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的困惑（精选4篇）
性别的困惑 篇1
反一、美国中小学教师性别失衡与对策观在美国作能力上远, 远超过男生, 中小学女生而男在写教迪生的 (T数hom学asD又略微ee, 2胜出00女4) 的生。大学上表现很好量研究表明, 但是阅读上女生明大学男生在数学中广教阅读时○显占优势, 男生的成绩比女生落原因在于中学教师的女东后一年半的水平, 这对男生上性子职些差别的主因在于影大学有很大的后遗症。响师生互造成这别业技动的性别角色术色无形中产生, 诸如榜样作用和教师的性别角失院而目前美国方面针对是否这学皮克马里翁效应之类影响。些然衡互动有实际时仍然有限, 甚至有些证据相互影响的各方面证据与生德矛盾。一项针对同性教师对学性生影响的新实验发师明显会提高同性现学, 生同的性成教别教绩, 同时也会增进互动科学学科的女教师会。比如增强女, 话认识到科学对女性的生对科学的认识程度, 未来是很使女生语科目的有用的。然而老师都, 是女性由于中, 学这样就大多数
导致师生之间的性别动力
(gender dynamics) 在缩短女生科学和数学方面与男生的差距的同时更加损害了男生在阅读上的成绩。欧阿扎德 (Amine Ouazad, 2008) 在英国的实验也表明男性教师的榜样作用对男女生都有积极影响。不过作为经济学家的欧阿扎德的这项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政府给中小学老师加薪从而增加男教师到中小学从教的可能性。
另有研究 (Cascario Elizabeth, 1972) 显示, 在大多数案例中男教师比女教师更易于提高学生的成绩, 并且男教师和女教师教的男生比他们教的女生成绩要好, 单亲妈妈的孩子在同性教师的教导下成绩会更好。这些研究结果似乎意味着, 男教师教的男生比女生成绩要好, 比女教师教的男女生成绩都好。该研究还指出, 男生阅读成绩不如女生是因为男生对阅读材料不感兴趣所致。这项研究从1972年开始持续三十多年, 运用实验和仪器测量阅读准备情况, 阅读成绩和学校态度, 收集的数据为了验证一个假设:男教师教的男生阅读成绩会显著地高于女教师教的男生, 相反地, 男教师教的女生的阅读成绩不会明显高于女教师教的女生。
这一系列的研究促使美国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以推广研究成果, 其中之一就是单性别班级 (single-sex) 授课制。如今美国单性别的课堂和学校越来越多, 原因在于单性别课堂不仅会提高考试成绩, 还能提升学生自尊。长期的研究表明, 当男生在场时女生普遍表现得自信不够, 且更不受老师关注。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从1995到2006年美国实行单性别授课的学校由3所增加到253所, 并且研究发现男女学习差异明显, 女孩的特点表现在: (1) 课堂提问讲究温和舒坦; (2) 对购物之类问题反应积极; (3) 喜欢在轻松环境中学习; (4) 既能合作学习也能单独学习。而男孩子则不同: (1) 喜欢竞争; (2) 喜欢活动; (3) 喜欢计时任务; (4) 常常等待别人回答问题, 以免自己答错被嘲笑; (5) 对体育运动方面的问题反应积极。
二、中国中小学教师性别失衡与对策
中国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几乎“清一色”女性的情况跟美国颇为相似, 这种教师性别失衡现象在中国教育界也引起了重视, 也进行了不同范围和层面的调查研究。不过, 基本上还没有针对教师性别失衡对教育教学影响的实验实证研究。针对男性教师偏少这一现象,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有调查称, 待遇偏低、缺乏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感是主要原因, 该调查研究有数据称:
2007年我国城市小学拥有专任教师90.4万人, 其中女教师71.4万人, 占城市教师总数的79%, 比农村高出27.7个百分点。上海、山西、河北、吉林四省城市小学女教师的比例更高, 已超过了85%。
2007年, 城市初中女教师所占比例为63.6%, 比农村高出20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天津和吉林女教师比例超过75%。城市普通高中女教师所占比例为51.8%, ……其中北京、天津和吉林女教师比例超过75%。
政策层面的引导, 深圳市做得比较好。据《深圳晚报》2006年11月22日载, 深圳中小学专任教师男性比女性多出10%, 且年级越高男教师的比例越大, 高中阶段男教师的比例高达58.81%;深圳学校女教师比例大的主要集中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 其中小学女教师占68.04%, 幼儿园女教师占90%以上。解决措施包括:组织人事部门拟在审核各学校公开招考教师计划时, 限定一定比例的职位须面向男性招考;积极争取进一步提高幼师及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
深圳市政府的做法, 基本上做到了与美国政策的同步实施, 这是十分可喜的进步, 只是学术研究方面仍然不足, 难免会犯一些东施效颦的错误。当代教育科学和心理科学等社会科学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 以人的健康发展为研究目的的, 而作为社会的人的性别也是超越两性之外的。要打造出人性化学习环境当务之急有三点: (1) 加强对校本师生群体的持续性调查和研究, 根据研究发现来制定对策, 尽最大可能地为师生提供教与学的个性发展空间; (2) 增进与教育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 加强性别文化的研究, 多进行性别与教育的实证研究, 完善性别话语的教育学动力研究; (3) 大胆进行小范围内的性别教育改革试验, 力求营造出能够均衡男权文化和女权文化的人性化的教育生态。
三、教师性别失衡原因分析
教师性别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性别文化生态的失衡, 尽管中美在这种性别文化生态上有某种特定方面的典型国情差异, 但是正如泰南 (Deborah Tannen) 研究所指出的“男性寻求独立性和争取支配地位, 顾及面子和身份等级”这些性别语言 (genderlect) 特征, 却具有极强的人类同质性。
(一) 调查研究情况介绍
就中国而言, 综合各方调查研究和媒体报道可知, 造成基础教育阶段男性教师比例太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1) 面子作怪。男人做中小学老师让人觉得没有出息, 更不用说去幼儿园做教师了。真正的男人应该做大学教授, 做学者搞学问, 至于带小孩子的事理应由女人来完成。 (2) 利益驱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只能领取固定工资, 而大学教授可以自己创业、四处讲学、著书立传, 既有名望又有收入, 名利双丰收。 (3) 权势诱惑。更有男人根本就没想过搞学问和做老师, 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即使搞教育也要做领导和管理者, 这样才有权势和地位。中国人常说“家有五斗粮, 不当孩子王”, 中国自古首倡“学而优则仕”, 做官不成才退而求其次来做学问, 做不了学问才屈从生活而寻求维持生计的普通人生活, 同时将新一轮同样的梦想交给下一代。
就美国而言, 根据美国Mean Teach的调查, 男性不愿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 原因在于: (1) 经济收入不高; (2) 社会地位不高; (3) 认为中小学教学是“女人活”; (4) 男性教师时常被指控对孩子性侵犯。针对原因 (1) , 美国已经采取必要措施, 出台了相关政策, 大大地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至于原因 (2) 和 (3) 这种人类共有的偏见, 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即使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人们下意识地还是认为这种社会地位不高的工作应该更多地由女性来承担;而原因 (4) 则是中国容易忽视的问题, 尽管有很多这方面的违法犯罪案例, 由于没有提升到有效司法监督层面而没有在中国形成维权意识。整体而言, 追求人权和机会均等, 提倡个人奋斗来成就自己个性化的梦想的多元文化价值观成为美国人的理想心理范式。
(二) 性别话语视角
就中国而言, 性别角色定位成为性别文化价值观主唱。中国当代影视文化有“男人看美剧, 女人看韩剧”之说, 尽管有刻板印象之嫌, 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性别角色心理:男人从美剧中剥离出男性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 而摒弃了美剧中女性英雄主义角色。这就在男性努力维护自己面子时传达出男性优势性别话语暗示。相反, 中国女性普遍不能接受美剧中的女性角色, 韩剧中值遇俊美体贴的男性角色的女性角色成为中国女性唯美幻想中的理想角色。这种性别角色迁移下意识地强化了“女人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
此外, 家庭和学校的启蒙教育在性别角色上的定位, 以及社会舆论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性别角色导向, 成为男女性别角色建构的源头。随着人的社会性别意识的开放发展, 性别角色关系成为当代社会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美国而言, 性别关系发展是性别平等运动的原动力。当今世界的多元文化并存使得作为社会的人的性别关系超越两性之外。自从一个世纪前美国新女性冲击维多利亚女性价值观以来, 美国性别文化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当今中国超女形象也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新女性的烙印, 因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对男女性别模糊印记的褒贬参半。杰克·伦敦在二十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小说中, 包括《海狼》、《冒险》、《马丁·伊登》和《大房子里的小夫人》等, 对新女性的男性化趋势、新女性的男女平权思想和男女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进行了深入追问, 最终传达了这样的思想:女性无论如何强大也仍然没有男性强大。之后美国整个十二世纪的女性角色基本上都停留在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当中, 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中国似乎某种程度上重演着美国的性别关系发展历史, 而美国女性仍然保持着基于多元文化价值观革命的强势进取, 并同时保持着对维多利亚女性的唯美、纯洁和家属感特质的赞誉和欣赏。
尽管当代社会在男女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方面有着与时俱进的文化色彩, 但是, 女性及其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中仍是一种消费对象, 这与婚后女随男姓或子女随夫姓一样, 成为男女平等进程中的拦路虎。由此可见, 男性优势心理形成的男权文化驱使男人追求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学术地位等方面的成功, 而中小学教师在如许众多的男性所追求的社会地位目标中很难占有一席之地。因此, 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 甚至可放大至人类文化, 对于人类起源的性别文化情结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男人统治世界, 女人辅佐男人、陪伴男人、为男人繁衍后代, 这就是中国 (男) 人的面子文化与美国 (男) 人追求成功的社会地位, 其社会范式如出一炉的根本原因。
性别的困惑 篇2
语音的性别差异。从生理构造来看, 男性和女性的发音器官明显不同。男性的声带长而厚, 而女性的声带短且细, 这就造成了男女在音色和音调方面的不同。男性的音色通常低沉雄厚, 气从丹田而发声, 女性则音色细腻柔美, 音调高。两性在元音发音方面的差异更是明显, 男性舌位较之于女性略为靠后, 在发某些元音的时候其圆唇不及女性突出。在鼻音发音方面, 男性的鼻音化色彩比女性更为浓厚, 浓厚的鼻音可以展示男性的粗犷与豁达, 使声音具有阳刚之美。在语调方面, 女性回答问题时多采用升调, 并且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某种不确定性, 或是寻求对方的认同。男性则多采用降调式的回答模式, 肯定自己的观点, 给他人一种信服感。女性对语音的敏感度和辨析度要比男性强, 在对语言的接受与吸收方面比男性具有优势。
词汇的性别差异。美国语言学家R·Lakeoff提出的“缺陷论”认为男女语言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两性地位的不平等, 女性处于“无权地位”, 使得女性语言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而男性语言则是“标准的”。由于女性的话语通常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在词汇运用方面多使用强化词 (intensifiers) , 如really, pretty等, 这有助于加强说话者的语气, 更加确定其意图。男性因其长期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其话语具有支配性与主动性, 很多时候不需要强化词来加强他们的语气从此获得对方的认可。女性话语中通常容易出现一些小词 (diminutives) , 如aunty, doggie等, 用来拉近人与人的关系。男性的话语通常比较直白, 旨在陈述事实, 较多关注字面内容, 很少使用小词。两性话语在词汇上的差异还体现在对感叹词 (interjections) 的使用上, 感叹词一种为弱感叹词, 有Oh, Wow, my goodness等, 另一种为带有咒骂的强感叹词, 如shit, fuck等。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使得女性用弱感叹词来表达喜悦, 惊讶和悲伤等情感, 而男性则用强感叹词来宣泄愤怒、不满等。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 两性对感叹词的使用界限开始模糊。女性使用强感叹词的频率增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也多使用弱感叹词来展示自己的绅士风度。
句法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女性较多使用附加疑问句 (tag questions) , 这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方式, 用来表示话语的不确定性或是减少语气的肯定程度。如:It isa good suggestion, is’t it?说话者带有一种试探性的语气来表达个人观点, 并且缺乏自信。女性在说话时倾向于合作原则, 以求建立双方的亲密关系, 使用附加疑问句能够试探性地征求他人意见, 寻求意见的一致性。男性在说话时通常不使用附加疑问句, 因为他们通常以自我为中心, 善于说服对方的观点, 以求自己的观点有立足之地。女性也常用闪避词 (hedges) , 用于不确定性与可能性, 以回避直接的表态。英语中常见的闪避词有I think, sort of, I’m afraid等。而男性很少使用闪避词, 他们的话语通常具有排他性与侵犯性, 直截了当地肯定自己的观点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女性更多地使用礼貌用语 (Polite expressions) 。英语中常见的礼貌用语有Thank you, Please等。女性在谈话时通常遵循礼貌原则, 旨在维护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传统的妇女道德观就要求女性说话要有阴柔之美, 懂得礼貌谦恭, 某些国家甚至要求妇女使用敬语。相对于女性而言, 男性阳刚粗狂的社会角色则决定了他们较少地使用礼貌用语。男性在谈话时注重权利与地位, 过多地使用礼貌用语会使他们觉得自己很谦卑, 失去了话语的主动权。
话语风格的性别差异。男性在交谈时强调自主独立, 倾向于信息的获取, 交谈的目的性很强, 因此通常采用排他的话语形式。女性则采用包含性的话语形式, 谈话信息既包含说话者, 也包含听话者。男性在谈话中通常以解决问题为中心, 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女性在谈话时则多采用问题讨论法, 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而是就这一问题表现出对他人的同情或是支持, 强调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男性在会话时通常会选择直接的表达方式, 不会拐弯抹角, 言简意赅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女性则多采用间接的表达方式, 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谈话的正常进行。
在跨性别交际中两性话语的差异性是必然的, 但这种差异性并不存在对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并且接受这种差异, 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尊重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 学会相互尊重并了解双方的话语风格, 在交际中灵活使用会话原则和会话策略。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论女性语言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J].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995 (01) .
性别的困惑 篇3
关键词：社会性别,青春题材电影,性别形象
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 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是针对生理性别而下的定义, 主要论证了社会文化建构对两性社会性别形成的重要影响。媒介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正如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传媒和“意识形态效果”》 中指出, 现代传媒的首要文化功能便是选择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响, “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 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电影作为当下一种受众分布极广的大众传播媒介, 对社会性别建构的影响不可低估。本文对“青春题材电影”的界定, 是指近两年迅速崛起的, 包含校园爱情、青春怀旧等元素的国产青春片, 主要包括 《匆匆那年》 (张一白导演) 、《同桌的你》 (郭帆导演) 、《左耳》 (苏有朋导演) 、《栀子花开》 (何炅导演) 等和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以下简称《致青春》) 等。本文将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辨析青春题材电影对性别形象塑造的媒介特征呈现, 并考察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
一、青春题材电影的性别形象塑造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 男女两性气质差异主要不是来自生理区别, 而是来自于社会文化。分析发现, 在上述的青春题材电影中对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男性为主人公, 他们是整部影片的中心和亮点, 这主要表现在男性导演的作品中。首先, 把男性塑造成阳光、帅气、 魅力十足的形象, 人气聚集, 头上光芒四射。例如, 《匆匆那年》 中的陈寻、苏凯;《同桌的你》中的林一;《栀子花开》中的许诺等。其次是极力表现男性的行动能力, 在男女两性关系中, 不是充当居高临下的感情行为主动者, 就是充当女性的“救世主”。《匆匆那年》中的陈寻, 在与女主角方茴的感情关系中, 占据了完全主动的咄咄逼人的位置, 包括在黑板上写下“方茴喜欢陈寻”、校医务室里要求方茴对自己表白的“是”还是 “不是”, 这些都是电影相对于小说原作着意强化的情节。能够充分展现男性刚性魅力的篮球比赛也是影片反复渲染的场面。《栀子花开》中的男主人公则被塑造成女性的“救世主”, 这也是商业主流电影好莱坞电影对男性塑造的方式。偶像小生李易峰饰演的男主人公许诺高大、帅气, 是一名校园乐队主唱。他为帮助因腿伤失去行动能力的女朋友言蹊及她意外身亡的舍友在大学“梦想之夜”毕业晚会上演出“四小天鹅” 芭蕾舞的愿望, 说服乐队的其他三个成员,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从零开始苦练芭蕾。在这过程中不仅要忍受训练的辛苦, 更经历了因为放弃主唱可能失去的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 以及乐队成员的误解和放弃配合的种种困难。这些许诺都默默忍受、默默坚持了下来, 最后成功为女主角实现了愿望。这样一个“好男人”的形象, 也让影片的光环聚集在他身上, 而使男性成为影片的中心和亮点。相对于男性是整部影片的中心和亮点, 女性形象却显得平淡许多。她们或者被塑造成符合男权社会传统审美标准的形象, 她们的主要形象特点是美丽、温柔、顺从、被动, 如《匆匆那年》中的方茴、《同桌的你》 中的周小栀、《左耳》中的李珥;或者被塑造成男性情欲投射的对象, 如《匆匆那年》中的沈晓棠。其次, 无论是哪种女性形象, 影片对她们的精神世界都极少刻画, 她们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们要么是感情和思想上的被动接受者, 最突出的是 《匆匆那年》中的方茴;要么是男性世界里的被保护者, 如《栀子花开》中的女主角言蹊。
在男性的权威叙事下, 男性的成功、自信与女性的“失语”也同样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在《匆匆那年》中, 无论是男一号陈寻还是男二号苏凯, 甚至是曾经追求林嘉茉失败的赵烨最后都以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美满结局来凸显男性的成功。影片以赵烨婚礼现场作为现在的时空来串联起过去的时空, 在这个时空里, 我们看到的是成功的男人和失意的女人: 小有成就的高级分析师陈寻、银行副处长苏凯、英国留学归来的乔燃、婚庆公司老总赵烨;比起男性的成功, 女主角要么是缺席者, 要么是落寞者或“失语”者。关于方茴, 影片只在最后交代了她在法国读书, 对她的学习、生活现状影片并没有交代, 只展现给观众一个沉默凄美的笑容。而来参加婚礼的林嘉茉, 影片对她的社会角色交代也很模糊, 感情方面编导赋予她的是仍然形单影只, 一败涂地。《同桌的你》中, 影片一开场, 编导就用横移和仰拍镜头对美国标志性景点和建筑进行了全景式扫描, 画外音是男主角林一洋溢着自豪之情的成功自白, “我来这 (美国) 十年了, 十年来, 我总是一帆风顺, 一鸣惊人, 混得一家体面的大公司, 幸得一群温文尔雅的同事, 远见卓识的我, 在纽约二环外, 买下了地铁旁一套安静的大三居, 还有一个未婚妻, 总是那样知书达理, 每天早晨, 我都开着加长的大Limp上班, 哪怕是早餐, 也必须是在顶级的米其林七星餐厅就餐。”而《同桌的你》周小栀曾在大学校园里跟林一一起努力、奋斗, 后来林一一举获得美国留学资格, 周小栀却多次努力未果, 两人迫于现实分开。观众看到周小栀的最后结果是嫁为人妇, 至于对她的职业、社会角色, 影片都没有涉及, 即跟方茴、 林嘉茉等女性一样被省略了社会地位。可以看出, 在男性中心世界里, 女性只有性别, 而不是作为一个跟男性一样独立的、 具有社会性的人而存在, 女性的主体性被男性霸权消解了。
赵薇执导的《致青春》是其中唯一一部由女性导演的青春题材片。跟男性导演塑造的被动、沉默、顺从的女性形象不同, 影片塑造了以郑微、阮莞、朱小北、黎维娟四名大学舍友为主角的女性形象, 构建她们的心理过程, 透视她们的人生成长, 描写她们身上特立独行的勇气和对男性的审视。尤以一号女主角“玉面小飞龙”郑微最突出, 杨子珊饰演的郑微形象活泼富有朝气、性格独立、敢爱敢恨, 能动性选择自己的命运。 她勇敢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爱情, 最后发现自己所爱的人陈孝正的懦弱和不堪后, 拒绝了陈孝正的重新追求而宁可孑然一身。她对陈孝正说:“我曾经以为没有你的爱我会死, 其实爱情死不了人, 它只会在最疼的地方扎上一针。”这是一句响亮的女性宣言, 告别了以往把爱情 (男性) 视为生命全部的传统女性心理, 表现出新时代女性精神的独立性、主体性。在职场上, 她也成长为一个干练的白领丽人, 影片中有一个长镜头: 公司里, 从第一个员工跟郑微打招呼开始, 郑微穿过公司员工工作大厅, 一路上都有员工跟郑微打招呼, 一直到郑微要批评的那个员工的位置, 摄影机一路跟踪郑微身穿职业装的干练背影。这个长镜头将郑微的干练以及在公司里的地位、人气精彩地展现出来。相比之下, 编导通过女性的视角对男性进行审视, 去掉了男性形象的光环, 把男性还原为现实中的怯弱男人。例如, 通过郑微的视角展现了男主角陈孝正、林静内心的怯弱。赵又廷饰演的陈孝正学习成绩优秀, 却缺乏男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为了个人赴美留学的前途放弃了与郑微的爱情, 又为了得到在美国的绿卡违心与不爱的人结婚而导致婚姻失败。编导设置了杨澜电视访谈节目的环节, 强化了女性及公众视角下男性的失败, 正如陈孝正在接受访谈时所说: “我事业的成功是用我做人的失败换来的。”韩庚饰演的林静是郑微青梅竹马的初恋, 他同样深爱着郑微, 但由于父辈的原因, 没有勇气面对与郑微的感情, 影片中的他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注视着郑微, 这使他最后也错过了与郑微的缘分。 阮莞的男朋友赵世永更是一个怯于担当的“小男人”形象, 他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总被女性照顾的角色, 因此被阮莞舍友笑称他为阮莞的“小男朋友”。影片中他导致别的女生怀孕而前来请求阮莞原谅, 这是小说原作里没有的情节, 在招待所房间门口, 摄像机跟随阮莞的视线, 将镜头对准了蜷缩在角落里的他, 强化了他感情道德缺失的猥琐形象, 而后他抱着阮莞的大腿痛哭流涕, 与阮莞的冷静、大度形成鲜明对比, 更是将他的怯弱与不堪表现了出来。大学毕业后, 出于对父母的依赖和唯命是从, 他对自己与阮莞之间多年的感情始终没有勇气承诺, 导致了最终的悲剧结局。
二、性别视角与社会性别建构
以上分析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这些有着貌似相近校园爱情和青春感伤的青春电影, 在人物塑造策略上, 呈现出不同的性别立场。从创作者的角度, 恰可以从导演性别来进行划分, 男性导演的青春叙事策略中, 仍遵循了传统性别文化中“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角色定位;女性导演的青春电影则表现出觉醒的女性主体意识, 即以女性为主人公, 摆脱“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刻板印象, 描写女性特立独行的勇气, 以女性视点揭示在男权文化下捍卫尊严的女性主体性。这就涉及“性别视角”差异的问题。“视角”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是指叙事者组织安排故事内容的角度。视角的选择表达了叙事者对所叙事件、人物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取向。除生活体验等外, 性别意识也是一个决定叙事者叙事视角差异的因素。叙事者从他们不同的性别意识出发, 对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社会性别建构。而性别视角的表现来自于浓重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 男性视角的存在与男权制的存在是息息相关的。自古以来, 在长期以男性为主导的经济社会中, “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父权制性别体系对男女的气质和特性设定, 《敬慎》中提供了形象的说法: “阴阳殊性, 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 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 女以弱为美。”传统的性别文化给女性带来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长期以来制约了女性的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兴起, 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入, 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从政策上赋予男女社会地位平等、同工同酬, 中国女性地位明显提高, 在理论上基本实现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种种事实表明, 在现实中, 尤其在文化层面, 男性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念仍在延续。在当前全媒体时代, 无处不在的媒介传播为社会性别建构提供了影响力巨大的社会舆论环境。“把关人”的社会性别意识对媒介如何建构和表现两性起着重要作用。诚然, “把关人”的性别并不是作品性别态度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还是在于“把关人”本身的性别态度。但从本案例来看, 作为电影“把关人”的导演, 男性导演的性别意识仍无法僭越男权社会秩序的局限, 导致女性意识或女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被其男性意识所阉割。而女性导演赵薇以独特的“内聚焦”叙述视角表现了她清醒的女性性别意识, 这使她能从女性的角度去观察女性, 充分表现女性的主体性。当然, 提倡女性的主体性, 并不是要站到男性的对立面, 更不是要贬抑男性, 而是要摆脱“男性中心”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建立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 男女形成平等合作互补的性别关系。媒体文化创造权仍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 他们始终控制着对作品的叙事权和阐释权;女性处于决策层的“边缘地位”, 使女性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性的表达方式被男权媒介所遮蔽。这对于从思想意识、文化形态方面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是不利的。
三、结语
性别的困惑 篇4
关键词：翻译,性别意识,女性主义
翻译研究在步入二十世纪以来,得以全速发展。首先从以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为代表的语言学派起步,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角度研究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操有不同语言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翻译研究暴露出了种种不足。于是,翻译的“文化转向”日渐显露其相对合理性及必要性,翻译文化派提出,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转换”,并把对翻译本质的研究扩大为可能影响翻译的一切外在因素的研究。同时,文艺派的翻译研究也吸取了自身学科的理论,从文学理论如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等视角探讨、分析翻译实践,提出新的翻译理论。
由此,随着翻译研究领域从对语言文字本质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所有可能影响语言的外部社会文化,为了更好地转换源语信息,翻译研究必须考虑双语社会文化的异同。那么,关乎语言和文化转换的人类活动之一——翻译,也就与阐释社会文化的性别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尤其是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在全球社会中的普及和蔓延,性别意识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翻译当中。而对这一特殊翻译现象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的作品乃以加拿大的文学翻译家路易斯·冯·费拉德的博士后论文《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Luise von Flotow,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2007)[1]为代表,这一跨学科学术著作将翻译与其性别文化视域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 内容简介
费拉德是加拿大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的教授,她既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又是一位翻译家。在《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前言中,费拉德指出当前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交叉性,以及二者在学术领域中的不平衡发展。认为女性主义的观点已日渐渗入到翻译研究当中,对于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员应该具备这样的意识:无论是译者还是译文都会带有不同程度的性别意识。
该书由七个章节组成:性别和翻译研究结合的历史背景;性别与翻译行为的关系,女权思想与女权作品对当代翻译实践的影响;翻译行为中的性别意识将促使重新界定对译者“身份”的理解;重新讨论、审视翻译批评作品;讨论性别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后的新矛盾;展望性别与翻译研究未来的研究角度、发展方向和结束语。该书针对那些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译者对文本(过分)操纵的事例进行探讨,提出“若将女性主义思想与’政治正确观’的政治影响都附加到语言上,性别就必定会成为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问题(Given the political weight that both feminist thinkers and the‘political correctness’reaction have assigned to language,it is clear that gender must become an issue in translation.)”[1:1]。
在第一章中,费拉德分析了性别和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背景。以西蒙·波伏娃(Beauvoir)的名言“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的,而是社会造成的”(one is not born,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开篇[1:5],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女权运动的背景、指出社会文化上的“性别”(Gender)概念是构建生理性别(Sex)的主要社会因素。在从事翻译活动中,女性译者也只能是“在性别无意识的状态下,将特属于自己的女性话语,转换成某种占社会支配地位的父权制的代码(women…translate their specifically female forms of discourse,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gendered exclusion,into some form of the dominant patriarchal code)”[1:12]。
第二章是有关性别与翻译的实践问题。费拉德指出女权思想和女性作品对当代翻译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在译者乐于搜集当代女性作品,并意欲将它们介绍到自己的语言文化中时,翻译过程中就会遇到许多带有“性别意识”的技巧性问题。例如,如何翻译与“身体”有关的词汇;如何将带有“性别”色彩的双关语和文化特质词原汁原味地转译到另一文化环境中,等等。指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政治气候下,性别差异问题很容易会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出来。同时,费拉德还将目光投向了被历史遗忘的大量女性作品上,通过女性作家和女性翻译家的努力,要“重现”那些被“遗忘”在父权制中的女性作品,并通过翻译批判性地“改写以往的女主角、其他时代的女性的性别特质和态度(translation in an era of feminism is thus also a rewriting of former heroines,a rewriting of those gendered qualities and attitudes ascribed to women of other eras.)”[1:34]。
第三章则侧重对有关性别与翻译结合的理论问题的分析。费拉德提出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将促使译界重新界定对译者“身份”的理解,探讨女性译者应在翻译过程中凸显“自我”的存在。费拉德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女性译者作为源文本的改写者,已将她们个人性别身份体现在了自己的译文文本中(In the case of translators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feminists,these texts display a powerful sense of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1:35]。
因此,翻译神话要打破、翻译理论要改写、传统翻译术语要进行重新修订。例如带有强烈性别歧视的翻译隐喻“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即:”If translations(and women)were faithful,they were probably ugly,and if they were beautiful,they were likely to be unfaithful.(翻译如美女,忠,则不美;美,则不忠)”[1:41],这一比喻既形象地表达了在男女性别之间的性别刻板定型、权力依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很难处理源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因此,女权主义译者为了制造一种“译者效应(translator-effect)”,她们就“不强调对文本的忠诚或对等(rather than fidelity or equivalence)”[1:44],而是更为关注对源文的一再重读和改写,从而体现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性,因此,“这种对翻译理论的改写显示了翻译的连续性,即文本的多种译本并存和再翻译(This rewriting of the Pandora myth reveals the serial nature of translation:there are always more translations,retranslations.)”[1:47]。
第四章是重新讨论、审视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翻译批评的研究,即翻译的重新阐释与改写。费拉德从对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英译本(Parshle译)的研究评论着手,指出具有性别意识的翻译批评早已存在。另一个例示是在女权主义者的压力影响下对《圣经》的再阐释和再翻译。她们创造了一术语“包容两性的语言(Inclusive Language)”,即用一些中性或复数名词来替换以前译本中的具有性别偏见和父权意识的词汇或说法。[1:53]费拉德还以女诗人萨福(Sappho)的散文诗和拉贝(Labé)的十四行诗为例,比较了“前女权主义(pre-feminist)”和“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t)”不同政治气候下的多个译文。指出前者的翻译倾向于“以男性为基准(to accept a male-oriented vision of women and their writings)”来翻译女诗人及其作品;而后者则多“将女诗人翻译为性能力的强者和主动者(to see Labéas potent and sexually active)”[1:63]。在该章节,费拉德还通过分析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译者,再现那些受社会和政治因素而“被遗忘”的女性译者和女性作家。
第五章是针对性别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后的新矛盾,提出对女性主义方法的翻译研究的批判。对女性主义的批判主要分为阵营外和阵营内。来自外部的批评,主张对待学问和写作要用一种“客观”的方法,因为“性别问题对于真正的学术来说过于感情化、主观化(gender issues are too emotional,too subjective for real scholarship)”[1:77]。来自内部的批评,认为性别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虽然,具有性别意识的翻译批评为女性寻找新的方法解决特殊问题开辟了道路,但是,女性主义把颠覆以研究翻译本质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作为终极目标,过于强调翻译中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涉”,难免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歪曲翻译活动的本质。
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性别与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角度的展望,以及全文的结束语。这两个章节既从历史的角度提出未来的研究角度如女性译者的历史角色如何、女性译者的翻译状况如何等等诸多问题;又从当代的角度提出女权主义行动已经,并将持续影响译文文本的创造和译语读者接受的问题,如译者与译文的女权政治化、女权主义写作与翻译的技术层面、女权主义文本的接受和市场研究以及文化差异等等问题。
所以当性别意识介入到翻译当中时,情况就变得复杂化,也更政治化了。女性译者会“把自己翻译进了语言中(women are viewed as translating themselves into language)”[1:95]。因此,译文中的语言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2 意见与建议
该书由浅入深,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的由来、发展及其与翻译的关系。书中用例十分丰富,能够较好地将理论与实例融合于一体。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能够从正反两面公正地对待女性主义。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其一,该书没能尽量引用不同谱系语言的文学实例,只集中于同属印欧语系的希腊、法语、德语、英语等典型西方语言内部的理论阐发,存在语言谱系的局限性。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言中也有所体现。
其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继结构主义之后的新兴理论,其产生虽是必然的,但其发生是受到一定的地域和语言文化限制的。女性主义成功地颠覆了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但同时会可能因此滋生译者不负责任地私自篡改源作内容、风格的不良作风,也扰乱翻译人才市场和翻译作品的销售市场。
从翻译学的本质出发,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起码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忠实地再现源文的语言风貌。而女权主义者不再以忠实为翻译的绝对标准,而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改写源文。认为凡是符合女权主义要求的翻译就是好的译文,译者可以诠释出源文之外但符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引申意义。女性主义译论还认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或作品中描写女性角色的章节最好是由女性译者来翻译。因为,她们认为男性译者在受男权统治思想的影响之下,他在翻译以上作品时,往往会对源文中的女性人物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压制,甚至是贬低。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女性译者都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一般不会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去诠释、改写源文,而是只会从一个普通译者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源文。
3 结束语
由于翻译与社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应该承认翻译中确实存在着性别上的差异。而且,女性主义理论介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确实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使女性作家和女性译者的身份得以提高,使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遗忘了的女性译者身上。香港翻译理论家孔慧怡曾说过,她作为女译者,她更偏向于选择女作者的作品进行翻译,因为她和女性作者有着共同的女性经验,所以翻译女性作者的作品能更加投入[2]。
但是尽管如此,译者是不是非得要打破以男性为主体的语言模式、瓦解语言中的权力关系,用一种新的女性语言来改写源作的意义和内涵呢?因为,这样不仅仅会解构传统的文本结构、创造出一系列代表女性的新词,更大的代价则是对源文意象的背叛,甚至是扭曲,而不再是忠实地再现源文本的内容与形式。
总之,在性别意识与翻译的关系态度上,“性别歧视”不可取;过分强调女权主义的极端态度,也同样不该倡导。
参考文献
[1]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