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精选10篇）
性别政治 篇1
摘要：“女神”是莫言众多小说中塑造的重点, 但是在《丰乳肥臀》中, 上官鲁氏在莫言看似崇拜与歌颂的演说中, 女神母亲形象却被无情地消解了。加之百年历史中, 灾荒无限, 母亲和儿女们在性别政治和饥饿政治的双重夹击下, 走向毁灭。本文拟从性别政治和饥饿政治这两个各自独立又相互映射的视野中还原《丰乳肥臀》本质。
关键词：丰乳肥臀,性别政治,饥饿政治
历史, 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 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不过, 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 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 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 千人一面”之中, 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于是他以一个母亲和一个家族的毁灭, 为我们最终呈现了时间和历史的闭合, 书写出底层人民在这个号称革命和进步的世纪的历史中, 被杀戮和侵犯、被欺侮和被愚弄的命运。“丰乳肥臀”作为性别特征, 成为女性命运的转喻象征。它所负载的血淋淋的命题, 在作家竭尽陌生化想象的话语系列中凸现无遗。
一.“被曲解”的“女性神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赋予了女性存在的独特意义: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上官家的女人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历史使命。
上官鲁氏就是这样一个被传统文化设定角色的女人。她由姑姑做主嫁给打铁的上官寿喜, 开始承担一个作为媳妇的角色,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结婚三年, 却无后, 这便招致婆婆的冷言冷语, 无端挑剔。她急切地希望为这个家庭生出一个继承人, 当然最好是男性, 以稳固她在丈夫家庭中的地位。面对丈夫不育的事实, 她刻意隐瞒下来。她寄希望于从其它途径达成愿望。她与叔叔乱伦, 还分别与粗鲁的屠狗人, 卖鸭小贩, 江湖郎中, 眉清目秀的和尚发生关系, 被土匪轮奸, 这让她前后共生出了七个女儿。继承香火的同时光生“丫头片子”, 那还是等于婆家“前辈子杀了老牛, 伤了天理”, 与绝后无异。婆婆的一句话道出了“丰乳肥臀”的全部内涵:“你要能生出个带把儿的来, 我双手捧着金盆为你洗脚。”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就在这被认定为传承香火的全权代表———“把儿”上。最终, 她与当地天主教堂的一名瑞典传教士马洛亚牧师生出了一对龙凤胎———一个患有“恋乳癖”怪胎和一个瞎子。而这个怪胎却成为新一代的主宰, 所有的姐妹都得让着他护着他, 任他蹂躏。尤其是以这个怪胎为中心的民间社会活动———“雪集”, 雪公子华丽出场, 摸遍乡里乳房, 这种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漠视与不尊重, 却被有的评论家说成是暗示“‘雪集’其实是女人的一次合法的野欢。”也正是这个瞎女孩的出现, 叙事者那种自视颇高的男权中心意识不言而喻。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她这一系列的“借种”经历, 却只是为了达到男性主体世界对女性的生殖要求。上官鲁氏的性并不是作为女性主体自我欲望的解放, 或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 而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得男性继承人的愿望。
正如有的评论家提到的, 莫言小说的主题总在围绕“种的退化”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在《丰乳肥臀》中也得到再一次的显现。小说主要围绕上官一家来写, 上官吕氏这一代, 公公的光芒被婆婆的剽悍所遮蔽, 也失去了话语权, 这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而上官守喜, 却连男人都不算, “是个‘骡子’, 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个子丑寅卯来。”一个家族, 在这个男人身上, 也就要走到尽头, 失去了繁衍的可能。上官鲁氏遍寻“火种”, 而所有她认为能帮助自己生出儿子的各色中国男人, 播下的种, 却都是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在这里, 莫言隐喻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种族的灭亡。
在这百年动乱的历史中, 上官鲁氏用自己全部的心血, 完成着男性社会交给女性的重大使命———养儿育女。而在多灾多难的、风云跌宕、政权更迭的社会中, 饥荒无处不在。生存下来谈何容易, 还要养活包括下一代的孙子孙女这么一大群人, 上官鲁氏承载了太多, 也付出了所有, 毋宁说这个女人有多么伟大, 在众人感叹这个女人的贤惠能干与伟大的母爱时, 我们从这种讴歌中, 感受最多的是一个父权时代下的母亲形象, 她用无私奉献来确保父权制度的延伸, 成为父权体制下“为母之道”的牺牲品。而其他女性, 为了生存, 牺牲了所有。
二.饥饿对人性的考验
饥饿, 作为人体机能的一种反映, 无疑是一种人类必须面对的生理现象, 但是, 由于造成饥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如天灾、战争、贫困、囚禁、特定的宗教活动等等, 所以,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饥饿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与政治、权力、道德等联系密切, 成为人们思考生命和社会制度、构建人类身体的有效途径, 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当代中国, 喜欢表现苦难的作家应当是那些从贫穷的乡村走出的作家, 饥饿感曾经是他们最持久的人生体验, 也是刻骨铭心的童年、少年记忆, 当社会意识形态不再全面压抑人的物质性追求, 当个人经验获得了文学出场机会的时候, 这些曾经被誉为“地之子”的作家们就有可能把这些铭刻着巨大精神与肉体创痛的饥饿感带入文学叙述中。莫言是当代中国书写农民饥饿生存最用心用力的作家, 他曾经说过“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对莫言这样曾经被身体生理饥饿感所纠缠的作家而言, 饥饿是他永远不能忘却的身体铭记, 是他写作的动因、文学叙述的中心内容, 也是他对世界人生进行解释和评估的中心之一。在《丰乳肥臀》中, 莫言就将饥饿完全身体化、生物化了, 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国农村的饥饿苦难, 书写饥饿感对人行为和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当然, 作为一个在充满不公正的权力秩序的乡村中长大的作家, 莫言的饥饿叙事必然包含着现实的政治性和伦理性。
在《丰乳肥臀》所描述的百年历史中, 生活始终处于战乱、饥馑的威胁之中, 为了存活下去人们得拿出最大的智慧来与饥饿作战。人物追逐着食物的热情, 可以与其他叙事中追逐爱情的热情相媲美:饥饿的人们为了获得教堂布施的稀粥而长途跋涉, 数百条红舌头舔着碗底;五个孩子一字排开吸羊奶;农场里饥饿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偷食;母亲用自己的胃馕偷取食物回家再吐出来;人们借婚宴或丧葬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在对饥饿的叙述中, 最让我不忍卒读的是七姐乔其莎为了一个馒头而任由张麻子蹂躏的场景:张麻子举着食物在前面引诱她, “她的双眼, 贪婪地盯着那个馒头。夕阳照着她水肿的脸, 像抹了一层狗血, 她凭着动物的本能追逐着馒头。”丑陋的诱奸者与医学院倔强的校花形成强烈的对比, 她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女人。乔其莎为了获得食物而丧失了人格与尊严, 这个场景诚然可以解读为对饥荒年代的控诉, 它表达了饥饿对尊严的战胜。然而, 小说控诉的力量其实非常微弱, 因为乔其莎麻木地接受了这一切, 没有眼泪没有仇恨也没有报复。从上官金童的视角进行的叙事不可能写到她的内心, 但她连外在的行动也没有。最后她又因得到张麻子的惠顾而获得了更多的食物, 吃得太多而撑死了。在我看来, 这个场景并不是写出了灾荒的真实面目, 也不是成功地借这个故事渲染了饥饿的恐怖与伤害力, 而是他借女性的身体讲述了一个让人颤栗的故事, 关键是叙事者发现了女性身体可以展示的这种巨大的震撼力。与其他揭露丑恶现象的故事一样, 女性的身体反复承载着苦难、卑贱与被侵占的想象, 因为在他们的逻辑中, 女性的身体是最容易引起注意和同情的, 她代表了弱者。
莫言虽然看到了饥饿与苦难主题的性别差异, 但他并不挑战这种差异赖以生存的制度, 而是复制并肯定这种差异, 其中, 女性通过克制自身的饥饿, 并以身体去换取食物, 喂哺他人, 母亲上官鲁氏就是以身体饲养儿孙的典型, 妇女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够体现其价值, 妇女的饥饿及其满足的问题, 莫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对饥饿与苦难的反复言说, 是莫言众多小说的主题。饥饿考验着人性, 质疑着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也反映着女性悲剧的命运与卑下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折射出创作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视野中, 对女性的俯视和漠视。
参考文献
[1]王泊李蓓:《丛林世界的话语——莫言笔下的“丰乳肥臀”》,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第3期。柯倩婷:《<丰乳肥臀>的饥饿主题及其性别政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7年第5期。
[2]张军:《莫言:反讽艺术家——读<丰乳肥臀>》, 《文艺争鸣》, 1996年第3期。
[3][4]莫言:《丰乳肥臀》,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解析 篇2
多元的性别文化为我国社会带来了性别角色模糊化、性别价值差异化以及性别道德边缘化的困惑，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之探究应运而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性别视角，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培养健康、完整的人为目标而重塑正确的性别平等理念，将科学的性别观等要素整合成为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以强化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的性别意识，从而使男女两性认同、悦纳、扮演好各自的性别角色，并最终发展成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
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教育
社会学家康奈尔认为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制度化危机”和“利益”而衍生的性别危机。这场性别危机给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现存的性别秩序带来了颠覆性质的挑战。在多元性别文化的渗透下，中国社会同样也面临着性别角色模糊化、性别价值差异化以及性别道德边缘化的困惑。
长久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性别”执持着相敬如宾的疏离态度，而性别意识的缺场也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了遗憾。今天，面对我国社会此起彼伏的性别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声是其使命的召唤。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社会性别理念，并以此来谋求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完善，也为我国性别教育蹊径的开辟提供新的思路。
一、重塑正确的性别平等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者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再审视
思想政治教育者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坚守者和铸造者，他们对于受教育者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塑造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者或因秉持传统的性别观念，或因性别意识的缺失及对性别议题的忽视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中的性别盲点。因此，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首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者以一种自我更新的价值取向来审视、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并将之渗透在教育过程中。这里所提及的社会性别意识，是衍生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性别平等意识，即“从性别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环境，并对他们进行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实现社会性别公平的观念和方法”。[1]
从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在为实现教育平等而不断努力。但是在现实中，男女两性在教育这个命题中却依然存在着分流与差距，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偏见不仅没有打破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定型，还加剧了职业及行业的性别隔离。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父权制意识及文化符号具有褒扬男性价值、贬低女性价值的倾向，而文化又通过历史、话语及社会化的过程使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合理化、合法化，并形成代际传递。社会文化对这一事实保留着暧昧的态度，并衍生出对男女两性判然不同的评价机制，这使得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图式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鸿沟。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升自身的性别敏感度，重塑性别平等理念，尊重、省思“性别”这一客观存在，以平等的视角将受教育者理解为有性别的、具体的人。正如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言，“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性别平等意识应当既区别于生物决定论者们所过度渲染的男女两性先天差异之论断，将女性受歧视的根源单向地归结于生理构成；又相异于激进的革命者们为追求两性平等而对性别差异进行严苛抹杀的这种极端理论与行为。性别平等意识是基于对两性先天生物、生理差异的尊重为价值前提的先进的性别平等理念，指男女两性在人格上、在人生价值及道德伦理上的平等，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之上的平等。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既不以男性的视角、标准作为阐释男女平等的依据，也不以女性的立场和经验来解析男女平等的现实，而是通过这种平等价值取向来影响和启蒙受教育者的性别意识，使男女两性悦纳、扮演好各自性别角色并最终促成受教育者发展成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完整的人。
二、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新界定
尽管现代社会人的“机械化”使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机械论”的境域，忘却或否认了人的目的性，但目的性却仍然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人是目的性动物。“由于有了目的，人类的活动就不再是一种无反省的动物性本能而是一种追求理想和完美的创造性实践活动。”[2]作为“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独具其不同于文化通识教育的特殊目的，并因这一目的而设定出自身的活动目标，在目标的规约下自觉地反思教育活动从而使自身趋向于完善的标准。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及价值取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尊重人的基本属性而最终促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蓝图的引领下，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别维度出发来重新酌量其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可以被界定为：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的标志。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将着眼于建构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的完整。从生命个体呱呱坠地之时，人们就依据先天的生理差异而赋予两性不同的性别标识，并遵循社会文化的约定而给予男孩女孩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使他们依据各自的性别角色规范完成社会化，成为社会人。近年来，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加深了中性化浪潮对广大青少年群体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审美标准发生扭曲并带来性别错位的弊端。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如少将金一南所言，“阳刚之气”和男子汉气概对于我们民族的男孩、男性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谁愿意把权力、责任及民族的未来交付给一个缺乏男性气概的男人。于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需要关注、关怀男孩女孩性别角色的培养，在施教过程中有意识地启发个体，使其对自身的生理性别有正确的标定，认同和理解自己的性别，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并最终成长为性别健全且富有创造力的生命个体。
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还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在引导两性完成各自性别角色扮演的基础上，塑造男女两性的完美人格。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人格是一个人所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特质的独特综合。在性别维度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男孩、女孩的健康人格，即通过理论灌输、实践锻炼和自我教育等基本方法来促使他们生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并以此来支配自身的心理与行为，避免人格要素的缺陷与偏差。
三、性别视角的交汇与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新整合
张耀灿教授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详细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要素，它包括五个方面：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3]。把性别视角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来达到“将男孩女孩培养成健康完整的人”这一目标，其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新与补充。
1.塑造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科学的性别观
性别观，是生命个体在遵循社会文化期望的基础上，对其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性别角色规范的认识以及所秉持的态度，隶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将性别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以马克思主义女性理论为指导，将男女平等的理念撒播至受教育者的心中，使男孩、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科学的性别图式和独立的人格：能够以健康的审美取向来理解自己的性别；能够摒除刻板印象而认同男性、女性的价值；能够自尊、自爱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履行社会职责；并在生命的旅程中成长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以及拥有女性魅力的“女人”。
2.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性别道德
性别道德代表着社会主流的、正面的价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在恋爱婚姻家庭道德之中。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青年来说，培养他们的性别道德意味着在这个“消费时代”引导他们树立起两性平等、相互尊重、自尊自爱的恋爱观，帮助他们走出至上恋爱、从众恋爱、攀比恋爱及填空恋爱的误区，以坦诚、文明的态度去追寻高尚圣洁的情感，抒写绚丽多彩的人生篇章。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主体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大众传媒为我们所呈现的“媒介现实”世界中，影视剧、广告、新闻等等，都在个人形象、人格特征以及两性关系的刻画上表现出性别刻板印象，使女性被边缘化、浅薄化；而信息的“碎片化”传播范式也使得受众在实质上处于文化、价值、规范的流变之中，无法对媒介所展现的性别议题做出是非、优劣的判断——这将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的性别观念的形成及性别角色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众传媒的复杂环境，却可以通过对传媒主体媒介素养的培养而弱化传媒的消极影响。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补充，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媒介认识、媒介态度和媒介意志，能够帮助他们正确看待和利用大众传媒，进而使其在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中始终以警醒的姿态来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克服阻碍道德发展的消极因素以及各种瘾恋，生成正确的性别价值观念和健全的道德人格。
四、在大众传媒的呈现中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以其自身的强大影响，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并通过这种话语权深深影响人们的性别关系。它以各种生动的形式展示社会对理想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期望，是促成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工具。然而如上文所示，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性别”的进程中却存在着至少两处罅隙：其一，大众传媒的性别偏见在实质上强化了两性的不平等。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传播媒体，有些以盈利为最终目的，受众对完整、真实、先进信息的渴求并不能成为左右这些媒体决策的首要因素。而根据社会学家康奈尔“霸权男性气质”的观点，“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高度程式化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大众传媒中得到了“再生产”：当我们透过媒体所刻画出的男性形象去领悟社会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女性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男女之间权力的不平等通过传媒而得到强化。尽管我国媒体在广域的范围内为倡导社会和谐以及推进性别平等做出过功若丘山的贡献，但是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大众传媒的叙事方式及其所建构出的性别话语更加强调女性的观赏价值，通过把女性“标签化”处理，制造出具有“消费示范性”的女性形象，使女性再次沦为男权的附属品。其二，大众传媒为情色文化的滋生提供了隐秘的平台，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一些网络信息服务商唯利是图，利用网络速度快、手段隐蔽等特点，大量制作和传播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来吸引网民。而部分自控力较弱的青少年、青年往往出于好奇或冲动心理又刻意寻找这些不健康内容，导致严重的道德失范。”不难看出，传媒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带来了更多的来自性别的挑战和压力，这从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这些不良的、甚至是恶性的因素进行疏导和净化，为青少年营造出健康的社会性别环境，防止其不良的性别态度、观念及行为的产生。
社会性别维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需要传媒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通力合作才能得以实现。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呼吁媒体及传媒工作者的性别敏感意识及自律。大众传媒既是社会公器又是社会建构的途径，它作为社会性别的塑造者，理应担当起促进性别社会化、平等化的责任，通过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等方式建立媒体的自律机制，从而使大众传媒能够进一步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完成对受众的性别意识启蒙与塑造。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合理利用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甄别、发掘和加工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性别信息，将时代的精神、气息灌注其间，使之转换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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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郑新蓉.性别与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2] 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3] 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5] 汪慧.青年文化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段舒颀（1988-），女，陕西宝鸡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读硕士；赵安民（1955-），男，陕西长武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
论电影《麦田》中的性别政治 篇3
在这部影片中, 最具特色的是以大量的女性形象为主体人物。表面上看, 两名秦国武士仿佛误闯入一个女儿城中:全城的男人都外出参加战争, 剩下范冰冰饰演的骊夫人成为名义上的城主, 而她身边围绕着侍从、祭司、厨娘等“高层”, 还有一群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形成类似于“法老会议”的权力中心, 甚至所有城民也都是女性。女性掌权者决定着城中的一切事务, 以女性为主导的社会看似左右着外来男性的生杀大权。事实上, 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是男权力量对女性的控制与压抑。
首先, 在这部影片中, 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权利都是男人赋予的。在骊夫人成婚之前剧葱大人就明确的告诉她:“我的妻子就是剧葱夫人, 必须担负起和我一样的使命”;当强盗闯入时, 骊夫人曾充满使命感的说“剧葱大人不在, 我就是这个城里的主人”, 其隐含意义便是——如果剧葱大人在, 那么我便算不上这城里的主人了。可见, 女性表面意义上的主导地位是因男人的暂时缺席而存在的, 是不稳固的, 而且其管理控制的也只能是纯粹的女人和孩子。
而实际上, 潞邑城真正的命运也并不是掌握在这群女性手中:1.两个外来入侵的男人编造出一整套颠倒是非的谎言骗的全城的女人团团转, 她们在男性的视角下被观赏和把玩。影片在辄和暇颠倒黑白的讲述长平大战时将叙述场面与战争真实状况穿插交叉呈现, 强烈的对比增加了讽刺效果——一城欢欣鼓舞的女人们在两个男人的谎言中显得像疯子和白痴, 她们甚至成为辄脑海中设想的性发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2.王姬扮演的祭司一直代表着男性存在。她从天神那里获取剧葱大人的信息, 然后代表他传达给全城的女人们。影片中骊夫人两次无助的跪在祭司面前祈求指引, 充分的体现女人对男人完全从属的状态。而这些女人们从来就没有自主的选择过自己的命运——当得知剧葱大人被杀, 祭司婆抽搐而死, 女人们陷入了无尽的混乱和恐慌之中。
其次, 男性完完全全的决定着女性的命运。影片一开头就交代了男人长年在外打仗, 女人在家乡承担从耕种到收割庄稼的全部重体力劳动的状况, 范冰冰一句“男人在外面打仗, 女人在家就是要辛苦”定位了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挑起战争的恰恰是男人自己。即“男人外出打仗、女人在家辛苦”的局面本就不是女性参与选择的产物, 女人们被动的承担了男人们外出打仗给自己身体上带来的重负。
最后, 男人外出打仗对女人们造成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肉欲的狂欢”场景, 寡妇们需要通过想象中的肉体放纵来逃避对残酷现实的怀疑。她们对外来的两个男人充满了好奇和欲望:在猜测两人是不是秦国人时, 寡妇们提出将两人“煮着吃了, 连盐都不放”“阉割后挖掉眼睛当牛”、半夜困在河边让野猫挠让蚊子咬。这种种“变态”的言论配上她们被刻意放大的狰狞面孔, 充分表现出她们畸形的内心世界。当暇讲述完极其残忍的战争场面后, 骊夫人和祭司大人露出欣慰的微笑, 没有丝毫的同情、害怕之意, 这一切表反映了长年战争对这些女人人性的摧毁。
对比何平之前的电影《炮打双灯》, 二者表现出一种完全相似的结构——女性受困于强大的男权社会禁锢之中, 由一个外来的男性形象入侵到女性原本封闭的空间中, 对看似狭小的母系社会进行毁灭性的重建, 同时对已存在的男权社会进行大胆的反叛, 然后双方又迫于更加强权的男权社会压制而走向毁灭。正如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一书中所说:“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当中, 男性也受压迫, 但是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 而不是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 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 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可见, 影片中始终呈现的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绝对控制。
同时, 这部影片又以民族寓言的方式将政治形象投射到了性别关系中。
在《麦田》中, 来自秦国的锐士暇代表着强大的侵略者形象, 而骊夫人以及她满城的女人们无疑象征了弱小的被侵略者形象。女性/弱小的被侵略者随时被男性/强大的侵略者控制并改造, 相对应地, 赵国的士兵也被秦国的士兵杀得片甲不留。
在女性与第三世界殖民第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他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正是这种相似性, 使得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在西方-东方、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中, 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 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解读, 女性对男权的挣扎和反叛实际上是十几年来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强权控制的成功反叛。男权的失落实际上暗示着西方殖民势力的衰落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带来了机遇。
一直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作为男权形象的象征, 对东方世界进行着控制和剥削, 使东方世界长期处于女性化的被殖民地位。而西方对东方其他国家的殖民更多的表现在经济、文化等不易察觉的领域, 这种后殖民模式轻易的将东方世界置于被殖民的地位, 并利用全球化等观点使被控制者不自知。正如影片中赵国的女人们心甘情愿的为秦国士兵供应吃住, 即使有怀疑, 也宁愿相信他们的谎言, 并把他们当自己人对待。直到强大的秦国军队带来不可改变的灾难, 赵国人才终于觉醒到自己一直处于劣势地位。被殖民者与女性身上存在着相似的软弱性, 使他们天生具有一种自欺的本领, 在面对强权/男性的欺骗时自动选择相信有利于自己而非真相的答案。
当然, 这种悬殊的男女力量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对比何平1993年出品的作品《炮打双灯》, 《麦田》在对男性形象的描述中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在影片《炮打双灯》中, 外来者牛宝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形象, 他用自己独特的男性气概使春枝臣服, 并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这个外来男性对自身的改造。而在影片《麦田》中, 暇和辄是通过谎言维持着对城中女性的统治, 尤其是辄的搞笑形象与以往电影中勇猛刚强的男性形象大相径庭。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崛起, 西方强权力量不可忽视的被削弱, 东方世界借机迅速发展企图改变世界权力关系。
摘要：电影《麦田》塑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女儿城形象, 并将时空穿越到几千年前的战国时代, 导演用女性数量上的优势隐藏了男性仍对女性绝对支配的关系, 而这种性别关系又与世界政治背景的建构和改变息息相关。本文将从性别政治角度解读电影《麦田》中的性别关系, 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隐喻。
关键词：性别政治,民族寓言,麦田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性别政治 篇4
阅读有没有性别特征？这不仅是一个生理学的概念，也属于社会学的范畴。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婴幼儿的社会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 “性别角色确认”。说穿了，就是要让他们从小确认——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长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这个问题：刚生完孩子，到商店为孩子购买物品，他们会反复向售货员强调：“我生的是个男孩（女孩）！”他们希望售货员提醒他们，别把任何女孩（男孩）的物品放进他的购货车里。
而阅读恰好是强化这种性别角色确认的另一种很好的方式。
当然，我并不是说，某本书是只为男孩准备的，女孩看不得；世界上好像没有这类书，就如同某本书适合2～3岁孩子看、6岁孩子就看不得一样，其实6岁孩子看了仍有收获。
但是如果家长在选择童书时考虑到性别的倾向性，从整体上看，完全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而这种潜移默化对孩子的成长以及“儿童社会化进程”必然带来好处。
性别角色知识是孩子对男女各自适应的行为方式和活动的认识，如果成年人在儿童早期就为他们选择出符合他们性别偏好的书，这些书的内容和人物（书中的人物包括拟人化了的动物，也大多隐含了性别特征）活动会帮助孩子慢慢地去采纳和选择符合自身性别的行为，去认同与书中性别相同的人物心理和需求，这样，男生和女生的行为就变得更有差异性。
3岁的孩子已能分清自己的性别了，这种自发的确认固然是必要的、基本的，但性别角色确认不能只停留在生物学意义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必须更高层次地理解性别的社会学意义——
第一步，通过阅读，男性的勇敢、坚强、独立、刚毅等品质，女性的敏感、细腻、重感情等特质，会通过人物活动、故事情节的展开给孩子以深刻印象，同时性别认同感也会逐步加深。
第二步，孩子会在悦纳自我、充分发挥各自性别“优势”的基础上，吸收异性的优秀品质，从而使自己兼具两性优秀心理特征，实现其在性别角色确认的基础上的健全人格。
性别政治 篇5
随着莫言小说《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 小说所塑造的伟大的中国母亲的形象也引起了东西方世界的进一步关注。在小说中, 莫言刻画了一个万能的母亲, 面对各种压迫, 她凭借自己的灵活性与不屈的精神和力量, 为自己及小孩创造了生存的空间。莫言对母亲的伟大与无私奉献的讴歌, 使不少批评家惊呼父权制文化权威的消泯, 认为小说重塑了自然母神, 表现了大母神的原初特征, 即旺盛的生殖欲望与生殖力, 以及彰显了大母神对苦难的非凡承受能力。[3] (P133) 还有的批评家认为母亲上官鲁氏这一人物是充分体现了“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的传奇人物。[15] (P77)
笔者认同上官鲁氏作为母亲的力量, 即保存她自己孩子生命的力量, 以及她为保持家庭完整性付出的努力。然而, 笔者并不认为小说中的母亲是“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化身, 也不认同小说神化了母亲的生殖力, 以及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原因有三点:一是小说以母性定义女性, 将女性限定在母亲的角色, 因此湮灭了女性的主体;二是社会及制度倾向于从父权的角度, 建构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 并以此规范母亲及母亲的行为, 以确保父权价值的延续, 母亲成为父权秩序贯彻的载体;三是一个超越了民族斗争而孕育生命的母亲成为了民族运动的场所与目标, 女性在民族运动中的主体性及自主力量被剥夺, 女性被进一步物化。
二、女性主义关于母亲的理论
我被树立起来的母亲典范所折磨——她们的爱无限;被视觉艺术及文学作品中的单一的母亲形象所折磨。如果我知道我自身的一部分存在将永远也不能与那些形象相符, 那么, 那些部分岂不是不正常, 畸形呢?[8] (P91)
里奇认为, 理想的形象——她称之为精心刻画的“母亲的规范”, 与她作为母亲的“真实”体验之间, 永远都有着差距。里奇将作为主体的母亲的体验 (Mothering) 与被制度化的母亲角色 (Motherhood) 区分开来。里奇认为, 前者是女性与其繁殖的潜能或孩子的关系, 后者则是一种构建的体制, 用以确保男性对女性的繁殖潜能, 对所有女性的控制。而后者往往凌驾于前者。[10] (P13) 奥赖利将前者称之为母性 (Mothering) , 后者称之为Motherhood (为母之道) 。[11] (P4-5) 奥赖利进一步阐述了“为母之道”这一术语的内涵:
“为母之道” (Motherhood) 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建构, 这一构建随着经济及社会因素的变化而不的变化而变化, 不存在本质的及永恒的母亲身份。[4] (P4-5)
作为一个时效性的术语, “为母之道”的内涵随着经济与政治因素如阶级、性别及种族等意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母性体验”则是女性作为母亲的个体的真实体验。奥赖利这样阐述了两者的区别:
“为母之道” (motherhood) 这一术语指的是父权体制下的母亲角色, 是由男性定义及控制的, 且深深地压抑着女性;而“母性 (mothering) ”则指的是女性作为母亲的体验, 是由女性定义, 以女性为中心, 且具有赋予女性权力的潜能。[5] (P11)
主流意识往往将占据主流地位的群体的母性体验普遍化及自然化, 使其成为制度化的“为母之道”, 这一制度化的“为母之道”往往凌驾于女性真实的母性体验, 因而个体的母性体验被忽略甚至被非法化。对“为母之道” (Motherhood) 的解构, 以及将其与“母亲自身的体验与潜能” (Mothering) 的区分, 使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压迫性并非母亲身份的本质。女性主义对母亲身份的认识也从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对母亲身份的绝然抗拒走向了新的方向。一方面, 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性体验带给女性的潜能。另一方面, 解构主流的性别、种族或阶级意识构建的“为母之道”, 以及其带给女性的压迫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讨论之一。
三、女性主体的湮灭
莫言毫不讳言他希望通过小说彰显母性的力量。他指出, 《丰乳肥臀》的创作动机来源于“他对母亲的深深地崇拜”。[7] (Pb) 莫言同时也承认:“创作这本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求人性的本质, 赞颂母亲。”[7] (Pb) 莫言通过《丰乳肥臀》创造了一个有着旺盛生殖欲望与生殖力, 象征着忍耐、爱、足智多谋及充满自我牺牲等精神的永恒的母亲形象。
我们必须承认, 构建一个无私奉献的伟大母亲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女性力量, 然而, 《丰乳肥臀》见证了女性, 包括其母性, 在被理想化及制度化的母亲形象中失去了母性体验。一方面, 父权价值构建的为母之道湮灭了以母亲为主体的母性体验, 即母亲的自身体验。《丰乳肥臀》中的母亲, 尽管占据了很多的叙述空间, 却缺乏自身作为主体存在力量, 因为小说中母亲的声音匮乏:小说的叙述角度切换于第三人称叙述——男性作者, 与第一人称叙述——上官的儿子金童之间。“母亲是沉默的, 无法表达自己的欲望”, [14] (P31) 母亲自身的母性体验湮灭于父权话语的构建中。
另一方面, 将女性的首要功能及最重要的价值定义为孕育生命剥夺了女性作为主体参与其他社会功能的权利。母性并不等同于女性。尽管小说取名《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强调的却不是女性性征, 而是突出女性的繁殖功能。丰乳肥臀在中国文化中历来被视为子孙繁盛的象征。小说中的母亲,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全身心地投入到父权体制分配给她的繁殖后代的“事业”中。她被比喻为一头奶牛, “像一头受伤的奶牛, 羞羞答答、有时又理直气壮地披着那件华贵的狐皮大衣, 坐在炕上, 调理着身体, 关心着奶汁的数量和质量”。[1]母亲在享用着她不惜手段要赶走的“大女婿”的送来的“狐皮大衣”时, 她的道德羞耻感被哺乳男性继承人的“崇高事业”冲淡。汪树东是如此评论《丰乳肥臀》中的母亲:
上官鲁氏这位大母神旺盛的生殖力与强健的哺育能力得到了特别渲染。孕育生命、哺养生命就是大母神至高无上的原则, 它甚至拒斥了现世的伦理道德和革命叙事中的阶级话语对它的干犯。[3] (P133)
汪树东认为伦理道德与阶级话语都要让位于延续生命的功能, 然而, 是否真正存在一个能够超越现世伦理道德与阶级话语的母亲?除了以生产及哺育男性继承人为己任外, 《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尽她一切所能在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产主义运动和改革开放等政治动荡下保护小孩的生命及家庭的完整性。在上官鲁氏的女婿中, 既有汉奸, 又有国民党及他们的美国同盟, 还有共产党, 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或多或少都影响着他们的妻子, 上官家的女儿们因而也在家庭中引起了纷争。尽管时间空间不断变化, 面对着家庭成员的争斗, 母亲的大门对她的所有女儿及女婿还有孙子、孙女们都敞开着, 她对她所有的子孙都献出了毫无保留的爱。然而, 不论时空如何变化, 不论政治如何变迁, 道德如何变异, 母亲永远只是所有这些改变的默默承受者、苦难的被动承受者。母亲处于社会秩序中却不能改变社会秩序。刘岩指出:“尽管母亲可以把一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 她自己却被剥夺了社会权利。”[14] (P31) 汪树东的论证, 反而是印证了小说中的母亲如何完美地完成了父权赋予的使命——生儿育女。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 不受政治争斗与社会伦理道德变迁的影响, 始终以孕育生命、延续生命为己任, 如果这不是真实的母亲形象, 而仅仅只是父权体制的一种构建, 湮灭了母亲的真实母性体验, 仿佛母亲能够超越所有的政治与伦理立场, 成为普世价值观的象征。阅读《丰乳肥臀》, 他们仿佛听到了封建家长对女性的号令——政治与伦理道德是我们的事,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儿育女。正如伊里加蕾指出的, 在男权社会, 女性的价值主要依赖于她的生育能力。“母亲的生育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她们的责任就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加干涉和改变”[13] (P185) 。由此可见, 莫言并没有挑战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与男性主导的权利结构。但是, 如果这是真实的母亲形象, 则这个母亲是具有相当的争议性的——凸显或称赞一位牺牲品, 一位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及个人的自主性的母亲背后又是什么动机呢?动机就是希望延续这种牺牲。而这种牺牲客观上扭曲了女性的人性, 湮灭了女性的主体性。
难道母爱不就是自然涌出的身份而如今被美化为“牺牲”了吗?这种用母亲们的牺牲来加以美化并使之可以忍受战争中的残忍, 难道就不是荒谬的, 不就是对生命的仇视, 不就是对母亲们真正的、充满活力的生命志趣的偏离吗? (转引自[15] (P37) )
四、父权价值的载体
“菩萨显灵, 天主保佑, 没有儿子, 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 你立马就是主。我说的话你信不信?信不信由你, 其实也由不得你……”
“娘啊, 我信, 我信啊!”上官鲁氏虔诚地念叨着……[1]
在父权文化下, 母亲角色是唯一可以赋予女性权利和力量的角色, 是女性进入男性统治秩序的唯一途径。然而,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树立一个为了孕育及延续生命而无私奉献的理想化的母亲形象, 是父权体制延续其统治的手段之一。父权意识形态崇尚为家庭而牺牲的母亲角色, 要求母亲们压抑或放弃自身, 这对母亲们是极大的迫害。父权文化在将养育子女的任务全然交给母亲的同时, 却未赋予母亲真正的权利以承担母亲的责任, 母亲被他者的注视所约束。[12] (P44) 此外, 在父权文化下, 按照父权价值定义的为母之道扮演母亲角色的女性被认为是好的母亲, 而不按父权规范甚至于违背父权规范则被认定为“坏母亲”。[12] (P35) 通过确立一个好的母亲标准, 父权价值因此得以刻记于女性身上, 并通过母亲的母亲行为得以延续。
很明显, 父权价值的为母之道首先要求的是母亲为父权社会秩序孕育男性继承人。小说再版的序是这样写的:“小说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 生命的沿袭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然而, 在《丰乳肥臀》中, 这一生命的沿袭更多强调的是男性的生命的延续, 这首先表现在莫言亳无批判甚至于赞许地描写母亲为了获得男性继承人而不惜四处借种。母亲的牺牲体现在她为了既满足父权价值观所要求的从属地位, 同时又要承担万能的母亲的角色而不得不采取复杂的策略。同时做一个胜任的母亲——无所不能又慈爱, 与做一个阴柔的妻子——在家庭事务中处于从属地位, 几乎不可能。而在这一双刃剑下, 唯一的出路, 在塞耶斯看来, 就是要成为从属策略的专家, 而这一策略又要求辛勤劳动, 要付出大量的活动、权力及创造力, 以发展从属策略, 以避免打破从属规则。[9] (P91) 然而, 在她们不断努力以迎合一个父权意识构建的理想形象时, 母亲们成为了工具——成为延续父权价值的工具。
如在小说中, 当上官鲁氏了解到她丈夫不能生育的事实后, 她刻意隐瞒这一事实。她急切地希望为这个家庭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 以稳固她在丈夫家庭中的地位。面对丈夫不育的事实, 她只有希望从其他的途径达成愿望。她与叔叔乱伦, 与一个粗鲁的屠狗人, 一个走江湖的艺人, 还有一个花和尚发生关系, 还被土匪强奸, 等等, 这让她前后共生出了八个女儿。最终, 她与当地天主教堂的一名瑞典传教士生出了一对龙凤胎。值得注意的是, 她所有的“不检点”并非来自于她性的需要, 而是为了达成她获得男性继承人的愿望。这在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所有与她发生关系的男性对她而言都无关紧要, 更谈不上对她有任何的性吸引力。如, 她与她叔叔的乱伦是在她婶婶的安排下进行的,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让她生出一个男性继承人。在她怀孕后, 她立即拒绝了江湖艺人进一步的性要求。当她将儿子带给瑞典教士看时, 瑞典传教士的性要求立即让位于儿子的需求。母亲的性只不过是为了繁殖的需要, 更确切地说, 是为了繁殖男性继承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 蔡荣华是这样评论母亲的乱交的:
母亲的乱交乍看似乎是一种反抗及自我保存的行为, 但由于她的乱交一直是隐瞒在公众视线之外, 是为了满足父权制度对男性继承人的需求, 因而也就失去了它潜在的颠覆性功能。[2] (P174)
她的乱交, 不仅不具备颠覆父权体制的功用, 反而只是她为了平衡她作为女性的从属角色与她想要通过成为儿子的母亲而获得权利的一种策略。母亲不得不一方面想方设法向丈夫隐瞒其不育的事实, 另一方面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意愿, 与各式各样的男性发生关系, 更悲哀的是, 她与所有这些男性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被他们的男性魅力所吸引——有些男性不仅我们, 连她自己都感到恶心。而她所做的这一切, 只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即为这个家族带来一个男性继承人。因此, 柯倩婷指出:
上官鲁氏四处借种生育、被强奸, 她的痛苦被复仇的火焰所掩盖, 她的伤痛被儿子之梦所装饰, 生命的伟大在最终完成了制度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而不是对这个制度的拒绝。[6] (P94)
此外, 由于好的母亲的标准是由父权体制决定的, 因而《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必须按照父权的价值观与标准养育自己的子女, 因而进一步成为父权统治的牺牲品, 同时也使自己的女儿们成为了牺牲品。母亲是无私的与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 然而这种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更多的是从儿子的角度, 而不是从女儿的立场出发。如为延续金童的生命, 母亲的女儿们,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在用身体换取粮食以使母亲有充足的乳汁哺养金童。此外, 双生子中的女儿玉女总是处于饥饿状态, 因为儿子金童霸占了母亲的乳房, 而上官鲁氏只是放任儿子对其乳汁的独霸。其他的女儿们也深深理解金童对母亲的重要性。尽管表面上是母亲在掌管着这个大家庭, 实际上是金童在控制着母亲。由于母亲对金童的宠爱, 女儿们深深地认为男性天生就要优越于女性。在稍后的大饥荒中, 母亲将一个女儿卖给了一个俄罗斯女人, 而另一个女儿为了挽救这个家庭, 将自己卖进了妓院。在另一次大饥荒中, 玉女选择了自杀以让母亲与金童有足够的粮食存活。玉女是伴随着母亲的叹息:“儿呀, 你多余了”[1] (P62) 而长大的。在她看来, 她活着就是家庭的累赘。另外, 母亲也成为父权秩序不遗余力的维护者:为了表达她对女儿身体的控制权, 不惜将大女儿许配给孙大哑巴以报复大女儿的反抗, 以及民族主义者对她身体的侵犯。综上所述, 母亲的无私与自我牺牲更多的是表现在她对儿子的投入与宠爱, 忽略甚至不惜牺牲女儿。母亲对儿子的无私与自我牺牲也投射到了女儿身上, “尤其是在女孩身上, 母亲的无私与自我牺牲被复制”。[5] (P35) 令人深思的是, 母亲是为了什么牺牲呢?似乎父权制度的延续有赖于无数女性无私的奉献与牺牲。
五、民族运动的客体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丰乳肥臀》中, 女性的身体被物化, 成为了斗争的场所与斗争的目的, 进一步剥夺了女性的主体性与自主力量。莫言宣称他就是想将母性与土地、与地球联系起来。[7] (P6) 然而, 将母性与土地联系起来的最大危险就是使母亲作为一个女性被物化。众所周知, 大地在政治斗争中是不具备其主观能动性的, 只能是被征服与占领。在《丰乳肥臀》中, 母亲的身体成为男性权利斗争的场所, 乳房的主要功能除了是为了满足儿子生命的需要, 也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场所。
在令我愤怒的秋天里, 母亲的双乳惨遭蹂躏, 马洛亚牧师跳楼身亡, 但灾难总会过去, 真正的好乳房是永远毁坏不了的, 它们像某种人永远年轻, 它们像大松树郁郁葱葱。[1]
在象征的层面, 乳房则象征中国大地, 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场所。不育的中国男人们象征着中国这片大地上男性的无能, 而瑞典传教士父亲之死和母亲被国家主义者强奸则象征着国家主义者重新获得了对女性身体所象征的国家与土地的控制。因此, 蔡荣华质疑女性身体被用于象征国家与土地:“她的身体提供了一个场所, 在此, 国家主义者与他们的对手相争, 比较各自的性能量, 她的身体成为中国男性从无能尔后又重新获得权威的较量场所。”[2] (P174)
另一批评家吕彤鄰也指出, 将女性的身体变成行动的场所, 作者使女性完全不可能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 因为她的身体成为了斗争的舞台而不能在斗争中发挥力量。[4] (P59-63, 68-73) 尽管女性象征着传统的品德, 如勤劳、坚韧、为家庭无私奉献, 但是母亲不是一个拥有自主力量的个体, 也不能加入到国家主义的斗争中, 而只是斗争的场所与目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 莫言的《丰乳肥臀》树立的是一个父权神话下的母亲形象。首先母亲成为父权体制所要求的正确的“为母之道”的牺牲品, 而通过实施正确的为母之道, 母亲们又将自己的女儿们变成了牺牲品。其次, 小说广泛采用男性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角度, 压抑甚至是淹没了女性的声音与力量, 剥夺了女性作为主体的存在。再次, 通过崇高化女性身体的繁殖功能, 女性的性本能被压抑甚至非法化, 女性被进一步剥夺了她们的自主性与力量。最后, 小说将女性的身体定义为国家主义斗争的场所与目的, 女性在国家主义的斗争中也同样被剥夺了自主性与力量。
最后要指出的是, 我们固然要批评父权体制构建的正确的“为母之道”, 但是不应该忽略或批评女性所具备的母性的能量, 必须承认母亲们为了保存自己孩子的生命而做出的努力。然而,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有对父权体制构建的为母之道进行批判才能恢复以女性为主体的母性体验。事实上, 追求母亲形象的完整性, 而非完美性, 打破父权体制构建的完美母亲形象, 回归母亲的人性, 女性才有可能在不完美中感悟到人格的完整和尊严。[15] (P36)
摘要：塑造一个无私奉献的母亲形象以昭显母性的力量是小说《丰乳肥臀》的使命。然而, 这样一种母亲形象并没有挑战男性为主导的权利结构与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 一方面, 小说以母性定义女性将女性限定在母亲的角色, 因此湮灭了女性的主体, 另一方面, 社会及制度倾向于从父权的角度, 建构一个理想的母亲形象, 并以此规范母亲及母亲的行为, 以确保父权价值的延续, 母亲成为父权秩序贯彻的载体。此外, 一个超越了民族斗争而孕育生命的母亲成为了民族运动的场所与目标, 女性在民族运动中的主体性及自主力量被剥夺, 女性被进一步物化。
性别政治 篇6
一、教育主体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高校男女教师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显示了令人惊讶的接受程度, 大多数人都认为男女的分工是合理的。”[1]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后天社会对性别的建构:课堂上, 与男生的交流多, 对其评价更客观, 而与女生的交流少, 对其评价更倾向于委婉;课堂外, 把难度大、需要深度调查或要求更多创新的任务分配给男生, 而把查找资料或总结前人成果等难度较小的任务分配给女生。教育主体就是这样将自身继承的传统性别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到教学中, 从而强化了学生的性别刻板印象。
二、教育客体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当代大学生们或多或少受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对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责任、权利等认识仍以传统定位为主, 对两性的角色类型也出现了混淆和无意识状态, 对性别气质的差异存在刻板印象。[2]尤其是女大学生受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更为严重, 在自我认知、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成就动机等方面普遍比男大学生要差。甚至相当一部分女生把现有的性别差异当作一种宿命来接受, 遵循社会化的轨迹来打磨自己、改造自己。多重束缚下, 女性的价值取向、人生目标和社会作用都受到了极大的羁绊。
三、社会性别教育内容的缺失
(一) 学科、专业上的性别隔离
由于地位、权力长期掌握在男性手中, 自然而然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掌握在男性手中, 女性则被排除在知识体系以外。高等教育中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学科”和“女性学科”:女生多被录取到文秘、师范、医护等“较适合”女性的专业中, 而男生多被集中到工程、建筑、计算机等“较适合”男性的专业中。这种学科、专业上的“性别隔离”或“性别分流”现象, 带有强烈的偏见色彩, 包含着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 是社会对男女角色期望的产物, 是男权文化在学术领域的体现。
(二) 教科书中的性别失衡
大学生在与教科书的不断互动中, 建构着自己的学术性经验和非学术性经验。Mac Donald、Walker等归结了女性在教科书中受到的四种不公平:要么被忽视 (和男性出现的次数和频率相比, 女性只处于配角地位) , 要么被省略 (教科书对女性的角色和活动略而不谈) , 要么被歪曲 (教科书描述的女性必须要由男性的媒介才能参与社会) , 要么被刻板化 (教科书描述男主外女主内) 。[3]从文字到图片, 教科书所呈现的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 社会中既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通过教科书这种“观念载体”持续地再生产。
(三) 课程设置上的性别边缘化
现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 这些课程都没有明确涉及到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课程范式以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为依据, 研究领域、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按照男性的认知和思维来设置, 课程内容过分注重男性关注, 女性经验被无形化、边缘化。
四、社会性别教育环境的缺失
(一) 校园环境文化的性别失真
宣传板报是大学的文化表征, 其质量高低影响着师生的心理与行为。环顾大学校园里催人奋进的雕塑画像和名人名言, 女性人物屈指可数, 放眼望去几乎清一色全是男性成功人士, 似乎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全是男性的功劳, 而女性在历史长河中难觅身影, 是被历史遗忘的可怜儿。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男生很容易找到肯定自己的动力和榜样, 而女生得到的却更多是否定自己的理由和依据。
(二) 校园媒体文化的性别偏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网络迅速发展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 但这一新兴的媒介却广泛地存在并传播着传统社会的性别规范与角色定型。娱乐、时尚、购物等五花八门的网络信息在不经意间将女性的生存空间限制在家庭里, 将女性的生命意义限制在相夫教子上, 从而严重扭曲了两性的价值观, 给青年学子的社会适应、人生追求和人格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 校园学生组织的性别差异
高校各级各类的学生组织中, 女生参与的机会和获得的资源远远低于男生。以学生会为例, 主席、各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多由男生担任, 女生任闲职、副职者居多;男生多集中于体育部、网络部等竞争性强、技术含量高、富于创新精神的部门, 而女生则多数集中在女生部、文艺部等表演性强、竞争压力不大、技术要求不高的部门。这其实是社会上“男主女从”、“男将女兵”性别格局的缩影, 是传统“角色分工”和“职业隔离”性别观念的延伸。
(四) 校园学生活动的角色定型
高校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自我管理、自我锻炼、自我发展。而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这些学生活动, 我们发现, 男生更多地参加创业大赛、篮球赛、网页设计等竞技性强、比较激烈的活动;而女生大多参加礼仪大赛、文艺晚会、宿舍装饰等竞技性弱、比较温和的活动。男女生参加的校园活动带有鲜明的传统角色定型, 存在着传统的刻板印象,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男女大学生的发展空间。
综上, 当我们借助社会性别视角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时, 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相当程度的性别色彩。“给男生松绑, 还女生本来”, 社会性别教育无疑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点。
摘要：社会性别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当我们借助社会性别视角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时, 却发现无论是教育主体、教育客体, 还是教育内容、教育环境, 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别缺失现象, 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社会性别,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参考文献
[1]陈文.性别意识教育在大学生人格塑造中的意义[J].江汉大学学报, 2006 (4) .
[2]许烨.大学生性别意识现状及教育反思[D].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2010:25.
性别政治 篇7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是坚持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强有力的保证。与普通的科学知识教育不同的是, 思想政治教育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可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和树立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特征, 性别除了生理 (自然) 属性之外, 还有其社会属性, 即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是指“人们由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性别的社会标准, 是一整套有关男人该怎样行为和女人该怎样行为的观念和规范”。[1]社会性别教育以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性别观念为基础, 通过显性与隐性的教育方式影响高校学生的性别认知和性别观念, 以使其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过程。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重视社会性别教育, 首先体现了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 就是要尊重人作为社会个体的发展需要, 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在高校环境中, 针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必要的差异化教育, 使大学生能够正视性别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其积极健康的世界观, 以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 促进当代大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与形成, 进一步促进了高校性别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社会性别教育通过广泛传播积极、全面、正确的性别文化, 促使在高校内形成“男女平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性别文化氛围, 促使在校大学生能够真正地了解自身性别特色的同时吸纳异性的优势, 发挥个体优势, 寻求适合自我的发展途径与模式, 从而不断地提高与完善自我。
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社会性别教育的缺失
当前, 我国高校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大环境中, 男女两性群体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需求, 例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习得与标准评价方面, 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学习内容、方法及满意度方面,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与效果认同方面, 在就业择业期望、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在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等。与此同时, 当前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较为薄弱, 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困惑较为突出, 部分大学生依然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 表现出诸如缺乏社会性别知识、对性别平等的理解片面;性观念的错位, 大学生受开放性观念的冲击较为严重等现象。[2]与此同时, 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采取的是一种无差异化的教育方式, 即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环境、具体教育方式方法等方面基本采取的是同质化教育,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因性别的差异而应有的针对性教育。
(一) 教育主体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
1995年, 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各国政府和其他行动者应该把性别意识纳入所在政策和方案的主流。”我国是最早承诺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决策的49个国家之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11—2020年) 》也再次明确提出要重视社会性别教育, 特别是教育主体的社会性别教育。然而, 受传统性别观念意识尤其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社会性别教育在我国高校环境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教育主体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性别意识的束缚, 把生理性别作为一个主要标准来衡量评价学生的行为, 从而使学生在受教育主体的影响之下形成与传统性别观念一致的片面的性别意识, 限制了两性的全面发展。
此外, 在当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虽然大力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 但是多数个体往往对其深层次含义的理解有所偏差, 即片面强调“平等”, 甚至将“平等”理解为“对等”“平均”, 笼统地认为性别平等即是男性女性均可实施同样的行为、完成同样的任务, 从而给予在校大学生性别意识以错误引导。除此之外, 在校大学生还受到来自家庭、社会、传媒等多方面的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难免会产生自我性别认知的缺失, 从而在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性别意识方面受到重重阻碍。
(二) 社会性别教育内容与实践的缺失
当前,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由显性思想政治教育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方面组成。显性教育是指利用各种直接的手段、公开的场所, 有领导、有目的、有组织、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教育者隐藏教育目的和主题, 使教育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目前, 高校在这两个方面的教育过程中, 教育内容与实践的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 无法针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差异化要求做到“因性施教”。同时, 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 现代男女大学生基本已经形成既定的性别角色, 在规划自身发展时, 仍有一定数量的个体更多的是以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的社会期望标准来设计自我, 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意识到这种传统性别角色的弊端, 但不知如何来扭转这种局面, 处于迷茫之中, 急需积极、科学的性别理论与实践教育来引导自己走出疑惑。但是,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没有开设性别教育的基础课程及实践课程, 性别教育内容与实践也仅仅零散地分布在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及课外拓展活动中, 缺乏主流学科支撑。因此, 专门的社会性别教育教材与教育实践的补充与普及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制度的性别缺失
现阶段, 随着女性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 我国高校社会性别教育环境有所改善, 但不够深入。诸多变化目前仍停留在“女性追赶男性以达到与男性对等”的阶段, 更深一层次的异质针对性还无法体现出来。此外, 当前网络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网络新媒体环境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的极为重要的阵地, 随之而来的网络新媒体环境中线上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受到传统刻板性别意识以及线下社会性别实体教育的缺失影响,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制度中的性别关怀也面临较多的困难和阻碍, 例如网络资源的和技术的落后、平台制度的不完善使已有的教育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与运用, 导致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线上社会性别意识教育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三、社会性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探索
通过上述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社会性别教育缺失的讨论, 我们不难发现,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社会性别教育, 既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本质, 又满足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育人的需求, 也是在校园乃至整个社会范围内构建先进性别文化的客观要求。针对以上所提出的社会性别教育的缺失,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社会性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 进一步完善教育主体的社会性别意识, 切实做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决策层面
教育主体是推行性别公平教育最直接的教授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的社会性别观念将直接影响高校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教育主体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培养。
一方面, 对教育主体进行科学系统的社会性别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培训, 以帮助其树立社会性别意识, 以保证平等积极的对待不同性别群体的学生。另一方面, 不断完善教育者社会性别意识, 不仅要使其树立正确的意识, 最重要的是还要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教育者通过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 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将无性施教和有性施教进行有机结合, 在遵循客观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平等, 切实做到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高校教育管理工作决策层面, 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二) 不断完善社会性别教育内容, 并将其逐步贯穿于各科教育之中, 以求达到全方位的社会性别教育
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加入社会性别相关教育实践内容, 即在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增加基于性别的差异化教育和实践内容。通过社会性别教育, 使不同的性别个体能够以客观全面的社会性别观念、站在平等的地位处理两性关系。如在就业择业过程中, 能抛弃片面守旧观念的束缚, 选择自己喜欢且适合自己的职业, 合理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使自我人生价值得以最大化地展现;在恋爱婚姻中, 摆脱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的束缚, 以社会性别意识为核心来对待社会性别问题, 学会“换位思考”, 以使两性能够更加和谐地发展。此外, 在高校范围内构建和完善社会性别课程体系建设, 开设社会性别教育的基础课程、选修课程等系列课程, 积极开展社会性别研究。
(三) 发挥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合力, 营造良好的社会性别教育环境, 推进和谐的校园性别文化建设
可以明确的是, 性别不仅仅是一个生理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应正确认识到生理遗传因素只决定男女生理性别的不同, 而男女性别刻板印象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化过程, 即家庭、学校、社会给学生的行为以不同的对待和鼓励。[3]因此, 高校的社会性别教育需要集家庭、学校及社会三者的合力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例如, 可通过搭建基于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家庭、学校及社会三方互联社会性别教育平台, 建立和完善学校与家长的长效沟通机制, 不断巩固学校教育的性别平等观念, 推动学生性别观的良性发展。
性别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和理论的创新, 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实践模式。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性别教育有机结合, 因性施教, 强化社会性别意识, 将社会性别意识渗透高校各方面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去, 以真正体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 并通过多层面、多种手段支持高校大学生, 对其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赋权与增能, 激发其内在能量, 提高其自我效能感, 增加其群体归属感, 从而不断促进高校大学生的全面、和谐、平衡、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闫玉.性别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探索[J].郑州大学学报, 2013 (11) .
性别政治 篇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提出“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组织研制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资料数据库”。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利用地域历史文化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资源建设,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教学实效性,取得了一定进展。湖湘文化融入我省高校思政课,既提升了思政教育效果,又推广了湖湘文化价值。作为其中的重要支脉,湖湘女性文化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且思政教育资源丰厚。因此,我们认为,在湖南乃至全国普通高校女生比例持续上升的教育新形势下,应将先进性别文化融入思政教育资源建设的问题提上议程。
1 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存在的性别问题
如何正确开发、整合、利用、管理思政教育资源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一般而言,思政教育资源是能够为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政教育目标的各种物质、精神要素的总和。思政教育资源建设则是整合利用各种资源要素来为思政教育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建设还存在着诸如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性别意识不强、对先进性别文化整合不足、对优秀地域女性文化资源重视不够等性别盲点[1]。其实,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性别意识不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面对我国高校女生比例持续增长的现实变化,却对女大学生的主体特征和性别教育诉求未能作出迅速应对和高度关注。
1.1 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易于忽视女大学生的主体特征
现代思政教育倡导“以人为本”的先进教育理念,但高校思政教育实践对作为教育对象的女大学生的主体特征却未充分重视。尽管“男女平等”作为宪法保护的基本国策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得以确立,但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容建构和标准设定仍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遵循男性标准的社会文化的反映,从而在“平等”、“公正”、“客观”、“中立”的统一规范要求下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女性的主体特征。这种女性特征是女性之所以有别于男性的生理特征和社会特征的总和。如女性相对纤弱的生理特征,使女性在体力劳动为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女性的人口生产、作为人类母亲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难以得到社会的完全承认。与此相关,“贤妻良母”的传统家庭角色定位模式,容易造成女大学生社会公共角色的缺失和社会活动能力、自信的缺乏,以及被动、依赖、盲从等消极的性格特征,也使得女大学生的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关心他人、有亲和力等积极的社会特征难以得到正确评价和接纳。因此,男女大学生在受教育机会、教学资源分配、学习兴趣、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必然要求高校思政教育采取因材施教、因性施教的行动策略。
1.2 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易于忽视女大学生的性别教育诉求
承前所述,女大学生的主体特征,使得她们在性别教育诉求方面具有某种独特性。“性别教育”,其实是性别敏感性和性别平等教育。顾名思义,是关于男女两性如何学做人的教育。[2]p6应该说,旨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促进男女两性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性别教育对于男女两性是同等重要的。只是由于目前社会性别教育推广现状的制约,女大学生作为独立性较强、自我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有所觉醒的知识群体,其性别教育诉求往往在一些社会性别意识不强的高校思政教师那里得不到肯定、认同和引导。这些性别教育诉求包括但不限于女大学生对科学的性别知识、性别角色定位、两性关系和谐的强烈认知兴趣;强烈要求破除现代大学制度、学术和教育领域的性别偏见;呼唤反就业性别歧视的理性自觉和集体行动,打破有关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审美、现代传媒、婚姻家庭的权利、责任和价值关系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
大学生的性别观念和行为是与他/她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政治意识和文化素养息息相关的。女大学生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心理特点和思想特点都应该作为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的重要根据,只有选择既合乎女性生理心理特点、思想道德发展特点和思政教育一般规律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才能形成良好的教育—接受关系,才能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性、社会性和文化性。此外,山东女子学院将性别教育嵌入高校思政课来推进高校性别研究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也给予我们一些有益启示。性别教育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丰富多彩的教学手段,兼容并包的教学内容,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可以增加思政教育的实效性、生动性和丰富性。[3]反之,社会性别教育缺失,会影响高校思政教育的成效。[4]
2 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的性别哲学阐释
思政教育学是人学,思政教育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思政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有性别的,性别是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南。而现代西方性别哲学从女性主义方法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等角度对性别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无疑是高校思政教育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2.1 女性主义认识论
西方思想史素有性别哲学传统,尤其是启蒙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纷呈,《第二性》、《性别政治》等力作迭出。自盖尔·卢宾(Gayle Rubin,1975)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琼·斯格特(Joan Scott,1988)进一步界定“社会性别”概念,社会性别理论日渐进入世界妇女研究主流文化,渗入各学科领域,特别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认识论在女性主义哲学中始终居于基础性地位。通过将“性别”视为一个社会范畴,女性主义认识论设定了人在性别差异、劳动分工的普遍性,并将之融入社会和历史过程,从而产生出认识论的多样性和特异性。[5]认识者的性别身份所引发的经验差异,将导致不同的知识基础,最终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经验既发挥塑造作用又限定特定社会情境中个体获取知识的形式和数量。因此,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妇女,因其认识境况比男性更为可靠,故能形成良好的认识论根基。这就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优位打下了深厚基础。女性主义认识论从性别立场出发揭示了传统认识论的价值中立、普遍性、非私人以及可检验等客观性原则其实是忽视了性别要素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促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生产与科学活动中实际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女性追求和生产知识的合理诉求,必须克服对男性经验的过分依赖,正确运用女性气质、经验和立场作为知识建构的来源和基础。总之,女性主义认识论以独特的性别视角,打破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批判实证主义科学范式,重视认识主体的活动能力与主观诉求差异,具有积极的哲学认识论意义。
2.2 女性主义伦理学
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并未停留于批判、修正传统伦理理论的阶段,积极地建构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这种理论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关注具体的道德情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以及相互关怀。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2002)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学校道德教育的关怀模式,论述了在学校德育中如何培养学生关怀素养的问题,为探索德育理论开辟了新的方向,广泛影响着西方德育实践。
总的来说,在女性主义伦理学的视域中,道德探究活动是根据道德经验不断调整道德理论和根据理论作出具体的道德判断和行动的双向过程。道德理论根基于理性,也根基于合适的情感,如关心、同情等。道德实践不但要重视道德原则,更要重视道德情境。关系中的自我要求自我承认和理解他人,也不丧失自我,自我界限是可渗透的,他人是自我的一部分。关怀者和关怀对象都是在特定情境中不可替代的道德个体。总之,道德是有“性别”的,男女两性道德在道德价值重心、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上的差异,必然要求道德教育应消除性别歧视,包容女性气质,实现性别和谐。
2.3 女性主义社会政治哲学
女性主义社会政治哲学批判家庭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主张促进社会的信任和共同关心社会事务,并同时促进个人的发展,关注弱势者的身体处境、政治主体性、差异政治、日常生活空间的政治理论建构。其平等策略认为公民资格作为人的权利是与性别差异无涉的,主张消除男性—理性人的理论假设,实现男女平等一致的公民权利;其差异策略强调女性特有的、优位的道德品质、体验、能力、母性思维和价值观,以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体系;其解构策略主张通过解构性别本质主义以消除政治观念中的男性中心主义,通过解构既定身份安排以提升女性价值和公民身份。[6]性别政治实践则要求在政治体系中吸纳更多的女性代表,以女性的政治在场确保公共政策的性别公正,并与非正式政治领域中女性结成的社会共同体建立起伙伴关系,从而让女性更广泛地参与政治。
总之,性别哲学视野下的高校思政教育资源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思想,借鉴女性主义认识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的思想成果,汲取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女性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积极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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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新蓉.性别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3]李桂燕.性别教育嵌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1).
[4]唐晓燕.社会性别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7).
[5]殷杰,尤洋.当代女性主义认识论问题研究[J].哲学研究,2012(8).
性别政治 篇9
有一回，她参加了一个“性别议题”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她只是一位旁听人士，并不是坐在前方的与会评论人。会议中很热烈地讨论了男同性恋者的社会权利、婚姻权利与工作权利……然后是女同性恋者的爱情与性，最后话题落在变性者的社会支持。正当大家热烈讨论这些性别议题时，突然有一位评论人说：“我们不知道这些同性恋及性别转换者心理的‘偏差’是什么，很多‘同志’转换性别后，都必须很困难地适应这个身份！”
这句话触怒了我的好友，她站起来回应：“同性恋已经不是偏差行为，您偏差的观点从何而来？Besides（她用英文说），社会上适应困难的人，如何看待这些在性别意义上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了解是清楚的，不清楚的只是周围的人！”由于小燕犀利的言语，会场的温度一下子降到冰点。
评论人当然也不是弱者，她是某大学的心理咨询师，也有和“同志”工作的经验，她回应说：“你说的是第四版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它已经把同性恋视为正常的性取向，不再以disorder（异常）来称呼同志……”
小燕立即发现自己攻击的火力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身份，由于不想在公开场合说太多，暴露自己观点下的“同志”经验，于是就鸣金收兵了，因为毕竟她还没升教授，小心一点总是好的。小燕沉默到散会，但是她的情绪并没有过去。晚上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白天的事。小燕是我文学界的好友，评论人是我心理学界认识的人。小燕很急地告诉我：
“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说‘同志’要适应自己的身份是困难的，‘同志’常常很清楚自己是谁，是别人要适应才对！为什么一个心理咨询师还这样想，这么有bias（偏见），她要如何治疗别人？”
作为一个朋友，我当然还是免不了安慰小燕，并且称赞她的心理学常识丰富，因为她知道同性恋已不再是一种定义中的精神疾病，也不再是异常了。随后，我们有着一段很深刻的对话：
“什么是你最生气的？”我问。
“可能是没办法好好澄清这件事吧！”小燕说。
“为什么不澄清呢？”我问。
“我怕我一说，别人就会知道是我的经验……”
“也对哦！你还没升教授！”我说。
“Spring，还是你最了解我。”小燕开心地说，我想外文系的果然不忘用英文名字定义我。
后来我问小燕，如果能尽兴地回应，她会如何表达她自己？
小燕很有条理地说了下面的事：“这些和多数人不同性取向的人，他们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认定的，也接纳了自己。像我的困难只是在于别人无法接纳这件事，总还是把这件和性有关的议题当作是一种偏差。而这还算好的，有些人甚至会用‘变态’来形容，听到这种词语真是令人disgust（恶心）。为了不让别人评论你，你只好不让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否则只怕大家要把你当作瘟疫一般。”
如果把小燕语言中的“你”换成“我”，那这段话就是小燕的自我告白之论了。
“但是社会上也有些人是被知道的。”我回应说。
“Spring，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些人不是歌手，就是作家……还有死人，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没有老板……有老板的，是要升迁的，怎么能被知道？如果被知道了，那他很快就会没有老板，回家吃自己了！”小燕条理分明地指正我。
我必须承认她的观点是我未曾注意到的，原来性伴侣这项和主流文化下多数人相同也是升迁的一项优势，这可能是站在她的角度上才能体会到的，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将一些事都“理所当然”化了。
“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律师也是‘同志’身份，有些人很被接纳……”我还是指出一些接纳的例子。
“那是因为老板也是‘同志’，他先隐藏自己的性对象是同性，直到当了老板，这样就可以了，因为上面没有老板，就可以创造自己要的环境了……”
“没有‘评论人’，就可以做自己了！”我一语双关地说出这句话，小燕大笑不止。
“这样说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四版的编辑委员可能有‘卧底’的‘同志’，所以才会将同性恋从第三版的‘性异常’（sex disorder）中移走！”
我俩就在这个“推论”中狂笑不已！我鼓励小燕，快点升上教授，进入决策中心，这样就能畅所欲言，建立一个友善的性别议题空间，接纳她这些可贵的生命经验。
当然我也鼓励她，下次可以说：“我有一个朋友，她是同性恋，她的想法是……”用“她”来掩护小燕的“我”，这样小燕就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必暴露自己，直到她当老板或退休，变成自由职业者。
就这样，这次的谈话结束了，但是我内心性别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
在我进行心理咨询的族群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来和我谈论性别认同或认定的议题，周围亲戚朋友咨询这类议题的也不少。只是这两类人问的问题并不相同：前一类的人会问：“我可能是同性恋怎么办？”“我想和partner（同伴）在一起，但是父亲要我结婚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状况，在李安的电影《喜宴》中有很好的诠释，主角最后就用假结婚来处理整个心理困境，只是父亲最后还是知道了，并用“接纳”解决了整个困境。
最复杂的状况是：“我已经结婚了，我以为我会好，但是我还是想和他在一起，怎么办？顺带一提，我有两个小孩！”
随着问题的复杂化，我在心里也会盘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处理这样的议题，结婚又有小孩的“同志”要追求自己“完整”的幸福，往往要先离开原有的婚姻状态，再加上新生活的适应、小孩的安置、配偶的谅解（常常不能谅解），都是非常复杂的议题，而配偶往往也需要个别咨询的帮助，整个完整处理好，大约需要二到三年的时间。
另外，亲戚朋友会来咨询的性别议题是：
“我儿子戴耳环、穿耳洞是不是同性恋？”“儿子说他要变性，我和他妈妈要怎么办？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耶！”说完，这位父亲就老泪纵横。
“女儿说她是同性恋，要我不要逼她结婚，是不是我把她养坏了？是我的错吗？”一位母亲自责地问。
“我的下属是‘同志’，他约我去洗温泉，我要不要去？当然我们都在男汤。”一位经理说。
这些不同向度的问题都显示，性别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我是一位治疗师，有机会和“同志”、变性恋者、异装症患者（Transvestism，TV）、变性者（Transsexual，TS）一起工作；我也是一位生活在社会脉络中的个人，有机会和有性别议题当事人的父母、亲友和上司一起讨论。因为这种机会，可以接触两边的观点，使我很深刻地理解这个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角度。
当变性者处于父母无法认同的痛苦情绪中时，父母往往也苦于自己如何看待并处理自己的认同。
变性者说：“我要变成女人，我已经穿裙子、化妆，别人为何还要叫我先生？”
父母说：“我们只有一个儿子，要是变成女人，穿得不三不四回家，邻居怎么想？我们怎么受得了！”
事实上，性别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身体器官中、心理中、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厕所中，性别的意义基本上是无所不在的。当一个人改变性别或是穿上另一个性别的衣服，或者选择同性的对象作为性伴侣时，这件事并不等同于选择兴趣、嗜好般——我喜欢打网球，你喜欢打桌球，我会尊重你，我们各自找人打就好。性别议题似乎无法只用尊重来处理！
通常对一个年轻想要改变性别者而言，他会对父母的不接纳无法谅解，因为他可能觉得：“这是我的选择，为何你们不同意。你们以前很爱我的，我决定要变性后，你们变了，你们不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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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很难想象，父母亲会因为他的一个决定，而对他的态度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兼顾到变性议题在社会脉络中的复杂性。性别对父母而言，可能代表了传宗接代、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和希望，拿走男性睾丸，也就代表拿走了生育希望。
事实上，这些不同性取向的当事人，在生命中也经过了自我矛盾和确认的生命过程。生活在异性恋占多数的社会中，每一个“同志”都有自我追寻的故事，也都或多或少有和异性试着在一起的探索，只是这些人最后做了不同于大多数人的决定。
我称这为“变动中的性别意识”，“同志”的伴侣经验可能是从异性的“没感觉”到同性的“有感觉”，最后确定了自己的对象是同性。
异装症患者同样也经历了“变动中的性别意识”，他的穿着由男性服装的不喜欢，到着女性服装的自在愉快。
变性者的过程为更激烈的身体改造，由男变女或是由女变男。这不仅是在身体意识的变动中，还包括后来的服装、伴侣、社会眼光……这是一个漫长的变动历程。“你的朋友由男变女，你要如何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性别
议题。
每个人在性别上都有清楚的界线，像是“我会和女人洗温泉，不会和男人。”“那变性后的女人呢？”他或她是男还是女，这会挑战朋友男女的界线……朋友要将变性的友人重新定义，从男人那一块放到女人那一块，这种转换也是性别意识的变动。
我想这是一个“性别意识的再造过程”，对当事人是如此，对其周围的人也是如此。当事人比较难逃离这样的转换，因为他有强烈的内在情感支持他的决定，他知道自己要选择另一个性别生活或是另一种穿着、另一种性别的
伴侣。
当然，有些人还是会因为外在压力而结婚生子。“同志”结婚、生子的状况并不少，他们直到中年才追求自己真正的性向和伴侣。有一位英国著名记者就是如此，他直到晚年才由男性变成女性。他也出了一本书，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对于当事人周围的人，他的内心一样要经历这种性别意识的再造。因为没有当事人那种强烈的内心情感支持，朋友比较容易用“逃避”的方式去处理，也就是“眼不见为净”的心理态度；但家人中的父母就常用“愤怒”的方式，告诉当事人：“变了性就断绝亲子关系！”
遇到痛苦的事，人的本能反应就是保持距离。无论是逃离或是愤怒，基本上都是在“抗拒”的状态。逃离是逃走，愤怒是推出去，两种情绪的本质都是要“产生距离”。
产生距离的目的在于维持自己的性别意识之疆界，不必产生变动或变化。一般的父母在面对孩子要变性的选择时，他们并不只是少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个女儿，或是少了一个女儿，多了一个儿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内在更正对这个孩子所有性别意识的状态。
他们的内在意识原本把儿子放在“男性”的那一个区块，这会连接很多事，像是将来结婚生子，姓我的姓氏、将来继承我的事业、上男生厕所、和我一起打球、在未来工作上很有成就、光宗耀祖、祖先死了可以拿香拜、祭祀的时候可以当主祭……凡此种种，都是显露出男性性别意识中所连接的心理期待与渴望。
随着变性的到来，这些期待与渴望都需要调整或是接受失落。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艰辛的心理调适过程。
“像是一个孩子死了！”一位父亲分享说。
丧子、丧女在心理伤痛的程度上是最剧烈的人生冲击之一，在美国仅次于丧失配偶，在中国的社会中丧子比丧偶还要严重。但事实上，父母的孩子并没有死，那么到底是什么死了呢？
我认为是随性别而对孩子产生的期待和渴望，全然死掉瓦解了。就这一点而言，父母确实需要哀悼和调适！特别在中国台湾，一个有意义的现象是“女变男，多于男变女”的变性状况，“重男轻女”的性别意识早已在台湾社会中生根，一个优势性别，要换成劣势性别，我想父母的失落是要更多些。
即使现在，有些文化对于女性的角色，仍保有很多的歧视想法与做法。《美名之路》（Deshonoree）一书的作者慕哈妲•梅伊（Mukhtar Mai），生于巴基斯坦，被其他部落的四名男性动用私刑轮奸，原本她的命运就只有自杀，在屈辱中自杀，这是这个文化中被轮奸女人的结局。她在自述过程中提到，她痛苦得想死，是母亲的爱，帮助她活下来。在这个文化中，女性是更劣势的地位，她后来成为妇运人士，致力推动妇女与儿童的教育，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努力，她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女性典范，找到了她身为女性的尊严，也为着还未得到尊严的女性而努力。
社会文化脉络对于性别角色的塑造，是很强烈和直
接的。
同样的事，发生在被定义为“异装症”的那一群人身上。异装症的症状描述并不适用于女性，也就是如果一个女人穿着男性衣服在路上行走，整个社会并不会有什么惊奇之处，许多女同性恋者的Tom boy，就是如此穿着，多数人对于这种事情的接纳程度较高。
但是，如果是一个一百七十公分的男人，穿着女装在路上行走，指指点点的状况就多了，引起的冲击就会比
较大。
多年前，新竹有一位异装的男警察，到巷口吃早餐，被店里的客人扭送到警察局，扭送他的人说：“看到他扮成女性，不男不女，一定是要做坏事！”
最后才知道，他是这个警局的警员，他的同事对他做笔录，最后以妨害善良风俗、易科罚金结案。男人异装在社会上是法律层次的议题，就和清凉的电子花车一样，妨害善良风俗。
但，到底妨害了什么？
一个人到早餐店，叫无糖豆浆喝，你喝有糖豆浆，你不会把他送到警局，你会尊重他的选择权，不会对他说：
“你为什么喝无糖的，我要送你到警局！”
但是如果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那就妨害了社会善良风俗，如果我们真正认真思考“妨害了什么”，也许人们就会发现，他妨害了我们心中那条男人和女人的界线，他妨害了人们心理空间中的性别意识。女人可以穿男人衣服，但是男人不可以穿女人衣服；女性可以刚强，当女强人，但是男性像女人，就是“娘娘腔”。女强人的形容较少是贬抑的成分，而娘娘腔则是蕴含负面意义的形容词。
在性别意识中，男人变成女人的恐惧，可能多于女人变成男人，也许这存在于集体的潜意识中。
因此，对于男人穿着女性服装，人们会给予较多的谴责，这也是在台湾社会中，因为重男轻女而来的集体恐惧。
让我们再将焦点回到异装的男性，以及变性的当事人身上。要做一位美丽的异装者，他有许多社会化的过程要重新学习：他要学习搭配衣服，学习穿高跟鞋，了解细跟的高跟鞋穿久了脚会疼。这些随着穿着女性衣服而来的经验，可能是在男性角色中未曾接触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变性的当事人身上，他要学习如何选购胸罩、如何走路，如何以女人的身份活在社会中。在我和变性者一起进行心理谈话的工作中，有一回还去澄清女人在家很少打赤膊这件事。身为治疗师的我是一个女人，在社会中学习女人的事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一个二十多岁才开始由男性变成女性的人，他所要重新学习的事情实在是不少！其中包含和男性的肢体接触、行走方式、坐的姿势、女人穿衣服的搭配……凡此种种，都是一种新的学习。
从男装到女装、从男人到女人、从女人伴侣到男人伴侣，这些和性有关的跨越，并不是一个0或1的过程，而是一种渐渐变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变动中的性别意识状态。当事人在强大动机下，开始这个过程，其中涉及社会甚至法律的议题，例如：男变女后，就会有兵役解除的议题。完成过程的当事人往往会得到一个新的性别定位。
这个变动的过程，往往也同时存在于认识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中。这一群人要把当事人放到另一个归类的类别，由男放到女，或是由可能结婚的对象放到好哥们，外围的人也要经历当事人在内心定位的变动。
这些变动可能是某些人无法接受的主因，如果变动会带来失落，有些人宁可选择让当事人不要改变，许多父母和孩子的冲突就在于此。
如果能够有心理治疗师参与这个变动的过程，协助当事人寻找并适应新的定位，同时也协助父母亲戚处理失落和心理冲击，也许会让整个过程更顺畅。
最重要的是，辨认出这种变动中的性别意识状态，给予关注和了解，知道对某些人而言，性别不是0或1的类别问题，而是0到1之间的连续问题，这样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待性别议题。
性别议题还有许多未知空间，但是感谢那一群将这个连续性呈现出来的人们，让我们得以持续地思考，并为这件事创造思考的空间，找到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性别位置。
栏目编辑 / 丁 尧.终校 / 王晶晶
性别政治 篇10
职业性别隔离是女性在职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瓶颈之一, 该词最早由Edward Gross提出, 指男女由于性别不同而在职位、声望和薪金段聚集程度失调的社会现象, 表现为横向隔离、垂直隔离和性别工资差异。1949年以来, 中国经历了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意识形态、行政力量以及资本和市场都在不同程度的发挥作用, 这为考察劳动性别分工与职业性别隔离提供了宏观的制度性背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在于: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劳动的性别分工, 并由这种分工所维持?职业性别隔离如何作为制度和劳动性别分工互动的产物而随社会大环境变迁的?
二、再分配时代:“铁姑娘”的劳动体验
1949年以来,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度显著提高, 妇女就业经历了从计划就业机制向市场就业机制转换阶段。总体上看, 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 即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 与男性劳动相互融汇混合。城乡二元结构的分割使得城市和农村经历着不同的劳动性别分工:农村是妇女由村一级行政组织安排集体劳动的模式, 她们既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 还从事着集体生产劳动。城市妇女则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安排, 在“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益、低素质”的就业局势下, 城镇妇女就业一直也没有成为经济问题。
这种劳动性别分工模式首先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性别平等理论的贯彻。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就指出:“……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有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此外, 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也是促成“低工资、高就业”的必然条件。从家庭或个体的角度看, “解放妇女的政治”和“低工资”, 使夫妻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参加有酬劳动。调查表明, 构成妇女就业的强制性因素是家庭经济因素、医疗生育养老保障因素和工作成本因素, 其次才是政治动机和社会性动机, 即主体意识、自我实现的成分。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两性分工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其等级化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 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一方面, 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 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 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 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银赛花”运动折射出女性的参与不过是“性别化职业”选择的结果, 女性“适合”棉田管理的特质使其在劳动分配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 无论“男人生活”和“女人生活”怎样变换都是受某种利益原则支配的, 即比较利益驱动着男人与女人调整他们之间的分工。这种比较利益最明显的表现是性别工资差异, 以农村集体劳动为例, 原则上是男性一天10个工分, 而妇女是6-8个工分, 而农业劳动主要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 妇女体力上的弱势决定了其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这反过来又促使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男性。
从这个角度看, 尽管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广泛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参与, 性别总体差异缩小, 职业性别隔离也不同程度被打破, 但是传统的“男主女从”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分配逻辑并未改变, 职业的纵向隔离以及性别工资差异依然在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下普遍存在。而面对这些不利因素, 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与能动性的女性劳动者, 会进行积极的调整与适应, 如“铁姑娘”们利用现存矛盾的缓冲带 (意识形态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贬抑) 和自我激励 (要劳动、要进步) 来缓解潜在的冲突, 或者通过痛楚的身体来表达自身的反抗, 但这种自我调适未必有显著效果。女性劳动者微弱的声音湮没在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和妇女解放运动之中。
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主导下的“性别分化”
再分配时代行政力量的推动使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同时也压抑了社会成员的多样性选择和创造性。而市场条件下, 由于行政力量的减弱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 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在农村,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农业呈现出女性化特征。这种分工模式给女性带来了更重的劳动负担, 且弱化了女性的家庭地位, 因为她们只是替代性的行使土地管理权且农业收益很低, 而男性外出却为家庭带来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在城市, 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 下岗最多的通常是女性, 她们要为维持家庭而从事各种风险极大的生存劳动;外资的引进使大量女性聚集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作为廉价劳动力被使用。该时期的城乡性别分工模式使男女两性在发展机会、待遇上拉开了差距, 职业性别隔离趋势上升, 对女性的不平等在加深。
总体上来看, 这一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广泛存在于不同产业、职业乃至单位体制中。从产业上看, 第一产业总体职业隔离状况相对稳定且水平较低, 二、三产业分别呈现上升和下降趋势。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产业间的隔离程度会增大, 但总体可能会保持稳定, 因而性别职业隔离主要体现在不同产业内部。从职业类型来看, 女性在白领职业领域隔离指数下降, 蓝领和半蓝领职业却在持续。从单位类型看, 既有研究存在一定分歧。一方认为, 体制内组织由于会遭遇国家政策制约和男女平等意识形态的抵抗, 性别隔离并不显著, 而体制外组织则在市场作用下将这种隔离深化, 表现在性别的收入差异上, 国有部门小于非国有部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市场化部门和再分配部门中的职位升迁都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升迁机会总小于男性, 且在再分配部门中的差异要大于市场化部门中的差异, 随着就业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加大, 职位升迁的性别差异先增大后减小, 呈倒U模式。
与计划经济时期行政力量占主导地位不同, 市场经济时期的职业性别隔离主要靠市场来发挥调节作用。理性选择理论认为, 职业性别隔离是雇主和女性各自理性选择的结果, 雇主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 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人力资本积累 (如教育、工作经验等) 较多的雇员, 通常为男性, 而女性因为要兼顾家庭, 也会“主动”去选择那些人力资本投资较小的职业, 二者的“理性选择”共同造成了职业性别隔离的产生。再比如, 雇主的“统计歧视”理论就认为雇主难以在短时间内判断求职者的能力, 往往依赖于统计资料, 而统计数据则显示女性劳动者由于婚姻、生育和家庭责任, 较男性更容易离职从而增加雇佣成本,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职业性别隔离的原因。
当然,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变迁将使得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而大大削弱父权观念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教育投资的均等化也将明显缩小性别的不平等。以及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效应, 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参与就业等等, 都有望使得劳动性别分化缩小、职业性别隔离程度降低。
四、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父权制、资本与国家的互动
从以上分析我们能够看出, 再分配时代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参与, 劳动性别分工总体上呈“去性别化”特征, 但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 表现为女性就业的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的不对等。市场经济时代则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 职业性别隔离状况显著。这充分体现出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的差异, 以及二者互动之下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的复杂性。笔者认为, 从再分配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和职业性别隔离状况, 并不是制度调整之下自然而然的结果, 而是有着更深层的解释框架。
首先, 资本与父权制进行了充分互动。一方面, 资本利用父权制, 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她们的工作领域被局限于日常性劳动而无法进入较高层次, 这不仅带来了低工资的劳动报酬进而导致对男性的经济依赖;而且女性在劳动分工中的低层位置, 直接保证了男性劳动者很少会向下流动, 反而促成了男性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更使得女性劳动者身心俱疲, 强化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等级制的家庭劳动分工就这样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 使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 父权制为资本塑造出了“合适”的劳动力。“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 造就了妇女灵巧的双手、敏锐的视觉、快捷的反应等适宜于从事流水线操作的身体条件和吃苦耐劳、安于寂寞的气质以及温顺驯服、鲜有反抗的性格, 更符合投资者的需要。不仅这种性别化气质, 女性的情感也被资本所利用, 通过“情感性劳动”来获利。情感劳动是一种需要人们设法调动自己的情绪、创造一种大家能够察觉并被接受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劳动。它通常也是父权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女性特质, 表现为女性被要求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微笑、热情、美好的姿态礼仪等。这种职业要求忽略了女性的主观感受和情境化反应, 充分反映出资本的获利本质。
其次, 国家的角色也不容忽视。制度和法律对妇女保护的缺失为投资者利用, 以将女工收入减到最低从而获益更多。典型的是资本为压低工资成本而采用的宿舍劳动体制, 它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下, 其劳动时间被任意支配和延长, 劳动力剩余价值被榨取、劳动生涯被浓缩。而雇佣于这些资本的廉价劳动力, 通常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妹, 这些女工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发言权”, 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工作群体的同质性, 造成其在资源和机会上相对于男工的匮乏。她们在男性主导的职场中, 根本无力抵抗, 生存境遇日益恶化。而国家为了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也为了逃避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 往往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 成为职业性别隔离的无形助力。
总之, 从再分配时代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 职业性别隔离在各种力量互动之下, 呈多样化态势发展。职业性别隔离作为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 投射到主体身上, 很容易产生性别的不平等意识, 如私下或半公开的抱怨、责备、怨恨等情绪反应。它直接关系到女性的收入和职业发展、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力的实现乃至自我定位, 进而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而需采取有效措施来加以解决。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不同经济时期的劳动性别分工和职业性别隔离现象, 认为再分配时代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参与, 劳动性别分工总体上呈现“去性别化”的特征, 但职业性别隔离依然存在, 表现为女性就业的低层化、边缘化以及报酬的不对等。市场经济时代则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 职业性别隔离状况显著, 这是转型期资本与父权制及国家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