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野（共5篇）
性别视野 篇1
摘要：“女神”是莫言众多小说中塑造的重点, 但是在《丰乳肥臀》中, 上官鲁氏在莫言看似崇拜与歌颂的演说中, 女神母亲形象却被无情地消解了。加之百年历史中, 灾荒无限, 母亲和儿女们在性别政治和饥饿政治的双重夹击下, 走向毁灭。本文拟从性别政治和饥饿政治这两个各自独立又相互映射的视野中还原《丰乳肥臀》本质。
关键词：丰乳肥臀,性别政治,饥饿政治
历史, 特别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 是莫言始终萦绕于心的所在。不过, 这段历史已经被“正说”了无数次, 这些“正说”又是如此深获人心, 莫言当然不甘淹没于“千部一腔, 千人一面”之中, 更何况“正说”之“正”根本满足不了他的勃勃野心和雄奇的生命原力。于是他以一个母亲和一个家族的毁灭, 为我们最终呈现了时间和历史的闭合, 书写出底层人民在这个号称革命和进步的世纪的历史中, 被杀戮和侵犯、被欺侮和被愚弄的命运。“丰乳肥臀”作为性别特征, 成为女性命运的转喻象征。它所负载的血淋淋的命题, 在作家竭尽陌生化想象的话语系列中凸现无遗。
一.“被曲解”的“女性神话”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赋予了女性存在的独特意义: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上官家的女人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历史使命。
上官鲁氏就是这样一个被传统文化设定角色的女人。她由姑姑做主嫁给打铁的上官寿喜, 开始承担一个作为媳妇的角色,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结婚三年, 却无后, 这便招致婆婆的冷言冷语, 无端挑剔。她急切地希望为这个家庭生出一个继承人, 当然最好是男性, 以稳固她在丈夫家庭中的地位。面对丈夫不育的事实, 她刻意隐瞒下来。她寄希望于从其它途径达成愿望。她与叔叔乱伦, 还分别与粗鲁的屠狗人, 卖鸭小贩, 江湖郎中, 眉清目秀的和尚发生关系, 被土匪轮奸, 这让她前后共生出了七个女儿。继承香火的同时光生“丫头片子”, 那还是等于婆家“前辈子杀了老牛, 伤了天理”, 与绝后无异。婆婆的一句话道出了“丰乳肥臀”的全部内涵:“你要能生出个带把儿的来, 我双手捧着金盆为你洗脚。”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就在这被认定为传承香火的全权代表———“把儿”上。最终, 她与当地天主教堂的一名瑞典传教士马洛亚牧师生出了一对龙凤胎———一个患有“恋乳癖”怪胎和一个瞎子。而这个怪胎却成为新一代的主宰, 所有的姐妹都得让着他护着他, 任他蹂躏。尤其是以这个怪胎为中心的民间社会活动———“雪集”, 雪公子华丽出场, 摸遍乡里乳房, 这种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漠视与不尊重, 却被有的评论家说成是暗示“‘雪集’其实是女人的一次合法的野欢。”也正是这个瞎女孩的出现, 叙事者那种自视颇高的男权中心意识不言而喻。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她这一系列的“借种”经历, 却只是为了达到男性主体世界对女性的生殖要求。上官鲁氏的性并不是作为女性主体自我欲望的解放, 或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 而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得男性继承人的愿望。
正如有的评论家提到的, 莫言小说的主题总在围绕“种的退化”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在《丰乳肥臀》中也得到再一次的显现。小说主要围绕上官一家来写, 上官吕氏这一代, 公公的光芒被婆婆的剽悍所遮蔽, 也失去了话语权, 这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男人。而上官守喜, 却连男人都不算, “是个‘骡子’, 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有个子丑寅卯来。”一个家族, 在这个男人身上, 也就要走到尽头, 失去了繁衍的可能。上官鲁氏遍寻“火种”, 而所有她认为能帮助自己生出儿子的各色中国男人, 播下的种, 却都是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孩。在这里, 莫言隐喻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种族的灭亡。
在这百年动乱的历史中, 上官鲁氏用自己全部的心血, 完成着男性社会交给女性的重大使命———养儿育女。而在多灾多难的、风云跌宕、政权更迭的社会中, 饥荒无处不在。生存下来谈何容易, 还要养活包括下一代的孙子孙女这么一大群人, 上官鲁氏承载了太多, 也付出了所有, 毋宁说这个女人有多么伟大, 在众人感叹这个女人的贤惠能干与伟大的母爱时, 我们从这种讴歌中, 感受最多的是一个父权时代下的母亲形象, 她用无私奉献来确保父权制度的延伸, 成为父权体制下“为母之道”的牺牲品。而其他女性, 为了生存, 牺牲了所有。
二.饥饿对人性的考验
饥饿, 作为人体机能的一种反映, 无疑是一种人类必须面对的生理现象, 但是, 由于造成饥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如天灾、战争、贫困、囚禁、特定的宗教活动等等, 所以,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饥饿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与政治、权力、道德等联系密切, 成为人们思考生命和社会制度、构建人类身体的有效途径, 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意义。
在当代中国, 喜欢表现苦难的作家应当是那些从贫穷的乡村走出的作家, 饥饿感曾经是他们最持久的人生体验, 也是刻骨铭心的童年、少年记忆, 当社会意识形态不再全面压抑人的物质性追求, 当个人经验获得了文学出场机会的时候, 这些曾经被誉为“地之子”的作家们就有可能把这些铭刻着巨大精神与肉体创痛的饥饿感带入文学叙述中。莫言是当代中国书写农民饥饿生存最用心用力的作家, 他曾经说过“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对莫言这样曾经被身体生理饥饿感所纠缠的作家而言, 饥饿是他永远不能忘却的身体铭记, 是他写作的动因、文学叙述的中心内容, 也是他对世界人生进行解释和评估的中心之一。在《丰乳肥臀》中, 莫言就将饥饿完全身体化、生物化了, 浓墨重彩地书写中国农村的饥饿苦难, 书写饥饿感对人行为和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当然, 作为一个在充满不公正的权力秩序的乡村中长大的作家, 莫言的饥饿叙事必然包含着现实的政治性和伦理性。
在《丰乳肥臀》所描述的百年历史中, 生活始终处于战乱、饥馑的威胁之中, 为了存活下去人们得拿出最大的智慧来与饥饿作战。人物追逐着食物的热情, 可以与其他叙事中追逐爱情的热情相媲美:饥饿的人们为了获得教堂布施的稀粥而长途跋涉, 数百条红舌头舔着碗底;五个孩子一字排开吸羊奶;农场里饥饿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偷食;母亲用自己的胃馕偷取食物回家再吐出来;人们借婚宴或丧葬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
在对饥饿的叙述中, 最让我不忍卒读的是七姐乔其莎为了一个馒头而任由张麻子蹂躏的场景:张麻子举着食物在前面引诱她, “她的双眼, 贪婪地盯着那个馒头。夕阳照着她水肿的脸, 像抹了一层狗血, 她凭着动物的本能追逐着馒头。”丑陋的诱奸者与医学院倔强的校花形成强烈的对比, 她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女人。乔其莎为了获得食物而丧失了人格与尊严, 这个场景诚然可以解读为对饥荒年代的控诉, 它表达了饥饿对尊严的战胜。然而, 小说控诉的力量其实非常微弱, 因为乔其莎麻木地接受了这一切, 没有眼泪没有仇恨也没有报复。从上官金童的视角进行的叙事不可能写到她的内心, 但她连外在的行动也没有。最后她又因得到张麻子的惠顾而获得了更多的食物, 吃得太多而撑死了。在我看来, 这个场景并不是写出了灾荒的真实面目, 也不是成功地借这个故事渲染了饥饿的恐怖与伤害力, 而是他借女性的身体讲述了一个让人颤栗的故事, 关键是叙事者发现了女性身体可以展示的这种巨大的震撼力。与其他揭露丑恶现象的故事一样, 女性的身体反复承载着苦难、卑贱与被侵占的想象, 因为在他们的逻辑中, 女性的身体是最容易引起注意和同情的, 她代表了弱者。
莫言虽然看到了饥饿与苦难主题的性别差异, 但他并不挑战这种差异赖以生存的制度, 而是复制并肯定这种差异, 其中, 女性通过克制自身的饥饿, 并以身体去换取食物, 喂哺他人, 母亲上官鲁氏就是以身体饲养儿孙的典型, 妇女只有通过这样才能够体现其价值, 妇女的饥饿及其满足的问题, 莫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对饥饿与苦难的反复言说, 是莫言众多小说的主题。饥饿考验着人性, 质疑着社会制度的合理性, 也反映着女性悲剧的命运与卑下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折射出创作者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视野中, 对女性的俯视和漠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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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野 篇2
关键词:舆论(publicopinion);公共讨论(publicdebate);社会性别;“家庭暴力”议题;女性声音;对话;批判性
中图分类号: C913.68文献标识: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28-04
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舆论”则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舆论,其“竞争性”的一面备受关注,所谓“为了获得议程上的一席之地,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竞争,这种激烈竞争是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方面。”关于“竞争性”,主要讨论的是议程设置、议程中显要性转移的问题,如:议题如何在竞争中进入媒介议程、政策议程;议程中不同的议题如何竞争,如何扩散;某一议题中的意见双方如何竞争听众等。这种“竞争性”角度是有价值的;但是,必须看到,舆论还有作为“公共讨论”的重要一面。
从18世纪启蒙思想的历史渊源出发来理解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更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种稳态的社会借助讨论和争论适应变动环境的机制。这种概念框架特别重视公共议题这个概念,特别关注作为一种不断壮大的社会统一体的公众,如何针对某个议题进行自发的辩论、讨论以及集体的反对,从而对自身进行理论建构的方式。公共舆论源自讨论。公共讨论,简言之,是公众围绕某一公共议题交流意见、讨论解决方案的过程。
本文以“舆论作为公共讨论”的角度,结合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案例,融合社会性别理论、舆论学理论,讨论公共讨论内涵的问题,以期推动有关社会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的认识与实践。
一、中国转型时期的“家庭暴力”议题
社会性别指的是,两性的生物性别经由社会制度化力量的作用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分层和性别不平等。这与“性别”的生物学意义相区别。
中国转型时期,在社会变迁、性别关系剧烈变化以及妇女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舆论空间中社会性别议题大量涌现,如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围绕婚姻法修改的全民大讨论、80年代以来数次的“妇女阶段就业”讨论、“家庭暴力”议题等。在一些涉及社会性别的社会事件也引发广泛舆论,如1997年“唐胜利事件”、2009年“邓玉娇案件”。社会性别议题应当成为舆论研究的对象之一。社会性别议题中,突出地要求舆论发挥“公共讨论”功能。
“家庭暴力”议题时间跨度较长,空间影响较广,而且跨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性别平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社会性别议题。
(一)作为公共问题的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严重损害女性权益,危及个人、家庭,也是社会公害。但家庭暴力又是一个长期得不到公共讨论的议题。
发生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暴力,涉及两性的权力关系、妇女人权等公共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对丈夫打老婆的事视为自然,尽管家庭暴力就发生在人们身边,但人们习焉不察。在国际范围内,对家庭暴力都经历了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比如在瑞典,有人称家庭暴力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它本来就在那里存在着,但需要人们去发现。
家庭暴力,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是国际范围内重要的公共问题。1993年,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指出:任何对妇女身体的、性的和心理的伤害,包括威胁、强制和剥夺自由的行为,无论发生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生活中,均属基于性别的暴力。据1997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国家的进步》报告,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是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违反人权的现象。
要克服家庭暴力问题,离不开公共讨论。因为“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危害严重而又具有隐蔽性的问题。“家庭暴力”中受害人自身很难反抗,需要公共力量。“家庭暴力”表现为个体,但根源是社会性的,是性别不平等在私人领域的集中爆发。而且,家庭暴力问题中尤为需要意见交流,需要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需要改变、重塑每个公民个体的议程。这些都需要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发挥重要的功能。如果公共讨论的环节薄弱,很难真正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真正实现“消除家庭暴力”。
(二)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
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现象更加凸显。从80年代起,妇联部门不断接到受暴妇女的来信来访。此后,妇联、妇女研究组织及其他民间妇女组织或个人成为“家庭暴力”议题中的积极公众,积极推动“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
在媒介议程方面,《中国妇女报》创办伊始,自1985年就开始使用“家庭暴政”或“家庭暴力”词汇来报道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这些报道几乎全部是关于国外或台湾地区的。对内地的家庭暴力,报到了家庭暴力事件,但没有使用“家庭暴力”词汇,而是用“迫害”、“虐待”等。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妇女报》大量采用“家庭暴力”一词报道国内事件。
有学者从民间妇女组织与大众媒介合作、传播“家庭暴力”策略的角度,将1990年以来家庭暴力成为公共问题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寻求合作阶段:家庭暴力问题公开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至1996年);与大众媒介互动阶段:家庭暴力问题公共化的过程(1996~2001年)和建立替代性媒体阶段:通过传播赋权妇女(2001年至今)。
在政策议程中,“家庭暴力”议题的轨迹也非常波折。长期以来家庭暴力被当成家务事,公共机关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在有关的妇女组织等坚持不懈地争取和推动下,1996年1月10日湖南省长沙市出台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2000年湖南省率先出台《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到2009年我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地方性法规或政策。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得以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2008年全国妇联联合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和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对各地各部门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作出了统一的规范性指导。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妇联重点目标是要在国家层面推动反家暴的专门立法。
但是,我国对受暴妇女的社会支持还非常薄弱。研究性别问题的法学专家指出,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律资源严重不足问题。另外,婚姻家庭领域司法干预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既有法律作用的发挥。
我国家庭暴力现象仍很严重。全国妇联2004年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据2009年全国妇联公布的信息,现在妇联系统每年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约5万件,占妇联信访总量的十分之一,比2000年翻了一番多,并且居高不下。为此,必须要进一步推动“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深入发展。
二、“家庭暴力”议题中的三个关键问题
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有如下几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舆论作为公共讨论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女性声音”的问题
性别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男性、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经验,二者的声音必然是不同的。正如传播学中的立场理论指出的:物质生活(或阶级地位)建构或限制了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当物质生活被分化为两个群体相互对立时,任何一方的理解都会与对方完全相反。如果存在统治的和被统治的群体,那么居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理解将是偏狭和有害的。女性所生活的典型的文化条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经验和理解,它们通常与男性的不同。理解女性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经验特征是有价值的。以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立场论者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女性经验和立场基础上的知识更加完善、更少歪曲。因为这种知识来自女性主义对妇女受压迫状况的深刻了解,来自“局外人”的眼光,来自对压迫的反抗。。
而男权制导致妇女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女性声音还很少进入公共讨论中。传播学中的失语群体理论也指出,男性的感知居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因为不同的经验而产生的感知处于被统治地位。
“家庭暴力”议题中突出地存在这个问题。“维护女性权益”、“反对家庭暴力”这些代表女性的声音不能进入公共讨论,社会长期对家暴采取沉默态度。而社会中通行的对于“家庭暴力”的观念反映的都是男性声音。如丈夫打妻子,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甚至觉得打打骂骂本就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对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人们有很多解释:是因为女方爱唠叨,女方有过错;男方缺乏自控,脾气不好。家暴被认为是外人不宜干预的,因为“家暴的是是非非说不清,清官难断家务事,管也白管,得罪人又不讨好”。[16]这些说法,其实都是维护男权利益的,都没有女性声音的表达、利益的诉求。
“家庭暴力”长期存在,危害甚大,却得不到解决,很重要的原因是代表受暴女性的声音不能表达出来。因此,“家庭暴力”议题中,需要女性一方发声,打破男性话语一元主导的格局。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针对受暴妇女的口述访谈,对于“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其意见交流过程必须引入多元声音。
(二)“对话”的问题
公共议题指那些在参与者中有争议的事务,公共讨论中的公众的标志是通过争论与反驳来集体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尽管存在争论和反驳,对话是公共讨论的一个基本原则。面对冲突,更需要公共讨论,需要对话、协商。
对话、协商具有重要价值。民主社会对冲突持宽容的态度并表现为制度化的克制——不是简单、强制性的压抑和禁止,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表达、争论、让步、妥协,达成和解和合作。
对话原则在“社会性别”议题公共讨论中尤为重要。尽管家庭暴力是性别冲突,“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却要求性别之间对话、协商,达成共识。
就个体层面而言,对话也是实现“消除家庭暴力”的重要手段、有效手段。存在分歧、矛盾时,通过协商来处理解决。两个主体的利益得到均衡的对待。
在公共讨论层面,对话也是重要手段。意见双方通过对话,形成交往理性。对话,是为了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不能靠一方意见的凌驾,由此达致的所谓“共识”是脆弱的、虚假的。共识的达成,只能源于充分的对话,在对话中建构自身对于事物的认识、理解,这种认识、理解逐渐趋向理性。
“社会性别”议题公共讨论中不是女性的自说自话。对话,才能发现双方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也才能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案。所以“家庭暴力”议题中,男性参与不可或缺。“家庭暴力”议题公共讨论,需要男性的参与。
在实践中,共识是可以达成的。湖南省妇联长年大力争取,促成了国内第一个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的颁发,是“家庭暴力”公共讨论的重大成果。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跟她们的“对话”策略非常有关。“他们(指立法机关)的环境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接触到大量的受虐妇女,窥见大量的人间不平事,要拿出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把足够的信息传达给他们,你认识到的东西一定也要别人认识到,这就是推动立法的诀窍。”
“家庭暴力”议题只有以多元、对话的方式进行公共讨论,才能迈向“消除家庭暴力”。
(三)“批判性”的问题
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批判性。公共讨论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平正义,因此必须具有批判性。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中,公共领域即是一种以“理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论证过程。
家庭暴力的发生,根子上都和传统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实质是性别不平等的极端表现。家庭暴力是隐秘的、长期被忽视的私人领域问题,本质上,是性别不平等问题。正如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卡罗尔佩特曼指出的,在男权制下,公民个体和公共领域只有相对于私人领域这一公民生活的自然基础时才被视为普遍的。同样,由公民法不偏不倚地保障和分配给所有“个体”的公民自由和平等的意义也只有在与私人领域(妇女的)自然隶属地位的对立中才能被理解。
因此,“家庭暴力”议题中必须要有批判性,对于“家庭暴力”的公共讨论,需要指向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矛盾,需要各方积极反思和变革。批判性精神下,要求反思和变革,进一步反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
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使得女性民意能够顺畅地表达出来,进入政治过程,使得有关社会性别的公共理性能够达成。批判性的公共讨论,对于社会是积极有益的,因为通过批判性的公共讨论,社会才能解决矛盾,更好地适应变动的环境。
总之,结合中国转型时期社会性别议题的舆论实践来看,公共讨论中“女性声音”、“对话”、“批判性”是三个关键问题,应该是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的重要内涵。
结 语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对于促进妇女解放有着积极意义,并试图突破哈贝马斯的男性单一化公共领域概念,建立一个包容女性、承认女性的公共领域模型。这种理论努力具有重要意义。就舆论而言,“包容女性、承认女性”,就是要求公共讨论中包容女性声音,强调对话、协商,并且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关于“家庭暴力”议题的公共讨论在女性声音、对话以及批判性等维度上的发展,对于消除家庭暴力有重要作用,对于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建设具有“多元声音、对话、批判性”品质的公共领域也有着积极意义。
本文的结论是:基于中国转型时期“家庭暴力”议题的实践来认识,作为公共讨论的舆论,应当具有“多元声音”、“对话”、“批判性”这些重要内涵。
当前,实践中的舆论、公共讨论等事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共讨论”、“公共话语”、“公共论坛”、“公共空间”等词汇被大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充分讨论“舆论”、“公共讨论”等的内涵,以更好地推动有关实践。
而关于舆论,其竞争性的属性被关注得较多。但是,除了“竞争性”,舆论还具有“公共讨论”的重要属性。既从竞争性的角度理解舆论,又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理解舆论,才能使舆论领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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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野 篇3
1908年《日新画报》第二十期载录了一则有关于“女学论述”的公启:“欲教育国民, 先教育国民之母, 此女学堂所以为切要之图也。”尽管其中文字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嫌, 但随着女子学堂章程的不断颁行, 女子教育已开始纳入政府主导的学制系统体系。办女学以争取妇女解放这一举措逐渐为民众所接纳。由于具备新时代精神的女性与宣扬新思想的报刊之间天然地存在某种亲和力, 因此, 女性经由报刊开始获得更多公众的凝视。
创刊于1926年的《良友》画报, 发行近20年共出版172期, 其时间跨度之长、内容涵盖之广, 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而且作为一份集趣味性、新闻性与知识性于一体的新型画报, 其为读者构建出一个多视角观察世界的空间, 因此, 这种深具时代特色的画报自然“良友遍天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基本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 诞生于此时代环境下的《良友》画报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程度是刊行于之前的画报所不可比拟的。单就画报的拟想读者而言, 当时人的评述便可提供个中端倪。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提及的一个情节很有象征意味:
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 我走近看时, 却画的是画, 翻过画面一看, 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哪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拿来卖的, 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 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 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
尽管文章中并没有对《点石斋画报》进行具体评述, 可作者将图像与文字区分对待这一情节的设置很显然地折射出女性乃画报接受主体的事实。不可否认, 《良友》画报的拥趸之中女性读者依旧占据很大比重, 但画报中关于女性的关注俯拾皆是, 其保留下的众多女性话语亦成为迥异于前的一大特色。以从事艺术活动的女性艺术家为例, 自1926年2月至1937年7月共129期画报中, 刊登出的女性美术从业者共计58人, 署名作品67幅, 包括油画39幅, 国画12幅, 其它如水彩、雕塑、书法、素描等16幅。在这几十位女美术家之中, 着墨最多的两位女画家直至今日依旧为我们所熟识。关紫兰是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女画家, 她的画既有西方野兽派的技巧, 又不失东方神韵, 因此, 这位踞于艺术前沿的女画家自然受到更多关注, 《良友》画报前后刊登了其共计幅作品。另一位与其不分伯仲的女画家是方君璧, 1924年, 方君璧《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画家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 其声名大噪并被冠以“东方杰出的女画家”之头衔。不难想象, 这样一位得到西方艺术界首肯的女画家同时出现在中国画报之上会是何种景象。
《良友》画报利用相当篇幅对于女性的关注, 推进了二十世纪前叶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转换, 民初知识女性这一角色开始得到社会的逐步认同。通过对比早先画报中所展现的女性图像,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女性社会角色转换的意义与价值。《新铭画报》三十三号曾发表了一幅针对时事的《姑娘御车》图:
前门大街, 昨有一姑娘自己揽辔的一辆大马车。观此姑娘, 约在二十上下岁。细一打听, 敢情是某学堂的学生。那种得意的样子, 就不必提了。咳, 这就是自由吗? (有点过火吧?)
这样的评论在今日看来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但这的确代表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期时人对于女性“逾格”行为的立场与趣味。女性形象从道德评价尺度中逐步演变到被大众所认同, 画报为文明的一大进步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良友》画报在封面上的设计可谓匠心独运。所有172期画报封面图像几乎都以人物为背景, 其中女性图像为161张, 所占比例高达94.3%, 这可十分明晰地看出编辑在选取素材时的意图指向。关于封面图像涉及到的身份, 且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的叙述:“《良友》封面, 从创刊开始, 一直是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迁港出版以后的各期中, 配合战时需要, 都改为以抗日战士或与抗战有关的妇女为封面了。”《良友》画报将自身对于女性关注的着力点置于女性精英阶层, 它试图构建一个具有现代想象性的“摩登与时尚”的都市生活理想范式。
经由《良友》画报我们可以勾勒出二十世纪前期女性社会角色转变的发展轨迹, 同时亦可观察到时代变化以及公众趣味的转移。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性的问题, 即隐含在画报背后的性别意识。尽管《良友》画报开始引起对女性艺术家的关注, 但相比于数以百计的男性画家而言, 着实显得微不足道, 这样的论述并非是要抹杀画报的开创性意义, 而是要将问题引向更深的层次。对于画报素材的选择基本出自男性之手, 其关于女性命运的观察、描述也基本上全部囿于男性的视野, 例如画报封面女郎的选择, 这些展现出的“时装美人”可以视作风景以供欣赏, 这就很难触及女性真实地内心感受。“现代中国画报中的女性身体既被建构成提供视觉享受的奇观, 又是文化消费和话语形成的场域, 也是表达私人幻想、公众焦虑、难解压力和矛盾的文本空间。”1
参考文献
性别视野 篇4
“芭比娃娃”诞生于二战后的美国。她的制造商——美国马特尔公司创始人露丝·汉德勒 (Ruth Handler) 于1959年设计出世界上第一个“芭比”。从此, 世界上最成功的女孩玩具诞生了。马特尔公司认为“芭比娃娃”不仅仅是一个漂亮的摩登女郎, 所以一直以来努力把她塑造成一位智慧、独立的时代女性, 希望在她身上能折射出社会发展与女性进步②。而芭比娃娃的目标市场也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与白人群体——为中产阶级的白人女孩儿们描绘她们华丽而洋气的梦。从这里回归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化理论中来, 在考察权力构成与互动的框架背后, 我们不难看到实际中客观评估芭比文化下所掩盖的一系列微观层次上的运作与权力斗争。从结构化理论的使用出发, 笔者尝试这样来理解与批判芭比文化:在社会场域, 由能动性所引发的建构性的行动与社会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相互塑型③。
一、商品文化:芭比文化形成的背景
著名黑人女性学者、文化批评家安·杜西尔 (Ann Ducille) 在她的《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一文中, 就是基于商品文化的背景, 以芭比娃娃为例探讨了性别和种族的问题, 把芭比看作当代商品文化的性别化和种族化了的偶像。我们难以承认芭比只是对帮助儿童决定自身和周围事物价值起到关键作用的简单娱乐开心的工具, 其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作用在差异化的销售规划战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商品文化同样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系下商品化的产物。所谓商品文化 (Commodity Culture) , 是指“在商品经济形态中, 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理想、审美意识、哲学信仰等方面内容及其特征的综合概括”④。有学者认为, 商品文化是一个与文化工业具有相同哲学意义的概念, 是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文化工业生产中获得其内涵规定的。商品文化注重的并非文化艺术观念本身的价值意义, 而是这种文化艺术作为商品所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另外, 商品文化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⑤。芭比娃娃作为商品, 生产者追求的是它的经济利益。而当我们将其置入商品文化的大背景中去, 它的生产与营销过程中所带有的女性身体神话和暗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就这样被放大化了。
二、传播与社会性别:芭比文化中的女性主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不认为社会性别 (说得再具体一些, 为女性) 问题是“社会建构的沉默”, 因为其与社会性别理论都同时强调社会性而不是生理性或者是心理性的范畴。它聚焦于社会性别和阶级两重性 (duality of gender and class) 的研究即父权制 (patriarchy) 和资本主义相互构建的理论①。可以预见的是,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学说对权利、平等与压迫等问题的共同关注使其在文化批判领域联袂的趋势日渐明显②。
(一) 父权制下的芭比文化
“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 芭比发挥着一种M.G.洛德成为不分种族或民族地教化女性品质的功能。”很久以来, 芭比一直使女权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快, 她们抨击它是毁灭式的女性美和女性身体神话的表现, 父权制通过大众文化和商品文化之类的载体使这个神话长久不衰③。所谓父权制, 就是男人对女人结构性、制度性与历史性的支配与利用。这种结构性的体制赋予男性凌驾于女性的权力, 这种体制也被极度地自然化④。而或许芭比文化正是通过制造金发碧眼的娃娃这种最不易令人察觉的方式完成了父权制的勾当对儿童玩具的完美伪装。
回忆童年时代我们身边的芭比娃娃, 这样一个具有成年女性分明曲线与成熟性器官的时髦玩偶形象, 总留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印象:少女生活对具有品味与一定资本的人的诱惑与挑逗。在芭比娃娃表面看来性感的身体上, 永远贴着性感高贵的标签;而褪去芭比华丽的外衣, 却不难看到隐藏着的父权本质——没有性的女孩儿仍然性感且保留着童贞, 任由父权制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奚落与猥亵。芭比文化在塑造这样一个完美的肉体偶像之时, 也同时建构了父权制中理想化了的女性品质, 并完成了对于这样身体神话的全社会范围内的宣扬与洗脑。
此时再来反观社会现实, 从芭比文化衍生出社会性别之中人们对于女性的态度。1961年, 马特尔公司将芭比打入欧洲市场, 芭比的男朋友肯出现, 这是马特尔公司推出的第一款男性玩偶。1992年, 马特尔公司补充了她们的男友加马尔。芭比被理论化为视男人为附属品的女权主义英雄。而安·杜西尔以为这种思维过程也可能把小猫咪看作女权主义的猫类, 用女权主义小诡计取得胜利⑤。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猫一样的女人”一类说法, 认为猫如女人般温顺柔弱得人怜爱, 易感化强势甚至倾向诉诸暴力的一方、使之被软性的手段驯化。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美女与野兽的形象亦是同样的叙事方法。浅与深、善与恶、女与男、弱与强, 这样一组组强烈对比的符码告诉我们, 乍看猫一样浅色、善良的女性用聪慧而弱势的品质驯服深色、恶意并带有兽一般野性色彩的男性, 实则不然。“战胜了野蛮的并非智慧, 而是没有头脑、照顾不了自己的那种女性品质。”⑥
(二) 芭比文化对女性儿童的涵化作用
众所周知, 芭比的身体比例被设计为严重偏离正常人的生理标准。芭比拥有超级模特一般惊人的身高:5英尺8英寸, 约合1.7米;以及梦幻般的三围——36-18-33。曾有人以3D技术还原了芭比的“黄金比例”, 结果显示, 3D版娃娃脖子太过纤细而无法支撑头部⑦。这样的身材比例为试图模仿芭比的女性儿童带来梦魇。而抛开单纯对黄金身材的盲目追捧, 芭比文化对女性儿童在审美观上的全局性侵略也可见一斑。
什么是女性之美?帮助女性儿童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 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商业操纵的过程中, 用一种商品文化下塑造的性感而童贞的女性偶像构建女性儿童的审美体系, 这是极具风险的。女性儿童在接受这样信息刺激的同时, 会认为美是带有身体特征的定性的视觉现象, 甚至有些会感知到优质的身体特点背后隐含的身价。这信息显然是与一头浓发、华贵而洋气的衣服以及其他看得见的美丽、财富和成功等外表符号而非头脑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的⑧。因此, 对芭比文化争议较多的一点也正是在此——对女性尤其是女性儿童所带来的审美上的畸形。
三、传播与种族:芭比文化中的种族意识形态
1903年, 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者W.E.B.杜伯伊斯 (Dubois) 说道:“20世纪的问题, 是肤色界限的问题”。⑨聚焦芭比娃娃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种族主义不断被检验、挑战、重塑和再修正的过程, 而这些差异性营销规划的实践本身也被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的烙印。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种族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系下结构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原因。
20世纪60至70年代, 美国黑人运动风起云涌。1967年, “有色的弗朗斯 (Francie) ”以芭比来自英国的表妹的身份出现。这款黑色芭比的推出表面上表达了对黑人种族的关照, 但实质上却只是对其皮肤的染色——“色点和其他方面的细微变化仅仅显示出编码形式不同的面部特征”。①所以必然地, 黑色芭比带给非裔儿童的并不是一种属于黑人群体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相反却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自我概念的否定。从带着种族主义区隔意味的取名, 到仅仅只是简单采用种族符号化特征进行改造的外形, 白人的中心主义一直在作祟。而后期出现的一系列基于快餐式消费的跨文化芭比, 更是打着“跨文化”的旗号, 大肆地宣扬其为跨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实则一种差异化的营销战略, 旨在为产品打上劣势异族群体的标签, 使猎奇或收藏心理成为推动商品文化的机器。于是在这里, 种族差异就像异族的芭比一样, 仅仅是具有观赏性的走俏商品而已, 多元文化主义就此成为沉默的螺旋。
商品文化中的商品与文化不是融合的吗?实际上, 不是所有的文化商品都能创造出平等的文化交流平台。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权力作为幕后推手, 已经将跨文化主义碎片化, 进而瓦解成以主流文化为中心、次生文化以被动的姿态被主流文化所容纳的“多元”体系。在这样的框架之中, 不论增加多少被“建构”出来的他者文化, 都不会触及西方种族根本戒律与文化范式的任何。或者说, “这些玩具娃娃象征和表征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商品文化之下的处境:它已经成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条简单而利润巨大的途径, 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表面上给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 但是失去了种族差异的特殊性”②。
四、结语:芭比文化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芭比文化就是消费对象本身。芭比娃娃从诞生至今, 其在玩具领域巨无霸式的全球扩张几乎从未停止脚步, 在差异化营销战略的部署上也一直渗透在社会性别和种族主义之中。芭比文化的盈利目标与资本主义及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对权力体制中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 在打造新一轮芭比文化与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③。
最后引用安·杜西尔的一段话, “听一听我们的语言:我们‘容纳差异’;我们实行‘种族宽容’。通过质询和普遍化的复合骨折, 他这不是按其自身的形象被复制, 而是按我们的形象去复制。如果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和‘他们’, 那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是我们。”所以芭比文化背后隐含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远不止这么简单, 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去看待流行的文化现象或许是需要我们长期探索的。
摘要：芭比娃娃从诞生至今, 其在玩具领域巨无霸式的全球扩张几乎从未停止脚步, 在差异化营销战略的部署上也一直渗透在社会性别和种族主义之中。芭比文化的盈利目标与资本主义及父权制的规训力量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对权力体制中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 在打造新一轮芭比文化与社会性别、种族的构建关系中异常隐蔽地操纵着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笔者尝试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芭比文化进行批判, 浅析芭比娃娃背后的性别与种族偏见。
性别视野 篇5
任何国家都是对现存的知识总体进行选择和加工,从而构成了学校的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均是社会统治阶层对现有各种学科知识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合乎价值取向的学科知识,也即为“法定知识”,而蕴含于这些知识中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即为“法定文化”。因此,从本质上说,课程内容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选择,是社会统治阶层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集中体现,它代表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即官方教育文本)对年青一代的行为、举止、知识、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它还是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多的文本材料,是学生认识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将对教科书中的性别文化信息进行分析。
有关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学者们已做过一些研究。如朱晓斌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五年制语文课本(1988年第2版),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四省市联合编写出版的全套小学全日制六年制语文课本(1988年第3版,四省市版),浙江省义务教育教材编委会编写的义务教育六年制(试用)1—2年级《语文·思想品德》(1991年第1版,简称浙江版)所做的分析[3];曾天山对人教版语文教材和中学英语教科书的性别分析[4];金庆花等对经国家教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订委员会审查试用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语文课本(1984年版和1998年版),对北京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1—4册以及全国九年义务教育教材5—6册所做的研究[5];史静寰等对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998年版)的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共12本)和社会教材(第1—6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小学数学教材(第1—5册)所做的分析[6];俞海燕对上海市S版(第1—10册)和H版(第1—10册)小学语文教材所做的分析[7]等等,其研究结果均表明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2001年,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开始启动,新的课程标准已经制定,新的教科书也投入了编定,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继续对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仅以现今太原市初中统一使用的《语文》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1年初审通过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选取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各上、下两册,共六册《语文》教科书中的全部课文,以课文中出现的主要不同性别人物作为统计对象,对其中所展现的社会角色进行性别差异分析。
胡森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曾经介绍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二战以来,出现了一种分析课本中偏见的类似传统,它是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之上的:课文和其他传导媒介中所含的明言及暗示的‘信息’,由于逐渐积累所产生的效果而渗透到读者的意识中去。研究工作是想通过测量某些信息的频率来揭示这种积累的性质。进行内容分析是假定一个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事项组成的领域,并求得有关的指标,这些指标可以用来测量某一事项在特定的一组信息中被处理的一种方式。领域的范围可根据一个特定的态度对象在课文中出现的频率来确定。表现这个态度对象的形式是其参照情境(即不同行动者在活动中所表现的特性),以及联系态度对象和它的参照情境的词语的分量和分寸。”[8]依据上述介绍,要构建一个教科书的分析框架,就我们来看,大致有两项重要指标:一是“频率”,二是“参照情境”(其中包括“词语”,因为“词语”是在一定的参照情境背景下出现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依据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不同,可以将社会角色分为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亦称归属角色,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如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赋予了种族、民族、家庭出身、性别等角色。[9]所谓自致角色,亦称自获角色或成就角色,指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自致角色的取得是个人选择的结果。[10]为了更清晰地对不同性别的社会角色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首先将课文中的全部社会角色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然后对它们进行频率分析,并对其中的自致角色进行情境分析。
一、频率分析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套苏教版的《语文》教科书中共展示了161个社会角色,其中男性角色121个,约占总数的75.2%,女性角色40个,约占总数的24.8%,可见,课文中女性角色的出现比例明显微弱。而且女性在真正意义上担任主角的数量也不多,只约占总数的27.3%。
人
二、情境分析
在不同情境下男女两性被赋予不同社会角色能更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他(她)们间的差别,我们将从人物角色类型以及人物角色品质两方面进行分析:
1. 人物角色类型
通过对教科书中自致角色的统计,在20种角色身份中,男性被赋予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有政治领袖、各学术领域中的专家、教师、普通劳动者、军人等;而女性被赋予的身份则相对较少,只有科学家、画家、作家、军人、教师、普通劳动人员和学生几种,比较贫乏(如表2)。
人
2. 人物角色特征
女性除具有善良、温柔、多愁善感等性格特征外,聪颖、坚韧、勇敢等也是她们的性格品质,她们与男性一道也是社会中的主角,对社会的贡献也同样巨大。然而在该套教科书中,男性仍被赋予了更多的优秀特征和品质,仍充当着更多的主角角色。如八年级上册《长征》节选中,描写了领袖人物毛泽东睿智、坚毅的人物形象,文中也提到了蔡畅、李伯钊两位优秀女性,但只是描写了她们载歌载舞的一面,以配合主角的形象出现的;在七年级上册名著推荐与阅读《汤姆·索历险记》节选中,描写了主人公汤姆的历险经历,体现了小汤姆勇敢、沉着、冷静、纯洁、真诚的性格特征,而一起历险的汤姆同学蓓姬则被描绘为软弱、需要保护的形象,对主角汤姆的性格特征起到了烘托作用;在八年级上册中,描写父爱和母爱的两篇课文《背影》和《甜甜的泥土》中,同样表达了两种深邃、刻骨铭心的父爱和母爱,但在表达情境上有些不同,《背影》中的父亲对儿子的爱是积极、主动的行为,而《甜甜的泥土》中的母亲却是流着泪,通过传达室的老头把一份爱转给儿子,这是一种躲避、怯懦的行为,当然其中包含一些客观因素,但给读者呈现的的确是一份怯懦的母爱。像这样具有明显性别特征反差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行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中仍存在一定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语文》教科书中,男性人物角色出现的频率比女性高,他们被更多地赋予了政治领袖、各种学术领域中的专家等自致角色,而女性则多担任普通劳动者、学生等自致角色。而且经过统计,在该套教科书中男性以主角出现的频率也高于女性。在具体的情境中,女性仍被描绘成传统女性的形象,比如需要保护、怯懦等;而男性则具有更优秀的人物特征,如博学、睿智、勇敢、坚强、舍己救人等。然而众所周知,古今中外有不少杰出的女性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她们独立、自主、才华横溢,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她们的光辉是不可磨灭的。同样,男性也并不是拥有人类最多的优秀品格,他们也是人,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和缺点。《语文》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课,其在传授语文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语言、阅读和写作能力,训练学生思辨及表达能力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课文中所塑造的不同性别人物的特征是学生认同自身性别的机会,也是学生确认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因此,课文中对男女两性角色不真实、不全面的描述对于正处于心智发展迅速且可塑性很强的中学生来说,影响将相当巨大。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性别的人物角色在教科书中的出现频率尤其是作为主角出现频率的不同,致使不同性别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会形成不同的思维定势——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并担当主角,而女性却常常是“隐身的”和“无涉的”,由此,不同性别的学生在潜意识中会形成对事物(包括机会)的不同态度和行为。男生会更关注自身及其发展,更积极地争取机会,而女生却因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在很多情境下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局外人而丧失了进取的机会。
其次,不同性别人物在教科书中所担任角色的不同,使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认识上产生误区,认为事实就是如此,也理应如此。女生则失去了可资效仿的偶像性榜样,而偶像性榜样是她们激励自己、增强自信的源泉;男生则遭受了更大的压力,有的则不堪重负,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再次,不同性别人物角色在教科书中所具有的不同性格特征,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不同性别学生的样板,他(她)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朝着人们认为的方向发展。因此,造成不同性别个体并不是按照自身性格特点来发展自我,而是去仿效固定的模式,这样最终将不利于个体身心的健康成长。
如果我们单独审视一篇课文、一本教科书,则教科书似乎并不足以对不同性别个体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每本、每学期、每学年,则教科书对不同性别个体发展的影响便具有连续性和持久性,教科书中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就会对不同性别个体产生一种“累积效应”。累积的最终结果将使女生越来越不认同自身的性别,自卑感逐渐内化,从而使她们逐渐丧失不断进取的勇气和信心;相反,男生则从教科书中受到了更多的鼓舞和激励,从而不断地提升自我并积极进行自我实现。这种状况如果反映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女生就可能会因对自身的质疑或角色定位的不准确而无论是在争取机会的动机以及实际争取过程中都略显迟疑,则更多地错失机会;相反,男性潜意识中对自我角色的定位将促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去尽力争取这个机会,从而在未来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可见,教科书中的性别倾向对不同性别个体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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