗旨”。妇女的位置是家庭与居家的场合;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和照料孩子, 保护家庭, 减轻有工作的丈夫的负担;她们的权利是确定家庭的道德规则, 塑造孩子的个性与行为, 以及指导她丈夫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 男人要进入公共场合, 挣钱供养家庭。他们的权利是自由旅行, 决定家庭的居住地, 并且领导家庭的公共事务。这样的传统观念把妇女从商业化的重担中解放了出来, 男人则从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妇女传统的形象是纤弱、胆小、富有感情、超凡脱俗, 以及需要男人保护的, 这与妇女同男性信息传统的隔离有很大关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不但是通过场合的隔离而得到强化, 而且也通过男人比女人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而得到加强。以往, 男人能够去绝大多数妇女能到的地方, 女性则不能去大部分男人能去的地方, 但女性的私人空间却常常有男人介入。

男人对各种社会场所的介入允许他们发展多重的社会自我, 练习从一个场景中解脱出来, 当他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时, 并可以获得自己角色所需的距离和看法。相比之下, 女性在家庭场合中的隔离使她们很少了解关于社会和自己角色的状况, 因此女性获得的是一个更有局限性和模糊感觉的自我, 一位女性对自己经历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的理解, 很少能得到群体共同看法的肯定。波伏娃指出, 女人没有历史、宗教以及共同的地点可以使她们结盟。“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 通过居室、家务、经济条件, 以及社会地位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 其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女性的联系”。

2.“场景”的去“藩篱”化———“群体认同感”的催生

在受到电子媒介使用刺激后的工业信息时代, 电视可能以几种方式攻击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 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分界线, 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当谈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大变革时, 不得不提到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其时, 电视在美国的普及率已将近90%。或许可以说正是电视媒体使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资源, 帮助她们去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自我, 并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边缘心态, 其中的某些女性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她们在组织中发现了妇女团体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妇女拥有一种新的权利意识和团体意识, 而且拥有一种用团体和政治的语言来描述个人经历的能力。由此, 女权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发展、成熟, 最终独立引导了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6]

(三)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在平等环境中的观念共享成为可能

电视将带有性别内容的节目带进家庭中时, 会以两种方式冲击传统的体制:赋予女孩另一个直接的角色榜样, 而对男孩则减少了男性世界的抽象性。从长期来看, 男孩和女孩都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接触暴露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榜样, 他们共享同样的性别观念, 这可能会削弱传统中社会化模式的区别。

1. 观念的共享对传统的性别意识造成冲击———不同性别的“公开比较”

电视所展示的文化态度是女孩和男孩应当各自按照传统的性别意识行事, 但它也可能教给女孩男性的行为、教给男孩女性的行为。由于面向女孩和面向男孩的书中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理念, 过去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模式就会因为他们所阅读内容的差异, 以及由于缺乏对异性所阅读内容的直接知识而得到强化。比如:许多书籍和电影中描述的教训是, 为了赢得一个男人, 女性必须放弃与他竞争。这种体系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 从儿童图书到学术论文, 都得到了强化。[7]但电视上的内容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影响, 因为无论男孩女孩都接受着这样的信息。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如何, 共享的信息越多, 就越是难以维持行为和世界观的传统区别。

每个小孩都有新的选择, 他们可能采取异性角色的某些特征, 电视同样减少了“异性”的神秘。在相同的信息环境中包括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 使得两种性别的行为公开地让公众进行详察和分析。由于电视结束了文化了中“女性场合”的女性信息的隔离, 那么它的最大影响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作为两性平等共享信息的平台, 电视改变了两性对社会性别的看法。电视使女性接触到与以往不同的“外部标准”并且告诉她们“事情如何进行”。男性也找到了放松自己, 不用一直维持自己强硬阳刚形象的另一个新方向。电视这个共享场景推动了以往被分隔开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

2. 共享观念促进了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性别融合的“公开需求”

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前, 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将她们看成是一个“群体”。女性突然能够“看到”超越她们个人问题并对其表示关注, 亦能够获得外部的观点, 对全体女性问题有共同理解, 这与在平等环境中获得了共享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电视提供了有着男性话题、男性冒险和男性机会的男性世界的画面, 而女性却被禁止入内, 这使女性发现自己是“少数人群体”———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只能看不能进入的群体。电视对两性领地的不断暴露鼓励了男性和女性要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进行性别融合。

2010年因参加《快乐男生》选秀而家喻户晓的刘著, 人称“著姐”。因参赛时着烟熏妆, 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 女性化的表演, 出尽了风头。刘著的性别观从小就与其他男孩不一样, 但是他的家人也从未对他进行干涉, 对他的成长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在以前的社会是肯定不会被认同的现象。如今的刘著还是会着女装亮相一些小的选秀现场, 甚至还召开了自己的演唱会。通过《快乐男生》的平台, 刘著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他的性别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认同。且不说刘著自身的行为是否含有炒作意味, 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性别融合的现象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媒介技术的演化催生了全新的“场景”的诞生, 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产生

著名的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一下子在全国爆发。几乎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预测到它, 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会那样。”社会意识中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如何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意识, 是什么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合理的———之后———对许多男性也是合理的呢?[8]在一代人之内如此大范围的人群中女性主义意识的突然兴起有力地说明, 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 它们可能赋予了人们恰当性别角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

(一) 社会“场景”的融合产生了全新的“场景”———性别融合的基础

社会“场景”的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的简单叠加, 融合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当两个场景彻底融合成一个场景或逐渐趋向融合时, 就会促使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梅罗维茨指出:“性别的适合行为的新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更伟大的意识中成长出来的, 而是从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中成长出来的。”[9]

因为电视通过将外部世界带入家中, 打破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区分, 它首要的和最强烈的影响是女性对公众男性世界的观念以及她们所处的地点或缺少地点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子媒介对家的入侵不仅使女性从家庭信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而且倾向于将公共和家庭场景重要整合并且形成一个“兼有两性的场景”。

(二) 新的“场景”促使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性别融合的开端

妇女解放运动决不是简单地解放“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妇女对角色、权利和责任变化的要求也必然要求男性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变化。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性别解放运动”, 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融合, 不仅仅是妇女变得更像男人, 而是两种性别的成员变得类似, 并且两种性别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对方的互相认同。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 现任的美国国务卿, 她的经历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了帮克林顿助选, 而改从夫姓, 又力排众议与奥巴马同时竞选美国总统, 甚至还曾经在竞选中一度取得过领先位置。而她的先生克林顿从美国前任总统转变为为希拉里助选的好好先生则恰恰反应了两性在社会角色中互相融合的趋势, 当男性与女性不再固守在旧有的社会分工和场景之内时, 一样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并获得众人的认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性别融合”的未来提供了好的典范。

三、结语

媒介是大众传媒传播的工具, 不仅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 媒介也通过塑造这些社会事务和行为交往的风格来影响着社会。社会“场景”之间不断地融合与撞击, 引起了对社会和政治行为重新评价。作为受传者, 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去鉴别信息的有益与否, 而作为传媒人的我们如何去挖掘传媒的潜质以服务社会, 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应是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

摘要：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化, 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社会性别的融合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 着力从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使不同社会性别之间隔离“场景”的最小化, 促使了崭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共享三方面来探讨媒介技术的演化对社会性别融合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演化,社会性别

参考文献

[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

性别与媒介 篇4

(一) 起源

早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里李宇春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人们的性别认知的传统定义, 超级女声里李宇春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 她因为帅气的形象气质还在短时间内走红并且成为人们口中相传的“春哥”。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制作人看到“春哥”的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利益, 更多的电视节目开始模仿甚至是超越超级女声的这个在性别上的卖点, 并且向通过这样的卖点博得较好的收视率, 于是又相继出现了伪娘, 在2010年的快乐男声成都赛区的预选赛当中, 刘著因报名时着烟熏妆, 穿粉红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关注, 被人誉为“著姐”的刘著开始走进大众的视线。“伪娘”开始登上热点舞台。

(二) “伪娘”的特点

在“伪娘”盛行的年代, 我们对这个词也许只是停留在论坛贴吧里的热点词汇, 我们对这个词的了解似乎都披上了媒体炒作的外衣。因此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确伪娘的定义和特点, 然后因此才能看到它衍生的影响。 在百度百科里“伪娘”是指一切自然非加工或通过人为手段达到让他人被误认为是女性效果的男性, 指的是有五官和脸型有女性美感的正常男性角色, 且变装后常常带有很强的萌属性, 有的可能更胜过一般女性角色。

二、“伪娘”系列电视节目带来的连锁效应

“伪娘”现象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商业利益, 各大媒体通过关于“伪娘”的炒作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 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收视率。但是由“伪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又是部门不容忽视的, 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使得我们不得不深思, 这样的炒作是不是太过于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媒体本身的作用?

(一) “伪娘”背后的推手:利益

2010年, 伴随着超级女声的完美再现, 快乐男声也被搬上了荧屏, 快乐男声以伪娘的姿态吸引了受众眼球, 快乐男声刘著以一身惊艳的女生打扮一夜而红, 成为了当年快乐男声的最大亮点。无疑, 伪娘不过是风口浪尖上的一根小小导火线, 其目的不外乎达到快乐男声的大规模宣传, 这也只是媒介借口伪娘, 达到自己炒作娱乐, 而赢取利益。在媒介日益发展, 竞争激烈的今天, 各个媒体要想在竞争中取得重要的位置, 关键在于受众数和量上的较量, 所以, 媒体不想被淘汰掉, 就要千方百计吸引受众的眼球, 当然, 也正因为如此, 媒介开始已低俗趣味性的新闻来挑战人们的旧式思维, 激发受众的好奇心, 从而获取受众。

(二) “伪娘”现象不可避免的危害

“伪娘”系列的电视节目, 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提高了收视率, 但是因此而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不容忽视的。 首先以“伪娘”作为噱头炒作的娱乐节目似乎在告诉人们成名走红的道路有很多种最容易的就是与众不同, 换句话说就是说要无限度的挖掘能力以外的任何一个可以吸引受众眼球的点, 并且无限制的夸大这样的点, 以达到炒作的效果, 通过炒作走红, 这在价值观上使人们产生不劳而获的观念, 其次在更严重的影响层面来说, 这样的电视节目虽然可以娱乐大众, 同时也在一定层面上改变或者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和性别认知能力。随着这样的节目内容的日益增多, 不少青少年开始模仿, 社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春哥的翻版, 著姐的翻版, 这样的风气在社会中弥散开始形成男人像娘们, 女人像爷们的趋势, 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但是它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和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面对“伪娘”媒介应该怎么做

要遏制住大众传媒娱乐低俗之风蔓延, 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反对娱乐低俗之风的重要性, 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还是大众传媒本身, 都应该从思想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娱乐低俗之风, 不给娱乐低俗之风生存空间。大众传媒的管理者和节目制作人员要提高节目制作水准, 不能一味地进行低俗化炒作。作为媒介工作者, 我们应该更清楚媒介带给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是什么, 个别不负责任的传播内容也许一时可以提高收视率, 但是因此而带来的危害也许不会只起到一时的影响, 也许会影响青少年整个人生的发展趋向, 因此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在积极向上的前提上提高收视率。作为受众, 我们也应该在接受传播内容的时候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不能一味的接受媒介传播给我们的内容。

一个和谐健康的传播环境和传播效果, 是需要传播者和受众一起努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面对错误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积极发现, 认真分析, 紧密的提出整改措施, 使得社会环境不断趋于绿色。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期, 虽然我们应该本着接受多元化的文化的立场出发但是在我们容纳多元化的文化的同时应该摒弃与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相冲突并且产生了恶劣影响的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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