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通用8篇）

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篇1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才 ——诸葛亮

高密五中2012级政治复习课教学案

必修三 文化生活 第二单元 文化传承与创新

No.3 7.2013年12月4日，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珠算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72年，澳大利亚为纪念第十届国际会计师会议的召开，发行了一枚邮票（如图），把算盘与西方发明的计算机的电路板作为主图，可谓颇具匠心。这一创意主要是基于 A．不同民族文化有着共性和普遍规律 B．不同民族文化遵循共同的发展模式

C．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和借鉴中趋同 D．不同民族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色彩

8.珠算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产生的，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它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为人类计算带巨大便利，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13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算盘的胚胎期远在万年前上古时期，比中国文字产生还早。到12世纪，中国珠算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商界广泛运用。随着计算机的出现和电算化的普及，珠算的价值受到质疑，珠算教育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有人曾预言“珠算该进博物馆了”。上世纪50年代末，江西某小学尝试珠算与数学中的笔算、口算结合进行“三算”教学实验，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珠心算教育，极大地开发了儿童智力、简化了数学教育，人们重新认识到了珠算的新功能。人们更深入研究发现，珠算与电子计算机，各有各的功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把珠算符号化并内化脑中后，运用于现代科技中，能够培养适应现代技术需要的人体智能。然而，目前我国珠算文化的普及推广还任重道远。对此，有识之士疾呼：不要丢了珠算！

运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分析说明面对即将失传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要丢了珠算”的原因。（10分）

9.材料

文化因传播而精彩。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传送到亚洲、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李安等中国导演依托3D等现代技术，通过电影，将旗袍、马褂、灯笼这些传统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的儒雅、飘逸带给世界；近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国际平台；„„历经了千百年的艰难开拓，中华文化香飘海外；汇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成就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辉煌。

材料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的哪些道理？（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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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no.3参考答案

1-7：DABAA CA

8.①珠算属于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3分）②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传承珠算，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有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化，实现世界文化繁荣。（3分）③民族文化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的文化。（3分）④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珠算基础上形成的珠心算及人体智能的培养，体现了珠算文化创新。（3分）

9.①通过丝绸之路，使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体现了商贸活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②开办孔子学院，推广中文教学、传播中华文化说明了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经。③李安等中国导演的电影，依托现代技术，把中华文化带给世界，体现了大众传媒是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④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香飘海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 no.3参考答案

1-7：DABAA CA

8.①珠算属于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展现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独特作用。（3分）②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传承珠算，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有利于发展本民族文化，实现世界文化繁荣。（3分）③民族文化是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培育好、发展好本民族的文化。（3分）④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珠算基础上形成的珠心算及人体智能的培养，体现了珠算文化创新。（3分）

9.①通过丝绸之路，使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体现了商贸活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②开办孔子学院，推广中文教学、传播中华文化说明了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经。③李安等中国导演的电影，依托现代技术，把中华文化带给世界，体现了大众传媒是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④文化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香飘海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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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篇2

感悟之一, 文章对公司实行“现代医药商业模式”运行实践后对文化的思考, 提出一些很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感悟之二, 文章对文化是雷允上 (西) 超越发展的灵魂, 价值取向是文化的灵魂, 尽管还没有明白的提出, 但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个意识, 这是很了不起的;感悟之三, 文章强调“一把手”应是文化的第一推动者、第一责任人、第一宣传者, 把文化作为“一把手工程”而形成文化领导力;感悟之四, 文章是对中华老字号现有成就本源的追溯, 源于对创新孜孜追求。在实践中形成推崇创新的观点:不创新是老字号最大的风险, 许多老字号墨守成规创新不足, 要生存发展必须创新, 这是对创新的肯定;创新的动力, 既来自实际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原因, 又同时来自反击“废医存药”错误观念的需要, 创新观念很重要, 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动力来源问题, 为中华老字号提供了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内容重点在技术和管理上, 重中之重是中华老字号要从传统管理跳出来, 推进文化管理这一观点回答了在什么地方创新;在创新方法上, 文章主张有重点, 集中力量, 各个击破。主张团队作战, 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这一观点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方式, 集中有限力量为确保创新的成功提供了方法。文章的很多观点, 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中华老字号’曾经是伴随每一个中国人成长的儿时记忆。它温馨、美好, 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是每一位中国人脚下的鞋、身上的衣、口中的糖, 回味悠长。然而, 曾几何时,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那些曾令人向往的老字号已与我们渐行渐远, 有些甚至已经湮灭在市场的尘埃之中, 成为往昔沉重的背影。

老字号是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品牌, 是每一个老字号传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也是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要任务。对于这一点, 相信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市场实践中, 面对新兴的市场主体和世界名牌名品的竞争, 很多老字号却显得力不从心, 进退维谷;在不断兴起的时尚潮流冲击下, 更是无所适从, 几无招架之力, 又无遑论腾飞与发展之见!

本文试从老字号经营的共同境遇和实践经验中, 寻找破解发展瓶颈的途径, 借以抛砖引玉, 共同实现中华老字号的伟大复兴。

老字号的传承, 其核心在于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弘扬

1989年,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719号的上海中药店找出尘封已久的“雷允上”店招, 把在“文革”中被更名的老字号店牌重新挂了出来。就这一挂, 很快为该店带来滚滚客源:许多老顾客慕名前来, 只为寻找那样一种感觉;留洋已久的华侨们扶老携幼前来观瞻、体验, 也只为找回童年的回忆;而好奇的欧美游客留连于中草药和百眼橱前, 则惊叹医药文化的古老和神奇。为满足顾客的怀旧情感, 同时也是为了恢复“雷允上”的经营特色, 对店内外进行了全面改造和布局, 并专门开设精品饮片柜, 恢复“用料必求其精”的配方传统;请来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坐堂。这一系列恢复, 令“雷允上”老店顿时声誉雀起, 销售倍增, 连续多年成为沪上中药单店销售的冠军。

回顾当年“雷允上”复牌成功, 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回归的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根植于社会泥土的文化魅力及其生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中医药在传承和弘扬品牌文化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例证, 还有北京“同仁堂”, 它无论在其药品内在质量, 还是对品牌文化的策划宣传, 都显现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底蕴, 散发出浓烈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够感染和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力量, 其作用与现代广告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 每一个老字号的背后, 都有一段品牌发展的奋斗史, 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和老字号的牌子血肉相糅、相映生辉, 对传播、推动老字号发展具有极强的社会功效。远非现代广告银弹轰炸可比。但可惜的是, 能够把老字号文化精髓融入产品或服务成为内涵, 又能以现代媒介给以发掘和宣传的企业少之又少, 更多企业还处于没有找准发展定位, 或在企业发展根本问题上缺乏统一认识, 从而造成老字号普遍陷入不能发展的困境。

当然, 造成老字号发展困境的原因, 决不止一个文化传承那样简单。正如去年发生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老字号小吃店集体败走的原因, 很多就是文化以外的因素所导致。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 主要是老字号企业的发展问题, 如果连生存立足都成问题的话, ……本文暂不做讨论。

应该说,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老字号的传承发展都倾注了极大心血, 给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但归根结底, 在商海里游泳的是企业自己, 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和支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企业自身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老字号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改观。在这里, “我是谁”重点在于认识自我, 把握特征, 明白优势;“我从哪里来”重点在于把握文化脉络和发展渊源;“到哪里去”则要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策略问题。方向和策略, 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发展脉络剖析的基础上, 真正把握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精髓, 才是抓住企业发展的牛鼻子。就如“同仁堂”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原则。“雷允上”尊奉“药香九十国唯质量奠基, 店老十万天乃诚信为本”的祖训一样, 在这些制作和服务信条的背后, 真正主导企来发展的就是文化的本原。

老字号的发展, 关键在于产品和经营的不断创新

说到文化, 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化, 这就是对老字号形成重大冲击的时尚文化。前不久在一次商业研讨会上, 听到一位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集团的中国区营销总监的发言。他对中国时尚的变迁作了精辟的分析, 基于时尚品牌对人的研究、对人的观念研究提出“流行无国界”、“时尚是一种感受, 不在洗脑筋而在得人心”、“成功在于保持新鲜’等等, 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唯独对他认为“老, 只能进博物馆”的说法很不认同。因为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 任何文化都有其本原的内核, 这种内核经过时间的洗礼不断丰富、精致, 始终是延续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例如巴黎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是世界的时尚之都一样, 所不同的是, 不过是把贵夫人裙下的鲸鱼骨变成现代女孩的花样文胸罢了。任何把老字号与时尚对立起来的观念都是错误的。今天的老字号, 哪一个不曾是当初的时尚?我们的错误, 在于观念的老旧, 在于继承者的顽固不化, 没有不断给予老字号品牌以时代发展的新内涵、新立意、新表现, 所以才使老字号显得老态龙钟。从抱残守缺的角度看, 也就难怪时尚代言者要把我们的“老字号”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谈起创新, 很多业者感到无所措手足, 不知从何处下手。就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讽剌的那样:我们一些同志得到一把宝剑, 只知道拿在手中不停的赞叹:好剑!好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用一样。现在很多老字号的继承者只是一味强调继承而不懂得创新, 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才打磨出一块块光彩的品牌。全聚德的烤鸭为啥好吃?六必居的酱菜为啥出名?我们沪上更是不乏各种响当当的品牌。仔细考察他们的历史, 无不是在激烈竞争中下苦工出奇制胜, 靠躺在老祖宗牌子上想吃遍天下, 恐怕永远是痴人说梦。老字号品牌, 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家业,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一种文化传承。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那我们拿在手中的, 就只能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牌子, 可就真的只能进历史博物馆了。

在创新方面, “雷允上”近年来做了一些初步尝试, 虽不敢说成功, 但对我们的经营工作和思路, 都有一定的启发。大家知道近年来上海掀起“膏方”热, 每到冬令时节, 膏方进补成为一种时尚, 也成为沪上各家中药店争相上马的经营项目。但随着膏方定制业务量不断扩大, 传统的加工方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是顾客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二是行业之间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三是规模化生产对人员、技术、工艺、场地等条件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死抱住传统工艺不放, 一则难以满足顾客需求, 二则要丢掉市场。经过反复调研分析, 决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按照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订膏方加工质量标准, 为“雷允上” (上雷牌) 品牌注入规范化、集约化的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元素。通过标准制定过程, 我们把‘雷允上’积淀数百年的传统工艺, 经过采集、分析、提炼、筛选, 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检测, 得出最佳工艺方案;在不影响膏方品质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 以全面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2010年7月, 在经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各方专家严格论证后, 雷允上 (西) 《中药膏方定制技术标淮》终于诞生, 受到市行业协会高度肯定和赞扬。经过去年冬令以来生产实践, 按照新标准制作加工的膏方, 不仅产量大幅提高, 而且品质更有保障, 口感、色泽、疗效均超过以往, 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通过制定膏方标准给我们以启发, 只有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突破前人的局限, 不守旧、不怠惰, 敢于创新, 才是真正的科学传承和有效传承, 才能赋予老字号品牌以鲜活的生命力。其实,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国外老字号的生存之道, 也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君不见可口可乐仅凭一张配方走遍全球, 虽然它的口味保持不变, 但仍不断推出新品;在它每年的创意广告、包装上, 更是融入了超前的时尚元素, 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 千方百计剌激你的味蕾、唤起你的感觉, 始终吸引和保持着一大批真实的消费者。

老字号重生, 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扩张与飞腾

众所周知, 我国的老字号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困难局面, 除了企业自身原因外, 还有一个与外国企业最大不同之处, 那就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 所有老字号无一例外, 都遭遇了人为的经营传统的断层。而这一时期, 正值全球工业化发展的高潮, 各种全新的经营思路和手段层出不穷, 工商业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 等到我国的老字号重新走上竞争舞台, 世界早已是面目全非。我们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经营思想的更新与学习, 还有着资本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很多现代营销理念和手法的应用, 被捉襟见肘的资金所限制, 更不用谈发展与扩张了。那么老字号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已的发展和腾飞呢?我们认为:除了把握和弘扬企业的文化精髓, 不断创新经营思想和方法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 借助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机制, 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在这一方面, 北京“同仁堂”药业为众多老字号带了一个好头。他们在充分整合企业的文化资源和经营资产基础上, 利用上市融资这一资本手段, 迅速实现了在全国中药市场的扩张布局, 同时进军海外, 兼顾在养生、美容市场的适度发展, 较快实现了依靠单一资本积累所难以实现的发展布局, 为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乃至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篇3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体育文化 文化认同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210-02

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讨论，都可以在两个维度内进行：共时性维度和历史性维度。如果以现代体育文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以这个个体为起点，同样适用于这两个维度。所谓历史性维度，顾名思义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比较与研究；所谓共时性维度，则是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及其关系的横向研究。本文所讨论的，便是现代体育文化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面对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拓展，中国体育文化遭遇世界体育文化之时如何确立文化认同，形成良性的文化适应的横向维度。

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对于世界体育文化的包容性选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交通、通讯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距离空前拉近、沟通空前深入的“地球村”已然形成。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布劳所言：“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1]

童昭岗教授在《人文教育——体育演绎的文化》一书中指出：“体育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体育文化在满足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们的需要时， 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个性特征。”[2]中国体育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整体集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于现代体育文化的适应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应该从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之中汲取养分，遵循同样的逻辑。

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经历一个从排他性冲突到认同性选择再到包容性并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即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过程。排他性冲突阶段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政策上最为持久的时期。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排他性、封闭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气质。封建统治者沉睡在封闭的小天地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盲目排斥任何异己的东西。中西方文化跨文化交流的排他性冲突阶段在清朝发展到最为严重的阶段，典型的历史范例就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当然清朝的闭关锁国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合理性：直接原因是明朝中期日本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侵略夸张。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打开封闭的清朝大门之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大门的最后防线被打开。与此同时，自戊戌变法到洋务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留样归国的学者们将西方的科学技术、文艺文化甚至是经济政治体制介绍到现代化进程落后的中国，所以，大体上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是东西方文化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性选择阶段。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硬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方面均快速提升，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中国现代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应该是包容性的选择。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遵循同样的逻辑，所以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面对世界体育文化的正确姿态应当是一种“包容性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与世界体育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张力关系。所谓“和”，即包容性、借鉴性吸取。所谓“不同”，便是在当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价值逻辑和审美逻辑与世界体育文化的逻辑产生冲突与矛盾时，要以一个理性的姿态正视分歧，具备辨别是非的理性选择能力。切不可一副信教徒的嘴脸，摆出一副“拿来主义”的盲目认同姿态。文化自信的缺乏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是时下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权逻辑之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清朝末期，经历了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竞赛中中国便输在了起跑线。经历了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落后的状态，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行了强力的批判，同时对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的推崇，导致了中国人自己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自卑的情节，这种自卑滋长得过于严重，自信全无。故此：在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都在逐步提高的今天，文化认同的焦虑得到缓释后的现代中国，在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问题上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包容性选择”的姿态尤其必要。

二、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三种身份建构策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

在面对西方文化强权入侵的历史现实面前，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三种身份策略来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

1.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宝贵资源。从传统体育文化中汲取资源，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策略便会沦为一句无用的空话，所以，寻找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过程中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实际操作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举例而言，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足球》就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于建构体育文化精神的很好范例。电影《功夫足球》于2001年上映，影片以无厘头、戏谑的手法讲述了一群身份卑微却心怀梦想的普通人历经磨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直功夫足球队并和专业足球队员比赛的过程中屡屡制胜故事。电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功夫与足球这一体育元素巧妙结合，将体育元素巧妙的融入电影之中，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中国功夫”的认同，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足球”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对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endprint

2.民族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需要发扬和突出中国体育文化不同于世界体育文化的精神特质。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多元的因素纷涌而入，“万花渐欲迷人眼”的现状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形成独立自我的文化认同增加了分岔路和阻滞，不过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素材和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披沙拣金，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世界现代体育文化的优秀元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规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作为中西方文化集合的重要组成亚文化之一的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和精神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为为主，精神气质上推崇中庸融合，所以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以修身养性、强筋健骨为最终旨归。而以包涵日神文化、酒神文化等在内的希腊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以胜负竞技为其体育精神的追求，着也使得田径、体操、球类为代表的以争胜负为特点的体育项目成为西方体育的主要项目。因此，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的时候，应该充分柔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修身养性、强筋健骨的中庸融合特质。此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游侠精神一直被作为传奇佳话在民间故事和小说文本中代代流传。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之时，如果能将这种富有传奇特质的侠骨柔肠充分激活并恰当发挥，必将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谱系中独树一帜。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元素用以形成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独立鲜明的自我性格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建构自我形象，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的关键。

3.政治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政治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因素。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身份始终是一个国家面对别国和异己不容侵犯的神圣符号。对于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名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政治高于一切”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同样也是和平年代的隐性原则，政治纯洁性用原始不可触碰的红线，一切文化的逻辑必须为政治服务。

虽然政治与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相较而言，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场域范畴之内，文化与政治相比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在一个民族国家集体之中，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建构出来的。政治作为统治阶级的观念集合，通过社会舆论和语言文字建构文化支架、引导文化发展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相应的，被建构的文化则作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为政治服务。文化在与政治的交融中发挥着两个主要作用：首先，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其次，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国家会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推销其价值观念，达到削弱甚至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的目的。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建构自己国家的国家形象。如上文所说，现代体育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亚文化之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要时刻提高危机意识和建构鲜明民族国家特色的“中国体育形象”。这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寻求自为自在的发展路径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有朝一日得已在世界体育文化之林中建立鲜明的特色并且达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当然，以上是将文化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所提出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策略。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视角，认识并充分发挥政治对文化建构的积极和支撑意义，既然文化对政治而言具有相当有效的价值，那么，政治也必将能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中国形象”提供坚实的后盾。

唯有以上三种身份策略的有效利用才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话语方式和优胜逻辑之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价值符号，进而为世界体育文化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1.

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篇4

边缘文化: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资源

边缘文化是多元文化或复合文化中新的研究领域.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边缘文化不是多种文化简单的机械相加,而是一种新的文化的.组合方式或新的文化体系.边缘文化所具有的文化行为领域扩张、文化转换及创新等功能是我们构思特定文化域文化战略的主要依据.构思这种文化战略,在我国的朝鲜族社会、内蒙蒙古族社会等跨境民族区域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作 者：金强一 Jin Qiangyi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延吉,133002刊 名：东疆学刊英文刊名：DONGJIANG JOURNAL年，卷(期)：26(4)分类号：G0关键词：边缘文化 文化资源 边缘文化区域 文化战略

公司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篇5

员工行为规范

员工行为规范主要包括员工道德规范、员工行为准则与服务行为准则三大项目。首先，由于集团公司作为一个企业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因此从国家文化、社会文化中吸取其主流意识和良性要素，也是集团企业文化建设主题中应有之义务。近年来，各地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中，普遍把道德规范或职业道德规范列入了项目。企业道德规范除了受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外，主要是指集团全体(或多数)员工认同并在实际处理各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善恶标准的道德原则。企业道德受习俗、舆论的支持，它对其集团全体员工的约束是非强制的，企业道德的优劣对集团与其权属企业的发展有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在文明竞争占主流的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企业道德的集团公司是没有前途的企业。

其次，在同一个集团之中所有员工应该具有一些共同的行为特点和工作生活习惯。这种共性的行为习惯，一部分是广大员工在长期共同的工作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部分则是企业理念、企业制度长期作用的结果。这种共性的行为习惯越多，内部的沟通和协调越容易实现，对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整个集团公司工作效率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员工行为规范设计就是在集团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有意识地提出员工在共同工作中行为和习惯的准则，把这些准则形成大家易懂易记的文字，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指南。员工行为规范带有明显的导向性和约束性，通过在集团中的倡导和推行，在员工群体中形成共识和自觉性，从而起到促使员工的言行举止和工作习惯向集团战略所期望的方向和标准转化的目的。员工行为规范已经成为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集团企业行为识别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员工行为规范的内容大体包含下列内容：仪容仪表、岗位纪律、工作程序、待人接物、环卫安全等。

集团企业文化管控流程与制度

集团企业文化管控流程制度既是企业集团实践企业文化重要保证，又是制度文化建设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来说集团企业文化管控制度至少需要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集团典仪风俗规范;二是集团文体宣传规范;三是集团企业文化的教育培训制度。

所谓的典仪风俗，是指集团公司的典礼、仪式、节日、活动、习惯行为等等，由于风俗随企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异，因而成为区别不同企业的显著标志之一，在企业行为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集团型企业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其典仪风俗又受社会风俗的影响，服从于社会风俗。由此可见典仪风俗并无固定的模式，既要有自身的特色，又要从社会风俗中汲取积极的因子。从员工的上岗、员工的生日、重要的会议、周年的庆典、节日的传统等等，都可以发展成为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礼、仪式，形成一种风俗习惯，引导和规范员工的行为方式，因此它是集团企业文化管控流程、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集团的企业典仪风俗一般要规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文体宣传规范主要是指对通过文体等活动来宣传企业文化的一种制度性规范，一般来说文体宣传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关系 篇6

一、企业文化

首先，什么叫企业文化？说白了 企业文化是面向企业内部的文化，它是一个公司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一种价值观+想法（意识形态）+行为模式，它不是一句口号、一个目标或者希望，而是一种看不见的软件，是战略、组织、业绩中看不见的那部分，但它体现出的却是一个企业所拥有的价值观体系，一种决定性的态度。反过来讲，一个企业的员工工作态度，所体现的是员工们的价值观，从而反映出这个企业的文化内涵。企业文化的影响力很大，一个人个体能力的提升（1倍功效），一个生产部门流程的改造（10倍功效），而一个企业文化的正确塑造，却能有100倍的提升，甚至几代人的提升。

举个例子，我们随便走进一家西餐厅，就能体会到他们与其他餐厅文化的不同，比如西堤牛排、台塑牛排，我们一进门看到的就是干净的地面、整洁的桌布、优雅的环境、浪漫的氛围，彬彬有礼的服务生以及精干帅气的领班经理，难道他们都是美国人吗？不，其实他们和其他餐厅的员工没什么不同，也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的不同，只是不同的文化把他们塑造成了我们看到的样子。

网上有人说，企业文化其实就是场作秀，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只能说，失败的企业文化，做好了可以称为作秀，做不好了就是一句空空的口号。如果只是句口号，那就不是文化，而具体是不是口号，要看这种文化有没有反应在最基层员工的身上，看看员工的价值观是不是正是企业的价值观？员工的所理解是不是正是企业的意识形态？员工做的是不是正是企业需要的行为模式？如果三个问题都是Yes，那文化就形成了，如果No，那就只能说是个口号了。所以，企业文化就是把企业的价值观融入到员工的思想和行为中去的文化。

二、品牌文化

欧洲某调查机构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嘉士伯啤酒倒入一个普通的啤酒瓶子里，再把普通的啤酒倒入嘉士伯啤酒瓶子里，然后让很多顾客区品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装在嘉士伯瓶子里的普通啤酒更好喝，而真正的装载普通啤酒瓶子里的嘉士伯啤酒却被认为难喝，甚至喝了想吐。这个例子说明，一个成功的品牌不仅要取得用户的认知，还要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使顾客长久的凝聚在品牌的周围，最终形成顾客对品牌的归属感。当今社会，同类

产品的差距已不大，品牌文化已然成为了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品牌的文化内涵越深厚，其个性和形象就越明显，市场潜力和辐射力就越大。

那到底什么是品牌文化呢？我认为，品牌文化，是面向企业外部的文化系统，它是在给一个品牌注入强烈的文化内涵和生命活力，用其明确的品牌定位来稳稳的取得其消费群体的高度关注、高度认可和高度忠诚。

举个例子来讲，看看现在大街上使用率最高的手机是什么品牌？这种控、那种控、苹果控又是什么意思？苹果公司前CEO，也就是苹果之父乔布斯，他是一个传奇，他创造的不仅仅是一部iphone、一个Ipad、一个Apple笔记本或台式机那么简单，他塑造的是一种商品的代名词，一个品牌的灵魂与内涵。我相信，几乎所有提到苹果品牌的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无形的概念，那就是时尚、简约、高端和贵，而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为满足前三项要求而淡化贵这个字，并为此买单，去买iphone4、iphone5„甚至以后的iphone8、iphone9，并且愿意为此一直买下去，为什么？因为人们买的是他的理念，这就是品牌文化的效应，他卖的已经不再是苹果的产品了，而卖的是苹果的文化了。苹果正是通过赋予品牌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建立鲜明的品牌定位，并充分利用各种强有效的外部传播途径，形成消费者对品牌在精神上的高度认同、创造品牌的信仰，最终形成强烈的品牌忠诚。拥有品牌忠诚就可以赢得顾客的忠诚，赢得稳定的市场，大大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品牌战略的成功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关系

首先从本质特征来看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一个是企业的内部完善，凝心聚力，升华改造，另一个是企业的外部宣传，优势整合，拉拢扩张。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其中，“品牌”是企业文化与品牌文化的一个整合点，而品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空间，同时也是市场的空间，市场的核心是消费，消费的本质是文化和内涵，人们在消费品牌的同时，也是在消费着文化，所以企业在经营品牌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化渗透的过程。企业文化通过品牌得到不断提升，而企业文化的发展又保证了品牌文化的形成、巩固和突破。当企业宣扬的品牌文化与消费者所需的文化相一致，产生了共鸣，消费者就会接受你的文化，乃至从此接受了你品牌的一切产品，就像做事先做人的道理一样。所以企业文化的发展和品牌文化的建设互相促进，良性循环，才是品牌经营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企业发展的最高境界。

文化图示与《道德经》的文化传播 篇7

关键词：文化图示,文化图示缺省,文化传播

翻译不仅在中华文化吸收他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中华文化从未枯竭、常葆青春的原因所在。作为世界文化瑰宝之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 凝结在中国经典作品中。在全球化背景下, 把中国经典作品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 无疑是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好途径。所以如何使外国读者在阅读中国经典作品译著中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

老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性的重要思想。老子之伟大在于其所著的《道德经》之伟大, 《道德经》之伟大在于它以短短五千言八十一章而让后人以数以万计的文字去诠释它, 而且永远地言犹未尽。《道德经》告诉人们如何以智慧之言看生命之道、社会之道和宇宙之道。《道德经》一书由于距今时间久远, 单是从古汉语译为现代汉语就颇具争议, 更不要说翻译成外文, 让外国读者理解其中深奥的哲学思想了。

如何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道德经》及其内在的中国文化呢?本文以威利 (Arthur Waley) 《道德经》英译本为案例, 借鉴认知语言学图示理论对翻译理解过程所做的分析, 从文化图示缺省和文化图示建构的角度来分析如何更好地理解《道德经》及其内在的中国文化, 从而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

图示理论与翻译

“图示”是知识、信息等在大脑中的储存单位, 是认知心理学的概念。把图示知识具体运用在认知实践中, 并对其概括与升华就形成了图示理论。该理论概述了人们以何种方式在大脑中储存起获得的知识和信息, 并以何种方式把这些储存起来的知识和信息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图示理论认为:人们依赖于大脑中已存的信息图示来理解、吸收输入信息, 对输入信息进行解码、编码。如果输入的知识、信息与大脑中已存的信息图示不相匹配, 就无法完成信息处理, 这个信息处理过程包括信息的接收、解码、重组和储存。

人们阅读理解过程的心理机制, 用“图示”这一概念可以解释为:阅读材料输入的信息与读者大脑中所具备的知识互相作用, 激活合适的图示知识并填充新信息。这些激活的图示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阅读材料的内容。所以, 阅读理解归根到底是给合适的图示填充新内容而使图示具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读者大脑中已储存的图示知识与阅读的内容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阅读中, 语言水平相同的读者, 图示知识越丰富, 其理解力越强。

图示理论带来的启示是:要让外国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道德经》的翻译及其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 要保证翻译人员能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和翻译《道德经》 (这是基础) , 更要保证外国读者的理解与译者的理解基本相同。也就是外国读者必须同样具备翻译人员所具备的相关的图示知识。然而外国读者毕竟不是翻译人员, 二者的图示知识不尽相同。翻译人员在动笔翻译之前以及翻译过程中,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比如考察和查询所译作品的时代背景, 翻阅历史文献, 对当时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进行了解, 使之以图示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而外国读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到这些。因此, 要使外国读者能够领会翻译的作品, 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图示知识, 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帮助读者建立相应的图示知识, 避免读者的理解与译者的理解不一致。

文化图示缺省与文化理解障碍

图示包括语言图示和文化图示。 (2) 要使翻译成功, 翻译人员需要准确无误地翻译好语言图示和文化图示等。 (3) 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 即风俗习惯等内容建立起来的人的大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就是文化图示。是人的大脑中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 它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它在作品阅读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图示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差异很大。所谓文化缺省就是对异国文化的读者来讲, 出现在作品中的本国文化里独有的事物或现象。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 本国文化里独有的事物或现象则可能构成理解上的障碍。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未能及时填补这些文化缺省, 外国读者在阅读译文的过程中, 由于其认知语境里没有可供激活的相关文化图示知识, 所以就造成了文化理解障碍。

下面来分析一下威利 (Arthur Waley) 《道德经》的几处译文:

第14章:“……此三者不可致诘, 故混而为一。”

Arthur Waley的译文是:These three because they cannot be further scrutinized, blend into one.

本章是老子对宇宙物质生成之道——道的本源的实体的探究。意思是看不见的叫做“夷”, 听不见的叫做“希”, 摸不着的叫做“微”。道既然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 又何从去穷究它的形象呢?所以它是混为一体的, 这就是道的本体。

老子认为“道”作为万物的生成者和宇宙的本质, 是难以用表述一般名称观念的语言来命名的。“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在《道德经》五千言中用“大象” (第35、41章) 、“一” (第10、22、39、42章) 、“天地根” (第6章) 、“万物之宗” (第4章) 、“万物之奥” (第62章) 等不同的名词, 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和形容“道”, 说明老子道的理论的深刻, 道虽不能“解”, 却可以去“悟”。威利把“一”译为“one”, 其中的文化意蕴比较模糊。所以仅仅字面上的翻译是不足以传递老子的思想的, 会给西方读者造成理解障碍。译者应在此处填补原文略去的文化图示知识, 不妨在此处增加注释。译者若能以注解的形式加以阐释, 其间的文化内涵才能被读者领略。不妨把“此三者不可致诘, 故混而为一”译作:These three becausethey cannot be further scrutinized, blend into one, which is called Tao.

第39章:“……其致之, 一也。”

Arthur Waley的译文是:It is the Whole that causes it.

本章老子阐述天、地、神、谷、万物、侯王都来源于道, 从属于道, 须臾不可离开道。“一”是道的代称。道就是“一”。意思是天地万物都有生成的总源, 那就是道, 也可称为一。自古以来天得一才能清明, 地得一才能宁静, 神得一才能灵妙, 谷得一才能充盈, 万物得一才能化生, 侯王得一才能使得天下安定。这些都是由“道”导致而产生的。此处, 威利把“一”译成“the Whole”比较含糊。西方读者大脑里不具备与此相关的中国古典文化图示知识, 所以就无法从大脑里激活相关知识, 看了这个翻译后就会困惑不解, 此处不妨增加注释说明:the Whole refers to the Tao.并把“其致之, 一也”译作:It is the Tao that causes it.会使读者对老子的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

文化图示建构与传统文化传播

异域文化读者利用已有的图示知识对文本信息正确输入、解码, 通过辨别、整理、过滤、重组, 建构文化图示。翻译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及时填补文中的文化缺省图示知识, 比如采用夹注、脚注、篇末或书末注等形式, 在外国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建立相关的文化图示, 使外国读者更好地领略蕴涵在中国经典作品英译本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而达到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之目的。建构的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 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图示越多, 对译作的理解就越快。

威利不愧是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译者在动笔翻译之前以及翻译过程中, 已对《道德经》成书、版本、老子其人其事等进行了必要的知识储备, 使之以图示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作为文化使者, 威利译文中有些地方在填补外国读者文化图示缺省、建构外国读者的相关文化图示知识方面, 是比较成功的。这也是他所译《道德经》 (Tao Te Ching) 至今能在外语界经久不衰并多次重印的原因之一。例如:

第8章:“……夫为不争, 故无尤。”

Arthur Waley的译文是:In each case it is because they prefer what does not lead to strife, and therefore does not go amiss.并在章节末做出解释:“Even ordinary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Taoist principle of'water-like'behav-

本章所论之道, 指崇高的人格品德。本章的内容大意是:合于道体的人, 好比水, 水是善利万物却又是最不会与物相争的。他们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卑下地方, 所以最接近“道”。居处善于避高处下, 心境善于保持沉静, 与人交往善于施与而不索取, 说话善于守信用, 为政善于无为而治, 办事善于发挥才能, 行动善于把握时机。因为不与人争, 所以没有过失。老子用水作比喻, 这是衡量每一个人行为品格的尺度。如果没有此注释, 西方读者看到此处会感到茫然、费解, 因为西方国家注重个人主义, 提倡竞争。本章反映了老子“无为”、“上善若水”的思想主张。Arthur Waley对此做出注解, 给西方读者及时提供相关的文化图示背景, 所以读者看了注释后会一目了然, 会领悟这句话的含义, 能积极引导西方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典文化。

第26章:“……轻则失本, 燥则失君。”

Arthur Waley的译文是:If he is light, the foundation is lost;if he is active, the lord and master is lost.并在脚注中做出解释:i.e.quietness, the magical passivity that is also called wu-wei.There is a secondary meaning:'His lordship is lost'.

本章论人世之道, 主旨在告诫当时的统治者, 如果轻躁妄为, 违背了守静持重的规律, 一定没有好下场。本章的意思是:稳重为轻浮的根本, 清静为躁动的主帅。所以圣人的行动, 总是守静持重;虽有荣誉, 也是处之泰然, 超脱于物外。要知道, 轻浮便失去根本, 躁动就会失去主帅的地位。反映了老子“守静持重”的思想。如果没有注解, 西方读者会产生理解障碍, 有了相关的文化图示知识, 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老子“守静持重”的思想内涵。

结语

图示是认知的基础。文化图示在作品阅读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使外国读者能够领会翻译的中国经典作品中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文化, 译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文化图示知识, 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帮助外国读者建立相关的文化图示知识, 避免读者的理解与译者的理解不一致。译者可在译文里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填补, 比如采用夹注、脚注、篇末或书末注等形式, 从而达到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之目的。

参考文献

[1].杨仕章、牛丽红:《文化误译图示分析》,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 (2) 。

[2].高云峰:《应用图式理论提高SBE阅读能力》, 《外语界》, 2000 (3) 。

[3].刘明东、刘宽平:《图式翻译漫谈》, 《外语教学》, 2004 (4) 。

文化生活的文化传播 篇8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的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

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形成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紒紟矠 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紒紡矠 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紒紣矠 。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１５９２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１８１４年１６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紒紤矠 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９·１１”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紒紥矠 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紒紦矠 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紓紛矠 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紒紟矠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３２９页。

紒紡矠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７页。

紒紣矠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６６页。

紒紤矠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４８９页。

紒紥矠 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１０６页。

紒紦矠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