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

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共4篇）

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 篇1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收缩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为乡村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风险和机遇, 一些有能力有闯劲的乡村精英因而崛起。这些崛起的乡村精英们有意愿带领乡邻一起走向富裕, 因为这样不仅能提升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地位, 也能为他们继续创造财富提供保障;而他们带动乡邻一起致富的意愿同样也与国家发展农村经济富裕农民的愿望相契合;同时农民不仅需要这些精英们为他们代言、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也希望这些精英们利用他们的能力、财富、关系、见识等带领自己致富。由此这些精英通过选举真正成为乡村领导者, 而他们的乡村领导者地位的获得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认同。

关键词：国家政权,乡村精英,政治认同

乡村精英的崛起的空间与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国家权力可以直接控制乡村社会, 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业产品都归国家所有, 农民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国家正确的严密管理。“生产队是最基层的权力执行者, 统一经营, 统一分配, 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农民在生产队指令下统一劳动, 成果全都均归队里所有。队里把一部分交给国家, 一部分按人口和劳动量大致平均分给社员, 维持生计。”i在这种体制下, 农民不仅失去了自主生产和经营的权利, 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尊重和保护。邹谠先生称这种国家管理社会的模式为“全能主义” (totalism) 政治模式, 即“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ii, 这种模式下的乡村社会中, 农民被国家政权组织起来共同劳动并平均分享部分劳动成果, 而国家政权由于掌握着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绝对的垄断的所有权与分配权, 农民没有也不可能有自由选择生产投入或生产方式的机会, 乡村社会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 缺乏活力与自主性。在这种“全能主义”政治体制的模式下, 乡村社会没有自主活动的空间, 不得不按照国家的规定指导所有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 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 不能拥有自留地也无法进行家庭副业生产的农民没有主动发起生产技术革新和开拓新的生产领域的动力, 因而农民没有创造更多财富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由小岗村发起的包产到户, 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在1980年被中央以正式文件iii予以认可, 直至“1982年底, 大体上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干到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体制基本上土崩瓦解。”iv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意味着国家权力开始逐步收缩, 乡村社会在生产经营上获得了自主权, 农民可以自由地进行生产活动。国家权力的收缩为乡村社会的自主运转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也使得农业生产和经营也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进行。伴随着1984年的4号文v推动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一些有能力、有胆识的乡村社会的活跃分子开始在参与市场竞争、多元化经营甚至“投机倒把”中富裕起来。他们立足于本乡本土, 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而是乡村社会的“新贵”。这些“新贵”们对社会发展的趋势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 也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浪潮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具有现代意识和胆识, 为沉浸在农业经济的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气息。

乡村精英非正式权威的获得

在传统中国中, 帝制国家并非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和全面的控制的, 而是通过有一定功名的读书人、财主和宗族长老等有名望等地方士绅来进行间接的管理和税收的征缴, “在农村居统治地位的阶级依赖于帝国的行政/军事支持, 以及在帝制国家中获得职位的机会。而实施统治的朝廷则依赖于在地方上居统治地位的阶级, 来延伸对广阔而难以管理的农业区域 (中国) 的控制并榨取资源。”vi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乡村社会最基层的管理者则是在土地改革中那些阶级成分最“纯洁” (即解放前最穷困) 的、思想政治觉悟最高的、在革命斗争中最积极的那些“最革命者”中挑选产生的。与传统社会中的乡村精英不同, 这些新崛起的“新贵”们在乡村社会中往往并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领导者不同, 这些新崛起的“新贵”们也不是那些在思想政治上的先进分子而拥有基层的政治资源。他们的富裕也打破了传统的“均富贵”的观念, 由财富差距导致的无法克服的失落感使其他专心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们对这些“新贵”们产生了的分离和敌意。因而对于这些“新贵”而言, 通过与乡邻进行财富分享 (投资乡村的公共服务、赡养村里老人和帮扶穷困乡邻等) 、为乡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引导等方式缓解乡邻对自己的敌视并获得尊重, 无论是对于他们保护自己的财富还是进一步的发展, 都是必要且划算的。与此同时, 他们也可以在这种与本乡本土的财富分享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声望, 获得非正式的乡村社会的权威, 成为新的乡村精英。

另一方面而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意味着大部分农民重新回归了独立自主的小农经济模式, 无论是进行粮食生产还是经济作物或农蔬水果的种植, 他们都是孤立地面对市场经济的风险的。粮食生产的低收益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但无法使其快速致富, 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把握的无能为力也使得农民在经济作物或农蔬水果种植上盲目跟风而无法按照市场需求进行投入而寻求高利润, 而且个体农民在交易时也不能形成合力从而在议价中获得优势地位, 甚至不能不想方设法降低价格导致相互倾轧。在市场经济浪潮中, 孤立的个体小农是弱小的无力的, 他们很难从议价过程的弱势地位上获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乡村社会已经不自觉地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去了, 虽然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还部分地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 但是商品的流通和生产生活消费必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了, 文化和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外部文化的冲击和震荡, 传统的“变得很慢”的、“最容易安定的社会”vii已经被打破了, 但是绝大多数农民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还固守在小农经济体系上, 另一方面对财富和欲望又有了更加迫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乡村精英们的出现和通过带领乡邻共同致富以提升社会地位获取非正式权威的行动与其他农民快速致富的要求相契合, “新贵”们开始占据主导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舞台。

国家对乡村精英的认可和支持

正如马克思的精辟论述指出的, 小农经济下的个体农民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 他们就像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 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vii i。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农民不仅需要熟悉市场经济游戏规则、能及时了解和把握市场动态的乡村精英们带领他们致富, 也需要这些乡村精英们在政治上代表他们, 维护他们的权益并向上级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 他们从历史和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顺从性也要求他们更习惯于依附这些乡村精英们, 听从他们的领导ix。乡村精英们从经济方面获得的非正式权威由于他们能有效带领村民致富而转移到政治上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使得村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将这些乡村精英们委任为乡村社会正式的管理者和带头人, 使得乡村精英从经济方面获得的非正式权威在政治方面得以正式化了, 乡村社会实际上进入了“能人统治” (Meritocracy) x模式, 乡村精英作为基层的实际管理者, 在原则上尊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的前提下引导和规制着乡村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 而且开始成为乡邻们的榜样。

而从国家政权方面而言,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权力开始从乡村社会收缩以后, 并没有能探索制定出有效的替代模式以实现间接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乡村社会暂时的稳定和活力也没有对国家尽快制定有效的替代模式形成压力。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 城乡差距造成乡村社会的被剥夺感和不稳定、农民生活的压力和尽快致富的迫切愿望, 以及中央对快速发展乡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都让国家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感到了政治压力。此时, 能有效带领农民发展乡村经济的乡村精英们的出现恰好解决了基层政府的难题。这些乡村经济发展的领路人的出现并非国家政权有意识地予以促进形成的, 只不过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收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为这些新乡村精英们提供了空间和机会。但是这些乡村精英们不仅能帮助国家政权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还能为基层政府实现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富裕的政治目标。因此, 对这些乡村精英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成为乡村社会的正式管理者和领路人, 国家政权不仅乐见其成, 还会提供政策优惠等以配合乡村精英带领农民致富。

通过那些先富起来的乡村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正式管理者而发挥中介作用, 国家政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间接控制与管理:村民们需要乡村精英发挥其能力和胆识带领他们致富, 村民们也需要乡村精英运用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向国家政权反映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乡村精英也需要通过成为乡村社会正式的管理者得到村民的拥护和国家政权的认同, 从而保护自己的财富、社会地位和尊重;而国家政权则需要借助乡村精英间接管理乡村社会, 实现乡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由此, 一种村民、乡村精英、国家政权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三赢”局面就此形成, 20世纪90年代后,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也形成了以乡村精英为中介的间接管理的新关系形态。

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 篇2

瓷器是中国重要器物发明, 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瓷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核心构筑的瓷器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圈。以中国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在国内是以宋朝五大官窑和景德镇为原点进行扩散, 进而影响到东亚日本和朝鲜, 并和这些国家文化融合, 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色不同的瓷器文化。元代, 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展, 西亚文化影响到中国瓷器装饰文化, 在文化交融中也促使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变迁。明清时期, 随着欧洲全球性贸易展开, 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欧洲, 影响到欧洲社会的审美和生活习惯, 并形成了席卷欧洲的中国风。瓷文化圈的变迁, 作为世界文明互动共生的典范, 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很好个案。

目前学术界对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外销瓷方面, 许多学者从瓷器贸易交流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西贸易。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侧重外销瓷本身和瓷器贸易, 而忽视器物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本文从全球化前工业文明时期到现代工业文明发达期两个时段来探究瓷器文化在不同语境下变迁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第一个阶段, 中国瓷器文化拥有着相对优势的话语权, 对欧洲文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工业文明一直到今天, 西方现代化文明一直主导着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化, 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寻求出路是本文探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强调的是此处的全球化并非指冷战以后构筑起来的现代贸易体系下的全球化, 而是以欧洲发现新大陆为开端, 进而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 包括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下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1 前现代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开始了中欧直接贸易, 也拉开了世界全球化的大幕。1517年葡萄牙专使来华要求中葡之间建立通商贸易, 并在1534年实现正常贸易往来。此后,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取得了海上贸易权利, 开启了中西贸易和文化交往。虽然, 我们无法统计出早期瓷器贸易确切数字, 但贸易量肯定是惊人的。仅17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瓷器贸易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100多万件[1]。而在1720年以后50年中英瓷器贸易中, 中国销往英国瓷器数量达到了将近3000万件的瓷器[2]。大量海洋沉船考古发掘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了中西瓷器贸易繁盛程度。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号”沉船共有15万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瓷器。1775年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打捞出来的瓷器就达50万件, 而这些仅仅是沉船瓷器数量的三分之一。1822年, 南洋“泰兴号”在打捞出35万件中国瓷器[3]。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中国瓷器竟多达57000多件, 他用127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换取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 成为中国瓷器受欢迎的最好诠释。但奥古斯都二世不是孤独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乔治四世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也近乎痴迷。中国瓷器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于欧洲贵族家庭来说, 用中国瓷器餐具和茶具招待客人, 是身份象征和实力的体现。许多贵族用中国瓷器花瓶、瓷器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客房, 彰显主人与众不同的品位。许多人相信瓷器能够解毒, 甚至能够唤醒消失的灵魂。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画作《群神宴》中三个青花纹饰的瓷器就是圣洁的象征。精美的器型和漂亮的纹饰让欧洲社会对中国制造瓷器产生了更加疯狂迷恋, 瓷器超越了政治和历史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代表。即使在欧洲人能够生产的时候, 开始阶段他们也是仿造中国瓷器。“18世纪欧洲生产的绝大部分瓷器似乎在技巧、外形、颜色、图案等方面都是仿效中国瓷器制成的, 特别是荷兰白釉蓝彩是这样[4]。”

在器物文化影响下, 欧洲社会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中国风格” (Chinoiserie) 潮流, 欧洲进入了对中国文化膜拜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儒家文化赞叹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 现在从东方来的中国, 竟使我们觉醒了[5]。”在他的影响下, 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也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伏尔泰更是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绝口赞美, “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 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 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最好的[6]。”伏尔泰从中国文化进而上升到中国政治, 认为中国政治和国家组织是最好的, 体现了文化认同背后对中国的认同。此外, 欧洲传教士和哲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 尤其是以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为代表。这些经典著作伴随着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千家万户, 让大量欧洲人接受了中国文化。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 正是在中国瓷器输入到欧洲一段时间以后, 才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赞美。器物承载的文化功能开始发挥出来, 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 文化的引入更让西方社会接受中国的器物, 形成了器物和文化的良性互动。

大量瓷器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欧洲研制瓷器历程, 尤其是对瓷器狂热的奥古斯都二世。通过他的大力支持, 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 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但奥古斯都二世明白烧制成功就意味着高额利润, 并绝对禁止研制人员离开迈森的工厂。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 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 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 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 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 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瓷器是中国文化象征, 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从接受中国瓷器开始的。

2 工业化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文化激荡

陶瓷烧制成功, 让欧洲人能够根据自己文化特征来生产符合民族文化和审美需求的瓷器, 降低了对中国陶瓷需求。在18世纪末期世界全球化关键时期, 由于外销瓷数量削减, 中国失去了和世界交流机会。1792年,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 带来了英国生产瓷器。在被问及中英瓷器特点时候, 英国人认为中英各自自身优点。“而尤注意特拜歇尧之瓷器, 观玩多时, 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系敝国有名出品, 苟非名品, 敝国钦使绝不敢带来增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 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 其价值之高, 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 不能强判伯仲也[7]。”英国使团万里迢迢带来本国生产的瓷器, 就证明了英国人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的瓷器烧造阶段。1851年, 英国举办了世界性“万国工业博览会”, 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 欧洲瓷器生产采取了科学温控和材料分析, 并培养大量的陶瓷现代科技人才。德国迈森瓷厂为了提高绘画水平, 建立学校, 培养专门人才。在釉料方面, 欧洲能生产出比中国瓷器更为白净的白瓷;在画面和造型方面, 欧洲人也开始创新, 生产出画面更为艳丽、丰富的瓷器, 而这一时期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生产瓷器质量根本无法和欧洲相比, 陶瓷生产大国地位受到了挑战。更具威胁的是, 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 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 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工整的画面和白净的釉面让欧洲瓷器在全世界畅销, 甚至进入中国市场,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担忧。“且外瓷输入, 转有喧宾夺主之势, 以产瓷最著之国反而外瓷充斥市场, 产业颓唐, 产品不善, 已可概见[8]。”

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 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 画面整齐划一, 瓷器没有瑕疵。就瓷器纹饰而言, 中国瓷器的画面仍然是传统画面, 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 大城市的上层社会和年轻人更能接受新颖的器型和纹饰。相对于中国瓷器用稻草包装不卫生, 欧美瓷器精美包装, 更能引起新型社会阶层的共鸣, 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社会上层喜欢包装精美、瓷质优异的国外瓷器, 比如烟灰缸、电瓷瓶等。另外, 欧洲生活方式引进也带来新型器物类型, 而这种类型是传统中国瓷器缺乏的, 典型的代表就是咖啡具, 而这在当时恰恰是生活奢华的象征。

近代中国落后和欧美发达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也就使得欧洲和美国拥有现代化的话语权, 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落后象征, 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就自然成为落后代表。民国时期, 曾经瓷器出口大国开始进口日本和欧洲的瓷器。“我国瓷器, 向为世人所爱好, 每年出口为数甚巨。但自近年以来, 国人购用外瓷日多。据江海关统计, 一月至九月, 外瓷进口者至为惊人, 价值二九一七七三海关金单位[9]。”甚至连曾经中国瓷器象征的景德镇也陷入困境。“社会所需要瓷器不会制, 而出品皆是陈旧式样, 不知改良, 以致不受社会欢迎。因此, 国瓷渐被洋瓷打倒, 尤以东洋瓷畅销各省, 而且渐渐销到江西, 销到国瓷出产地景德镇, 这岂非江西人的大耻辱[10]。”

值得玩味的是, 同欧洲接受中国文化一样, 在19世纪中期, 中国也从器物入手向西方学习, 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这一时期欧洲的器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手工艺品或者其他艺术品, 而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船只、枪炮和机器等。但中国人很快发现, 我们落后是因为以文化为主导的技术的落后, 并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文化。这种此潮流影响下, 中国开始全方位的接受西方的器物和生活方式, 且一直持续至今。而这一过程, 和欧洲曾经接受中国器物和文化的方式惊人的相似。

3 文化交流与融合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Braudel) 提出了“长时段理论”, 也就是“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1]。”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有许多因素, 以更长时段和更广阔视角来探究社会发展有助于更清晰全面的理解社会文化变迁。长时段分析中西瓷器文化交流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透视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五百余年中欧瓷器贸易中正好经过了一个轮回, 其背后是中西文化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反映。如前所述, 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引发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对欧美陶瓷文化的欣赏也是同样的情况。但不同的是,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和美洲市场是通过正常的世界贸易, 因此出现了先接触中国器物后认可中国的文化。而欧美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依靠战争, 虽然我们也是最早在战争中通过欧洲的武器认识到其文化, 但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中国认同了西方文化以后才接受其作为文化象征之一的器物。

麦克尼尔认为, 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之中[12]。但这种交互也不是单纯被动的, 面对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 任何民族的反映都是带有本土性的。在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以后, 由于文化和审美之间差异, 他们希望能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做好设计和画样, 然后带给中国来加工。在中国外销瓷中, 大量反映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图案、家族图案和欧洲美术风格瓷器大量出现, 形成了著名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尤其到后期, 欧洲人不满意中国瓷器图案, 他们开始进口白瓷到欧洲进行加工, 生产出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作品。在文化交流中, 中国瓷器艺人一直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 按照部分欧洲人设计的要求, 生产产品。虽然这同大量中国风格瓷器相比, 这些产品是少数, 但仍反映了文化认同的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 在100余年近代化过程中, 我们深受欧美现代化影响, 尤其是欧美现代陶瓷烧造技术和各种写实创作技术, 但在陶瓷艺术创作方面中国仍然坚持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文化审美而言, 我们也很难完全接受欧美陶瓷艺术的审美, 因此, 无论是在日用瓷还是艺术瓷中, 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瓷器打开欧洲大门的时候, 正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利益博弈激烈动荡的时期, 民众渴望一种自由、和谐发展的社会, 处于繁盛时期和谐、包容的中国文化正是欧洲社会民众所渴望的。因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风”也就不足为奇了。相类似的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机械化和现代科技代表的欧美先进文化席卷中国以后, 中国人发现自己落后的核心是文化的落后, 改变文化就是要改变器物和生产方式。以这些为发端,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运动, 西服、西餐、电影艺术、绘画、文学都是中国学习对象。在不同时空下的相对落后让各自对异域文化产生了好感, 并开始学习。但无论如何, 中西双方在学习中都实现了成功经验的借鉴, 无论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和平还是武力。

4 结论

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西贸易, 没有那种器物像瓷器一样能如此全面反映中西文化在近代大历史背景下激荡融合。从中国发端的瓷文化圈近五百年的变迁也是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变迁的反映。由于异质性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互补引起了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的狂热, 但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认同,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后欧洲和日本瓷器在中国畅销的情况。16~18世纪, 中国文化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且引领世界文化, 因此引起欧洲社会的追捧也不足为奇。同样, 19世纪以来, 以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 相对落后的中国去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再正常不过。探究瓷器贸易背后的文化转向, 我们可以确知, 任何器物贸易背后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体现。

最近30多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也迅速走出国门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中国艺术也有明确的方向, 但如何摆脱西方后殖民中心和西方文化中心霸权在中国艺术中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13]。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经济第二大国, 但中国文化由于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 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还没有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尽管时过境迁, 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中外文化交流中成功的经验中寻求方法和出路。其实, 这些经验也被其他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借鉴, 近年来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苹果手机都是美国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器物文化交流中, 美国实现了对全世界文化的“入侵”, 成功的构筑起全世界的“美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巨大差异的情况下, 中国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 且需要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以器物文化为主导, 构筑全方位的民族文化体系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必然之路。

摘要：瓷器是中国的发明和创造, 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16世纪从葡萄牙发端的世界海洋贸易让瓷器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 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 构筑了以中国为核心并影响世界的瓷文化圈。但随着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 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中国瓷器便淡出了世界贸易舞台, 曾经的瓷器出口大国中国开始进口欧美生产的瓷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不同语境下, 瓷器贸易境况转变的背后是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篇3

“民族认同”概念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本文所关注的“民族认同”属于第二重意义。目前, “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这是因为近年来, 有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改称为“族群”, 以区分“民族”概念的两种含义, 且便于与国外学术研究接轨。但由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族群”的使用仅止于学术研究, 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

(2) 国家认同的概念

“国家认同”的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 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大陆学者林劲认为, 所谓国家认同, 意即某个地区的人们 (包括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集团、个人) , 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可和赞同。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内政方面, 即国家主权和治权关系, 政府的代表性、合法性等问题;二是外交方面, 即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境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理论上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相互联系性又存在着区别。在现如今的社会, 每个个体必然属于某一个民族, 但同时必然也属于某一个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 是统一起来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国家认同往往存在于公民的一生之中, 并且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另一方面,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 二者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本民族群体, 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国家。其次, 民族认同一般来说是从文化、经济等角度而谈, 国家认同不仅仅涉及上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国家政权、主权、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 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 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三、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方法 (1) 宣传中华文化, 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各族儿女幸福生活的精神源泉,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同时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2) 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认同的主体是个体,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素质, 体现了公民的基本道德。所以, 我们应该注重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前提。

结语

认同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 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 是属于内在的层面。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就必须正确全面的认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要看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别, 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用文化的内在的凝聚力来更好的促进两者的相统一;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爱国情感的培养,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各民族的公民能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享受国家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更好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发展以及丰富宣传的形式, 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 更好的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统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直以来,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但是,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到来, “三股势力”衍生出新的力量, 逐渐蔓延到我国, 少数民族成为了国内外分裂分子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 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机的统一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途径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

国家认同与文化政治 篇4

符号, 包括影像、文字、图片等, 是人们认识一个陌生国家, 并对此产生想象的主要工具。由于符号意义具有可变性和滞后性, 人们通过它并不能对形象本身产生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演变

(一) 理想的中国

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可以追溯到公元1250年前后。马克·波罗在他的《行纪》中, 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 并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繁荣的社会。随后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将中国概括为:“中国人的智慧远胜日本, 且善思考、重视学术”。1581年, 利玛窦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子思想, 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尚的民族, 拥有对真理探索的激情。种种对中国文明的崇拜, 激励着国家体制还不健全的西方世界开始探索自身社会的发展路径。

(二) 威胁的中国

随着启蒙运动拉开序幕,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研究中国:孟德斯鸠看到了中国的专制;黑格尔用“撒谎”定义中国人的品质;英国思想家罗素毫不留情地把贪婪概括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 “黄祸”也变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随后, 萨义德的“东方学”将“东方”描述为华丽的、专制主义、残忍、艺术的、奥秘的、沉默的、虚弱的、纵欲、不能自治、非逻辑的、非理性的、阴谋诡计、狡猾、幼稚, 甚至是黑暗的。上个世纪80、90年代, “妖魔化的中国”、“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更是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舞台。

为了改变中国的对外形象, 新时期, 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与影像符号相结合, 通过影像传播的手法, 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中国、理解中国。

《纽约客@上海》中的中国元素

《纽约客@上海》以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上海为背景。男主人公是一个不懂中文、不懂绿茶、不懂书法、不懂中国礼仪的华裔, 长期的西方生活已经让他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个“外国人”。

(一) 中国符号

从早餐摊上卖的包子到面馆拼桌吃面, 从绿茶到书法, 从具有民族特色的手机铃声到民间神秘高手, 影片中的每个角落无不体现着中国符号。

影片一开始, 几句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外国人的嘴里冒出;刺耳的施工声在城市里随处可听, 在外国人眼中却成为了发展的代名词;在中国, 一张起诉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外国商人在很流利地练习书法;一夜之间摆满盗版手机的街边手机店;外企公司的女秘书:典型的中国古典脸庞下藏着巨大的潜力, 努力工作、事业心强、学习能力强;“王给力”, 一个会功夫、行踪不定、爱打抱不平的传统中国英雄:敢于揭露社会恶行, 乐于帮助外来人摆脱困境, 是中国人的热情、神秘、正义、勇敢的化身……

(二) 符号背后的文化归属

符号的功能在于浓缩意义。由于人的价值观、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同, 同一个符号在不同的受众眼中所呈现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在世界眼中, 中国是孕育机会的土壤, 在中国工作成为简历中的亮点。告别旧的外籍传教士形象, 工商管理硕士、学者、精英现如今已成为中国外籍团体的新面貌。但对文化的陌生还是让许多一腔热血的外国人无法融入这个国家。

一个陌生的环境、一群陌生的同事、一些看不懂的文字、一些听不懂的话都让主人公对中国产生反感。而现如今, 许多外国人或者长期在西方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同主人公一样, 并不能充分地运用中国符号理解这个民族。这与我们盲目地崇拜西方相同, 人们通过大众媒介, 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 根据自身知识和背景, 对文化符号进行诠释, 从而建构起符合自身的“虚拟环境”。这种缺乏文化认同式的理解方式, 是导致国家形象片面性塑造的主要原因。只有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才能让主人公逐渐开始试着接受中国的一切:喝茶只喝水, 双手递出名片, 学习使用筷子, 帮助中国商人维护利益。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积淀, 是文化归属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所以学习普通话便成了外国人融入中国文化的首选。就像片中的美国小女孩, 为了证明自己在中国不是一个怪咖, 她拒绝与母亲用英语对话。正如主人公所了解的一样, 在一个没有文化归属的地方长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她只是想表现得与周围的孩子一样。在影片的结尾, 来上海工作的外国人纷纷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受着, 并慢慢热爱着中国的文化习惯, 由此他们产生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这也是他们把在中国生活看做是最好选择的原因。

结语

如果说, 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完整性的最基本物质条件的话, 那么以国家形象为表现的尊重需求则是这个国家屹立于世界舞台上的精神基础和保障。文化认同是塑造国家形象的根本途径, 让更多的人认同中国, 就意味着让更多的人认同中国文化,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23.

[2]丁磊.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168.

[3]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