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共7篇）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1

牡丹文化是以牡丹为载体，承载了芳姿艳质、劲骨刚心的精神内涵，寄托了人们不畏强权、敢于抗争的精神，是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象征。

一、牡丹文化的起源与媒介传播的启蒙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起源

牡丹文化是中国花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牡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牡丹，是中国的特产，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用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形成了包括园艺学、药物学、文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

牡丹文化的起源，距今约有三千年的历史。秦汉以前，牡丹、芍药不分，统称之为芍药，因而人们常常将二者的早期发展历史相提并论。牡丹经历了一个从药用、食用等实用阶段到观赏阶段的过程。一部牡丹应用、栽培、发展史，就是一部牡丹文化史。早期有关芍药 (牡丹) 的记载相当简略。如果从《诗经》上的芍药 (牡丹) 诗算起，距今也有3000年左右。芍药 (牡丹) 花成了诗歌题材，当是牡丹芍药文化的起源。秦汉之际，牡丹、芍药均以药用植物记入《神农本草经》。

（二）媒介传播的启蒙作用

本文媒介传播中的媒介是指广义的媒介。媒介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所以它包括书籍、诗词、歌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因此，古代文人的作品也是可资传播的媒介。春秋时的《诗经》、秦汉时的《神农本草经》等著名书籍既记载了有关牡丹的最初实用状态，又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诗经》中《国风·郑风》的《溱洧》篇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语句。全诗形象描述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情景，并以芍药(牡丹)相赠作为定情之物。《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牡丹的药用，对早期牡丹的种植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后世之人阅读《诗经》、《神农本草经》等书籍，即接受了牡丹文化的启蒙。

二、牡丹文化的发展与媒介传播的促进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发展

牡丹文化在两汉之后和唐宋时期呈现快速发展，出现了诗词文赋、传说故事、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服饰、食品等方面的文化现象。这一阶段，牡丹作为药用和观赏植物得到了推广。牡丹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东晋顾恺之的绘画中表现了木芍药 (牡丹)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杨子华画牡丹极分明，牡丹发展到了观赏阶段并进入艺术领域。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易州进牡丹二十箱，牡丹从民间栽培进入皇家园林。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开元中牡丹盛于长安，艳压群芳，被誉为“花王”。文人赏花写诗，牡丹文化形成了一个高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移至洛阳。从天子、文人到平民，皆以观赏牡丹为乐事。北宋的牡丹诗词极多，还出现了欧阳修撰写的《洛阳牡丹记》。这部园艺学著作及随后的谱录，为牡丹栽培、花卉园艺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宋，四川的成都、天彭牡丹花事活动也曾形成高潮。除诗词外，出现了陆游的《天彭牡丹谱》等专著。

明清时期，各地牡丹栽培又日渐繁盛，形成众多的栽培类群，并曾正式荣得“国花”之名。明朝迁都北京后，牡丹栽培中心转移到了亳州、曹州(今山东菏泽)。北京的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的太湖、西北的兰州和临夏的牡丹种植也有所发展。清代，曹州牡丹就更繁盛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书，曾有“曹州牡丹甲齐鲁”的记述。亳州、菏泽及北京，出现赏花高潮，并有专著问世。明代有高濂的《牡丹花谱》等，清代有汪灏的《广群芳谱》，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等等。民间故事、民风民俗、绘画、手工艺品、雕饰等以牡丹为主题的文化现象，屡见不鲜。

（二）媒介传播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后和唐宋时期，古代药物学和美食方面对于牡丹的重视和唐宋诗词对于牡丹的赞赏发挥了媒介的促进作用。作为药用的牡丹充当了实物的媒介，牡丹因其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而为世人接受。以牡丹为题材的唐宋诗词，充当了文化的媒介，促进了人们对于牡丹的热爱和牡丹文化的发展。

牡丹作为实物的媒介，通过药用、食用而为人们所熟知。牡丹的药用在东汉末年就相当普遍。牡丹除根可做药用的丹皮外，花瓣、花粉及花叶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牡丹性微寒，味苦辛，无毒;入心、肝、肾、心包四经。牡丹花的食用从宋代开始，人们为其香味所陶醉。

牡丹作为文化的媒介，牡丹诗词与赋、谱记、故事不胜枚举。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最为人们熟知。作词之日，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兴庆宫观赏牡丹，李白乘醉填词三首，借助牡丹歌咏贵妃之美。其一尤为世人传诵：“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俯瞰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德裕著有《牡丹赋》。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开篇一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更显对牡丹的钟爱。唐宋文人创作的《海记》、《异人录》等记载了许多牡丹故事。明代诗家李东阳著《浪淘沙》：“春去有馀春，且付花神。天香满地不沾尘，报道夜来新雨过，雨过还新。芳意比佳人，谁寄花真。碧云为盖草为茵。刚道花王谁不信，疑是前身。”反映了诗人对于牡丹的厚爱。清代康熙年间状元汪应铨著《雾中花》：“名花笼雾认难真，道是还非梦里身。仿佛汉家宫殿冷，隔帏遥见李夫人。”此诗写观赏雾中牡丹的情景。除了吟诗填词做赋，明清文人还创作了小说、剧本。如明代冯梦龙的《灌园叟晚逢仙女》、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蒲松龄的《葛巾》、《香玉》。

三、牡丹文化的繁荣与媒介传播的整合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牡丹种植得到恢复和发展。牡丹文化得到重视并呈现繁荣局面，出现大批牡丹专家和研究人员。目前，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有600多个品种，成为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栽培、观赏、科研中心。洛阳也扩大了牡丹种植面积，有望突破2万亩，努力做好“洛阳牡丹甲天下”这篇文章。北京奥运会期间，“迎奥运洛阳牡丹花展”走进奥运村，受到各国参赛选手的喜爱。2010年上海世博会，各项重大活动、场所的礼仪接待，皆有洛阳牡丹;洛阳牡丹花展中120多种精品轮流展出，海内外游人可品味牡丹的千年花韵。书法、绘画、摄影、雕刻等牡丹艺术，异彩纷呈，引人注目。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牡丹文化实现繁荣局面。牡丹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与时代发展同步，牡丹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牡丹作为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形象的具体体现。其二，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以牡丹为题材的各种文艺创作更繁荣。其三，牡丹产业化进程加快。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四川彭州等地的牡丹花会，吸引了海内外游客观光投资。其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陆续问世，如由王莲英主编的《中国牡丹品种图志》等，反映了当代牡丹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成就。其五，对牡丹文化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除出版牡丹画谱、摄影集、诗词赏析等著作外，出版了探讨历代牡丹文化现象与阐述牡丹文化内涵的论著。由温新月、李保光主编的《国花大典》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二）媒介传播的整合作用

现当代的媒介传播发挥了整合作用，为牡丹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当代媒介的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诗词、小说之外，有了报纸、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邮票等多种形式的媒介。

1958年，剧作家吴永刚将明代冯梦龙的《灌园叟晚逢仙女》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秋翁遇仙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赢得观众的青睐。2010年4月，洛阳市摄制了《牡丹花儿开》的电影，弘扬牡丹文化;获得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的歌舞剧《牡丹亭》在洛阳歌剧院上演，它根据明代汤显祖的著作创编而成，演绎了“人鬼情未了，真爱跨时空”的经典爱情。2009年9月至今，洛阳市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联合，将汤显祖的著作改编摄制成30集电视连续剧《牡丹亭》，而后在央视和海外播出发行。牡丹的故事、歌曲、散文也是很好的媒介传播。1973年，周恩来在洛阳真不同饭店，将一道名菜命名为“牡丹燕菜”，这个故事被传为佳话;蒋大为演唱的《牡丹之歌》，让人赞叹牡丹的傲骨和美丽;张抗抗的散文《牡丹的拒绝》，令人叹服牡丹的品位之美。

广播和电视是一种快速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1994年12月，央视《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洛阳牡丹在雪中绽放的新闻。1994年以来的历届洛阳牡丹花会的庆典晚会，均在央视播出，并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电视台播出，扩大了牡丹文化的宣传。1996年，由洛阳和菏泽、新华社音像中心联合录制的《中国牡丹》十集电视系列片是我国第一部介绍牡丹的大型专题片。它达到了画面美、解说美、音乐美、歌词美的综合艺术效果。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央视在转播赛事的同时，令球迷领略了牡丹的倾城美姿。1999年和2000年的央视春晚，洛阳牡丹均装扮晚会现场。2008年5月，央视“倾国倾城”特别节目，展播洛阳牡丹。

手机和互联网也成了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游客通过手机拍摄牡丹、发送有关牡丹的诗词等，有力地传播了牡丹文化。2010年洛阳的牡丹花会，洛阳市与新浪网联手，以“花开五洲、情系洛阳”为主题，在新浪网滚动播出第28届洛阳牡丹花会的相关新闻，全方位综合宣传花会盛况。各地游客和网民可通过手机、互联网络等多种形式，实现在手机和电脑上实时游洛阳赏牡丹。

一张张以牡丹为主题的邮票也成了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1964年我国曾发行过特61《牡丹》特种邮票1套15枚、小型张1枚。2006年4月10日，第24届洛阳牡丹花会开幕，《千枚牡丹》个性化邮票当日发行，它由中国邮票首席设计专家王虎鸣设计。从2006年起，每年发行200枚，5年内发行完毕。2008年4月10日，《千姿牡丹》奥运纪念邮票在洛阳举行首发仪式。《千姿牡丹》奥运纪念邮票采用12枚牡丹附图围绕4枚奥运会徽主图的版式，另一枚小版张以8枚精品牡丹附图围绕4枚奥运会徽主图，中间为五个“福娃”图案，邮票设计精美、独特、简洁，凸显出“千姿牡丹喜迎奥运”的主题，邮票与牡丹书画有机结合，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2009年4月，世界邮展和牡丹花会一起在洛阳举办，牡丹更为全球瞩目。

四、结语

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是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此外，还有几个发展中心：一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及皖东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肃的兰州、临夏;四是广西的灌阳。牡丹文化随着栽培中心的转移和朝代的兴衰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时代特点。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关系密切，牡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媒介传播，媒介传播为牡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推动，二者共同发展，相得益彰。人们通过媒介传播加深了对牡丹文化的认同和内化，牡丹文化借助媒介传播加快了发展，得到了成熟和繁荣，呈现了牡丹文化再展新颜和媒介传播推陈出新的良好局面。

摘要：牡丹文化源远流长, 约有3000年的历史, 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它以中原为传播的主要范围, 辐射全国, 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牡丹文化的起源、发展、繁荣中, 古代文人的佳作和药物学著作、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报纸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键词：牡丹,牡丹文化,媒介传播

参考文献

[1]张宝利, 王红星主编.洛阳牡丹.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2]柏原著.谈花说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徐振云, 罗玲谊, 李冰选注.牡丹诗词三百首.香港:香港永泰出版社, 2006.

[4]肖鲁阳, 孟繁书主编.中国牡丹谱.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

[5]张复兴, 郭崇华著.洛阳牡丹故事.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

[6]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7.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2

关键词：现代传播媒介、贫困地区旅游文化、影响、发展对策

以贵州贫困山区为例，说明当前传播媒介在发展当地旅游文化方面的现状（有利形势和存在不足）。

有利形势：个别地区已经根据当地实际探索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途径，比如习水，最重要的优点就是打造特色红色旅游的同时，全方位发挥各种现代传媒的优势，其优点：

1、报纸，为旅游摇旗呐喊：《贵州日报》上的《红色文化：神奇习水的灵魂》）

2、网络互动性、知名网站的带动作用（目的地指南、游记论坛、微游记）

3、电视，图文声像一体的直观性，电视剧、特色旅游栏目

不足：

1、各种媒介发展孤立，各种媒体没有形成综合宣传的立体模式；

2、媒体宣传时机没有充分把握好，世界水日、植树节之类的，原生态的宣传；

3、不连贯，都积压在无一、十一黄金周这样的时刻，受众信息接受饱和；

4、贫困地区发展孤立，没有形成跨区域发展模式。

发展对策：

1、充分发挥现有各种媒介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综合立体传播。

（1）报纸 建议发表在网站上的精彩个人游记 投递到大型报刊的副刊

（2）广播 突出音响和声音的优势 带动听着情绪

（3）电视 影视、探索类栏目、乡村一日游

(4)网站 同类型网站的资源共享（链接）建立官方微博——精彩有奖互动节目

（5）手机当地旅游局与移动、联通等手机运营商的合作，推出特色旅游专刊

3、以时间为纵向发展点，根据时节，推出相应活动，增加吸引力。

4、加强跨区域合作，综合发展各类媒介间的优势互通。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3

关 键 词：产品设计文化 传播文化 形态

一、产品设计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首先从其字面意义上来看，指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而今日之“大众”是作为社会消费、娱乐主体的意义被使用的。故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大众、流行于大众，又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它是与都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电子高新科技为传播媒介的，按照市场规律可以大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产品设计文化也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设计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大众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的过程。

首先，从二者服务的对象和流行的范围来看。我们知道，大众文化是兴起于大众、流行于大众，由大众自己积极参与创造，又反过来服务于大众的文化形态。而产品设计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以产品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对话和互动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传达者（客户和产品设计师）通过产品向社会大众发售各类商品的、经济的、文化的、娱乐的信息，并引起受传者互动和反馈的一种活动方式。

其次，从二者的发展进程来看。大众文化和产品设计文化都与现代都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以现代高科技的电子传播媒介为依托，是现代科技水平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结果。

第三，从二者的属性来看。大众文化和产品设计文化一样都是一种可被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消费文化形态。”

现代产品设计文化完全具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和性格，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而大众文化也正是产品设计文化所宣扬、传播的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产品设计的一个根本文化属性。

二、产品设计中广告消费文化的繁荣

媒介的广泛性和大众化使商业者看到了商机，商者开始利用媒体发布广告，在产品设计上吸引大众的目光。按照传统的消费观念，购买一件商品，一定是于人有用的。而其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础。但是从现代观念来看，人的需求其实是逐步养成的。现代人的消费行为本身在不断发明着、制造着以及培养着他们自身的需求，特别是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消费本身是一个构筑意义的过程，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内化，是文化的生成、发展、固化的过程。

广告主总是在探究消费大众心中那深层次的欲望和潜意识的需求，并使其所制造的广告形象与这种欲望和需求相吻合，从而为大众制定一种理想生活的标准和范式，营造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虚拟的现实，让人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拥有了那些被鼓吹的商品或形象，人们就能得到一种特殊的、富有精神内容的有价值的东西， 直接的欲望和深层的无意识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并由此而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广告不断制造人们的匮乏感和不平衡心理，人们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得以消解心理的缺失。广告形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消费选择的理由，消费者也为自己接受广告制造出各种借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告只不过是一种意义双关的哄骗。”

然而，商业广告的意义并非完全消极的，人们面对广告时也并非完全被动的，它在为人们编造一个虚拟现实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生活的奋斗目标，为这个社会创造了无可比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其意义并非完全是庸俗的，同时也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广告借助形象符号为人类创造了一种商业的、文化的奇迹，它通过广告形象统辖人类，使原来高雅的事物大众化了，又使原来大众化的事物高雅化了……形象的传播繁荣了广告文化，也进一步活跃了消费文化。”

三、审美文化对产品设计的影响

审美文化是指大众在满足基本情况的条件下，对美的更高的追求。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要求，审美文化也在当今社会掀起了高潮，日益成为理论界、学术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注的社会主流文化现象。所谓审美文化的兴盛，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两方面。前者指当今人们越来越关注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问题，人们努力营造一种风格化、审美化、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后者主要指审美已经从传统的理论思辨和纯文艺领域急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作为新型媒介和现代影像技术发展的产物和制造符号商品的主要来源之一，现代产品设计文化便与当代社会审美文化的兴盛密切相关。一方面，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对风格化、审美化、高品位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促进了现代产品设计的快速发展。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产品设计师总是想方设法、费尽心思，不断创作出新颖的、独特的设计作品。

另一方面，现代产品设计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塑造着人们对风格化、审美化的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同于以往的精英知识分子，现代的产品设计、广告人等已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新媒介人”和“新型知识分子”。大多数的产品设计师和广告人的设计和创意一般来自生活，所以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创造。在打造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时，引导大众进行美化时间的领头者，创建时尚的主导者。

产品文化在现在社会发展中与社会消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产品形象不仅颠倒了各种文化的原则的和审美标准，而且具有全民性。现代文化中，形象的生产和消费者本身有着不同的指向和作用。产品文化有着文化削平功能、民主功能、经济功能，民主化使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形象消费，但是形象本身在阶级社会中创造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于是带动了一切群体追求形象消费，以实现自己的情感满足和优越体验。形象在消费社会中有着霸权主义，所以也有与之相反的形象存在。当然，形象有着独特的经济价值，它可以创造出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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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理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尤其是当我国顺利加入WTO以后，世界各国的企业机构、商业产品等纷纷涌入国内。打开国门，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接触到了全新的事物，但同时也使国内业界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要想让我们的设计有更快更新的发展，就应该克服自身限度，最大可能地参与全球化，以实现跨国的交流与共享。但更为关键的是，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上，才能实现广泛的高质量的文化创造。

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是民族的，反倒越容易成为世界的。兼有文化传播责任的产品设计师应有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胸襟和胆略去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本土化是其必然之路，如果一味的追求国际化、全球化，为迎合大众口味而丢掉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精髓，最后只能是毫无特色和意义的随波逐流。就如我国著名设计大师韩美林先生所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就没有趣了。”可见民族的特性影响着产品设计，因此产品设计应当在遵循国际化的基础上重视本土文化的发展，使设计立足于国内、流行于全球。

五、产品设计文化的媒介传播

所谓媒介文化，指的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媒介不但广泛地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而且使得人们越来越处于一种依赖媒介的情景之中。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通过对人类传播方式历史发展的研究，提出了从面对面的口传文化向印刷文化，而报业作为最早的印刷文化，成为了最早的传播媒介，并以迅猛的速度发展，造就了媒介文化。然后媒介便以一种“遥控”的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完全由符号所构筑的世界，而这些符号正是由各类媒介所宣扬、所营造的，在这个由媒介符号所编织的社会中，形象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组成元素和表征类型。正如美国哲学家凯尔纳所说：“一种媒介文化已经出现，在这种文化中，形象、声音和景观有助于生产出日常生活的构架，它支配着闲暇时间，塑造着种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行为，提供了人们构造自己身份的种种素材……媒介文化是一种形象的文化，但它往往利用产品和听觉。像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音乐盒卡通画等都成为了文化传播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在传播过程中要么突出产品，要么突出听觉，或是将两者混合起来，以广泛地作用于各种情三绪、感情和观念。”

现代产品设计的理念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的文化传播形式经历了从原始的视、听媒介到古代的纸媒介，再到近现代的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深刻变换和革命。期间，人类的文化亦在不断地经历着创新和扩展，直到今天，图像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已逐步代替了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报刊业的前进，新闻产业的发展，广告产业的繁荣，电子图书和报刊的相继问世，当今的文化领土正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而呈现出从所未有的扩张姿态。

现在世界是透明的世界，媒体像一面镜子一样监视着社会，而产品设计是五颜六色的水笔，给社会的发展涂上美丽的颜色，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让我国的产品设计行业光彩夺目。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项目（1224000450584）

参考文献

[1] 约翰·思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M].作家出版社，1996

[4] 黄会林.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 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档案文化传播与媒介演变 篇4

一、档案文化资源在媒介演变中不断沉淀传承

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和存贮, 真实反映着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活动, 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媒介是档案信息的载体, 媒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随着媒介载体的演变, 各种各样的档案产生, 积累, 传承, 这一过程同时是民族文化的积累传播过程, 无论是甲骨档案、泥板档案还是后来的纸质档案、电子档案, 都是社会历史的记录, 是文化资源的积淀。档案文化资源不断沉淀传承可以从数量以及内容两方面阐述。

从数量上来说, 我国公共档案馆的各类档案经过统计,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共保存档案25284.5万卷、7635.8万件;录音磁带、录像磁带、影片档案72.3万盘;照片档案2459.3万张;底图5759万张;电子档案中的磁带46.7万张、磁盘22.5万张、光盘48万张;缩微平片458.3万张、开窗卡217.3万张、卷片25506.6万幅;资料4059.6万册。这些档案囊括各个历史时期, 涉及了经济文化到社会政治等各方面, 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缩影。档案是人类知识经验的存储, 智慧物态的结晶,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从内容上而言, 档案作为文化资源, 记载了社会文化内容, 携带着各种文化信息, 记录着活动内容。不仅档案本身反映着人类活动, 人类利用档案还可以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 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化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 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经卷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些珍贵的档案历史资源在经过发掘、搜集、整理、分析、研究之后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真实揭露了这些历史阶段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是研究我国古代及近现代的重要资料。徽州档案更是实现三最:一是年代跨度最长;二是种类最多;三是数量最多, 全面展现徽州社会生活的状况, 蕴含着徽州社会的观念, 情感与价值。

二、档案文化价值观媒介演变过程

古代时期, 人们对于档案是比较陌生的, 档案始终带着权利神秘色彩。古代档案主要功能是彰显君王“德政”, 进行社会控制。某些有碍控制和影响安定的档案多被销毁, 保留的档案也只有少数统治阶级能够阅览, 档案与群众脱离, 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档案的价值可有可无。因此古代档案的文化价值及其内在信息价值观缺乏建立的条件。到了近代, 学者开始积极关注档案, 其中以龚自珍、罗振玉等为代表, 他们提出“掌故不备, 则无以储后史”, “能见档册, 能考档册”为“其福甚大”, 指出档案不仅是社会工具, 更应挖掘其内容价值, 即文献价值。此后更多的学者利用档案进行编史修治, 档案文化资源属性得以加强。这些实践推动着档案一元文化价值观转为二元价值观, 并促使档案走下神坛, 步入社会生活。“各处都认真加以整理, 档案的价值也就为世人所公知了。”越来越多学者相信档案的史料价值, 将档案作为研究历朝历代社会经济文化语言地理沿革的最好证据, 承认档案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财富。

随着优质媒介的出现, 档案渗透的领域逐渐增多, 档案价值从更多地应用于史学研究、行政管理转向更多应用于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文化教育等事业。档案的文化价值毋庸置疑, 人们对于档案的文化需求也被刺激出来。档案以更直观易懂的方式进入人们视野, 比如电视, 网络, 碟盘等等, 这些媒介提供了可听、可感、可视的全方位传播, 形成档案传播网, 使得档案文化价值观深入人心。具体的例子就是大量档案节目先后播出, 比如《北京档案》, 原始档案纪录片等等, 这些优质媒介使得档案文化价值观逐渐清晰。

西班牙贝尔那·瓦斯·费尔南德指出:“档案作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在当前阶段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就是:不仅有利于信息的接受、组织和保存, 而且有利于信息传播的先进技术。通过运用这一工具, 信息的利用被演变为一种文化活动, 并成为了休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档案蕴含厚重的历史文化, 与现当代传媒相结合, 将有力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独特精神、民族智慧和民族情感, 实现档案历史文化价值, 深入民心, 全面树立档案文化价值观。

三、档案文化权利在媒介演变中逐渐回归于民

关于档案文化权利,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逐渐重视公民的档案文化权利,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 二者存在明显的差距。西方用了200多年就基本完成了档案权利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再向实有权利的转变, 而我国档案文化权利回归于民仍在缓慢实现中。

我国档案文化权利的实现先天不足。受封建专制的影响, 我国档案工作很长一段历史附属于权力机构, 为统治阶级服务, 档案部门严重缺乏服务群众, 社会开放的价值取向。这导致公民潜意识认为档案是政权所有物, 是统治者的工具, 从而使得公民档案意识淡薄, 缺乏主张利用档案权利的能动性, 最终导致档案利用率低。媒介演变中, 各种媒介工具大大宣传了档案, 人们对档案的了解增多, 档案越来越贴近公民, 有时甚至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信息的传播由传统的系统视角转为用户受众视角, 各式媒介将文本、声音、图像、图片等展现方式融为一体, 不仅加大信息传播量, 更侧重考虑用户信息需求, 做到双向互动传播。公民不仅利用媒介接触档案文化, 同时也借助媒介传播自身档案文化。媒介的不断更新进步强化了档案文化传播, 在这一强化过程中公民档案文化权利观逐渐苏醒。这种大环境下与公民相关的人事档案、医疗档案、家庭档案、教育档案等开始大量涌现并得到重视, 而民主进程的加快、建设透明化服务型政府的提出, 促使档案文化权利开始回归于民。

公民的档案文化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强化。人们观念意识的转变促使“根据国家档案概念建立起的以司法———行政管理为基础的档案工作向建立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文化档案概念的变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档案文化价值日益凸显

早期的档案文化活动主要是档案编研、档案公布、档案借阅、档案展览, 档案开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的媒介的出现推动着档案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新媒介使人的感官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 电视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介在保证共享档案信息内容的同时, 更是有各种技术保障, 不仅展现档案原貌, 更给人们提供集文字、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于一体, 大大增强档案的易懂性、可读性与可查性, 从而吸引了更多眼球。

北京卫视《档案》栏目与《中国档案报》的跨媒体合作就是档案文化宣传的创新模式。《档案》以第一手档案资料、引人入胜的故事、立体鲜活的画面打响了档案栏目品牌。同时《中国档案报》发挥平面媒体的优势积极宣传档案栏目, 让档案栏目走进更多观众的视野。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更是说明了档案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功能。《百年中国》灵活运用了数万张照片、数百分钟录音带、数万米胶片和数百箱资料, 将我国的百年社会文化形态以生动形象的视听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让百年的文化积淀融入现代生活并活动起来。新媒介以其强大的穿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带人们走进历史, 反思历史, 传承文化。先进的传媒工具使得历史文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呈现。此外各种档案栏目、档案报刊、档案展览等活动逐渐走进人们生活。

五、档案文化领域在媒介演变中逐渐拓宽

档案学科的发展经过了“文史不分家”到独立学科再到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过程, 学科融通交合成为研究趋势。档案学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先进技术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 全面挖掘档案价值;其他学科逐渐重视档案资料带来的效用, 企图发现新的内容、新的视角。档案文化在媒介演变中渗透的领域越来越广, 越来越多的学科重视档案信息的加工利用, 利用档案文化为学科的发展添砖加瓦。借助通信媒介、计算机、网络等工具对档案信息进行采集、加工、整理、传播、增值, 加强信息服务, 各学科与档案学相得益彰。这些学科主要是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考古学, 媒介演变既为这些学科利用档案信息提供了条件, 又为档案学自身信息检索、信息开发、网络信息资源等专题的研究发展提供了契机。媒介演变中, 档案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交叉, 共同促进。

摘要：人类传播历经了前语言传播、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以及电子传播, 媒介的演变促使传播方式逐渐多维便利, 拓展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媒介演变中档案文化得到积淀并世代相承, 档案文化传播将最终实现社会化。

关键词：档案文化传播,媒介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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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5

[关键词]《低俗小说》神性叙事 电影传播美国后现代文化

大众文化传播的基本框架是信息技术、传播范式和社会行为，基本构成要素为传播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信息制作技术与文化传播范式结合并凸现在电影的制作和播出过程中，一部电影的制作和播出，就是对大众文化信息的组织、选择和传送的一种流程，传播内容程式化、传播使用的语言规范化、传播过程模式化就不可避免。因为范式渗透其中，信息传送经常失衡。影片观众即受众的趣味、爱好、观念、行为乃至于思想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培养”。尤其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以美国好莱坞的影片制作场为中心，通过电影这种特殊的媒介传播向全世界输出美国文化，使全球美国化的浪潮任意肆虐。美国文化意识逐渐成为一种话语霸权，从此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传播范式的控制归结于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其实质还是对文化的控制，是文化霸权主义的实现路径。

源自西方文明发源地希伯莱文明的《圣经》。传承至今代表并蕴含了美国后现代文化的主流，其支离破碎、含义模糊且深刻、片断式的描述并具有多种不同阐释可能的神性叙事方式，被广泛应用在美国电影中。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在90年代所拍摄的著名影片《低俗小说》便是其中的一部经典代表作品。对于这部影片，评论界大部分集中其后现代艺术技巧的广泛运用以及人类悲剧命运与罪恶生活的叙说。重新并仔细审视这部10年前的影片，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因为在这些技巧和叙说的背后。隐藏着更为简单的叙事主题结构。

一

“正义之道困扰在不公平和恶人的暴政周围：以仁慈和善意之名保佑他过黑暗的山谷：保护牧羊的弱者，因为他是自己兄弟的忠实者和迷途孩子的发现者：我会杀死你：怀着极大的仇恨和愤怒。那些想毒死和消灭我的兄弟的人：当我把仇恨发泄在你身上时：你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上帝。”黑人朱尔斯杀人之前总要当着死者念诵这段经文，当听完这段经文，死神降临，如经文所描述的那样。朱尔斯为黑道老板马沙作杀手。那些违背马沙意愿、不听从马沙的，甚至背叛马沙的人，就像经文中那些“毒死和消灭我的兄弟的人”，朱尔斯将马沙看成兄弟关系，为自己所愿，冀望与马沙之间互相忠实于兄弟情谊。借上帝之名维护兄弟情谊将他们处死，以“正义之道”、“仁慈和善意”之名将你们这些有罪之人清除，复仇发泄到死者身上。通过上帝与弱者、迷途孩子之间同马沙与朱尔斯之间的结构性同构关系，朱尔斯替神在惩罚那些不顾兄弟情意的背叛者，减轻自己的罪责，宽慰那颗血腥的心，使魔鬼的暴怒恢复平静。在以暴抗暴、以怨报怨，利用人类文明历史前进中非文明的手段来促使获得一种兄弟般的新型社会关系。死神永不降临，为兄弟愤怒的上帝再也无须眷顾人类社会。而是与上帝同在的神爱之中。

朱尔斯杀人前向上帝祈祷，宽恕他的罪过，希望得到上帝的庇护。向上帝祈祷吧，神会听见你的声音，神爱她的一切子民，但朱尔斯并不理解这些。他将自己杀戮异己前念诵的经文。虽说是自己杀戮前冷血的废话。但其内心的安慰和行动的力量莫过于圣经经文的隐秘支持。直到这天。朱尔斯彻底领会了神的另一层含义：向上帝祈祷所带来的庇护的神迹。导演似乎在不经意问还留下了那位不信神迹或没有将它作为神迹看待的文森特最终被黑人拳击手布驰所杀的淡淡一笔。神迹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在杀戮那些背叛马沙的年轻人时，朱尔斯见证神的存在，奇迹发生了。在朱尔斯与文森特干掉紧张恐惧的布雷特后，躲在洗手间的同伙突然跳出来，啪啪啪啪地一串子弹对着文森特和朱尔斯射过去，直到子弹打完为止。然而他们带着幽默而害怕、风趣但仍惊恐的复杂表情看了看自己的身上，再互相对视着，却发现自身毫发无损，子弹奇迹般地打在身后的墙壁上。这是上帝的杰作，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朱尔斯自己极为矛盾、血腥冷酷的内心处终于得到神的启示，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望见神的光辉，醍醐灌顶，从此将走上一条摆脱心理阴影的光明之路。

朱尔斯要放弃做杀手，不再让罪恶的血沾染自身，他要去行走江湖、流浪世界。直到上帝叫他停下来为止。文森特认为这是那些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合法的保护人、睡在垃圾堆里，以人们丢掉的剩物为生的流浪汉，而朱尔斯则认为这才是做回他自己，上帝引领他回归自我，他叫朱尔斯。朱尔斯是个信灵性的杀手。认为狗通灵性，所以没有猪脏。猪在自己的粪便上睡觉，是脏动物。其实在世界上，并不在乎做什么，而是怀着怎么心情在做，心理坦荡荡，如清水般洁净，神驻在自己的心中，便是一种得着的自我与幸福。最后朱尔斯放过了枪劫早餐店的夫妻，走向了自己的生活，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彻底转变：一个拯救者的形象。既拯救自我，也拯救他人。

二

影片开始于一对“小南瓜”和“小兔子”在早餐时候对餐馆的抢劫，最后又回到这对夫妻的抢劫，形成叙事中视点间离的圆形结构。从形式上，颠覆了电影艺术中常用的线性叙事结构，构成封闭的圆圈。表面上暗示出现实世界中抢劫等罪恶的无处不在。循环发生而周而复始。结合影片的叙事内容来看，战争、抢劫、杀戮、拳击、奸杀等暴力形式充斥其间。在暴力面前。伦理道德、公平正义、是非判断等荡然无存，这也是许多评论家的观察分析角度。但我们发现影片在这种貌似首尾相接的叙事结构中，却蕴藏着内容意义上的巨大差别。影片从罪恶开始，以拯救而告终，朱尔斯作为一个拯救者形象实践着圣经中的主题思想。赦免了罪恶者，但与此不同的是朱尔斯也拯救了自己。暗合圣经中“罪恶与拯救”的回旋主题结构。

德国学者奥尔巴赫从西方文明的两个发源地——古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概括出两种叙事方式。与古希腊文明荷马史诗中详尽描述、情节曲折生动、结构紧密连接、如在幕前，其意义一目了然、有所局限的叙事方式不同，《圣经》则是片断式的描述，突出部分、淡化背景、支离破碎、含义模糊且深刻、需要并具有各种不同的阐释。影片尽管采用了这种圆形结构模式的叙述。但其中各部分独立成章。虽显得有些支离破碎、颠来倒去、内容非常庞杂，留给观众大量的想象与阐释空间。但并非不知所云，如坠云雾之中不可解。相反，正是由于其主题结构的清晰与熟悉，才使影片在复杂纷乱的形式中有着一种简单的穿透力。观众理解起来不至于费量过多的心思。

导演昆汀曾说起自己的每部戏都是东抄西抄，抄来抄去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伟大的艺术家总要抄袭。正如有不少评论家所正

确指出的。影片将各种各样的电影史、音乐史、舞蹈史等文学艺术上的东西混杂起来。如黑帮电影的风格特色、硬汉小说中对待暴力和罪恶的冷漠态度、丛林布吉舞、摇摆舞等幽默诙谐的舞蹈、乡村、疯狂的电影音乐、强盗片的人物设计和格局、有关快餐、妆饰、性、毒品、流行文化等内容的黑色幽默式的谈话、各种美国底层社会的脏话与俚语、香港电影疯狂的暴力动作：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式的奇迹与混乱不堪的现实世界的交合，甚至朱尔斯蓬松爆炸的卷发、玛丽莲·梦露经典镜头的戏仿以及米亚的紧身衬衫和喇叭裤都散发过去年代的风味。使其呈现出目前流行时髦的后现代风格：观念、举止、仪表等的类型化、形象化体现、略显病态的风格化处理、闹剧轻松的情节设置、狂欢化的游戏与黑色幽默、却有着极为灵巧、极为精致的戏仿技能与大拼凑的艺术化技巧运用。《低俗小说》因而成为90年代以来后现代电影的代表作。

在指出影片的戏仿与拼贴等后现代叙事技法后。应该去探究叙事背后的精神深蕴。在我们前述其圆形结构模式深藏的“罪恶与拯救”的主题，同样适合于在这结构问所包含的众多片断的主题。也就是说，如同圣经的各个片断，始终贯穿着“罪恶与拯救”的主题。朱尔斯没有追究抢劫的夫妻、神拯救了杀戮的朱尔斯与文森特、从祖辈金表的曲折故事得到人生要义的布驰挽救了杀人且背叛的自己。也拯救了黑社会老大马沙、文森特救活了吸毒的米亚，伍尔夫帮朱尔斯与文森特料理误杀马文的后事，在这些故事片断中总是首先起因于罪恶的事，然后找到解决的方法，出现某个人物帮助脱离困境和罪恶。在所谓后现代的时髦艺术背后。隐含着返回过去的、重新开始叙事的可能。未来的乌托邦构想与回归过去可能达成一致。最简单的、最常见的莫过于。当人类面临现实的种种艰难困苦与罪恶遍地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或者幻想消除弊端的未来世界。人类回忆过去。并非真正在意过去的历史性重现，而是在于希望能够返回源头的重新开始。当我们做错某件事时，或者发现按照我们意图的进展，事件出现意料的状况后，我们会推倒重来，尽管它并非容易的事而要背负着重重的历史性压力。但彻底摆脱历史给予人类的重负、轻松地再次起航，又何尝不是人类面对困境与罪恶的愿望，伟大的艺术家在人类意识到、并试图实践的时候。已经在艺术上展开其可能的新叙事，或者预示着新叙事的可能。

影片的叙事令人目眩。有多少种世态，就有多少种叙述：有多少种人生，就有多少种叙述：有多少种生命的感受。就有多少种叙述。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说，“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叙事不只是讲述曾经发生过的生活，也讲述尚未经历过的想象的生活。一种叙事，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实践性的伦理构想。”叙述是世界、人生、生命的表征，具有众多的可能性。也有各种各样的巧遇。偶然性才是世界、人生、生命的必然表现。但所有人类的行为(包括言说、书写、叙述等各种文化行为)都在将它们简化，所有的思考者都在寻觅其中的必然性，寻找一种囊括一切的叙事结构模式。罗兰·巴特曾说自己的写作就是在随意取来的各种不同的文本段落中寻找它们共同的、惟一的、合适的叙事结构。然后按此将语言、片断等重新加以组合。如此。文章便大功告成。影片在后现代纷繁杂乱、毫无头绪的叙事背后。隐藏着导演对人类世界的重新思考，它体现出来的起始性，便注定其简单化的主题结构。

三

世界充满了罪恶——吸毒、鸡奸、杀人、背叛、暴力、血腥、淫荡、抢劫、撒谎等等，影片的世界眼花缭乱，但却没有人否定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每天都在发生这一切。但所有事情无非是在世界的存在，在现实的生活，不存在好坏之分、优劣之别。但影片并没有变得沉重、压抑起来，因为导演采用黑色幽默来冲淡它。在以布雷特为首的几个年青人侵吞了洛杉矶黑社会老大马沙的一只装满黄金的箱子。而朱尔斯与文森特奉命前去取回来的片断中，朱尔斯与文森特两个人一路上却谈论异国风情、喋喋不休于按摩以及有关米亚的搞笑、搞怪的事情，在房间中又争对方的汉堡包吃、问汉堡包来自于哪里、抢饮料喝、要布雷特形容马沙的样子、在杀死他们之前还说起圣经故事等等，特别是朱尔斯刚刚在路上从文森特嘴里知道法国因十进制的关系称奶酪搅拌机为奶油蛋糕，就拿它来问布雷特，观众看到此处，禁不住哑然失笑。这种幽默与轻松仿佛是人类的理想与快乐，使得忘却了充满着罪恶与困苦的现实世界。导演并没有将两个世界截然分开，反而是连接一起，互相包含，朱尔斯边轻松聊天边突然用枪击毙对方，出其不意中蕴藏着合理性，偶然之中藏着必然性，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罪恶中有轻松、幽默中有沉重，理想与现实、快乐与悲苦、罪恶与解脱、背叛与复仇、轻松与沉痛等等相互矛盾的双方成为统一体，拼贴交织成一幅不知何者为乐何者为悲的画面。如各种不同味道的东西同时塞进嘴里，观众说不出其中的滋味来。这就是后现代的世界、后现代的艺术，一切都呈现出要重新开始的迹象。

艺术来源于现实世界。也来源于自身，解决之道就在其中。面对繁杂的、罪恶的、困境的现实世界，人类该如何去生活呢?叙事作为现实世界的一种理解与把握，一种生命的感觉与内心支持的信念，艺术又如何去把握呢?后现代叙事艺术告诉我们。不管你采取何种方式。最好的当然是最简单的方式。却又获取精神的至高满足。影片开始于夫妻(“小南瓜”和“小兔子”)二人采取意想不到的、最为简便的方式打劫。无须去追问他们为什么打劫，至少那是件刺激的、令人兴奋的事。方式越是简单，安全系数要么最大，要么危险性最高，因为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复杂多变的人生世态、充满罪恶与快感的种种方式叙述完成后。影片回到这对夫妻简单方式的打劫。回旋循环，复归单一，让世界简化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很容易地把握。在复杂中孕育简单、罪恶中孕育纯洁、悲苦中孕育轻松、并试图去抽取出后者。这是人类世界的宿命。更是人类理解的宿命，叙事便是人类种种宿命观的反映。我们不愿回到变化莫测的现实世界，宁愿在各种动人的叙事世界中生存，因为简单、幽默、直接、单一等纯洁性因素更使人兴奋。获得感官的、甚至精神的愉悦。后现代艺术总是在纷繁杂乱中寻找单纯的快乐与享受。它满足于表面、满足于简单、平面化、戏仿与游戏、拼贴与搞笑，等等，总之，它不喜欢人类开动自己创造性的头脑。用不着人类匪夷所思的沉思。一切都是简单，重新从简单开始。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6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 (CNKI) 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 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 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 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 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 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1]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 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 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

不过, 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 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 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 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

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 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 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 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4]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 (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 身上, 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 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6]

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 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 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 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 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 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应该看到, 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 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 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

同时, 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 “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 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 (即拟态环境) 、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8]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 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 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 (即素养) , 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 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9]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 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 “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 去诉说, 去倾听, 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 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

总的来看, 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 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 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 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 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 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 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 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 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 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 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

19世纪30年代, 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 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 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 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 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厦门大学陈嬿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 如“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 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 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 (选择的) ‘标准’。”[11]

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 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性隐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 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 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 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 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

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 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 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 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 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 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 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 还有来自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 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 “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12]因此, 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 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 (即媒介化社会) 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 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 即传播的传递观 (a transmission view of communication) 和传播的仪式观 (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 , 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13]

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 或仪式传播理论, 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 “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 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 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 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 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 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 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 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4]

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 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 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 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15]或许, 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 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 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 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 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文做得非常精致, 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 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 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 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 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

这种倡导, 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 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 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 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 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 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 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 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 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 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 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 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 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 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16]这种设想和提倡, 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 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攸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17]值得一提的是, 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当前, 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 并且呈现出与信息管理、网络技术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态势。这些研究无疑会丰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手段, 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这种趋势也使“我们与在人类学、文学研究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占核心地位的批判的、阐释的、比较的研究方法整个地割裂开来。”[18]在新媒体研究中, 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的理论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不同的传播学思想, 提升学科的理论层次和跨学科对话的能力。

摘要：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 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 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 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 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 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7

一、电视媒介的民族文化传播现状分析

电视作为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 同时也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方式。然而, 现阶段电视媒介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仍然存在着些许不足。

(一) 民族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介的商业气息较为浓厚

在现代媒介环境下, 消费主义观念的出现使大众媒介中的文化传播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系统的商业文化形式, 电视媒介中的消费观念成为刺激消费的基本手段。在电视媒介的发展中, 为了实现电视节目的观赏价值, 会强制体现工艺异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 并刻意吸引观众的眼球, 使民族文化的传播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同时, 大批量异化生产的电视文化节目会影响人们对民族文化的正确理解, 使人们在文化欣赏中发生了观念的转变。而且, 在一些民族文化的传播中, 商业宣传气息十分严重, 导致原有的民族文化内涵逐渐丧失, 制约了民族文化的发展。[1]

(二) 电视节目设计中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内涵相对缺乏

通过对现阶段电视媒介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分析可以发现, 在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民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形式以及传播内容存在着一些复杂性的礼仪和生动的细节内容, 但是, 由于节目播出时间的限制以及节目编排中编剧思想的要求, 民族文化的精准传播受到了一定制约, 导致民族文化节目的设计缺少一定的深度和内涵。例如, 在新闻节目设计的过程中, 虽然会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 但其实质性的内容则相对缺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民族文化的解读。又如, 在一些综艺节目中, 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民族歌曲, 也只是在屏幕下方打出歌词大意, 而并未对歌曲本身的内涵和意义进行诠释, 也就不能彰显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

(三) 少数民族文化的节目形式和内容相对较少

通过对电视媒介传播现状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 虽然一些大众媒体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 有关少数民族文化的节目类型仍然十分有限。例如, 在春晚节目的编排过程中, 很多少数民族的节目会被压缩成民族歌舞的串烧, 缺乏一定的个性展示。而且, 民族文化中的语言类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如“青歌赛”的构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文化有所展现, 却在2013年取消了“原生态”的创作方法, 而这种“原生态”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韵味和价值的元素, 因而这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议。

二、电视媒介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和普遍传播民族文化的方式, 其担负着不容推卸的责任。电视媒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应该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桥梁。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媒介的特性, 来传播和保护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一) 彰显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为了实现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在电视媒介的民族文化传播中, 应该运用全新的节目设计理念, 将信息文化引入少数民族地区, 从而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减少民族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思想文化冲突。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全民共识, 因此, 电视媒介在其传播过程中, 应该起到能充分激发全民文化保护热情的作用。与此同时, 大众传媒也应该充分满足少数民族的基本需求, 构建创新性的文化传播途径, 并逐渐提升文化自信以及文化保护的自觉性。 因此, 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保护中, 应该积极主动激发民众的保护意识, 创新民族文化的传播理念, 从根本上走出民族文化传承及保护的困境。例如,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综艺节目《星光大道》, 将“百姓自娱自乐”作为基本宗旨, 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参与者, 其中的“家乡美”是《星光大道》的固定环节, 参与该环节的选手要着装民族服饰, 并用民族传统的舞蹈及歌曲进行本族文化表演, 从而增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2]

(二) 提升民族文化节目的整体质量

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及创新的过程中, 电视媒介视听画、 多层次、全方位的特性能够立体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能引起受众对民族文化的关注, 并逐渐提升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因此, 电视媒介在民族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应该认识到以下两点:第一, 在设计电视节目的时候, 应该有意识地增加少数民族的文化节目, 有效保证民族文化的主流传播渠道, 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要的文化传播内容, 实现民族节目设计的密集性、层次性, 逐渐提升民族节目对人们的影响。还可以在新闻节目、综艺节目、访谈节目以及纪录片的设计中, 注重民族文化类型和内容的传播, 从而使民族文化得到长期传承, 提升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 并将民族节目调制到节目播出的黄金时段, 并改变受众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认知, 实现民族文化的科学传承。第二, 电视媒介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也应该对少数民族的节目进行改变, 强化节目的创新力度, 分析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并将传统民族元素与现代民族元素进行融合, 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长效性发展。例如, 在2011年央视春晚中, 由容祖儿和古巨基演唱的《康定情歌》, 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朝气, 使这首民族歌曲呈现出特殊的文化气息。通过这种民族文化的创新, 可以有效提升少数民族节目的整体质量, 从而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

(三) 创新民族文化的传播理念

对电视媒介来说, 收视率逐渐成为电视媒介生存和电视节目设计的主要依据, 各类形式和内容的节目越做越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创新性的发展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为了保证收视率, 很多电视节目在设计中都要求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效果。因此, 在少数民族节目设计的过程中, 应该将绚丽夺目的民族舞蹈、民族建筑、民族服饰以及民族文化进行充分的展现, 实现民族文化传播的综合性。对于电视媒介而言, 其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 可以将民族文化的深度作为节目构建的核心, 从而实现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保护。例如, 在《乡土》节目的设计中, 就将民族文化的传承及保护作为重点, 使人们在观看的同时, 对民族文化有了全新的认知, 如通过“若羌探宝”节目的设计, 探究了玉石历史的发展渊源, 并充分展现了“古楼兰城”的基本文化脉络, 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及保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 使民族文化的传统及基本内涵得到展现。

(四) 提高受众的整体媒介素养

人们对媒介提供的信息可以自由选择, 因此电视在传播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应该充分考虑受众在信息选择上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有意识地创新民族文化节目设计的理念, 搭建受众接收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平台。同时, 电视媒介应该将受众群体作为节目设计的出发点和动力, 充分满足受众的各种需求。此外, 通过提升受众的整体媒介素养, 可以逐步提高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 加快民族文化的市场需求, 从而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保护营造良性的生态空间。

总之, 电视媒介作为社会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可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及保护提供平台。通过对民族文化电视节目的设计, 构建民族文化品牌, 能够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 并使优秀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对于电视节目的设计者来说, 在民族文化融入的过程中, 应该认识到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现状, 改变商业气息浓厚和民族文化内涵缺乏的状况, 构建创新性的民族文化传播途径, 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从而扩大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摘要：电视作为当代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其中民族文化传播也在电视媒介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转变。本文将电视媒介的文化传播作为研究的重点, 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及保护进行系统的研究, 旨在通过电视媒介的文化传播功能, 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及保护, 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传播提供有效途径。

关键词：电视媒介,民族文化,传播保护,问题探究

参考文献

[1]毛泓.论电视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D].西南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