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角色观念

性别角色观念（精选6篇）

性别角色观念 篇1

摘要：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及其存在原因。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年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等因素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的消费观念受以上因素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消费观念,性别差异,经济发展,城镇居民

一、研究问题

消费和消费观念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的价值观,它是消费群体对消费对象整体的价值取向或评价,通俗地说就是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或购买何种类型的产品最满足他的需要(杨魁等,2003)。黄世礼(1996)认为,所谓消费观念就是对消费的根本看法,由于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人们对于消费有着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形成不同的消费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已经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准,发挥着启动经济、稳定社会的作用。因而,作为消费的一种主观表现形式,消费观念近年来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李培林等(2000)认为,由于分配领域中双轨制和隐形收入的广泛存在,职业和收入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具有很大局限性,消费结构成为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分层指标,而消费结构的选择则依赖于人们的消费观念。还有一些学者对消费观念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比较分析,包括代际消费观念差异和城乡消费观念差异。其中,进行代际研究的学者以改革开放为切入点,对在计划经济并且主要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上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消费观念进行对比,并对代际消费观念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王子曦,2010);进行城乡消费观念差异研究的学者则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差别进行具体分析,发现了解决城乡居民消费观念差别问题的方法(曹俊杰等,2004)。

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国民消费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定探讨,但仍有许多不足。第一,大多已有研究停留在描述统计层面,缺乏严格的统计检验及更为深入的分析。第二,已有研究对消费观念的探讨过于宽泛,缺乏针对性。第三,已有研究缺少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众所周知,许多社会现象的性别差异非常普遍,因此性别因素是分析社会现象时考量群体差异及社会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性别角度,着重对消费观念中的符号性或炫耀性消费观念进行统计分析,并试图回答城镇居民的符号性消费观念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因城乡样本之间本身具有较大差异,本研究把着眼点放在城镇。

二、数据来源、研究变量、研究方法分析

由于本研究强调消费的符号意义,笔者区分了两种消费观念类型,一种是传统或保守型的消费观念,即消费和支出强调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不主张浪费或炫耀性、符号性的消费。另一种称作现代型消费观念,即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的消费。这里,对于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是根据凡勃伦1899年在《有闲阶级》一书中对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的阐述进行界定的(凡勃伦,1997)。他指出,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就是脱离具体生活活动来表现自己拥有权利和财富的消费。这种消费能显示消费者的身份和地位,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同时使其产生虚荣效应,其最主要的一个表征就是名牌效应。因而,本文从消费者追求品牌、潮流等审美偏好竞比入手,对其进行分类测量。当然,这种简单区分体现的是两种极端类型,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因此从传统型消费观念到现代型消费观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图谱。

(一)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核心是检验消费观念特别是炫耀性消费的性别差异。价值观的性别差异广泛存在,而且在中国文化里面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家庭外部的事务中或者家庭之间的关系中,男性通常是一个家庭的代表,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表征,男性的形象通常也代表了家庭的形象,因此男性可能比女性更加强调外在的形象,其消费行为或观念更趋向于炫耀性或符号性。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消费观念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加注重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除了性别因素之外,消费观念也受到年龄、教育和职业因素的影响,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越年轻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假设2b: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假设2c:职业地位越高的人,越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另外,笔者认为,年龄、教育和职业等因素对消费观念的效应,存在性别差异,即:

假设3a:年龄因素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假设3b:教育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假设3c:职业地位对男性消费观念的影响大于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2010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0)。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我国城镇地区抽取7266个样本(年龄介于17岁至96岁之间)①。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的分析样本界定为居住在城镇的人,并将年龄限定在17~65岁之间,所有农村样本和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都被排除在外,本研究最终的有效分析样本为6174个。

(三)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关心的是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因此因变量应该是指居民的消费观念。在CGSS2010数据中消费观念主要通过6个与消费观念有关的定类变量进行测量,具体为“有了多余的钱首先考虑是存起来”“买东西应该讲求实用,是不是名牌不重要”“我周围人有的名牌货,我也得有”“日常吃饭可以简朴点,但是穿着得讲究”“‘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透支消费很正常”“穿名牌,面子上会好看些”。其选项是对问题同意程度的五级划分,分别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这里根据上述对消费观念的界定,对6个变量重新赋值,将前两个变量的选项进行倒叙排列,其选项级别变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这样6个变量反映的问题就处于同一测量单位上,而后加总将其处理成为一个取值在6~30之间的定距定比变量,取值越大,说明个体消费观念越倾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反之则较为传统或保守。

2.性别变量。统计模型中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1)。

3.年龄变量。统计模型中年龄是一个连续变量。以往研究通常对年龄进行平方化处理,以检验年龄与因变量之间是一种曲线关系(U型或倒U型),但是此处笔者发现年龄与消费观念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因而没有对其进行平方化处理。另外,为了更准确把握不同年龄段个体的消费观念差异,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对年龄进行对中心化处理。

4.教育年限。教育年限是一个连续变量。CGSS2010问卷资料中测量教育的指标是被访者的最高学历,分析过程中需要进行换算,参照惯例,换算方式是:私塾=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职高、技校、中专=13年,成人专科=14年,大学专科=15年,成人本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

5.职业地位指数。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国际职业地位指数”(ISEI)作为家庭或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CGSS2010使用“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O88)记录被访者的职业类型,本文依此转化为ISEI(Ganzeboom,et al,1992)。由于数据中有一部分人的职业变量缺失,本文通过条件均值替代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赋值,以教育程度作为分组取值的依据,分别计算出每种教育程度的职业地位指数均值,来填补缺失值。

6.控制变量。除以上变量,本研究还控制了收入、婚姻状况、政治身份和区域等4个可能影响消费观念或性别消费观念差异的因素。收入包括两类:一类是个体全年的收入,一类是个体所在家庭的全年总收入。本文对收入取对数,以便使其接近正态分布。婚姻状况按照是否处于婚姻状态,处理成为一个二项虚拟变量(处于婚姻状态=1)①。政治身份指被调查者的中共党员身份,是一个虚拟变量(党员=1)。区域变量是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1)。

(四)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统计分析,主要目的了解各分析变量的基础情况以及各关键变量之间的性别差异。第二部分,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各变量对消费观念的决定作用,同时通过性别变量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检验各要素效应的性别差异。

三、分析结果

(一)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及其性别差异

首先,从表1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在消费观念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趋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其次,在个人收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收入差异。女性的收入约为男性的48%,而且在0.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一点与以往研究一致(吴愈晓等,2009;邓峰等,2012)。

再次,就教育年限而言,男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女性,并在0.1%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说明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作为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Buchmann etal,2008)。对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然而当政府关注经济和效益增长时常常以牺牲平等为代价(Lu etal,2008),因此性别间教育不平等受政府政策变动影响,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仍然存在。

注:a 差异即为表内男性数值与相应女性数值的差;*、**、*** 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最后,在职业地位指数上,两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高低差异。这里所说的职业地位指数,是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就是布劳和邓肯基于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估计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基本上与人们对职业声望的主观评价相一致(Blauet al,1967),这意味着收入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人们的职业地位高低。按照此种推论,在本研究中性别间的职业地位指数应该呈现出显著差别,同时因为男性在教育和收入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其职业地位指数也应该更高。然而,研究结果却不能证明这个推论。虽然我们不能因此怀疑布劳和邓肯基于教育和收入水平对职业地位的测量,但是在对中国人职业地位声望进行测算时,这种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收入和教育决定论还是值得进一步考量和商榷的。

(二)消费观念的决定因素及其对性别效应的直接影响。

为了估计性别对消费观念的效应及这种效应如何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建立了4个模型。首先是涵盖了所有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各变量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在接下来的3个模型中,分别对年龄、教育年限以及职业地位与性别进行交互,以检验关键变量的性别效应。

模型1中性别系数为0.636,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说明男性与女性在消费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另外,个体年龄和职业变量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亦非常显著,个体年龄越大,消费观念越为传统或保守。具体为,控制其他因素后,个体年龄每减少1岁,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约0.058个单位;职业地位每增加1个单位,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约0.023个单位。这与常识经验一致。同时,在收入与消费观念的关系上,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个体收入本身对消费观念并没有影响,倒是其所在家庭的收入与消费观念有着很显著的关系,家庭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炫耀性消费。因而,模型1的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假设2a和假设2c,但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即教育对消费观念没有显著的效应。

模型2~4中,本文分别对年龄、教育和职业地位各变量与性别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年龄、教育和职业地位不仅对个体的消费观念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同时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效应。以下将对这3个模型的性别效应进行详细阐述。

(1)年龄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2显示,年龄对消费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首先,当两性年龄都处于平均水平时,男性的消费观念得分高出女性约0.65个单位,这说明此时男性的消费观念与女性相比,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合性消费。其次,就整体而言,年龄与消费观念指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小,个体的消费观念越趋向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但是,这种消费观念指数的年龄递减效应在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对女性而言,年龄每增加1岁,其消费观念得分下降0.05个单位,而对男性,降幅则为0.07个单位,说明这种消费观念得分的年龄递减效应对男性作用更为突出,尤其当男性年龄超过50岁后,其消费观念要比女性更加传统或保守。

(2)教育年限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3显示,教育是解释两性消费观念差异的一个有力砝码,且教育对提升男性的消费观念具有更显著的贡献率。具体表现为,男性的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0.075个单位,更加趋向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而教育对女性消费观念的影响系数为-0.025,但不显著,表明教育对女性的消费态度没有影响。可见,教育会更加促使男性形成现代型消费观念,倾向于炫耀性或符合性消费。

(3)职业地位影响个体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模型4显示,男性的消费观念得分随着职业地位的提高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具体为,男性的职业地位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其消费观念得分增加0.035个单位,更加强调炫耀性符号性消费。而职业地位对女性消费态度的影响系数为0.008,不显著,表明职业地位指数对女性的消费态度没有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从性别角度对消费观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这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城镇居民现阶段的消费观念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填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缺,使本文对消费观念的研究有更加多维的比较视角和分析方向。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确实存在消费观念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因素。

第二,本研究发现年龄、教育以及职业地位均对个体的消费观念产生影响,而且这些影响还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效应。首先,对两性而言,年龄越小,其在消费过程中会更加倾向于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同时,消费观念指数的年龄递减效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明显,特别是当男性年龄到达50岁的时候,其消费观念指数开始低于女性,在消费过程中更趋于传统或保守。其次,教育的性别效应对消费观念有影响。对女性而言,受教育与否对其消费观念没有影响,然而对于男性,教育在改变其消费态度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表现为男性的教育年限越长,其消费观念越趋向于现代型,在消费过程中更加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这为解释两性消费观念差异提供了证据。第三,职业的性别效应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依据,即男性的消费观念随着其职业地位的提高而更倾向于现代型,强调炫耀性或符号性消费。

由于本研究只对城镇个体的性别消费观念差异进行了分析,对于这些结论能否适用于农村样本及其可推广性,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考量。

性别角色观念 篇2

对广告中性别角色定型的反应是广告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运用加工分离程序的方法,探讨了受众对两类不同人工广告的信息加工模式,旨在了解被试对于广告中性别角色定型的反应.结果发现在非注意条件下:①相对于传统代言人广告,非传统代言人广告会引起更多的.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②在广告的控制性加工和自动化加工上无性别差异;③在对广告的评价和购买欲望上,广告类型和性别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作 者：钟建安 叶耀荣 楼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310028 刊 名：人类工效学  ISTIC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ERGONOMICS 年，卷(期)： 12(1) 分类号：B849 F713.8 关键词：广告   性别角色定型   加工分离   实验研究  

不强求性别角色 篇3

大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哭着跑回家对我说：“我是学校踢球踢得最棒的，应该由我来做队长，可是他们说，女孩子不能当队长。”

有一次，KBS广播电台的《家庭教育咨询》节目中有位母亲打来电话咨询，说她的儿子特别喜欢玩过家家，她担心孩子长大以后会像女人一样只会做些琐事，跟不上社会的步伐。

还有一次，我访问某个幼儿园，当孩子们正在讲述自己如何过周末时，有一个男孩非常自信地说：“我去大伯家玩过家家了。”这孩子觉得过家家非常有意思。但年轻的老师却说：“男孩怎么能玩过家家呢?应该玩男孩子的游戏。”结果那个男孩子马上觉得不好意思了，耷拉着脑袋回到座位上。现在，虽然说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仍然有性别歧视观念的存在。

那么，男性和女性行为特征的差异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呢?是先天性还是后天性的?

婴儿心理学家鲍尔认为，性别概念并不是受到了性别本身的影响而形成的，而是父母的养育态度影响了性别概念的形成。戈登伯格和莱维斯发现，是父母在无意识地纠正孩子行为中的性别特征：当女孩做出了被认为符合女性特征的行为时，就会加以鼓励：而一旦出现男性行为时，则不是纠正就是非难。男孩则反之。也就是说，父母一般会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性别特征来养育孩子。所以说社会上的男女差异化意识是在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传达到孩子头脑中的。

宝宝的性别差异在什么时候表现得最多呢?美国心理学家摩尼认为，孩子在1周岁时就已经出现了行为上的男女性别差异，3周岁是差不多都学会了性别差异。摩尼还观察了先天性带有两性特征的宝宝和他们的父母。大部分父母一开始就以自己认定的性别标准来养育孩子。本身是男性，但看起来像女性的孩子，一般都被按照女性的标准来养育，所以这些孩子养成了女性的行为特征。3周岁以后当父母发现错误。想把孩子的性别行为特征纠正过来时。发现为时已晚，他们的女性行为特征已经无法改变。

宝宝的性别行为特征并不是其性别本身决定的，而是父母的态度决定。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儿童专家认为，当女孩有男孩性行为特征或男孩有女性行为特征时，他们的理解能力是最高的。

应该摆脱女孩必须有女孩样，男孩必须有男孩样的固定观念。如果父母对打破这种观念不是特别重视，孩子无意识当中也会形成这种观念，那么社会上男女的差别就无法消除了。

引导孩子了解男女有别与男女平等教育并不冲突。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引导孩子适当地懂得一些男女生理结构上的差异是需要的。但也应指出，父母帮助孩子从小建立起男女平等的意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每个孩子的性别特点，兴趣爱好与能力特长都不一样或不尽相同，这些差异并不由他们的性别所决定。如果父母及周围环境给孩子提供自由驰骋的机会和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就会对自己有信心，能从里到外地接受整个的自己，包括性别、长相、个-性、能力等等。他就会大胆地、积极地去探索、培养他的潜能，从而走上良好的发展路程。

论媒介演化对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篇4

一、媒介技术的演化与社会性别的融合

媒介技术的演化不仅逐渐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模式, 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它还打破了社会场景中的藩篱, 为两性可以在平等的环境下共享观念提供了可能, 为社会性别的融合做了长期的准备。

(一) 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便利性

1. 传统传播模式———“被禁锢”的信息

男性、女性作为一直以来社会中存在的两个“群体”, 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个成员。媒介对社会性别的影响, 主要在于媒介技术至少部分地使这两个“群体”在从社会场景中获得信息接触时存在了一定的差异。[2]而媒介技术的演变在潜移默化之中不断改变着人们对信息的接收模式, 以此改变着群体之间获取信息的差异性, 从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口语传播时代的信息具有易逝性, 无论人们是主动获取信息还是被动获取信息, 信息都无法长久地保存。通过口语传播的形式, 信息的共享程度也十分有限, 从长远来看, 非常不利于人们与他人分享自己获得的信息并获得认同, 这也限制了人们以群体身份的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文字传播时代, 信息得以长久地保存, 但技术的限制使得信息不能被大批量生产。虽然此阶段人们多是主动获取信息, 但由于文字的复杂性, 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具有阅读文字的能力, 人们对于信息的获取是非常不平等的。

在印刷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同样因为文字的特殊性将特定的读者“聚集”到特定的信息系统, 在各种年龄段内和群体间隔离了信息系统, 使能接触某个信息系统的人和不能接触的人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 所以书籍更容易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间的交流。印刷时代的书籍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形物体, 必须被单独购买或借阅, 所以如果人们对某一领域的信息感兴趣, 就必须主动将自己需要的书籍找出来。

2. 电子传播模式———信息的“主动传播”

与书籍相比, 作为电子传播时代代表的电视则有较少的知识阶段和分隔, 电视把它的内容提供给所有人。电视不会帮助精英掌控对于文化知识的解释权, 也不会使交流系统处于被分隔的状态, 它不会被精英们用于仅属于他们之间或个人之间的交流。与书籍需要被人们主动获取相比, 电子讯息会主动出来接触人们, 电视节目是被动性的消息, 利于满足大众更一般化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 阅读常用来加强和纯化一个人内在的现实, 但电视更趋向于将不同阅读圈子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放进同一个公共领域并向他们传播信息。

李宇春自出道至今拥有了大量的“玉米”, 除了许多年轻人, 也有很多“妈妈们”加入了“玉米”的行列。“妈妈们”大都是在传统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 她们大多都认为女性应该以柔美、纤细、温婉作为特质。李宇春的中性形象如果出现在传统的媒体上, “妈妈”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注, 但借助电视这一平台, “妈妈”们有机会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看超女的节目, 关注李宇春, 以至最后也成为“玉米”的一员。可见电视大大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程度, 也为社会性别的进一步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场景”之间的藩篱最小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中指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 是整个文明”。[3]她也指出“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只是一个谎言, 女人想事情的方式、情绪、走路的样子, 并不是生下来就这样的, 而是渐渐形成的, 是教育和日常生活的结果。而梅罗维茨认为“群体”的身份“是由群体成员共享而对外部群体保密的经历所支持的”。在社会性别的问题上, 他进一步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对社会场景存在差异造成的, 男性和女性领地的隔离一度造成了社会化的不同角色”。[4]梅罗维茨将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争取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称为“实际上是为了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最小化或将其消除”。[5]媒介技术的演化正是通过进一步消除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分界线而对社会性别的融合造成影响的。

1. 旧有的“场景”隔离———“模糊”的自我认知

许多年以来, 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的隔离是被明确告知和接受的宗旨:“两个场合的宗旨”。妇女的位置是家庭与居家的场合;她们的职责是培养和照料孩子, 保护家庭, 减轻有工作的丈夫的负担;她们的权利是确定家庭的道德规则, 塑造孩子的个性与行为, 以及指导她丈夫的道德行为。与此同时, 男人要进入公共场合, 挣钱供养家庭。他们的权利是自由旅行, 决定家庭的居住地, 并且领导家庭的公共事务。这样的传统观念把妇女从商业化的重担中解放了出来, 男人则从照料孩子和家务的负担中获得解放。妇女传统的形象是纤弱、胆小、富有感情、超凡脱俗, 以及需要男人保护的, 这与妇女同男性信息传统的隔离有很大关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不但是通过场合的隔离而得到强化, 而且也通过男人比女人对世界有更多的接触而得到加强。以往, 男人能够去绝大多数妇女能到的地方, 女性则不能去大部分男人能去的地方, 但女性的私人空间却常常有男人介入。

男人对各种社会场所的介入允许他们发展多重的社会自我, 练习从一个场景中解脱出来, 当他们在另一个场景中时, 并可以获得自己角色所需的距离和看法。相比之下, 女性在家庭场合中的隔离使她们很少了解关于社会和自己角色的状况, 因此女性获得的是一个更有局限性和模糊感觉的自我, 一位女性对自己经历的了解常常是个人的理解, 很少能得到群体共同看法的肯定。波伏娃指出, 女人没有历史、宗教以及共同的地点可以使她们结盟。“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 通过居室、家务、经济条件, 以及社会地位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者丈夫, 其紧密程度远远超过与其他女性的联系”。

2.“场景”的去“藩篱”化———“群体认同感”的催生

在受到电子媒介使用刺激后的工业信息时代, 电视可能以几种方式攻击了男性和女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它融合了传统上不同的性别信息系统, 模糊了性别的公开与私下行为的分界线, 破坏了物质隔离作为性别隔离决定因素的重要性。

当谈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大变革时, 不得不提到发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其时, 电视在美国的普及率已将近90%。或许可以说正是电视媒体使20世纪六十年代的女性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资源, 帮助她们去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自我, 并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边缘心态, 其中的某些女性已经产生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她们在组织中发现了妇女团体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妇女拥有一种新的权利意识和团体意识, 而且拥有一种用团体和政治的语言来描述个人经历的能力。由此, 女权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发展、成熟, 最终独立引导了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6]

(三) 媒介技术的演化使在平等环境中的观念共享成为可能

电视将带有性别内容的节目带进家庭中时, 会以两种方式冲击传统的体制:赋予女孩另一个直接的角色榜样, 而对男孩则减少了男性世界的抽象性。从长期来看, 男孩和女孩都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中接触暴露的男性和女性角色榜样, 他们共享同样的性别观念, 这可能会削弱传统中社会化模式的区别。

1. 观念的共享对传统的性别意识造成冲击———不同性别的“公开比较”

电视所展示的文化态度是女孩和男孩应当各自按照传统的性别意识行事, 但它也可能教给女孩男性的行为、教给男孩女性的行为。由于面向女孩和面向男孩的书中包含着不同的内容和理念, 过去男孩和女孩不同的社会化模式就会因为他们所阅读内容的差异, 以及由于缺乏对异性所阅读内容的直接知识而得到强化。比如:许多书籍和电影中描述的教训是, 为了赢得一个男人, 女性必须放弃与他竞争。这种体系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 从儿童图书到学术论文, 都得到了强化。[7]但电视上的内容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影响, 因为无论男孩女孩都接受着这样的信息。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如何, 共享的信息越多, 就越是难以维持行为和世界观的传统区别。

每个小孩都有新的选择, 他们可能采取异性角色的某些特征, 电视同样减少了“异性”的神秘。在相同的信息环境中包括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 使得两种性别的行为公开地让公众进行详察和分析。由于电视结束了文化了中“女性场合”的女性信息的隔离, 那么它的最大影响是女性对自己角色的认识。作为两性平等共享信息的平台, 电视改变了两性对社会性别的看法。电视使女性接触到与以往不同的“外部标准”并且告诉她们“事情如何进行”。男性也找到了放松自己, 不用一直维持自己强硬阳刚形象的另一个新方向。电视这个共享场景推动了以往被分隔开的男性和女性的公开比较。

2. 共享观念促进了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性别融合的“公开需求”

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运动之前, 大多数的女性并没有将她们看成是一个“群体”。女性突然能够“看到”超越她们个人问题并对其表示关注, 亦能够获得外部的观点, 对全体女性问题有共同理解, 这与在平等环境中获得了共享观念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电视提供了有着男性话题、男性冒险和男性机会的男性世界的画面, 而女性却被禁止入内, 这使女性发现自己是“少数人群体”———被隔离在世界之外, 只能看不能进入的群体。电视对两性领地的不断暴露鼓励了男性和女性要求在所有的公共场合进行性别融合。

2010年因参加《快乐男生》选秀而家喻户晓的刘著, 人称“著姐”。因参赛时着烟熏妆, 穿蓝色丝袜和高跟鞋而引起社会关注。刘著凭借着出位的打扮, 女性化的表演, 出尽了风头。刘著的性别观从小就与其他男孩不一样, 但是他的家人也从未对他进行干涉, 对他的成长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在以前的社会是肯定不会被认同的现象。如今的刘著还是会着女装亮相一些小的选秀现场, 甚至还召开了自己的演唱会。通过《快乐男生》的平台, 刘著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而他的性别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认同。且不说刘著自身的行为是否含有炒作意味, 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性别融合的现象及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 的确值得我们关注。

二、媒介技术的演化催生了全新的“场景”的诞生, 促进了新的价值观的产生

著名的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一下子在全国爆发。几乎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预测到它, 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会那样。”社会意识中如此革命性的变化如何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是什么改变了妇女的意识, 是什么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合理的———之后———对许多男性也是合理的呢?[8]在一代人之内如此大范围的人群中女性主义意识的突然兴起有力地说明, 在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 它们可能赋予了人们恰当性别角色的一个全新的观念。

(一) 社会“场景”的融合产生了全新的“场景”———性别融合的基础

社会“场景”的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的简单叠加, 融合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当两个场景彻底融合成一个场景或逐渐趋向融合时, 就会促使一个新的场景的诞生。梅罗维茨指出:“性别的适合行为的新观念并不是简单地从更伟大的意识中成长出来的, 而是从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中成长出来的。”[9]

因为电视通过将外部世界带入家中, 打破了公共环境与家庭的区分, 它首要的和最强烈的影响是女性对公众男性世界的观念以及她们所处的地点或缺少地点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电子媒介对家的入侵不仅使女性从家庭信息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而且倾向于将公共和家庭场景重要整合并且形成一个“兼有两性的场景”。

(二) 新的“场景”促使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性别融合的开端

妇女解放运动决不是简单地解放“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妇女对角色、权利和责任变化的要求也必然要求男性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变化。女性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是“性别解放运动”, 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在融合, 不仅仅是妇女变得更像男人, 而是两种性别的成员变得类似, 并且两种性别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对方的互相认同。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曾经的第一夫人, 现任的美国国务卿, 她的经历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为了帮克林顿助选, 而改从夫姓, 又力排众议与奥巴马同时竞选美国总统, 甚至还曾经在竞选中一度取得过领先位置。而她的先生克林顿从美国前任总统转变为为希拉里助选的好好先生则恰恰反应了两性在社会角色中互相融合的趋势, 当男性与女性不再固守在旧有的社会分工和场景之内时, 一样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 并获得众人的认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性别融合”的未来提供了好的典范。

三、结语

媒介是大众传媒传播的工具, 不仅媒介所报道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意识, 媒介也通过塑造这些社会事务和行为交往的风格来影响着社会。社会“场景”之间不断地融合与撞击, 引起了对社会和政治行为重新评价。作为受传者, 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去鉴别信息的有益与否, 而作为传媒人的我们如何去挖掘传媒的潜质以服务社会, 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应是我们永恒不变的话题。

摘要：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演化, 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并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 社会性别的融合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 着力从媒介技术的演化增强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使不同社会性别之间隔离“场景”的最小化, 促使了崭新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共享三方面来探讨媒介技术的演化对社会性别融合的影响。

关键词：媒介技术,媒介演化,社会性别

参考文献

[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1][2][4][5][7][8][9]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58-171.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 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309.

婚姻需要守住性别角色 篇5

羽和丈夫忠婚后最初的日子，他们过得甜蜜温馨。忠在一家单位上班。羽开了一家饮食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她把全身心投入到经营当中，一年下来，她渐渐喜欢上了经营，并发现拥有一份自己的产业而为之奋斗，最能发挥自己的潜能，也是自己最大的乐趣。为了进一步发展并改变经营方向，羽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把原先手中的饮食店转让，重新改换门庭，开了一家女性用品专卖店。

随着经营方向的改变，羽一下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诸如档次确定的高低、市场定位的准确与供货渠道的开掘、销售面的拓展等。面对复杂的商海，羽想到了丈夫。忠学习了这么多年，应该有能力做她的高参了，于是她征询他的意见，希望他在这关键时刻能帮自己分析利弊、理清思路、拿个主意。谁知，读了一肚子书的忠这时比她显得更无助，不仅不能给予指点，反而认为羽重新开店是没事找事做，守着一个能赚钱的小饮食店就该满足了。她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失望。那一段日子，羽白天要忙于商店的事，晚上回到家要干些家务，忠还要她多陪他谈谈，倾听他工作上的一些感受。羽简直快受不了了，她越来越觉得忠变得像个女人了；与此同时，忠还指责她太好竞争、过于独立、不够敏感和温柔，不像个女人。接下来的日子里，羽常常看着失去往日具有勇气和抱负的忠而困惑，进而想发火。羽不明白，当年的那个有主见有勇气的忠为什么变了?忠也时常反问她：“你拼命奋斗最终究竟想得到些什么?难道冒失败的危险去尝试新的事情就是你想寻求的一种自我价值和证明吗?我最讨厌的就是连女人都不会做的‘女强人’”。他们之间开始有了不和谐的音符。

由于得不到忠的理解，羽又看不惯忠的“弱化”，她开始对婚姻产生了怀疑。于是两人提出分居一段时间。忠住单位了，只剩下羽面对着裂变中的婚姻和不圆满的家庭。为了摆脱失落和痛苦，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商海中。一年后，忠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羽则成了本市同类商家中的佼佼者。在外人看来，他们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双方均事业有成，尤其是羽更令忠的朋友们羡慕和引以为荣。但他们哪里知道，每当商场征战后回到空落落的家中时，只有羽一人独自面对孤独度过漫漫的长夜，这种感觉又多么令她心碎。一天深夜，羽拨通忠的手机，希望他回到她的身边。忠思索了一会儿说：“为什么我们只能做一对感情深厚的好朋友，就做不好夫妻呢?”

在婚姻生活中，当女性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强化自己的生存紧迫感时，就会渐渐地失去女人味，养成一种男人的气概，开始向男性化发展，变得有很强的目标性，好竞争、果敢，独立、讲效益，并以合逻辑重理性为骄傲，进而排斥女性化的感觉。努力掩饰自己女性化的敏感和需求。把软弱、依赖视之为不可爱的性情，误以为女性化不讨人喜欢，最终走到女性的反面了。

这时，女性就已经面临着角色颠倒和心理失衡了。

因此，“女强人”的称呼不中听不是问题的所在，“女人是否做强者”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最根本的一点是：女人有没有从心理上认同自己的性别角色和婚姻角色。

性别角色观念 篇6

【关键词】初中 英语 仁爱版 性别 角色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04-02

关于性别差异，这是从古自今都存在的现象，在语言中也体现得比较明显。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反映，关于语言学习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知识的学习，还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接触。作为第一套在中国按照教育部新课标编写的仁爱版英语教材，其编写通过了各种权威论证，以下将通过对教材角色性别进行研究分析，考察此教材中是否存在性别刻板和不公平现象，通过思考再提出相应对策及意见，保证教材更加人性化地进行施教。

一、对教材内容中插图男女角色性别统计分析

在仁爱版教材中为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也为教学内容的更好表达，教材中用插图进行教学的表现形式很突出，所以统计插图中性别对教材研究性别差异有很大贡献。通过对教材全六册的插图统计调查，对插图中男女性别做了归纳统计，结果如下表：

附1 仁爱版英语教材中插图人物性别数量及比例

通过上面对教材插图男女性别的统计表，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插图男性人物和女性人物的比例基本上是7：3，男性角色的出现率是女性角色的两倍以上。

二、对教材中提及公众人物性别进行归类分析

公众人物是非常有号召力的一群人，在教材中通过图片或文字表达，也会让学生对教材内容产生趣味性，从而对英语学习内容产生学习积极性，所以统计公众人物男女比例也有助于对教材研究性别差异。

附2 仁爱版英语教材公众人物性别数量统计表

从对公众人物性别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教材中提及的男性公众人物是女性公众人物的六倍以上。

三、教材中关于男女职业统计分析

通过教材中人物职业统计，对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进行统计，结果如下：男性从事职业中有运动员15名、医生14人、教师11人、发明家10人、警察9人、司机7人、领导人7人、宇航员6人、歌手5人。女性从事职业中有教师21人、售货员12人、护士8人、歌手5人、警察4人、服务员4人、模特3人、公司职员3人、记者3人、接线员3人。通过统计我们可以得知从事社会职业领域的男女对比无论是从职业特点还是数量来说，男性都远超女性。

四、对于教材中人物性格和情感的描述

在教材中家庭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偏多，提及她们都是通过煮饭、做家务、购物或教育和照顾孩子突出，而男性则通常是通過职业角色提及，这点上就是“女主内，男主外”在传统上关于男女性别的深刻反映，让学生会产生家庭家务就应该是女性做的错误观念。

教材赋予男性更智慧更出色的形象。如教材主角之一，小男孩康康。八年级上的教材85页中，Maria向康康请教有关机器人的问题；九年级上85页中康康成功的制作了火箭模型；九年级下17、18页中，Jane对不能回答Susanna紫禁城外刻有龙的石柱是什么表示遗憾，并提议一起去问康康。

在关于女性是描述上除了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就是情感脆弱的女性。如八年级下9页中，李红因为英语没考好而伤心哭泣；九年级上23页中的敏敏则表示通过希望工程才能使来自贫困家庭的自己继续完成学业。而关于男性在面对困难时，通常就是以坚强、乐观态度对待。如八年级下45页中当世界一流的赛车手之一，兰斯·阿姆斯特朗知道自己得癌症后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是积极复出，创造更好的赛车成绩。

五、关于教材中人物、人称的词序统计分析

教材中在对男女词序上基本上是男前女后，如his/her、he/she、girl/boy、man/woman、father/mother、Mr. And Mrs.、boys and girls等多次以男前女后在教材内容中呈现。只在八年级下69页中社交用语的ladies and gentlemen除外。

因为性别人称的前后位置也能反映性别角色的地位和待遇，往往在文字中文化上占优势、语义显著的一方会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