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交融

中西文化的交融（共12篇）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1

在清末著名的洋务运动中, 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傅兰雅以传教布道般的献身精神与极大热忱向中国人宣传、介绍了大量西方文化知识。他以口译形式译介的科技文化类著作超过一百余种, 被誉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1]22。傅兰雅将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和中西文化交融。他自己也说:“我一生心血, 只希望中国多效仿西法, 将格致推广, 实现自强自富。”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科技输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中, 傅兰雅所做的贡献比任何一个外国人都要多, 而且比很多中国人都做得出色。

一、少年中国迷, 急功丢工作

傅兰雅, 英文名为John Fryer, 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的小镇海斯, 1928年7月2日病逝于美国奥克兰。他是著名的翻译家、传教士、圣公会教徒, 曾与人合译或单独翻译了近160部西方书籍, 是为中国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外国人。为表彰他的历史功绩, 清政府还曾授予他勋章和三品官衔。傅兰雅与中国的渊源深厚, 少年时代就是个“中国迷”, 对中国非常向往, 这主要是源于父亲的影响。其父是海斯镇的一位普通牧师, 多年在镇中传教, 但对东方事物非常关注, 尤其关心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傅兰雅小的时候经常跟在父亲身后去教堂听从中国远道归来的传教士或商人讲述关于中国的见闻。傅兰雅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孩提时, 最令我愉快的是阅读那些千方百计好不容易才搞来的关于中国的书籍。我日思夜想的就是去中国。由于我太想去中国了, 同学们都叫我‘中国迷’, 虽然是绰号, 但我也欣然接受。”

1861年, 聪颖好学的傅兰雅完全凭借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从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学成毕业, 毕业当天即向教会递交申请, 提出去圣保罗书院任教的请求。圣保罗书院是位于香港的一所教会学校, 该校之所以如此吸引傅兰雅, 就是因为它背靠中国大陆, 对傅兰雅而言是进入中国的最佳入口。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教会批准, 当年就启程远赴香港, 此时他才刚满22岁。正如他所预计的, 他在香港并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便进入了中国大陆。在最初几年, 傅兰雅的语言天赋很快彰显了出来, 他不仅熟练掌握了汉语, 而且还会说广东话。为了方便学习清政府的官话或“上流社会”的语言, 他特意投奔丁韪良的门下, 在京师同文馆做英文教习。一年后, 他来到上海英华书院, 在书院学堂里教授基础英语, 授课对象大多是上海富商巨贾的后辈。所有这些经历为傅兰雅日后逐渐步入中国上流社会铺平了道路、累积了资本。

傅兰雅被英国教会批准来香港和中国大陆, 原本是委以传教的任务, 但他出身牧师家庭, 对传教早已司空见惯, 没有太大兴趣, 加上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事业不像西方那样景气, 所以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传教上。到上海后, 他被上海基督教教会团任命为《中国教会新报》主编。傅兰雅认为自己在中国不靠传教也能扬名的机会来了。他第一天进入主编办公室, 便定下了至高的志向, 决心在一年之内将这份报纸发展为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工具, 实现发行量翻一番的目标。傅兰雅的办报目的, 不仅是要吸引中国知识分子阅读这份报纸, 而且还计划将它的影响力扩大至清政府内部[2]35。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他的“急功近利”却适得其反。清政府的确很快便注意到了这份报纸, 但得出的官方结论是:《中国教会新报》作为一份由外国人办的教会报纸, 成天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 很不妥帖。在清政府的软硬兼施之下, 傅兰雅于1868年辞去了主编工作。

二、地道中国通, 译书融中西

尽管丢了主编之职, 但已经从“中国迷”变成地地道道“中国通”的傅兰雅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时代潮流下不可能自甘寂寞, 不可阻挡的中西文化交融之势也不会允许他寂寞。他刚从《中国教会新报》主编办公室搬出来, 就接到了由清政府洋务派大臣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聘书, 被邀请至该局下属的翻译馆工作。于是, 傅兰雅不仅决定离开《中国教会新报》报社, 还决定辞去兼任的英华书院教职, 彻底与基督教教会脱离, 进入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著作翻译工作, 正式为清政府效命。能为中国官方机构做事, 傅兰雅异常兴奋, 做起事情来也是特别卖力。而且, 他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理解发挥得淋漓尽致, 十分注意以“俯就屈尊”的态度与中国同事们相处, 与他们像知心朋友一样打成一片。傅兰雅在中国同事面前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中国人, 对江南制造总局有着非同一般的个人影响力,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 江南制造总局以及清政府官员大多时候只是将他视为一位有能力、有知识、好结交的外国雇员, 可以利用他来解决棘手的各种技术性问题, 从而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显然, 傅兰雅没有看出这一点, 而是一门心思将全部精力用于江南制造总局的科研实验及文献翻译上。

经傅兰雅之手翻译出来的书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 其影响力与作用都是无与伦比的, 于近代中国翻译界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1896年, 梁启超发表了一份《西学书目表》, 其中列举了121部傅兰雅所译之书, 此外还有38部是已经翻译完成尚未刊印出版的。傅兰雅是同一作者之名下所译书目最多的, 而且对应的译书评价绝大多数都是“最要”、“极佳”等辞, 其地位可见一斑[3]58。这些译著的内容几乎涵盖西方近代科技的所有分支。傅兰雅曾于1880年撰写了一篇《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其中说道:截至1879年的6月, 已售出译著约有3.11万册。按照这个时间节点计算, 当时傅兰雅翻译出版、出售的译著有98部, 所以平均每部译著的销售量大约为300余册。如果参照该数字来看, 傅兰雅的译著传播范围并不是太广泛, 影响力似乎有限。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19世纪70年代, 西方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在当时中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 尤其体现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深居中国内陆的文化、知识界想要买到西方译著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此外, 傅兰雅的译著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内容大多深奥, 即便是曾经接触过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一定看得懂。再有, 出版社刊印时并未计划大规模投入书市, 而是仅针对个别学馆教材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科技参考文献所用。所以, 傅兰雅译著种类繁多, 但出售量并不大是可以理解的, 并不能说明他对中西文化交融的贡献有限。

相反, 至1880年以后, 傅兰雅译著的科技文化分量愈发显现。随着时间推移和洋务运动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熟知或热切希望了解西方科技文化, 从而对傅兰雅的译著产生了广泛的阅读兴趣。在此良好的文化交融局面下, 傅兰雅继续扩大译书规模, 于1885年开办了格致书室, 专门出售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科技文化类书籍, 并于同年陆续在厦门、福州、汉口、北京、汕头、杭州、天津等地开设了书室分部, 三年内至少出售了15万册。这个数字充分说明近代中国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强烈需求。傅兰雅自己也说:“中国人对西方书籍的需求增速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 所以我想在几个大城市将书室发展成书库, 以适应这种强烈的文化需求。”[4]246

三、从教美利坚, 不忘中国事

译书只是傅兰雅对中西文化交融贡献的冰山一角, 言传身教亦是他推动中西文化交融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且其教职活动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的教会学校, 而是扩大到了西方国家, 从而跳出一国国界, 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平台上为中西文化交融默默奉献。1896年夏天, 傅兰雅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执教。他第一学期只开设了三门课, 但全部与中国有关, 包括含广东话在内的中文, 中国官方文书与现代书信, 中国历史、哲学与宗教。

到1901年, 傅兰雅一手创建起来的加州大学东方学系迅速发展壮大, 仅是由他亲自带的学生就有近百人。校方为减轻傅兰雅的压力, 为他配备了两名助手, 一个教广东话、一个教日语。但这两名助手一人也带了25个学生, 除了课程压力可以分担之外, 根本不可能帮傅兰雅分担他带学生的压力。东方学系在加州大学的崛起, 一方面是由于涌入加州的亚裔人口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20世纪初的太平洋商业贸易兴起。随着选择进入东方学系的学生数量大幅增加, 傅兰雅的授课量也越来越多, 曾一度达到饱和状态, 成为加州大学课时量最多的老师。他除了讲授中文语言课程外, 还开设了讲座班, 向学生们讲解中国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情况。由于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美国学生从未听说过的, 具有一定的东方神秘色彩和极大的文化魅力, 所以来听讲座的不只有东方学系的学生, 还包括很多其他系部的学生也慕名而来。

1903年夏天, 傅兰雅决定不再回中国处理有关文化事务, 而是利用暑期时间到世界各地去做有利于中西文化交融的事情。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兰西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 与这些学校里的东方学学者、教授们交流信息和经验。经过多年、多次考察交流, 他设计出了一整套中西文化交融方案, 决定以西方高等教育资源为平台, 广开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融入世界之门。在加州大学校长和校务委员会的批准下, 傅兰雅将原来的东方学系改建为东方学院, 正式招收攻读东方学学位的新生。

摘要：英国人傅兰雅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是个“中国迷”, 他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 在中国工作了三十余年。傅兰雅在美国从教时, 也致力于以各种方式开拓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傅兰雅,中西文化,交融,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3]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4]林庆元.中国近代科学的转折[M].厦门:鹭江出版社, 1992.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2

人力资源管理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传人中国。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更加重视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诸多相通之处,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创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模式,均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相通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其五大主流派别分别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在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作为一种成熟的观念形态,儒家思想源于孔孟,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它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正统。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他还系统阐述了所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论语·雍也》记:“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出了孔子所向往的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从个人修养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文与质。但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协调得恰如其分,才能成为君子。那么二者应如何调配呢?“质”即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质朴无华的天性,所谓“文”是指人的外表的修饰,及后天的“诗书礼乐”教养,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的修饰。“质胜文则野”说明,这种与生俱来的质朴天性中有好的素质,也有不好的素质,所以需要后天的“文饰”来弥补其不足。如果后天“文饰”不足,就会将先天本性中不好的一面暴露,使人看上去比较粗野、鄙俗。“文胜质则史”说明,后天的文饰也应有一定分寸,而不是越多越好。如果后天文饰彻底掩盖了先天本性,那么这将遮蔽人性本有的质朴纯粹的良好素质。因此,要做一个有修养、有品格的人必须达到“文”与“质”的恰当协调,实现二者的最佳结合。“彬彬”即文质的协调配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到“文”与“质”的完满统一,其言谈举止应该与内在的美好品质达到统一,“质”和“文”两者都不可偏废。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才能体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呢?孔子在《论语》中有大量关于内返“质”,外修“文”的言论,并要求将这些思想贯穿君子的言谈举止和立身行事中。《论语·卫灵公》云:“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一个君子要将“义”作为他内在的人格操守,要以“礼”来约束、调节自己的外在行为,学会反思和自省,要以“谦逊”的方式与人言谈,要以“诚信”的态度与人相处。只有做到了这几个方面,才真正称得上是君子。可见,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是将“道义”作为自身内在的“本性”,将文明规范的礼仪作为行为的外在“文饰”和约束标准,谦逊而忠诚地持守这种道义,并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实践它。

具体到君子如何与他人相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又提出了“恭、宽、信、敏、惠”。孔子认为,恭敬他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对他人宽容厚爱,人们就愿意亲近他,与他共事;诚信待人, 就会取得他人的信任;反应敏捷,则容易成功;帮助他人,则容易团结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恭、宽、信、敏、惠的内在品格,他的外在行为才是适宜而恰当的,他也才能成功地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终实现自我的工作目标。

儒家的思想,虽然是针对特定时代和特定情况提出的,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洗礼,依然和现代精神具有诸多相融相通的层面。这是由于儒家思想具备人类恒久的思想魅力和精神追求,一直受到不同时期思想家的重视并不断获得新的阐述和弘扬,与新时代有更多的契合。正因为如此,20世纪60—7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飞速发展的新加坡,就曾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营养,并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如今,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社会转型与企业转制的态势下,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价值并未锐减,而是依然对现代企业建设和人力资源管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重道、明德、信义、崇礼,与现代企业精神是相通的,与现代企业管理也是相融的。这是构筑起历史与未来的桥梁。现代企业的发展,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有不同的模式。同样,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可以有多种模式。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儒家思想相结合,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由此可以形成和提供与西方企业不同的、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资源及科学模式。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正面意义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儒家理想的人格思想,也是具有活力和积极意义的文化基因。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几个核心要素: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导向力——号召人,引导员工把个人理想凝聚成企业同一目标;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格的培养为追求。这几个要素,从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中都可以找到线索。

(一)对人认识的殊途同归

儒家对人的认识,最先开始于对人性的假设,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性相近”的观点。

孟子提出了人性具有善端的“性善说”,他的成长理论的重点是如何不失善端并不断扩大善端。由于人的道德属性“善”已包含在人自身之中,因此“寻善”不是向外部觅寻,而是反身而诚,内心的修养便成为修养的重要环节。这对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依赖于外在因素的调动,关键在于主体的自觉自愿。

荀子则以“性恶论”为出发点,提出了“注重习俗,积善成圣”的成长之道。显然荀子与孟子不同,他较注重的是“修习”过程,强调习俗环境和修行,这是他对孔子“习相远”的发展。“注重习俗”和“积善而不息”的成才环节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不可缺少的内容;现代企业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和提高员工的素质,正是上述两个环节的体现。

无论是孟子主张的“性善论”还是荀子倡导的“性恶论”,最终的目的还是向善,要人们能够成为君子,这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均有启发意义。

(二)对人的要求和管理组织中的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伦和谐,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谐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及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

对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以和为贵、和谐是追求真善美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是企业伦理道德的理想境界,也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准则。当今企业道德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管理者与下属之间,企业内部各成员之间亲密无间、友爱互助,这与儒家的“人和”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凝聚力”的体现。与人相处的仁爱之心

孔子认为,想成为真正的君子必须具备“仁者爱人”的素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我们可以突出强调人的仁爱之心,并以一定规章制度及奖惩方式号召员工之间互容互谅、团结友爱,用高尚文明的思想教导员工,提高其思想修养和道德境界,从开始的“管理育人”向“服务育人”慢慢转化,使企业上下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友好和谐地相处和协作,使整个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力资源的管理者,要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公司的其他员工,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团结公司各层员工,使企业利益达到最大化。这一点是人力资源管理中导向力的最好说明。

在一个群体中,上行下效是一种普遍的心态,一个严于律己、胸怀宽广、睿智而宽容的领导者不仅能赢得下属的敬重和信赖,还会对员工的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具有众多美德的管理者,将决定企业群体的良好品格素质,左右着员工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也预示着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说到底,人力资源管理是对人性的管理、对心灵的管理,是对人类美德和智力的开发,以德行影响员工、以真诚感化员工、同员工进行心与心的沟通是企业高速发展,产生奇迹的催化剂。在中国特殊的国情、文化背景下,最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就是在制度化管理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管理,以德行影响人、以真诚感化人,建立制度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贵“义”轻“利”的价值观

孔子关于义与利的名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君子讲究的是义,小人讲究的是利。他还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即要用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财富该取的才取。把孔子的全部言论联系起来看,他并不完全否定物质利益,但认为获取物质利益一定要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则。并认为“义”重于“利”,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要重视道德境界追求,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这些都是古人对君子的要求和管理,但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遇到义与利的抉择时如何调整心态,在公私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发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都有启发意义。君子讲求“诚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基本的做人道理。此外,儒家还认为,诚信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原则;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

在企业中,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也应该建立起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员工对企业忠诚,企业对员工信任,大家一心向着企业的发展,增强对企业的责任感,努力工作,为公司谋得最大的利益。注意礼义廉耻和正身自律

儒家思想认为,君子的德行需要靠“礼”来约束。“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 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礼”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礼”既有威猛的一面又有柔和的一面,它讲究先以善恶美丑礼义廉耻教化人,从内心激发人的自觉和主观能动性,再辅以法律。儒家的这种礼法观念对于今天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人才的教育与组织很有借鉴意义。企业要想有战斗力就必须有凝聚力,而凝聚力产生于统一的管理和纪律,统一的思想和部署。而以往管理工作,要么强调以严格死板的制度规范强化人的思想和行为,要么放任自流顺其自然,事实证明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走了两个极端,应该是刚柔并济,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者,要想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必须明确员工各自在企业中的位置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

儒家思想中的“礼”,还有促进正身和自律的作用。“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依靠强加的外来压力,而是也很注重内部的自省。“礼”的约束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正身和自律来实现。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身和自律是一种自觉的道德行动,是“仁”的表现,它出自人心灵的规定性和自觉性。人力资源管理中强调的规范力,也应该用这种思想教化员工,使之从内心深处加强正身和自律,不断地提高自身知识水平,加强自我修养。领导者注意正身和自律,就能意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勇于进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被管理者做到正身和自律,就能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完成任务。一个注重正身和自律的集体可以节约很大的管理成本。

(三)适应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特殊性

孔子所要实现的君子人格,内要以“仁义”为本质,外要以“礼仪”为行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恭、宽、信、敏、惠”的优良人格品质,才能在具体实践中进退有度。儒家这种文质并重、内外兼修的君子理想对人力资源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一个有着良好人格修养和高尚情操的人力资源工作者,必然能在千变万化的现实工作环境中,体现出良好的应变能力,合宜适当的行为礼仪。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工作对象是“人”,这种被传统文化影响、感化、教育、塑造并规范 的个体。最终,对人的理想管理方法是实现人的自我管理,单纯依靠任何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人性中的弱点。作为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其扮演的不仅是管理者的角色,也同时是被管理者,要对公司的所有员工负责。首先,要能够协调公司各部门和人员的组织关系,做到部门与部门、人员与人员之间和谐统一,对于高层管理者可以偏重于道德约束,对于基层人员可以偏重于行为。其次,人力资源工作也是一个决策性的服务工作,它的职责是为企业挖掘优秀员工,不仅要知人善用,了解每一位员工的特点,将其用在最合适的岗位,更要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同时,为企业创造积极向上、团结敬业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工作效率。这就要求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要不但是最好的聆听者和艺术的沟通者,还是严谨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工作者要比其他员工有更强的自律和自省意识,用更加严格和苛刻的行为准贝崃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想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既不能脱离员工,以管理阶层自居,也不可以成为员工的附庸,无原则地附和与迁就。此外,人力资源工作者手中掌握着公司的诸多内部信息,公司的重大决定也是先于实施前知道。因此,还一定要严守公司秘密,不可随便传播公司未公布的任何信息。

另外,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国家,它的管理应该更加注重人治,而人治则依据的是一种理情兼顾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只把员工当做被管理者来看待,而不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各级员工之间的关系,该企业就容易出现人的异化。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企业管理更是如此,在探索新发展的进程中,儒家文化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深厚的资源。

三、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负面影响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迫从的,然而,它同时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会与当代科学管理中的某些观点相悖逆,对中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儒家理想人格思想强调文质彬彬,认为只有懂得仁爱,重视礼仪,讲究情义,外在和内在相互协调统一,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君子,但这忽略了个人的需求,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这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具体表现为:第一,人力资源部门在制定管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第二,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更讲公平,不讲效率。工资水平分配上各岗位工资基本相同,不按贡献拿工资,造成员工工作积极性减退。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第三,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特殊性,群体性高于个性,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利益,排斥任何的“个人主义”。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二)重传统而轻变翠的偏向

由于儒家理想人格思想讲求“忠孝、礼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使得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容易重传统而轻变革,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管理者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因此,在培训员工时,应克服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鼓励员工大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鼓励他们敢于突破传统模式,勇于尝试在变化中求发展。

以上两个方面也可以引申出入力资源在管理中的另一个问题:文化的包容性。这对于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是非常必要的。美国能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世界第一流大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全球化方式引进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人力资源。美国以全球化方式引进的人力资源为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要为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找一条科学管理之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尽管中国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但实际上它无法摆脱历史的沉重羁绊和局限。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之前的时候,我们发现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知识的更新和西方工业社会产生的巨大变革,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新问题。这种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向应是:应变、求实、进取、创新、攀高。因此,革除儒家思想中的负面影响,是当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

综上所述,中国伦理道德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文驱动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民主化、人本化趋势实质上是伦理化趋势,人的行为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和影响。

因此,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中许多好的要素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今天,我们通过对儒家理想人格思想的解析,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结合中国现实,将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与科学模式。

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它所强调的“天”、“地”、“人”三才，最关键的、也是最不易把握的是“人”.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展的计量努力，儒家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自身的修身养性，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

人类赖以生存的两个基本要素中，一个是人自身的求生功能，另一个是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就要一方面改变生存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所谓改善人类自身的生存能力，就是要开发人自身的生存潜能。如果我们不能开发人自身的生存潜能，我们就可能不能适应新的生存资源；如果我们不能开发新的生存资源，我们就不能为人自身的生存潜能的开发创造更好的条件。

实践告诉人们，再健全的道德约束，也不能彻底消除不道德现象的发生，否则道德约束是不必要的。同样，设计近乎完满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案，只能一定程度上起到对员工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督和激励，否则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犹如一纸空文。这也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一直争论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总会有偷懒的时候，当代理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出现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无论双方事前签定的合约如何的完备，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合同就总是不完备的，只要存在不完备合约，道德风险在所难免。对这一现象给予比较令人满意回答的是东方文化强调的修道思想。单纯的依靠任何一种外在的强制约束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所谓人性中的弱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再次将目光投向太平洋的西岸--这片散发出古老的自身修炼思想的土地。

人类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在东西方文明相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全球化的发展就是在对人类文明进行全面的基础上的发展。新的发展难以切断人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全球化的发展就是能更根本地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发展。目前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社会发展模式造成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副作用，即，这种社会发展模式没有处理好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没有认清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以人文文化为特色的东方文明的价值：人类可以人文化地更好地处理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最终我们会发现，理想的对人的管理是实现人的自我管理，这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现代西方企业的管理特色不仅在于其企业制度的理性化、法治化，更在于其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所体现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种建立在新教伦理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涉及到西方人宗教道德中传统的生命信仰形式和价值理念。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可以学习其理性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但很难通晓其企业制度的核心，即西方人建立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生命信仰形式和源自其宗教道德传统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在学习西方的企业制度时，东方企业的制度硬件可以是西方的，但是，企业制度的软件“人”，则只能是东方的。

所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硬件内容中国有企业家可以从西方移入，并依照中国的国情综合改造为我所用；但中国企业家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是不可能从西方移入的，这是必须在所属文化传统的熏习中积淀下来的。这并非易事，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升级的反传统思潮冲击下已衰落势微。因此，重塑中国企业家的人格风范成为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紧迫要求。儒商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要求的具体体现。被称为近世儒商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义，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利，是指企业的经营效益。义利合一是指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的经营效益相互依存。从儒家的企业伦理来看，义是利的基础，利是义的结果；义是利的指导，利是义的实现。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在涩泽荣一看来，记载儒家道德教训的经典《论语》代表义，精确计算企业成本效益的工具算盘代表利，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必须坚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必须坚信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合一，不可分离。“打算盘是利，学《论语》是义，应不断根据《论语》之义得出算盘之利，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具有真正的致富之道。”义利合一在涩泽荣一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以公益为利，利即是义，义利不分。他对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是眼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不应该出于私利的考虑去做。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符合伦理的目的。所以，《论语》中“放于利而行，多怨”是指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身企业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但是不适用于工商领域，因为追求利润是企业存在的前提。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兴起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用他们不同的历史文化熏习染濡出人生信仰、行为方式和宗教道德多样化的企业家，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在学理上抽象推断的无文化特征的企业家，只存在具体的企业家，即生活在不同文明中、体现特定文化特色的企业家。西方管理重法治，中国管理重人治。法治依据的是一种唯理的精神，而人治则依据一种理情兼顾的精神。理性倾向公正，感情偏向自私，所以为防止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感情因素出现偏私，就必须预先用制度与章程将理性固定下来，进行管理过程时，只要按照事先规定好的制度与章程管理，就能排除感情的干扰，实现理性的公正。这种唯理重法的管理思想仍是现代西方管理模式的主流。东方管理思想虽不反对法治，但更重人治。如果一个企业只把企业员工当作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来看待，而非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待，该企业就容易出现人的异化。现代文明是工业文明，现代社会是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生活成了人类生存的主要形式。本来人类寻求自然欲望的满足与物质生活的富足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压倒人类其它生存活动的趋势而走到极端。人性萎缩在紧张卑琐的利欲活动中，丧失了全面健康的发展。这正是韦伯试图证明的现代社会特征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类充实光辉的生命被束缚在某一具体的过程或操作技术上，异化为某一制度框架内形式理性的呆板执行者，降为机械的、被动的、涉小的、萎缩的存在。

儒商作为东方企业家的人格理想模式，强调的是人内在的生命实现人类存在的极致、生命的最高意义与价值。这是儒家讲的内圣，即立人极之人，达天德之人。内圣是人类存在的本然之性，每个人生命中都具有圣性。同时儒商应具备商才，即，实现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须的商业才干，也就是说，从事实际工商经贸活动所必须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正如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义于仁，游于艺”，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德才兼备，道义两全。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的企业制度更是如此，中国企业制度的性质及其发展，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东方工业文明的形成。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在创造一个新文明的千秋伟业中，儒家文化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深厚的资源。历史是人创造的，只要造就一代儒商，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就应运而生，必能在中国创造出新的东方文明。

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党群部综合科 张剑

对于一个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说，人力资源可以说是所有资源中最可宝贵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指出：美国的最大资本是其人力资源，而非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国家的发展要靠人力资源，企业要想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也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理论研究成果与成功的实践案例，但作为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依然是极富挑战性的。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人们总结了很多技巧。但对于不同企业、不同场合以及不同的沟通对象，这些技巧的应用结果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甚至会截然相反：有的会比较成功，有的则会完全失败。所以说，这些所谓的技巧也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我在中海集运从事企业内部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主要是绩效考核）过程中，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曾试图从相关理论、前人经验以及一些讲座推荐的管理技巧中寻求帮助，但效果都不大。通过公司组织的学习培训，加上对《论语》的一点初步了解，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不可否认，《论语》中的一些观点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这反映了孔子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的认识上的欠缺。我们在学习与运用的过程中，需要予以区别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但总体而言，我认为儒家伦理思想不仅对企业员工个体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放于利而行，多怨（孔子）”，“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子游）”，等等。而且，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儒家伦理思想更是大有可为的，它对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员工职业道德、树立共同价值观、充分用好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下面，我将就自己对儒家伦理思想的一点粗浅认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它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指导与帮助。

一、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引入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因

管理科学侧重于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手段来调节管理过程中的各种人事矛盾，理顺人际关系，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而伦理学侧重于从道德意识的高度去处理人际关系，通过充分发挥人们的道德自觉性来调整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达到控制社会系统的目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与单纯地做事或者理论研究相比，跟人打交道是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员工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管理很难用1+1＝2的定量化方法来解决。即使企业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岗位说明书、工作流程与绩效考核办法等规章制度，也无法仅仅依靠这些书面约束与激励来达到调动员工主观能动性、全身心投入企业发展之中。管理科学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的这一不足，已经为众多的企业管理实践所证明。

我认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儒家伦理思想与前面所说的书面约束与激励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调和企业中人与人的矛盾，培育共同价值观，调动员工积极性，整合员工合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新内涵 在《三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儒家伦理思想博大精深，但上面这句话中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是其精髓所在。我认为，对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说，仁义礼智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其新的内涵： “仁”——企业真诚关爱员工，员工之间互助友爱；

“义”——以义统利，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员工有工作责任心；

“礼”——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对内遵守规章制度，对外竭诚服务客户、服务社会；

“智”——重视人才，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与锻炼，通过提高员工素质来增强企业智慧；

“信”——立信守诺，以信誉为企业立身之本。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现实作用

1、加强企业凝聚力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在孔子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中，“仁”占据了中心地位，是含义很广的一种道德观念，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仁”的基本内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仁”的思想通过推动、引导企业真诚关爱员工，鼓励员工互助友爱，可以非常有效地加强企业的凝聚力。

举个例子，2002年初，由于市场环境恶化，中海集运遭受巨大亏损，仅2002年上半年就亏损近7亿元毛利，几家大银行停止贷款，员工的现金流压力非常大。

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公司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挺过困境、逆势扩张，更是如何保护员工利益。公司领导层曾内部开会，特别强调不管公司如何困难，也要坚决做到员工收入水平不下降，要优先保证员工切身利益不受影响。与经营上的大手笔、大气魄相比，中海集运在生死一线之际，不裁员、不降薪、不牺牲员工利益，其中所闪现的人性光辉无疑更加令人感佩、叹服。

公司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也许并没有什么有意识的理论支持，但这一行为背后，无疑是儒家“仁”的思想的体现。正是这以人为本的仁爱真情，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使中海集运上下团结一心，共渡难关，也为公司日后的大发展保住了一支充满朝气与凝聚力的宝贵人才队伍。

“仁”的内涵除了相亲相爱，还有很多，如孔子所说：“刚、毅、木、讷近仁”（刚强不屈，果敢坚毅，质朴老实，言语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了。

2、提高员工职业道德

如前所述，光靠制度、流程、岗位职责与质量标准等硬性约束，很难真正调动员工尤其是管理岗位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必须结合应用儒家中“义”和“礼”的思想。在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训中，有“以义统利”这四个字。我想它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要见利思义，取利有义，不能用不道德的手段去谋求物质利益；在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同时，还要帮助企业的客户、合作伙伴等获取利益，达到多赢的结果。孔子也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礼”的思想，对现代企业中的员工来说，可以理解为秉持社会认可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在企业内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对外交往中竭诚服务客户、积极回报社会。

通过在员工中熏陶、提倡“义”和“礼”的思想，可以提高员工职业道德，培养爱岗敬业精神，从而很好地解决跨部门协作中的推诿扯皮和客户服务中的拖延敷衍等现象——这些现象往往都很难用规章制度等影响约束办法来解决。

对于如何更好地做人做事，儒家伦理思想也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如： “乡愿，德之贼也”（全不得罪人的好先生，是败坏道德的人）——说明做人做事要有自己的原则，不能一味圆滑不得罪人，满足于做一个好好先生。“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听到传闻不加考证而随意传播，这是应当抛弃的一种品行）——告诫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不要传播小道消息，谣言止于智者，要杜绝“地下组织部长”现象。

“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一副和气善良的脸色，这种人是很少有仁德的）——这是典型的两面派作风，希望我们自己能够避免成为这种人。“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心胸要包容，眼光要开阔，正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看到他人缺点的同时，更要挖掘、发挥其优点。

通过这些做人做事信条的熏陶，对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好好先生、小道消息、两面三刀等痼疾都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对更好地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也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树立共同价值观

在《论语》中，信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取得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二是自己对别人讲信用。在这里，我所取用的是后者。

孔子认为，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这说的是信用对个人的意义。孔子还说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这讲的是取信于民对政府的重要意义。对于孔子说的上述两句话，我们同样可以引申为取信于客户、取信于社会对一个现代企业的重要意义。现代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信誉无疑是其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也是绝大多数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内容之一。长荣曾经为了不失信于客户，而用飞机将一个海运集装箱紧急空运至目的地。虽然付出数倍于正常运输的成本，但却成功赢得客户的信任，这对于它的长远发展的收益，肯定远远大于空运本身的成本。可以说，“信”的思想已成为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核心准则之一，其意义已经超越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的道德范畴，而成为企业安身立命并实现远景目标的更高层次的关键性要素。

企业是由员工组成。通过在员工中灌输“信”的思想，使员工在内部工作中以及服务客户等对外交往中讲信用、守承诺，必将在提高内部工作效率的同时，促进企业信誉的提高，树立企业的守信品牌，为企业赢得更有利的竞争优势。

4、知人善任，充分用好人力资源 在现今竞争极其激烈的市场大潮中，合适的、契合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不是仅指优秀人才）已成为企业赢取胜利的力量源泉。但在现实中，许多企业都存在人力资源的不平衡现象，即某些部门虽不断加人依然有人手不足的感觉，某些部门虽然人员较少，但对于同样的工作却表现得游刃有余。除了信息系统、制度流程等方面的原因外，有关的管理者是否能做到知人善任也有着很大关系。

在与樊迟关于什么是“智”的问答中，孔子说“智者知人”。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了解别人”。简而言之，“智”，就是“了解人”。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智”的思想尤其重要，企业各级领导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部门必须要能够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每一位员工的最大能力。

同时，在制度方面，为了使员工和岗位达到最佳匹配，可以尝试建立一个柔性的内部人才市场，通过公司内部公开招聘的方式，满足空缺或新设置岗位的需要，还可以对薄弱岗位实施竞聘（中海集运已在这方面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今年初拿出六个副科级干部岗位进行内部公开竞聘）。

建立内部人才市场的初衷，实质上就是孔子所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通过发挥员工的爱好、兴趣、长处、优势，使之匹配最合适的岗位，达到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与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双赢。

完善的内部人才市场实现了员工与岗位的“双向选择”，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它不仅可以使员工队伍合理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员工的潜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智”的思想同样对企业的人力资源培训工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如孔子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深奥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就很难让他了解深奥的道理了）。其中的含义，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员工要因材施教，对不同岗位、不同资质、不同教育背景的员工采取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与培训内容。相比场面热烈的一刀切培训，这样的“小班教学”模式相信会更具效果。

四、如何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1、领导以身作则、身体力行

在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训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以义统利”这四个字外，还有“正己安人”四个字。在翻阅《论语》的过程中，我看到在子路问君子时，孔子先后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来回答子路。我想，这应该就是“正己安人”四字的原始出处了。而它的含义，我认为就是要求“君子”在带动他人的时候，首先要以身作则。

在将儒家伦理思想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过程中，企业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管层是否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就显得特别重要。孔子曾经曰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位置居上的人本身品行端正，就是不发布命令，人民也会照着去做；本身品行不正，即使发布命令，人民也不会听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身不能端正，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2、进行专项培训 在网上，我查到了一条关于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的教育方法。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然后，每一个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 ”，进行自身反省。松下就是用这样通过抓住“孝者，德之本也”这一基本思想，来培养人的仁德，实现自己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还很难做到象松下这样的规模和层次，但依然可以制定适合本企业实际的儒家伦理教材，作为新员工入司教育与员工提升的必修科目，进行专门培训。在培训的过程中，要避免流于形式和走过场。在集中培训的基础上，还应有员工的上级管理者的参与，帮助员工认识儒家伦理的实际意义，以及自身与企业的关系等，真正使培训内容在员工中入耳入脑

3、融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全过程 光有领导的重视、带头以及专项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儒家伦理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切实发挥作用，还必须充分融入招聘、考核、薪酬、晋升、培训和奖惩等各个环节中。一方面要以儒家伦理思想来指导上述各环节的工作开展，比如将第2点的专项培训结果与员工晋升相结合，以及将中低级管理者的晋升与他们知人善任、培养下属的成果相结合，等等。另一方面，要将是否合乎儒家伦理思想作为评判各环节工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因为部门间推诿扯皮而导致工作差错，或者因为员工在客户服务中责任心不强造成客户的损失，给企业信誉造成负面影响，都要有相应的制约。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儒家伦理思想都是指经过选择的、切合企业实际、有企业特色的儒家伦理思想精髓。

五、结束语

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尝试 篇3

《爱的甘醇》，由河南师范大学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策划，汇聚河南省高校音乐院系的优秀声乐人才，聘请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队伴奏，河南师范大学帕瓦罗蒂音乐艺术中心合唱团担任合唱，由意大利歌剧导演斯蒂芬诺·蒙蒂执导，意大利歌剧艺术家马克·贝雷依任乐队指挥与歌剧艺术指导，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排练而完成的。为了使歌剧更加贴近中国观众，导演蒙蒂精心筹划，在歌剧中从背景、道具，到服饰、表演，增加了许多中国河南文化元素，使观众感到分外亲切。歌剧的上演凝聚着中意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应当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艺术交融的新的尝试。

一

中国河南版《河南版》排演的宗旨和演出的基础是力求忠实于歌剧原著，把握纯正的意大利音乐风格。这首先要归功于歌剧艺术指导马克·贝雷依。

马克曾与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长期合作，为其担当钢琴伴奏与部分歌剧的乐队指挥，是意大利著名的歌剧艺术家。自2007年签约河南师范大学，担任其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在这次《爱的甘醇》的排演过程中，马克对合唱队、乐队，以及所有上场的演员，都进行了精心的辅导，保证了这部经典歌剧的成功运行。

在一个普通高校的音乐学院中，对一个非正式演出团队进行西方歌剧的排演、训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对合唱队的排练中，在正常的声音训练之外，马克先生重点对唱段中的语言、句逗和表情进行了强化训练，有时为某一句歌词的发音，可能进行长达半小时的纠正、训练。而对于句逗、表情的处理，马克先生更有着独到而精细的安排，保证了唱段风格纯正，达到“字正腔圆”的效果。

为使歌剧排练顺利进行，上场的演员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马克先生对每个上场演员都进行了精心的辅导，对每个唱段，从语言、语气、力度、表情、感觉等，提出细致要求，并逐字逐句地进行范唱。正是马克这种严格而近乎苛刻的训练，大多数演员才能较快地掌握唱段的风格与表情。例如：第一幕中内莫里诺的摇唱曲“多么美丽，多么可爱”，演员很好地掌握了这个唱段的小夜曲风格，歌声柔和抒情，略带一丝忧郁，体现出角色淳朴而又怯懦的性格特点。演唱中注意了意大利语中的双辅音以及语言的节奏感，风格纯正。再如，第一幕中阿迪娜的摇唱曲“薄情的伊索尔德”，在这个向众人读书的唱段中，演员不仅唱出了欢快、活拨的气氛，而且较好的掌握了颗粒性很强的小跳音，以及颤音、连滑音的演唱技巧，充分表现出主人公天真、活拨的性格特点。

导演蒙蒂在歌剧进入实际排练时来到中国，而他却早已在意大利就设计好了布景、道具、服装，以及舞台调度、导演计划等。在排演中，他首先对乐队、合唱、演员唱腔等进行了全面的再修正，同时，以主要精力进行场景排练、与演员说戏、设计动作等，使歌剧表演真切生动，戏剧节奏有张有弛，舞台调度有条不紊。例如：他在舞台中央设置的几个草墩，通过不同的摆放、变化，既可以做座椅，也可以做小桌，还可以垒起来做小隔墙。再如：舞台上设置了不少活动的木梯（类似电工梯）。戏剧开场时上面挂了一些草帘，烘托出农村收割时节的气氛。在歌剧进行中，这些木梯去掉了草帘，可以随时移动、摆放，并分层站人。可以视为高坡，也可视为楼梯，高低有序，加强了舞台布局的层次感。此外，这些“业余”演员的各种动作、各种情感表现，无不渗透着导演蒙蒂的心血。

歌剧演出成功，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队的伴奏功不可没。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良好的音乐感觉和艺术修养，与指挥配合默契，尽管只使用了单管乐队，仍然有声有色的演绎出歌剧的音乐内涵，很好的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二

为了突出“中国河南版”的特色，创作团队在不改变原作内容的基础上，力图把发生在19世纪意大利农村的故事，放入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中去表现。为此，导演蒙蒂专门研究了中国北方农村的文化习俗，首先在服装、道具上下足了功夫。

在服装设计上，蒙蒂一改原作中意大利的生活风情，完全按照中国北方的生活习惯来设计。例如：众多群众演员（合唱队员）的服装，以黄、灰、浅红、浅蓝的色调为主，既朴素淡雅，又突出了“收割季节”的热烈氛围。女孩子的服饰，上衣为浅红或浅蓝色的中式布扣大襟褂，或镶蓝边，或加黄色坎肩，头梳中式辫子，加上长裤、布鞋，完全一副中国农村女孩的扮相。男士服装上衣为浅黄色中式布褂（或加坎肩），稍短的、宽裤脚的裤子，布鞋，一副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样的装束，加上满台的黄皮肤、黑头发，完全是一幅中国农村的生活画图。

主人公内莫里诺的服饰并不出众，只是在上衣外加了一袭坎肩，体现出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老实而有点木纳的农民形象。女主人公阿迪娜第一幕的服饰与其他女孩并无太大差别，但在第二幕，当爱情逐渐成熟时，则换成灰白色的半长旗袍与长裤、布鞋，既有变化，又使人感到亲切、新颖。卖药人杜卡玛拉是一个有钱人，身穿深灰色加暗花的马褂、长衫、白色长围巾、着礼帽，正是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有钱人的典型装束。而军官贝尔可莱与一队士兵的服装，则类似20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伪军”的服装，加上一些笨拙的队列操练，更增加了歌剧的喜剧气氛。

蒙蒂还在歌剧中采用了诸多中国式道具。例如：群众演员人手一顶中国式斗笠，有的拿着中式芭蕉扇，有的拿着水烟袋等，使“中国农民”形象更为突出；卖药人杜卡玛拉在原作中是乘着西方人乘坐的高贵的马车入场的，而这里变为中式的四人抬的“轿椅”入场，可谓“入乡随俗”；尤其是当杜卡玛拉兜售药品时，不再使用西方的药瓶、酒瓶（假药），而一律换用中式的药葫芦，使人看后倍感亲切。此外，舞美背景上还出现了少林寺、龙门石窟等河南突出的文化遗产标志景观，更添了浓郁的河南文化氛围。endprint

除了服装道具之外，创作团队还在歌剧中将部分歌词改为中文演唱，还在一些吟唱部分，将意大利语念白改为河南方言。例如：在第二幕开始的引子合唱中，将歌词改为中文演唱。这是人们祝贺阿迪娜与贝尔可莱婚礼宴席上的合唱，人物众多，气氛热烈，用中文演唱使观众犹如身临其境，感受真切。此外，在第一幕第二景，当杜卡玛拉向众人售药，唱起“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唱段，以及之后的重唱、合唱中，分别加入了一些河南方言。在杜卡玛拉摇唱曲中间，突然用中文说道：“来吧，来吧，来点音乐”；当杜卡玛拉与内莫里诺争辩时，又突然加入一句河南方言念白：“说啥？说啥？你说啥？”。另外在合唱中将其中的否定词改为河南方言“不中，不中。”等等。这些插入的方言土语，颇似我国戏曲中的插科打诨，但是，选择在性情诙谐的喜剧式人物杜卡玛拉向人们兜售假药的唱段中，加入这些插科打诨式的河南方言，不仅增添了喜剧效果，而且十分符合人物性格与剧情发展，可谓匠心独具。

三

众所周知，歌剧《爱的甘醇》是一部由西方人编剧、演绎西方故事、西方作曲家谱曲的纯西方的文化精品，而在这次“中国河南版”演出中，创作团队以探索中西文化融合的心态，持谨慎的态度，在歌剧中合理地加入了诸多中国文化元素，使中国观众看后，感觉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而且听的过瘾，看的明白。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引发了台下观众的共鸣，无形中拉近了西方歌剧与中国观众的距离。而且，创作团队本身就是由意大利的导演、艺术指导与中国演职员共同组成，应当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融。

我们知道，由于生存环境、语言与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东西方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两个范畴。但是，人类的情感是相同的，音乐作为最擅长表达人类情感的文化符号之一，东西方又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因此，实施中西文化交流，探索中西文化的交融是可行的、可能的。《河南版》的创作历程，本身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新尝试。

诚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过张艺谋导演的普契尼的歌剧《图兰多》的紫禁城版、鸟巢版，其中以更大力度加入了很浓重的中国元素，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范例之一。但是人们也知道，《图兰多》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在《图兰多》中加入中国元素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而《爱的甘醇》描述的故事与中国无关，审美角度与东方不同，因此，即使在中国演出，或由中国人自己排演，也一律是“西方版”，而并无加入中国元素。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河南版《爱的甘醇》的创作演出，在我国是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

当然，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河南版》创作演出中还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例如：舞台上的置景较少，场景变化也有欠缺。尤其是原剧中设置的有着风情意义的“小酒馆”也没有出现，使人不无遗憾。在服装的设计上，主人公的服装不够鲜明，很容易迷失在人群之中。

另外，个别演员的唱功有欠火候、乐队的单管编制也制约了伴奏的音响效果与剧情气氛的烘托等。对于这些缺憾，如果我们想到这是一个非正式演出团体的纯“校园版”的全景演出，也就可以谅解了。

笔者以为，“中国河南版”的演出，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尝试，是一种开拓。我们衷心祝愿，经过多次历练，“中国河南版”的演出团队会越来越成熟，让这朵中西文化交融之花开放的更加鲜艳。

朱敬修 郑州华信学院艺术学院教授

建筑文化的交融初探 篇4

1 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 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 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 落地生根, 合天时, 合地利, 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 椰林茂密, 气候炎热, 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 通风、凉爽、轻盈、简洁, 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 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 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 避风、挡雪、保温、御寒, 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 漠北戈壁, 雨量稀少, 气候干燥, 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 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 半开敞式入口, 山坡挡墙甬道, 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 在澳大利亚, 在中国的南方, 雨量充沛, 气候温和, 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 因地制宜, 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 风格各异, 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 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 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 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 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2 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国度不同, 宗教信仰不同, 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 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 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 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 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 沿袭至今, 既古老又博大, 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 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 融为一体, 光辉灿烂, 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 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 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 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 相互补充, 彼此影响, 共同发展, 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 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 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3 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 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 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 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 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 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 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 佛教的内容, 佛祖的像貌, 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 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 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 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 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 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 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 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 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 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 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 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 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 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 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 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 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 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 相互冲突, 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 相互融合。然而, 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 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 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 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 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 古为今用, 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 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 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 因地制宜, 富于变化;建筑造型, 丰富多彩;空间分隔, 灵活多样;室内装饰, 讲究内涵;色彩运用, 五彩缤纷;庭园绿化, 更是含蓄活泼, 变化万千,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 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 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 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 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5

现代文明，为什么必须跨过“神学”这道坎呢?因为神学是人类的大脑思维通向宇宙的阶梯。人生天地间，面对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独立思考)。什么是科学?神学与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氛围下科学研究的诚实态度、求真精神、创新思想、荣神益人的动机等等，只有建立其宗教神学，人类的思考才会有这样的高度和广阔。可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由于缺乏宗教神学，思维井底之蛙。偏重实用的技术而忽视科学，四大发明即是实例。没有人与然，没有人与自身，只有人与人的实用处世哲学的思考。行为靠本能、直觉、情绪、利益、经验、占卜、偶然、盲从。

人对宇宙的认识目前来看好像是一只狗狗看待人类一样，狗狗的理解能力有限，它们虽然能够看懂人的一些行为动作，比如走路，吃饭，抚摸，说话，但狗狗是无法理解人类怎么有汽车，怎么会看电视等等。因为狗狗没有逻辑推理。它不会理解人类复杂的行为，所以他的理解范围只能靠眼睛。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事物。如果人类缺乏逻辑推理同样也会犯狗的错误，以前我的微博经常写历史段子，然后加上自己的思考。经常有人这样回复，“你胡说八道，你造谣，你亲眼看到了?”

写这样的文章很不容易，必须翻很多书。打开木心文学回忆录，木心说：中国文化五千年……几乎没有哲学家，没有正式的大自然科学家。诸子百家是热心于王、霸的伦理学家、权术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哲学吗?兵家、法家、杂家，都在权术范畴。什么是哲学?是思考宇宙，思考人在宇宙的位置，思考生命意义，无功利可言。中国哲学家只有老子一个，庄子半个。

黑格尔说：“逻辑到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也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实验找出因果。中国传统文化，起于阴阳五行巫祝，落于玄学。都是感性积累，自然科学的实证、证伪、求真还原等思维无法成长，面对现代文明所以只会山寨。

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个经验文化，如同“狗狗看人类”，缺乏思维论证，没有一个结构严密的逻辑体系，逻辑基本空缺。所以缺乏科学传统，缺乏科学精神，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重大缺陷，中国人不喜欢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喜欢探求人与人的关系，要建设成高度文明的国家，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缺乏科学没有逻辑导致政治和科技都落后于人。

科学是建立在逻辑与实证基础上认知世界的方法，人类总是通过不断的探索、自我质疑、自我证伪来持续发展以及完善的，而从来就缺乏逻辑、实证的中华文化，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早已褪变为一种建立在崇古、敬祖基础上，不求上进、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狭隘文化。

文化交融的图像显现 篇6

由复杂意象组构的作品《革命》（图二），显然带有东欧风格的思想意识，普赖斯确信欧洲文化对其创作具有根基的作用。他说：“我十岁起就学习美术，罗马尼亚的美术教学与美国很不同。教师看出我有才能时，我就被送去专门的艺术学校，学习艺术史、构图和色彩等课程。欧洲的艺术教学并不只是基于技术，不像美国这样倾向于侧重对谋生技能的训练”。

从普赖斯的作品《不敲门就进来》（图三）和《旅途之夜》（图四）的形象与背景，可见欧洲大陆的古典绘画方式对他的图像构成，具有强劲的基因。这使普赖斯的作品风格明显区别于一般摹仿异国情调式的美国同行，因为欧洲传统情调乃属他自身带来的根深蒂固。非但可以运用自如，而且形成个性特色。

26岁时普赖斯在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获得工业设计学位，之后在美国普渡大学得视觉交流设计的硕士学位，并在该校任了五年的设计教师。在印第安纳州期间，他结识了其夫人也成为后来的事业合伙人玛林·肯尼迪(Marlene Kennedy)。出于对海洋的热爱，他们在1988年移居夏威夷州的檀香山，同时放弃教书，组建了自己的设计-插图-摄影公司。这间夫妇设计公司运营得非常出色，现在已达到美国的国家专业水平。普赖斯以其敏锐的视觉意识，担任创意设计的艺术工作。也是设计出身的夫人，则专门负责处理电脑传输的操作工程。夫妻并肩携手，各掌半壁江山。 由于创意优异加之工作勤奋，又借助于先进的电子通讯技术，使公司的业务消除了美国本土与夏威夷群岛之间地理空间的不便。

普赖斯夫妇非常满意居住于海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他们从不后悔为此而改变了职业生涯。普赖斯的创意感觉是“每一天我都有新发现”，这种愉悦的精神状态，从《欢迎到我老家来》（图五）的欢快气氛中感现而出。

由于在欧洲祖国薰染的结实绘画功底为艺术造型根基，普赖斯有别于一般只能借助电脑图像处理软件来合成影像的同行。他表示还是习惯于以彩色铅笔、油画色、油画棒之类传统的绘画材料来加强摄影图像的韵味，电脑技术只对其创作起辅助作用，不占优势。他说：“我并非只为追求特殊效果，当我对影像的某部分做变形处理时，并不狂热地使用电脑软件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我只运用其中对作品有益的活力，以使我设想的图像更为生动。这就如盒子里放着25种颜色的彩色铅笔，那并不意味我要把它们全部用上去”。

自打干上了用电脑图像处理软件做设计的活儿，普赖斯停下了在帆布上画油画等传统艺术创作。“有时我在纸上画些素描。现在更多的是往电脑里扫描大量的照片，当我想要某个图像时，找到它并打印出来。然后我就是把它们挪来移去地做构图设计，就象做拼贴创作时那样。”

《骑士》（图六）是较具美国西部风情的作品。普赖斯认为这是尝试在一个主题上运用不同方法的自我发现的表现。创作的具体程序是，他在去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的旅行中，用35mm和APS照相机，拍下了许多具有西部文化特色的单独照片。把那些有用的照片扫描进电脑中，再将其中某些具有典型西部牛仔情趣的建筑和人物形象，用图像处理软件加工合成为一幅围绕着西部梦主题的创作。

普赖斯的设备包括：麦金塔G3 300MHz电脑主机和17英寸监视器，附两块9GB硬盘和内存100MB驱动器。打印机为Epson 3000型喷墨式，可以印制全幅为11×17英寸的印张。外配图像传送专业设备等。

普赖斯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电脑视像记忆体。我经常从中提取某个所需的图像，再将它们放入新的创意构思设计中。杰瑞·尤斯曼的艺术风格对我影响很大，他的影像蒙太奇非常具有现代感，虽然那是在暗房里用传统技法制做的，”另一个对他的艺术形式有很大影响的是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藉里柯的自我感觉表现风格的绘画。

文化与社会的“和”元素交融 篇7

一、传统“和”文化

从《尚书》到《周礼》，再到《说文解字》，“和谐”一词都是指音乐的合拍与禾苗的成长，“和”即“谐”，“谐”即“和”，引申为各种事物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协调。《中庸》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周礼》所说的“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个中道理均源于此。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关系上。

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的宇宙观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在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自古以来，天人之学、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三大学问，其中的天人之学，即指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易经》讲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席物，万国咸宁。”意即依据天道的变化，人获得自己的命运和本质，变化会有差异和冲突，但是冲突又有融合，即走向太和，而和的价值指向是万国安宁与繁荣，这是符合天地变化之道的。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呼吁人们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归依。儒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许多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无不体现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宽和仁厚、和衷共济的处世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许多关于“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的思想，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有“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才能做到“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从而“天下同归而殊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始终是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孔子提出理想人格是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即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指多样性的统一，“同”指一味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孔子明确主张，君子应取前者而弃后者。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表明宇宙世界、人间社会充满矛盾，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三是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主张执用两中、平和恬淡的人生理念。

在处理人的心与身和谐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允中”、“执中”。“中”历来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原则。所谓“中”，是指凡事皆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这段话，不但说明“中”的思想源远流长，而且强调指出它的重要性。儒家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他又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曰》)，反对放纵欲念。如“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而》就是在说，人们追求情欲，表达喜怒哀乐，都要注意掌握中和原则，时刻保持平衡谦和心态。也正因为如此，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道家也主张以谦下不争、清静无为的方式来达到人的身心和谐。“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56章)，即有了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自我的锢蔽，以开豁的心胸与平和的心境看待一切。

四是在民族、国家之间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尚书·尧典》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都有其和谐社会模式。道家以“小国寡民”为梦想，主张无欲、无为、无争;墨家以“爱无差等”为梦想，倡导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以“富国强兵”为梦想，倡法治，图实效;佛教以“善地净土”为梦想，强调同体共生、乐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指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

二、“和”文化嬗变

漫长的中国文化发展史，充盈着“和”元素。其发端、成形、应用和嬗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天人调谐”思想的形成。

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三个阶段。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对自然存在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完全处于崇拜自然的阶段。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大规模征服自然阶段。人类依靠科技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促使社会发生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善待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成为人类达成“天人调谐”思想共识的必然。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善待自然，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反省。这时候，人类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素质，逐渐达成“天人调谐”的思想共识，进入协调自然阶段。

2. 中西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汇流。

探讨”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意义，在西方哲学，长期存在着“天人二分”的传统，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然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人”(人道);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天”。因此，当代西方“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就受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连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3. 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观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从起源到目标，根本上就是追求和谐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苗头即已表现出来。如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和谐》一书，提出不和谐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欧文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公社”命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进行肯定，认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隐讳地称自己的哲学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的观点里，社会和谐被解释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摆脱异化、回归自我，使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合二为一，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真正和谐的社会。

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的全面发展。

世纪之初，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新思想体系。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威信大大下降，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能力仍然强大;全球资本化的急速发展使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提倡的福利政策受到严重挑战。同时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急剧加大，生产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失业，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为注重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即各种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即指克己爱物，将欲望限制在有限范围内，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其次是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即人与自身和谐的外化，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还有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即个人向往自由、要求权益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要求权利规范;最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母子生态系统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所组成的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则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三、“和”文化与社会和谐

近二三十年来，东方管理学派所提倡的和谐、和睦、和为贵、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家和万事兴等思想，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界体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程中，借鉴和吸收“和”文化有效资源，仍具有无法估量的现实价值。

1.“和”文化推动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所谓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指的就是这五个方面的结合、兼顾、并举、协调与和谐。在统筹人与自然方面，“和”文化尤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赶超战略，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以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恶化为代价。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在实现经济指数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使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在现代化建设中，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就要吸取“和谐思想”资源，特别是“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与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内在的契合，它既可以给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某种理论支撑，又可以给现代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当然，对“和谐思想”(其中主要是“天人合一”思想)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也要辩证地看，即不赞同它可以包治百病，也不认为它完全无能为力。

2.“和”文化推动解决社会不协调因素。

利益矛盾，是现阶段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和突出表现。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的转型期，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会增多。提高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紧迫课题。要吸取传统“和”文化的智慧，坚持顾全大局、疏导为主、互相协商、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瞻前顾后、普遍受益、改革成果与改革代价共同承受的原则，努力寻求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把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以往政治上“阶级斗争为纲”与理论上“斗争哲学”造成严重损害和偏差的教训。

3.“和”文化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

传统“和”文化中关于“民胞物与”、“上善若水”、“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和情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整体。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的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两岸的往来和交流，也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4.“和”文化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

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文明模式应该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从趋向上看，对话的目的是缓解冲突点，缩小分歧点，扩大共同点。当然，绝对和完全的“趋同”是做不到的，因为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是“和而不同”。我们相信，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普遍，不同国家和民族面临问题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近”是可能的。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互补共生、不断扩大共同点的世纪，即“趋近”的世纪。在这方面，中国“和”文化历来主张“协和万邦”，正可扮演起重要角色，其作用和影响必将更为广泛而深刻。

摘要：“和”是东方管理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是管理十五要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融合、和谐、和睦、平和等思想观念, 儒家、道家等曾作过深刻阐述。“和”文化在近现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以崭新的视角来疏理、审视和借鉴中华“和”文化元素,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元素,东方管理,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丁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研究[EB/OL].网络:学说连线, 2006-10-16.

[2]宁志新.文化传统观念与区域经济发展[N].光明日报, 2004-12-17.

[3]俞祖华.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N].光明日报, 2005-02-28.

[4]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J].中国经济时报, 2006, (6) .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8

一、当前城乡文化交融背景下群众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镇一体化的快速发展,部分农村已经开始城镇化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文化建设却相对较为落后,跟不上建设发展的步伐。在发展方面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体制机制不健全

从目前现状来看,很多基层文化机构发展不够健全,部分乡镇的文化工作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尽管设有文化宣传和服务综合服务站,但是存在经费困难、人员配备不足、文化建设落后哦等问题。有些文化站仅仅配备一名工作人员,编制较少,缺乏专业人员。这些状况使得基层的群众文化建设显得可有可无,和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不适应。

2. 文化队伍不稳定,专职人员缺乏

由于编制、待遇、晋升职称、环境艰苦等问题,使得乡镇文化干部队伍极其不稳定,在乡镇、街道文化干部要申请个副高职称的岗位简直是难上加难。为了提高待遇,为了不风吹日晒等,分配下来的大学生干不几年都找关系调到市局里了,使得乡镇文化干部队伍极其不稳定。文化站的人才引进缺乏自主权,现有队伍出现年龄偏大、专业人才缺乏、人才结构不合理等现象。而且出现人员兼职现象,虽然设有文化专干,但是却兼职其他工作。因此基层文化队伍需要引进专业人才,留住有农村经验的人才,使队伍不断壮大,更好地服务百姓。

3. 资金不足,文化产业投入资本缺乏多元化

在专项资金投入方面,基层的文化建设投入费用还不足,相应的硬件建设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尽管一方面在积极倡导群众文化建设,但在核心的资金投入问题上却遇到瓶颈问题,最终造成群众文化工作紧紧停留在口头方面而缺乏实际的落实。另外需要重视社会资本、城市产业资本向农村文化产业的流入,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农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升。同时,要积极倡导和引导城市社会资本向农村文化产业的投入,丰富现有资本投入单一的现状,实现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的多渠道、多元化。

4. 建设内容单一

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步伐,传统的文化建设如广场舞、传统节日演出等已经不能跟随时代发展的潮流,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而进行必要的创新,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基础上,紧密结合新兴产业及与城市发展相接壤的产业如开展特色农村产业旅游、乡村一日游等来促进群众文化的城乡密切交融。

二、城乡交融背景下群众文化建设创新对策

在城乡一体化逐步发展的今天,不仅需要重视城市群众文化建设,同时还需要重视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加强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和交融,创新群众文化建设策略和途径,促进城乡群众文化建设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1. 加强领导,高度重视

要解决基层文化建设发展存在的困境,推动群众文化建设进程,首先需要各级政府要明确自身责任和使命,重视基层文化建设工作,在政策及资金、人才投入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引导,缺乏资金充足利用到位,人员配置到位,保障文化工作队伍稳定。要理顺文化站的体制机制,提高其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监督和考核,将基层文化建设列入政绩考核当中,作为干部考核晋升的标准,做好群众意见收集和反馈,从根本上为群众文化建设提供环境支持和保障。

2. 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

在城乡一体化环境下,城市较为先进的文化建设要逐步影响和促进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的文化队伍建设力度,确保文化建设有专人、专业人才开展,确保人才队伍的稳定,要从人才的待遇问题入手做好其福利待遇、职称晋升等保障工作,同时加强人才队伍的可持续教育和培训工作,定期举办相关的专项培训,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可以实行考试上岗制度和从业资格考试制度,从而促进其专业技术能力的提高。还要鼓励和扶持各类群众文化业余发展队伍,发挥他们在群众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

3. 加强专项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群众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也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举措,有利于促进和谐的建设和发展。要大力开展先进文化和公益文化工作,开展文化下乡活动,要在资金方面进行专项的划拨和监督使用,确保相应的基层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有效实施,地方政府要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将文化事业建设费用纳入年初的财政预算,加强对基层文化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以满足人们群众对文化设施的需求,形成适合群众文化发展需求的配套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顺利展开。

4. 重视农村文化多样化建设,促进城乡文化有效交融

在长期的重视城市发展政策环境下,出现了城乡发展相互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经济主体发展受到抑制,农村的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为改变这种状况,在城乡文化交融发展趋势下,要推动双向的城镇化发展,突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的壁垒,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要大力推动城市产业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向农村发展的力度,将文化发展的触角引导农村。在文化建设中,要继承和发展农村传统的文化,重视农村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营造积极向上、乡土文化气息浓厚的文化氛围。要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将农村特有的乡土气息引入城市生活中,通过建设生态园、农家乐、古镇游等农村特色的生态文化等促进城乡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同时,在基层群众文化建设中,要重视文化品牌建设,将其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引入竞争机制,发展文化市场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在促进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的同时推动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总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城乡文化的有效交融,在新时期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负责的工作,需要引起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重视,要通过多种举措促进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促进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得到提高,满足人们群众对文化建设的需求,真正从整体上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促进城乡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摘要：城市和乡村虽然是有着不同内涵的区域,但在城镇发展一体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二者又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群众文化也在相互交融。城乡逐步走向融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其中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消除二者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差距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城乡文化交融,群众文化建设,策略

参考文献

[1]杨国琴.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研究[J].大众文艺,2014(20).

[2]李秋霞.社会转型期群众文化建设的实质、困境与方略分析[J].黄河之声,2014(17).

[3]黄梅.当前群众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大众文艺,2015(4).

[4]庞书兴.关于推进群众文化建设的探讨[J].科技与企业,2015(6).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9

舟曲灯文化从传说中的西汉起, 迄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样漫长而又充满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进程中, 它的发展, 传承汇集了白龙江流域土族、羌族、吐蕃、藏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 是本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

一、舟曲灯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舟曲灯文化主要是指舟曲元宵楹联灯会。舟曲的楹联灯会由“楹联赛会”“耍黑十七”和“十九迎婆婆”三个主要活动组成。

1. 楹联赛会

每年的正月初八开始, 县城四街两关就组建各自的灯会, 每家自发在各自地段利用当地丰厚的森林资源立架、蓬松毛儿、顶棚全用松枝覆盖, 松棚将大街小巷串联起来, 构成灯市长廊, 每年灯会由同街灯会会员轮流主办, 每晚由各家自己点燃灯 (现代用电灯) 。一般正月十三搭好连环松棚架, 蓬好松枝, 街道焕然一新, 全城顿时变成绿色世界。正月十四白天各街挂好灯对。到了晚上, 溶溶月色中, 彩门先亮, 接着灯市通明, 翠枝映衬下, 各式各样的彩灯争奇斗艳。有彩灯、转灯、龙灯、船灯、马灯、采莲灯、火箭灯等。还有纸扎戏文登和宫殿式的屏灯, 这类灯以《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为表现内容的, 也有以“古今奇观”“二十四孝”和民间传说为表现内容的, 徜徉在灯市仿佛置身于诗窑画苑。看楹联, 表现内容丰富多彩, 有反应历史的, 歌颂英雄人物的, 歌颂劳动生活的, 歌唱爱情的等。灯对不仅使灯节显得异彩纷呈, 且各街又以奇联妙对互相竞赛, 以显示文化水平, 同时也是书法绘画展览, 欣赏奇联妙对的同时也能领略到精湛灯火与书画技艺, 灯会期间还有舞龙耍狮、焰火高跷、眉户灯谜等丰富的民间文艺活动。周边邻近各县的客人也会闻名而来, 本地妇女都会盛装民族服饰结队进城赶会。夜阑时是欣赏评比各街楹联的好时候, 常有人结伴关灯赏画, 品联论诗。

2. 耍黑十七

正月十七晚上不点灯, 叫“黑十七”。这一活动, 相传起源于唐贞观年间, 李世明为了使地方官吏清正廉洁, 允许老百姓惩治贪官污吏, 老百姓用“黑十七”的方式诅咒贪官污吏的恶行, 把瘟神送到贪官家的院里, 有嗓门好的在这家院里唱段不吉利的歌们这样就把瘟神赶到贪官污吏家中了。“耍黑十七”时由年轻小伙子和十二位童男童女赶上各家的毛驴背上背斗灯, 背斗灯里放上黑面馒头, 骑着毛驴排成长队在街上游行耍闹, 锣鼓声、毛驴的嘶叫声、年轻人和童男童女们的吆喝声, 看热闹的人的叫好声, 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去的时候带着锣鼓声, 倒骑毛驴, 热热闹闹, 意将瘟神引致贪官家;来的时候悄无声息, 顺骑毛驴, 意在瘟神离人越来越远。

3. 十九迎婆婆

正月十九是舟曲楹联会的最后一天, 也是最高潮最盛大最热闹的一天, 舟曲称圣母娘娘为“婆婆”, “迎婆婆”是遗留下来的一种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民俗活动, 是整个正月各种活动的高潮, 犹如舟曲城的狂欢节。十九这天, 附近民众纷纷逛寺烧香, 四街两关以及附近的村民都会竭尽艺术才能, 精心装扮“婆婆”乘坐的花轿, “婆婆”轿是按宫殿式样制作的工艺品。“婆婆”轿 (按比例缩小的宫殿建筑) 金顶飞檐, 四周立柱回廊上有木刻孩童、龙凤、花鸟、禽兽等物。轿子高四尺, 方三尺, 在制作中尽发挥了民间工匠的艺术才华, 将绘画, 刺绣、剪贴、镂刻、扎制等工艺集中体现在这小小的轿子上, 轿子上往往都有八仙过海, 麒麟送子等故事中的人物造型, 人物神态各异, 栩栩如生。由表演者装扮的“婆婆”头戴“凤冠”, 身着“蟒袍霞帔”, 雍容端庄, 仪态慈祥地端坐在轿子里。到了晚上, 县城各山头乐声四起, 众多“婆婆”的轿子在村民们的簇拥和欢呼声中, 从各自的方向出发, 相聚在县城黄庙山。进行评比, 最后, “婆婆”们的轿子按照名次、道路排列沿着制定的路线由众人拥戴着, 依次缓缓由黄山庙下来。城内家家门前设香案、供花灯茶点“迎婆婆”, 迎来“婆婆”便放鞭炮, 为轿夫们递烟劝酒, 以示虔诚迎送。妇女们此时不是揪坠在轿子上的荷包, 就是钻轿底, 以求赐福赐子, 整个县城沉浸在灯火月色交辉之中, 甚是热闹。

舟曲元宵楹联灯会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具有娱乐、教化、传承、导向、凝聚、融合等功能, 是自发的、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在这活动中, 人们不仅可以通古博今、赏文吟诗、陶冶情操, 提高创作和鉴赏水平, 还能消遣娱乐、增加生活情趣, 成了地方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

二、舟曲灯文化融合了多民族流传下来的地方文化

舟曲灯文化源于西汉, 相传当时西南夷与匈奴结盟危及汉室江山, 于是汉武帝派李广等大将出击西南夷。汉军沿着白龙江流域攻下武都城, 生活在白龙江流域的羌族部落纷纷归顺汉朝, 李广大将扎营舟曲, 觉得舟曲气候宜人, 葱郁如画, 便上书汉武帝驻守此地, 可保陇地巴蜀不失。汉武帝准奏, 李广接旨后开始招集羌人筑道建城, 又从江淮、秦晋迁徙大量先祖来此落户, 开垦荒地, 建家养畜。可是到了年关, 人们总是不能抑制对江淮家乡的思念之情, 不免伤心悲痛。李将军为了消除他们的心病, 就仿照江南灯会兴办起了舟曲元宵楹联灯会。利用当地分后的原始森林, 在县城扎松棚, 挂灯笼, 贴对子, 以这样的形式传播起汉族文化。

白龙江河谷地带的舟曲羌族, 原来是当地土族与三苗长期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三苗原来兴起于江淮、荆楚, 因危及中原, 于是被舜帝迁三苗至西北地区。羌族作为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也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 炎、黄二帝为兄弟, 是少典氏 (父) 与有氏 (母) 所生, 黄帝得姓姬, 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 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 羌从羊从人, 姜从羊从女, 两字相通, 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 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 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 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 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 其字出于同源, 盖彼族以羊为图腾, 故在姓为姜, 在种为羌。”羌人分支有多种, 其中舟曲境内主要有白马羌、武都羌、宕昌羌、党项羌等。羌族人以狩猎、采集野果为生, 不懂文字, 后来通过楹联灯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开始学习种庄稼, 中桑养蚕。从此先祖与羌人在此地安居乐业。历史上羌族曾经经历了繁盛的母系制阶段, 我国古代历史记载的“西王母”和“西海女国”就是古代羌人部落中两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王国。从舟曲元宵楹联灯会起自西汉的民间传

苗族芦笙舞的稻作文化价值

刘远林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03)

摘要:基于苗族文化的“无字”特征, 民间舞蹈便成为该民族文化历史最形象有力的记录者。本文以舞蹈本体论为基点, 通过对苗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出的厚重的稻作文化与苗族最具代表性的芦笙舞蹈之间水乳相融的文化整合, 解读芦笙舞作为一张生动而深刻的苗族历史画卷在苗族乃至整个稻作文化中的特殊价值。

关键词:苗族;芦笙舞;稻作文化

“民以食为天”,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 也是人类生存的本能要求。苗族先民从采集、渔猎、进而发展至农耕稻作为食,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书写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光辉灿烂的稻作文化篇章。产生于农耕稻作文化的苗族芦笙舞, 在形式上较多的保留了原始古朴的艺术特点, 透射出苗族先民在农耕稻作意识影响下的各类文化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 芦笙舞是苗族稻作文化的形象化再现。

罗雄岩在《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曾明确指出:鼓舞、芦笙舞开农耕舞蹈文化之先河。虽有学者指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 却不可否认此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芦笙舞与农耕文化、尤其是与稻作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追溯芦笙与芦笙舞的历史, 我们兴许能从流传于苗族地区关于一个精通昆虫、鸟、兽语言的人如何运用“草管”与这些动物对话的民间传说中得到启发。而今看来, 故事里说人能精通动物语言虽属神话传说, 但用“草管”模仿、吹奏出昆虫叫声的民间习俗却一直保存下来。苗族百姓在劳作闲暇之余, 喜爱在收割的田间地头用刚脱粒的稻草做成“草管”学青蛙、鸟、蝉、知了的叫声, 并为它们配合简单的舞步与姿态, 笙声不绝, 为稻而舞。这种与人类的生活劳动息息相关、与稻作文化紧密联系的古老民间舞形式便是流传于部分苗族百姓口中的苗族芦笙舞之来历。

从最初吹奏“草管”舞蹈、到后来踏着“稻笛”吹响的节奏起舞、进而发展到“葫芦笙”舞蹈文化、最后演变成今天的载歌载舞、欢声振天地的“芦笙舞”, 作为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芦笙舞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在语言与文字相对

说、“十九迎婆婆”等文化中可以看出, 羌族地方文化融合于外来汉族文化。

隋唐以来, 汉羌和睦共处在舟曲边塞, 安史之乱期间, 吐蕃发动了大规模的掠夺战争, 占领舟曲长达三百多年。在这期间, 汉族、氏羌都被吐蕃征服受制于吐蕃, 他们的衣着、语言、风俗逐渐被番所替代, 同化为吐蕃族。吐蕃奴隶主讲被俘的汉军分给吐蕃属部羌、吐谷浑等部落为奴隶, 遭受蹂躏酷刑。公元851年, 吐蕃随军奴隶及被征服的西北羌人在河陇发动大暴动。舟曲奴隶也趁势控制了舟曲。到了宋朝, 统治舟曲的宗喀王臣服宋朝。

从安史之乱到宋元两朝, 舟曲灯文化遗址处于销声匿迹的境地。但是, 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氏羌地方文化依然流传着。原来被吐蕃征服了的氏羌、吐谷浑、汉族融合繁衍, 同化为后来的藏族。被元所灭的西夏部分流民, 也南归白龙江流域, 由于汉族客居势力的强盛, 河谷一线主要聚居戎边汉族, 从事农垦林牧副渔作坊业。藏族聚居在高山地带从事农林牧业、狩猎。他们和睦相处, 安居乐业。历史上统称“舟曲边民”。舟曲藏文化更多的是氏羌族流传下来的地方文化, 舟曲元宵楹联灯会中的“耍黑十七”、“十九迎婆婆”都是基于氏羌传承下来的地方文化。

三、戎边汉文化对舟曲灯文化的积极影响

舟曲汉族来自全国各地, 自汉朝以来, 朝廷移民, 军囚牵引以及邻境蔽匿等客居舟曲, 带来了中原文明, 逐渐使这里经济贫乏的原始农耕时期, 先民们用自己的身体与朴拙的姿态将稻作文化传承下来, 通过对苗族芦笙舞的的解读, 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苗族芦笙舞记录下的先民智慧, 更能清晰的看到一条蜿蜒的稻作文化轨迹。

一、芦笙舞与稻作崇拜

芦笙舞是苗族祭祀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说文解字》的注释说:“笙, 象凤之身也。笙, 正乐之音, 物生, 故谓之笙。”由此可见, 笙在我国古代为庄重而又严肃的礼乐器一类, 并通过舞蹈的形式用在岁首和植物发芽的时节吹奏给神灵听, 故取其生长的“生”, 又谓之“笙”。在苗族的原始祭祀活动中, 芦笙舞是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 人们在木鼓、铜鼓乐器的伴奏下, 边吹芦笙边舞蹈, 体现了芦笙舞在祭祀活动中的特殊功能与作用。今天仍留存于民间当中的祭祀性芦笙舞“长衫龙”, 舞者通常由对传统芦笙舞掌握比较全面的中、老年人担任, 所吹奏的大芦笙大约长达三尺至丈余。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一, 苗族部落便会举行封寨杀牛祭龙神的仪式, 舞者身穿黑色和蓝色长衫, 头插野鸡翎毛, 腰部范围插数十根鸡尾, 手持芦笙, 模仿龙的动态舞蹈。龙是被苗族先民依靠原始思维神话后想象的一种能够呼风唤雨的神抵。对龙的祈祷维系着对农业丰产的祈祷, 代表着苗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祈祷谷物在神灵的保佑下丰产丰收的心愿, 也折射出芦笙舞蹈祈福禳灾的宗教功能。

俗语说:“芦笙一吹, 虫子下水。芦笙一响, 谷子满仓。”稻作民族历来敬奉祖先, 为祭祖祈求丰年, 创造了芦笙舞。《世本·作篇》载:“女娲作笙簧。”与稻作耕种紧密相连的芦笙舞蹈, 把苗族人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苗族有不少涉及到芦笙的民间故事、古歌及神话传说, 如“吹芦笙吸引太阳出来照明”“吹芦笙引诱野兽出来捕捉”“战争中吹芦笙集结人马”等。从这些有关芦笙的传说中, 我们大致可判断出:最初的芦笙舞主要是为反映稻作民族的自然崇拜、祈祷丰收以及团结民族凝聚力而产生的。可以说, 芦笙舞关乎着苗族古代文化的信息汇聚, 以形象深刻的方式给人们展示出古老先民的生

昌盛、文化繁荣起来, 舟曲汉族大多来自南京、安徽、浙江、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客居再这里的汉组妇女穿长裙绣花鞋、梳高髻, 插银簪, 这种装束至今流传在舟曲, 中原的民歌、社火、秦腔等也流传开来, 元宵灯文化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楹联灯会期间, 邻近藏族纷纷进城与汉人联欢, 贸易。藏族人用皮毛、药材、牲口丝绸、盐茶、农具等。在语言方面也形成了舟曲特有的方言。舟曲藏族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们着汉服, 取汉姓, 过年也贴春联, 舟曲汉族也多能讲藏语。

中西文化的交融 篇10

网络语言的狂欢推动了“红段子”的出现

在互联网和手机迅速席卷社会的今天, 网络时代的文化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 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话语传播方式。网络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 造成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 娱乐消费性成为需要的焦点, 精英文化逐渐退居边缘, 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 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网络文化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 人们在网络中更多地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任何群体都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在草根崛起的开放互联网时代, 主流媒体正逐渐丧失主流话语权。同时, 一些色情、暴力的糟粕也从网络中泛起, 网络时代的文化精神处于非常态的迷茫阶段。大众在消费网络文化, 尽享“语言狂欢”的同时, 也不断对网络文化进行着反思, 对网络文化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与期待。在这种背景下, 思想积极向上的“红段子”应运而生。

商业运作与官方行为推动红段子的流行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将“段子”与手机文化结合, 率先在中国提出“红段子”文化品牌, 积极推广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红段子”, 广东移动成为“红段子”最开始被有意识地进行开发的滥觞地。自2005年起, 广东移动连续五年进行红段子创作大赛, 获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红段子”的开发, 被品牌管理研究者视为广东移动营销策划中值得称道的一个大手笔。从这里可以看出, “红段子”的出现是积极向上的先进思想与商业营销的完美结合。但随着红段子的广泛传播及影响力的显露, 它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价值与期待。面对网络上喧闹四起的颓废、游戏人生的文学、文化, 面对“黄段子”、“黑段子”充斥大众文化生活, 面对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世界中遭受消解和嘲弄。“红段子”的出现则为网络短信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提升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品位。有相当一部分表现出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关怀的段子, 极富美感, 提升了我们的精气神。“红段子”由商业运作逐渐变成一种舆情, 对我们的主流社会文化思想产生了正面而积极的影响, 逐渐得到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认可。也因此, 官方有意识地介入了“红段子”的推广。

当商业推广宣传和官方话语结合后, “红段子”不但逐渐肩负了对“黄段子”、“黑段子”等不良信息的矫正功能, 而且肩负了其他更多的功能, 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与期待。比如, 在重庆、江西、山西, 有“祝福祖国”文明公益短信传递活动基地的“红色文化”建设;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联合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 开展了“绿种子”文明短信大赛, 称:“南有红段子, 北有绿种子。”

网络文化与官方话语的完美交融

手机和互联网具有媒体的属性, 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日益明显。无论是手机还是互联网都如同一把“双刃剑”, 如何使用好这把双刃剑, 利用网络传递优秀文化, 治理不良信息, 让传统优秀文化搭上手机快车、网络快车, 引导群众自觉接受主流文化, 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高度重视“红段子”等利用新媒体传播积极健康文化的精神产品, 并在编辑出版《“红段子”现象》一书的报告中作出重要批示, 认为:红段子活动对时代精神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2月4日,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红段子’现象———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产业走向”座谈会。这是一次有关我国网络时代文明创新的重要会议, 是在国务院颁发推进三网融合的决策后,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手推动网络时代文化与信息产品创新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红段子”是新媒体时代如何弘扬主流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尝试和共同创造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

座谈会上发出的信息告诉公众, “红段子”得到了官方最高级别的肯定与倡导。与此同时, 媒体对“红段子”的广泛传播也迅速展开:2010年2月11日, 《新闻联播》播报“手机红段子引领和谐文化”的新闻评论;2月14日新华网发表“从除夕开始, 承载着新春祝福的拜年短信, 就开始铺天盖地游走于手机用户之间, 除了对家庭、个人的问候和祝愿内容外, 不少普通百姓还在拜年短信中通过‘红段子’, 表达对祖国的新春祝福。”由此可以看出, 官方对利用网络传递“红段子”, 传播健康文化、弘扬主旋律的倡导是多方位、立体式的。

中外文化的水乳交融 篇11

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一张张宣传手册满教室传阅着，我的目光却独独流连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几个字上，因为学校简介上有这样几句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于1964年创立的，是一所文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知名大学，是中国外语、翻译、旅游、经贸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一所寄托着周总理对教育、对人才的美好祝愿与希冀的大学，必然是与众不同的吧。

两个月后，我如愿踏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校园。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实践，学校形成了“学用结合，注重实践”的办学特色。外语专业强调“技能领先，注重实训”，坚持“外语+外语”“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特别是翻译基础能力的培养，努力拓宽外语专业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非外语专业教学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实践”，坚持“专业+外语”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开设双语课程和聘请外籍教师开设专业课程等手段，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同时以社会需要为导向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每每徜徉在学校曲折蜿蜒的甬道上时，耳边，总会传来同学们用不同语言朗诵的声音；周围穿梭的，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留学生；各院系举办的文艺晚会，更能让学生感受到别样的异国风情。

看起来“洋味儿”十足的她，其实还有着古朴典雅的内里。她是一个双生儿，一朵两生花。她最好的一面，永远在那些只是匆匆听闻却不曾亲临细细感受的人们的想象之外。

课程安排上，在扎实掌握外语的基础之上，母校亦不忘拓展深厚的中华文化。我们学习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同时，她还会定期举办书法比赛、经典诵读、征文比赛、读书节等宣传普及传统中国文化的活动。学校倡导并践行博雅教育理念，强调传统文化，突出“专业+外语”“技能+实践”“双语双强”特色，增强学生的人文底蕴，增强学生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领域认知的广度和宽度，使学生真正做到学识广博、品性高雅，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学校注重国际化办学，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埃及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开展学术交流、学生互派、联合培养等。每年派出300多名在校生赴外留学，同时有近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校学习。学校还在墨西哥、摩洛哥、英国、法国承办了4所孔子学院，积极参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从占地面积来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不是很大，学校虽小，却极为矜贵，这种矜贵，是中西文化于此珠联璧合的结果。

中西文化交融下竞技武术套路解读 篇12

1 中西文化交融下的竞技武术套路“中和”品格

套用化学反应中的酸碱中和反应概念,中西合璧的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就是这样化学反应后的“中和”产物。“新生的竞技武术是中西杂交融合的产物,新中国提供给它良好的生存环境,现代体育科学孕育了她极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它经历了现代武术的各个阶段,它代表着积极进取的前进方向和现代武术运动的最高水平”。

1.1 中西方哲学的和谐观

赫拉克利特提出差异与对立才是造成和谐的原因,他说自然界也是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造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黑格尔主张矛盾、差异、对立、斗争,强调本质上的统一,具体的统一。黑格尔的和谐说被人们称之为矛盾的辩证法。就此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毋宁说是更加深刻的“和谐辩证法”,他对于和谐理念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达到美的道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执中”、“中庸”,和谐和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但是中庸之道并不是庸俗的一流,并不是依违两可,苟且的折中,乃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毅力,综合的意志,力求取法乎上、圆满地实现个性中的一切得和谐。综上可知,西方哲学家们所追求是一种在竞争中、在斗争中、在对立中求得自我自由存在的和谐思想;正如亚氏的“执中”、“中庸”也是突出个性(即不同)和谐理念。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命题,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孔子心目中的和谐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而不是简单的统一。两千年来,中和一直在中国被作为一种理想的美去追求。中国人尚“中”,以“中”为贵,从“中央、中正、中行、中道”等词中可见一斑。由上可知,在“和谐”的观点上,中西方理念大同小异、并无二致。

1.2 竞技武术套路的第三元状态

在西方美学史上把美化分为“优美”和“崇高”两大相互对立的范畴。这种划分可称为二元论,二元论只看到了两极而忽视了两极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范畴——中间状态的美。其实,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世界上任何具有具体统一性的对立面之间即两极之间,都必然存在着“中间状态”物,与两极共存;在中国这种中间状态被称为“中和”,中和之美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优美”和“崇高”并列着。换言之,从范畴系统看,西方的美学也并非两分世界,而是三分天下,这样的划分方法可称为三元论。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武术是一极的话,那么西方竞技体育就是另一极。如此,作为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的竞技武术正是这个“第三元的中间状态物”。竞技武术套路本身具有先天缺陷,那就是很容易陷入“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两难境地,中国传统武术似乎不大愿意承认竞技武术的存在,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武术,因此用第三元的存在状态解读竞技武术就会容易的多。

2 “中和”理念下的竞技武术套路技击解读

武术乌托邦是对技击的理想和想象,它既体现在对技术方法的尽善尽美的追求上,也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全面、多元上。这种对技击趋向更好状态的意向,一方面,它是对现实技击的超越,也是对现实技击的批评;另一方面,它是对现实技击的理想化、应然的虚构,是一张难以兑现的支票。有学者说:竞技武术实际上已经游离了武术的本位,大失武术真意。因为主管体系撑腰,推行既久,形成网络,自然成了武坛上主流,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官办武术与民间武术分道扬镳,各有领域,各行其是,出现了中国武术的分裂局面。我们认为,“以竞技武术申奥为代表的武术文化发展,在中国武术的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抹杀、轻视或者忽略以‘申奥’为主体的竞技武术现代化努力”。因为对于竞技武术套路运动而言,技击所能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涵义”,而非写实的;是一种“诗的真实”却非“历史的真实”;这种“涵义”是追求技击的武术人毕生孜孜以求的。朱光潜先生说:“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应该那样痴情,林黛玉应该那样心窄,薛宝钗应该那样圆通,在任何场合,他们的一举一笑,都切合他们的身份,表现他们的性格,叫我们惊异他们的‘真实’,虽然这在历史上都是子虚乌有。” 实际上,犹如戏剧中武生对打一样,武术套路的拆招是一种拟想的打,双方都是和假想的对手过招:你来我往,窜蹦跳跃,从套路的起势打到收势,一切跟真的一样完美之至。所以,竞技武术套路的技击动作是一种“表演的打”,理想的打,是应有的不存在,我们不必考虑其真实的技击效果,我们需要的只是技击乌托邦带给我们的审美感觉。

3 中国武术自身的双重属性解读

“武”与“舞”同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记载。据《帝王世纪》载:舜即位后“有苗氏负固不服”,后“乃修文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淮南子·缪称训》亦曰:“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有苗即三苗,几次抗拒皆在干戚舞之后而降服。史籍中记载的这种干戚之舞,无疑就是集武技、武功、武术于一身的武舞。原始社会的武舞同源到了奴隶社会逐渐分化成了用于战争的武术和用于王室奴隶主专门受用的舞蹈,然而即使在封建社会,武和舞也并没有完全的脱离关系,不管是意欲刺杀沛公的项庄还是公孙大娘都是以“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武舞同源使武术具备了舞的观赏价值,这种 “舞”本身已经具备了体育和艺术的属性。程大力教授认为武术套路的产生是因为骚动在人们心中的舞蹈的附身而产生的,温力教授认为武术套路的产生是人们程式化思维的结果,无论如何,武术所具有“武”与“舞”的双重属性是不争的事实。

建国初期,在武术的归属问题上曾有过争论,到底武术应该是文化部门或是体育部门来管理。众所周知,最终武术被划给体育部门,这说明武术的体育属性得到了认可,但是这并不否认武术的文化属性。显而易见,武术具有体育属性,同时具有文化属性、艺术属性。许多武术文献中经常会引用“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武术高于体育,很显然的,因为武术是文化,体育文化隶属于文化,所以武术是高于体育的。我们多年来大力发展的竞赛武术,其实只是在扩大武术的体育功能而已,对武术的整体发展关注不够。郭玉成博士认为竞技武术的发展大部分是在武术的体育方面的,而在文化方面的较少或者是还不够,换言之,现在的竞技武术还停留在“体育的武术”上面,对于“文化的武术”显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这是今后在武术的发展问题上需要注意的。

4 以发展的视角看竞技武术套路

20 世纪是一个崇尚科学技术的时代,科技也确实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居功至伟。竞技体育更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东风,使人类超越自身的愿望变得唾手可得。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科技带给人类的并不完全都是幸福,严格地说,是一部喜忧参半的正剧。竞技武术从概念上可以分为“竞技”和“武术”两个部分,竞技武术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中间状态决定了它的“中和”品格。需要说明的是,中和不是说竞技武术成了东西方文化中间的一个中间的点,也不能理解成了竞技武术和二者脱离了关系,不再属于二者;恰好相反,竞技武术是二者的中间状态,作为两个对立面的一个过渡。用马克思的话说它应该是一个“阶段”、“一个地带”,而不是一个“点”,是“有”而不是“无”,它作为“中间”是一个阶段的“中间”。由此可见,竞技武术是包含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它是“二合一”式的形态。

郭志禹教授指出:“当代武术套路的竞技史是一个不断进取和创新的历史,是改革的历史,是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有所提高的历史。套路运动也有‘真功夫’,是对不断发展的套路运动技术水平客观、公平的评价。”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竞技武术透露发展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竞技武术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武术发展的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再实践的过程,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竞技武术套路运动的中和品格进行分析,把中西和谐思想进行比较,得出竞技武术套路运动同样是中西和谐观的中和产物,同样需要和谐理念来指导,认为和谐的竞技武术套路必将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竞技武术,中和,技击

参考文献

[1]乔凤杰.中国武术与传统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3]郭志禹.武术文哲子集[M].上海:上海体院自编教材,2005.

[4]黎红雷.和谐观中西合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戴国斌.乌托邦:技击的理想[J].体育与科学,2005(3).

[6]马明达.“武学”浅论[J].体育文化导刊,2003(8).

[7]申国卿.21世纪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学分析[J].体育科学,2007(5).

[8]朱光潜.无言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郭玉成.武术传播引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