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法的碰撞作文（精选3篇）
情与法的碰撞作文 篇1
3月20日是“国际幸福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观看了《情与法的评判》煤矿事故案例。一个个血泪事故，不仅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巨大打击。回眸那每一件事故的发生，不同地点但是那样的雷同，几乎都是“三违”造成的。可见安全作业才是企业的生命，是家庭的幸福，是平安，更是一种珍爱的人生态度。
随着去年以来的煤价高位运行，山西部分煤矿企业“要钱不要命，要煤不管法”,违法违规生产严重。据影片数据统计，山西共发生煤矿生产安全事故29起、死亡64人，同比上升52.6%和45.5%;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全年共查结事故27起，追究责任494人。
其中几起典型事故给我印象深刻，中煤担水沟煤矿“1·17”事故，煤矿管理者为了多出煤，不科学规划采掘工作面，造成区域顶底板围岩应力集中，最终酿成事故。该矿设计能力90万吨/年，实际生产520.05万吨，超生产能力478%,多么骇人听闻的数据!
8月11日，晋能吕鑫煤业边坡发生滑坡事故，导致9人遇难。表面上事故是矿方施工队不顾安全隐患，违规操作、冒险作业造成的，但究其原因是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控股权、管理权“两张皮”,企业安全管理不全面、不均衡、基础不扎实。该矿设计服务年限是38年，设计能力200万吨/年，开始投产，到现在短短6年几乎快采完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徐东于煤矿。清徐是我的老家，因而对这起事故的印象也比较深刻，管理者在知道险情的条件下，依然盲目指挥，强令作业，此刻，主持人经典的话语也让我不能忘记，东于煤矿的管理者，你真的把井下矿工兄弟当成自己的同胞兄弟了吗?
一起起典型的事故案例恰恰说明了国有重点煤矿管理水平滑坡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国有重点煤矿企业原有的管理力量和技术力量被摊薄、流失，经常出现制度与操作“两张皮”、隐患排查治理不严不细、安全管理混乱和“三违”现象频出等安全隐患和问题。有的问题和隐患情节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安全说起来很简单，这也是一直挂在各行业的口头语。但要做起来却很难，他不仅需要各基层民众的执行，更要管理者适时合理的制度约束。说安全话全，不如实实在在搞安全。安全不仅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对于安全这个话题，带给我们的思考确实太沉重了!天天讲安全，月月说安全，但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身边仍存在很多不安全因素，也时常有违反安全规章制度的事件发生，安全事故血的教训，让我们每一名职工对安全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一桩桩、一件件毁灭了多少了温馨的家庭，带走了多少幸福的梦想?可想而知，安全对于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说，安全才是这个幸福日的主题。
情与法的碰撞 篇2
2001年5月。在辽宁省辽中县农机公司工作的郑艳秋，与本单位职工冯文春的儿子冯晓军结为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性格的差异使得他俩都觉得很难适应对方，感情濒临破裂。2003年9月，经过法院调解无效，两人正式离婚，儿子冯炜炜由母亲郑艳秋抚养。冯晓军每月支付抚养费350元。
在冯家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郑艳秋跟公婆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两位老人也待她像亲生闺女一样。所以。儿子和儿媳虽然离了婚，两位老人还是经常到郑艳秋家看望孙子冯炜炜，并经常接他回家。起初。郑艳秋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因而对此并不介意。
也许是老人爱孙心切的缘故，冯文春老人看望孙子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经常不打招呼，直接从幼儿园把孙子接走。时间一长，他的做法令郑艳秋感到不安，但她又不好意思阻止老人这样做。冯文春也没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合适，他一直认为：爷爷、奶奶看望自己的孙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如果说老人的做法只是令郑艳秋感到不安的话，那么前夫冯晓军的行为则令她感到不满和惊恐——离婚时，双方已达成协议，冯晓军每月须向郑艳秋支付儿子的抚养费350元，但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拒付。尤其让郑艳秋无法忍受的是，冯晓军经常不顾郑艳秋的反对，深更半夜以看望儿子的名义。强行闯入郑艳秋的住处。
2005年1月里的一个冬夜。郑艳秋跟儿子已经熟睡了。冯晓军突然来到郑艳秋的住处，一阵急促敲门声把郑艳秋母子俩从睡梦中吵醒。冯晓军要郑艳秋开门放他进去看儿子。郑艳秋说时间太晚，让他改日再来。喝了酒的冯晓军坚持要进来，并声称再不开门就破门而入。无奈之下，郑艳秋只好拨打“110”向警方求助。
前夫的一些出格举动，常常令郑艳秋处于莫名的恐慌之中。离婚后，本想过平静生活的她，为了这种剪不断的亲情烦恼不已。
2005年6月。郑艳秋跟王健相识，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互生恋情，并相约牵手一起走过后半辈子人生。冯晓军得知这一消息后，常常以看儿子的名义对郑艳秋进行纠缠和骚扰，一时弄得郑艳秋和王健尴尬不已。
官司不断。老人依旧爱孙子
2006年春天。郑艳秋与王健正式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郑艳秋原以为。冯晓军会从此收敛自己的放肆行为。但冯晓军依然我行我素，使郑艳秋苦不堪言。郑艳秋的丈夫王健是一位转业军人，在部队时他已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法律专业本科文凭，他对冯晓军的无理纠缠忍无可忍，于是跟妻子商量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帮郑艳秋摆脱前夫的骚扰，维护自己新组的家庭。
2006年9月。王健、郑艳秋第一次将冯晓军告上了法庭，申请强制执行抚养费。按照郑艳秋跟前夫冯晓军离婚时达成的协议，冯晓军每月须付抚养费350元。但离婚两年多以来，冯晓军从未支付过儿子的抚养费。庭审期间，虽然冯晓军反复强调自己已经付了抚养费。但由于拿不出任何证据，法院最终判决他败诉。要他按协议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败诉后的冯晓军随后提起了反诉，要求变更儿子冯炜炜的抚养关系。王健作为妻子的代理人积极应诉。根据《婚姻法》规定，变更监护人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中的一个：1、监护人有虐待孩子的现象；2、家庭中有传染病人；3、监护人没有基本收入。由于原告没有证据证明郑艳秋有上述情形，所以，冯晓军的诉讼请求被辽中县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上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中院维持原判。
虽然两家官司不断。但爷爷、奶奶不分场合、时间看望孙子从未停过。冯炜炜上幼儿园后。冯文春老人经常到幼儿园看望，有时不打招呼就将孙子接回家。郑艳秋认为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身体健康，多次向冯文春提出异议，但老人依然我行我素。他经常在小孩上课时到幼儿园看孙子。老师不让看，他就大发雷霆。严重扰乱了幼儿园的正常教学秩序。无奈之下，郑艳秋只得将儿子转入另一家幼儿园。可没过多久，冯文春就知道了新幼儿园地址，照常跑过去，而且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2007年4月13日上午，冯文春老两口在郑艳秋一点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幼儿园把孩子带出教室，陪孩子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耍，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郑艳秋越来越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她看来，两位老人的行为。不仅侵犯自己的监护权。长此下来，势必影响孩子的正常学习和身心健康。她再一次决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郑艳秋看来。从情理上讲，爷爷、奶奶探视孙子似乎无可厚非；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爷爷、奶奶并不具有这一权利，况且他们的行为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于是，2007年4月29日，她再一次将一纸诉状递交到了县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即以后不准再去探望冯炜炜)，并赔礼道歉。
情与法狭路相逢
听说自己被前儿媳告上法庭，冯文春老人深感意外，同时也大惑不解。他认为，爷爷奶奶看望孙子乃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这也违法!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原告认为。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对于离婚后小孩由母亲抚养的，祖父母没有探望孙子女的权利。可是被告不顾原告的反对，多次到幼儿园探望小孩，甚至不打招呼就接小孩回家，并且扬言以后还会继续去探望。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这种行为既违犯了法律规定，也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则辩称，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爷爷、奶奶不能探望孙子女。况且。自己去探望孙子，是受儿子的委托。就算自己没这个权利，代理儿子行使这个权利，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原告不让探视，则严重侵犯了被告的探视权。
针对被告这一观点，原告方当庭反驳说：《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父或母对子女的探视权”是父或母这个民事主体。基于父母子女这种关系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只能由本人实施，不能委托给别人，别人也不能代理。
2007年10月21日，辽中县人民法院在经过多次审理后，作出如下判决：被告系被探视人的爷爷、奶奶，若双方无异议，在适当场所，有节制性地探视孙子也是人之常情。但两被告在监护人已有异议的情况下，仍认为探望孙子是正常合法的，不体谅原告已另立新家的难处，坚持探望孙子，则侵犯了原告的监护权，违反了《婚姻法》有关探视的规定。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只有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依照《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判决两被告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探视原告之子。
宣判后，冯文春老人倍感委屈。他认为，法院判爷爷、奶奶不准看望自己的孙子，是对中华传统道德的挑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郑艳秋及其丈夫王健则强调，状告两位老人也是出于无奈，但绝不是以不准探视孙子来报复前夫及其家人，主要因为被告的言行已干扰了她家的正常生活，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情在依法办事中
至此，这一由来已久的亲情纠纷案算告一段落。因为这起奇特的案例在辽宁省乃至全国都尚属首例，而且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对此，辽中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李德军庭长不无遗憾地说：“这个判决尽管看起来有点不近情理，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几乎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
沈阳市公正律师事务所的沈寒军律师认为，法院的判决完全正确。不过，虽在法律k4A定爷爷、奶奶没有探视权，但他们仍然有探望孙子的途径。因为郑艳秋的前夫仍有探视权，通过双方协商，确定了探视时间和方式后，他完全可以把孙子冯炜炜接回家中，和爷爷、奶奶共享天伦之乐。
辽宁省妇联权益部的一位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法院判决爷爷、奶奶没有探望权，但法院并没有据此禁止他们看望孙子，只是附加一个“未经监护人许可不得擅自探望”的条件。如果两位老人能设身处地地为已重组家庭的郑艳秋着想，不计前嫌，相信胜了官司的郑艳秋也不会不近情理。
代购抗癌药，情与法的煎熬 篇3
冰冷的手铐，一度拷在在陆勇的腕间，绝了很多人的希望。
“我相信法院一定会让他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从代购中）拿钱。”陆勇母亲蔡珠凤说，从一开始她就不支持儿子给病友代购药品，很担心可能惹上麻烦，却不料这份担心成为现实。
可幸的是，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以逮捕理由不充分为由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法院当天就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1月29日下午，陆勇获释。
在很多患者眼里“格列卫”就是命
2002年，意外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的陆勇感觉“心沉到了海底”，“（自己）怎么从医院回家的都不记得了，整晚无法入眠，就想着还能有多长时间（活）”。
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的陆勇时年34岁，是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他的父亲管理着一家小五金厂，家境殷实。
突如其来的噩耗瞬间改变了陆家的命运。
陆勇患上了慢粒白血病。这种疾病的患者在国内目前有近10万人，每年还会新增1万多人。
医生推荐陆勇服用瑞士诺华生产的药品“格列卫”。该药2001年上市，当时进入中国不到一年。据称，“格列卫”的出现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现在的90%左右，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陆勇当时一边服药，一边在做骨髓配对。
然而，不幸的是，全家没有一个人和陆勇配型成功。当时中华骨髓库中只有两万例可以配型，检索所有库存，都没有给陆勇带来福音。
吃药的成本似乎比骨髓移植要更高。服用“格列卫”一个月为一个疗程，需花费2.35万元，一年就需28万多元，而且是要终身服用。
由于白血病治疗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很多患者为续命而家徒四壁。“（它）就像吸毒，钱完了，人也就走了。”.1月24日，长沙慢粒白血病患者唐某告诉记者，他知道的一些人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买“格列卫”。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时，陆勇已经为“格列卫”花去60万元。
据陆勇介绍，当年6月，他在网上看到韩国一篇讲述慢粒白血病人治疗的文章，说韩国的患者在印度买到了“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只有原版药的1/8，折合人民币不到4000元一个疗程。
这让陆勇欣喜若狂。
他急切地委托韩国那边的朋友打听此事。得到的反馈是，情况属实。
随后，陆勇在网上搜索到日本有一家药店在售这种仿制药。2004年9月，陆勇托人买了一盒带回无锡。此举遭到了母亲蔡珠凤的反对，她认为从来药是“一分钱，一分货”，儿子可能会因“假药”吃大亏。
为了观察仿制药的疗效，陆勇开始了小心翼翼地尝试——每日服用4颗“格列卫”的陆勇，采取了每期多替换一颗药，一个月把4颗全部换完。
一次骨髓穿刺的检查让陆勇看到了希望真的来临：换药数月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仿制药的消息让很多患者点燃了生的希望。
药物说明书上有印度厂家的联系方式。陆勇用传真与印度厂家联系，获悉如果直接从药厂买，一个疗程只要人民币3000元。
但是，个人跨境购买药品非常复杂，首先要到银行购买美元，用英文填写购汇申请单、国际电汇单，向印度方面打款，再把打款凭证发给印度公司，钱到账之后，对方才把药发过来。
陆勇常年做外贸生意，英语很好，但也颇费周折。陆勇将购买方法告诉了病友，并做了一个模板，让大家打印后如法炮制。
有些人买到这种药觉得效果好后，就告诉周边的病友。随着大量的中国患者购药，让印度厂家看到了商机。
为了解决银行账户的麻烦。印度公司提出，能不能借用中国病人的个人账户来转款。
尽管帮助了许多病友，但陆勇从未使用自己的银行卡为大家办理转账。而是使用云南两个病友的银行账户。可时间一长，那两个病友担心交易额度太大，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和麻烦，拒绝继续为大家提供账户。
因“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因为陆勇是国内最早跟他们联系的病人，印度药厂就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一家网店上花500元购买了三张信用卡，选择了其中一张可以激活的卡，为网友转账代购药物。
此举让陆勇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013年8月25日，沅江市公安局成立由政委曾华任指挥长的“8·25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专案组，抽调全局数十名业务骨干全力开展侦查，最终确定该犯罪窝点在上海。
警方经过近3个月的不懈努力，辗转北京、广东等十几个省市开展侦查，成功侦破湖南省首起特大妨害信用卡管理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收缴涉案身份证达1.1万余张，各类银行卡、手机卡5000余张。
嫌疑人之中，其中之一就是陆勇。警方抓捕的理由是，陆勇电脑数据中，每笔来往的账目过程、金额数字都非常清晰，怀疑可能是“提成结算之用”。另外，该非法卡上的资金与陆勇母亲蔡珠凤的银行卡有交易。
1月21日，记者就此电话询问了蔡珠凤。蔡坚决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称“没有一分钱进入陆勇的口袋”。
看守所中的陆勇对此也作了解释：病友往卡上打钱，印度公司收款，自己没有赚取任何差价，也没有收取过任何手续费或劳务费。
他说，要说获利，可能就是印度公司每个月给他免费提供药物，但现在这个药每个月只需要花200元，从2010年至今，总计也只提供1万多元免费药物。
2014年7月，陆勇被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案由为“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随后，陆勇被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本打算接受媒体的采访，结果陆勇在机场被北京警方抓获。
情与法的困境
陆勇的被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600多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向检察机关写信，认为陆勇因“好心”涉罪，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湖南慢粒白血病患者胡女士说，陆勇被捕后，很多人就断药了，因为他们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买这个药，而且印度那边全是用英文沟通，他们沟通有困难。长沙患者唐某则称，从没有看到患者得到任何组织的关注，病友自救却遭打压，今后的出路又何在？为何不能让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李健指出，廉价的印度版“格列卫”并没有在中国药监部门注册，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注册的药物，就是“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八条：“只要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
一边是知识产权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保护，一边是迫于经济压力购买廉价仿制药品的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众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遭遇的，正是司法与伦理的困境。
负责起诉陆勇案的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露出了“两难”——从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来说，作为销售“假药”的共犯，陆勇的确涉嫌犯罪；但从普通百姓角度看，陆勇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式”的。
陆勇则认为，解决慢粒白血病病人治病难，国家层面可以采取行动以谈判让“格列卫”降价、将其纳入医保、社会组织予以帮助等，但目前患者举步维艰。在国内，相似的难处，丙肝病人等群体都在经历。
陆勇说，如果自己这场经历能让此类问题得到社会关注，也算对社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