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共12篇）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1

新媒体呈现出某种“反作用力”, 不断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附, 有了自己的“地盘”。普罗大众以往必须依赖传统媒体发声, 但是, 无论是博客、播客, 还是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 都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声渠道和专属平台。同时, 互联网、手机等个性化媒体的大众传播发挥着一个从下往上的信息突围功能, 新媒体导致信息和服务的不对称形势发生改变, 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被改变。综观当今的新闻报道, 从草根群体发出微博, 引发人群关注, 到最终触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 普罗大众“势能”的累积, 生成的“反作用力”甚至漫过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堤坝, 权与势的博弈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2

21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重构民族文化的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化全球化日益凸显.文化交际的频繁,不可避免地带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整合.我们应积极地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探讨正确的`应对方略,重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 者：徐晓丹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外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2004“”(3)分类号：G03关键词：中西文化 碰撞 文化全球化 重构 民族文化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3

关键词：FIFA /LOC；文化摩擦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1-1449-03

女足世界杯作为国际足联第二大品牌赛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吸引的球迷也越来越多。国际足联对于中国这个经济飞速发展、人口众多的国度承办女足世界杯给与了更高的希望与要求，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高女足世界杯的对抗性和精彩性，以求把女足世界杯这个品牌赛事做大做强。同时要求承办国家在各个方面与国际足联协调一致，特别是在文化理念上取长补短达到共赢的目的。所谓文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社会的产物，它凝聚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社会意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人类社会所有的特征。体育管理文化，作为民族灵魂的一个方面，其深层表征为一种对世界范围内各种体育赛事管理的基本态度，并为某种特定的体育价值信念的思想体系所规定。不同的体育文化精神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显示出不同民族文化之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有相当的体育文化差异,渗透在国际体育管理领域之中。

12007年中国女子世界杯筹备期间FIFA与LOC文化碰撞案例分析

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经济体系与发展状况决定了中国管理文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文化，同时西方管理文化精髓也会逐渐渗透到中国的管理文化之中，反之也有同样的道理。随着体育领域国际交往日益平凡，中国与西方在体育管理领域的碰撞与摩擦会与日俱增。在这种长期碰撞与摩擦之中，中西方不同的管理文化将会达到统一协调的较高的层次。

1.1FIFA市场效应与LOC的集权的碰撞西方的管理文化是以市场效应为导向，把市场效益的好坏作为评价工作好坏的最大评价指标，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与生俱来的市场竞争意识和如何促使资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所决定。而中国的管理文化不仅要考虑市场效益，同时还要考虑国家的利益，这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国家集权管理制度所决定的。同时，这种集权管理文化是西方市场效应在当今中国的管理文化中所不能代替的，也是西方市场效应在中国现阶段不能完全奏效的原因，同时这种集权管理文化在中国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往往要比西方的市场效应会有更好的效果，根源在于中国的管理体制。例如：FIFA要求2007年中国女子世界杯每场比赛观众人数要达到满额的70%，在现有中国女足市场中这种要求是很难不到的，原因在于女足市场还未有完全建立和培养起来；女子足球没有男子足球更具有欣赏力；中国的女子足球不是世界顶尖水平等，但是为了满足FIFA这种要求LOC和当地政府会不恤余力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争取把这件事做好，如：动员学校的学生、调动社区人员、政府买单的形式组成一定规模的观众到现场看球，以体现东道主的诚意和与FIFA积极配合的诚意。结果，有力地烘托了现场氛围，产生了良好的电视转播效果，看上去火暴的赛场极大地拉动了随后的票务销售，最终实现了场均观众近3.7万人，上座率达到84%，创造了女足世界杯现场观众总数的最高记录。这就是集权管理文化的优势，如果全靠市场调节，在人们尚未认知女足世界杯的赛事价值之前，是很难实现这一历史突破的。

1.2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与西方人文主义的碰撞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往往把每年是否风飘雨顺、是否五谷丰登取决于每年春天起始，在远古时期由于科学的不发达，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祈祷上天以图春天起始的吉祥和平安，在人们的思想中这种祈祷方式越隆重、越热烈、越红火越能显示人们的诚意和虔诚、越能感动上天，上天才会赐福予人们，因此，在长期的生活、生产、牧猎的演变过程中这种祈祷上天的仪式被看得越来越重要，在人们的思想中这种祈祷是否热烈、是否虔诚被看成是事情是否成功的关键，这种祈祷方式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变成了现代开幕式和开业典礼，无论是远航、牧猎和商业开业都把开幕式看得非常重要，因为它预示着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例如：上海为了办好2007年女子足球世界杯的开幕式，赛区组委会拆掉了4000个观众席位，为开幕式表演搭建舞台，斥资近千万用于导演和表演团队的编排和舞美需求，不惜代价要把开幕式办得红红火火、热热烈烈，以体现一种吉祥好运思想理念，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现。然而，FIFA并不太在意开幕式的表演，他们认为开幕式是比赛的花边，重头戏是开场球，观众主要是来看球的，拆掉4000个主席台对面最好区域的座位来搞开幕式是不可思议的事。这4000张票应实现可观的票房收益，而不是放弃收益还要斥资搭舞台。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正是中西方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市场导向形成的鲜明对比，也是开赛前双方协商颇费周折的根源所在。但是FIFA和所有来宾看完短小精悍的开幕式表演之后，无一例外地高度评价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好的开幕式！”“Short and sweet!”（简捷而美妙）。

1.3中国民族意识文化与FIFA精细管理文化的碰撞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三面陆路，一面临海，对外交通不便，疆土的封闭也造就了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眷恋国土的情怀，使得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管理文化中的团队精神和民族精神。西方具有精细化分工、职业化和制度化，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从而实现明确、简单和可操作。在FIFA精细的管理过程中，如果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事，LOC会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去积极争取改变FIFA的精细管理。如：在2007年9月18号计划由日本队和德国队进行比赛，按照比赛的规定要升参赛国的国旗和唱国歌。但9月18号是中国的国难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升日本的国旗和唱日本国歌，从中国人民的内心感受来讲是绝不能接受的，是对中国人民和国家荣誉的一种伤害。但在FIFA方面，赛程一旦昭告天下是不能随意变更的，这样会影响FIFA的权威性，也有悖赛事的严肃性。在LOC与FIFA的积极斡旋下和谈判后，从赛事安全和现场观众氛围的角度考虑，调整比赛日期有利于办好世界杯这个大局。最终FIFA 同意将日本与德国的比赛提枪到9月17日进行。在杭州赛区的精密安保措施的报价之下，赛场秩序井然。虽然观众更多的是在为德国队助威，但是比赛结束时，日本队打出了“感谢中国”巨型横幅，令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案例既是中国民族意识文化与西方精细管理文化的一次有力碰撞，也是中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

1.4中国八卦图文化与FIFA一岗一责管理文化的碰撞西方文化是通过平等、契约和权利的形成建立一种管理文化，解决差异和变化的重要办法是分工明确，尽可能把所有的任务分配到位，实行一岗一责制，同时要求上岗人员具有专业知识、经过专业培训、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实际沟通能力和语言能力，达到科学管理的目的。而中国的八卦图文化强调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是在动态之中，阴与阳、热与冷，正与负、火与水、天与地都是相互调和、相互转动、相互转变的过程中，都是在积累过程中，在某一阶段不能轻易下结论或给出答案。因此，在2007年中国女子足球世界杯期间FIFA总是埋怨LOC和地方承办城市不能在第一时间把赛事的准备情况及时、准确、有效的通知给FIFA，埋怨LOC信息不能及时与FIFA共享，工作不同步、数据不准确等。其实，从LOC来讲也想把各种信息、工作计划及时通知给FIFA，但是考虑到事物还未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还未有积累到一定量，还未有达到一定阶段，还未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就不能轻易的把不成熟的结论通知给FIFA，总是等到成熟后才通知FIFA，比如：上海的草坪在小组赛期间已大面积损坏，计划在比赛间歇期整体更换，并且做了一系列可行性研究。FIFA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立即发布新闻，公之于众。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措施，要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但上海组委会认为此事若公布必须慎之又慎。第一，草坪没有搞好是个不体面的事；第二，更换后到底情况如何还是未知数，不能贸然说大话。这正是中国八卦图文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与西方精细管理文化的碰撞。

2建立有效的对话管道和操作平台

跨越中西方文化，寻觅一种跨越时空的、跨越国界可以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体育组织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对话机制和管理模式也是我们这次研究的目标之一，通过实践我们认为应该在4个互相下功夫。

2.1相互理解各国之间、各个体育组织之间都有不同的管理理念、管理办法和操作平台，而造成这种管理理念的不同、管理思想的不同以及运作机制的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国家和各个体育组织的文化根源不同，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管理模式的不同，承认文化的差异，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找到一种科学的对话机制，并且寻求一种解决的办法，才是工作目标的最终目的。例如：FIFA要求LOC要在第一时间把一个突发事件的工作计划、工作内容、工作结果、应对措施以最快速度传送给FIFA，以保证信息的共享。从LOC和承办城市来讲，一个工作计划的决定和一个应变措施的实施要经过反复的论证、反复协商，反复考察才能定论，一旦决定完成，既是在深夜LOC也要尽快地把信息传送给FIFA，以保证信息共享，这就是LOC对FIFA工作充分理解。

2.2相互尊重文化的碰撞，管理方法的摩擦，是任何国际组织在合作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只有承认管理理念的差异，并且尊重这种差异、尊重对方的管理方法，并在适当时机提出更加科学的管理方法，融合两方面的优势才能达到双赢目的。例如：FIFA要求LOC信息中心的管理人员要有较强的英语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与别人沟通的能力、合作能力，根据这种要求LOC及时加强信息管理中心人员的培训和筛选，淘汰不合格人员，增加优秀人员的进入，以满足FIFA对工作和管理人员的要求，这就是相互尊重具体表现。

2.3相互支撑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尊重对方的办事理念和办事方法，同时还得积极有效的搭建一个平台，相互配合促进工作有效积极地完成，才是工作的最终目的。在2007年中国女子足球世界杯期间LOC、地方政府和赛区组委会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保证女子足球世界杯的顺利进行，无论是在交通、志愿者、场地设施、商务开发都尽量做到尽善尽美，同时当FIFA在验收记者席时,认为网线插座不够、网速达不到国际要求和电源插座不够、复印机没有英文解释、IT设备型号不一致、制证中心流程不畅等,而这些具体的要求正式赛事标准化和规格化的基本体现。对此LOC在接到FIFA明确文字要求后，不惜代价全力解决，以满足FIFA的办赛标准，这就是相互搭建表现。

2.4相互弥补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不同，都不能阻碍工作的有效的进行，只有融合双方的管理理念，吸取其营养，采取更加有效办法才能使工作好上加好、更上一层楼。FIFA在选择商业合作伙伴过程中由于进度缓慢，使得合作伙伴杜邦保险公司宣传广度、曝光力度和时间长度达不到杜邦保险公司的要求，给工作带来了难度，为了保证FIFA的工作有效的进行，并使得他们的工作得到良好的回报，LOC和FIFA采取了各种有效办法以保证杜邦保险公司的利益，通过和FIFA充分讨论协商，其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赛场医疗处和售票处加上了杜邦保险公司的宣传广告和宣传材料，使得杜邦保险公司的要求得到满意。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案例：由于台风的影响，不得不调整赛程，但FIFA不同意lOC提出的同时调整四场比赛提议，考虑到电视主播和观众售票的原因，只同意调整上海和杭州的两场比赛。无奈lOC作为承办方只能接受并执行。但FIFA在遭到其他队伍的抗议后，在观众已大批涌入赛场的情况下，突然决定延期比赛。对此，LOC和赛区组委会通力配合，采取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安全有效地疏散的观众，确保了FIFA决策（即使是不够妥当决策）的执行力。最终LOC的组织能力得到了FIFA充分认可，并顺利承诺支付赛事突然改变的赔偿金 这就是LOC和FIFA共同合作，共同搭建一个平台，共同完成工作目标典型例证。

3结束语

在中国举行的2007年女子足球世界杯期间，笔者对2007年FIFA中国女子世界杯中西方足球文化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其目的就是力求找到一条缩小差距，建立对话机制的平台，为以后更好的合作进行科学的研究和铺垫。在整个工作期间LOC、FIFA、与当地政府充分理解、充分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使得2007年女子足球世界杯能够圆满顺利地完成，这里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与理解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工作不便，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对方、并在此基础之上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才是工作最佳境界。通过实践我们发现，FIFA与LOC在文化的差异和碰撞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的市场效应与中国的集权管理；第二中国的吉祥文化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第三中国民族精神文化和西方的精细管理文化；第四中国的八卦图文化与西方的岗位责任制文化的碰撞，如何消除这种文化的差异，笔者认为加强四个“互相”即“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撑和互相弥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刘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2007女足世界杯中国组委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4-22.

［2］ 谢亚龙.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FIFA2007年中国女足世界杯组委会工作汇报，2007-4-22.

［3］ 邱晓德.中国足球2004年超级职业联赛组织结构 经营模式 产业链分析研究［J］．贵州体育科技，2003(6).

［4］ 邱晓德.中国足协在2004年“中超”联赛中职能定位的探讨研究［J］．贵州体育科技， 2003.12.

［5］ 邱晓德.论超级足球俱乐部内部监控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足球产业市场［J］.贵州体育

科技，2004(6).

［6］ 邱晓德.英国曼联足球俱乐部战略成本管理亚洲发展模式分析［J］．体育科学，2003(3).

［7］ 邱晓德.超级足球俱乐部企业战略管理——结构模式分析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2).

［8］ 邱晓德.价值链理论在足球俱乐部发展中的具体应用［J］．体育学刊，2006(1).

［9］ 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9.

［10］ 郭济兴.现代管理和中国传统文化［J］.经济经纬,2003(4).［11］ 何银燕.跨文化管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协同［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3(6).

跨文化管理中的碰撞与融合 篇4

一、跨文化管理中的冲突:传统与理性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分别有其特有的文化。同时,这些国家中的组织也具有其特定的组织文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管理实践常常在韦伯“理性权威”的框架下探索,和非西方的“传统权威”相对。在理性的框架下,领导职位的设定、人才招募、责任分配和奖励报酬都根据制定的标准,提升也依据功效。而东方组织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一些中国古代重要的管理思想依然在现代的中国企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北京同仁堂的“人和”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而在西方的文化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比如冒险和创新精神,以及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价值目标,一切着眼于个人、尊重个人,奉行能力主义,使员工成为胜利者等等思想,都是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即使是一些看似细微的文化差别,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容易产生关键性的文化冲突。冲突的产生往往是一方感觉可行,而另一方却对之否定,双方都在乎他们所关注的事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管理扩散所遇到的文化碰撞,现代组织权威对传统组织权威的挑战,如等级壁垒、家长管制,等等。同样是冲突管理,但方式可能大不一样:土耳其管理者可能更多地向部属使用权力,更多地回避同等级别的争端,更多地容纳上级的意见;在日本文化中,管理者和职员的关系可以用“上级和下级”的模式来解释;在印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等级分离;在伊斯兰世界,管理中渗透着部落的传统,管理者具有“父亲”的形象;在拉丁美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家长式统治。因此,不同的文化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当跨国公司在把触角伸到全球各地时,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管理者和职员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引起摩擦。一个胜任的跨国管理者需要懂得异国的文化、解决冲突的技巧和取得绩效的能力。

二、跨文化管理中的视野:文化比较

比较管理的研究并没有提供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提供了一条开阔视野的途径。管理者可以发现在自己文化中“当然”的事情在其他文化里不过是“想当然”。例如,小企业制定计划和战略,在德国,计划对成功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到了爱尔兰则有消极的影响,因为德国的文化更不能容忍不确定性,管理者更有可能感受到不知道和不确定性的威胁。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都与其民族的、历史的发展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源头,而企业文化则是从属于民族文化并由民族文化决定的。就日本和美国而言,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反映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文化传统根源于不同民族的环境和历史。可见,不同的文化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历史传统的不同,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呈现出特殊性和个性。处于不同的地域及文化背景下,跨国经营企业作为一种多文化的机构,必然会面临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领域的摩擦与碰撞。只有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

三、跨文化管理中的超越:跨越差异

若要加强跨国企业的文化管理,实现它的超越,须跨越差异,使得文化差异本身也为新观点、新方法的产生提供可能,从而使企业更具有活力、创新性和竞争性。

(一)增进和有效开展文化交流与沟通。

谈判是反复交流而做出一个共同的决定,而跨文化的谈判往往显得更加复杂。在“东西文化背景”的连续谱中,西方文化是外向的,管理的交流不厌其详;东方文化是含蓄的,简单的表述就可以做到心领神会,两者正好相反。西方文化背景通常是通过言辞来进行正式的交流,因此非正式的表达对理解信息无关紧要;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只有少量信息通过言辞传递出来,正确的理解可能因表达者的背景而异,因此需要了解它们的潜在含蓄。成功的谈判需要双方对对方的沟通方式都保持敏感。

(二)妥善处理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一个强有力的公司文化体系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可以减弱不同国家文化带来的影响,只要子公司能够带来相应的效益和成果,母公司就允许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适应多中心的文化关系,其表现为:第一,推行母国文化战略。即在所有外国子公司推行与本国相同或近似的政策及管理策略。第二,实施本土文化战略。跨国公司将全球视为异质性的市场,通过了解与分析各细分地区市场上消费者的偏好、习惯、理念等,对不同地区市场做出相应的适应。实施本土文化战略时,只有适当处于中等程度时,适应性与吸引性之间才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执行全球化策略。在公司里形成并推行其世界各地通行的政策,并进而通过企业文化来强化这种共同管理策略。即使这样,也需因地制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居安思危、出奇制胜。

(三)适当进行跨文化培训工作。

跨文化培训的目的在于提高受训者的适应性程度把握能力、战略性文化差异把握能力和“第三种文化”把握能力,使受训者达到跨文化适应表征因子所代表的各项指标。在认识文化共性、人性共性、性别共性基础上,提高每个员工的文化智商,根据环境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准则建立共同经营观和公司文化,而使每个员工都能将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公司经营理念和宗旨自觉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母子公司结合才会更紧密,企业的跨国文化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能力才能随之提高。

四、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必由之路:融合创新

东西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非完全都适用于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必须找出企业的国内优势和国外优势的联系,探究一些企业优势的国际转移和可转移的概念,结合新世纪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其管理思想进行扬弃,在肯定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管理理念的融合创新。这种融合创新需要运用各种文化,从各个文化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问题,而不是每个职员仅从其各自的文化观点出发来认识问题。然后,在文化解释的基础上寻找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即文化重叠的地方,并创造出各种文化下的人们均能接受的“第三种文化”,其关键在于寻找东西文化中的普适性价值,融合各自的文化,并且发展创新。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5

——中西方孝文化差异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世界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文化的趋同与差异，而孝文化是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体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品质的标准。而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太多系统的描述，与中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方似乎更崇尚个人与自由。本文将探析中西方孝文化概念和发展的差异，并以这几年的热门话题——“安乐死”来进一步阐述中西方在孝文化上的差异。

孝，是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血缘亲情的认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家庭，是体现孝道的人类社会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孝道是道德表现一种形式,居于普通亲情之上，一般体现在直系亲属之间，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尽孝道，一般都是自己的父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孝道的方式产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赡养义务的传统却从来不曾割断。在社会层面上，尽孝道则主要是指对老人的尊敬。因为文化不同,中西方对孝道的理解差异很大，但不可否认，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最初形态的孝文化也是相似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还是停留在浅显的文献描述之上。

1中西孝文化对比

1.1中国孝文化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色。“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

。我国的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孝文化,在股商时期便已产生。[1]在中国，尽孝讲究的是到达亲人在精神层面的满足。孝意味着养，但不是养了就是尽孝道，子女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要有孝心，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体现，而不是仅仅有孝行。孝文化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在《孝经》中曾写到：“父子之道，天性也。”[2]就是说，父母养育子女和子女赡养父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天性。孝文化从家庭伦理走向国家伦理,从个人道德走向社会规范,最终形成了以养亲为核心内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孝道。中国的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固有的一种思想。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3]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人把孝与繁育后代结合，绝对不能断绝宗祠。至今不可动摇，是历来的民族理念。也就是说我国的孝文化体现为尊重父母，父母拥有绝对的权威。

1.2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3]然而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就一定要提及到《圣经》，很多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是起源于这本书中，《圣经》的第五条就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西方对孝的文献描述，也只体现在《圣经》这本书中，但是，父亲节和母亲节都来源于西方国家。在西方，比较注重“社会养老”，有比较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所以老人大多会在老人院内度过晚年。在西方，孝文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没有硬性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只要子女常常看望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西方的孝文化多体现在对父母的尊敬，但不是对父母的服从，更多地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相处和各自独立。

2产生中西方孝文化差异的原因

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不同。在我国，我们常常会听到“四代同堂”，“五代同堂”这样的词汇，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就比较注重家庭观念。因为我国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是由家庭为单位的一个群体生活，因此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个体要以集体为重，因此逐渐形成了父母养育孩子，孩子赡养父母的亲子关系，也造就了我国博大精深的孝文化。西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他们很早就脱离了农业，因此主要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也因此形成了他们独立的生活习惯。在西方，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他们以人的自由平等为最高价值。在中国，有着浓厚的尊老爱幼的传统，而西方文化把年幼的孩子的发展放在首位。

3从孝文化角度看中西方看待安乐死的差异

3.1中方态度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对死亡有一种刻意的回避心理，尽量做到闭口不提。这就又要追溯到孔子时代，《论语·先进》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季路问及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在这段对话中，对死亡避而不谈，言语中表达了孔子重视生命的意向。孔子对死亡的理念影响了后世子孙。因此,回避死亡，珍视生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

由于这种面对死亡的传统的道德意识，我国大部分人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在不治之症面前，很多人都会选择靠医疗手段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即使这个过程很痛苦。就算有些病人想追求有尊严的死，选择“安乐死”，在国内也无法实现，而无法实现的原因有很多，与根深蒂固的孝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为了尽作为子女的孝道，很多人认为只有花钱为父母治疗，内心才会安宁，因此不惜将大把的财力倾注到自己患病的亲人身上，这种所谓的尽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子女的自私和对病人的残酷。在我国如此推崇孝文化的背景之下，由于一些道德绑架，导致一些想减轻亲人痛苦的人也无法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避免背上“不孝”的罪名，选择细心侍奉亲人知道最后一刻。

安乐死的支持者则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不应该绑架现在的“安乐死”。如果“安乐死”是病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家人出于亲情所做出的决定就应该得到支持，在家人遭遇不可治愈的痛苦时，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才是孝顺亲人的体现。这让我想到了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四川的一个孝子在患不治之症的母亲的哀求下，用农药结束了自己母亲的生命，但由于中国的安乐死没有合法化而被相关部门抓获，相信这样的新闻能引起很多人对“安乐死”的思考。很多情况下，即使想帮助亲人实行安乐死，也不敢这么做，因为不被道德伦理所允许，也不合法。

3.2西方态度

与中国对死亡避而不谈的态度相反,西方人由于崇尚自由，对死亡没有太多的忌讳心理。在安乐死这个话题上，很少提及孝，更多是推崇法律程序。而且，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有很多对死亡的思辨。苏格拉底曾说:“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因其以所不知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对人是否是最好的境界,而大家却怕死,一若确知死是最坏境界。”[5]事实上,一个人对死亡的选择态度体现了其人生价值，因为死亡是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局，才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不会被孝文化所羁绊。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对待“安乐死”的态度。1905年，英语单词中就出现了安乐死。在古斯巴达，不健康的婴儿可以被处死，同样的，在古罗马和古希腊，各种安乐死的形式也可以被接受。英国还在1936年成立了安乐死协会。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但这一话题从未停止。2001年荷兰成为了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6]在西方，所谓的孝，就是尊重每个人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会夹带太多亲情方面的情绪。普遍认为:杀死一个人是不是错误,其衡量尺度是看被杀死者是否是具有诸如理性、独立和自我意识等特点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衡量尺度是从一个人是否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思维和意识能力来决定其是否该被实施安乐死,是侧重从人本身出发来考虑安乐死的合情合法地位的,很少有人提到或重视外在原因。[7]

4结语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6

关键词：现代钢琴作品 中国民族文化 表达方式

钢琴艺术作为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传播到中国，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关注。然而，钢琴音乐作为一种“舶来品”，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长期地发展下去，就必须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发展成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因此，现代的钢琴作品应当寻找不同的方式方法将中国的民族文化融入其中，从而使中国的钢琴作品实现真正的发展。

一、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旋律之中

现代的钢琴作品想要表达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就应当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旋律，将其与西方传统的钢琴音乐相融合。从旋律的特点来看，西方的音乐旋律和中国的音乐旋律有较大的区别。西方的音乐在旋律方面，非常重视音乐的气势和场面，具有气势恢宏浩瀚，场面壮观宏大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旋律的逻辑性和对称性上。中国的音乐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历史十分悠久，受古代音乐影响较大，讲究古典美，十分强调音乐内在的意境和韵味。因此，中国音乐的旋律比较自然，也非常流畅，有时会在中间加上一些修饰手法，使旋律变得丰富。在这样的旋律特点下，大多数中国的音乐具有悠扬的曲调，深远的意境，以及难以言明的韵味，“三日绕梁，不绝于耳”。

中国钢琴音乐历经百年，创作之路艰辛曲折，老一辈作曲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作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一直致力于让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走向世界。在钢琴音乐初步传入中国时，中国便有一些爱好钢琴音乐的人创作出了一些钢琴曲，然而这些钢琴作品由于时段的影响，受西方钢琴音乐作品的影响比较大，在旋律和其他方面都套用了西方的模式，还不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特色。尽管这样，这却是我国钢琴作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后来的钢琴作品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中期，我国的钢琴音乐走向了繁荣阶段，这时的钢琴作曲家将中国传统的民族旋律与西方的钢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钢琴作品。例如，当时出现了许多加入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钢琴作品，丁善德先生以新疆民族文化为特色的钢琴曲《第一新疆舞曲》和《第二新疆舞曲》，桑柏创作以内蒙古民族和苗族文化为特色的钢琴曲《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和《苗族民歌酒歌四首》等等。现代中国作曲家们也不甘示弱，积极致力于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创作，譬如作曲家张朝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皮黄》，将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京剧，于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巧妙结合，使得钢琴具有了别样的戏曲腔味，融京剧声腔与钢琴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作曲家追求民族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二、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调式及和声之中

西方的音乐与中国的音乐在调式和和声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由于西方的音乐往往比较喜欢营造出规模宏大的特点，因此它们的音乐调式常常使用复调方式。复调的含义是指两个不同的音调在不同声部同时演奏出来，即独立又相互影响，由于这些调式共同发出，使得钢琴音乐作品非常富有层次感，也更容易营造出恢宏的气势。此外，西方的钢琴作品非常善于使用和声，和声可以让音乐的气氛更加浓厚，可以让音乐更加圆润、饱满、和谐。

相比来说，中国的音乐更加地具有线条感。中国的音乐属于单音乐体系，在调式方面也是以一个调式为主，在不同的地方辅之以其他调式，使音乐总体上呈现出悠远、自然的特点，又多了一丝灵活和丰富。中国的传统音调为五个，分别是宫、商、角、徵、羽。大多数音乐都是以其中一个音调为主音调，也就是单音调模式。在和声方面，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的音乐对于和声的运用就显得比较缺少。

现代的钢琴音乐作品在创作时，为了更多地带有中国音乐的特色，就应当在音乐的调式及和声方面进行一些革新，放弃继续遵循西方钢琴作品的调式以及和声特点，融入中国本土特有的特点。举例来说，作曲家贺绿汀于1934年创作了非常著名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这是一首将中国音乐的音调、旋律融入钢琴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这首钢琴曲以五声音阶为基调，在此基础上不仅借鉴了民间的调性方式，而且还模仿了中国本土乐器竹笛的音色。曲子的第一段使用了复调，表现出牧童心情的欢快。第二段使用了主调，将中国自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得到进一步展现，使曲子洋溢着田园生活的自然与快乐，更易于人们接受与欣赏。

三、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情感表达之中

1.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中，以庄子为代表，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了上千年，意指自然和人类都是世界上的一个部分，人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理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人应当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很大影响，有很多的诗歌、音乐作品中都体现了这个思想。

现代钢琴作品以表达中国民族文化为目标，可以在表达钢琴曲的情感时，注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中国传统的思想情感用现代音乐手段表达出来。著名的作曲家江文也创作了一首享誉国内外的钢琴曲《台湾舞曲》。这首钢琴曲所表达的情感，便体现了作者一种想要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思想，是以前的钢琴曲从未表达过的带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钢琴作品。作者在钢琴曲的前半段，像是在很用力地描绘风景，表现出对这个风景的喜爱，而在后半段却把这些全部都隐去，变得非常的空灵，表达了作者将自己隐于天地万物之间，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思想情感。

2.中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就有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家正统文化中便开始注重人本思想，鼓励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团结，注重群体原则，这时的“以人为本”便有了一种和谐的思想在，强调的是以一个群体为本，而不是单纯地以单个人为本，这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有所区别。顺应国家刚刚成立时的社会主义潮流，一大批带有“以人为本”思想的钢琴作品诞生出来了，形成了这个时期钢琴作品的主潮流。现代钢琴作品中，将“以人为本”思想作为情感而表达，有利于增强钢琴作品的“中国味”。

举例来说，著名作曲家王建中创作了《翻身的日子》、《解放区的天》等作品，这些作品就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为背景而创作的，这两首钢琴曲都是以人民群众整体为刻画对象，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胜利的快乐，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便是人本思想。再比如，《黄河》这首钢琴曲，它描绘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和八路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情景，抒发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表现出的团结和英勇情怀。

3.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周易》中的一句卦辞，它告诉人们应当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直至现在，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流传了两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全民族人民所共同信仰的精神品质。很多人都将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各种文学方式来抒发，例如古代文言文、诗歌、现代文章以及音乐作品等等。

当代钢琴作品致力于表达中国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有很多，其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的表达更是有很多。举例来说，《和平进行曲》是一首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钢琴曲，它表达了人们在战争时期为了保卫祖国而展现的自强不息，坚持到底的精神。在当时，这首钢琴曲鼓舞着人们浴血奋进，为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不断奋斗。还有，王建中先生在建国后创作了钢琴曲《梅花三弄》。自古以来，梅花不畏寒冬，傲然绽放的特点使得人们为梅花赋予了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更是常常以物喻人，借梅花来展现人的品格。王建中先生的作品便是如此。他将梅花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钢琴曲传达出来，也就是将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钢琴艺术融合在一起，是中国钢琴艺术的新发展，更是现代钢琴艺术应该追求的新境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的钢琴音乐想要在中国实现持续性的发展，钢琴作曲家们就应当学会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交流、借鉴、碰撞，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实现钢琴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作曲家可以在钢琴音乐的旋律特点、音乐调式及和声、音乐表达的情感等三个方面为钢琴音乐作品赋予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推动钢琴作品走入新阶段、新时期，促使钢琴艺术的发展登上新台阶。研究、演奏以及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让学生乃至更多的人领略中国当代钢琴作品的美轮美奂，作为专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育者，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义务。

参考文献：

[1]代百生. 中国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3（2）.

[2]卞萌. 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M].华乐出版社，1996.

[3]陶敏霞.琴音缭绕——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教学与欣赏[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4]杨树. 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民族化进程和对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J]. 乐器，2009（6）.

[5]代百生. 现代音响隐藏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罗忠镕《钢琴曲三首》的“中国风格”探析[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4）.

[6]曹莉芳. 论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J]. 中国音乐，2009（3）.

[7]李浬. 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色彩与时代发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8]金哲. 我国钢琴作品的民族性审视与世界性传播[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7

一、父与子之间的隔阂与理解

从大儿子大明回来时的着装打扮,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与这里的人有着许多生活上的差异。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炸酱面,父亲问大明“还吃的习惯吗?那边不常吃吧?”大明生硬地回答“还习惯”。从父与子一问一答的简短对话细节,可以看出父子俩关系的疏远。当然这也通过二明与父亲的打闹、嬉戏,以及相处融洽来起到强烈的衬托、对比作用,突出了主题。大明与父亲之间表面上关系很好,但实际两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因为大明是为了逃避继承父亲澡堂事业才一个人跑去深圳发展,这次回家也是因为误会了二明寄去的一张明信片,以为父亲去世才决定回家看看。他们一直将矛盾掩盖着,隐藏在心里。后来当大明因为忙着买飞机票而使二明走丢,父子之间的矛盾终于被引爆了。在那夜晚的小巷中,父子俩吵了起来。父亲更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说出了那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由此两人的矛盾被推向了顶峰。但这也使大明开始体会到了父亲的感受,他其实也十分懂得孝顺父亲,只是一直缺乏合适的表现机会。在那暴风雨的夜晚,大明帮父亲挡屋顶时,父子俩之间没有太多的话语,有的只是默默的互相帮助。这一情节推动了影片的继续发展,之后大明给父亲端药喝,送父亲一台按摩器,这些事为父子之间恩怨的化解奠定了基础。整部影片就是围绕大明与父亲之间矛盾的产生、发展、化解为主要线索展开的,揭示了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两人之间的差异、矛盾。

二、新旧文化之间的交汇与冲突

影片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现代文化的写照,男青年何正在马路边的洗澡机洗澡的场景。洗澡机所表现的是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这是社会流行的快餐式洗浴文化。而澡堂子是与路边洗澡机完全不同的、慢节奏的、老北京传统文化的代表,它是一个放松心灵的空间。因为里面既可以围坐着下象棋,又可以争吵着斗蛐蛐,甚至还有在里面顺带解决债务和家庭问题的人。可两者终归还是存在着冲突点,正如片中何正对老刘说的一样:“老爷子,如今生活节奏这么快,谁还有闲工夫来你这儿泡澡啊?”这句话道出了天机。也正是因为社会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才会产生像大明一样追求利益而到深圳发展的商人,也由此造成了大明的生活方式、习惯与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的、老一辈人的不同,这也是父子之间产生矛盾的根源。

南北方文化的差异、新旧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样也影响到了老北京的社会风貌。为了建商业区,包括澡堂在内的许多老居民区被迫拆迁。虽然许多老居民都不愿离开这里,认为热水器代替不了澡堂,就像二明不愿面对父亲的去世、澡堂被拆的现状一样。虽然他也极力阻止过,但终无法阻碍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影片在这里也充分体现了新文化必然代替旧文化,反映了人们在社会发展下,心理、认识上受到的强烈冲击。

影片以洗澡为题,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水与中国古老文明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干旱地区,对水的渴望使古人历来崇拜河神与龙王等神灵。正如片中所说一样,洗澡不光能洗净人们的身体,还能净化人们的灵魂。“上善若水”是人们可望而不可求的境界。其实片中也充分体现了人们之所以喜欢来清水池澡堂洗澡,是因为喜欢老北京淳朴的文化生活氛围。清水池澡堂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好场所,在那里人们相处融洽,其乐融融,可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忘却了一切烦恼。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8

一、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最早拿起笔来用英文小说表达早期美国华人心声、展现华人生活和境遇的华裔作家是“水仙花”。她的短篇小说集《春郁太太》也常被认为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她在作品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作家笔下被歪曲了的华人形象,对北美华人人性化的描写为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读者提供了不同于美国白人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

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主要是两位华裔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其中一篇是刘裔昌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一个第二代的华裔男孩与父亲因为对中美两种文化持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他认同美国并希望自己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的心路历程;另一篇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一个23岁的美国华裔女性对中美两种文化进行对照,对中国进行远距离的审视。

1976年汤亭亭《女勇士》的成功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被主流文化视为文学艺术,使得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尊重。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美华小说界相继出现了谭恩美、李健孙、任璧莲等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家;在戏剧领域,继赵健秀之后,黄哲伦创作出大量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李立扬等美华诗人逐渐站稳了脚跟。

二、从迷茫到认同到超越——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

二十世纪最初60年间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受当时美国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很多华裔为了生存需要,拼命想忘记自己中国文化身份,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来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了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以遗弃自身中国文化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

到了70年代华裔作家在文化解放运动中对华裔文化身份进行了反认同与重构。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斗士的华裔作家赵健秀猛烈抨击白人和种族主义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带种族偏见和歧视的刻板形象,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作品从反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压迫,从固守和弘扬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身份和文化认同。

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用“民族视角”阐明他们的华裔文化认同。汤亭亭的策略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及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反映美国华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寻求和探索,并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独特传统。而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成长的谭恩美,其中美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细节设计之中。在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谭恩美的作品再现了她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展现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强调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也有消解和融合,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华裔美国作家,其作品中的族裔属性大大淡化了,在作者眼里,这不同于同化,而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任碧莲的文学创作表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具有很大的优势并能很好地利用它。她以多极挑战单极,以边缘解构中心,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互融,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文学世界蓬勃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归因

首先,从历史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近代史上所形成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因此其文化内涵必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次,民族差异导致中美文化的碰撞,包括华人与白人的民族冲突,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等等;再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华裔美国作家大都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其各自成长和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结果;最后,作为华裔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美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各种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为多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共同的主题,不仅展现了过去几代华裔美国的生活和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众多华裔作家们的心声和愿望,而这也正是当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碰撞不可回避,文化的融合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华裔美国文学经过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为中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打开了大门。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在这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发展。本文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梳理了华裔美国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身份,冲突,融合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03.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9

就拿国内车企的社会责任来讲, 曾出现的汶川灾后捐资、玉树地震献爱心等积极现象, 反映了车企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但对于汽车与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联系上, 显得有些单一。所以, 车企的社会责任, 绝不仅仅是通过人们关注的大事件而引发, 而是体现在社会方方面面的互动过程, 涉及到与社会需求结合、与自身形象结合以及与自身优势结合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当车企的社会责任, 从最初的响应社会号召, 到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 应该是企业文化逐渐成熟的过程。同样, 也只有汽车企业文化的不断发展, 并与社会文化进一步碰撞, 才能够逐渐带动起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与建设性。

车企与社会需求的结合为何不在一时

从几年前的汶川、玉树大地震, 再到舟曲的泥石流灾害, 可以说, 国内汽车企业的表现颇为令人赞赏。无论是捐钱还是献车, 都能够紧跟时势与需要。这确实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人翁精神以及八方支援的积极主动性。但对于社会需求来说, 企业的社会责任, 绝不是一时感动社会的一阵风问题, 而是一世的循序渐进、始终坚持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以, 凭着一时的热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还远远不够。

同样也需要看到, 社会责任远不是应该与所谓的广告宣传为伍的。这是因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 无论是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角度上讲, 还是从作为支柱企业就应该讲奉献的意义上看, 都应该具有理所应当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义务。在这方面, 德国大众所带来的社会责任启示, 就颇值得国内企业借鉴。一方面, 他们用喜闻乐见的形式促成了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需求的互动, 以至于很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多元化贡献;另一方面, 他们找准了进入国内碰撞的时机, 能够从点到面的形成一系列带动效应。

作为大众引进中国的“汽车自造”来讲, 表象上看虽然离不开汽车的创造, 但从实际情况上, 确实将汽车的文化内涵拓展到音乐、电影、美术等各个层面。一时间能够成为大学生与青年人谈论的焦点, 就在于更好地贴近了人们的求索心理。不仅仅使用汽车设计这样一个较为新奇的视点, 让年轻人跃跃欲试, 而且还能够恰到好处地采用自己动手的新颖手法, 让更多的青年学生成为再创造汽车的“主人”。这样一来, 自然就会让人们在圆汽车梦的基础上, 更好地展开汽车文化的熏陶以及汽车知识的传播了。

车企社会责任与自身形象结合更重要

作为车企的社会责任, 既是表现企业形象的一部分, 同样也是细化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这一点而言, 表现在车企应对社会责任的方式上, 就很能体现出成熟车企与不成熟企业行事间的差异化。像成熟企业在社会责任间的细化投放、科学安排以及根据自身特点的创造力, 就能够表现出企业文化的固有特性。而相应的不成熟表现, 更多的会存在于赶时髦、盲目效仿, 这样所带来的问题, 不但无助于社会责任的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还容易产生更多的不平衡状态的发生。

在面对社会责任与宣传的敏感问题上, 贡献本身的初衷尽管无可厚非, 但如果运用不利或者方式方法欠妥, 就很容易出现作秀以及混淆宣传与奉献的问题。这样的结果, 既不利于车企社会责任的承担, 同样也会对社会真正需要的奉献不利。为此, 就社会责任的投放与宣传差异问题, 笔者特意采访了“大众”在推广环节的有关负责人, 他们表示:“针对在市场上的投放, 企业在每一年度的规划中, 就已经将宣传、推广、社会责任的比率分清楚了, 并会根据不同阶段的社会需求与企业互动来制定相应的比率转变。”这样既可以按部就班地使产品推广到位, 还能够不间断地使企业文化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

应该说, 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 规划好相应的步骤理应是企业进步与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如果只是希望借助于某种重点事件发挥或者只为了宣传而宣传的话, 往往就会被动地陷入到为产品而竞争的局面之中。同样也应该看到, 社会责任对企业品牌的重要性。如果将企业的社会责任, 视作企业建设和发展的一部分, 所贡献给社会的部分, 在赢得社会赞誉的同时, 自然也就会将这些奉献反馈于企业的产品价值中。这样的良性循环, 其实也正是形成品牌“柳成荫”的关键。

自身优势在社会责任中以一当十

运用好企业自身的优势,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车企在面对社会责任的问题上, 同样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运用好自身的优势, 怎样将这些优势与社会需要对接, 都要看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在这些问题上, 既有企业关注体育的焦点现象, 同时也有科学表现自身的特点及效果, 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国内汽车发展中, 已经历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企业与社会碰撞瞬间。无论是奥运的支持力度, 还是推广文化普及以及支持社会贫困群体, 时时处处都能够体现出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

在这种彰显企业形象特征的竞争中, 要看哪个企业运用优势最得体, 谁的创造性更加突出以及谁的产品与国内主流思想结合更紧密, 谁自然就会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在车企与社会文化碰撞中, “大众”、“福特”以及“雪铁龙”所具有的代表性, 显然非常突出。像“大众”推出的“大众自造”、“福特”建立的汽车环保奖机制以及“雪铁龙”推广的儿童交通宣传理念, 既能很好地运用了各自的优势宣传企业, 又能够最大程度地造福于国内社会, 这样的车企文化与社会文化结合, 现实意义也就更加突出。

在国内车企追赶国际先进汽车制造技术水平的同时, 合理解决好企业诚信与社会责任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是为了社会责任而为, 不仅起不到承担的作用, 往往还会造成遇事慢半拍的现象发生。甚至会出现盲目跟风、盲目作秀的一系列问题。所以, 国内企业要想在社会责任上更突出, 要想在文化碰撞上更具表现力, 除了要量力而行, 更需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好利润与投入的关系, 安排好自身优势与付出的关系。也只有这样, 在企业更具创造性了解社会需求与认知社会文化的前提下, 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社会责任与使命。

结语

随着汽车在国内市场越来越普及, 必然会更多地出现与汽车相关的汽车社会责任问题以及汽车文化间的碰撞问题。这就需要各方面要认清什么是广告与宣传意义的企业行为, 哪些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 这才是决定汽车与社会互动的关键。因为, 前者仅仅是为汽车企业的发展进行铺垫, 后者则是车企回馈社会的重要举动, 既不可以混淆在一起, 同样也不能无原则地相提并论。所以, 客观认识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10

一、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变化

广西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西式风格”与“承续转型”两大类。“西式风格”主要由西方传入, 体现为以西方建筑风格为主, 部分保留不同程度传统元素;“承续转型”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 吸纳西式建筑某些风格元素, 中西并存互补, 既体现反映西方影响, 又以传统建筑体系风格为主的表现形式。

1. 西式风格类建筑:

A.外廊样式建筑及受之影响的民间建筑:西方殖民者进入北海、龙州、梧州等通商口岸后, 为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 普遍采用简单盒子式周围带有廊道的“外廊样式”建设领事馆、公馆和洋行, 以北海英国领事馆旧址、龙州法国领事馆旧址、梧州英国领事署旧址等最具代表性。通过砖柱划分立面, 砖柱之间为廊道拱券口, 凹凸相间、阴阳相衬, 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

B.西式教堂建筑:这类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较早伴随西方传教士进入广西, 首开西方建筑文化对近代广西建筑影响的先河。这些西式教堂建筑, 大都具有如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渲染西方教堂特征, 如北海涠洲盛塘天主堂、北海涠洲城仔教堂、东兴罗浮恒望天主教堂等为代表的教堂建筑中, 其巴西利卡的平面布局、直刺天宇的尖塔形象、幽深浩渺的祭坛大厅、奉若神明的十字架、神秘莫测的玫瑰窗、色彩斑斓的采光装饰以及那嗡嗡余韵的钟鸣声等, 无不隐含着宗教的深远寓意。

C.古典与折中主义建筑:这类建筑形式主要以梧州居多。从其建筑材料来看, 基本以砖石或砖木为主, 同时, 新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及其技术梁柱等局部也进行了运用;从建筑形式看, 它通过自由组合欧洲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 以达到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 以西方古典风格的三段式构图为主, 局部细部采用巴洛克、罗马等风格装饰;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西式建筑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这种建筑以梧州的新西酒店、思达医院、梧州邮局旧址、梧州广西自来水厂旧址、玉林蝴蝶楼、东兴明江中学教学楼等较具代表性。

D.现代主义类建筑:这类建筑以建筑功能为主, 强调建筑形体与内部功能的配合, 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 主张摆脱旧的建筑样式, 简洁的立面处理手法与纯净的外观体型, 鼓励创造新风格。梧州广西银行旧址, 中央体量层层高起, 强调中轴线并以中央凸出的建筑物加以强调, 表现出装饰艺术风格的阶梯式构图特征。建筑采用无梁楼盖进行处理,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初步表现出现代建筑之风貌。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赵深设计建造的座落在桂林的科学馆同样具有现代建筑风韵。整个建筑素雅大方, 宏伟壮观, 极具韵味, 为民国建筑之精品。

2. 承续转型类建筑:

A.宫殿式与民族形式建筑:这类建筑最早较为典型的代表当为建于1928―1930年、由杨右辛设计的梧州中山纪念堂。进入三四十年代, 随着近代广西建筑教育的开创以及抗战时期沦陷区大批文人建筑师云集桂林, 一种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民族建筑新形式, 此时也开始更多地传入广西。其中, 建于1947年的桂林民国广西省政府建筑群以及建于1953-1954年由梁思成设计的广西民族大学礼堂均为折中主义“宫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的杰出代表。这种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技术与材料直接模仿传统建筑中的官式建筑样式“大屋顶+西方功能布局”的主体建筑设计, 尽力保持传统古典建筑的整体轮廓, 传统造型构件和装饰细部。其他民族形式较具代表性的建筑还有民国桂林市政府旧址、桂林李宗仁官邸、民国临桂县政府旧址、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雁山园汇学堂、南宁昆仑关战役旧址纪念建筑物等, 这些建筑屋顶仍保持大屋顶或局部大屋顶与平顶相结合, 西式外观的基本体量等特征的折中做法, 这类建筑突破传统建筑的体量和整体轮廓, 建筑体形由功能空间确定, 立面构图大多不拘泥于传统外形结构, 在新式体量基础上, 适当装点中国传统细部装饰, 即“西方的比例、中国的细部”、“中式屋顶、西式墙身”。这类民族形式建筑以桂林为代表。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出现, 反映了我国民众与建筑师面对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 国人通过对西方国家实力的认识, 对民族意识进行了新的体认, 这种情形也反映到建筑领域上来, 由此中西建筑文化便在不断的碰撞、磨合中逐渐出现一种体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新的建筑形式。

B.中西结合形式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广西12个世居民族形成了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地域环境相适应的建筑体系。进入近代时期, 西方建筑的营造技术、制作工艺、结构材料等从各通商口岸、沿水域城镇传入。西方建筑在工艺、功能、适用性方面较能满足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同时在“时尚”风作用下, 一些官僚绅士、军政要人、富商地主等精英阶层的民间建筑开始采用西式建筑的一些方法进行设计, 于是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建筑在民间中更多地出现。这些建筑, 或立面外设外廊、西式风格装饰的“洋立面”建筑, 内部空间平面仍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布局形式,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横县施家大屋、武宣黄肇熙庄园、武宣郭松年故居等;或西式墙身、中式屋顶建筑, 如邕宁电报局旧址建筑、梧州民国广西大学办公楼等;或传统建筑的结构与布局, 局部柱式或线脚施以西式构件装饰细部, 如横县李萼楼大院、宾阳廖村小洋楼、岑溪云龙莫少北屋、兴业肖书球宅等;或西式布局、中式建筑的西方教堂建筑, 如平南大湾天主堂、金秀江洲天主教堂等;或其他中西结合的形式如平面功能、结构、外观形式大体相同公寓式雏形的梧州维新里近代民居。

C.骑楼建筑:骑楼是一种沿街“下店上宅”的商住建筑形式, 由沿街两侧每座楼房二层以上挑出部分楼面至街道红线处, 底层用拱梁立柱支撑, 形成连续性列柱拱廊即连廊连柱人行空间, 立面形态上建筑骑跨人行道。

这类建筑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兴建, 当时梧州、南宁、柳州等城市拆城墙、修马路、扩宽主要街道, 参照广州推行骑楼式建筑的政策。广西的骑楼街区主要集中在西江流域, 其中以梧州、南宁、柳州、北海、钦州、玉林、百色等城市及周边县镇居多。目前, 梧州、北海的骑楼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较具特色, 是广西近代骑楼建筑的典型代表。骑楼建筑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平面布局上:窄开间、大进深的平面布局是骑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 房屋建筑形似竹筒, 面宽3至5米不等, 以单开间为主, 少部分为二开间。而骑楼的进深较大, 10至20多米之间, 部分超过30米。平面底层挑出部分人行道, 其宽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格, 二三米左右宽的居多。二是立面特征上:连续列柱拱廊, 花样多变而又相对统一的西式风格立面, 三段式构图, 下段为底层柱廊, 中段为二层以上楼层, 上段为屋顶檐部、女儿墙与山花。其中, 下段底层柱廊主要有券柱式与梁柱式两类, 券柱式成为北海、宾阳骑楼的显著特点, 而梁柱式多见于广西其他地方的骑楼。骑楼中段楼层立面处理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连续式立面造型, 立面施以西方建筑线脚及细部装饰处理手法。楼层窗子一般为二、三个窗户并列布局。上段檐口、女儿墙及山花, 主要采用了仿西方古典、巴洛克等风格的装饰, 体现了中西建筑的兼容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三是空间上:骑楼建筑二至四层不等, 少部分更高, 如梧州新西酒店高达六层, 这种按西式建筑竖向空中发展原则, 节约了城市用地, 打破了传统建筑横向发展的平面布局。四是在功能性上:上宅下店、前店后宅, 楼上为居住楼层, 楼下为经营商铺。五是独特的气候适应性:骑楼骑跨出街面的底层柱廊, 既扩大楼上的居住面积, 又方便底层柱廊的人员来往行走时遮阳挡雨, 这种建筑形式特别适合多雨潮湿、日晒炎热的广西, 为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好的场所。六是交通分流:骑楼列柱连廊的柱廊式结构, 使人行与车流相对分隔, 增强了街道的有序性与安全性。

二、建筑功能与类型的拓展

广西近代建筑在功能与类型上得以拓展延伸, 一方面, 随着西方势力在通商口岸的扩大, 部分外国人居留地形成了新城区、出现了新的西式建筑;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商品倾销与原材料掠夺, 近代广西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西方列强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和建立海关体系,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口岸城市因商而兴, 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下的市政规划与市政建设等市政近代化活动率先引进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先进理念、建筑技术及建筑制度等等, 对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如企业厂房、学校、医院、商店和富绅别墅庭院等等也逐渐增多。随着各种西方建筑类型的传入以及广西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推进, 新趋势、新需求促使了广西建筑传统功能的拓展延伸以及新功能的产生发展, 在官署衙门、富绅庭院、神坛寺庙、民居住宅等建筑类型的基础上新增了如西方教会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农垦建筑、商业建筑、文教建筑、交通建筑、邮电建筑、医院建筑、纪念性建筑、别墅公寓建筑、骑楼商住建筑等新的建筑类型。其中, 西方教会建筑作为宗教建筑的一种, 它与我国传统的宗教庙宇建筑有所不同, 除主体主祭大厅外, 还有修女院、修道院、慈善机构、神甫楼、学校、医院等附属建筑, 集宗教活动、慈善、居住、教育、医疗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又促使的各种建筑类型的多样化;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 一种适应于南方气候的新兴建筑———骑楼商住建筑也在广西出现了。可见, 近代广西的建筑类型随着功能与需求的延伸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中西杂糅的建筑细部装饰

近代广西“西式风格”类的建筑, 其装饰内容和形式多以西式为主, 三段式的立面、入口柱廊、券拱门楣、规则对称的门窗、陶立克、塔司干等或繁缛或简洁或变异的西方柱式、山墙山花女儿墙、墙面檐口线脚勾勒装饰等等均表现为西式风格, 屋面的支撑结构多以木材或金属三角屋架承托屋顶, 屋顶多为坡屋顶, 部分为平屋顶, 不少坡屋顶面覆以西式机制瓦, 地面铺装地砖或木板, 墙脚施踢脚线。作为室内重要造型元素的楼梯形式多样, 部分建筑如骑楼的内部装饰与构件则多采用传统建筑装饰。北海、梧州等通商口岸“外廊样式”建筑的细部装饰却作了简化, 仅仅是简单的柱式和砖砌券拱, 拱心石也多以灰塑装饰而成, 作为西方柱式重点部位的柱头更多的以线条勾勒、线脚处理等手法出现, 这种不纯正的做法也影响到近代广西其它中西结合的“洋楼”建筑上。而“承续转型”类建筑, 多为保持传统建筑的基本结构体系, 装饰内容和形式则以传统为主, 某些细部如门窗线脚、柱式等施以西式装饰, 屋面多为歇山顶、硬山、四面坡等使用筒瓦、布瓦的传统坡屋顶, 此时的屋面坡度与檐角起翘多趋平缓, 不少建筑的屋面排水则采用西方的管道排水方式。外观上, 或西式的简洁线条立面造型、或西式线脚装饰、或加以其他西式风格的点缀, 部分采用简化或变异的西方柱式进行装点, 西式铁艺栏杆也常是“承续转型”建筑较为引人注目的装饰, 有的建筑正立面采用洋式门面、建筑内部则为传统的布局与装饰。广西近代建筑的细部装饰较为丰富, 既包含西式建筑特有的细部装饰, 也有传统建筑的部分固有形式, 既体现了西方特有的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 也反映了中西建筑文化变异与融合的历史, 构成了广西近代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与历史风格。

四、营造行业的发展与建筑教育的开创

近代广西随着南宁、梧州、柳州等近代广西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 城区街道规划的发展, 西方新型的建筑材料、先进的建筑施工新技术传入, 新的建筑体系也随之出现, 推动了传统营造逐渐向西方先进的施工技术转化, 促进了地方新式建筑营造业的兴起, 营造厂成为广西近代建筑创作新的组织形式, 一些传统松散的建筑工匠也逐渐转化为新式的营造企业工人。在南宁, 1913年开始出现了从事建筑的营造厂。1931年,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大兴土木, 建筑业发展较快, 1934年南宁的营造厂猛增发展到58家, 1942年, 国民政府公布《管理营造业规则》, 南宁市政工程处依此规则对建筑业进行管理[1]。在柳州, 1928年柳州发生焚毁半个城区房屋的特大火灾后, 柳州决定规划兴建整齐划一的新式骑楼街道, 由于工程规模庞大、要求统一, 原来传统的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新式建筑工程, 于是“联兴”等4家木铺发起, 联合另外18家店铺组成了“群益公司”, 随后“合成公司”、“合兴公司”、“柳州联合厂”等建筑营造企业也先后成立, 1946年1月至6月注册登记的城区建筑企业共计46家[2]。在桂林, 随着桂林城市建设的发展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民国省会的回迁, 近代桂林开始兴建行政文化建筑。抗战期间, 桂林作为大后方, 各省文人名士包括建筑师、建筑技工纷纷云集桂林, 桂林市人口及房屋需求骤增, 从外地疏散到桂林的建筑技师纷纷开业承接建筑设计,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建筑业的发展, 1940年市政府颁布《桂林市建筑规则》, 对建筑行业进行了具体的规范[3]。在北海, 20世纪20年代, 北海设市, 修筑拓建马路, 珠海路、中山路形成, 随着城区建设的发展, 锻造了一批近代建筑本土工匠, 出现了私营建筑商, 其中陈兆衡开办的铺号“衡兴隆”, 拥有泥水工、木工等一百多人, 北海许多官办工程及较大的建筑如天主教堂圣德修院、珠海路、中山路、抗战胜利纪念亭、合浦图书馆、珠光电力公司厂房等建筑均由该商号承建, 部分建筑还是陈兆衡设计的, 成为当时北海最主要的私营建筑营造商[4]。

为适应近代广西建设的发展需要, 培养省内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 1932年广西大学设立了工学院, 首设土木工程学系。民国时期,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开设有《构造理论》、《钢筋混凝土》、《平面测量及实习应用》、《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拱桥计划》等课程, 有葛天回、董钟林等知名教授任教[5]。土木工程学系的设立, 开创了广西近代建筑教育的先河, 为广西培养一批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具有近代文明理念与近现代建筑科学知识的建筑工程人才。

五、建筑技术的发展

根据功能的需求与变化, 在平面与空间的变化上呈现工字形、王字形、回字形、L形、T形、凹字形及其他组合平面等多样化趋势, 与传统建筑相比, 内部空间的平面设置特别是公共建筑也较具开放性。同时, 传统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在近代建筑中特别是“承续转型”类建筑大多得以延续,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武宣黄肇熙庄园、刘炳宇故居等等庭院的平面布局受中轴线主导, 依靠庭院连接各个区间, 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结构, 供奉祖先的中堂大多位于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的正中央, 其建筑使用功能中最核心部分, 还保留着传统形式, 反映出传统建筑文化深厚的影响力与强大的生命力。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 广西近代建筑呈现出向高空发展的趋势, 建筑体量增大, 层数增加, 四五层甚至更高建筑涌现并成为一种新趋势。这种情况的建筑与传统建筑强调平面横向展开的组群建筑不同, 它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 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 采用的是建筑体量的向上拓展和垂直叠加, 构成高大而富于变化的建筑形象。许多近代建筑特别是“西式风格”类建筑普遍设置高度为数十厘米到二三米不等的底层架空隔潮透气层 (又称地垅) , 这对于炎热多雨潮湿的广西尤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在结构造型方面, 广西传统建筑以木构架为主, 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进入近代后, 随着西方建筑及其文化的输入, 对西方建筑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 建筑风格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 砖木混合、钢筋混合结构等结构类型越来越多的出现。其中, 梧州天主教堂屋面圆穹顶钟亭采用穹顶技术, 由于钢筯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应用, 新的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出现, 使得穹顶可与鼓座、帆拱相脱离, 其建造变得更容易了;梧州广西银行建筑采用无梁楼盖技术,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使楼层净空扩大, 楼层空间布置摆脱梁的制约, 这种技术结构代表了当时广西较新较高的建筑水平。在近代建筑的造型上, 特别是“西式风格”建筑, 采用三段式立面, 讲究艺术造型, 强调几何形体, 立面通过装饰线脚、壁柱及不同建筑材质的运用来达到装饰性的艺术效果。

在新技术与新材料的使用上, 传统建筑以土、木、砖、石等为主, 但水泥、混凝土、钢材、玻璃、机制瓦块、小五金件等新材料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建筑上。同时, 在多层的建筑建造中运用了复杂的施工技术, 逐渐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但是, 与西式风格形式相比, 受诸多因素影响, 建筑技术与材料的推广发展很不平衡, 表现为有通商口岸的沿江沿海地区推广较快, 交通不便的地方就较少使用。

广西近代建筑是广西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汇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代中西文化理念、建筑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交锋与融会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证与写照, 它记载着近代广西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内容, 展现了广西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的演变轨迹。广西近代建筑, 作为广西珍贵的文化遗产, 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建筑文化对广西的影响, 又反映了近代建筑中传统特色的承续, 在广西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考南宁市建筑志编纂委编《南宁市建筑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参考柳州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编《柳州市城市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第241页、第288页.

[3]参考《桂林市志》 (上) (中)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7年第一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 (城乡建设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参考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上册第285页、下册第1620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11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民主意识；村民自治；融合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2-0076-03

传统中国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1]。长期生活在一个村落的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共同語言、集体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村落文化。村落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辐射的地区和人群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了包括乡土文化、礼俗文化、家族文化的传统乡村文化。

传统乡村文化镶嵌于村民自治之中，村民自治发端于上个世纪，自生于乡村的社会土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它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策基础，着重调节农村基层成员的关系和行为，是一种外来制度，也是国家制度并全国推行。村民自治是草根民主的创新实践，能否在广大乡村社会生根发芽则取决于文化基础。没有哪个新创造的制度能够通行，无论它多么合乎逻辑，除非它累积了类似程度的习惯和感情[2]。

一、传统乡村文化的作用与现代困境

（一）家族文化、乡土文化、礼俗文化形成的文化合力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来的条件下创造[3]。乡村治理一直带有明显的传统特色，重人情、轻法治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行为模式。直到现今，在一些乡村，传统文化的理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家族文化影响深厚。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部分，几千年来都深刻影响着农民们的意识，农村是一个熟人和半熟人的社会，家族文化强化了血缘和人际关系，增强了整个家族的影响力，保障了成员的生活稳定。乡土文化是人们对故乡土地的一种崇拜眷恋文化，故土难离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礼俗文化是在此之上形成的人们日常行为准则，代代相传，逐步固化于心，并对传统农民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心理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使之浸润到农民的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乡土文化与礼俗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农村社会的根基，决定着人们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中国农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一个村子中，常常存在一个或多个强大家族，领导权往往由这些家族成员轮流掌控。族长和乡绅经常借用礼俗文化来调节乡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其实际影响作用往往大于代表着合法权力的政府部门，保障了乡村共同体的稳定。

（二）传统乡村文化断层与缺失的影响

文化需要传承，需要人和环境为载体。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稳固建立在乡村结构和人员的稳定之上。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推进，这种稳定现象被打破，人员的流动和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成为时代的主题。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农村，使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熟悉的家乡，向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流动中村民的视野开阔了，世面见得多了，很容易被新的环境所征服，传统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乡土文化逐渐发生了巨变。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农村和农民被绑缚在市场上，而不是土地上。“故土难离”在当前已不是主旋律，中国农村由“熟人社会”变成一个“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风俗、习惯被金钱化，关系的亲密远近与经济利益挂钩，直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脆弱，礼俗文化的裂变。乡村中，族长和长老基本看不见或不起作用，家族内部调节矛盾、孤残相恤、经济功能都被政府和现代组织取代，家族文化基本瓦解。

二、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民思想观念都发生变化。和外界的频繁接触中，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断裂变迁，不仅农民的身份由“单一”变成多重，自我身份认同观念转变，同时，外界也对乡村和农民提出了改变的要求。在现实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意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形成一个良莠不齐的乡村文化图景。

传统乡村文化正在衰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村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看法，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复杂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农村社会阶层的多维化，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农村出现的道德失衡、价值体系瓦解、经济利益至上的现象正是乡村文化约束力下降的表现。村庄难以凝聚村民，血缘和地缘关系淡化，而村民的 “民主意识”反而随着村民生活的逐渐商品化越来越强烈。现代民主意识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顺从”过渡到“参与”，文化氛围的改变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创造了基础。现代民主意识的渗透弥补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和变迁，促使村民形成理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养成主动参与的政治习惯，形成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民主国家，民主在中国缺乏天然的土壤和资源，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而是在世界政治民主的潮流下推行的。显然，中国的村民自治并不是原生型的。外来的制度要扎根于本土并繁荣发展，无疑要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感染和改变，被人们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转型时期的乡村文化与现代胶着，在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中，传统文化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家族文化影响行为取向，礼俗文化影响政治情感，乡土文化影响着道德情感，传统文化的习惯力量帮助现代民主意识的稳固，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不容小觑。在现代乡村，流失成为一种常态，人员的流动尤其严重。任何思想理念都离不开人这个载体，农村人员的流失不利于现代民主意识的发展。强化传统文化，加强乡土文化建设，动员乡贤回归，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等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重新形成人和乡村之间的稳定环境。最早的村民委员会产生于相熟相知的村落社会，彼此间有着共同的文化，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社会规范对村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传统的惯例是村民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凡此种种决定了村民自治诞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化传播的碰撞与颠覆 篇12

“老炮儿”一词源于“炮局”,炮局是老北京的俚语,借指警局、派出所,而“老炮儿”就是那些因为犯事经常出入“炮局”的人,影片中的主人公“六爷”(冯小刚饰)就是昔日家喻户晓的“老炮儿”六爷坚守的文化传统正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他要的是仁义,要的是礼貌,要的是长幼有序,要的是循规蹈矩。对不符合这样要求的人,六爷一概看不顺眼。看见小偷,他教育人家拿钱走人可以,证件给人家寄回去,要懂得盗亦有道;看见有人跳楼,围观的人起哄看热闹,只有他义愤填膺谴责他们的冷漠“都是些什么人那!”。他认为知法犯法不对,损人钱财不对,暴力执法不对,蓄意伤人不对……这些情节让我们看到了恪守规矩和底线的“六爷”,看到了凡事论理、讲道义的“六爷”,看到了心里始终有着一杆计算仁义的秤的六爷。

至于不顾长幼次序,打了他一个巴掌的青年,六爷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一巴掌,挑战的是他心中恒定的规矩,这比两千元变成十万块更难以容忍。所以他在约完茬架后,特意回头说:“三天后,你也在这儿!”。同样,剧中反复出现一个老人的形象:他头发花白,仅单单一坐就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路过的人往往会为他点支烟,以示敬意。“六爷”最在意这个细节。甚至在赴生死之约前,他还郑重其事地将烟含在嘴里,点燃后再送到老爷子口中。以这类独特的告别方式,他无声地道出了自己的潜台词:无论江湖上的人物如何流转更迭,但不能改变的是民间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有所敬畏。这固然来自儒家伦理学,但也是他对抗主流的精神武器———在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之外,维系民间的秩序和道义。它设定了底线:即便你有权有钱,也不能蔑视人的尊严。

那六爷的死,真的就意味着传统“规矩”的消逝了么?实则不然。剧终前,一群“老炮儿”神采奕奕的走出看守所,有说有笑。这是意味深长的隐喻,暗示民间的“理儿”仍然活着。痊愈后的晓波实现了“六爷”的遗愿,开了家名为“聚义厅”的酒吧,工作之余不停地教自己的鹦鹉喊“爸爸”,这显然也暗示着传统民间文化的某种延续。晓波身上兼具传统民间文化与新时代价值观。当情景再次重现:骑自行车的青年问路时,当了酒吧老板的晓波不再僵硬地恪守江湖教条,不再强求对方使用敬语,而是表现出更为宽容的态度,笑着回答路人的问题。显然,在新时代的社会,“规矩”显示出了更为开放的精神气质。于是,老祖宗所强调的东西不但得以薪火相传,更展示出自我超越的迹象。这也体现了文化所特有的特质:调整性,即“指适应性的保护功能,使文化本体面对强大意志文化不至于崩溃,甚至以形变、部分质变来形成本体的维系。”

在导演管虎的眼中,老炮儿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是一种原本人人都拥有却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得不逼退的人性本真。所谓的“老炮儿”彰显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规矩道理,像老北京城曾经雄壮时候存留的一口硬气,这口气是活的精神养分给予曾经的主人们骄傲的底气,在老北京曾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滋养了一干“顽主”,而随着时光荏苒这批曾经的轻狂少年开始妥协,这口气被往来穿梭的新兴人潮冲击溃散。六爷是这口气的守护者,然而,他虽看不惯当下的“礼崩乐坏”,却无能为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孤身固执所要扶起的“理”早已不适用于这个变化的时代。有人认为六爷最后亲自写举报信的行为不合理,违反了他一直恪守的“规矩”,不按常理出牌,但。这难道不也正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法治社会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么?即便要信奉“理儿”,也要讲究法,这似乎也是六爷的一种默认的妥协。

“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并行生长的混沌,难以调和的复杂。”这既是《老炮儿》这部电影里呈现出的情节,也是我们生活的今日中华大地的现实。管虎大胆揭露了当今社会官富阶层和平民间的尖锐矛盾,并让六爷作为群众代表去反击这种不公。但这毕竟是电影。现实中我们需要公平,却还是应该寄托于社会整体向法治的转向,而不能指望每个胡同口都站着一个维持秩序的六爷。

如果说《老炮儿》表现了时代的更迭,那么,它也展示了更迭中的连续性:“好的东西需要有传承,尽管江湖终归会变化,时代也会有交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但有些精神是不应该改变的。”对于一种文化的坚守,不应该是腐朽的,而应该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不至于在我们老后,感觉一生所学、所用、所想,在时代巨变面前毫无存在价值。这也体现了现代性文化的特点,在现代化社会,文化的枢纽型特质开始解构,社会开始由人伦社会向多元化分立社会转型。只凭“规矩”办事的旧时代已经过去,法律、政治、经济,都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品,每个人都必须强迫自己顺势时代的发展和演变。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这是一个警醒:形式上的墨守,只会显示我们的老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公德价值观的遵守,才是本质与核心。在法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传统的价值观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传统“规矩”与现实碰撞的结果是促使社会进行转型,是帮助人们在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当代文化的同时不忘记传统文化,是加深文化与现实的融合。时代虽变,“规矩”常在。

摘要：电影《老炮儿》一上映,便引起许多影评家、各类学者的关注。对影片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老炮儿”中这种另类“流氓文化”的存在恰恰是最贴近社会底层生活本质的。整部影片折射的是传统的“规矩”与现实的碰撞,是老一辈人对文化的坚守,而这种坚守,看似悲壮,实则无力。

关键词：老炮儿,传统“规矩”,文化坚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