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碰撞

2024-05-18

交融碰撞(共8篇)

交融碰撞 篇1

在作品与学生之间架起桥梁, 通过教师的中介, 使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碰撞和交融, 让学生浸润在文学的海洋中, 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一、感悟语言:回归文学特质

1. 品出力透纸背的内涵

体味语言的丰富性是进行文学教学的重点, 也是语文姓“语”的体现。如《海伦·凯勒》一文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特别多, 必须力透文字张力, 引导学生领悟文字内涵, 读懂悟透文本, 把学生置身于浓浓的情感氛围之中, 营造烈烈的语文味道。如文中的一句话:“从此, 小海伦与有声有色的世界隔绝了。她面对着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死一般的沉寂。她不能喊一声‘妈妈’, 也不能倾诉心中的希望和要求。”先让学生说说读了这段话, 此刻你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情感, 为什么。先不要讲那个有着光环的海伦, 而是体会那个普通的海伦, 走近海伦的内心世界, 因为她的普通, 孩子们才容易接近, 孩子们才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 也正是她的普通, 她的成就才显得那么不容易, 从而让学生步入一个学习语文的状态中。

2. 品出语言之外的空白

引发思考, 激起联想, 是文学欣赏得以有效进行的重要条件。教学中, 教师应当努力寻找到作品中更多的空白点, 不断发展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 培养他们的想象能力。如《爱之链》一文中, 男主人公乔依无私帮助了一位车坏在路上的无助老妇人, 老妇人又在一间破旧的餐馆里帮助了女店主, 而结尾又非常具有戏剧性。教学中我在朗读句子的同时让学生抓住文中的空白点, 让学生想象省略号省略了什么, 女店主还想对丈夫说些什么, 乔依醒来后,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又会怎样呢?这样立足于语言感知, 通过多角度、不同程度的语言揣摩, 以言语作为利器去品读文学作品, 品中带思, 进入文学作品的内在蕴涵与情感境界, 从而实现文学阅读教学与鉴赏由外向内的最佳切入。

二、探究拓展:彰显文学智慧

1. 转换解读视角, 迸发智慧灵性

每一种不同体裁的作品, 其结构、语言、表现手法都有自己的规定性。如《牛郎织女》是一则浅显易懂的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这样的文学样式, 作品本身存在人物简单、结构相似、语言通俗等方面的特点。这样的文本, 如何走得更远呢?我先探讨“写了什么故事”, 梳理人物关系, 这相当于文学鉴赏的起始阶段———感受形象阶段。接着与学生一起探讨“如何写这个故事的”“为什么写这个故事”, 讨论故事的表现手法、故事中的情感, 让学生的理性认识加强, 将自己感受到的形象继续深化, 相当于文学鉴赏中的审美判断阶段。最后探究“什么情况下写这个故事的”, 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探求故事背后的背景, 再次咀嚼玩味形象, 力求达到《牛郎织女》故事的审美享受, 又在理解与思考中实现对这一故事的自我再创造。

2. 拓展鉴赏视野, 训练发散思维

“学生思维的双翼不能为教材所禁锢”。因此, 引导学生鉴赏文学作品, 须立足于教材, 又不拘泥于教材。理应拓展鉴赏视野, 作发散性多向思维训练。如学习冰心的《只拣儿童多处行》后, 补充阅读《小橘灯》《再寄小读者》及《繁星》《春水》中的几首诗歌, 就会对冰心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她作品中“爱”的主题和她淡雅隽永的语言。利用求同、求异的思维训练, 进行必要的迁移式阅读思维训练, 可以观照同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相同与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比较不同作家在不同时期相同风格的作品。

三、人文涵养:传承文学内涵

1. 引进美读, 加强审美感悟

俗话说“三分文章七分读”, 可以充分感受语言的张力与丰富的意蕴, 读出语气、语感、语趣、语味, 加强对文学语言的审美感悟。如老舍的《草原》文质兼美, 堪称经典。特别是描写草原明朗清新、

文教学如何选取写作角度河北迁西●李英杰

玉壶中的冰晶莹剔透。王维的诗选取了春光明媚的良辰美景来反衬离别带来的伤感, 表现友人间深厚情谊和离别时依依难舍, 低徊缠绵的复杂感受。而《别董大》首先渲染的是一片北国寒冬的萧杀景象, 但后两句却表现出一副豪放昂扬的气概, 变哀愁为开朗, 变惆怅为振作, 变消极为进取。

虽是相同题材, 但由于作者的视点不同, 故文章别有新意, 言他人之未言, 才称之为千古绝唱。

二、确立写作角度

除了作者的视点选取外, 还有作者主观的观察角度, 同一物体, 由于作者所处位置、表现视角及感受不同, 对同一对象的表现也不尽相同。面对漫天风雪, 柳宗元吟出了“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江雪》) 的诗句, 虽不乏诗人的孤傲, 但毕竟满目凄清。而久居边塞的岑参, 面对“胡天飞雪”, 却慷慨激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虽值严冬, 却如置身无边春光之中, 惊喜之情流于笔端。毛泽东笔下的雪景, 更是激越豪放, 气势磅礴:“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于天公试比高。” (《沁园春·雪》) 反映了一代伟人宽阔的胸襟, 昂扬的精神。同是“雪”这一景象, 由于个人的观察点不同, 笔下的“雪”也就不尽相同。这样的描写也就会异彩纷呈, 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

三、要用发散思维教学作文, 要多角度发掘主题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强调:“正是在发散思维中, 我们看到了创造性思维的明显标志。”现在, 国内语文教育界提倡写“放胆文”“放手文”, 最近几年的高考作文评分已经把“有创新”作为评价作文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可以说, 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贯彻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中有着不可缺少也无法替代的功能。“教是为了不教” (叶圣陶语) 。细心观察习惯的形成, 良好思维品质的培养, 为作文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在笔先” (清, 刘熙载) 。笔者以为:用发散思维的方式, 指导学生多角度分析材料, 发掘不同的主题和内容, 是组织作文教学的起点和关键。

总之, 对于写作, 重要的是首先选取写作角度, 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观察力, 开发学生的形象与抽象思维, 写出立意独特、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

(迁西县兴城镇中)

一碧千里的神奇秀美的景色这一段行文流畅, 物象具体鲜明、生动, 语句较为整齐, 声韵极富节奏的起伏变化与重复, 产生了自然和谐的韵律美。教学时, 创设情境, 进行反复朗读, 不仅让学生切实感受到绿的逼人气势, 还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声情并茂的音律美。这样的朗读训练, 既训练了学生的语感, 又陶冶了学生的爱美情趣。

2. 互动对话, 渗透人文关怀

以文学的形式呈现文学的课堂, 应当营造出一种文学的氛围, 亲切、自然、放松, 让课堂的参与者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对文学的理解与感受。在教《珍珠鸟》一文时, 教参的解读是通过人与鸟距离的改变显示:“信赖往往能创造美好的境界。”但教学时我们采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 也是最令人放松的“聊”来进行尝试———放松但不放纵、形散而神不散, 以最自然的课堂对话方式学习语文。“你能聊一聊对这句话的理解吗?”“只要你想到的, 尽管说出来, 就这样聊。”学生的思维在与文本对话、与教师对话的刺激中被激活, 于是有人质疑:“我们要爱护鸟类, 珍珠鸟被作者关在笼子里, 是爱它的表现吗?”借助这一问题, 较好地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反思。

交融碰撞 篇2

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中国文化传统中又一个收获的季节,我有幸受公司派遣,参加了赴斯坦福大学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考察。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的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国作为世界公认的科技强国,拥有世界50%以上的学术论文、诺贝尔奖得主和专利。美国之所以强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为数众多的世界一流学府,吸引着全世界各类优秀的人才负笈美国,一俟学有所成。而在美国培养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中,根据美国《福布斯》2010年盘点,斯坦福大学名列第二,亿万富翁数量达到28位,仅次于哈佛大学。毋庸置疑,斯坦福大学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已经由昔日的“乡村大学”一跃成为今日美国西部之“哈佛”,位居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甚至于,闻名于世、精英云集的硅谷之崛起也归功于斯坦福大学。并且,很多当今世界上IT领域的领头公司,也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创办的,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阳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尔公司、制造处理器和工作站的MIPS和SGI公司、世界最大的显卡公司Nvidia、世界最大的视频电话会议公司Webex等。此外,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前董事会共同主席Jim Allchin也毕业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业界和科技界创下的这种奇迹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学都无法比拟的。

瞳孔里的斯坦福大学

在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前,曾经读过白岩松在美国耶鲁大学那篇著名的演讲——《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有段文字印象很深:“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放大。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

白岩松的“望眼镜论”,耐人寻味。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和美国仍然有诸多的大不同,譬如: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黑夜;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美国人名在前姓在后;去中国人家拜访敲门是礼貌,去美国人家拜访敲门,他们会非常生气;中国人请客鸡鸭鱼肉是盛宴,美国人看见满桌的鸡鸭鱼肉不敢吃,怕胆固醇高、蛋白质高,怕得心脏病;中国家长打小孩的常事,美国家长打小孩犯法,家长会被监管起来,小孩会被送到监护家庭;中国人发展旅游事业讲开发旅游景点,美国人发展旅游事业讲保护自然风景区,不许人任何改革;中国学校有班级,直到毕业,美国学校没有班级,实行选课制„„

但是,全球一体化的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习以为常。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远赴重洋,踏上异国他乡的道路。而大洋彼端的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揣好奇来到中国这片古老陌生的土地。文化的交织和碰撞,在之后数十载岁月中,深深影响着两个原本并非相互了解的国度。中国人对于美国,已经不仅仅是《北京人在纽约》那个时代:“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今天,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已经有能力站在和美国平等的平台上对话。

为此,从启程美国斯坦福大学伊始,我就希望能够用自己真实和生动的瞳孔去聚焦斯坦福、观察美国,让这趟学习和考察具有文化的视野,当然也更趋于文化的本质。

或许居于这个原因,当我一脚踏入“美国三个最美校园”之一的斯坦福(另外两个是康奈尔和普林斯顿),我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中美文化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差距。超级大国、灯红酒绿、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我去美国前的“美国印象”和我所见到的从美国高等学府弥漫开来的文化景象、包括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风格和生态景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放眼望去,斯坦福大学一律是十七世纪西班牙的传道堂式——没有哈佛、耶鲁大学那些年代不同、风格各异的楼房,更少了美国东北部大学墙壁上爬满的常春藤,但斯坦福大学校园具有一种粗犷、开阔之美,大片的树林和山地,红瓦黄墙、古朴的砂岩建筑、优雅的胡佛塔,典雅庄严、饰满壁画的纪念教堂,罗丹深沉的雕塑群,处处显示出世界名牌学府厚重、深邃的学术氛围。

斯坦福大学占地35平方公里,是美国面积第二大的大学。进入大学,首先看到的就是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棕枷成行,在古典与现代的交映中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学术气息。中心广场是斯坦福的主要部分,在它的四周,商学院、地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星罗棋布。往外,就是斯坦福科学园区、植物园、高尔夫球场和若干个科学试验场。设计斯坦福校园的,正是著名设计家弗莱德里克•欧姆斯泰德,据说,著名的艾姆赫斯特学院也是他设计的,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传世之作,是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他的特色是自然森林式设计,加上自由曲线的道路。可是斯坦福却与众不同,显示活力与激情、潇洒与浪漫的是延伸好几公里的椰子树大道。

这种自然与人文交融之美,或许也因为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市,临近旧金山,乘坐汽车只需要1个小时便可到达旧金山。其所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宜人,人种差异大,定居于此的亚裔人士也很多。该州开放的民风,对于新观念的接受程度显然也较其他的美国各州来得强。曾经有人这么比喻:加州仿佛位于东西两股文化势力冲突的版块上,而也就是因为异文化的冲击,造成加州有别于其他美国城市的都会美感。

说起斯坦福大学的建立,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其创办者利兰•老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Sr.)是美国著名的铁路大王,当过加州的州长,也曾连任两届美国参议员。1884年斯坦福夫妇带着爱子在欧洲旅行时,能讲三国语言的小斯坦福被伤寒夺去了生命,不满16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让60岁的老斯坦福悲痛万分,想起儿子希望在美国最著名高校读书的愿望,老斯坦福计划捐出自己的财产,以儿子的名字在美国最著名的高校建一所图书馆,但遭到了名校的拒绝。之后,斯坦福夫妇决定用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在加州以儿子的名义建立一所大学。至今,全加州乃至全美国的人们都记得他们夫妇的一句名言:“The children of California shall be our children(加里福尼亚的孩子都将是我们的孩子)。”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10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斯坦福先生在开学典礼上强调:“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

这所年纪100多岁的大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全美第5名明星级大学,比起美国东部那些建校300多年的大学来,真像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情绪高昂的少年。它没有沉重的过去,没有岁月在它脸上刻下的沧桑,也少了一点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感。有趣的是,老利兰·斯坦福把自己8180英亩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拿出来作为学校的校园,这一决定为以后的加州及美国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尽管当时这里在美国人眼中还是荒凉闭塞的边远西部,直到现在,人们还称斯坦福为“农场”。因此,在斯坦福大学,自行车是学生们必备的交通工具。

在这片宽广的土地上,除了教学楼、艺术博物馆、剧院、音乐中心、大型医院、钟塔、天文生物保留设备、海洋研究中心、食品研究中心等,还设有图书馆30座,图书650万册,另有数上万份手稿,图书拥有量占全美各高等学府第4位,而且全电脑化管理。校内设有7000多部电脑供学生使用,亦设有多个电脑室及电脑中心为学生提供服务。

当我们也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个魅力四射的“农场”时,我们忽然发现和相信,斯坦福有的是机会和可能性,有的是年轻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朝气,有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

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而让我最难忘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训:“自由之风永远劲吹”!含义就是鼓励和保证学生和教员能自由无阻地从事教学和相关的学科研究。遥想100多年前斯坦福大学刚建成时,身处美国向西开拓的前沿,面对着广阔而充满神秘感与可能性的太平洋,它成为探险者的一个象征,而今,它不再尾随过去,而是面朝将来,把目光投向它在办学理念上的高瞻远瞩、在“学术—技术—生产力”转化上的杰出作为、以及在学校管理上的独树一帜,这也形成了它独具魅力的校园文化。

从精神层面而言,如果说哈佛与耶鲁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它的建校年代正是美国西部开发、工业革命蓬勃向前发展的时期,因而当时人们关注的不是灵魂的拯救而是人类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授,所以创立之初确定了如下的办学宗旨:大学的目标是使所学到的东西都对学生的生活直接有用,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为此,它的目的是以整个人类的文明为最终利益,积极发挥大学的作用,促进社会福祉,教导学生遵纪守法,尽享自由给人的快乐。教育学生尊重和热爱民主政体中蕴含的崇高哲学——因为这些崇高原则源于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这种宗旨,斯坦福大学率先提出人文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重的口号,认为大学应该培养“既有文化知识又掌握实际本领的公民”。斯坦福大学还对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早在1939年就在美国率先开设了“西方文明”课程;在1987启动了社会伦理学教学项目。斯坦福的校园文化遵循着这样一条简单的道德准则:斯坦福大学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占学校或其他任何人的便宜。这条准则给学生带来了高度的自由和责任——考试无人监视,试卷常常有学生拿回宿舍里做。许多学生有万能钥匙,一天24小时都可以出入多数教学大楼。

不仅是学生,斯坦福的教师也创造着属于自己学校的校园文化环境。创办斯坦福大学时斯坦福先生的意愿是,斯坦福的执教人员必须是具有教学和科研能力的人,而不是徒有虚名,摆花架子的人。包括斯坦福的名教授在内都深知时不我待,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人人都争分夺秒的努力工作,做出成绩,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经费,才能壮大学校势力。一般说来,越是有名的教授,其工作越比一般人努力,而助手们如果在某一方面没有突出表现是站不住脚的。该校培养出16位诺贝尔奖得主,1100位学术委员会成员中有14个国家科学奖得者,62个国家科学院成员,95个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24个国家工程科学院成员,7个国家教育科学院成员。其中也不乏中国人,我们所熟知的代表中国出席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就出自这所学校。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已经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科技界的精英。比如我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斐鉴博士,著名医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张孝骞,国际知名数学家、世界华人数学家最高奖——晨兴数学金奖得主李骏。

斯坦福大学是一所注重理、工、医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拥有工学院、企业管理学院、医学院、地球科学学院、法学院、人文与科学学院、教育学院、理学院。其中的医学、电子、电机工程、环境工程、计算机工程、物理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等都排名全美前10名。斯坦福的学生们必须在相关领域完成必修课,其中包括文化与思想、自然科学、科技与实用科学、文学与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思想。除此之外,学生们的写作和

外语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斯坦福大学最近把非西方社会作家的作品加入到它全年的“西方文化核心教纲”中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震动。

与其他一流大学一样,斯坦福大学的文化艺术活动也十分丰富。从舞蹈到戏剧,从创造性写作到电影制片,从音乐到画展,从摄影到演唱会,整个校园每周都安排有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斯坦福大学在开明的校风和有传承性的西岸乐观主义主导之下,融合了西部文化和高科技的精髓,在科研和学术领域双双取得骄人的成绩。

沐浴着斯坦福大学劲吹的学术自由之风,我真切感受到了一种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用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海纳百川。须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大部分美国人都是从世界各地到美国的移民的后裔,因此,美国向以“民族熔炉”而著称于世。当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们纷纷涌向这片土地的同时,也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种子播撒到了这里。各种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形成了美国文化较为宽容的特点。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更凸现了这种多元特征。在这里,各种肤色的人群,形态多异的装束,各种不同的语言交汇在一起,与众不同的教育形式、多元的师生构成、国际性的文化背景、色彩各异的教学组织方式,形成了一道多彩的风景线。

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包括一些金发碧眼的教授案头,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中国的四书五经,尤其是《论语》。这种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也激起了我关于中美文化差异的连篇浮想。尽管,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的综合,从自然环境、哲学观点、思维模式、民族传统、处世态度、社会结构与管理形式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等方面来看,都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产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某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但毕竟,随着全球一体化及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中美文化在差异中开始了有意思的交流、交融与碰撞。

这让我想起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年访华前夕,一些美中之间文化交流的消息首先释出。比如迪斯尼正式确定落户上海浦东。而此前不久,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的第784号决议,引起了华人世界的普遍好评。众议院的尊孔议案,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除了偶有华人惊呼“孔子红到了美国”之外,支持该决议的发言者,谈的多是孔子对中国文明、亚洲文明乃至全世界的贡献,也有人说到这是尊重美国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文化借助着经济的全球化,以一种不折不扣的“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体进行着单边输出。文化产业也随之成为美国最富于活力的产业之一,其带来的经济收益占据美国GDP的五分之一。文化产业兴盛的背后,是美国文化的活力与霸气。

显然,中国不能自外于全球化的浪潮之外,面对强势文化的来袭,就必须直面文化的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不能拒绝这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进行的对话和交流。用鲁迅的“拿来主义”,应该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用魏源的思想,还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斯坦福大学“自由之风永远劲吹”的这段日子里,交叉融合的多元文化现象拓展了我的胸襟,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找到了学习他人的意义,也唤醒了对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感。我们远渡重洋去斯坦福大学,无异于一次“西行取经”,而我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文化与文明里,也看见了中华文化不仅自成体系、独树一帜,而且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也无须惧怕冲突与碰撞。虽然因为经济的短暂落后,在这种对话中难免会遭遇一时的尴尬,但面对无法回避的全球化浪潮与强势外来文化的长驱直入,中华文化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和从容——即或有一时一地失守之虞,但也必有其固守传承的自存自保之道。

何况,在我看来,文化的纯洁性总是相对的,缺乏与其他文化体交流的文化最终只能僵死和衰亡。无论是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还是盛唐时代的海纳百川,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过程,无处不具开放和交流的痕迹。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冲突

与交融。美国移民文化的发达,不同文化传统交融构筑的多元化力量,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注脚。我也忽然明白,当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纪念孔子的决议案给了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启示:中美两国文化传统迥异,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从文化上完全能够找到最基本的和共同的价值观。孔子倡导的自省、自修、真诚和社会关系中的相互尊重,他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公正与道义,为西方提供了解决当前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困境的一个思路,成为了普世价值的重要部分。

在斯坦福大学,我更加豁然开朗,全球化提供的应该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化图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人类文明最辉煌的篇章里,必然有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有中国古老哲学和思想映射出的具备普世价值的光辉。因此,如同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一样,中国在美中的文化碰撞中,应能找回自信,重塑辉煌。

提倡创业精神和职业使命

作为中国国企的一名管理人员,对于斯坦福大学,我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研究园区。斯坦福研究园区是由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于1951年创建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被誉为“研究园区之父”。斯坦福也成为美国和全世界首家在校园内成立“工业园区”的大学。

由于建立工业园区,斯担福使自己置身于美国的前沿。“工业园区”内企业一家接一家地开张,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范围,向外发展扩张,形成美国加州科技尖端、菁英云集、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35%以上的“硅谷”。斯坦福大学被科技集团与企业所重重包围,与高科技、与商界、更与实用主义和开拓精神这些典型的“美国精神”建立密切的联系。随着美国西海岸“高科技带”的呼啸而起,各个电脑公司,包括“世纪宠儿”微软公司纷纷在这一线安营扎寨,斯坦福大学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而随着美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太平洋沿岸地区倾斜,美国社会、文化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美国的西海岸,这个充斥着亚洲和中南美洲移民的地区,越来越成为美国21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

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在斯坦福的办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思想,饱含着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精神。正如老斯坦福先生在首次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是指向实用的,你们到此应该是为了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也应明白,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这就是影响着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发展、成长的教育文化理念,鼓励每一个有设想的人去创业、去突破。与斯坦福大学共生共长的硅谷所衍生的进取精神,也成为前行之路上的斯坦福以及斯坦福人的精神支柱。

我甚至觉得,创业精神、职业使命,就是斯坦福大学崛起乃至美国腾飞的一对翅膀。这次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我学习了17个专题并进行了4次专题调研,讲授老师结合理论和实践的讲解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虽然有些理论在美国适用在中国不一定适用,但他们的遇到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有一些工具是可以直接用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的,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表达,让我感觉“醍醐灌顶”。比如汤母·考斯尼克教授讲授的战略领导和管理艺术中的五层领导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在培养和使用人才时如何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和潜质,更有效的放到不同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红海和蓝海战略理论”能启发我们,在进行战略部署时,特别是像云锡这样的行业领头羊,就应该更多的思考怎样打造我们的蓝色海洋,从激烈的竞争红海中脱出来,成为真正的行业领导者,从而建立竞争相对较少的蓝色海洋,以立于不败之地。我在认真思考,如果利用“四种行为框架”模型,认真从“消除”、“降低”、“提升”和“创造”四个方面分析工作中进行有效的转化,我们势必可以以赢得更大 的市场空间。

又如谢德荪教授讲授的《创新战略》理论中的“两面市场”分析工具,能帮助我们有效的分析研究,在资源整合、产品开发等方面如何实现“源创新”和“流创新”,他教导我们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面宽了,思路也更多了。我们就能在资源整合和产品开发工作中多考虑如何满足上游客户和下游客户的需要,怎样通过对两面市场的分析建立一个好的平台,拓宽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链条,进而扩展公司的业务,实现经济的增长,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我想,只要我们时时注意思考运用所学的先进理论和自己所在单位和部门的实际有效的结合,就能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从而为控股公司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而贯彻这些理论的,还是创业精神、职业使命,否则任何先进的理论最后都只是纸上谈兵。这种警醒,也让我有一种隐隐的触痛。

不可否认,中国是建立在思想上的内陆文化,主张简约、和谐、中庸、对称与平衡。主张“允执其中”、“过犹不及”。朱熹称:“中者,不偏不倚也,庸者,平常也。”“中庸之道”是孔子的基本准则,也成了后人的一个道德准则,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鲁迅曾举过一个例子,若一个人嫌房子太暗,要开天窗,其他人是一定要反对的,但他若要把屋顶掀掉,其他人便会劝他开个天窗了,这便是所谓的“中庸之道”。中国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于人际关系中要适当地调节与折衷,务求在不损害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使自己和别人都过得去,不至于造成群体内部的激烈对抗以致破裂,而无论是进取还是退缩,要有节度。合乎中庸,不走极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人的这种中庸与平和又在一定程度养成了一种惰性,过度沉溺于“和稀泥”,缺乏创新意识与进取精神。由于受儒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以辩证思维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具有经验综合性特点,强调个人与的关系,主张建立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美国文化是建立在古希腊传统之上的海洋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思维和分析思维为特征,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美国人不太接受中间调和,是则是,非则非,喜欢标新立异。美国传统中则贯穿了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信念,他们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永远愿意进行创新,渴望寻求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也愿意迁移,接受新的工作,进行冒险,而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人所缺乏的,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而美国则经历一个又一个飞跃。

在斯坦福大学,美国人诧异中国人对于职场的狂热与职业的冷淡形成的反差也让我不得不进行一次次理性的思考。美国一本杂志发出惊叹:“最近几年,职场小说一直在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杜拉拉升职记》就已经卖了将近五百万本。”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的职场小说不是在讲公司之间的残酷竞争法则,就是在讲官场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内幕,告诉读者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工作中,通过种种手段迅速脱颖而出。数量庞大的职场小说读者群,则希望从中学会职场成功术,进而快速发财。

“他们只关注如何去生存,而不是如何去工作。”文章的最后,作者对于中国职场小说热的原因,做出了如上的总结。

美国人问,热衷于职场小说的中国人,真爱自己的职业吗? 而最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推出的《中国职业发展现状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工作的满意度调查中,表示满意的只有605人,所占比重仅为8%;表示不满意的却有1331人,占到17%,高于满意者的两倍多;而持一般态度,即说不上满意和不满意的,有2860人,占到36%,成为最高比例人群。这表明了大家对于职业的平淡和中庸态度,不满意情绪远大于满意。其中选择“不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的有3014人,占到24%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各种令人困惑的问题。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员工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职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和企业问题。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让中国的企业在员工职业规划方面应付出的努力更加艰巨。”

无独有偶,我找到一份《2011年度大学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0%的大学生,坚持选择与自己专业对口的职业,大部分学生把薪水和晋升空间等其他因素,放在兴趣之前。调查认为:“步入一个浮躁年代的中国,被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标准、愈来愈狭隘的成功价值观裹挟着,使得职业在很多人眼里,成为单纯的谋生、获利工具,而不是体现个人兴趣、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正是这种功利心理,让中国人的职业生涯缺乏激情和成就感。”

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经历给了我深刻的启示:

作为有着百年历史的国有企业,要实现产业报国的理想,我们就是要经营好、发展好企业,要用世界的眼光去经营,要用先进的理念去发展、要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去做强做大,绝不能固步自封。

所以,从斯坦福大学归来,我就更加清楚一点:开展具有职业使命感的创新和创业教育,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

记得2011年,美国苹果公司前 CEO乔布斯的去世,催生了《史蒂夫·乔布斯传》简体中文版首周销量67.8万册的热潮。一时间国内社会反思:“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出不了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但为数者众的“果粉”们除了看到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尚,看到乔布斯叛逆的性格、传奇的人生,却难以看到字里行间显而易见的职业使命和创业哲学。乔布斯在亲笔自述中所说:“我们试图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这股洪流加上一点儿什么。”从这种人生观出发,他不愿做那种只想赚钱的商人,而要成为创造传世、持续对世界有所贡献的创业者——不断推动创新,因为:“正如迪伦所说,如果你不去忙着求生,你就在忙着求死。”

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其实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美国创造了将企业家珍视为国民财富的观念,美国民众比任何国家都更尊重企业家,美国国民创业的能力无与伦比。

交融碰撞 篇3

《河西走廊》配乐的一大亮点是“中国纪录片牵手国际知名作曲家”。2013年9月23日,在全世界书写了无数音乐奇迹的殿堂级新世纪音乐大师雅尼宣布,与中国再续前缘,为中国纪录片《河西走廊》创作主题音乐。这是雅尼的纪录片配乐处女作。

这次合作,不仅对于雅尼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中国纪录片界的一次大胆突破。徐鲤与雅尼携手用音乐来演绎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历史与今天,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

用音乐讲故事

曾创作过《北京记忆》等多部纪录片配乐的80后作曲家徐鲤是促成这次合作的主导人。

徐鲤创立的喜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曾在2013年雅尼中国巡演时与雅尼有过合作。后来,与《河西走廊》主创团队进行沟通交流时,他提议邀请雅尼为本片创作主题音乐。“把雅尼引入纪录片,我们是第一个。”徐鲤说。

“有中国情结、又喜欢接触新事物”的雅尼欣然同意这次合作。徐鲤不但负责介绍雅尼参与这个作品,还要负责就音乐部分与雅尼沟通,“将导演的意见和需求,用音乐人听得懂的方式转述”。

如果说雅尼创作的《河西走廊》主题音乐是一条大河的主干道,那么徐鲤带领工作团队所作的音乐就是各个支流。他要按照主线音乐的旋律,针对每集、甚至不同场景创作出不偏离主线又要特点鲜明的或抒情、或恢弘、或凄凉、或紧张的变奏。用徐鲤的话说,作为音乐总监,就是要“负责这个片子所有声音部分”。

伯璟的主创团队加强了对音乐的投入与重视,认为音乐创作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重视,以及给音乐人的创作自由度都让徐鲤感到备受尊重,进而迸发更多创作激情。“这部片子故事、情绪、时间跨度大,投入的热情比以往都多。”

徐鲤说对《河西走廊》的音乐创作历时一年多。2013年6月,徐鲤与团队沿着河西走廊采风,兰州—张掖—敦煌,他们在欣赏着自然风光的同时,更多地用心去感受当地的气息、空气中的味道,甚至特有的干湿度。

徐鲤不希望这次采风变成“民族音乐的采风”。在他的创作理念里,他不会将《河西走廊》的音乐囿于传统纪录片配乐的固有模式。“西域音乐不仅限于胡琴”,他要用更国际化的视野来创作该片的音乐。由于西域乐器的符号性太强,徐鲤有意回避对其进行大范围应用,仅仅提取一些元素,融入到西方乐器,甚至是中国其他民族乐器中,使其有更多包容性。

“河西走廊承载了太多故事,不希望框在风景的描绘上。”徐鲤说,纪录片《河西走廊》在许多地方都是用再现的方式来拍摄,这其实就是在拍一部部影视剧,而音乐之于影视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音乐是影视剧表达感情的重要因素。一段剧有了音乐可以让人潸然泪下,没有音乐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徐鲤根据每一集的不同主题、不同故事、不同人物,结合雅尼创作的主题音乐,制作出各具特色的配乐。“比如,第一集《使者》(讲述的是张骞通西域那段历史),音乐是以汉人的视角介入,陌生的人、陌生的路、陌生的城……而在一二集后,随着讲述角度的变化,音乐的视角也要做相应转变。”

历经一年多的创作,在《河西走廊》中我们聆听到雅尼与徐鲤用音乐演绎的东西方文明碰撞与交融。

徐鲤的西域“情缘”

徐鲤与西域的“情缘”要追溯到为《河西走廊》配乐之前的2005年。这一年,徐鲤第一次接触纪录片的配乐创作,他参与了专题片《张骞通西域》的后期制作。该片需要创作几首主题音乐,这给了他第一次展示自己创作能力的机会。《张骞通西域》的主题配乐不仅取得了制作方的认可,还引起众多纪录片导演的关注。

2006年初,徐鲤收到第一份全片配乐的创作邀约,为中央电视台特别节目组筹拍的文献片《1911再读辛亥》创作配乐。与国内多位著名作曲家,如三宝、张宏光等都有过合作的节目组,此次启用当时年仅26岁的徐鲤来创作这样恢弘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的配乐,着实是大胆之举,也让人为徐鲤捏了一把汗。徐鲤的创作打破了传统的文献片的配乐模式,使用了大量的非管弦乐元素以及钢琴旋律线条,力求表现辛亥革命本身独具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徐鲤的创作理念里,那些革命家不是政治家,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又悲情又浪漫”。

这样的配乐方式使得本片的音乐备受关注并引发争论。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本片的音乐探索出了一条文献片全新的配乐方式及理念,使文献片的观赏性大大加强。作为第一部独立创作的纪录片配乐作品,《1911再读辛亥》让徐鲤在国内纪录片领域获得了普遍认可。

徐鲤的创作风格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及题材也日趋广泛。他于2009年为纪录片《毛泽东1949》创作的配乐促成了他与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珅的结识。“对经典音乐做现代演绎,如将《浏阳河》融入钢琴曲,以此表现伟人除了伟岸外的另外一种形象,这比用很多词汇讲述他如何平易近人更有说服力。”徐鲤的音乐理念令李东珅颇为欣赏。2013年,筹备拍摄纪录片《东湖梅岭毛泽东》的李东珅在微博上私信徐鲤,邀请他为该片配乐。俩人由此开始合作。

从“音乐爱好者”到“音乐人”

雅尼对于徐鲤来说,不仅限于“合作伙伴”。雅尼是令徐鲤从一名“音乐爱好者”变为“音乐人”的人。

徐鲤回忆他见到雅尼时说的第一句话是,“You inspire me a lot”(是你激励了我)。

1997年那场史无前例的紫禁城音乐会,让中国的无数老百姓们认识了世界著名的新世纪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雅尼。雅尼为那次演出创作了中国主题的乐曲《夜莺》,成为了日后他的音乐会上常演不衰的经典曲目。

当年,正在读高中一年级的徐鲤还是一名“学过电子琴、玩过吉他、写过几首曲子”的“音乐爱好者”。班里有同学到现场看了紫禁城音乐会,并向徐鲤描述了那场震撼心灵的演出。自此,“小时候没有受过正规有序的音乐教育”的雅尼成了徐鲤在音乐道路上前行的动力。“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没受过系统音乐培训。但是,我也许可以成为下一个雅尼。”

2009年,徐鲤陪一起玩乐队的同学报名参加北京广播学院录音艺术系的考试,抱着“起哄架秧子”心态的他通过一试、二试的考核后,凭借一首根据游戏《剑侠情缘》的歌词创作的曲子顺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并由此开始了他真正的专业性音乐学习。

对于促成雅尼与纪录片《河西走廊》的合作,徐鲤说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他的“雅尼情节”。雅尼与这一部纯粹讲述中国的纪录片的合作,让观众不仅在这部纪录片中听到雅尼的全新创作,同时有望在今后雅尼新的世界巡演中,伴随河西走廊冰川、沙漠、绿洲、戈壁的壮美背景画面,欣赏到这首专属曲目。

被媒体喻为“八零年代音乐人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鲤说,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纪录片的创作注入新鲜血液,这可以打破讲述纪录片的固有模式,这样纪录片才能越来越好看。

徐鲤说纪录片是呈波浪形发展的,《舌尖上的中国》是纪录片厚积薄发的爆炸点。他分析,纪录片未来还会有炸点,而此炸点,也许就是《河西走廊》。

责任编辑 吴军涛

交融碰撞 篇4

然而她2004年出版的第十六部长篇小说《红王妃———一部跨文化悲喜剧》却是迥异于她之前创作风格的一部奇书。这本长达325万字的小说只分为两大部分:古代和现代。另外在现代部分后还附有一个简短的后现代。除此之外各个部分并无其他章节连缀,整个叙事部分一气呵成,只出现少量的断行以作间隔。小说的古代部分是红王妃(即惠庆宫洪氏)的鬼魂向人倾诉她凄迷的一生,而现代部分则是一位名叫芭芭拉·霍利威尔的英国教授在去韩国开会的路上读到了红王妃的回忆录深受触动,从此成了红王妃的替身,把红王妃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并最终收养一个中国孤儿陈建依。此书出版之后,各大报纸好评不断。《每日电讯报》称红王妃的一生不同凡响,作者这一故事的描绘极有穿透力和感染力。而《卫报》则说:“作者用熟练的文字技巧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浪漫故事。……很少有女性主义的空想小说能把文字和想象运用到如此美妙的境地,让你忘记那只是虚幻的。”对照德拉布尔早期的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而言,《红王妃》具有更广泛更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更具跨文化研究的内涵。

一、文化解读和文本借用

这部小说创作伊始是受两个世纪前朝鲜的一部宫廷回忆录的英文译本《惠庆宫洪氏回忆录》启发。要想理解德拉布尔的这部作品,就不能不提这部回忆录和原著者。回忆录的原著是与《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并称为“朝鲜宫中小说三部曲”的《闲中录》 (Hanjung mallok或Hanjungnok“records written in silence”,又译为《恨中录》) ,作者是朝鲜庄献世子李愃(世称思悼世子)嫔惠庆宫洪氏。原文是以韩文写的,英译本不下三种,但可惜至今尚无汉译本。德拉布尔主要参阅的是贾云·金·哈鲍什的英译本。

《闲中录》记录了朝鲜历史上一段悲剧性的宫廷斗争。惠庆宫洪氏9岁时(公元1744年)嫁给庄献世子(世称思悼世子)。庄献世子是朝鲜李氏王朝第二十一位君主英祖李昑次子。英祖对庄献世子过于苛责,父子二人的关系渐趋紧张。公元1762年,中国农历壬午年,英祖命令庄献世子钻进一个米柜之中,随即令人封上米柜。在断绝水粮后的八天之后,庄献世子去世,年仅27岁。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史称“壬午事件”,在当今朝鲜家喻户晓。《闲中录》共分四个部分,被后人以年份分别命名为1795、1801、1802和1805年回忆录。惠庆宫以一个历经风雨的老人形象向子孙后代讲述了自己亲生经历的一切:童年被选入宫,与庄献世子的婚姻生活,庄献世子由于父亲英祖的责难而逐渐失控疯狂,“壬午事件”的详细经过。洪氏写作的目的其一是为了缓和当时与儿子正祖的矛盾,为自己的家族成员的行为加以辩解,因为洪氏家族在宫廷党派斗争中一度失利,洪氏的弟弟和叔叔都曾因为各种原因被处以流放和死刑;其二是为庄献世子正名,因为王族成员视“壬午事件”为王室丑闻,一向讳莫如深,却导致有关的流言世嚣尘上,洪氏则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实情,将这一骇人的杀子事件解释为个性悲剧而非政治丑闻。从这一点上来说,洪氏对于庄献世子疯狂的症状的描述极为翔实可信,从中描绘出英祖和庄献世子自身的局限、弱点和悲剧性的深刻程度不亚于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德拉布尔的《红王妃》中古代部分正是借用了这一文本。作为一位当代的英国作家、学者,德拉布尔在小说中所表现的,其实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应该说,这部小说肇始就是一种英国现代文化和朝鲜近代文化,甚至是与中国儒家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序言中,她承认惠庆宫洪氏的故事让她深为震撼:“我读到这位王妃的故事纯属偶然,而一旦结缘,她便深深烙入我心,挥之不去。她牢牢攫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让我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我几度踯躅,打算不理睬她,撇开这道难题,而她却不依不饶。”正是洪氏的叙事打动了德拉布尔,使她有了创作红王妃的冲动。德拉布尔认为洪氏的叙事流露出急欲向后世倾诉的特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引起了我们现代和后现代对普救论和本质主义的深思。显然,德拉布尔从《王妃回忆录》中体会到了超越那个时代,对当代人仍有借鉴意义的人的一种生存体验,因此才创造了霍利威尔这个人物,把红王妃的体验转移到了现代。正如《出版者周刊》评论说:“作者巧妙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的一声串联在了一起。陌生又熟悉的生者和逝者互相交流,古代和现代互相交织,如同近在咫尺的蜂群,又如同两个遥望的星系……像DNA双螺旋结构,互相交错,却不重叠。”

能把红王妃和霍利威尔连接在一起的这条细细的红线,就是二人尽管所处时代、国别不同,却有相类似的人生体验。红王妃的丈夫因为英祖的挑剔而得了衣物狂躁症,而霍利威尔的丈夫也是受乃父影响得了精神病;红王妃的头生子因为疾病早夭,致使年轻的母亲痛苦不已,而霍利威尔的孩子也是因为一种罕见的基因遗传病而失去了生命,从此成为她心中一道别人看不到却隐隐作痛的伤口。应该说,两个女性的生存本质是相同的,尽管时代变迁,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却相似。这一点可以从霍利威尔在国际会议中演讲稿的题目《抓阄定生死》而可见一般。命运之无常,世事之难料,两个女人对此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是时代的变迁不会让两个同样不幸的女人落入相同的命运。红王妃所处的时代和国别受儒家夫权影响甚深,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要从一而终,失去了男人就没有了活下来的理由和动力。丈夫去世,妻子一般都会以身殉夫。红王妃虽然在思悼世子死后也萌生了死志,但又因为想保护自己的儿子李算(正祖)和国家而忍辱偷生,就此背负极大的负罪感,直至她后半生几乎都无任何幸福感可言。这种罪恶感直至孙子(宣祖)的降生于自己生日的同一天才犹如受到天启一般消弭。但是霍利威尔不同,作为一名与男性身份对等的现代女性,她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因此一方面对自己已无感情,患了精神病的丈夫并没有舍弃,甚至一直戴着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寻求幸福。她有众多情人,她甚至在和占·范乔斯特的短暂情史之后,还按照其遗愿收养了本该成为对方养女的陈建依。她所做的一切既无损他人,又造福了自己,没有任何良心上不该有的负累,因此尽管命运坎坷,但比红王妃要快乐幸福得多。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才情和勇气十分佩服,她设计了霍利威尔这样一个角色似乎在暗示着红王妃如果生活在当代的英国会是怎样的命运。这样的构思不可谓不匠心独具。

二、文化交融

体现文化之间的交融有两个方面。一是以鬼魂身份出现的红王妃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在叙述过程中颇具谐趣,指今引古,甚至不时提及同时代的别国人物。如在提到思悼世子的狂症时提到后世精神病的研究成果;在谈到英祖杀子事件时也列举了近代俄国彼得大帝杀子等杀亲行为作以对比。红王妃还不时提及一些例如“全球化”等现代的时髦字眼。这些所指毋宁说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世界历史文化知识的英国学者德拉布尔对红王妃的声音的拓展和延伸,使人在阅读古代部分之时,尽管惊骇于杀子事件,但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奇妙之感顿生。二是作为红王妃替身的霍利威尔教授,处处受到红王妃的影响。她因为对红王妃的了解而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占·范乔斯特,与他有了一段短暂的恋情,在对方死后因为他曾在生前说过要收养一名中国孤女而最终代替对方实现了这个诺言。这一经历如果孤立来看未尝不能说有些匪夷所思,但结合红王妃的经历则并不难理解:红王妃所处之位既要考虑自己儿子的安全,又要保证国家的稳定,她作出的一切决定主因都是为此。而霍利威尔也因为红王妃的这种责任感激发了自身的责任感,不愿让他的情人和孤女失望,所以才有这样的举动。另外在德拉布尔的访谈录中,作者也曾提到,霍利威尔这个角色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文化的借用,如她曾在机场遗失行李,本以为是被盗,谁知自己才是拿错行李的人。

另外,运用象征也是表现文化交融的一个重要手段。德拉布尔是一位非常擅长运用象征主义的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这一特色也十分显著。为了体现两个女人共同的困境和命运,在古代和现代的叙述中不时出现相同或类似的象征,如桑树、红裙子、红袜子、喜鹊、米柜、铅匣等象征,大大加深了两部分叙事的联系及内涵。前三者指向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对“生”的热爱和期翼,后三者则代表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宿命论思想。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生存的本质,关于世界性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这些象征的出现好像穿珠子一样把小说连缀在一起,给人以意犹未尽回味之感。

最后要说一说这部小说的标题《红王妃》。红王妃即洪氏,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德拉布尔为什么要改成“红王妃”,我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自然是使洪氏、霍利威尔和德拉布尔本人都感兴趣的红裙子,红色是一种希望所在;其二是英国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形象,即《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王妃。这位总是喜欢说“砍掉他的头”的跋扈君主与真正的洪氏形成了一种巧妙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德拉布尔为什么坚持要加上副标题“一部跨文化的悲喜剧”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成就了这部悲喜剧,而其中的人类精神,尤其是女性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by JaHyun Kim Haboush.The Memoirs of Lady Hyegyǒng: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a Crown Princess of eighteenth-century Ko-re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Margaret Drabble.The Red Queen.Harcourt, Inc.Florida.2004.

[3]王守仁, 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交融碰撞 篇5

一、环境的优美与险恶

沈从文的作品多以湘西为背景,用古朴清丽的语言在作品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优美的令人神往的湘西风景画:宁静流淌的河水养育了世世代代在此生活劳作的朴实人民;悠扬的山歌飞出竹林,激起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黄昏的田边,劳累一天的村民们愉快地谈天说笑……《边城》中这样写碧溪咀的美:“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不仅自然环境优美,湘西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能够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中保持相对的和平与安宁。这也造就了沈从文小说田园牧歌式的诗意风格,给人无限的美的享受。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湘西的风景虽美,但在自然中还隐藏着未知的凶险。在那样一种原始落后的状态下,自然条件支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人的生命与自然的力量相比是那么渺小。还是以《边城》为例,书中记叙了当地流传的这样一段话:“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翠翠说时只是打趣,却不曾想到日后天保大老就是在茨滩的汹涌河水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灵动温柔的水承载了年轻男女纯洁的爱情,却也成为了残酷的凶手,为故事抹上了悲剧的色彩。从社会方面来看,安宁也只是暂时和相对的,兵匪、强盗也常常威胁着这里的宁静生活,打架斗殴,杀人砍头,血流成河的景象也并不少见。底层的劳动人民们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求得生存也是非常不易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美好和凶险无时无刻不联系着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苦与乐,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命运。

二、民风的淳朴与野蛮

沈从文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其中第一点就是“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 (1) 。基于这种感情,沈从文总是把湘西的民风民俗写得美丽淳朴且具有人情味。他笔下的湘西人大多待人以诚,重义轻利,豪爽热情,说一不二,与人为善,对朋友能“掏出心子相向”。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如:《边城》中的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老船夫,《长河》中慷慨大方的桔园主人,《船上岸上》那位好心肠的卖梨子的老太太,《灯》中纯厚正直的老兵,等等。这些人都是有着单纯的义利标准和特殊的道德估量,他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使其他人更幸福、更快乐、更温馨。并不是说湘西人都是如此高尚,而是沈从文“更多地看到了自己家乡劳苦人民在社会重压下不曾泯灭的美与力,看到人民温良质朴或雄强粗犷的品质,看到其间‘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2)

然而,我们也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看到了另一部分人和现象。我们看到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我们看到了妓女卖身、水手宿娼等病态风俗,放盅、嫁神等荒诞之举和沉潭、发卖等野蛮习俗。这一方面是由于在闭塞的湘西残留的原始习性,另一方面也因为乡村民众长期的受压迫地位导致的。但无论原因如何,这种野蛮落后的民风是作者和读者都不能够轻易忽略的。

但就算是对于这部分特殊的人和现象,沈从文也没有进行一味的批判和贬低;相反,他仍然能够在其中挖掘出淳朴和自然的美。沈从文能够从那些人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发现他们的天真可爱之处。至于那些丑陋的、落后的风俗,沈从文则抱定宽容原谅的态度,说清历史的成因,摆出事情的原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在这里,美与丑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三、人性的美好和扭曲

人性是沈从文的作品所刻画的重点,他曾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3) 然而沈从文所追求的人性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人性主要表现为爱———这里的爱是多种多样的,有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纯洁爱情,有老船夫对孙女的无限疼爱,也有大牛伯对老牛的呵护关爱,还有虎雏对自然生命的眷恋热爱,更有湘西广大人民慷慨无私、善待他人的伟大博爱。爱是构筑这个“希腊小庙”最重要的材料。沈从文所擅长的就是在那些平凡、朴实、粗犷甚至野蛮的农民身上发现他们充满爱的心灵,发现人类最本质最纯真的人性之光。他热烈地赞美这种健康、完美的人生形式,也对这些具有最高尚的人格却遭受着命运的悲剧的人们表达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示和批判了导致这种悲剧的罪恶根源。

在那个时代,乡村世界中的素朴人性一方面遭到传统观念的禁锢,另一方面也饱受城市文明的感染和破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扭曲。正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这些人:《会明》中原本对小鸡都充满爱的善良伙夫在军中被“教育”得对军阀杀人如麻的现实感到无所谓了;《菜园》中平静和睦、富有人性的一家人在国民党的迫害下家破人亡;《长河》中的桔园主人滕长顺虽然身为乡间的头面人物也免不了时常受保安队长的敲诈和搜刮;《萧萧》中的村里人受坚守所谓的伦理道德差点将单纯善良、懵懂无知的萧萧“沉潭”、“发卖”。这就是乡村人民的悲剧———尽管内心善良美好,却无法逃脱社会和命运的掌控。

回顾那段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人性的残缺和扭曲才是当时最真实最普遍的农村状况。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一种愚昧、冷酷、麻木、丑恶,被统治者的欲望压制着的病态社会中挣扎着生存。而沈从文并没有放弃,是专注地挖掘他们身上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捕捉他们在不经意间质朴人性美的自然流露,展示他们在金钱、物欲控制的罅隙对爱的执着追求。因此,我们记住了乡村中人性的那种“愁人的美”。

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复杂多端的,在美与丑的交织下,乡村散发着异样的光彩。然而沈从文又是为何要塑造这样一个神秘而矛盾的乡村世界呢?仅仅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赞美和热爱,构筑一个供奉人性的小庙吗?或是为了批判城市人的虚伪和城市文明的罪恶?恐怕都不尽然吧。

沈从文自己也曾说过:“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4) 沈从文不同于一般的乡土作家,他的作品也不同于一般的乡土小说,原因不在于他描写了湘西,描写了人性,而是从他对家乡的深刻认识和矛盾感情引发出来的一种历史性的情感。乡村为何如此美丽而又不堪,人民为何如此善良而又不幸?沈从文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因为人们恪守文明的伦理道德而美丽,而是因为那大胆追求爱和自然的质朴本性而美丽;乡村不是因为人们野蛮粗犷的原始习性而丑陋,而是因为受虚伪的城市之风感染破坏而丑陋。沈从文对家乡的思念和悲悯是从一般的思亲思乡的离愁别绪中升华出来的,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所做出的对民族兴衰的深入思考,对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的不懈探究。最终沈从文“发现”了湘西,发现了在湘西人民中尚存的最后一丝民族的生命力,并由此意识到未来民族精神重造可以用什么作为基础,这也正是沈从文所描写的乡村世界的意义所在———在碰撞中所诞生的是振兴民族的希望,是挽救危亡的利剑,是建设新社会的基石。

摘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出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地方要数湘西了。在那个乡村世界中, 处处充满着复杂的矛盾, 优美与险恶、淳朴与野蛮、善良与残暴交织着, 构成一幅奇异的图景。但在这幅图中, 沈从文发现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深入人性的力量和美, 并希望用这种力量来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沈从文,乡村,美,丑

参考文献

[1]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J].花城, 1980, (5) .

[2]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的创作.沈从文研究[C].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3]孙韬龙.谈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沈从文研究[C].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

交融碰撞 篇6

一、营造和谐教育氛围, 激发学生的求知情感

课堂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学习与交流的过程, 还是情感交流与情感体验的过程。作为英语教师, 要积极运用自身积极的情感感染学生, 鼓励学生参与课堂, 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情感。这就需要教师营造和谐的教育氛围, 平等对话, 激发学生的求知情感, 使其主动学习。例如, 在教授8A Unit 1 Friends这一单元时, 我先提供一个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话题, 引导学生互动探讨:“What isa good friend? What are the good qualities of a goodfriend?”由于“朋友”这一话题与学生生活贴近, 并且初中生正处于与朋友密切交往的年龄, 所以这一话题很容易与学生产生情感共鸣。为了最大化激发学生的求知情感, 我以学生的角色加入话题探讨, 分享自己对friend的认识。有学生说朋友就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有学生说朋友就是你想和他分享快乐与悲伤等等。当在谈到“What makes your friend special?”时, 有学生说朋友应该是helpful、funny、smart、honest等等, 其中以honest呼声最高。由此, 教师及时渗透了与人交往要诚实守信、真诚待人的情感观念。在这个案例中, 教师以话题作为中心, 主动融入学生的free talk活动中, 营造和谐的教育氛围, 成功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情感。

二、设计课堂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一般而言, 学生的情感需要被激发、被唤醒。为了达到师生、生生情感交融的境界, 教师要合理设计课堂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加深印象。例如, 在教授7B Unit 2 Neighbours这一单元时我设计了场景模拟活动, 让学生亲自体验, 收获不一样的情感。这个活动安排在学生学习完基本的课文句型之后, 学生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句型, 才能顺利完成场景模拟活动。活动要求:假如你的新邻居经常晚上很晚还开着音乐, 请问你该如何与你的邻居友好地沟通?这一场景活动的设计旨在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 以更好地渗透邻里之间应该运用适合的方法处理好彼此间关系的理念。学生主动找搭档, 分析场景, 选定角色, 运用英语模拟场景。通过几分钟的练习, A组学生的场景对话如下:

S1: (敲门声) Hello, I am Betty. Nice to meetyou.

S2: Hi, I am Joy. Nice to meet you, too.S1: I am your neighbour. I live next to you.

S1: I am your neighbour. I live next to you. Youlike music, right?

S2: Yes, I like music very much, and I like popmusic best.

S1: I like music, too. But could you please turnthe music down at night?

...

以上场景模拟对话能围绕要求表达出来, 并且以邻居能够接受的方式提醒对方, 因而属于较为理想的对话。这一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还达到了情感教育的效果:邻里间遇到问题, 应该以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调节。

三、恰当进行教学评价, 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

在英语课堂中实施情感教育, 运用教学评价是一种不错的方式。教师恰当地进行教学评价, 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每一个学生都渴望得到正面、积极的赞赏与认可。这些赞赏和认可很可能成为推动学生前行的力量, 激发出学生积极学习的情感。为此, 教师要抓住学生心理, 恰当进行评价, 让评价发挥出“无限可能”。仍以教授7B Unit 2 Neighbours这一单元的场景活动为例, 进行评价时, 教师要注重挖掘闪光点, 如肯定学生的场景模拟能力、处理问题的思维能力等;语言方面可以表扬学生的口语表达、发音准确度等。让学生的表现得到认可、激励, 从而化为学生的正面情感, 更有信心地学习英语。评价时, 要注意避免单调重复使用good、wonderful等简单单词, 可配上对应的肢体语言, 找出对应的亮点, 如发音准确、地道;具有很强的表演天赋等等, 让评价内容更具体、更充实。要想真正与学生心灵产生碰撞, 情感交融, 唯有诚实评价, 做到真正关注学生, 才有可能实现。

交融碰撞 篇7

一、感性认知, “随性”阅读

课外阅读有别于课内阅读, 应当突出阅读的开放性和广泛性。笔者认为, 要想达到课外阅读预期的教学效果, 教师就要根据初中生的心理特征营造阅读氛围, 增强学生的感性认知, 无论是阅读的方式, 还是内容不妨让阅读“随性”一些。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语文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一些浅显易懂的文学作品, 提升他们的形象思维能力, 唤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二、理性思考, “反刍”阅读

感性认知是阅读者走进文学作品的“敲门砖”, 而理性思考则是阅读者把握作品内涵的“试金石”。学生只有经过理性思考, 才能由浅及深, 由表及里地走进作品所折射的精神世界, 才能进一步领悟作品的中心思想。这时就需要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反刍”阅读, 由粗读变为精读。

教师在课上可以组织召开课外阅读专题研讨会, 针对一些指定的文学作品, 让学生各抒己见, 踊跃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如《阿Q正传》中如何理解《序》中“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如何理解《序》中“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句话的含义?如何理解《序》中赵太爷的“抢进”“跳过去”?作者为主人公取名阿Q的含义?……通过层层设疑, 教师引领学生逐步走进文本深处。阿Q这个封闭落后农村的流浪汉, 有农民的憨厚、质朴的一面, 但更明显地具有褊狭、愚昧、盲目、无知、落后的一面。其最突出的性格是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甘屈辱, 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自我麻木的“精神胜利法”。这些内容, 需要学生通过反复阅读才能有所体会。

三、平中见奇, “有声”阅读

阅读过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的人后, 在主人公小弗郎士上课迟到的情况下, 文中的另一主人公韩麦尔先生并没有像往日那样责备于他, 而是通过“异常的”举止和言行来表现悲愤心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故事。笔者认为, 本篇小说如果仅仅从用词角度剖析, 确实平淡无奇。作者似乎在用“白描”手法平铺直叙地向读者介绍一个故事, 字里行间也并没有采用华丽的辞藻用于点缀和修饰, 但这篇小说却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 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小说的情感因素。《最后一课》这篇小说别出心裁, 既没揭露敌人罪行, 也未直接描写法国人民的反抗, 而是用第一人称小弗郎士的见闻、感受表达出来的。作者巧妙地将小弗郎士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内在的情感和外在因素的细腻刻画, 使读者也情不自禁的深陷爱国情感的氛围之中。

在课外阅读活动中, 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在阅读时不要“走马观花”,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借用课上文章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平中见奇”, 通过“有声”阅读充分挖掘作品的情感因素, 发现人性最善良、最纯朴、最真实的一面。

四、智慧呈现, “整体”阅读

写作需要智慧, 阅读同样也需要智慧。对于一些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不能“管中窥豹, 只见一斑”。段落之间的恰当衔接、描写对象的自然转换、故事本身的前因后果都是我们阅读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在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双睿智的双眼, 运用智慧的头脑进行“整体”阅读才能读出韵味, 读出思想。

例如, 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里有很多妇孺皆知的故事, 如桃园结义、三顾茅庐、挂印封金、草船借箭等。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鸿篇巨制时, 既要让学生能够读得“进”, 又能读得“出”, 不能局限于某一章节, 否则就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如有一句歇后语,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徐庶作为曹操的谋士, 为什么在一些重要战役决策时, 始终“一言不发”呢?徐庶足智多谋, 却“身在曹营, 心在汉”又是何故呢?要想消除这些阅读上的疑点, 就需要学生进行整体阅读, 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才能豁然开朗。

交融碰撞 篇8

一、尼采“身心一元论”思想

尼采之前身体一直被灵魂、意识、理性置换掉, 而到尼采这里, 他重新审视身体所处的地位, 把身体的创造性看做核心。“理性主义的弊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显现出来, 尼采抓住这个契机……开始重视自己本真的、非理性的直觉感受, 他强调人的本能、潜能, 要使世界和人生具有意义, 必须的靠人的创造”[1]。他宣称“上帝死了”, 再也没有凌驾于身体之上的宗教来宰制身体的创造性, 每个人都要开始重新确立自己本身的价值, 身体主体从此离经叛道, 让部分人士人仰之弥高。尼采身体哲学思想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力追“身心一元论”, (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寓意, 首先:尼采在他的身体哲学中把身体提到与灵魂、意识、理性同等重要的位置;第二, 强调身体与生俱来对欲望、情感自然的、本能的表达) 。第三, 强调回归身体自然性并彰显身体本能, 赋予身体创造性。前者是后者的哲学根基, 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体现。海德格尔曾说过, 尼采强调的身体是“未被撕碎的、也撕不碎的身心统一体”。从侧面可窥见, 他旨在肯定身体与意识的平等地位, 肯定人的身体原本的自然性、能动性表现。这种立足于精神境界寻求身心平等与解放的思想影响了现代舞蹈的哲学理念, 由此产生一种尊重身体、重视身体自然的表现情感的舞蹈理念。

二、尼采身体哲学对邓肯舞蹈理念的影响

现代舞创始人伊莎多拉·邓肯自幼受到母亲的影响, 喜欢艺术, 尤其痴迷于舞蹈, 但她从6岁开始就表现出对古典芭蕾舞蹈的反感, 认为古典芭蕾固守成规, 重形式轻内容, 不再迎合大众的审美需求。通过潜心研究古希腊艺术, 邓肯从古代雕塑、绘画中发现舞蹈的理想表达方式, 打破中世纪以来古典芭蕾舞对人体的束缚, 规定舞蹈的主要任务是借助人体动作自然的表现动作的内在精神。受到尼采等欧洲哲学家思想的影响, 邓肯的舞蹈理念同样强调“身心一元论”, 她对传统古典舞蹈的叛离, 对约定俗成的舞蹈技法的突破, 使其在现代舞艺术领域中取得备受关注的成就, “著名的雕塑大师罗丹对她的舞蹈如此评价:这不是一般的才能, 而是真正的天才……是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艺术。”[2]同时, 她的舞蹈理念也在不断的追寻自由、自然与创造性之中。

(一) 体现反叛精神, 追求自然表现

尼采受古希腊酒神精神的影响, 高度颂扬个人价值和独特观念, 他对人的身体生而具有的欲望、自然的情感表达给予肯定。受其影响, 邓肯对古典芭蕾舞循规蹈矩形式进行反叛, 她向往原始自然的纯朴, 把舞蹈动作建立在人的自然动作状态之上, 强调“灵肉结合”, 肉体动作是灵魂最自然的语言, 灵魂的语言借由自然的身体动作来表现, 这种自然形式来自于人对自然生活的密切观察, 越接近自然中事物的外在形态舞蹈的动作表现就越自然。可见, 邓肯舞蹈艺术思想与尼采“身心一元论”思想如出一辙, 表现生命的灵魂与舞蹈动作所依托的“身体”是一体的, 也是最自然的结合, 可以说“灵”与“肉”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邓肯认为, 舞蹈动作的由来离不了生活, 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应当视为艺术。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理论讲到, 外在事物的存在形式和人的情感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 比如, 视觉中看到低垂的柳枝, 顺应其柳枝的自然下垂方向, 人内在的情感是低落的, 那么, 身体动作表现也应该是收缩性的、空间位置为低位的、动作特征为缓慢的, 不与自然事物状态相悖。“她常常在大自然中观察棕榈树的颤动, 观察海浪波涛的运动, 在大自然中寻找人体的美的形态……若他的舞姿不跟海浪的节奏和谐一致……他们和大自然和谐的基调格格不入”[3]。同时, 邓肯与尼采志趣相投, 表现在对古希腊艺术、古希腊精神的追求与超越。邓肯曾游学古希腊, 极力从绘画、浮雕、戏剧与建筑等艺术中寻找舞蹈的本源, 她认为“未来的舞蹈就是往昔的舞蹈, 即永恒的舞蹈, 它始终没有改变, 也永远不会改变”[3]。进一步说, 往昔的舞蹈即人体无论在穿着还是舞姿上都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宽松的服饰、裸露的身体、赤脚等, 这些形式都与大自然中人的状态最为亲近, 这种状态是最自然的、放松的, 也是值得追寻的。唯有重返事物最原本的状态, 回归自然, 方可自然、和谐的表现自然。同时, 两人都出奇一致的用“孩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借用孩子最本真的特点作为自己理念的象征。尼采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对精神的三个发展阶段进行描述:“精神是如何变成骆驼的, 骆驼是如何变成狮子的, 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4]骆驼代表人的最低级的精神状态, 忍辱负重, 没有反抗;狮子代表人的中级精神状态, 背离传统价值观念, 呼唤自由;孩子代表人的高级精神状态, 挣脱束缚, 追求自然, 不断创新;而邓肯也曾说过:“孩子就像树木, 树木要自然地生长, 孩子的舞蹈也要合乎自然”[5], 用孩子自然和谐的舞蹈动作来象征舞蹈精神的最高境界, 这是对个体生命本质的尊重。由此可知, 邓肯的舞蹈理念也无不体现出一种对当下的叛逆与对原本性、自然性舞蹈思想的不断追求。

(二) 体现创造精髓, 追求个性解放

尼采说过, “意欲解放人!因为意欲便是创造!我如是教人。唯一的你们应当学习的, 只是创造!”[6]尼采并非一般的肯定并推崇创造, 且宣扬身体在创造性活动中的优先地位。邓肯虽与尼采宣扬的方式不同, 但都在各自的领域高扬创造精髓。邓肯舞蹈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突出“即兴作舞”的成分, 即兴过程中伴有大量个人化、直觉性与创造性的艺术特点, 它是最直接、最充沛的抒发个体情感的途径。同时, 即兴是对一个人所有禁锢进行放纵的有效手段, 是人生而有之的本能。邓肯同尼采一样, 她十分关注个体的身体解放与创造性的发展, 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即使跳一样的舞蹈, 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 她反对雷同, 倡导通过“即兴作舞”培养个体的个性发展与创造精神。邓肯赞同灵魂与肉体的统一, 与尼采的“身心一元论”哲学思想如出一辙。正是如此, 她强调身体动作的训练与内在情感的一致性, 注重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 而不仅是外在形式的美感。她曾说过, 舞蹈必须发自内心, 生自灵魂。“她的舞蹈形式之如她的皮肤一样适合她的肉体, 包裹她的灵魂, 从而为他人无法取代。”[3]正如尼采认为的“超人”, 它是指冲破传统思维、行为与道德方式束缚的、极具有鲜明个性与创造性的虚幻的形象, 进一步来说, “超人”是对富有创造性本能的身体的还原。尼采对“超人”的对立面“末人”则嗤之以鼻。对于现代舞蹈来说, 舞蹈者要表现的情感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是需要用心来演绎, 靠表演者内在情绪的推动用肢体外化, 表演过程本身就需要表现者自身的创造力, 把现实中存在的自然现象以及所流露的情感通过动作用内在的、主观的创造力表达为外在的、有形的舞蹈动作。在此, 舞蹈表演者就好比尼采虚构的“超人”, 其表演基于身体却又高于身体, 肢体只是舞蹈者表达情感的手段, 同时, 她要求不断激发灵感, 揭示人的创造性本能和欲望, 给予现代舞蹈艺术原创性的开拓。

综上所述, 在哲学领域内, 尼采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方向, 他认为“到了意识该收敛的时候了”, 把身体哲学提高到最高层面。邓肯的舞蹈理念受到尼采哲学的影响, 她反叛的性格特征在不断的寻求身体的解放、肢体动作表达的自然性, 追求“美即自然”的审美倾向、情感的自然流露以及创造性的本质, 在自然且富于创造性的即兴作舞中形成自己无法被别人超越的艺术风格。笔者认为, 凡是有创新精神的人, 即使在不同领域内, 也会因其反时代思潮的理念与呼声而成为该时代的核心人物, 与尼采一样, 邓肯的呼声太高, 超出同时代所有人的倾听能力, 两人皆成为自己同时代、同领域内的象征性人物。虽然两人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不同的学科领域而提出新的观念, 但尼采对邓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摘要: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晚期思想的最高价值思想突出“以身体为准绳”, 是对柏拉图、笛卡尔等哲学家“以灵魂为准绳”思想的反叛, 认为人的“身体”比“灵魂”更为重要与神秘。美国现代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受尼采“身心一元论”哲学影响, 追求“自然性”和“创造性”的舞蹈哲学, 强调用身体动作突破生活的桎楛,以此表达灵魂中最真挚的情感。邓肯在自然抒发内心情感的同时寻求身体的解放, 也是尼采酒神精神在舞蹈中的深刻体现, 她寻求“醉”的无限境界, 从而为正在衰退的古典芭蕾带来新的生命力, 引领现代舞的继续发展。

关键词:身心一元论,自然性,创造性

参考文献

[1]杜琳.尼采人生哲学评析[J].哲学研究.2009 (2) :87-88

[2]木千容.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J].人物.12-14

[3]刘青戈.西方现代舞史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73.75

[4]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5]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论舞蹈[M].北京:九州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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