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精选8篇）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1
当前, 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各项措施来提高农村教师的质量, 但当前针对农村教师的国培计划乃至各种培训措施的施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各类培训措施的质量亟待提高。农村教师培训质量低下的另一原因还在于农村教师待遇低、教师缺少对教师身份的认同。认同感是人的一种意义感。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指教师对教师职业所应持有的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的认同, 进而对教师职业规范遵从的现象。身份认同感能够帮助教师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使教师在职业生活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当前, 一部分农村青年教师并没有将教师职业视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而准备随时“跳槽”。同时, 与传统的农村教师相比, 许多农村青年教师不再认为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些现象反映了农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它是教师对“教师是谁”、“教师应该做什么”的一种身份焦虑和不认同。我国多元化社会的来临加剧了社会职业的流动, 当教师职业无法给教师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时, 当他们无法在自身职业中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时, 他们可能会不专心从教, 对教师职业产生不认同, 甚至会选择离开教师岗位。近年来, 农村青年骨干教师流失严重。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职业流动性的加强, 农村教师身份认同的这一危机将会更加突出。
一、导致农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
1. 农村学校所处的环境导致教师缺少归属感
教师对身份的认同是在教师职业生活中不断发展的。农村学校的环境常常给人一种无力感。农村生活不便, 缺少文化娱乐场所, 缺少专业发展的平台, 使得教师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许多农村学校, 教师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者住房条件很差, 这样的环境让许多农村青年教师缺少一种归属感。他们多在大城市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 清楚地知道城市与农村存在的巨大差距, 因而他们在农村学校中容易产生一种挫折感, 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对农村教师职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他们会想方设法调往城市, 或者从事第二职业, 或者寻找改行的机会。由于农村青年教师多拥有较高的学历, 因而也容易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所以, 他们可能比老教师更容易离职, 或从事第二职业。如果一名农村青年教师进城无望, 他就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不起热情, 对中老年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进而, 这就会产生教师身份的认同危机。他们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教师, 另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农村教师, 并逐渐失去在农村教师职业道路上积极前行的自信和勇气。
2. 对农村教师利益的忽视影响了教师的幸福感
农村教师待遇低, 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农村教师视为一种奉献的职业。传统的教师形象是一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形象, 是被他人的道德感所赋予的。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 是辛勤的园丁……, 但教师唯独不是他自己。这些对教师职业的描述, 难以获得青年教师的认同。当农村教师面临实际生活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将以往高大的教师形象视为一种欺骗, 并对教师身份产生强烈的不认同感。人人都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望, 教师也不例外。如果教师的利益得不到尊重, 就会导致教师在物质上的丰富感和精神上的成就感出现双重缺失, 并且导致其业务能力得不到提高, 停滞不前。教师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敬感没有了, 对前途感到困惑了, 他们就会变得消极, 甚至会排斥教师的积极行为, 导致教师的行为失范, 进而呈现出一种教师道德行为的虚无性。教师难以从他从事的这一职业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进而导致教师缺乏幸福感。
3. 不合理的教师管理制度使教师身份认同感缺失
农村学校办学经费困难, 供学校管理者可调配的资源不多, 加之管理水平有限, 他们常常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在这种高压下, 更多的教师选择屈服。为了应付上级的频繁检查, 教师被迫作假, 甚至逼迫学生说谎。绩效工资实行后,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学校管理者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学校, 实行定岗、定编、定责, 按照统一规范, 对教学进行全程量化的管理, 并将绩效工资的发放同量化考评结果挂钩。教师成为学校流水线上的工人, 学生成为产品。学校根据产品的统一质量即学生成绩进行评估。复杂的教学过程、丰富的师生教学活动、学生精神面貌和道德的成长, 变成一堆可以进行量化并能相互比较的数据。学校对教师的控制变成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视。农村学校这些刚性的评价制度, 导致教师自我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 教师难以摆脱它们的束缚而去追求教育本真的东西。不合理的绩效工资评价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教师只关注可被量化的工作。教师的每项工作被标上了一定的价格, 教师的爱心被金钱来衡量, 但金钱买不来教师对学生的爱。当教师的一切工作都被用钱来衡量时, 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不断被解构。教师在这种状况下, 工作压力巨大, 易形成职业倦怠。在不合理管理制度的规训下, 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不断丧失。
二、农村教师身份认同感危机的化解
1. 尊重教师利益
教育管理部门要考虑教师身份认同感形成的机制。教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教师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教师。在我国, 社会往往过多地给教师扣上诸多“帽子”, 只关注对教师身份的道德诉求, 而忽视了教师作为“人”的人性。社会只从教师职业道德和要求的角度去评价教师, 仿佛教师生活在真空中, 却忽视了教师的需要和个人价值。在《自私的德性》一书的“导言”中, 安·兰德说, “道德的目的是阐述适合于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人关心自己的利益, 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1]。教育行政部门忽视农村学校教师利益的做法, 导致农村学校许多优秀教师流向了城市学校, 从而扩大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一些青年教师在农村学校锻炼成为优秀教师之后, 多调往城市。农村学校已成为城市学校的实习基地。因而, 学校管理者在行动中应考虑如何将教师的自我利益选择与正当性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得到整合。教师的自身利益能否得到认可与保障成为教师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2]。学校管理者应该关注教师的利益, 满足他们的需要, 解决教师的待遇、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 保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只有这样, 才能使教师安心工作, 既留住他们的人, 也留住他们的心, 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同时, 教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能不断强化自身对职业的认同。社会及学校应加大对农村优秀教师事迹的宣传, 提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从而影响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
2. 引导教师关注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 提高教师的幸福感
教师道德应强调教师存在的生命价值和对教学生活意义的关注, 展现教师积极真实的自我。因而应让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是教师安身立命的基础, 帮助教师寻找一种能实现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方式, 增进人生的幸福感。在德国伦理学家石里克看来, “人们不应该追求幸福, 而应力求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3]。因此, 还应引导教师正确理解幸福, 使他们成为努力追求幸福的人, 并完善教师专业成长平台, 让他们能够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在教育实践中, 教师的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实现教师的身份认同, 进而促进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反之, 消极情绪体验则易造成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 并引起对改革的抗拒[4]。因而在教师培训中, 应根据农村教师的特点, 加强教师的教育哲学培训, 促使其反省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激励教师热爱教师职业, 提醒教师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 在乎自己的反馈。要求教师反思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 什么是充实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或者什么构成高尚的生活。引导教师追求生活的平实, 领悟为师之道, 思考如下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教师?这些问题的思考要使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不仅仅是糊口的饭碗, 而且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阶梯, 让教师在具有自足价值的教师职业生活中, 不断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3. 构建一种积极有为的教师文化, 全面考核教师绩效
教师对其身份的认同是在不断地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对教师提出高要求, 并相应地提供持续支持, 将有助于他们不断进步[5]。针对农村学校文化比较沉闷的现状, 应树立一种积极有为的校园文化, 创设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学校要建立一种以绩效和能力作为驱动的积极上进的文化。首先, 在管理上实行绩效管理, 加强与教师的沟通, 全面考核教师的绩效, 并宽容教师的失败。让教师在绩效工资发放方案的制定、反馈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 使他们获得一种自足感和满足感。在评定方案中, 要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其次, 为教师提供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能使全校师生处于一种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良好环境中, 让教师工作心情舒畅, 减少因绩效工资方案带来的不良影响。学校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针对农村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 积极开展各种集体活动, 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读书会等, 使教师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温暖, 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最后, 在农村教师待遇较低的情况下, 学校管理者应给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研究表明, 分享领导权是学校留住优秀教师以及吸纳新教师的有效手段[6]。赋予教师权力, 能使他们获得满足感, 在实践中获得身份的认同。
4. 指导教师的职业规划, 为教师提供发展的机会
学校各种管理措施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奖惩, 更重要的是促进教师的发展。学校管理者应引导教师进行职业规划。首先, 要引导教师认识到职业规划的意义, 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随着农村教师待遇的进一步提高, 农村教师吸引力的增强, 他们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其次, 教给教师职业规划的方法。引导教师对自己的生涯发展目标进行设计, 并制定出实现每一个目标的相关措施, 指引个体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引导教师寻找关于“我是谁”与“我将走向何方”等问题的答案, 使教师科学地规划生涯发展目标, 更好地实现教师发展。最后, 学校管理者还必须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获得, 而且也包括获得理解这些新观念和重新解释过去经验的新框架[7]。因而, 应让教师深入到实际环境中去做、去体验、去感悟、去反思, 从中细细地体味和咀嚼教师职业幸福的真正所在, 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安·兰德.自私的德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4.
[2]曲正伟.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7) :34-38.
[3]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71.
[4]李茂森.论专业身份认同在教师研究中的价值[J].上海教育科研, 2009 (9) :33-36.
[5]Barber, M.&Phillips, V.The Fusion of Pressure and Support[J].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2000, 1 (3) .
[6]阿尔玛·哈里斯, 丹尼尔·缪伊斯.教师领导力与学校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13.
[7]Dan Battey&Megan, L.Franke.Transforming Identities:Understanding Teachers acro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Classroom Practice[J].Teacher Education Quarterly, Summer 2008:145.
文化认同不等于身份混淆 篇2
出生在荷兰的李伟汉，青年时突然对每个人的“根”产生了好奇，他开始帮助人们寻找自己的根。他的一位客户是委内瑞拉人，从外表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华人痕迹，但通过家谱，委内瑞拉人发现自己的家族其实来自福建某县。照片展示了该家谱上的一位堂兄—一副地地道道的中国相貌。这是纪录片《下南洋》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在南洋，很多地方的华人还保留着按辈分起名的传统。此外，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等传统节日是南洋特别重视的节日，节日气氛远超过国内。在国内逐渐被淡化的传统，在南洋土壤上拥有顽强的生命力。“‘礼失求诸野’，这是文化传播中非常普遍的现象。中国在这一百年当中经历的动荡和变革是东南亚国家没有体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陆的文化受到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鲸表示。
但另一方面，文化的保留并不意味身份的混淆。如今的南洋，华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普遍较为清晰，“遇到国际体育赛事”，汪鲸说，“他们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赢。”
缺失：国内南洋研究尚无成熟叙事
在国内，南洋研究并非显学。南洋研究的基本资料都在西方，而西方少以华人为研究角度;另一方面，国内对南洋的研究基本都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框架下，一直没有成熟的历史叙事。
南洋的文化交融情况与国内一线城市及西方有明显不同。最简单的例子，外地人进入大城市，被当地强势文化同化的可能性远大于他对当地的改变，这样的文化传播带有倾斜度。在中国大陆，中华文明是主体，西方文明是外来者;在西方则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华人进入西方，还是外国文化来中国，最后总归容易受当地文化影响。
南洋不是。
中国海域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海洋的阻断，受中国的影响较中国领土接壤国家诸如朝鲜要小得多。然而，航海时代一开启，东西方文化先后进入，南洋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洋是中国去海外的必经之路，二者有很长的贸易传统，所以中国对它的影响很深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吴凤斌说，中国对南洋的影响方式主要通过经济贸易，西方对南洋的影响则主要靠武力入侵。
南洋更像一张白纸。对它来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全是外来者，在这个舞台上，两者是真正的、公平的、文明的竞争。这个时候，更容易看出来哪些东西是好的。南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分辨的机会。这是南洋对我们的最大的意义。
反思：从南洋会馆和人情关系出发
在南洋，由于相关政策宽松，华人社团的数量相对人口总量值，要比国内大得多。很多华人会同时加入多个社团，即便是不大热衷参社的人，一般都会参加两个社团：一是地方社团，一是宗亲会。
这些会馆有多重要？当地华人举例说明：早期，如果一个广州人，哪怕是偷渡到的南洋—也什么都不需要带，只要找到地方会馆，对方听出你的口音，就可以住下。安顿好后，地方会馆会为新的加入者找工作甚至婚配。这样一来，这些人的后代，一生都会受社团影响，也知道社团对自己家的帮助。一旦飞黄腾达，资助这个社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些东南亚社团起源于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将其溯源到“天地会”（三合会）等反清组织在南洋的传播。如今，“帮权政治”“华人会党”都是华人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有组织的社会团体能协调各自利益”，“对华侨社会的各种组织都有影响，甚至起支配作用” （详见《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24-46页，汪鲸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但另一方面，“一些社团诸如华人会党也逐渐走向行业垄断和犯罪领域。”汪鲸在书中写道。
人情社会是中国及南洋共通的地方。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麦克法兰说，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家族，西方文化的根基是商业。商业重视合同，血缘家族重视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跟西方现代文明接触后，中國要学会怎样将契约精神和血缘社会结合起来。
浅谈当代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 篇3
身份的英文“identity”, 张静在她的《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中认为身份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 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 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 (1) 教师身份则是指因获得教师职位而获得的一种社会位置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属性, 具有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 教师的身份认同特指教师对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
1.1 认识与认同的区别
认识只是对事物的了解与理解, 而认同则是对事物特征的认可、内化并进行自主建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或单一的实体, 教师身份认同的发展也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称” (2) 当教师个体对“我是谁”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 对教师的身份产生认同就会有意识地塑造自己使之成为想要成为的对象。
1.2 教师身份认同与教师角色的区别
教师身份认同与教师角色不同, 角色是在社会位置中的行为模式, 是社会对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体的身份提出的要求, 教师角色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是结构化的, 是社会结构的结果;而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对“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回答, 包括了个体我与社会我两个层次, 是二者的统一体。用利科尔的说法, 前者是指“作为个性的身份认同”, 后者是“作为共性的身份认同”。教师的身份认同即是对这两个“我”的认识和内化, 强调个体的自我认识与信念的呈现, 是教师体认与社会角色的统一。
2 当代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价值成因
教师的身份认同是“教师”根据自身利益与外部因素综合考虑完成的教师。首先是人, 同时处于社会之中, 教师也要生活, 教师不是“道德人”也不是纯粹的“经济人”, 还是“社会人”。教师的合理要求不能得到满足, 教师的利益得不到实现, 教师自然而然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困惑并会感到迷茫, 正式对待这种利益机制的态度, 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师在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行为抉择。社会关于人价值的判断标准及教师作为人的固有的弱点对教师的身份认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1 经济至上的价值判断
教师身份认同包括教师的经济利益和教师的人性价值。但是这个社会扭曲了人生最为重要的东西, 把物质积累的过程抬高到人生最为重要的水平。托尔斯坦.凡勃伦提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 金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身份的核心要素, 教师不是一个高收入的群体, 至少他们经济投入与经济收入之间是不成比例的, 金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即使是那些对财富并不看重的人们也会感到一种追逐财富的迫切需要, 因为他们要避免社会对他们的忽视, 而教师的职业注定不可能像商人那样有机会成为富人, 或者在瞬间积累大量的财富。贫困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不是身体上的痛苦, 而是贫困带来的精神上的羞辱感。因此教师会产生焦虑, 对自己付出与收入不成比例的焦虑, 这种焦虑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教师对自我身份的不安全感。
2.2“势利者”的合理存在
当今社会的很多价值观念、思想渗透都对教师的身份认同提出了挑战。教师对自己的社会位置要进行重新的估量和定位, 教师的身份认同也随之改变。身份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物, 在这个社会中身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教师无法在一个快速发展、动态的社会中获得一个自己期待的稳定的身份。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势利的而平等精神却又深入人心的社会, “势利者”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新鲜事物, 而平等精神才是社会发展的新鲜事物, 势利最早是指没有显赫身份的人, 直到近代平等民主的精神深入人心, 只有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 “势利”这一带有贬义和歧视的用于才可能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还在于“势利者”的歧视, 而我们又无法改变这种歧视, 我们认为“势利者”的存在是合理的, 对“势利者”的歧视现象表示接受, 无法忍受的是歧视的对象是自我。在儿时, 我们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却能够获得亲人、社会全部的宠爱、社会的包容, 但是成年之后, 社会的约定俗成要求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上进, 拥有地位、权势, 我们才能寻回儿时拥有过的充分的无条件的宠爱与认可。
2.3 对比下的心理失衡
自我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是由于教师与同一层次的人进行对比所产生的羞愧感造成的, 特别是与曾经是同学的成功商人或者公务员。我们会认命自己的“矮小”, 当我们处于一群“矮人”中间, 但是当我们向外面敞开大门, 当我们接触到新鲜的空气, 我们发现本来在我们的意识中应该与我们不相上下的同学、朋友有着比我们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有着更高的社会声誉, 那么嫉妒、愤恨就会接踵而至。开放的社会, 校际之间的沟通, 信息时代使我们接触到更加广泛的事物, 我们发现了生存原来的生活圈以外的其他状况。攀比、嫉妒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的心灵。教师不再是一个接触单一的群体, 在与外界的接触中, 教师难免会发现我们不如其他人, 因此难免心生焦虑和不安, 祈求能够改变现状, 对自己的权利、地位产生怀疑。总想着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 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多数人则会一直消沉。这种无限期望引发的焦虑感除非教师能及时认清自己, 否则无法得到排解, 将伴随教师的职业生涯。
3 一种“规避”式的缓解
规避即设法避开, 既然是避开就无法解决, 只能是避开了不利因素从而保护规避者。教师作为社会中渺小的一分子, 无法改变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无法磨灭的人性弱点。因此教师只能改变自己, 而文学、漫画、旅游等恰是最好的规避方式。
3.1 用文学唤醒教师对内在生活的关注
教师身处学校, 具有很强的资源优势, 书籍永远都是教师成长的伴侣。工作之余, 教师可适当阅读文学书籍。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对一个教师来说至关重要, 文学是对现实的批判, 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文学能够陶冶人的情操, 缓解教师庸俗化的速度。《过去的教师》中提到很多的名人名师, 这些教师尽管术业有专攻,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他们都有极高的文学修养, 国文教师自不必说, 数学教师、化学教师均有着渊博的文学知识。文学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功能, 引导教师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我们的生活世界及身份体系。可以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其中所提倡的道德价值观, 文学可以唤醒他人对生活的内在价值的关注, 对一些传统的衡量标准提出挑战。“悲剧”使我们在全然无辜和罪有应得之间架起一道道德的桥梁, 让教师们在面对事物时多一份包容与同情。而这正是生活的常态, 改变非一即是的习惯, 可以缓解因为固执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
3.2 在漫画中寻找心理平衡
教师必须拥有幽默的细胞, 具有自我解嘲的能力。漫画让我们在笑声中发泄心中的不快, 对一些不能说或不能明说的社会不公进行嘲笑, 通过笑声表示教师的抗议和批评。漫画用幽默诙谐的笔法获得了一种道德教育的目的。玩笑可以引导他人纠正错误, 改善品德, 养成良好的习惯, 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身份焦虑, 使之维持在一个适中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忧虑很多是一些无法言说的隐秘缺陷, 而笑声则把这种缺陷含蓄地揭露出来。漫画让我们确信有比我们的处境更加糟糕的人群的存在, 这种排解的方式尽管有些低劣, 但毕竟符合了人性的弱点。当教师无法排解心中的不快, 何不借助于漫画, 同时也能培养教师的幽默感。
3.3 在旅游中认清世界的本质
旅游可以缓解教师的身份焦虑, 广袤的空间与废墟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生命在大自然的面前如同尘埃一样渺小。大自然的杰作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实地理解世界, 理解并不是总能防止问题的发生, 但是它在某种范围内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 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去面对问题, 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受害的感觉、困惑的感觉, 改变被动的处境。遗迹则可以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变得虚幻, 它会对人生的最终结果进行诠释, 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开。基督教的伦理精神认为:“减轻一个人的焦虑感不是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而是告诉他世界会变得更加糟糕。”教师不应该只是专著于书籍与学校, 与其他职业不同, 寒暑假给予了教师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 旅游也应成为教师生活的一部分。
摘要：本文通过对教师身份认同的概念进行分析, 挖掘出当代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社会价值成因, 从文学、漫画、旅游等对人内心作用的角度找出缓解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方法。
关键词：教师价值,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危机
参考文献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4
关键词：《围城》 留学生 文化批判 身份认同
自《围城》这部“奇书”[1]1947年问世以来，人们将其视作学者小说[2]、哲理小说[3]、讽刺小说乃至爱情小说，狂热地阅读、研究、崇拜[4][5]甚至“痛诋”[6]。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围城》的主题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该书“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 [7]对中西文化进行的独具慧眼的评判。而小说的背景和人物的典型性的确利于文化批判研究----该书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末，主要场景为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校园，都是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人公则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后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而其他许多人物也是留学生。书中对于留学生这一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文化批判正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一.《围城》的文化批判研究
一些研究者[8][9][10]指出：《围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弊害和西方文明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另有研究者[11][12][13][14]主要讨论了该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有研究者关注崇洋文化批判[15]；还有研究者[1][2][16]讨论该书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化的批判，这就涉及了当时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在许多相似角度的研究中被称为“中西方文化合流”、“中西文化碰撞”、“东西方文化夹缝”、“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 “磨合中的中西文化”或“接受西方文化与固守传统文化的两难境地”等。对于此种文化结合状况的评价也比较一致，往往用“荒谬”、“矛盾”、“畸形”、“夹生”、“分裂”、“错位”、“半土半洋”、“不伦不类”等词语来形容，当时的知识分子则面临“痛苦”、“挣扎”、“彷徨”的“精神危机”。
对于这种中西文化错位结合，《围城》中的赵辛楣已有评价：“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17]（P208）鲁迅也说过：“什么主义、思想，一到中国就变味走样。”[2]《围城》中具体的生动例子更比比皆是：“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P31）张吉民先生家里“盛产”这样的畸形、错位：张太太“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P41）夫妇二人一方面培养女儿“洋本领、洋习气、洋时髦、洋姿态”，但另一方面在女儿的婚事上，又“保有他们家乡人的传统思想……”（P37）这样充满文化矛盾的例子还有：董斜川一方面“英年洋派”，另一方面又言语做诗离不开“同光体”；曹元朗更呈上“杂凑乌合、拉杂错综”的“拼盘姘伴”的大作。
李兆忠在他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化》[18]中针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困境提出的两个概念“骡子文化”和“假洋鬼子”，令人印象深刻。他以“骡子文化”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化命名——其“父母”分别是近代西方文化这匹马和传统中国文化这头驴，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化自身认同的困境和身份的尴尬。而他对“假洋鬼子”一词丰富内涵的解释剖析了在中西文化碰撞、错接过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他认为其中既有不实的想象，又有盲目的排外，有傲慢自大，又有真心敬畏，甚至还有憧憬向往。遗憾的是，《围城》中的一些留学生却偏偏成为了“假洋鬼子”，跌跌撞撞地追随着狂奔的“文化骡子”，甚至还成为“快骡加鞭”、推波助澜的角色。因此，李兆忠提醒：作为留学生，不要被一直呼声甚高的“中西合璧”迷惑，要警惕走入“中西合污”的歧途，另外还需要始终有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这种提醒，连同上述对各类研究的总结，引导我们把对《围城》文化批判的研究聚焦在留学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上。由于“留学生”一词在中国有多重含义，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在本文中该词的用法与《围城》一书中一致，指“归国留学生”。
二.关于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基础有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19]在文化研究角度中可以指包括语言、宗教、教育、地位等文化因素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指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身份特征：地域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20]本文中的“身份认同”，当然是指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我（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归属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体现出来。[21]显然，个人文化身份认同受到家庭、教育、社会等因素影响。
对于留学生来说，其“文化身份”前又可加一“跨”字。付永刚指出：一个人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且长期在其中生活、学习、工作，其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会受到影响，产生不同于单一文化身份的跨文化身份。[22]Kim则把跨文化身份描述为：“正如文化身份反映的是个人与某一血缘/或社会团体的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一样，跨文化身份也可以被视为个人与不止一个这种团体的一种心理上的联系。跨文化身份的含义还包括一种重要的自我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并不限于自己的社会团体，也延伸到其他文化，因而形成了一个超越狭隘的团体利益、理解并认同他文化观点的世界观。”[23]
我们可以看出，付永刚上文所谈更适合出国留学生，不过，出国留学生和归国留学生是同一主体先后担任的两种性质类似、关系紧密的角色，都具有跨文化身份的特点。对于归国留学生，更具体、契合的应该是与反向文化冲击有关的身份认同理论。反向文化冲击通常是指归国人员回国后对国内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对国内社会现象的种种误读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混乱感[24]，与此相关的理论有：Sussman[25]创建的文化身份模型理论（The Cultural Identity Model：CIM），Hall[26]提出的民族身份心理（Psychological National Identity），Alder[27]概括的四种性格类型的文化回归者，Tohyama[28]归纳的四种文化身份转变类型等。
三.《围城》留学生畸形的身份认同
《围城》中这批留学生和其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处于文明冲撞的重要时期，本应肩负起双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外来先进的文明，取其精华，造福社会；另一方面是反省和“重构”传统文化，使之获得新生和发展。按照前文Kim充满乐观态度的描述，他们应该能“超越狭隘的团体利益、理解并认同他文化观点。”这种使命和描述都是其文化身份的应有之义。而《围城》中留学生们身份认同的实际情况又怎样呢？我们可从文化身份的两个过程（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来寻找答案。自我认同是指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自我认可并对其他文化群体或同一文化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的形象；外部认同是指他人赋予某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的形象。[29] 《围城》中关于以上两方面的信息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先看自我认同。留学生们自己在“盛名之下”、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P30），有时甚至感到高处不胜寒：在面临不愿送两位女同事回家的尴尬时，赵辛楣说：“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P239）但他们这种荣耀感的来源却实在不敢恭维：方鸿渐在准备“学不成归国”时，受到父亲岳丈两面夹攻，因此知道了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P9）同样，留学生们借方鸿渐之口说道：“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P75）在鸿渐教书遇到困难时，立刻懊悔“留学外国，没混个专家的头衔回来，可以声威显赫，把藏有洋老师演讲全部笔记的课程，开它几门……”（P202）这就是他们对留学生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可”和“表现出来的形象”。
书中对留学生身份的外部认同也有各种评论。钱钟书先生对当时的留学热以冷静的眼光进行了无情的剖析：连学国文的人都要出国“深造”，因为其他理工政经科目“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P8）社会各界也对留学生有着妙趣横生的“好评”：汪太太在怂恿方赵二人来相亲时夸奖：“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P222）方父关于在“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妙论”中所说“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肯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P31）”更是直白地表露了这位前清举人、乡绅名士对留洋及洋人的崇拜和敬畏。就连方老太太也夸奖：“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P30）可见当时社会对留学生的“期许”和“厚望”只关个人私利，充满庸俗市侩，与国家民族福祉、文化文明发展全无干系。
四.《围城》留学生病态的人物形象
如李兆忠所说，没有正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留学生会象《围城》中所描述的那样，甘当“假洋鬼子”，紧追“狂奔骡子”，沦为可笑、可叹、可悲的形象。
三闾大学校长、“老科学家”高松年是书中留学生“群英谱”中坐“头把交椅”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资历，更因为他的行为不幸地集中印证了《喧闹的骡子》[18]中的悲观论点---“不伦不类的骡子文化”加“中西合污”。他研究生物学学会了“适者生存”，所以回国最能适应环境，由“生物系统论”发展到了“管理系统论”，声称：在这个健全的机体里，容不得特殊人物，而“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分子”。（P182）这种治校理论哪有一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的专制思想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现代大学中幽灵作祟。这位“老科学家”兼“老留学生”不但“走出去”，还热心“请进来”，准备实施从牛津剑桥引进的导师制，而经过“改良”的导师制比德国纳粹党教育制度和明朝文字狱还要反动、厉害。（P208）这场闹剧的“友情客串”---教育部视学更是留学生“假洋鬼子”形象的最佳代言人---“开口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P210）
同样是“资深留学生”的韩学愈花钱买了个子虚乌有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把自己在国内娶的白俄老婆当作美国人隆重推出。曹元朗则“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P75），其《拼盘姘伴》更体现了对西方文化文学“去其精华而取其糟粕”的盲目追逐和拙劣模仿。同样留学英国的褚慎明则连蒙带骗、投机取巧、两头撒谎、四处招摇（P81）。
这些留学生不仅没有成为民族栋梁、国家进步的推动者，甚至算不上知识分子，“不过是打着知识幌子的社会渣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诞生的畸形儿。”[30]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文化怪胎”，其聚会的场面不过是“文化的杂耍嬉戏”。[1]他们缺少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远大理想，要么忙着混个官当，所谓“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要么想发点国难财，如婚后转行热衷走私的曹元朗、苏文纨夫妇。
五.《围城》留学生扭曲的生存环境
Hall[26]认为每个人都有国家和文化双重身份，一个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是由其受某种文化影响决定的。文化身份感强的海归人员经历较少的反向文化冲击，而文化身份感弱的则会感受到很强的反向文化冲击。这与Sussman[25]CIM模型中关于肯定的文化身份（Affirmative Identity）的观点一致，即对母国或主族文化认同者在回国时遭遇较少烦恼。这些理论本意是帮助留学生顺利回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讽刺的是，当我们借此来分析书中的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归国成败关系时，却有意外的发现。
书中的留学生可分两类，一类是方鸿渐、赵辛楣这一对难兄难弟，他们是正面人物，却也是失败一方。方鸿渐自不待言，而赵辛楣先在上海的情场败给留学生曹元朗，又从三闾大学的职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对于后者老留学生高松年“功不可没”。另一类则是钱钟书先生讽刺、鞭挞的“成功者”们：高校长“适者生存”、“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精”、“科学家进爵”；韩学愈成功地盼到了方鸿渐停聘，跳跃欢庆太太的国籍和自己的学位得到了“证明”；曹元朗异军突起“抱得美人归”，更捞到了作为嫁妆的肥差；褚慎明成为了“中国新哲学家的创始人”。很明显，与赵钱二人的不合时宜不同，他们归国后如鱼得水，所谓“反向文化冲击”对其根本不存在，表明其对“母国或主族文化”是肯定的，文化身份感是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文化身份绝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高洁、气节在其身上荡然无存。这些成功人士所认同的文化是前文所说的是30年代中西方对接错位造成的病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所认同的文化身份是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就的畸形身份。反观方鸿渐，在《围城》结尾他被比作如泥娃娃、老时钟一般“落伍”，可见他对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不肯定、认同。
正是这种不肯定、不认同保全了他的正面人物身份，因为这“主流文化”是扭曲的殖民文化，正如张清华[1]所概括的：西方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只是点缀和装饰，而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顽固而腐败。输入的西方文化只不过像方鸿渐所说的“梅毒”和“鸦片”一样，是表层的、负面的、堕落的，实际上也背离了西方文化核心价值。扭曲的社会文化造就了留学生们畸形的身份认同，培养了种种病态的人物。
六.结语
在《围城》的结尾，钱钟书借祖传的老钟表达对人生的“感伤”，同样也流露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感伤”，他指明了事实，暴露了问题，却没有提供答案。但正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谈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这是他保持思想语言的独立自由的前提。[31]而梁丹译把《围城》比喻成医生，尽管没有开出如何肃清文化糟粕的处方，但它对之进行了“确诊”和批判，价值巨大。[13]
今天，我们一方面似乎可以乐观地认为：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30多年来，随着中国走进现代、走向世界，今日的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身份已经逐步变得明确、正常而健康；但另一方面仍需要把钱钟书先生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提醒，警惕在留学生文化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中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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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5
关键词：身份认同,亚文化,Cosplay
1 选题背景及意义
Cosplay是“costumeplay”的缩写,译为“角色扮演”,是指以服饰和道具的搭配,加上化妆造型和身体语言,扮演成自己喜欢的角色。
Cosplay作为动漫产业链的衍生产品,与动漫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典型的青年流行文化,具有“小众化”“新人类”的亚文化特点。其参与人员主要是对动漫产品感兴趣的青年粉丝群。他们通过角色的扮演来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心理的满足等一系列需求,同时也不断丰富其产业文化的内容,创造了新的消费符号。
2 Cosplay的亚文化特征
2.1 Cosplay是一种群体性文化
Cosplay的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群体或者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目前与Cosplay相关的社团不断涌现,如“重庆世纪诺亚”“杭州304”“北京Cosplay梦社团”等。他们在舞台上以群体的方式进行表演,台下则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有强烈的集体感。
2.2 Cosplay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
高质量的Cosplay作品,除了服装道具的高度还原,还包括角色扮演者对“母体”角色立体丰富的认识,以及在高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过程。
2.3 Cosplay是一种反抗性的文化
青年亚文化的通常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抵抗。青年群体由于要面对成人所规范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不愿意接受这种成人主导的文化规范。
3 Cosplay与身份认同
3.1 Cosplay与个体身份认同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Cosplay主要以动漫作品为生产的基础,而青少年则是动漫的一个既定目标群,动漫作品的内容大多洋溢青春气息,且具有个性化的角色描写,天马行空的情节展示,完整的故事框架都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能够生产属于自己特定意义的空间。
3.1.1 角色扮演的自我认同
Cosplay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扮演”是Cosplay文化实践活动的关键部分,青少年通常通过扮演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来实现截然不同的体验。“扮演”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另一部分自己,实现一个“完美版”的自己。“反抗与矛盾的嵌入与展现都位于现象的最表层,即符号层面”青少年个体通过选择扮演不同的动漫角色,来反抗现实中的自己,达到内心所期待的自己。
3.1.2“易装”与性别认同
“易装”是Cosplay活动中另一普遍现象,我们经常会在Cosplay展上看到女性coser扮演男性角色,男coser扮演女性角色。很多Cosplay爱好者以“易装”作为自己固定偏好且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名气,如“岚陵萧萧声”“E感应少年”等,Cosplay中的易装很大程度上处于角色扮演者本身对异性的好奇心和幻想以及另类体验,不仅如此,易装还承载着青少年对性别刻板划分做出的颠覆性突破以及对性别认同的体验。
3.2 Cosplay与群体身份认同
国内Cosplay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有着密切联系。互联网是Cosplay作品展示、信息交流及社群建立最便捷影响最大的空间。绝大部分的Cosplay活动都是以社团形式为主,角色扮演者通过对动漫“母体”角色的展示来标明自己的地位,获得群体归属感。
3.2.1 同类群体的身份认同
Cosplay群体通常以社团形式组成,角色扮演者通过各种方式与群体内部成员交流沟通,国内关于Cosplay的论坛有“Cosplay 8”“Cosplay王国”“Cosplay首席社区”等,Cosplay赛博社区主要的构成内容有:Cosplay活动的信息交流、社团cos活动参与者招募、Cosplay作品展示等。
3.2.2 区别于其他族群的身份认同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Cosplay群体成员为了凸显族群的差异性,通过划分各种边界、树立群体形象等方式来建构群体身份。
4 总结
Cosplay文化与摇滚、粉丝文化一样都是青少年群体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方式。而信息社会的开放与多元化则为这种繁荣带来了便利。Cosplay也是受益者之一。青少年群体通过Cosplay的创造性和戏剧性的演绎,张扬了自身关于自我、成长、身份和性别等一些列问题的独特表达,使其与成人群体的差异愈加明显,并积极构建了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环境。
参考文献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6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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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7
一《.围城》的文化批判研究
一些研究者[8][9][10]指出:《围城》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弊害和西方文明的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另有研究者[11][12][13][14]主要讨论了该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也有研究者关注崇洋文化批判[15];还有研究者[1][2][16]讨论该书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化的批判,这就涉及了当时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这种结合在许多相似角度的研究中被称为“中西方文化合流”、“中西文化碰撞”、“东西方文化夹缝”、“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的荒谬结合”、“磨合中的中西文化”或“接受西方文化与固守传统文化的两难境地”等。对于此种文化结合状况的评价也比较一致,往往用“荒谬”、“矛盾”、“畸形”、“夹生”、“分裂”、“错位”、“半土半洋”、“不伦不类”等词语来形容,当时的知识分子则面临“痛苦”、“挣扎”、“彷徨”的“精神危机”。
对于这种中西文化错位结合,《围城》中的赵辛楣已有评价:“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17](P208)鲁迅也说过:“什么主义、思想,一到中国就变味走样。”[2]《[2]围城》中具体的生动例子更比比皆是:“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P31)张吉民先生家里“盛产”这样的畸形、错位:张太太“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P41)夫妇二人一方面培养女儿“洋本领、洋习气、洋时髦、洋姿态”,但另一方面在女儿的婚事上,又“保有他们家乡人的传统思想……”(P37)这样充满文化矛盾的例子还有:董斜川一方面“英年洋派”,另一方面又言语做诗离不开“同光体”;曹元朗更呈上“杂凑乌合、拉杂错综”的“拼盘姘伴”的大作。
李兆忠在他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化》[18]中针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困境提出的两个概念“骡子文化”和“假洋鬼子”,令人印象深刻。他以“骡子文化”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化命名———其“父母”分别是近代西方文化这匹马和传统中国文化这头驴,同时诞生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化自身认同的困境和身份的尴尬。而他对“假洋鬼子”一词丰富内涵的解释剖析了在中西文化碰撞、错接过程中国人的复杂心态,他认为其中既有不实的想象,又有盲目的排外,有傲慢自大,又有真心敬畏,甚至还有憧憬向往。遗憾的是,《围城》中的一些留学生却偏偏成为了“假洋鬼子”,跌跌撞撞地追随着狂奔的“文化骡子”,甚至还成为“快骡加鞭”、推波助澜的角色。因此,李兆忠提醒:作为留学生,不要被一直呼声甚高的“中西合璧”迷惑,要警惕走入“中西合污”的歧途,另外还需要始终有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这种提醒,连同上述对各类研究的总结,引导我们把对《围城》文化批判的研究聚焦在留学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上。由于“留学生”一词在中国有多重含义,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在本文中该词的用法与《围城》一书中一致,指“归国留学生”。
二.关于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身份认同的理论基础有社会学、教育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在文化研究角度中可以指包括语言、宗教、教育、地位等文化因素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指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身份特征:地域语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本文中的“身份认同”,当然是指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向世界表明“我(我们)是谁”,并通过个体归属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体现出来。显然,个人文化身份认同受到家庭、教育、社会等因素影响。
对于留学生来说,其“文化身份”前又可加一“跨”字。付永刚指出:一个人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且长期在其中生活、学习、工作,其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会受到影响,产生不同于单一文化身份的跨文化身份。Kim则把跨文化身份描述为:“正如文化身份反映的是个人与某一血缘/或社会团体的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一样,跨文化身份也可以被视为个人与不止一个这种团体的一种心理上的联系。跨文化身份的含义还包括一种重要的自我情感认同,这一情感认同并不限于自己的社会团体,也延伸到其他文化,因而形成了一个超越狭隘的团体利益、理解并认同他文化观点的世界观。”
我们可以看出,付永刚上文所谈更适合出国留学生,不过,出国留学生和归国留学生是同一主体先后担任的两种性质类似、关系紧密的角色,都具有跨文化身份的特点。对于归国留学生,更具体、契合的应该是与反向文化冲击有关的身份认同理论。反向文化冲击通常是指归国人员回国后对国内生活的种种不适应,对国内社会现象的种种误读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混乱感,与此相关的理论有:Sussman创建的文化身份模型理论(The Cultural Identity Model:CIM),Hall提出的民族身份心理(Psychological National Identity),Alder概括的四种性格类型的文化回归者,Tohyama归纳的四种文化身份转变类型等。
三《.围城》留学生畸形的身份认同
《围城》中这批留学生和其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处于文明冲撞的重要时期,本应肩负起双重的文化使命:一方面是学习外来先进的文明,取其精华,造福社会;另一方面是反省和“重构”传统文化,使之获得新生和发展。按照前文Kim充满乐观态度的描述,他们应该能“超越狭隘的团体利益、理解并认同他文化观点。”这种使命和描述都是其文化身份的应有之义。而《围城》中留学生们身份认同的实际情况又怎样呢?我们可从文化身份的两个过程(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来寻找答案。自我认同是指一个文化群体或个体自我认可并对其他文化群体或同一文化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表现出的形象;外部认同是指他人赋予某个文化群体或个体的形象。《围城》中关于以上两方面的信息无疑是令人失望的。
先看自我认同。留学生们自己在“盛名之下”、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P30),有时甚至感到高处不胜寒:在面临不愿送两位女同事回家的尴尬时,赵辛楣说:“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P239)但他们这种荣耀感的来源却实在不敢恭维:方鸿渐在准备“学不成归国”时,受到父亲岳丈两面夹攻,因此知道了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P9)同样,留学生们借方鸿渐之口说道:“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P75)在鸿渐教书遇到困难时,立刻懊悔“留学外国,没混个专家的头衔回来,可以声威显赫,把藏有洋老师演讲全部笔记的课程,开它几门……”(P202)这就是他们对留学生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可”和“表现出来的形象”。
书中对留学生身份的外部认同也有各种评论。钱钟书先生对当时的留学热以冷静的眼光进行了无情的剖析:连学国文的人都要出国“深造”,因为其他理工政经科目“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P8)社会各界也对留学生有着妙趣横生的“好评”:汪太太在怂恿方赵二人来相亲时夸奖:“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P222)方父关于在“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妙论”中所说“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肯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P31)”更是直白地表露了这位前清举人、乡绅名士对留洋及洋人的崇拜和敬畏。就连方老太太也夸奖:“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P30)可见当时社会对留学生的“期许”和“厚望”只关个人私利,充满庸俗市侩,与国家民族福祉、文化文明发展全无干系。
四《.围城》留学生病态的人物形象
如李兆忠所说,没有正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留学生会象《围城》中所描述的那样,甘当“假洋鬼子”,紧追“狂奔骡子”,沦为可笑、可叹、可悲的形象。
三闾大学校长、“老科学家”高松年是书中留学生“群英谱”中坐“头把交椅”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资历,更因为他的行为不幸地集中印证了《喧闹的骡子》中的悲观论点---“不伦不类的骡子文化”加“中西合污”。他研究生物学学会了“适者生存”,所以回国最能适应环境,由“生物系统论”发展到了“管理系统论”,声称:在这个健全的机体里,容不得特殊人物,而“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分子”。(P182)这种治校理论哪有一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分明就是中国古代的专制思想披着科学的外衣在现代大学中幽灵作祟。这位“老科学家”兼“老留学生”不但“走出去”,还热心“请进来”,准备实施从牛津剑桥引进的导师制,而经过“改良”的导师制比德国纳粹党教育制度和明朝文字狱还要反动、厉害。(P208)这场闹剧的“友情客串”---教育部视学更是留学生“假洋鬼子”形象的最佳代言人---“开口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P210)
同样是“资深留学生”的韩学愈花钱买了个子虚乌有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把自己在国内娶的白俄老婆当作美国人隆重推出。曹元朗则“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P75),其《拼盘姘伴》更体现了对西方文化文学“去其精华而取其糟粕”的盲目追逐和拙劣模仿。同样留学英国的褚慎明则连蒙带骗、投机取巧、两头撒谎、四处招摇(P81)。
这些留学生不仅没有成为民族栋梁、国家进步的推动者,甚至算不上知识分子,“不过是打着知识幌子的社会渣滓”,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诞生的畸形儿。”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文化怪胎”,其聚会的场面不过是“文化的杂耍嬉戏”。他们缺少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远大理想,要么忙着混个官当,所谓“外国科学家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要么想发点国难财,如婚后转行热衷走私的曹元朗、苏文纨夫妇。
五《.围城》留学生扭曲的生存环境
Hall认为每个人都有国家和文化双重身份,一个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是由其受某种文化影响决定的。文化身份感强的海归人员经历较少的反向文化冲击,而文化身份感弱的则会感受到很强的反向文化冲击。这与Sussman[25] CIM模型中关于肯定的文化身份(Affirmative Identity)的观点一致,即对母国或主族文化认同者在回国时遭遇较少烦恼。这些理论本意是帮助留学生顺利回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讽刺的是,当我们借此来分析书中的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归国成败关系时,却有意外的发现。
书中的留学生可分两类,一类是方鸿渐、赵辛楣这一对难兄难弟,他们是正面人物,却也是失败一方。方鸿渐自不待言,而赵辛楣先在上海的情场败给留学生曹元朗,又从三闾大学的职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对于后者老留学生高松年“功不可没”。另一类则是钱钟书先生讽刺、鞭挞的“成功者”们:高校长“适者生存”、“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精”、“科学家进爵”;韩学愈成功地盼到了方鸿渐停聘,跳跃欢庆太太的国籍和自己的学位得到了“证明”;曹元朗异军突起“抱得美人归”,更捞到了作为嫁妆的肥差;褚慎明成为了“中国新哲学家的创始人”。很明显,与赵钱二人的不合时宜不同,他们归国后如鱼得水,所谓“反向文化冲击”对其根本不存在,表明其对“母国或主族文化”是肯定的,文化身份感是强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文化身份绝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高洁、气节在其身上荡然无存。这些成功人士所认同的文化是前文所说的是30年代中西方对接错位造成的病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所认同的文化身份是当时扭曲的社会文化环境所造就的畸形身份。反观方鸿渐,在《围城》结尾他被比作如泥娃娃、老时钟一般“落伍”,可见他对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不肯定、认同。
正是这种不肯定、不认同保全了他的正面人物身份,因为这“主流文化”是扭曲的殖民文化,正如张清华[1]所概括的:西方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只是点缀和装饰,而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顽固而腐败。输入的西方文化只不过像方鸿渐所说的“梅毒”和“鸦片”一样,是表层的、负面的、堕落的,实际上也背离了西方文化核心价值。扭曲的社会文化造就了留学生们畸形的身份认同,培养了种种病态的人物。
六.结语
在《围城》的结尾,钱钟书借祖传的老钟表达对人生的“感伤”,同样也流露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感伤”,他指明了事实,暴露了问题,却没有提供答案。但正如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谈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这是他保持思想语言的独立自由的前提。[31]而梁丹译把《围城》比喻成医生,尽管没有开出如何肃清文化糟粕的处方,但它对之进行了“确诊”和批判,价值巨大。[13]
今天,我们一方面似乎可以乐观地认为: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30多年来,随着中国走进现代、走向世界,今日的中国留学生的文化身份已经逐步变得明确、正常而健康;但另一方面仍需要把钱钟书先生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提醒,警惕在留学生文化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中重蹈覆辙。
摘要：对《围城》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其文化批判主题。本文聚焦于留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运用身份认同、跨文化身份和反向文化冲击等相关理论,分析了《围城》在以下几方面针对此问题开展的文化批判,包括:留学生畸形的身份认同、病态的人物形象和扭曲的生存环境,通过剖析正反人物的成败事例指出:社会文化环境是各类问题的根源。在留学热愈演愈烈的今天,重温钱钟书先生的批判能够让我们保持警醒,避免在留学生文化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中重蹈覆辙。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篇8
[关键词]文化认同；全球化；文化自觉；多元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0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及互联网的普及，世界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碰撞和交流更为频繁。从理论上讲，这理应形成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协同发展的繁荣景观。但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西方文化强势输出，妨碍了各民族之间双向的跨文化交流，使世界文化交流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强烈冲击着他国文化，严重影响了他国国民的文化认同。在这一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背景下，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不仅改变着中国国民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还影响着中国国民对本民族思想文化的认知，削弱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妨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目前，学术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其概念、意义和现实路径，对中华文化认同微观层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拟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上归纳和总结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中国国民文化认同危机的具体表征，探寻其表象背后的根源与中国国民文化认同重建之路，以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强势渗透，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活力并实现中华文化的反向传播，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感召力。
一、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及作用
关于文化认同的作用，美国学者亨廷顿[1]认为，“美国应该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是美国的根本‘特性，否则美国就有分化和衰落的危险”。其意思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是美国文化的根本或内核，如果美国人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国家就会陷入危险境地。可见，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何等重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岁月的淘洗而积淀形成的儒、道、释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最深层的文化基石，对其思想精华的认可，对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民族风俗的认同，对汉语语言文字的认同，以及对“龙”和“长城”等民族标志的认同，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因此，概括来说，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其所属文化的皈依感和从内心油然而生的承认，是建构自我文化属性的基石。民族文化认同体现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人们经历岁月的变迁和世事的变化，仍然留存的对本民族最深层的、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它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凝聚本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本民族能够抵御外来文化冲击而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基础，是本民族个体在孤立无援时的精神支撑。对于民族乃至国家而言，“文化认同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2]。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而当下的世界政治文化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和物质上的绝对优势，使其文化大肆扩张，严重影响到现当代中国人对本民族优良文化的认同，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所以，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迫切要求。
二、中华文化认同危机的表征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璀璨而深邃的中华文化，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崇俭抑奢，以及佛教的慈悲为怀、忍辱负重，在既相互诘难又相互补充的互动发展中深深地熔铸于中华儿女的血液之中，形成了凝聚中华儿女的核心价值观，激励着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前仆后继。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使西方现当代思潮迅速扩展，其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迅速风靡全球，受到了众多非西方国家的追捧。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严重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其表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信仰缺失和道德失范
中国向现代化迈进伊始，儒学“文化大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便开始松动，中华传统文化遭到激烈的批判，人们单一的信仰、趋同的思维和观念被打破。其后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民主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如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推进，无形的市场竞争在让人们踊跃竞争与拼搏的同时，也平添几分冒进和浮躁；多元的文化在让人视野不断拓宽、知识日益丰富的同时，又使人面临诸多的困惑和茫然；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在让人们感受人生多样性的同时，又让生活的本质受到异化的挑战。于是，有人迷惑、有人彷徨、有人苦闷甚至有人歇斯底里，不同的社会心态让本来复杂的社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本来坚定的信仰开始丧失，让本来坚守的道德开始失范。现在在公共场所谈论道德的人，恐怕会被视为另类而遭遇冷落。受全球经济浪潮的冲击和对西方文化片面的追随，使得国人原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否定，其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逐渐丧失，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因而对社会成员缺乏有效约束，这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一种规范真空状态。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原本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也逐渐放松自我约束，不再遵守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丢失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和是非善恶标准。这种道德失范主要表现为部分阶层职业道德沦丧、公共道德缺失和家庭传统美德遇冷。
2.价值和行为取向西化
中国自启蒙运动以来，大量的知识分子致力于译介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这对于解放思想、挣脱封建樊篱的禁锢大有裨益，但也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失衡。如今西方社会在经济、科技和物质上占绝对优势，其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为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如欧美电影、电视剧在当代多样化传播媒介的作用下席卷全球，受到中国受众特别是青年大众的热捧，商业主义、消费主义、时尚主义、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他们身上体现得较为显著。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基本精神缺乏全面、足够的了解，由于对历史的认识是零碎的或断章取义的，他们的时空概念是断裂的，因而其历史意识薄弱、反思能力和社会问题思考能力日益衰微。这主要体现在对流行文化的追捧，对消费时尚的追求，对偶像的崇拜，对网络语言的大量模仿和实践，以及对诸多西方节日的逐渐认可与崇尚。
3.经典文本阅读被消解
一个民族之文化认同的维系主要依赖于世代孜孜不倦的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靠阅读的积累，特别是一些经典文本的阅读积累。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在网络小说、手机阅读快餐、电影和电视的冲击下正逐渐地远离传统文化经典，对消遣化、平面化、图像化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偏爱影响着他们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的体认。一些年轻人，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在校生或毕业生，许多人几乎没有认真阅读过古代和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对这些作品的了解仅限于对影视剧的观看，但一些网络写手的作品在当代青年中异常火爆，从网上火到网下，从网络文学到纸质出版再到影视剧的改编，成为了当代社会消费的主流。正如世界著名美学家艾尔雅维茨所说的：“在后现代主义中，传统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学的靓丽光辉所普照。”[3]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新媒介不仅改变了文学和文化的存在形态，还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消费习惯，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兴趣，消解着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的认同。
三、中华文化认同的重建
全球化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纵深拓展打破了传统的地域和文化边界，动摇了文化与民族国家同体相连的根基，减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属性，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认同的新问题和新局面。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倡导发展本民族文化、重塑本民族文化认同，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培养国民的文化自信和自觉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以“文化自觉”解决在文化全球化冲击下非西方国家民族文化的衰微问题。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另外，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历经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4]。可见，文化自觉是解决文化认同问题的思想基础，因为只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有深刻的认识、正确的把握和恰当的诠释，才能理性地对待世界文化的新格局。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下，在西方文化占据优势的背景下，中国人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自觉能力，确立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挖掘其蕴涵的深厚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时代转换，赋予其新的文化价值，激活其现代生命力。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所包含的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以礼为纲的社会制度和忠信笃行的行为准则，不仅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资源、理论支撑和精神引导，还可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人的异化、社会秩序的混乱、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疗法，形成对西方物质文化有益的补充。总之，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是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并通过多种渠道学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和核心的儒家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培养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挖掘儒家文化中具有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的文化资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现代转换。这不仅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也是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才能实现儒家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才能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地位，才能巩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其价值的体认，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独特的精神资源。
2.倡导多元文化并存，使中华文化大放异彩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挟携着帝国霸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容易导致世界走向全盘西化的“同一”或“一体化”，造成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身份危机和文化认同障碍，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的特征，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倡导多元文化并存。这不仅是对全球一体化做出的回应，也是文化自身发展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这种文化观是对文化相对论和文化普遍论思想之扬弃，它既承认世界文化纷繁多样，也承认各个国家内部亚文化的异彩纷呈，由此构成了世界文化景观的多元图景——不同文化的形成是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故不同的文化拥有其与众不同的机理，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不同文化间可以互通有无，可借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要了解、尊重和重视异族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少数族裔文化，允许不同文化的个性特色发展，使它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既有全球信息资源的共享，又有话语生产和传播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当今世界才能形成一种新的包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格局。总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多元文化观念，以儒家文化为精髓的中国主流文化，应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引领，同时吸纳一切优秀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异质文化，升华和创新中华文化，从而使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样，我们不仅能克服固执、狭隘的民族主义，也能警惕和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批评性地看待文化相对主义，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大放异彩，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3.正确认识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促进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和再发现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效应之一是文化全球化，而文化全球化在当今不对等的中西交流中会纵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冲击着非西方国家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使它们面临被同化的危险。这是绝大多数人士面对文化全球化所表现出的忧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化全球化积极的一面：它让当代人们面临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使非西方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侵袭，但在与他者的碰撞、对比中，从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反观自己的文化体系，认清其价值所在并加以反思，成为促进本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催化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全球化能引发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唤醒各民族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在顺应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与其他文化碰撞和交流中，中华文化会出现短暂的危机，但它不会被遮蔽或消弥，因为短暂的危机能引起中国国民对自身民族文化之根的重新关注和重视，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全球化时代应是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是一个有异质性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体系。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与普遍性的全球文化并存共生是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点”[5]。这种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华文化的新觉醒、再发现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塑，都是在看似世界文化被同质化的表象下各族文化为保持并彰显其特色所作出的努力。
四、结语
邪片战争以来，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不得不学习、借鉴和引入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6]。“五四”以来，由于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张扬，造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失衡。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媒体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之势侵入中国，受到了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热烈追捧。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中国话语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衰微，严重影响了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认知，造成了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对有关中国文化认同重建之路的探讨，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当下文化反思和研究的重要方面，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对此进行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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