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精选12篇）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1

作为变量的文化的重要性在进入更加全球化的经济时代后变得日益明显。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在管理中的多元化,再一次燃起跨文化管理在两种趋势下的争论:“文化趋同”论者相信各民族的文化会变得越来越相似,而“文化趋异”论者正好相反,他们相信文化会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实践上,一些具体的管理技术可以不因文化而有别,引进和输出无阻,但管理的更多方面具有文化性,不容易移植。任何企业的文化都会受到国民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跨文化管理并不是追求企业文化的趋同化,而是在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传播和吸收,在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创新出新的一派风格来。

一、跨文化管理中的冲突:传统与理性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分别有其特有的文化。同时,这些国家中的组织也具有其特定的组织文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管理实践常常在韦伯“理性权威”的框架下探索,和非西方的“传统权威”相对。在理性的框架下,领导职位的设定、人才招募、责任分配和奖励报酬都根据制定的标准,提升也依据功效。而东方组织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一些中国古代重要的管理思想依然在现代的中国企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如,北京同仁堂的“人和”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而在西方的文化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比如冒险和创新精神,以及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价值目标,一切着眼于个人、尊重个人,奉行能力主义,使员工成为胜利者等等思想,都是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即使是一些看似细微的文化差别,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容易产生关键性的文化冲突。冲突的产生往往是一方感觉可行,而另一方却对之否定,双方都在乎他们所关注的事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管理扩散所遇到的文化碰撞,现代组织权威对传统组织权威的挑战,如等级壁垒、家长管制,等等。同样是冲突管理,但方式可能大不一样:土耳其管理者可能更多地向部属使用权力,更多地回避同等级别的争端,更多地容纳上级的意见;在日本文化中,管理者和职员的关系可以用“上级和下级”的模式来解释;在印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等级分离;在伊斯兰世界,管理中渗透着部落的传统,管理者具有“父亲”的形象;在拉丁美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家长式统治。因此,不同的文化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当跨国公司在把触角伸到全球各地时,不可避免地置身于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管理者和职员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引起摩擦。一个胜任的跨国管理者需要懂得异国的文化、解决冲突的技巧和取得绩效的能力。

二、跨文化管理中的视野:文化比较

比较管理的研究并没有提供直接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提供了一条开阔视野的途径。管理者可以发现在自己文化中“当然”的事情在其他文化里不过是“想当然”。例如,小企业制定计划和战略,在德国,计划对成功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到了爱尔兰则有消极的影响,因为德国的文化更不能容忍不确定性,管理者更有可能感受到不知道和不确定性的威胁。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生成都与其民族的、历史的发展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源头,而企业文化则是从属于民族文化并由民族文化决定的。就日本和美国而言,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反映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文化传统根源于不同民族的环境和历史。可见,不同的文化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和历史传统的不同,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呈现出特殊性和个性。处于不同的地域及文化背景下,跨国经营企业作为一种多文化的机构,必然会面临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领域的摩擦与碰撞。只有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管理。

三、跨文化管理中的超越:跨越差异

若要加强跨国企业的文化管理,实现它的超越,须跨越差异,使得文化差异本身也为新观点、新方法的产生提供可能,从而使企业更具有活力、创新性和竞争性。

(一)增进和有效开展文化交流与沟通。

谈判是反复交流而做出一个共同的决定,而跨文化的谈判往往显得更加复杂。在“东西文化背景”的连续谱中,西方文化是外向的,管理的交流不厌其详;东方文化是含蓄的,简单的表述就可以做到心领神会,两者正好相反。西方文化背景通常是通过言辞来进行正式的交流,因此非正式的表达对理解信息无关紧要;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只有少量信息通过言辞传递出来,正确的理解可能因表达者的背景而异,因此需要了解它们的潜在含蓄。成功的谈判需要双方对对方的沟通方式都保持敏感。

(二)妥善处理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

一个强有力的公司文化体系就像是一个大熔炉,可以减弱不同国家文化带来的影响,只要子公司能够带来相应的效益和成果,母公司就允许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适应多中心的文化关系,其表现为:第一,推行母国文化战略。即在所有外国子公司推行与本国相同或近似的政策及管理策略。第二,实施本土文化战略。跨国公司将全球视为异质性的市场,通过了解与分析各细分地区市场上消费者的偏好、习惯、理念等,对不同地区市场做出相应的适应。实施本土文化战略时,只有适当处于中等程度时,适应性与吸引性之间才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最后,执行全球化策略。在公司里形成并推行其世界各地通行的政策,并进而通过企业文化来强化这种共同管理策略。即使这样,也需因地制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居安思危、出奇制胜。

(三)适当进行跨文化培训工作。

跨文化培训的目的在于提高受训者的适应性程度把握能力、战略性文化差异把握能力和“第三种文化”把握能力,使受训者达到跨文化适应表征因子所代表的各项指标。在认识文化共性、人性共性、性别共性基础上,提高每个员工的文化智商,根据环境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准则建立共同经营观和公司文化,而使每个员工都能将自己的思想行为与公司经营理念和宗旨自觉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母子公司结合才会更紧密,企业的跨国文化适应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能力才能随之提高。

四、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必由之路:融合创新

东西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并非完全都适用于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必须找出企业的国内优势和国外优势的联系,探究一些企业优势的国际转移和可转移的概念,结合新世纪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对其管理思想进行扬弃,在肯定现代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管理理念的融合创新。这种融合创新需要运用各种文化,从各个文化的角度来描述同一个问题,而不是每个职员仅从其各自的文化观点出发来认识问题。然后,在文化解释的基础上寻找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即文化重叠的地方,并创造出各种文化下的人们均能接受的“第三种文化”,其关键在于寻找东西文化中的普适性价值,融合各自的文化,并且发展创新。

西方管理学家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原创的管理理论不断地与当地的文化传统进行融合、修正,产生了跨文化管理理论的创新,从而建立了学习型组织的理念、知识型企业的理念、知识管理的理念等一系列创新管理理念。东西方管理理念在创新发展中走向现代融合,首先是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创新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文化、学习、知识等管理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向以人为本以及管理的目的性价值的轨道上回归,体现了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其实质是中国的“天人合一”管理理念的体现,是“以人为本”的网络生态管理理念的再现。其次是重视文化的作用。以中国古老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思想在企业中成功的应用,正是文化影响力的体现。不仅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表明,而且西方企业管理,尤其是跨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也证明:中国管理文化不但可以提升他们的产业竞争力,而且也可以强化企业管理的人性、整体、共生、正己正人的管理价值和无形管理精神。不仅如此,中国管理文化倡导人生健康、成功、自在,实现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对中西文化整合的促进。再次是重视文化的融合创新。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创新的趋向。由文化不同引起的管理差异,可通过国际间交流、借鉴和相互渗透更易走向融合创新。无论是政治伦理、经济伦理,还是自然伦理,各大文化体系都有相互认同的共性基础。在政治思维的战略上,寻求对话和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已成世界各国政治界的共识。这也是一种整合创新的全球性思维的具体表现。因此,实现文化的融合创新是跨文化管理成功的必由之路。日、韩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更为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文化融合创新的必然性。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2

21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重构民族文化的抉择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文化全球化日益凸显.文化交际的频繁,不可避免地带来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整合.我们应积极地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探讨正确的`应对方略,重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 者：徐晓丹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外语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6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2004“”(3)分类号：G03关键词：中西文化 碰撞 文化全球化 重构 民族文化

美术与群众文化生活的碰撞 篇3

关键词：美术；群众文化；群众生活

目前，我国群众美术氛围很浓，群众愈来愈喜爱参加以娱乐、休闲为目的的群众美术活动。总体上看，群众美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成分，在丰富群众日常生活、保障群众文化权益、促进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美术活动普及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为此有关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解决相关问题，为美术与群众生活的碰撞与融合创建有利条件。

1 群众文化生活中的美术活动发展状况

1.1 美术活动开展形式具有多样性 当前群众文化生活中的美术活动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其中包括团队活动形式、展览形式以及个人授课形式等。团队形式的美术活动一般指的是书画团队免费为周边居民授课、教导美术知识，开展美术启蒙与普及工作。展览形式顾名思义指的是政府等组织优秀艺术家画作展览会以及免费开放文化宫（群艺馆）、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等；展览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聚集群众欣赏美术作品、接受优秀美术作品的熏陶，因此该方式实施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赏；个人授课形式本质上与团队活动形式差异不大，由于活动场地等因素的影响，某些地区可能不具备开展团队美术活动的条件，这些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出于对美术的热爱，会自发地办画展、出作品，与当地居民一起享受美术所带来的乐趣。

1.2 美术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我国美术事业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其已具备丰富的组成内容，而各种美术活动也成功地走进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现阶段流行的美术活动有书法、国画、剪纸、摄影、油画、雕塑、刺绣等。上述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增强。

2 群众文化美术活动中的问题

2.1 从业人员理论与技能水平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美术工作者例如文化馆工作人员等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较为了解群众的艺术倾向以及文化口味，然而由于我国美术教育体系仍欠发达，因此部分美术工作者理论与技能的水平有所欠缺，这样有

可能导致美术工作难以在美术作品和群众美术工作中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以及深刻的内涵与思想，从而制约到群众美术事业的发展。

2.2 美术活动内容倾向性较强 我国群众美术活动内容比较丰富，基本囊括了现有的美术表现形式，然而国内美术活动倾向性较强，具体表现与群众在选择美术活动时偏向于水墨画以及书法等而忽视了其他美术活动内容，越来越多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民间美术、实用美术已经被边缘化。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传统美术，促进群众美术活动内容的结构更加趋于均衡化、多样化。

2.3 美术活动经费与场地缺乏保障 与其他活动一致的是，美术活动也需要充足的经费与足够的场地。当前文化经费保障工作仍然有所欠缺（群众文化的经费总量不足，分配在群众美术工作中的经费也不充分），造成美术图书储量稀少版本老旧、文化馆（群艺馆）免费开放率低的局面。供美术工作者普及美术教育与开展群众美术文化活动的场地不足，使得美术活动的规模、场次、收益人数以及活动质量都大打折扣。

3 促进群众文化生活中美术活动发展的建议

3.1 提升美术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美术工作者在美术活动普及工作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鉴于国内美术工作者理论研究水平不足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通过组织理论知识培训活动以及行业专家讲座等形式来切实提升美术工作者的综合素质，并鼓励美术工作者多观察多写生、不断深入生活，扎实做好理论研究工作，从而更好地为美术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3.2 鼓励群众尝试不同的美术活动 为了保护一些边缘化的美术艺术，政府需要鼓励群众努力尝试不同的美术活动，不要仅将文化生活的重心放在诸如书法、水墨画等传统的美术活动中，需要学习一些贴近生活的艺术例如服装设计艺术、墙画艺术、剪纸艺术、影视艺术以及摄影艺术等。

3.3 保障美术活动场地与资金 各级政府需要制定相应政策来充分保障美术活动运作资金和场地。除此之外，也要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关心，作为政府保障性措施的重要补充。在资金到位后，需要兴建必要的美术活动场地、文化基础设施以及添置美术图书等，为群众美术活动的普及工作打好坚实的物质基础。

3.4 鼓励群众进行美术创作 群众是美术活动中的主体，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引入美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促成群众了解美术、热爱美术、热爱生活局面的形成。因此政府应当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群众进行独立美术创作，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地接受美术工作者的美术普及教育。大部分群众的美术理论水平总体上是非常有限，在独立创作的过程会遇到许多困难，此时美术工作者应当及时解决群众在学习和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5 号召群众参加美术展览比赛 美术展览比赛能够较为客观地检验群众的美术素质与提升其美术素养，因此应当积极鼓励群众参加各种美术展览比赛。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大部分群众的美术水平与专业美术工作者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即使群众在美术比赛中没有取得较好的名次，也并不意味着群众美术工作的失败。群众文化生活中的美术活动更倾向于娱乐性、休闲性、普及性，群众美术整体水平的提高是个缓慢的过程。

4 结语

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引入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不仅能够使得民众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同时也能有效地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和提升社会幸福指数，为此，群众美术工作者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政府部门应当保障充足的群众美术活动资金投入，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事业的长足进步。

参考文献：

[1]高海燕.简析群众美术活动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参花（上）， 2015（05）.

[2]孟科.群众文化中美术活动的开展分析[J].大众文艺，2014（11）.

学校管理者与教师的权力文化碰撞 篇4

一、教师与学校管理者的权力特征

1. 教师的专业权力特征

教师的专业权力是教师职业赋予的,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行使的一种自主权力。教师的专业权力是由教师的制度性权利派生形成的。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了教师6项权利:

(1) 进行教育教学活动,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

(2) 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 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 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

(3) 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

(4) 按时获取工资报酬, 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

(5)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 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6) 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

以上的6条权利可以简单归纳为:教育教学权;学术研究权;指导评价权;获取报酬权;民主管理权;进修培训权。其中, 除了获取报酬权外, 另外五个权利与教师专业密切相关。教师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个人权利隐含着自由选择, 可以选择作为或不作为。因此, 教师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弹性, 显示出灵活性与自主性的特点。那么, 权利与权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对此, 姜丽华博士研究认为, “权利是合法的权力, ……法律上的权利是权力博弈后的产物。”[1]《教师法》中规定的6条权利其实就是教师的合法权力。教师权力的行使与教师权利的行使一样, 都具有灵活性与自主性的特点。

2. 学校管理者的行政权力特征

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是从具体的组织结构系统中获得, 受组织结构的特征影响。我国学校组织结构等级分明, 科层化特征明显, 管理者的行政权力具有纵向的行政级别和隶属关系, 每一层级的职权大小取决于在组织结构中的层级与位置。根据现行一般学校设置的行政职能机构, 笔者归纳出以下主要行政权力:教学管理权 (教务部门) ;学生管理权 (政教或学工部门) ;科研管理权 (科研部门) ;人事管理权 (校办或人事部门) ;财务与校产管理权 (后勤部门) 等。行政权力本质上一种公共权力, 是由社会组织系统赋予的。学校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是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赋予的, 来自学校组织的任命, 在特定的岗位 (层级与位置) 上履行管理、处理校务的过程中行使的一种法定权力。将它定义为一种法定权力, 是因为它的行使是建立在法律法规、行政条例、校规校纪的基础上, 具有程序化与强制性的运行特点。

学校管理者的行政权与教师的专业权之间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交叉共享关系。在交叉共享的领域中, 教师与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往往会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同一问题, 从而产生价值冲突与磋商。价值冲突的产生归根结底是权力价值观的不同, 磋商的成败也主要看权力价值观的妥协程度。

二、管理目标之争:教师专业权追求专业自由;管理者行政权追求效率控制

1. 教师专业权的价值追求

一方面, 教师的专业权作为一种个人权利往往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 教师是从事精神活动的职业, 需要高度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只有具有自由精神的人才会有高水平的创造能力与主动性, 因此, 无论是教师的专业权力特征还是教师的职业特点都要求教师不断地追求专业自由, 追求专业自由就成了教师实现个体价值的首要目标。那么, 自由是什么?英国的教育家洛克认为, 自由是一种自主的能力, 是主体有能力按照自己心理的决定或思考, 决定某一特殊行动的实现或停顿与否。[2]上述论断, 教师自由就应该是教师在教学时能按照自己的专业判断进行独立的思考或决定的自主能力。教师的独立思考或决定是专业自主权的彰显与张扬。教师专业权的永恒追求就是教师的专业自由。发挥教师的专业自由有利于教师能够与教育专家、学校管理者平等地沟通与分享权力, 从而摆脱专家与管理者在思想与行政上的控制, 在教学方面拥有真正的自主权与主动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的。教师的专业实践活动的核心是教学, 因此, 教师的专业自由主要通过教学自由体现出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6年《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规定:教师的职业自由包括:教师在履行职责上享有学术自由, 有资格对最适合于学生的教具及教法做出判断, 在选择和使用教材、选择教科书以及运用教育方法方面起主要作用;教师及教师专业组织应参加新的课程、教科书及教具的开发工作;任何领导监督制度都都应鼓舞、支持教师履行职责, 不得损害教师的自由、创造性和责任;教师有权力对自认为不恰当的工作评定提出申诉;教师可以自由采用据认为有助于评价学生进步的成绩评定技术, 但应确保不在各个学生中产生不公平等等。[3]中包括了教师在教学时有权选择“教什么”和“如何教” (含教师对学生评价的自由) 的自由, 也包括了教师行使教学自由的保障。教师的教学自由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理解教学目标的自由;选择和使用教材的自由;选择和编辑教学辅导材料的自由;组织和管理课堂教学的自由;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方法或手段的自由;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评价的自由;参加教学科研的自由;参与各项教学制度制定的自由;维护教学秩序的自由;按照自己的理解讲解教学内容的自由。[4]教师追求教学自由所依据的价值取向具有人文特点, 往往以理想目标、行业伦理和内在良心为标准, 如“为幸福而教”、“为思维而教”、“为学生的发展而教”、“为学生的生命成长而教”等课堂教学价值观。这些价值取向更多地侧重于精神层面, 具有人文关怀的情结, 没有功利倾向。

2. 管理者行政权的价值追求

我国学校的组织结构比较符合韦伯关于学校组织性质的观点。韦伯认为, 学校属于科层组织, 具有“科层化”的特征, 以效率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 以严格的等级制度为依托, 又可称之为“制度化”的权力[5]。学校组织具有严格的专业分工体系与明确的规章制度。

按美国社会学家艾兹奥尼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 学校应该属于规范性组织。作为一种规范性组织, 学校自然关注效益和效率。要使得学校管理效益最大化就必须整合学校各类资源, 实现组织高效率的目标, 就必须依靠制度等强制性规范手段将学校中的人、财、物等资源有效统整起来。因此, 学校组织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来保障管理的高效率。

组织的性质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运行与价值追求。学校无论作为一种科层组织, 还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组织, 管理人员所追求的都是行政权力的高效率运行, 实现目标的方式是通过制定有关教师管理的规章制度进行有效控制。总而言之, 管理者行政权力的运行与价值目标是强调通过规则来实现对教师行为的控制, 从而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

规则是什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 规则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 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人们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学校的教师管理制度就是对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一种规定, 从微观的角度看, 主要体现在教师各类的考核评价、奖惩、考勤等制度当中。学校管理者拥有这些管理制度的制定、决策与监督执行等行政职权, 处于管理的主体地位。教师有参与、建议与执行的权利, 处于管理客体的地位。学校管理者制定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群体之间的内耗, 最终实现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对教师而言, 教师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 规则能平衡不同教师群体的利益, 维护和保障教师专业权力的公正合理地行使。

3. 两种管理文化的目的之争

教师专业权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专业自由”。中小学教师关注的更多的是“教学自由”;大学教师关注的更多的是“学术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不仅体现在教学组织形式上, 还体现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的运用。学术研究自由更多的指学术氛围的宽松自由安逸。因此, 教师专业权所关心和维护的是自身专业的发展, 关注的是专业质量的提高, 而不关心社会要求与学校的发展目标。与之相反, 学校管理者的行政权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规则控制达到办学效率的提高”。管理者关注的是学校办学目标的实现, 追求的是办学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校绩效的实现, 因此, 管理者往往比较关注社会评价, 维护学校的发展目标, 关注的是学校管理的量化指标, 因为量化指标比较直观, 便于社会评价, 也有利于行政评价。教师专业权与管理者行政权的管理目标取向上完全处于“自由与控制”的对立状态, 形成了难以规避的学校管理目标之争:自觉自治与规则控制。

三、管理手段之争:教师专业权崇尚柔性化人文管理;管理者行政权依靠刚性化制度管理

1. 柔性化人文管理手段

柔性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格化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依靠人性解放、权力平等、民主管理, 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成员的内在潜力、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使他们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地为组织服务。它的特征是:内在重于外在, 心理重于物理, 身教重于言教, 肯定重于否定, 激励重于控制, 务实重于务虚。[6]人文管理则是按照不同人的不同需求, 有序有谐地进行不同层次的管理,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在人性复苏的前提下, 以人为主体的管理。[7]柔性管理强调的是管理手段, 人文管理强调的是一种价值取向, 其实都是强调“人”的主体性, 重视“人”的作用, 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教育管理中的体现。

人的自主性是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从人的需要出发探索如何激励人的行为, 提出了经典的“需要层次理论”, 其中, 高层次的需要是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 并认为成为一个自我实现者, 必定是一个“具有自主性, 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的人。对于教师来说, 专业自主是获取社会职业认同的重要条件, 追求专业自主是实现教师人生价值的首要目标。教师专业自主是教师高层次的心理需要。以人为本的柔性化人文管理往往通过满足教师的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来激励教师自觉自愿地奉献自己的工作潜能, 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这种内在心理激励手段比起外在的物质激励更容易激发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而且还表现得更持久, 更深沉。柔性化人文管理不仅采用内在激励的手段来激发教师的工作潜能, 还依靠启发、诱导、感召等手段进行人格化管理。

2. 刚性化制度管理手段

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反, 是一种以“工作”为中心, 强调规章制度的科学管理模式。它的特征表现为:制度至上, 组织严密, 权力集中, 注重量化。这种管理模式与依附于科层化组织而产生的学校管理者行政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客观上来讲, 学校管理的理性化、法制化、契约化以及完备的规章制度、科学的管理方法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管理内容。没有刚性化的制度管理做基础, 学校管理将会陷入无序无为的状态。没有刚性化制度管理, 教师的工作效率也会大大下降, 缺乏安全感。这种管理模式对人的管理比较注重外在的刚性手段, 如制度约束、纪律监督、甚至惩罚和强迫, 具有非人格化特点。不过, 它也关注教师的低层次需要:生理与安全的需要, 主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激励手段来满足这些需要, 如严格的薪酬绩效制度。

3. 两种管理文化的手段之争

柔性化人文管理以人为本, 决定了管理手段必然富有弹性, 以内在激励、情感感召、理性启发与诱导为主。刚性化制度管理则以事为本, 以制度为纲, 强调量化管理, 因此, 管理手段也比较严格, 以外在物质激励、制度约束、纪律监督、奖优罚劣为主。两种管理手段折射出不同的人性假设, 柔性化人文管理本着“人性本善”的理念, 理解人, 尊重人, 关怀人, 给教师自由发展的空间, ;刚性化制度管理的出发点是“人性本恶”的思想, 关注法规, 强调掌控, 注重人的物质欲望, 普遍重视健全学校的教师管理制度, 严格落实, 教师自主发展的空间比较小。教师专业权与管理者行政权的管理手段取向上完全处于“刚性与柔性”的对立状态, 形成了难以规避的学校管理手段之争: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

参考文献

[1]姜丽华.探究“教师权力”.教育科学, 2007 (2)

[2]戴双翔姜勇.论教师的自由.教育发展研究, 2008 (1) .

[3]万勇.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外国教育资料, 1984 (4) .

[4]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5]谢安邦.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探索.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两岸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6]郑苍林.“柔性管理”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3) .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5

——中西方孝文化差异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世界文化日益融合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文化的趋同与差异，而孝文化是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博大精深的体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衡量一个人品质的标准。而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太多系统的描述，与中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方似乎更崇尚个人与自由。本文将探析中西方孝文化概念和发展的差异，并以这几年的热门话题——“安乐死”来进一步阐述中西方在孝文化上的差异。

孝，是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血缘亲情的认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家庭，是体现孝道的人类社会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孝道是道德表现一种形式,居于普通亲情之上，一般体现在直系亲属之间，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尽孝道，一般都是自己的父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孝道的方式产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赡养义务的传统却从来不曾割断。在社会层面上，尽孝道则主要是指对老人的尊敬。因为文化不同,中西方对孝道的理解差异很大，但不可否认，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最初形态的孝文化也是相似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还是停留在浅显的文献描述之上。

1中西孝文化对比

1.1中国孝文化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色。“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

。我国的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时代。孝文化,在股商时期便已产生。[1]在中国，尽孝讲究的是到达亲人在精神层面的满足。孝意味着养，但不是养了就是尽孝道，子女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要有孝心，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的体现，而不是仅仅有孝行。孝文化在我国的儒家思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在《孝经》中曾写到：“父子之道，天性也。”[2]就是说，父母养育子女和子女赡养父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天性。孝文化从家庭伦理走向国家伦理,从个人道德走向社会规范,最终形成了以养亲为核心内容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孝道。中国的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固有的一种思想。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3]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国人把孝与繁育后代结合，绝对不能断绝宗祠。至今不可动摇，是历来的民族理念。也就是说我国的孝文化体现为尊重父母，父母拥有绝对的权威。

1.2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3]然而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就一定要提及到《圣经》，很多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是起源于这本书中，《圣经》的第五条就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西方对孝的文献描述，也只体现在《圣经》这本书中，但是，父亲节和母亲节都来源于西方国家。在西方，比较注重“社会养老”，有比较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所以老人大多会在老人院内度过晚年。在西方，孝文化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中，没有硬性要求子女尽赡养义务，只要子女常常看望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西方的孝文化多体现在对父母的尊敬，但不是对父母的服从，更多地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相处和各自独立。

2产生中西方孝文化差异的原因

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不同。在我国，我们常常会听到“四代同堂”，“五代同堂”这样的词汇，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就比较注重家庭观念。因为我国是从农耕社会发展起来的，是由家庭为单位的一个群体生活，因此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个体要以集体为重，因此逐渐形成了父母养育孩子，孩子赡养父母的亲子关系，也造就了我国博大精深的孝文化。西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他们很早就脱离了农业，因此主要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也因此形成了他们独立的生活习惯。在西方，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他们以人的自由平等为最高价值。在中国，有着浓厚的尊老爱幼的传统，而西方文化把年幼的孩子的发展放在首位。

3从孝文化角度看中西方看待安乐死的差异

3.1中方态度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对死亡有一种刻意的回避心理，尽量做到闭口不提。这就又要追溯到孔子时代，《论语·先进》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季路问及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在这段对话中，对死亡避而不谈，言语中表达了孔子重视生命的意向。孔子对死亡的理念影响了后世子孙。因此,回避死亡，珍视生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

由于这种面对死亡的传统的道德意识，我国大部分人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在不治之症面前，很多人都会选择靠医疗手段尽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命，即使这个过程很痛苦。就算有些病人想追求有尊严的死，选择“安乐死”，在国内也无法实现，而无法实现的原因有很多，与根深蒂固的孝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为了尽作为子女的孝道，很多人认为只有花钱为父母治疗，内心才会安宁，因此不惜将大把的财力倾注到自己患病的亲人身上，这种所谓的尽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子女的自私和对病人的残酷。在我国如此推崇孝文化的背景之下，由于一些道德绑架，导致一些想减轻亲人痛苦的人也无法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大多数情况下，为了避免背上“不孝”的罪名，选择细心侍奉亲人知道最后一刻。

安乐死的支持者则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孝道不应该绑架现在的“安乐死”。如果“安乐死”是病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家人出于亲情所做出的决定就应该得到支持，在家人遭遇不可治愈的痛苦时，尊重病人自己的意愿才是孝顺亲人的体现。这让我想到了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四川的一个孝子在患不治之症的母亲的哀求下，用农药结束了自己母亲的生命，但由于中国的安乐死没有合法化而被相关部门抓获，相信这样的新闻能引起很多人对“安乐死”的思考。很多情况下，即使想帮助亲人实行安乐死，也不敢这么做，因为不被道德伦理所允许，也不合法。

3.2西方态度

与中国对死亡避而不谈的态度相反,西方人由于崇尚自由，对死亡没有太多的忌讳心理。在安乐死这个话题上，很少提及孝，更多是推崇法律程序。而且，在西方的思想史上有很多对死亡的思辨。苏格拉底曾说:“怕死非他,只是不智而自命为智,因其以所不知以为知。没有人知道死对人是否是最好的境界,而大家却怕死,一若确知死是最坏境界。”[5]事实上,一个人对死亡的选择态度体现了其人生价值，因为死亡是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局，才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不会被孝文化所羁绊。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也影响了他们对待“安乐死”的态度。1905年，英语单词中就出现了安乐死。在古斯巴达，不健康的婴儿可以被处死，同样的，在古罗马和古希腊，各种安乐死的形式也可以被接受。英国还在1936年成立了安乐死协会。期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但这一话题从未停止。2001年荷兰成为了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6]在西方，所谓的孝，就是尊重每个人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会夹带太多亲情方面的情绪。普遍认为:杀死一个人是不是错误,其衡量尺度是看被杀死者是否是具有诸如理性、独立和自我意识等特点的一个主体。也就是说,西方人的衡量尺度是从一个人是否丧失了“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思维和意识能力来决定其是否该被实施安乐死,是侧重从人本身出发来考虑安乐死的合情合法地位的,很少有人提到或重视外在原因。[7]

4结语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6

关键词：现代钢琴作品 中国民族文化 表达方式

钢琴艺术作为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传播到中国，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和关注。然而，钢琴音乐作为一种“舶来品”，想要在中国生根发芽，长期地发展下去，就必须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发展成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因此，现代的钢琴作品应当寻找不同的方式方法将中国的民族文化融入其中，从而使中国的钢琴作品实现真正的发展。

一、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旋律之中

现代的钢琴作品想要表达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就应当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旋律，将其与西方传统的钢琴音乐相融合。从旋律的特点来看，西方的音乐旋律和中国的音乐旋律有较大的区别。西方的音乐在旋律方面，非常重视音乐的气势和场面，具有气势恢宏浩瀚，场面壮观宏大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旋律的逻辑性和对称性上。中国的音乐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就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历史十分悠久，受古代音乐影响较大，讲究古典美，十分强调音乐内在的意境和韵味。因此，中国音乐的旋律比较自然，也非常流畅，有时会在中间加上一些修饰手法，使旋律变得丰富。在这样的旋律特点下，大多数中国的音乐具有悠扬的曲调，深远的意境，以及难以言明的韵味，“三日绕梁，不绝于耳”。

中国钢琴音乐历经百年，创作之路艰辛曲折，老一辈作曲家一直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创作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一直致力于让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走向世界。在钢琴音乐初步传入中国时，中国便有一些爱好钢琴音乐的人创作出了一些钢琴曲，然而这些钢琴作品由于时段的影响，受西方钢琴音乐作品的影响比较大，在旋律和其他方面都套用了西方的模式，还不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特色。尽管这样，这却是我国钢琴作品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后来的钢琴作品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到了20世纪中期，我国的钢琴音乐走向了繁荣阶段，这时的钢琴作曲家将中国传统的民族旋律与西方的钢琴艺术相结合，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钢琴作品。例如，当时出现了许多加入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钢琴作品，丁善德先生以新疆民族文化为特色的钢琴曲《第一新疆舞曲》和《第二新疆舞曲》，桑柏创作以内蒙古民族和苗族文化为特色的钢琴曲《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和《苗族民歌酒歌四首》等等。现代中国作曲家们也不甘示弱，积极致力于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创作，譬如作曲家张朝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皮黄》，将中国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京剧，于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巧妙结合，使得钢琴具有了别样的戏曲腔味，融京剧声腔与钢琴艺术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作曲家追求民族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二、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调式及和声之中

西方的音乐与中国的音乐在调式和和声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由于西方的音乐往往比较喜欢营造出规模宏大的特点，因此它们的音乐调式常常使用复调方式。复调的含义是指两个不同的音调在不同声部同时演奏出来，即独立又相互影响，由于这些调式共同发出，使得钢琴音乐作品非常富有层次感，也更容易营造出恢宏的气势。此外，西方的钢琴作品非常善于使用和声，和声可以让音乐的气氛更加浓厚，可以让音乐更加圆润、饱满、和谐。

相比来说，中国的音乐更加地具有线条感。中国的音乐属于单音乐体系，在调式方面也是以一个调式为主，在不同的地方辅之以其他调式，使音乐总体上呈现出悠远、自然的特点，又多了一丝灵活和丰富。中国的传统音调为五个，分别是宫、商、角、徵、羽。大多数音乐都是以其中一个音调为主音调，也就是单音调模式。在和声方面，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的音乐对于和声的运用就显得比较缺少。

现代的钢琴音乐作品在创作时，为了更多地带有中国音乐的特色，就应当在音乐的调式及和声方面进行一些革新，放弃继续遵循西方钢琴作品的调式以及和声特点，融入中国本土特有的特点。举例来说，作曲家贺绿汀于1934年创作了非常著名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这是一首将中国音乐的音调、旋律融入钢琴音乐的代表性作品。这首钢琴曲以五声音阶为基调，在此基础上不仅借鉴了民间的调性方式，而且还模仿了中国本土乐器竹笛的音色。曲子的第一段使用了复调，表现出牧童心情的欢快。第二段使用了主调，将中国自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得到进一步展现，使曲子洋溢着田园生活的自然与快乐，更易于人们接受与欣赏。

三、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钢琴音乐情感表达之中

1.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中，以庄子为代表，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了上千年，意指自然和人类都是世界上的一个部分，人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理应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人应当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个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很大影响，有很多的诗歌、音乐作品中都体现了这个思想。

现代钢琴作品以表达中国民族文化为目标，可以在表达钢琴曲的情感时，注入“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是说将中国传统的思想情感用现代音乐手段表达出来。著名的作曲家江文也创作了一首享誉国内外的钢琴曲《台湾舞曲》。这首钢琴曲所表达的情感，便体现了作者一种想要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思想，是以前的钢琴曲从未表达过的带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钢琴作品。作者在钢琴曲的前半段，像是在很用力地描绘风景，表现出对这个风景的喜爱，而在后半段却把这些全部都隐去，变得非常的空灵，表达了作者将自己隐于天地万物之间，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思想情感。

2.中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

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就有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家正统文化中便开始注重人本思想，鼓励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团结，注重群体原则，这时的“以人为本”便有了一种和谐的思想在，强调的是以一个群体为本，而不是单纯地以单个人为本，这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有所区别。顺应国家刚刚成立时的社会主义潮流，一大批带有“以人为本”思想的钢琴作品诞生出来了，形成了这个时期钢琴作品的主潮流。现代钢琴作品中，将“以人为本”思想作为情感而表达，有利于增强钢琴作品的“中国味”。

举例来说，著名作曲家王建中创作了《翻身的日子》、《解放区的天》等作品，这些作品就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为背景而创作的，这两首钢琴曲都是以人民群众整体为刻画对象，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胜利的快乐，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便是人本思想。再比如，《黄河》这首钢琴曲，它描绘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和八路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情景，抒发了整个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侵略时表现出的团结和英勇情怀。

3.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周易》中的一句卦辞，它告诉人们应当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直至现在，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流传了两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全民族人民所共同信仰的精神品质。很多人都将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各种文学方式来抒发，例如古代文言文、诗歌、现代文章以及音乐作品等等。

当代钢琴作品致力于表达中国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情感的表达也有很多，其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的表达更是有很多。举例来说，《和平进行曲》是一首以抗战时期为背景的钢琴曲，它表达了人们在战争时期为了保卫祖国而展现的自强不息，坚持到底的精神。在当时，这首钢琴曲鼓舞着人们浴血奋进，为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不断奋斗。还有，王建中先生在建国后创作了钢琴曲《梅花三弄》。自古以来，梅花不畏寒冬，傲然绽放的特点使得人们为梅花赋予了坚强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更是常常以物喻人，借梅花来展现人的品格。王建中先生的作品便是如此。他将梅花自强不息的精神通过钢琴曲传达出来，也就是将中国民族文化与西方钢琴艺术融合在一起，是中国钢琴艺术的新发展，更是现代钢琴艺术应该追求的新境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的钢琴音乐想要在中国实现持续性的发展，钢琴作曲家们就应当学会与中国的民族文化交流、借鉴、碰撞，在此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实现钢琴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作曲家可以在钢琴音乐的旋律特点、音乐调式及和声、音乐表达的情感等三个方面为钢琴音乐作品赋予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特色，推动钢琴作品走入新阶段、新时期，促使钢琴艺术的发展登上新台阶。研究、演奏以及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让学生乃至更多的人领略中国当代钢琴作品的美轮美奂，作为专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育者，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义务。

参考文献：

[1]代百生. 中国钢琴音乐的“中国风格”[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3（2）.

[2]卞萌. 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M].华乐出版社，1996.

[3]陶敏霞.琴音缭绕——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教学与欣赏[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4]杨树. 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民族化进程和对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J]. 乐器，2009（6）.

[5]代百生. 现代音响隐藏下的中国文化传统——罗忠镕《钢琴曲三首》的“中国风格”探析[J].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4）.

[6]曹莉芳. 论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J]. 中国音乐，2009（3）.

[7]李浬. 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色彩与时代发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8]金哲. 我国钢琴作品的民族性审视与世界性传播[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7

一、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

最早拿起笔来用英文小说表达早期美国华人心声、展现华人生活和境遇的华裔作家是“水仙花”。她的短篇小说集《春郁太太》也常被认为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她在作品中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作家笔下被歪曲了的华人形象,对北美华人人性化的描写为上个世纪之交的美国读者提供了不同于美国白人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

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华裔文学主要是两位华裔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其中一篇是刘裔昌的《父亲与光荣的后代》:一个第二代的华裔男孩与父亲因为对中美两种文化持不同的态度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以及他认同美国并希望自己被美国主流社会接受的心路历程;另一篇是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一个23岁的美国华裔女性对中美两种文化进行对照,对中国进行远距离的审视。

1976年汤亭亭《女勇士》的成功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第一次被主流文化视为文学艺术,使得美国华裔文学批评得到主流文化的肯定和尊重。在随后的十几年里,美华小说界相继出现了谭恩美、李健孙、任璧莲等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家;在戏剧领域,继赵健秀之后,黄哲伦创作出大量的剧作;在诗歌方面,李立扬等美华诗人逐渐站稳了脚跟。

二、从迷茫到认同到超越——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

二十世纪最初60年间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受当时美国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很多华裔为了生存需要,拼命想忘记自己中国文化身份,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认同来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为了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以遗弃自身中国文化为代价,成为“臣服式”同化的祭品。

到了70年代华裔作家在文化解放运动中对华裔文化身份进行了反认同与重构。作为文化民族主义斗士的华裔作家赵健秀猛烈抨击白人和种族主义强加给华裔美国人的带种族偏见和歧视的刻板形象,重新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作品从反抗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排斥压迫,从固守和弘扬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身份和文化认同。

汤亭亭、谭恩美等人用“民族视角”阐明他们的华裔文化认同。汤亭亭的策略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以及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反映美国华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寻求和探索,并建构属于华裔美国人的独特传统。而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成长的谭恩美,其中美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细节设计之中。在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谭恩美的作品再现了她对文化属性的理解和认识,展现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上的差异和冲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强调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也有消解和融合,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华裔美国作家,其作品中的族裔属性大大淡化了,在作者眼里,这不同于同化,而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任碧莲的文学创作表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具有很大的优势并能很好地利用它。她以多极挑战单极,以边缘解构中心,实现自我与他者的互融,把这样一个多元文化杂交的文学世界蓬勃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归因

首先,从历史角度上看,中华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近代史上所形成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与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因此其文化内涵必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其次,民族差异导致中美文化的碰撞,包括华人与白人的民族冲突,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等等;再次,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华裔美国作家大都具有双重的文化背景和身份,其各自成长和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结果;最后,作为华裔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美国社会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各种成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

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作为多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共同的主题,不仅展现了过去几代华裔美国的生活和发展状况,而且反映了众多华裔作家们的心声和愿望,而这也正是当今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碰撞不可回避,文化的融合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华裔美国文学经过三代作家的共同努力,为中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打开了大门。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在这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发展。本文探讨了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梳理了华裔美国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身份,冲突,融合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小兵,孙漪,李晓晓.美国华人:从历史到现实[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03.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8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冲突,融合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学就是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 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宗教思想、价值观念、社会形态、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对跨文化交际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刮痧》故事梗概

《刮痧》是当代作家王小平的一部走红小说, 是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学的专著。后来经著名导演郑晓龙改编成为一部移民题材的电影, 并曾一度刮起了一股文化热潮。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北京青年许大同和妻子简宁移民美国八年,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儿子, 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然而, 从北京到美国和儿孙团聚的父亲许毅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为孙子丹尼斯用中国民间刮痧疗法治病而留下淤青, 被儿童医院的医生发现, 许大同顶替父亲被美国医院以虐待儿童罪告上法庭。于是, 这个家庭的灾难来临了:丹尼斯被儿童福利院收养, 法院宣布许大同为危险人物, 遭到警方逮捕, 父亲也无奈回国。职业被辞、朋友背弃、父子分离、夫妻分居……灾难接踵而来。圣诞之夜, 许大同想见一见儿子, 只好扮成圣诞老人, 他顺着楼外下水管道爬向八楼的家时, 再次引来呼啸而的警车……不过最后两种文化在碰撞交流后终于还是走向融合, 故事以大团圆结局。

2 故事主要矛盾冲突

毫无疑问, 故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首先就是中西医的差异, 刮痧是故事中冲突引发的导火索, 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 是中医传统疗法。确实能够治愈中暑、急性肠炎、食物中毒等一些常见病。但是, 这种疗法到了美国, 却成了施以暴力的罪证。还有就是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故事开头, 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 便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 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 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 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 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西方人困惑不已, 他并不能理解这个东方人的奇怪逻辑。他只知道, 打人是违法的, 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法律观念的不同在故事中也表现明显, 在西方社会, 事事靠法律, 事事讲证据。而中国人则比较看重人情。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 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 以供法庭判决。许大同对此就深为不解:父亲爱儿子天经地义, 还需要证据吗?还有就是不同的家庭观。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 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耳濡目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心中, 家庭才是他的精神支柱。三世同堂, 其乐融融, 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父亲能顺利拿到美国绿卡, 他替父“顶罪”;为了儿子能回家, 他和妻子分居;为了父亲能看一眼孙子, 把儿子从福利院偷了出来;在法庭上, 许大同爱子心切, 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 不顾危险爬到八楼, 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这种爱超越了自尊、自由、平等甚至人权。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完全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 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巨大!

3 产生矛盾的文化根源

3.1 中西哲学思维差异

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与人, 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中国人信奉“天人合一”, 即人与自然是整体、协调、有机的联系。“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 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它包括对家人的关怀与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 也有一团和气与息事宁人的柔顺。而长期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也使中国人具有保守、求稳、求统一的观念。这在中国人对待家庭的态度上有非常明显的表现。相对于中国而言, 西方各国四面临海, 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他们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做斗争, 进而去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 他们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 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是一定会产生的, 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因此, 自然和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的, 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西方人容易产生“天人两分”的思想。所以, 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 西方哲学是实证论, 而西方医学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因此中医传统刮痧就被认为显然是“非理性”的。

3.2 中西方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是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人们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演绎推理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标准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烙印。

中国的伦理主张“礼”, 认为人对人之尊敬, 其目的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家庭在中国社会居于中心地位。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社会团体, 同时还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模型。因此, 要孝顺父母、爱护子女。亲情价值观在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这种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 如法制观发生冲突时, 它总是处于上风。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 西方社会看重的是法制。西方的人权宣言, 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 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常常受到冷落, 而法律受到重视。他们深信, 在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

3.3 中西方宗教差异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 要深刻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就不得不涉及这一领域。

在宗教方面, 中国的宗教精神是重今生轻来世。人们相信天命, 以现世的幸福为目的。而西方宗教精神则是轻今世重来世, 基督教弘扬顺从服从乞求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缺乏反抗精神, 但却也更多地表现出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圣经》认为:世上的一切人, 不论老幼, 都是上帝的儿女, 人人平等。这对于西方人的人权意识有很大的影响。

4 冲突在交流中融合

随着科技日益发展,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不同民族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不同民族、不同国度间的语言文化不同, 人们的看法、行为和表现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跨文化之间的主要障碍不是语言, 而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要完完全全地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极其困难, 但是文化鸿沟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交流、放弃自我、相互对立都不是解决文化冲突的途径。就像《刮痧》故事中的美好结局一样, 只要交际双方理解尊重对方的文化习俗、消除民族偏见、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就能够被克服。

《刮痧》无疑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范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频繁, 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 而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才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应顺应时代变化, 突破惯有的思维模式, 培养全球意识, 克服民族中心主义, 避免自我文化的优越感, 尽量理解对方文化, 努力消除对异质文化的隔膜。随着交际双方不断熟悉对方的文化, 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困惑就会逐渐减少, 交际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小平.刮痧[M].北京:现代出版社, 2001.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版社, 1997.

[4]邓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影片《刮痧》的文化解读[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1) .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9

一、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变化

广西近代建筑形式与风格, 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西式风格”与“承续转型”两大类。“西式风格”主要由西方传入, 体现为以西方建筑风格为主, 部分保留不同程度传统元素;“承续转型”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传承与发展, 吸纳西式建筑某些风格元素, 中西并存互补, 既体现反映西方影响, 又以传统建筑体系风格为主的表现形式。

1. 西式风格类建筑:

A.外廊样式建筑及受之影响的民间建筑:西方殖民者进入北海、龙州、梧州等通商口岸后, 为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 普遍采用简单盒子式周围带有廊道的“外廊样式”建设领事馆、公馆和洋行, 以北海英国领事馆旧址、龙州法国领事馆旧址、梧州英国领事署旧址等最具代表性。通过砖柱划分立面, 砖柱之间为廊道拱券口, 凹凸相间、阴阳相衬, 带来较强的视觉冲击效果。

B.西式教堂建筑:这类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较早伴随西方传教士进入广西, 首开西方建筑文化对近代广西建筑影响的先河。这些西式教堂建筑, 大都具有如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等西方古典建筑风格、渲染西方教堂特征, 如北海涠洲盛塘天主堂、北海涠洲城仔教堂、东兴罗浮恒望天主教堂等为代表的教堂建筑中, 其巴西利卡的平面布局、直刺天宇的尖塔形象、幽深浩渺的祭坛大厅、奉若神明的十字架、神秘莫测的玫瑰窗、色彩斑斓的采光装饰以及那嗡嗡余韵的钟鸣声等, 无不隐含着宗教的深远寓意。

C.古典与折中主义建筑:这类建筑形式主要以梧州居多。从其建筑材料来看, 基本以砖石或砖木为主, 同时, 新的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及其技术梁柱等局部也进行了运用;从建筑形式看, 它通过自由组合欧洲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 以达到丰富多样的建筑形式, 以西方古典风格的三段式构图为主, 局部细部采用巴洛克、罗马等风格装饰;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西式建筑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这种建筑以梧州的新西酒店、思达医院、梧州邮局旧址、梧州广西自来水厂旧址、玉林蝴蝶楼、东兴明江中学教学楼等较具代表性。

D.现代主义类建筑:这类建筑以建筑功能为主, 强调建筑形体与内部功能的配合, 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新材料, 主张摆脱旧的建筑样式, 简洁的立面处理手法与纯净的外观体型, 鼓励创造新风格。梧州广西银行旧址, 中央体量层层高起, 强调中轴线并以中央凸出的建筑物加以强调, 表现出装饰艺术风格的阶梯式构图特征。建筑采用无梁楼盖进行处理,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初步表现出现代建筑之风貌。民国时期著名建筑师赵深设计建造的座落在桂林的科学馆同样具有现代建筑风韵。整个建筑素雅大方, 宏伟壮观, 极具韵味, 为民国建筑之精品。

2. 承续转型类建筑:

A.宫殿式与民族形式建筑:这类建筑最早较为典型的代表当为建于1928―1930年、由杨右辛设计的梧州中山纪念堂。进入三四十年代, 随着近代广西建筑教育的开创以及抗战时期沦陷区大批文人建筑师云集桂林, 一种兴起于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民族建筑新形式, 此时也开始更多地传入广西。其中, 建于1947年的桂林民国广西省政府建筑群以及建于1953-1954年由梁思成设计的广西民族大学礼堂均为折中主义“宫殿式”民族形式建筑的杰出代表。这种建筑借用西方建筑技术与材料直接模仿传统建筑中的官式建筑样式“大屋顶+西方功能布局”的主体建筑设计, 尽力保持传统古典建筑的整体轮廓, 传统造型构件和装饰细部。其他民族形式较具代表性的建筑还有民国桂林市政府旧址、桂林李宗仁官邸、民国临桂县政府旧址、桂林广西省立艺术馆、桂林雁山园汇学堂、南宁昆仑关战役旧址纪念建筑物等, 这些建筑屋顶仍保持大屋顶或局部大屋顶与平顶相结合, 西式外观的基本体量等特征的折中做法, 这类建筑突破传统建筑的体量和整体轮廓, 建筑体形由功能空间确定, 立面构图大多不拘泥于传统外形结构, 在新式体量基础上, 适当装点中国传统细部装饰, 即“西方的比例、中国的细部”、“中式屋顶、西式墙身”。这类民族形式建筑以桂林为代表。近代民族形式建筑的出现, 反映了我国民众与建筑师面对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而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 国人通过对西方国家实力的认识, 对民族意识进行了新的体认, 这种情形也反映到建筑领域上来, 由此中西建筑文化便在不断的碰撞、磨合中逐渐出现一种体现民族性与现代性新的建筑形式。

B.中西结合形式建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广西12个世居民族形成了与当时社会发展、经济水平、地域环境相适应的建筑体系。进入近代时期, 西方建筑的营造技术、制作工艺、结构材料等从各通商口岸、沿水域城镇传入。西方建筑在工艺、功能、适用性方面较能满足近代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同时在“时尚”风作用下, 一些官僚绅士、军政要人、富商地主等精英阶层的民间建筑开始采用西式建筑的一些方法进行设计, 于是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建筑在民间中更多地出现。这些建筑, 或立面外设外廊、西式风格装饰的“洋立面”建筑, 内部空间平面仍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布局形式,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横县施家大屋、武宣黄肇熙庄园、武宣郭松年故居等;或西式墙身、中式屋顶建筑, 如邕宁电报局旧址建筑、梧州民国广西大学办公楼等;或传统建筑的结构与布局, 局部柱式或线脚施以西式构件装饰细部, 如横县李萼楼大院、宾阳廖村小洋楼、岑溪云龙莫少北屋、兴业肖书球宅等;或西式布局、中式建筑的西方教堂建筑, 如平南大湾天主堂、金秀江洲天主教堂等;或其他中西结合的形式如平面功能、结构、外观形式大体相同公寓式雏形的梧州维新里近代民居。

C.骑楼建筑:骑楼是一种沿街“下店上宅”的商住建筑形式, 由沿街两侧每座楼房二层以上挑出部分楼面至街道红线处, 底层用拱梁立柱支撑, 形成连续性列柱拱廊即连廊连柱人行空间, 立面形态上建筑骑跨人行道。

这类建筑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兴建, 当时梧州、南宁、柳州等城市拆城墙、修马路、扩宽主要街道, 参照广州推行骑楼式建筑的政策。广西的骑楼街区主要集中在西江流域, 其中以梧州、南宁、柳州、北海、钦州、玉林、百色等城市及周边县镇居多。目前, 梧州、北海的骑楼建筑保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较具特色, 是广西近代骑楼建筑的典型代表。骑楼建筑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平面布局上:窄开间、大进深的平面布局是骑楼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 房屋建筑形似竹筒, 面宽3至5米不等, 以单开间为主, 少部分为二开间。而骑楼的进深较大, 10至20多米之间, 部分超过30米。平面底层挑出部分人行道, 其宽度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规格, 二三米左右宽的居多。二是立面特征上:连续列柱拱廊, 花样多变而又相对统一的西式风格立面, 三段式构图, 下段为底层柱廊, 中段为二层以上楼层, 上段为屋顶檐部、女儿墙与山花。其中, 下段底层柱廊主要有券柱式与梁柱式两类, 券柱式成为北海、宾阳骑楼的显著特点, 而梁柱式多见于广西其他地方的骑楼。骑楼中段楼层立面处理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连续式立面造型, 立面施以西方建筑线脚及细部装饰处理手法。楼层窗子一般为二、三个窗户并列布局。上段檐口、女儿墙及山花, 主要采用了仿西方古典、巴洛克等风格的装饰, 体现了中西建筑的兼容性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三是空间上:骑楼建筑二至四层不等, 少部分更高, 如梧州新西酒店高达六层, 这种按西式建筑竖向空中发展原则, 节约了城市用地, 打破了传统建筑横向发展的平面布局。四是在功能性上:上宅下店、前店后宅, 楼上为居住楼层, 楼下为经营商铺。五是独特的气候适应性:骑楼骑跨出街面的底层柱廊, 既扩大楼上的居住面积, 又方便底层柱廊的人员来往行走时遮阳挡雨, 这种建筑形式特别适合多雨潮湿、日晒炎热的广西, 为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提供了较好的场所。六是交通分流:骑楼列柱连廊的柱廊式结构, 使人行与车流相对分隔, 增强了街道的有序性与安全性。

二、建筑功能与类型的拓展

广西近代建筑在功能与类型上得以拓展延伸, 一方面, 随着西方势力在通商口岸的扩大, 部分外国人居留地形成了新城区、出现了新的西式建筑;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商品倾销与原材料掠夺, 近代广西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西方列强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和建立海关体系,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口岸城市因商而兴, 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与此同时, 政府主导下的市政规划与市政建设等市政近代化活动率先引进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先进理念、建筑技术及建筑制度等等, 对城市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促进了城市的近代化,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如企业厂房、学校、医院、商店和富绅别墅庭院等等也逐渐增多。随着各种西方建筑类型的传入以及广西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推进, 新趋势、新需求促使了广西建筑传统功能的拓展延伸以及新功能的产生发展, 在官署衙门、富绅庭院、神坛寺庙、民居住宅等建筑类型的基础上新增了如西方教会建筑、办公建筑、工业建筑、农垦建筑、商业建筑、文教建筑、交通建筑、邮电建筑、医院建筑、纪念性建筑、别墅公寓建筑、骑楼商住建筑等新的建筑类型。其中, 西方教会建筑作为宗教建筑的一种, 它与我国传统的宗教庙宇建筑有所不同, 除主体主祭大厅外, 还有修女院、修道院、慈善机构、神甫楼、学校、医院等附属建筑, 集宗教活动、慈善、居住、教育、医疗等多种社会功能于一身;近代农工矿业、航运交通、邮电通讯、金融银行等新式行业兴起又促使的各种建筑类型的多样化;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 一种适应于南方气候的新兴建筑———骑楼商住建筑也在广西出现了。可见, 近代广西的建筑类型随着功能与需求的延伸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中西杂糅的建筑细部装饰

近代广西“西式风格”类的建筑, 其装饰内容和形式多以西式为主, 三段式的立面、入口柱廊、券拱门楣、规则对称的门窗、陶立克、塔司干等或繁缛或简洁或变异的西方柱式、山墙山花女儿墙、墙面檐口线脚勾勒装饰等等均表现为西式风格, 屋面的支撑结构多以木材或金属三角屋架承托屋顶, 屋顶多为坡屋顶, 部分为平屋顶, 不少坡屋顶面覆以西式机制瓦, 地面铺装地砖或木板, 墙脚施踢脚线。作为室内重要造型元素的楼梯形式多样, 部分建筑如骑楼的内部装饰与构件则多采用传统建筑装饰。北海、梧州等通商口岸“外廊样式”建筑的细部装饰却作了简化, 仅仅是简单的柱式和砖砌券拱, 拱心石也多以灰塑装饰而成, 作为西方柱式重点部位的柱头更多的以线条勾勒、线脚处理等手法出现, 这种不纯正的做法也影响到近代广西其它中西结合的“洋楼”建筑上。而“承续转型”类建筑, 多为保持传统建筑的基本结构体系, 装饰内容和形式则以传统为主, 某些细部如门窗线脚、柱式等施以西式装饰, 屋面多为歇山顶、硬山、四面坡等使用筒瓦、布瓦的传统坡屋顶, 此时的屋面坡度与檐角起翘多趋平缓, 不少建筑的屋面排水则采用西方的管道排水方式。外观上, 或西式的简洁线条立面造型、或西式线脚装饰、或加以其他西式风格的点缀, 部分采用简化或变异的西方柱式进行装点, 西式铁艺栏杆也常是“承续转型”建筑较为引人注目的装饰, 有的建筑正立面采用洋式门面、建筑内部则为传统的布局与装饰。广西近代建筑的细部装饰较为丰富, 既包含西式建筑特有的细部装饰, 也有传统建筑的部分固有形式, 既体现了西方特有的建筑艺术与传统文化, 也反映了中西建筑文化变异与融合的历史, 构成了广西近代建筑的一些基本特点与历史风格。

四、营造行业的发展与建筑教育的开创

近代广西随着南宁、梧州、柳州等近代广西区域中心城市的兴起, 城区街道规划的发展, 西方新型的建筑材料、先进的建筑施工新技术传入, 新的建筑体系也随之出现, 推动了传统营造逐渐向西方先进的施工技术转化, 促进了地方新式建筑营造业的兴起, 营造厂成为广西近代建筑创作新的组织形式, 一些传统松散的建筑工匠也逐渐转化为新式的营造企业工人。在南宁, 1913年开始出现了从事建筑的营造厂。1931年, 广西省政府在南宁大兴土木, 建筑业发展较快, 1934年南宁的营造厂猛增发展到58家, 1942年, 国民政府公布《管理营造业规则》, 南宁市政工程处依此规则对建筑业进行管理[1]。在柳州, 1928年柳州发生焚毁半个城区房屋的特大火灾后, 柳州决定规划兴建整齐划一的新式骑楼街道, 由于工程规模庞大、要求统一, 原来传统的泥木作坊已无力承担新式建筑工程, 于是“联兴”等4家木铺发起, 联合另外18家店铺组成了“群益公司”, 随后“合成公司”、“合兴公司”、“柳州联合厂”等建筑营造企业也先后成立, 1946年1月至6月注册登记的城区建筑企业共计46家[2]。在桂林, 随着桂林城市建设的发展及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民国省会的回迁, 近代桂林开始兴建行政文化建筑。抗战期间, 桂林作为大后方, 各省文人名士包括建筑师、建筑技工纷纷云集桂林, 桂林市人口及房屋需求骤增, 从外地疏散到桂林的建筑技师纷纷开业承接建筑设计, 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建设建筑业的发展, 1940年市政府颁布《桂林市建筑规则》, 对建筑行业进行了具体的规范[3]。在北海, 20世纪20年代, 北海设市, 修筑拓建马路, 珠海路、中山路形成, 随着城区建设的发展, 锻造了一批近代建筑本土工匠, 出现了私营建筑商, 其中陈兆衡开办的铺号“衡兴隆”, 拥有泥水工、木工等一百多人, 北海许多官办工程及较大的建筑如天主教堂圣德修院、珠海路、中山路、抗战胜利纪念亭、合浦图书馆、珠光电力公司厂房等建筑均由该商号承建, 部分建筑还是陈兆衡设计的, 成为当时北海最主要的私营建筑营造商[4]。

为适应近代广西建设的发展需要, 培养省内急需的各种建设人才, 1932年广西大学设立了工学院, 首设土木工程学系。民国时期, 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开设有《构造理论》、《钢筋混凝土》、《平面测量及实习应用》、《铁路工程》、《道路工程》、《拱桥计划》等课程, 有葛天回、董钟林等知名教授任教[5]。土木工程学系的设立, 开创了广西近代建筑教育的先河, 为广西培养一批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具有近代文明理念与近现代建筑科学知识的建筑工程人才。

五、建筑技术的发展

根据功能的需求与变化, 在平面与空间的变化上呈现工字形、王字形、回字形、L形、T形、凹字形及其他组合平面等多样化趋势, 与传统建筑相比, 内部空间的平面设置特别是公共建筑也较具开放性。同时, 传统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在近代建筑中特别是“承续转型”类建筑大多得以延续, 如容县马晓军别墅、武宣黄肇熙庄园、刘炳宇故居等等庭院的平面布局受中轴线主导, 依靠庭院连接各个区间, 保留着传统民居的庭院结构, 供奉祖先的中堂大多位于建筑组群或单体建筑的正中央, 其建筑使用功能中最核心部分, 还保留着传统形式, 反映出传统建筑文化深厚的影响力与强大的生命力。从建筑空间布局看, 随着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 广西近代建筑呈现出向高空发展的趋势, 建筑体量增大, 层数增加, 四五层甚至更高建筑涌现并成为一种新趋势。这种情况的建筑与传统建筑强调平面横向展开的组群建筑不同, 它更多强调的是单体建筑, 单体建筑向高空发展, 采用的是建筑体量的向上拓展和垂直叠加, 构成高大而富于变化的建筑形象。许多近代建筑特别是“西式风格”类建筑普遍设置高度为数十厘米到二三米不等的底层架空隔潮透气层 (又称地垅) , 这对于炎热多雨潮湿的广西尤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在结构造型方面, 广西传统建筑以木构架为主, 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进入近代后, 随着西方建筑及其文化的输入, 对西方建筑文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 建筑风格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 砖木混合、钢筋混合结构等结构类型越来越多的出现。其中, 梧州天主教堂屋面圆穹顶钟亭采用穹顶技术, 由于钢筯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应用, 新的建筑材料与结构的出现, 使得穹顶可与鼓座、帆拱相脱离, 其建造变得更容易了;梧州广西银行建筑采用无梁楼盖技术, 屋内两排柱和四周墙体支承全楼荷载, 使楼层净空扩大, 楼层空间布置摆脱梁的制约, 这种技术结构代表了当时广西较新较高的建筑水平。在近代建筑的造型上, 特别是“西式风格”建筑, 采用三段式立面, 讲究艺术造型, 强调几何形体, 立面通过装饰线脚、壁柱及不同建筑材质的运用来达到装饰性的艺术效果。

在新技术与新材料的使用上, 传统建筑以土、木、砖、石等为主, 但水泥、混凝土、钢材、玻璃、机制瓦块、小五金件等新材料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在建筑上。同时, 在多层的建筑建造中运用了复杂的施工技术, 逐渐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但是, 与西式风格形式相比, 受诸多因素影响, 建筑技术与材料的推广发展很不平衡, 表现为有通商口岸的沿江沿海地区推广较快, 交通不便的地方就较少使用。

广西近代建筑是广西建筑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中介环节和中西交叉汇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近代中西文化理念、建筑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交锋与融会的产物, 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见证与写照, 它记载着近代广西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内容, 展现了广西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的演变轨迹。广西近代建筑, 作为广西珍贵的文化遗产, 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建筑文化对广西的影响, 又反映了近代建筑中传统特色的承续, 在广西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考南宁市建筑志编纂委编《南宁市建筑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2]参考柳州市城市建设志编纂委编《柳州市城市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年3月第一版第241页、第288页.

[3]参考《桂林市志》 (上) (中)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97年第一版,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 (城乡建设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4]参考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市志》上册第285页、下册第1620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10

“老炮儿”一词源于“炮局”,炮局是老北京的俚语,借指警局、派出所,而“老炮儿”就是那些因为犯事经常出入“炮局”的人,影片中的主人公“六爷”(冯小刚饰)就是昔日家喻户晓的“老炮儿”六爷坚守的文化传统正是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他要的是仁义,要的是礼貌,要的是长幼有序,要的是循规蹈矩。对不符合这样要求的人,六爷一概看不顺眼。看见小偷,他教育人家拿钱走人可以,证件给人家寄回去,要懂得盗亦有道;看见有人跳楼,围观的人起哄看热闹,只有他义愤填膺谴责他们的冷漠“都是些什么人那!”。他认为知法犯法不对,损人钱财不对,暴力执法不对,蓄意伤人不对……这些情节让我们看到了恪守规矩和底线的“六爷”,看到了凡事论理、讲道义的“六爷”,看到了心里始终有着一杆计算仁义的秤的六爷。

至于不顾长幼次序,打了他一个巴掌的青年,六爷更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一巴掌,挑战的是他心中恒定的规矩,这比两千元变成十万块更难以容忍。所以他在约完茬架后,特意回头说:“三天后,你也在这儿!”。同样,剧中反复出现一个老人的形象:他头发花白,仅单单一坐就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路过的人往往会为他点支烟,以示敬意。“六爷”最在意这个细节。甚至在赴生死之约前,他还郑重其事地将烟含在嘴里,点燃后再送到老爷子口中。以这类独特的告别方式,他无声地道出了自己的潜台词:无论江湖上的人物如何流转更迭,但不能改变的是民间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有所敬畏。这固然来自儒家伦理学,但也是他对抗主流的精神武器———在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之外,维系民间的秩序和道义。它设定了底线:即便你有权有钱,也不能蔑视人的尊严。

那六爷的死,真的就意味着传统“规矩”的消逝了么?实则不然。剧终前,一群“老炮儿”神采奕奕的走出看守所,有说有笑。这是意味深长的隐喻,暗示民间的“理儿”仍然活着。痊愈后的晓波实现了“六爷”的遗愿,开了家名为“聚义厅”的酒吧,工作之余不停地教自己的鹦鹉喊“爸爸”,这显然也暗示着传统民间文化的某种延续。晓波身上兼具传统民间文化与新时代价值观。当情景再次重现:骑自行车的青年问路时,当了酒吧老板的晓波不再僵硬地恪守江湖教条,不再强求对方使用敬语,而是表现出更为宽容的态度,笑着回答路人的问题。显然,在新时代的社会,“规矩”显示出了更为开放的精神气质。于是,老祖宗所强调的东西不但得以薪火相传,更展示出自我超越的迹象。这也体现了文化所特有的特质:调整性,即“指适应性的保护功能,使文化本体面对强大意志文化不至于崩溃,甚至以形变、部分质变来形成本体的维系。”

在导演管虎的眼中,老炮儿是一种文化和精神,是一种原本人人都拥有却被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得不逼退的人性本真。所谓的“老炮儿”彰显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规矩道理,像老北京城曾经雄壮时候存留的一口硬气,这口气是活的精神养分给予曾经的主人们骄傲的底气,在老北京曾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滋养了一干“顽主”,而随着时光荏苒这批曾经的轻狂少年开始妥协,这口气被往来穿梭的新兴人潮冲击溃散。六爷是这口气的守护者,然而,他虽看不惯当下的“礼崩乐坏”,却无能为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孤身固执所要扶起的“理”早已不适用于这个变化的时代。有人认为六爷最后亲自写举报信的行为不合理,违反了他一直恪守的“规矩”,不按常理出牌,但。这难道不也正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法治社会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么?即便要信奉“理儿”,也要讲究法,这似乎也是六爷的一种默认的妥协。

“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并行生长的混沌,难以调和的复杂。”这既是《老炮儿》这部电影里呈现出的情节,也是我们生活的今日中华大地的现实。管虎大胆揭露了当今社会官富阶层和平民间的尖锐矛盾,并让六爷作为群众代表去反击这种不公。但这毕竟是电影。现实中我们需要公平,却还是应该寄托于社会整体向法治的转向,而不能指望每个胡同口都站着一个维持秩序的六爷。

如果说《老炮儿》表现了时代的更迭,那么,它也展示了更迭中的连续性:“好的东西需要有传承,尽管江湖终归会变化,时代也会有交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但有些精神是不应该改变的。”对于一种文化的坚守,不应该是腐朽的,而应该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不至于在我们老后,感觉一生所学、所用、所想,在时代巨变面前毫无存在价值。这也体现了现代性文化的特点,在现代化社会,文化的枢纽型特质开始解构,社会开始由人伦社会向多元化分立社会转型。只凭“规矩”办事的旧时代已经过去,法律、政治、经济,都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品,每个人都必须强迫自己顺势时代的发展和演变。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希望这是一个警醒:形式上的墨守,只会显示我们的老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公德价值观的遵守,才是本质与核心。在法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传统的价值观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传统“规矩”与现实碰撞的结果是促使社会进行转型,是帮助人们在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当代文化的同时不忘记传统文化,是加深文化与现实的融合。时代虽变,“规矩”常在。

摘要：电影《老炮儿》一上映,便引起许多影评家、各类学者的关注。对影片的评价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老炮儿”中这种另类“流氓文化”的存在恰恰是最贴近社会底层生活本质的。整部影片折射的是传统的“规矩”与现实的碰撞,是老一辈人对文化的坚守,而这种坚守,看似悲壮,实则无力。

关键词：老炮儿,传统“规矩”,文化坚守

参考文献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11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民主意识；村民自治；融合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5）02-0076-03

传统中国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1]。长期生活在一个村落的人们，通过生产活动、共同語言、集体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村落文化。村落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辐射的地区和人群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了包括乡土文化、礼俗文化、家族文化的传统乡村文化。

传统乡村文化镶嵌于村民自治之中，村民自治发端于上个世纪，自生于乡村的社会土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态而存在。它是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策基础，着重调节农村基层成员的关系和行为，是一种外来制度，也是国家制度并全国推行。村民自治是草根民主的创新实践，能否在广大乡村社会生根发芽则取决于文化基础。没有哪个新创造的制度能够通行，无论它多么合乎逻辑，除非它累积了类似程度的习惯和感情[2]。

一、传统乡村文化的作用与现代困境

（一）家族文化、乡土文化、礼俗文化形成的文化合力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来的条件下创造[3]。乡村治理一直带有明显的传统特色，重人情、轻法治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行为模式。直到现今，在一些乡村，传统文化的理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家族文化影响深厚。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部分，几千年来都深刻影响着农民们的意识，农村是一个熟人和半熟人的社会，家族文化强化了血缘和人际关系，增强了整个家族的影响力，保障了成员的生活稳定。乡土文化是人们对故乡土地的一种崇拜眷恋文化，故土难离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礼俗文化是在此之上形成的人们日常行为准则，代代相传，逐步固化于心，并对传统农民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心理的塑造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使之浸润到农民的骨子里，形成一种惯性思维。乡土文化与礼俗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农村社会的根基，决定着人们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中国农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习俗，一个村子中，常常存在一个或多个强大家族，领导权往往由这些家族成员轮流掌控。族长和乡绅经常借用礼俗文化来调节乡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其实际影响作用往往大于代表着合法权力的政府部门，保障了乡村共同体的稳定。

（二）传统乡村文化断层与缺失的影响

文化需要传承，需要人和环境为载体。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稳固建立在乡村结构和人员的稳定之上。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推进，这种稳定现象被打破，人员的流动和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成为时代的主题。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农村，使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熟悉的家乡，向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流动中村民的视野开阔了，世面见得多了，很容易被新的环境所征服，传统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乡土文化逐渐发生了巨变。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强烈冲击下，家族文化和礼俗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农村和农民被绑缚在市场上，而不是土地上。“故土难离”在当前已不是主旋律，中国农村由“熟人社会”变成一个“半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人情、风俗、习惯被金钱化，关系的亲密远近与经济利益挂钩，直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脆弱，礼俗文化的裂变。乡村中，族长和长老基本看不见或不起作用，家族内部调节矛盾、孤残相恤、经济功能都被政府和现代组织取代，家族文化基本瓦解。

二、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民主意识的碰撞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民思想观念都发生变化。和外界的频繁接触中，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了断裂变迁，不仅农民的身份由“单一”变成多重，自我身份认同观念转变，同时，外界也对乡村和农民提出了改变的要求。在现实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民主意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形成一个良莠不齐的乡村文化图景。

传统乡村文化正在衰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村民对传统乡村文化的看法，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复杂化，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和农村社会阶层的多维化，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农村出现的道德失衡、价值体系瓦解、经济利益至上的现象正是乡村文化约束力下降的表现。村庄难以凝聚村民，血缘和地缘关系淡化，而村民的 “民主意识”反而随着村民生活的逐渐商品化越来越强烈。现代民主意识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顺从”过渡到“参与”，文化氛围的改变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创造了基础。现代民主意识的渗透弥补了传统乡村文化的断裂和变迁，促使村民形成理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养成主动参与的政治习惯，形成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国是一个后发型民主国家，民主在中国缺乏天然的土壤和资源，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自然自发的过程，而是在世界政治民主的潮流下推行的。显然，中国的村民自治并不是原生型的。外来的制度要扎根于本土并繁荣发展，无疑要对人们进行思想上的感染和改变，被人们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转型时期的乡村文化与现代胶着，在深层次的心理因素中，传统文化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家族文化影响行为取向，礼俗文化影响政治情感，乡土文化影响着道德情感，传统文化的习惯力量帮助现代民主意识的稳固，传统文化的纽带作用不容小觑。在现代乡村，流失成为一种常态，人员的流动尤其严重。任何思想理念都离不开人这个载体，农村人员的流失不利于现代民主意识的发展。强化传统文化，加强乡土文化建设，动员乡贤回归，以他们的经验、学识、专长等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重新形成人和乡村之间的稳定环境。最早的村民委员会产生于相熟相知的村落社会，彼此间有着共同的文化，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社会规范对村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约束，传统的惯例是村民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凡此种种决定了村民自治诞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化的碰撞与结合 篇1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次被改编为多种中国戏曲,其中由上海虹口越剧团改编韩婷婷和萧雅主演的《天长地久》将话剧形式的莎剧与音舞性很强的越剧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受到了喜爱越剧与喜爱莎剧观众的共同赞赏,“莎士比亚的名字己经和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联系起来了”(高占祥)。这样的改编顺应了当下世界莎剧舞台演出的发展要求,为世界莎剧舞台又增添了一朵越剧之花,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方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对话。

一.主题与形式之间的重构与替换

莎士比亚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越剧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改编基础呢?这种基础就在于戏剧尽管有其文化特性,但也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当其向“本质属性归复”,就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司马云杰)。中国的编剧们本着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将西方的故事完全中国化。将莎氏悲剧表现人性,爱情的深刻性植入越剧之中,尽管在植入过程中,对所谓“人性”的挖掘不可避免的有所偏移,但有助于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舞台装饰的华丽掩盖戏剧精神内涵的贫弱或荒谬”(董健)。表现在《天》剧中,则反映出“每一个陈述都有一个作者……对话反应使话语人格化”,这个作者也指表演者,“陈述被看做是人们的观念表达,未出现的陈述被看做是另一种观念的表述”(托多罗夫),即莎士比亚的表达与越剧的表演。在《天》剧的第三场中,罗立安与裘丽英在初次见面后就一见钟情。

裘丽英:只觉得英气阵阵透心底。

罗立安:只觉得光彩熠熠绕天际。

同唱:

一路上惊魂未定不在心。(女)

一路上心怀忧患未在意。(男)

想不到他鹤立鸡群非凡器。(女)

想不到她雅群白鸽显珍奇。(男)

罗立安:

想不到有缘心依依。

盛宴易散不忍离。

一大段唱腔表现了品行端正的小伙儿在遇到优雅美丽小姐后相互吸引,双双坠入爱河。

裘丽英:皓月当空洒清辉。椅楼赏月遣愁怀。

月圆花好虽甚爱,女儿家,心事难解开。

罗公子啊,为什么你偏是冤家子,为什么你生在罗家内,罗裘两家有仇恨。

我对你无愁无恨全是爱,我愿对月吐情你,未知公子可明白,倘若你心同我心,可愿将罗姓来抛开,我情愿我把裘姓为你改。

女主角面对自己心仪的公子,愿意抛开世俗的观念,放弃家族仇恨勇敢地拥抱爱情,从盛宴见面的一见钟情到楼亭幽会的私定终身,再到最后的“誓与你生生死死在一起,天长地久永相恋”的生死相许,扮演裘丽英的胡佩华利用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比较准确地诊释了人物心理变化的复杂层次。从互文性角度观照,《天》剧将莎氏的《罗》剧在深层次的改动中,利用越剧的艺术形式,在范派越剧声腔的基础上,围绕演员嗓音特点和人物格特征进行唱腔设计,有机融汇了绍剧以及女子越剧的行腔风格。胡佩华“紧紧把握住裘丽英的复杂的人物特性:美丽纯洁,忠贞不屈,同时善良温和,也不乏某些心计。她有如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莲花,虽根植于污浊的泥淖而自有纯洁与明净,虽经摧残仍飘散着经久的芬芳。她不顾家族宿怨的禁忌,大胆地接受罗密欧的爱情,表现了她“离经叛道”精神。为实现美满的婚姻,她用心良苦,靠假死躲过父母安排的婚姻,以期与真正所爱的人结成良缘。从“死亡”中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询问自己的“夫君”,当得知“夫君”已死,便毅然真的殉情,决不苟活,把爱情看得高于生命。她的理想最终不能如愿,是因为她太天真稚嫩,毕竟才14岁,也是因为现实太黑暗残酷,使她实在无法抗拒命运的错误安排。她是一个热情而柔弱的理想主义青年。《天》剧中的中国式的爱情理念与西方崇尚自由尊重人性的精神有机融合,演绎出一个让人荡气回肠的中国式的爱情悲剧。

二.美在模拟与虚构之间

对于越剧《天长地久》来说,既要在改编中表现出《罗》剧秉承莎氏人文主义悲剧精神,又要在形式建构中展现越剧的艺术之美。为了较好地解决不同戏剧观下产生的戏剧,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建构与转换,表演者浓墨重彩地剥开主人翁的内心世界,利用越剧一长于抒发内心情感的唱段,向观众展示爱恨情仇,生死与共的感情世界,诠释人性至上的主题。《天》剧中唱段的作用等同于《罗》剧中的独白,在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时而亢奋,时而抒情的唱腔中,心理矛盾、情感冲突被衍化成了观赏性极强的歌唱、程式表演。

现如今艺术为人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然而单纯地依靠维护传统却无法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所以观众在痴迷于演员的身段、程式等精湛表演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外化的程式,通过台词与歌唱之间的对话,通过“力量”与“柔弱”之间的互文性,通过内心与外表的转化,用越剧方式洞悉了人物的内心变化和人性的堕落,从而使观众惊叹不己。对越剧演绎莎氏悲剧来说,通过这种既刚且柔的唱腔、程式表演,在扩大越剧表现力的同时,既成功地诊释了莎氏悲剧的精神,又通过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美的技艺)的刺激,超越了对内容的理解。

越剧中的悲剧主人公往往是女性,这对于改编《天》剧是一个挑战。男主人公罗立安的扮演者韩婷婷是1990年的江、浙、沪越剧大赛中“越剧之星”的获得者。《天》剧的再现生活形态的悲剧精神与复杂的内心矛盾冲突与越剧女扮男装设计的刚烈、流畅的唱腔、程式结合在一起,用越剧去演绎《罗》剧的故事,阐释其人文主义精神,将模拟的生活与虚构性的审美表演融合为一体,既比较深刻地诠释了《罗》剧的叛逆精神,又通过戏剧形式的改编,重新建构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其创新的表现形式,把悲剧精神外化于程式、唱腔和表演之中,将情感的起伏跌宕,矛盾的激化与溶解,内心的纠结一一融入《天》剧中,将《罗》剧中的爱、恨、情、仇用越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使思想透过越剧审美的形式展现出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天长地久》的对话、互文性,既是主题上的效仿、继承与重构,也是外在形式上的替换与创新,更是审美、艺术、文化之间的成功转型。《天》剧的改编旨在以越剧的艺术形式完整表现莎剧主题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样的改编表明越剧的美学理想和莎剧美学精神通过《天》剧在审美层面上进行了一次成功嫁接,这样的嫁接表明,无论在外在形式、内在思想内容和审美视点上,越剧与莎剧对话和互文性都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审美天地,并成功地实现了一次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参考文献

[1]高占祥.文化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董健.关于中国当代戏剧史的几个问题[c]载胡星亮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沦丛(第1卷第1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