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精选8篇）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1
毛囊虫皮炎是由人蠕形螨 (即毛囊虫) 寄生于毛囊皮脂腺内引起的慢性炎症。故又称人蠕形螨病[1]。由于虫体的出入、代谢产物及死虫的崩解物的刺激, 可引起局部皮肤炎症反应, 临床以酒渣鼻样损害、痤疮样损害和毛囊炎最为常见。一般无自觉症状, 少数人仅有痒感或蚁行感, 继发感染时可伴有疼痛。2007年3月至2009年3月, 我院采用中西药物联合应用治疗本病86例, 效果满意, 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86例, 男56例, 女30例;年龄19～57岁, 平均35.6岁;随机分为观察组46例 (A组) , 和对照组40例 (B组) 。病例选择:入选标准:临床症状符合毛囊虫皮炎的诊断。排除标准:近两周内系统使用过抗菌素、内服或外用过糖皮质激素、有严重肝肾功能受损及造血系统疾病、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岁以下青少年、对治疗药物过敏者。
1.2 方法
观察组:口服甲硝唑片200 mg, 3次/d;米诺环素胶囊50 mg, 2次/d;盐酸西替利嗪片10 mg, 1次/d。同时采用本院制剂甲硝唑乳膏 (甲硝唑4 g, 霜剂基质50 g) 外擦, 2次/d;另用中草药外洗, 组方:苦楝子20 g、白癣皮20 g、升华硫5 g、大青叶20 g、蚕沙20 g、公英20 g、辛夷15 g。加水2000 ml水煎30 min晾温后洗敷患处, 2次/d。B组:仅使用上述口服药物。治疗期间, 要禁酒、油腻及高糖高脂饮食, 生活规律, 劳逸结合, 并减轻精神和工作压力, 两组药物均使用四周后判定疗效及记录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两组做血常规、尿常规和肝肾功能检查。
1.3 疗效标准
痊愈:红斑、丘疹、脓疱全部消退或仅留少许色素沉着、恢复正常皮色;显效:红斑、丘疹、脓疱大部分消退, 症状明显减轻;好转:皮损部分消退, 症状改善。无效:皮损消退不明显或临床症状反见加重。痊愈加显效为有效。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2.0统计分析软件对两组总有效率进行卡方检验。
2结果
2.1 临床疗效
两组疗效比较见表1。两组患者治疗4周后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4.269, P<0.01) 。
2.2 不良反应
A组和B组分别有3例患者口服药物后出现轻微胃肠道不适和头痛;A组有4例患者中草药外洗后出现面部灼热、发红和瘙痒, 均较轻微, 不影响治疗。
3讨论
毛囊虫是人体皮肤感染的一种最普遍的寄生虫病;由于毛囊虫感染侵犯人体脸部皮肤, 严重者可毁人面容, 不可忽视。 毛囊虫主要是接触传染的。在新生儿身上一般查不到毛囊虫, 以后通过喂乳、亲吻等, 可传染给婴幼儿。据调查, 感染者最小年龄为48 d婴儿。儿童中感染随年龄增长而增高, 15岁以上感染率可达95%[2]。大多数为健康带虫, 皮肤无损害, 也无任何感觉。
甲硝唑是治疗与预防厌氧菌感觉药, 对滴虫、毛囊虫、疥螨等寄生虫有强大杀灭作用。米诺环素为广谱抗生素, 可阻碍细菌氨酰基t-RNA与m-RNA核蛋白复合体的结合, 抑制蛋白质的合成而发挥抑菌作用, 对很多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立克次氏体、支原体、衣原体、原虫、螺旋体等均有效, 并能在皮脂腺中达到有效抗菌浓度。盐酸西替利嗪为H1受体阻滞剂, 具有强效抗组胺活性, 能减少炎症细胞的移行及介质释放, 能使毛囊虫引起的皮肤超敏反应得到改善[3]。苦楝子外用驱虫、疗癣;升华硫外用解毒杀虫、疗疮;白癣皮祛风止痒;大青叶清热解毒、凉血利咽;辛夷散风寒、润燥止痒通窍;公英外用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几味中药外洗可以达到清热凉血解毒、杀虫润燥止痒的效果。本组结果显示;A组在口服药物的基础上加用院内外部制剂和中草药外洗治疗能明显减轻症状、缩短病程, 方法有效、安全, 值得临床选用。
参考文献
[1]朱学骏.实用皮肤性病治疗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 1998:262.
[2]顾伟程, 刘彤.新编皮肤科用药手册.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7:44-102.
[3]王竹鑫, 章延荣.中药安全速查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187-369.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2
【关键词】 头抱曲松；联合用药；不良反应
【中图分类号】R96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8-0156-01
头孢曲松钠是第三代半合成头孢菌素，具有长效耐酶性且存在较高广谱性。此药物在临床中应用广泛，但在与其他药物进行联合使用时容易产生不良反应[1]。笔者选取216例头孢曲松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产生不良反应患儿，分析其不良反应情况，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216例头孢曲松钠与其他药物联合用药患儿，其中男122例，女94例；年龄1～12岁，平均年龄（9-2±1-8）岁。
1-2方法 根据患者具体不良反应临床症状、药物使用情况对信息予以详细整理，确定患者所应用头孢菌素类药物及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情况，并探讨不良反应发生因素。
2 结果
2-1联合用药情况 通过统计可知，216例不良反应患者中，头抱曲松和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时134例为二联用药，比例为62-0%；50例为三联用药，比例为23-1%；32例为四联用药，比例为14-8%。联合用药药品种类主要为酸碱平衡药物、电解质及调解水等178例（82-41%），抗病毒类药物38例（17-59%）。216例不良反应患儿经针对性治疗，均得到痊愈。联合用药时的主要药物如表1所示。
表1 216例不良反应患儿联合用药情况
2-2不良反应类型 头孢曲松钠联合用药主要不良反应为：过敏性休克、皮肤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过敏性哮喘、消化系统反应。① 头孢曲松钠与利巴韦林、氯化钠联合应用产生不良反应为过敏性休克，主要临床症状为大部分患者药物应用后在数秒或5min时间内出现，少数患者发生于30min内，一般会先发生局部瘙痒、发红、皮疹症状，然后出现呼吸困难、心慌胸闷、血压降低等症状，快速发生肢体抽搐丧失意识情况，有的还有心跳、呼吸骤停症状。② 头孢曲松钠与青霉素联合应用产生不良反应为皮肤过敏反应，主要临床症状为：过敏性药疹，通常在用药5～6min有局部瘙痒症状，红斑发生于全身，还会出现烦躁不安等症状。③ 头孢曲松钠与喜炎平联合应用产生不良反应为血管神经性水肿，主要临床表现为局部发生水肿，存在骤发骤消现象，然后出现视力模糊，眼、嘴张不开症状，会感觉呼吸困难，出现刺激性干咳、寒战等。过敏性哮喘一般有恶心呕吐、肠胃不适等症状，通常出现在首次用药15～30min，药物停止应用后则可得到缓解。④ 头孢曲松钠与阿奇霉素应用产生不良反应为消化系统不良反应，通常为呕吐、肠胃不适等。药物停止且予以合理治疗后，不良反应往往得到缓解或直接治愈。
3讨论
头孢曲松钠是β-内酰胺类抗生素，此药物能够破坏细菌细胞壁，可于细菌繁殖期进行有效杀菌。该药具有对细菌选择性较强，且不会对人产生大量毒性作用，抗菌谱广泛，抗菌效果强大，可以耐受青霉素酶，其过敏反应对比青霉素类明显降低等优势显著[2]。因此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属于一类具有高效性、低毒性、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抗生素药物。此类抗生素属于广谱抗生素，相对比青霉素G具有更为广泛的抗菌谱，對革兰氏阳性菌及阴性菌存在较为明显抗菌活性[3]，可以抗金葡菌、化脓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白喉杆菌、肺炎杆菌、变形杆菌及流感杆菌等。在临床中通常应用于耐药金葡菌及部分革兰氏阴性杆菌所导致的严重感染。
头孢菌素类药物联合其他药物进行应用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反应与用药依存性存在密切相关性，而且与患者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相关性[4]。若患者在药物应用时并未遵从医师医嘱，应用酒精类饮品使得患者出现双硫仑样作用，从而产生恶心呕吐、心悸等不良反应；若患者对此类药物具有较高敏感性，使得过敏反应发生率明显上升。因此，应用头孢曲松时，若患者曾经发生青霉素类过敏史或头孢类过敏史需谨慎使用，且对患者用药后相关指标及机体状态变化进行仔细观察，防止不良反应产生。有研究资料显示[5]，患者对头孢菌素所具有的敏感性越高，其出现过敏反应几率随之上升。且在研究中表明，联合用药前后产生的过敏反应差异并无明显统计学意义，由此表明过敏反应与患者自身身体状况存在一定相关性，与联合用药并不存在明显关系；而且药物联合应用后，患者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二重感染、肾损害等方面不良反应出现几率与用药前对比明显上升，有可能是药物联合应用后，因为物理、化学等因素，使得药物间存在相互作用，导致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发生不良反应几率提高，因此临床用药时应加以注意。参考文献
[1]王楠，谢学建，倪江红.630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J].医学研究生学报，2010，22（7）：743-746.
[2]唐钦春，梁如梅.头孢菌素类药物联合其他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3，7（19）：121-122.
[3]陈谦.谈谈头孢曲松钠的不良反应[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24）：65-66.
[4]黄玉琼.头孢他啶不良反应的临床分析[J].赣南医学院学报，2011，31（l）：53-54.
[5]吴光智.分析头孢曲松钠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的合理性[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18）：565-566.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3
关键词：中西医,药物,结合,联合
在目前的药房工作中, 见到日益增加的一个趋势, 无论是中医师还是西医师都喜欢中西药联合应用, 同时也逐渐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 在许多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新治疗方法上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西结合的研究本是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项目, 然而, 目前临床上对中西药物的使用更像是中西医药物的联合并非中西医结合的初衷。两类不同理论指导下的药品联合应用, 不但增加了应用的复杂性, 同时还造成种种不合理用药现象[1], 比如造成药物的浪费、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增强毒副反应、降低药物疗效、延误治疗时间, 甚至产生药源性疾病等严重后果[2,3]。因此, 在临床上, 我们必须注重和加大对中西医结合的研究。
注意区分中西医结合治疗与中西医联合用药治疗的界限对我们的工作至观重要, 中西医结合首先是方法的结合, 并非是简单的药物相加。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是两个建立在不同理论体系之上的临床学科, 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下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使用都是不同的, 要中西医结合首先须遵循各自的理论原则, 而中西药物的联合应用也是在遵循各自理论原则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其他因素。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 重视宏观调整。西医是以现代医学理论为基础, 利用现代诊断技术和手段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 重病因和局部治疗, 以微观调整为主。有效的宏观调控与现代医学的微观调控的结合, 可发挥中西药物各自的优势。故临床工作需要以方法的结合为前提进行处方用药, 更好的发挥中西结合的优势和特色。
然而, 对于临床药师和药房工作人员来说, 要区分到底是中西医药物的单独联合还是中西结合的治疗联合, 是非常困难的, 根缘于没有可靠的区分标准, 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目前还处于初级的研究阶段, 没有客观的依据和标准。尽管在某些治疗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仍然不能摆脱目前中西医学结合的尴尬状态。在这种状况下的临床工作中, 为了追求治疗效果, 有些医师喜欢用“双保险”, 即采取中西药重复使用, 以求达到双管齐下的目的, 这样来诠释中西医结合的疗效。但我们都应该仔细思考一个客观的问题, 无论是单独使用中药, 还是单独使用西药都要选用行之有效对证的药物, 而不是重叠使用适宜某一类病证的药品。为什么在中西医结合的时候这个规则都要打破呢?其实很简单, 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在目前很多情况下都是中西医药物的联合应用, 而不是方法的结合。其药物联合的结果就是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加重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
作为药房工作者, 个人觉得, 中西医结合用药时, 要尽量避免药物的无价值的联合应用, 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病情, 在疾病的不同阶段选择联合的方法[4], 如在现代医学比较确切的病症, 且西药疗效也确切或疗效也确切比中药好, 或是某些病症必须手术, 且手术的效果也确切, 就没有必要再在中西医结合上下工夫, 其实这本身也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种思路。又比如一些慢性疾病, 西医确实没有什么可靠的疗效, 也没有特效的药物, 而传统医学就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种情况下的中西医结合就是以中医药治疗为主, 考虑用西药治疗为辅的有机配合。许多中西药间相互作用机制不明, 多一分联用, 就多一份不良反应的危险。从安全有效的角度看, 只要是有效能治好病的药物, 应尽量少与其他相同作用的药物联用, 应尽可能降低毒耐反应, 避免药物间的配伍禁忌。临床上, 采用试探性的用药方法交替使用, 使用西药治疗一段时间的效果不佳又选用中药治疗, 虽然这种方式避免了中西医药物的联合应用, 但这种如此反复循环的用药方式, 不仅使患者容易产生药源性疾病, 加重病情, 还加重了患者的经济和身心负担。中西医各具特色, 各有优势, 配合得到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之则是产生严重的后果, 故中西药的联合应用, 在临床用药中一定要慎重。
参考文献
[1]杨劲英, 邹兴梅.临床不合理使用药物剂型分析[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8, 14 (9) :73-75.
[2]翁舜章, 罗梓河.浅析临床不宜联合应用的中西药[J].时珍国医国药, 2001, 12 (5) :46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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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品联合使用的合理性分析 篇4
1中西药联合使用的特点
1.1 协同增效
许多中西药联用后, 均能使疗效提高, 有时很显著地呈现出协同作用, 如黄连、黄柏与四环素、呋哺唑酮、磺胺甲基异唑治疗痢疾、细菌性腹泻有协同作用, 常使疗效成倍提高金银花能加强青霉素对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菌作用。
1.2 降低毒副反应
化学药品虽治疗作用明显但毒副反应却较大, 若与某些适当的中药配伍, 即可以提高效能又能减轻毒副反应。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后常出现燥热伤津的阴虚内或气阴两虚, 治疗以滋阴润燥或益气养阴中药而取效。
1.3 减少剂量
地西泮有嗜睡等不良反应, 若与苓桂术甘汤合用, 地西泮用量只需常规用量的 1/3, 嗜睡等不良反应也因为并用中药而消除。
2中西药联合使用的问题
2.1 影响吸收
影响药物透过生物膜吸收。中药中的某些成分如鞣质、药用碳、生物碱、果胶及金属离子等易与西药结合或吸附, 特别是以固体形式口服的西药, 可导致某些药物作用下降。含鞣质较多的中药有大黄、虎杖、五倍子、石榴皮等, 因此, 中成药牛黄解毒片 (丸) 、麻仁丸、七厘散等不宜与红霉索、士的宁、利福平等同用, 因为鞣质具有吸附作用, 使这些西药透过生物膜的吸收减少。
2.2 影响分布
某些中西药联用发生相互作用后, 血药浓度有所变化, 影响药物与血浆蛋白组织结合。碱性中药如硼砂、红灵散、女金丹、痧气散等, 能使氨基糖苷抗生素如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阿米卡星等排泄减少, 吸收增加, 血药浓度上升, 药效增加20～80倍, 同时增加脑组织中的药物浓度, 使耳毒性增加, 造成暂时性甚至永久性耳聋。故长时间联用应进行血药浓度监测。
2.3 拮抗作用
中西成药配伍不当, 会使两者在疗效上发生拮抗作用, 甚至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甘草、鹿茸具有糖皮质激素样作用, 氨基酸转化成葡萄糖, 使血糖升高, 从而减弱胰岛素、甲苯磺丁脲、格列本脲等降糖药的药效。
2.4 影响代谢
中西成药配伍时会影响药酶的活性, 从而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①酶促反应:中药酒剂、酊剂中含有一定浓度的乙醇, 乙醇是常见的酶促剂, 能使肝药酶活性增强, 在与苯巴比妥、苯妥英钠、安乃近、利福平、二甲双胍、胰岛素等药酶诱导剂合用时, 使上述药物在体内代谢加速, 半衰期缩短, 药效下降;当与三环类抗抑郁药盐酸氯米帕明、丙咪嗪、阿米替林及多虑平等配伍使用时, 由于肝药酶的诱导作用, 使代谢产物增加, 从而增加三环类抗抑制药物的不良反应。②酶抑反应:中西药合用时发生酶抑反应也会影响药物在体内代谢, 使药效降低或毒副作用增加。富含鞣质的中药大黄、山茱萸、五倍子、地榆、石榴皮、侧柏叶等, 在与淀粉酶、蛋白酶、胰酶、乳酶生等含酶制剂联用时, 可与酶的酰胺键或肽键结合形成牢固的氢键缔合物, 使酶的效价降低, 影响药物代谢。因此, 临床上应尽量避免联用[1]。
3中西药联合使用医师及处方的管理
3.1 中西处方医师药品处方权限定的情况
大部分医院对中西医医师的药品处方权没有特别的限定, 有部分医院仅规定只有中医师具有中药饮片处方权, 因此, 患者一般可在中西医师处同时或分别获得中药、中成药及西药处方。
3.2 处方药品配发管理
《处方管理部分》规定:药师对处方要进行必须的审核, 其中处方合理性的审核是必须的。由于中西药品分属不同的处方, 因而, 中药房药师只能审查中药方面处方药品用药合理性问题;而西药房药师也只能审查西药处方中药物联合使用合理性问题。患者同时或分别获得的中西药品联合使用合理性审核问题, 我国任何一家医院均未设置相关科室解决该问题。
4小结
中西药合用的范围很广, 这不但增加了用药的复杂性, 还提醒我们在中西药合用时, 不仅要考虑利的一方, 更要考虑弊的一方, 资料表明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患者达250万。其中, 约有19.2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而这种药物不良反应大多数由不合理用药引起;我国医院的不合理用药相当严重, 不合理用药占全部用药者的12%～32%[2]。以上不难看出要使 中西药联用发挥出巨大的效用的同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张惠卿.不合理用药与药源性疾病.中国中医药, 2005, 3 (8) :59.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5
关键词：子宫内膜异位症,中医药疗法,腹腔镜,复发率,妊娠率
子宫内膜异位症 (Endometriosis, EM, 内异症) 是一类雌激素依赖性及自身免疫反应性疾病, 为女性常见病、多发病, 随着月经初潮低龄化、妊娠分娩高龄化、绝经高龄化, 其发病率逐年上升, 约10%~15%女性患有该疾病, 对其深入研究已历时90年[1], 近年来腹腔镜手术已成为诊断及治疗EM的首选方法, 对年轻而又有生育要求或要求保留卵巢功能的异位症患者来说, 保守性手术及半根治术是有效的治疗选择[2], 但复发率高, 其5年总复发率约为20%~40%[3], 因此EM复发率也一直是全世界妇科医师所关注的, 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1.1.1 西医诊断标准[4]
症状: (1) 盆腔疼痛:包括痛经、慢性盆腔痛以及性交痛; (2) 不育; (3) 盆腔包块, 即卵巢内异症囊肿。
妇科及辅助检查:盆腔检查发现内异症病灶, 影像学检查发现内异症病灶, 血清CA125水平轻、中度升高。
腹腔镜下形态表现符合EM诊断。
中医诊断标准[5]:月经紊乱, 经期前后少腹、腰骶部不适或疼痛, 逐渐加剧;盆腔病理性包块, 结节;舌质紫或舌体瘀斑、瘀点;脉涩或结代;固定性刺痛并拒按;血管异常;皮下瘀斑。
1.1.2 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分期标准
采用美国生育学会1985年修正分期法 (AFS-r) :Ⅰ期:1~5分;Ⅱ期6~15分;Ⅲ期:16~40分;Ⅳ期:>40分。
1.2 纳入标准
符合本病诊断标准, 合并子宫肌瘤、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等严重疾病, 治疗前有使用激素类药物, 行子宫内膜异位症根治术, 未按规定用药或同时应用其他相关药物者不纳入本研究。
1.3 病例资料
收集2006年9月至2010年12月我院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内异症患者共82例, 随机分为对照组42例及观察组40例, 对照组年龄20~42岁, 平均 (27.6±5.37) 岁, 其中Ⅰ~Ⅱ期30例, Ⅲ~Ⅳ期12例, 保守性手术36例, 半根治术6例;观察组年龄19~42岁, 平均 (28.1±4.16) 岁, 其中Ⅰ~Ⅱ期28例, Ⅲ~Ⅳ期12例, 保守性手术33例, 半根治术7例, 两组年龄, 分期, 手术方式、术前血液流变学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4 治疗方法
1.4.1 腹腔镜手术
采用日本Olympus全套腹腔镜手术器械, 对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行保守性手术, 对无生育要求但希望保留卵巢内分泌功能患者行半根治性手术。手术实施要点参照《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与治疗规范》[4]实施: (1) 分离盆腔粘连, 恢复解剖结构; (2) 对病灶尽量切除或破坏。对较小以及较表浅的病灶进行烧灼, 深部浸润的病灶, 行切除; (3) 卵巢内异症囊肿首选囊肿剔除术, 分离粘连、恢复解剖、剥除囊壁、创面止血。注意保护正常卵巢组织; (4) 合并不孕者可同时进行宫腔镜检查以及输卵管通液术。
1.4.2 给药方法
对照组在术后第1个月经周期开始口服孕三烯酮2.5mg每周2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月经周期第14天加用补肾化瘀疗法, 主方:当归、川芎、赤芍、丹参、血竭、三棱、莪术各10g, 红藤15g, 皂角刺10g, 巴戟天10g, 蛇床子15g, 肉桂6g (后下) , 黄芪15g, 党参10g, 水煎服, 日一剂, 共服14d, 至月经期加用蒲黄10g, 五灵脂10g, 大黄6g, 枳实10g, 延胡索10g。水煎服, 日一剂, 分两次服, 共服7d。两组均以3个月经周期为1个疗程, 共治疗2个疗程, 定期行盆腔检查、B型超声检查, 随访2年。
1.4.3 观察指标
(1) 临床症状、体征疗效; (2) 血液流变学变化; (3) 妊娠率; (4) 2年累计复发率。
2 结果
2.1 疗效标准
临床完全缓解:原有疼痛症状缓解, 盆腔触痛结节消失;临床部分缓解:原有疼痛症状减轻, 盆腔结节减小, 变软, 触痛减轻。两者相加为总有效率。复发[6,7]: (1) 术后症状缓解3个月后病变复发并加重; (2) 术后盆腔阳性体征消失后又复出现或加重至术前水平; (3) 术后超声检查发现新的异位症病灶; (4) 血清CA125下降后又复升高, 且除外其他疾病。符合上述 (2) (3) (4) 3项标准之一且伴或不伴有 (1) 者诊断为复发。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随访情况
所选病例中对照组1例服药3个月后因头晕、乏力退出该临床研究, 其余病例均按给药方法完成疗程, 治疗后共随访74例, 失访7例, 其中对照3例, 观察组4例。
2.4 治疗结果
2.4.1
对照组总有效率92.1%, 观察组总有效率94.44%, 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后2年对照组复发8例, 占21.05%, 观察组复发4例, 占11.11%, 两组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2.4.2
妊娠率比较见表2。对照组要求妊娠31例, 2年妊娠共12例, 占38.71%, 观察组要求妊娠30例, 2年妊娠共17例, 占56.67%, 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4.3
治疗前后两组血液流变学变化具体见表3。
注: (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P<0.01; (2)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P<0.05
3 讨论
3.1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具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腔被覆内膜及宫体肌层以外的其他部位, 其中, 以盆腔最多见。祖国医学无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名, 根据其症状划分可属于“痛经”、“癥瘕”、“不孕”等范畴, 金季玲认为[8]:女性经血月时以下, 有所泻, 但部分经血不循其道, 不能正常排出体外而逆行, 致使“离经”之血流注经脉、脏腑而蓄积成EM, 其病理表现均符合中医“瘀”证, 与现代运用蛋白质组学对EM证型的研究结果相符[9]。肾为先天之本, 元气之根, 生命之源, 内异症之不孕、月经失调、痛经、性交痛等生殖功能障碍均与肾关系密切, 因此认为内异症以肾虚为本, 血瘀为标, 肾虚是其发病的根本原因, 血瘀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亦是其发生发展的促进因素[10]。现代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的研究主要主要集中在“在位内膜决定论”[11], 即内膜细胞在异位处生长、发育、出血并引起临床症状;免疫学机制:子宫内膜为自身组织, 它可能获得免疫的一种脱失状态, 但是当它离开固有的位置进入到特殊的地方, 如腹腔, 卵巢, 那么它就会成为免疫的进攻对象。已有临床研究表明, 异位症患者发生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内分泌紊乱疾病及特异性疾病频率较高[12], 其异位灶、外周血及腹腔液中存在多种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等证据亦可证实EM为自身免疫性疾病[13];此外内异症病灶周期性的变化无疑是对EM为激素依赖性疾病最有力的证明。因此, 内异症是多因素作用的疾病, 这使得该疾病的治疗和控制其复发具有一定的难度。
3.2
腹腔镜手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尤其是对于需要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 但单纯手术治疗只能去除肉眼可见的病灶, 对微小病灶、非典型病灶及浸润较深的病灶则无法彻底清除, 导致复发, 因此术后联合药物进行6个月的巩固治疗, 减灭残余病灶, 控制复发具有必要性。目前最常用药物为GnRH-a和孕三烯酮。由于GnRH-a费用昂贵, 助孕率较低[14], 尚未被广泛应用, 孕三烯酮仍是内异症治疗的一线用药, 其疗效确切, 但停药后容易复发[15], 因此期待找到一种疗效确切又能有效预防复发的治疗方法。本研究在腹腔镜术后口服孕三烯酮的基础上, 顺应月经阴阳之消长, 在月经期第14天, 即“阳渐长”之“的侯”期给予补肾化瘀之方药助阳, 有效提高了妊娠率, 降低了复发率。方中:当归、川芎、赤芍、丹参、血竭活血化瘀,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具有改善微循环,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 抗组织损伤, 并通过抑制胶原合成, 促进其分解, 从而使增生变性的结缔组织转化吸收, 有效改善盆腔内由于内异症所导致的粘连, 纤维化状态[16];当归、三棱、莪术、红藤、皂角刺破血化瘀, 行气活血止痛, 并能增加细胞免疫原性, 从而诱发或促进机体对内异症病灶免疫排斥反应[17], 与前组药物协同具有抗炎、减轻术后盆腔粘连, 抗血小板凝集, 降低血液黏稠度的功效, 与本研究结论一致;巴戟天、蛇床子、肉桂助肾阳, 以保证月经阳长期体内阳气的水平;方中适当加用益气之黄芪、党参起到推动所化之瘀血外泄之功, 并有调节机体免疫之效;经期则重在化瘀通腑止痛之功, 故加用蒲黄、五灵脂、大黄、枳实、延胡索等。在位子宫内膜与异位子宫内膜在雌、孕激素水平上存在差别[18], 方中蛇床子、丹参、巴戟天、蒲黄、当归等均具有植物雌激素作用, 且对机体的雌、孕激素受体具有双向调节作用[19]。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6
1 资料与方法
从2009年10月-2010年4月随机抽取门诊处方20 000张,使用感冒类药品处方为5484张,归类出为联合使用感冒药的处方2140张。
我院现有感冒药12种(括号为所含成分):A:小儿伪麻美芬滴剂(伪麻黄碱、右美沙芬);B:愈酚伪麻口服溶液(伪麻黄碱、愈创木酚甘油醚);C: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对乙酰氨基酚、人工牛黄、氯苯那敏);D:美敏伪麻溶液(右美沙芬、伪麻黄碱、氯苯那敏);E:酚麻美敏混悬液(对乙酰氨基酚、伪麻黄碱、右美沙芬、氯苯那敏);F:复方可待因口服液(磷酸可待因、伪麻黄碱、愈创木酚甘油醚、曲普利啶);G:氨溴特罗口服液(氨溴索、克仑特罗);H:氨溴索口服溶液(氨溴索);I:右美沙芬愈创甘油醚糖浆(右美沙芬、愈创木酚甘油醚);J: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液(120ml)(福尔可定、苯丙烯啶、伪麻黄碱、愈创木酚甘油醚海葱流浸膏、远志流浸膏);K: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液(100ml)(福尔可定、伪麻黄碱、愈创木酚甘油醚、曲普利啶);L:复方甘草口服溶液(甘草流浸膏、复方樟脑酊、愈创木酚甘油醚)。
2 结果与分析
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有A、B、D、E、F、J、K ,联合用药处方数为551张占10.05%。伪麻黄碱为拟肾上腺素药,有收缩鼻黏膜血管、减轻鼻塞症状作用。不良反应为大剂量或长期使用可致焦虑、失眠、头痛、心悸、心动过速等。所以以上7种药相互联用均不合理。
含右美沙芬的感冒药有A、D、E、I 4种。联合用药处方数为173张占3.15%。右美沙芬为吗啡喃类非成瘾性中枢镇咳药,治疗剂量不抑制呼吸,但大剂量可引起呼吸抑制。以上药品相互联用也不合理。
含愈创木酚甘油醚的感冒药有B、F、I、J、K、L 6种。联合用药处方数为254张占4.63%。愈创木酚甘油醚为恶心性祛痰药,口服后对胃黏膜有刺激性,能反射性地引起支气管腺体分泌增加,降低痰液黏稠度。不良反应为头晕、嗜睡、恶心、胃肠不适,国外有报道大剂量服用引起尿路结石。以上药品相互联用也不合理。
含氯苯那敏的感冒药有C、D、E 3种。联合用药处方数为13张占0.24%。氯苯那敏为第1代抗组胺药,有较好抗过敏作用。不良反应为胸闷、心悸、疲劳、嗜睡、失眠等,用药过量表现为排尿困难或疼痛、头痛、头晕、食欲减退、上腹不适等,儿童中毒时表现为中枢兴奋症状。以上药品相互联用也不合理。
其他如G、H均含氨溴索(256张);F、K均含曲普利啶等(0张)联合也不合理。
3 讨 论
即使非含同一药品,但作用相同,也不应联合使用。如镇咳药右美沙芬、可待因、福尔可定、复方樟脑酊,除有指征证明用2种不同作用机制的中枢性药物(可待因、福尔可定、右美沙芬)与外周性药物合用。H1受体拮抗剂(苯丙烯啶又名曲普利啶、氯苯那敏等)也不应联用。
就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而言,因目前感冒药多为复方制剂,除特殊情况,一般单用已能改善症状,无再重复用药的必要。联合用药品种数量增多,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也会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我院每例患者用药5种以上的比例达12%。“处方管理办法”规定每张处方不能超5种药品[2]。据文献[3]报道,随着用药品种增多,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上升,并用药品2～5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4%;并用药品11～15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4.0%。
针对我院感冒药不合理联用情况较多,药学部门已提出建议,要求尽快纠正此现状,同时临床药师也已从处方点评与医疗质量评估方面介入。认识到不合理用药的严重性,在药品知识上多花时间,认真学习说明书,就会避免此情况的发生。
摘要：目的 通过调查上呼吸道感染类药物处方,改变不合理联用上呼吸道感染类药物状况。方法 从该院2009年10月-2010年4月随机抽取门诊处方20000张,归类分析其中联合使用上呼吸道感染类药物处方情况。结果 归类出联合使用上呼吸道感染类药物12种共2140张,所占比例为10.70%,其中不合理联用(1247张)占联用比例为58.27%。结论 不合理联用上呼吸道感染类药物在该院情况较严重。
关键词：上呼吸道感染,联用,不合理性
参考文献
[1]许树梧,吴永佩.合理用药问答[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194-250.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处方管理办法[S].2007-02-14.
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7
1.1 资料
抽取本院2011年1~10月外科Ⅰ类切口手术出院患者病历105份作为非干预组 (A组) , 2013年1~10月外科Ⅰ类切口手术出院患者病历228份作为干预组 (B组) , 调查比较两组抗菌药应用情况。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参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3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文件规定。以WHO推荐的限定日剂量 (DDD) 为主要参考指标, WHO推荐的DDD中无的抗菌药则以药品说明书规定的成人常用剂量确定各药的DDD值;抗菌药的累计治疗天数 (DDDs) =某药的总用量/该药的DDD值。抗菌药使用强度=各抗菌药物累计消耗量 (累计DDD数) / (同期收治患者人天数) ×100[1]。
1.3 联合干预的主要措施
通过由院长担任抗菌药物临床合理使用第一责任人, 与各临床科主任签订目标责任书, 医务科、院感科、临床微生物室、药剂科共同组成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督导组, 行政干预和药学干预结合, 并嵌入医院绩效管理。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评价标准并严格落实, 对运行病历进行实时监控, 及时发现和分析存在的问题, 及时干预纠正。定期分析抗菌药物使用监测数据, 对抗菌药物使用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和学习, 提高医务人员的抗菌药物使用水平。
2 结果
2.1 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比例
Ⅰ类切口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预防使用率, A组为94.3%, 其中58.1%的病例无预防用药指征;B组为37.3%, 同比下降60.4%, 无指征预防用药率下降至8.8%。两组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情况见表1。
乳房手术8 7 (87.5) 3 0 (0.0) 腹股沟疝修补术12 11 (91.7) 24 2 (8.3) 甲状腺手术1 1 (100) 1 0 (0.0) 血管手术7 5 (71.4) 6 2 (33.3) 体表肿瘤、异物切除术13 11 (84.6) 23 0 (0.0) 眼科手术0 0 (0) 32 2 (6.3) 骨科手术60 59 (98.3) 98 64 (65.3) 腔镜下手术0 0 (0) 12 3 (25.0) 其他4 4 (100) 29 12 (44.4) 合计105 99 (94.3) 228 85 (37.3)
2.2 Ⅰ类切口手术预防使用抗菌药物合理性评估
A组的抗菌药物使用问题主要体现在不重视术前0.5~2h的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时机, 且大部分患者存在术前不用术后用药的现象, 抗菌药物使用疗程有的更是从入院用到出院。外科手术预防感染应用抗菌药物感染危险期一般不超过24h, 关键要做到在创口暴露的这段手术时间里, 组织中有足够的抗菌物浓度来抵御可能污染的细菌[2]。过早应用抗菌药物或用药时间过长, 可增加耐药菌株产生的机会、药物的毒副作用及患者的经济负担[3]。干预后, 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情况明显得到改善, 两组患者抗菌药物品种选择及使用强度 (DDDs) 比较见表2, 两组患者抗菌药物用药时机、疗程见表3。
2.3 干预前后患者医疗费用比较
干预前, 患者平均药品费用为3378.0元, 药占比43.8%, 平均每位患者抗菌药物销售费用948.2元, 抗菌药物销售占比28.1%。干预后, 药占比降至28.8%, 患者平均药品费用为2347.7元, 同比下降30.5%;平均每位患者抗菌药物销售92.3元, 同比下降90.3%。两组患者医疗费用情况见表4。
3 讨论
3.1 抗菌药物预防比例及用药指征
手术野无污染, 通常不需预防用抗菌药物[4], 只在有感染的高危因素时才考虑预防用药。2011年到2013年, 卫生部办公厅每年都制定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对围手术期抗菌药物的使用作了严格的管理规定, 除有感染的高危因素外, 对于清洁手术规定原则上不予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由于医患纠纷及当前的医疗环境, 使医生把抗菌药物当作保驾药, 以减少发生感染时造成的医疗纠纷, 因而对抗菌药物的依赖性[5], 既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增加了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也使得耐药菌株或艰难梭菌结肠炎发生的危险性升高。经过抗菌药物使用联合干预后, 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比例明显下降, 但与规定的Ⅰ类切口手术预防用抗菌药物比例不超过30%的要求还有点距离。
3.2 抗菌药物选择
I类切口为清洁手术, 主要针对切口感染, 病原菌为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手术预防用药主要选择针对此类菌有效地一二代头孢菌素, 对其过敏, 可选择克林霉素, 而无必要选择头霉素类抗菌药物[6]。而本次调查中, A组头孢西丁的使用频度排在了第一位。头霉素类药物对革兰阳性菌的作用显著低于第一代头孢菌素, 对革兰阴性菌作用较强, 选用头霉素类不仅造成医疗费用增加, 而且达不到预期效果[7,8]。本调查显示, 通过抗菌药物联合干预措施的落实, B组抗菌药物品种选择的合理性明显提高。
3.3 抗菌药物使用时机与疗程
术前抗菌药物使用时机是预防感染成功的关键, 资料显示, 与手术开始前一次足量用药相比, 术后继续用药数次或数天并不能进一步降低术后感染发生率, 反而可能改变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度, 增加细菌耐药性[9,10]。干预后, 抗菌药物预防使用时机不合理病例较干预前有明显下降, 抗菌药物的使用持续时间也明显缩短, 基本都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3.4 抗菌药物使用费用
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可以导致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升。本调查显示, 干预后, 我院I类切口手术围手术期的抗菌药物费用明显减少, 抗菌药物费用占总住院费用的比例也明显下降, 明显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 在我院强有力的抗菌药物联合干预模式下, 外科I类切口围手术期的抗菌药物使用得到明显改善, 多种不合理用药情况均较干预前有明显减少, 且所有患者未发生切口感染。既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 降低医疗费用, 在获得患者口碑的同时, 也加强了医务人员对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视, 对规范医疗行为, 减少细菌耐药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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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药物的联合使用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患者选择
入选患者为2004年1月~2010年5月在我院置入药物洗脱支架的病人1 207例, 术后规范长期服用氯比格雷12月+阿司匹林片100 mg长期, 年龄为30~81岁。主要排除标准包括: (1) PCI术中或术后24 h内死亡患者; (2) 出血性体质或对抗血小板药物过敏。
1.2 分组
将接受DES治疗的患者分为六组:A组术后未服用PPI;B组术后服用PPI时间为1周;C组, 术后服用PPI时间为1个月;D组:术后服用PPI时间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内;E组:术后服用PPI时间为6个月以上, 记录各组患者基础、临床、介入治疗情况及临床随访结果。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基线特征和基础治疗及支架植入情况等均具有可比性。
1.3 方法
所有患者出院后通过电话预约、门诊随访和住院追寻, 记录其心血管不良事件 (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再次血管化、心源性死亡) 的发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2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t检验, 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相对风险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
实际随访例数为1 154例 (共植入支架1 451枚) , 随访时间由12~68个月不等, 平均随访时间为51个月。失访率为4.4%。服用PPI 6个月以上组MACE发生率为11.6%, 高于其他组, 该组患者发生MACE事件的相对风险高于其他组, 较未服用PPI患者相对风险增加25.0%, 有显著性, 其余PPI不同服用时间各组患者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及相对风险与未服用相比无显著性。见表1。
注:各组MACE发生率比较, χ2=10.435;P=0.034
2.2 不同亚组心血管不良事件
将患者重新按照不同的PPI分组, 分为未服用PPI、奥美拉唑组、泮托拉唑组、埃索美拉唑镁、兰索拉唑、雷贝拉唑组, 结果提示各种类型的PPI组间MACE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见表2。将服用PPI患者按照植入药物洗脱增加涂层的不同再次分组, 分为植入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未服用PPI、植入紫杉醇洗脱支架未服用PPI、植入雷帕霉素洗脱支架服用PPI、植入紫杉醇洗脱支架服用PPI四组, 结果提示各组间差异无显著性。见表3。
2.3 多因素分析结果
经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式分析, 不同的PPI类型及不同的洗脱支架涂层两因素无显著性, 而不同的PPI服用时间对MACE事件的发生率有显著性。见表4。其中服用PPI 6月以上组HR高于其他组, 较未服用PPI患者相对风险增加25.0%。见表1。
注:各组MACE发生率比较, χ2=0.027;P=0.870
注:各组MACE发生率比较, χ2=0.193;P=0.661
3 讨论
目前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导致的消化道出血是一个问题, 两药联用后发生胃肠道出血的概率显著高于单药治疗[2]。为防止胃肠道出血, 联合应用PPI曾经是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共识。但在2009年, 这一共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当年公布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站在了这一共识的对立面。同年美国FDA也进一步对联合使用氯比格雷与PPI提出警告, 并建议严格掌握适应证[3]。氯比格雷与PPI究竟是分还是合, 在业内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3.1 氯比格雷与PPI的药理学基础
既往认为, 如2种药物均通过同一肝脏细胞色素氧化酶亚型代谢, 预测两者可能存在竞争性抑制, 对酶亲和力低的那种药物的代谢将被抑制, 从而认为这两种药物存在相互作用。氯吡格雷需在肝脏内经CYP2C19才能成为有活性的抗血小板物质, 其中CYP2C19的活性对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效应起决定性作用。PPI s在肝脏中氧化代谢是由特异性或选择性CYP450同工酶催化的, 参与PPIs代谢的同工酶主要有CYP2C19和CYP3A4。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埃索美拉唑代谢的主要途径都是通过CYP2C19, 次要途径为CYP3A4[4]。而泮托拉唑具有独特的硫酸化Ⅱ相代谢旁路, 当有其他药物在Ⅰ相代谢时, 他可通过Ⅱ相旁路代谢, 从而不易发生药物代谢酶系的竞争性作用减少了体内药物间的相互作用[5]。有证据显示, 因PPI与氯吡格雷均通过肝脏内CYP2C19代谢, 两者联用可改变氯吡格雷的药动学并降低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作用[6,7]。
3.2 氯吡格雷治疗不支持使用PPIs的证据
目前多项研究表明, 服用氯吡格雷的ACS患者加用PPIs, 不但会降低抑制血小板聚集的疗效, 而且会增加再入院及血运重建风险。既往GI LARD等研究显示, PPIs可能会降低氯吡格雷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作用[8]。随后的随机研究[9,10,11,12]也显示, 支架植入术后患者接受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抗血小板治疗的同时服用奥美拉唑, 氯吡格雷的抗血小板活性显著降低, 再发心梗和再次入院风险增加。JUURL INK等[10]同时对使用不同PPIs进一步分层分析的结果显示, 不同PPIs对氯吡格雷的影响不尽相同, 一些PPIs (如奥美拉唑、兰索拉唑) 的使用可能会显著减弱氯吡格雷活性, 增加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但泮托拉唑与心肌梗死、再发入院无必然联系 (校正后HR=1.02, 95%CI:0.70~1.47) 。同年HO等[11]发表的对8 205例服用氯吡格雷的ACS患者进行了回顾性队列研究,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PIs与不良结局之间无剂量-反应关系, 但与氯吡格雷合用时间有一定的关联性, 提示接受联合治疗时间的延长可增加ACS死亡或再次血运重建风险。另外, 该研究同时也发现出院后未应用氯吡格雷患者 (6 450例) 服用PPIs与因ACS死亡或再入院风险增加不相关 (校正后OR=0.98, 95%CI:0.85~1.13) , 提示ACS患者服用氯吡格雷同时使用PPIs, 可能会减弱氯吡格雷抗血小板疗效, 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风险。
3.3 支持氯比格雷与PPI联合使用的声音
大部分PPIs主要通过CYP2C19代谢, 不同PPI对CYP2C19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一项交叉观察研究纳入1 000例患者, 结果奥美拉唑组血小板聚集率及氯吡格雷低反应者均明显高于无PPI组 (P=0.001和P=0.008) , 但泮托拉唑组和埃索美拉唑组与无PPI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13]。一项对20 596例需服用氯吡格雷的严重冠心病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14]表明, 合用PPI较单用氯吡格雷者胃十二指肠出血的发生率降低50% (HR=0.5, 95%CI 0.39~0.65) , 对于有出血风险的高危患者, 联合PPI在统计学上并未显著增加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HR=0.99, 95%CI 0.82~1.19) 。2009年美国经导管心血管治疗学术年会 (TCT) 会议上公布的一项随机对照性研究结果显示, 奥美拉唑并未增加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或再次血运重建在内的心血管事件[15]。2010年丹麦的一项研究结果使争议升级, 该研究纳入了2000至2006年间56 406例首次心肌梗死出院患者, 随访1年后发现, 应用PPI者出院后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升高, 与是否应用氯吡格雷无关, 与单用PPI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比较, 联用PPI和氯吡格雷并未增加其发生风险[16]。而在2011年公布的最新的两项大型研究也显示, PPI的使用与正在服用氯比格雷的患者MACE或净临床不良事件 (net adverse clinical events, NACE, composite of MACE and thrombolysis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major or minor bleeding) 发生率增加并无关联[17,18]。
3.4 本试验与其他试验的比较
本试验中服用PPI 6个月以上组MACE发生率高于其他组, 该组患者发生MACE事件的风险率亦高于其他组, 有显著性, 提示在药物洗脱支架术后患者规范双抗治疗的同时长期服用PPI有可能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这与HO等[15]发表的结论相似, 但HO等对PPI的最长使用时间设定为14 d, 延长至此使用时间后MACE事件的增加与PPI及氯吡格雷合用时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本试验显示在PPI与双抗联用时间在6个月以内MACE事件与合用两类药物并无相关, 两者的关联在延长PPI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后显现出来, 这与HO等的试验结果有所不同。其次, 各种类型的PPI与MACE发生无必然联系, 这与2010年公布的两项试验结果不谋而合, 更进一步支持了PPI可与双抗药物联用的观点。另外, 不同的洗脱涂层支架置入术后服用PPI后MACE事件的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 排除了因药物支架涂层的不同可能对PPIs及氯比格雷的影响。
本试验的目的旨在研究论证临床常用的联合用药的安全性,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包括本研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比如:回顾性研究、未考虑细胞色素酶多态性;所纳入人群的生活方式资料不详等) , 还需要更大规模的试验来分析氯吡格雷PPIs联用与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的相关性, 为临床合理使用氯吡格雷和PPIs提供循证医学证据和实验依据。
总之, 本试验结果显示规范服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置入药物洗脱支架患者长期服用PPI可能导致MACE事件发生率增加。对于高危病人联合使用PPIs及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是值得肯定的, 但我们主张将合用时间控制在6个月以内。
摘要：目的 探讨规范使用氯比格雷的药物洗脱支架 (Drug-eluting stent, DES) 植入术后患者是否合用质子泵抑制剂 (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 对患者心血管不良事件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MACEs) 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纳入2004年1月～2010年5月在该院置入药物洗脱支架的病人1 207例, 术后规范长期服用氯比格雷12月+阿司匹林片100 mg长期, 以未服用PPI之患者为对照组, 按照PPI服用时间分组, 记录各组患者基础、临床、介入治疗情况及临床随访结果, 实际随访例数为1 154例 (共植入支架1 451枚) , 随访时间由12～68个月不等, 平均随访时间为51个月。失访率为4.4%。结果 ①服用PPI 6个月以上组MACEs发生率高于其他组, 该组患者发生MACE事件的风险率高于其他组, 差异有显著性, 其余不同时间PPI之患者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与未服用相比略高, 但无显著性;②各种类型的PPIs与MACEs发生无必然联系;③不同的洗脱涂层支架置入术后服用PPIs后MACEs事件的发生率差异无显著性。结论 规范服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的置入药物洗脱支架患者长期服用PPI可能导致MACE事件发生率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