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精选12篇）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1

一、城市群文化特性释义

城市文化是随着城市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它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吸引投资、树立城市形象、形成独特的地域品牌。城市文化“会使人觉得这座城市有一种独特的意象和吸引力, 能够把现代人有效地从钢筋水泥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关于城市文化的定义, 目前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 从文化的定义来推理演绎城市文化的定义。例如台湾学者张丽堂在1983年从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在推理城市文化, 提出城市文化是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 所具有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和一切都市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郑卫民在2005年同样从广义的文化定义来推演, 认为城市文化简单地说是人们在城市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是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第二, 从城市本身的文化特征出发来定义城市文化。刘国光在1991年提出城市文化具有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秦启文在2004年提出, 城市文化是指生活在城市区域内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中, 所共同创造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和道德规范, 以及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 (或城市特色) 的典章制度、观念形态、知识体系、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技术和艺术成果。《中外城市知识辞典》认为城市文化往往也被称为“都市文化”, 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 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 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

由此看出, 城市文化一方面具有稳定的延续性, 另一方面也具有自身的包容性和融合性, 两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也正是因为城市文化的延续性和融合性,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 城市文化表现出同一性和异质性, 即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在当代城市群的建设中, 文化认同是进行城市群整合基础。但也正是因为文化的异质性, 在城市群的整合中也不能忽视城市单元的自身文化特色。

二、基于文化认同的长株潭文化发展

认同 (identity) 即同一性, 最早在哲学和心理学中使用, 后在社会学中发生意义转换, 弗洛伊德认为:所谓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也就是说认同是社会成员在认知及感情上的趋于同化的过程。从社会角度看,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社会群体在信仰和情感上的共有和分享;从个体角度看, 认同是个体对其社会身份的确认和理性的分析。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成员都要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生存, 所以认同更多的是文化的认同, 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在城市群的建设中, 文化认同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价值共享, 是进行区域整合的基础, 其中关键因素是确立文化认同的契合点。

按照国家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 长株潭城市群的文化建设, 要将湖湘文化优良传统与现代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结合。由此, 可以将湖湘文化作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中文化认同的契合点。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奇葩。刘庆选在2010年指出湖湘文化从原道发端, 经屈子、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的源头, 周敦颐重新解构儒道的《太极图说》, 王船山的“六经责我开生面”, 魏源提出“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 谭嗣同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石《仁学》, 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流风所被, 化及千年”, 终于卓然独立于世, 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湖湘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与长株潭一体化建设中的“两型”社会建设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十七大之后, 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这是一项重大任务, 而且是一种新的建设模式、新的建设理念,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 同时, 作为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必须先行一步, 在全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这与湖湘文化中的“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建设的过程中, 必须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包括行政区域体制、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文化制度、交通等各个环节, 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就要求一步一个脚印, 踏实努力的实干精神, 这与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 湖南文化存在地区差异, 分为湘资区和沅澧区两个区。湖湘文化是指湘资区文化, 且长株潭城市群是湖湘文化的集中分布区。湖湘文化崇尚自然、放任心灵、张扬个性、驰骋想象, 富于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 是楚文化独特的性格。这种文化可以说是长株潭特有的一种地缘文化, 有助于推动长株潭一体化的进程。所以湖湘文化应是长株潭文化整合的契合点。文化的认同可以引领长株潭一体化建设的进程。

三、基于文化差异的长株潭文化发展

霍夫斯坦特提出, 所谓“文化”, 是在共同环境中的人们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程序”。因此, 文化不是个体心理程序, 而是具有相同社会经验、相同教育背景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们, 不同的社会群体的人们, 这种共有的心理程序会有一定的差异, 究其原因, 是他们向来有着不同的社会经验和和不同的工作, 接受不同的教育, 从而也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文化的群体性和地域性成就了文化的异质性即文化差异。在长株潭一体化建设中应以湖湘文化为主导, 各城市单元选准主攻方向。

长沙尤以书院文化著称, 一个岳麓书院足以传承千年文明, 使文人向往。近代以曾国藩为首, 胡林翼、郭嵩焘为两翼, 继桐城派之余脉文化,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风格。“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八个字, 道出了湖湘文化的底蕴, 也阐明了长沙文化的内涵。清乾隆八年 (1743年) , 乾隆帝御书匾额“道南正脉”以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岳麓书院自建成至今曾七次毁损于兵厄, 但其对长沙历史文化的影响却从未间断。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爱国主义的传统植根于古湖湘文化, 同时又衍射出湖湘文化的新风气。就岳麓书院对长沙历史文化在文学艺术、学术观念、宗教信仰等社会意识文化方面的重大影响而言, 《方舆胜览》引《王黄州碑》指出:“潇湘为洙泗, 荆湖为邹鲁。”也就是说, 自两宋创立岳麓书院以后, 长沙的历史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岳麓书院的影响而形成的, 并不断衍射新的文化风气。岳麓书院文化精神“博于问学, 明于睿思, 笃于务实, 志于成人”历经千年而不衰。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 成为长沙的文化圣殿。如能将千年书院文化蕴藏与现代潮流文化巧妙结合, 可成就一文化盛事, 成为南部文化之核心。在长株潭一体化下的文化发展中, 长沙文化可以书院文化为主旨。

株洲有著名的炎陵, 乃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墓陵之所在。炎帝文化传承千古, 薪火不熄。在炎帝部落里人人平等, 共同劳动, 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群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群体性是炎帝文化体现之一;炎帝时期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例如发明了火耕、熟食、烧制陶器和农耕工具, 培育出了以粟为代表的优良品种, 使先民的饮食方式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炎帝又削桐为琴, 开中国原始音乐之先河, 他还创发乐舞祭祀。创造性是炎帝文化体现之二;传说神农尝百草, 因治水付出生命, 后裔女娲与精卫、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体现了与自然搏斗的坚强决心, 悲壮性是炎帝文化体现之三。株洲文化可以炎帝文化主旨。

湘潭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彭德怀, 有现代军事将领黄公略、陈赓、谭政等, 有近代风云人物曾国藩、曾国荃、许克祥等, 有现代革命家、政治家、文学家肖三、毛泽民、毛泽覃等, 更有世界著名的一代大师齐白石。这种伟人文化、名人文化在全国城市中是有重要地位的, 他们的文化资源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社会伦理、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红色文化是以伟人文化为中心的革命文化, 是以毛泽东、彭德怀、齐白石为中心的名人文化, 也是一种独特的本土文化。湘潭红色文化不仅在于伟人生于斯长于斯, 更在于伟人立德立言立行之表率和湘军这千古唯一文化之师的影响。红色文化是湘潭文化发展中不变的主旨。

综上所述, 在新城市群文化的建设中,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文化认同所起到的契合作用, 同时也不能忽视城市单元的文化差异, 差异与认同同在, 还原文化的统一性及整体性, 使新城市群的文化建设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摘要：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 城市文化表现出同一性和异质性, 即文化认同和文化差异。本文基于城市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 阐述了长株潭城市群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并对新城市群文化建设的合理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城市文化,差异,认同

参考文献

[1]唐群雄:《长沙两型社会总目标: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化》, 长沙晚报, 2009年4月21日。

[2]刘亚红, 刘芳.简论炎帝文化的几个特点[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27 (6) :57~60.

[3]曾长秋, 谭覃.论长株潭“两型”社会的城市文化建设[J].湖南社会科学.2010.5:9-12

[4]张彤军.城市文化与城市可持续发展[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8, (2) :81-83.

[5]李晓玲, 吴新颖, 城市文化与长株潭城市群竞争力的提升[J].经济地理.2009, 29 (6) :918-920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2

姓名：郑家迎

学号：2008010122

班级：08国际政治

指导老师：许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08国际政治 郑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形势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东亚地区的一休化渐渐被东亚各国重视起来，然而相对于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主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层面的互信，当然相对于欧洲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讲，东亚各国间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则是东亚各国政治互信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间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但对两国政治互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文化认同 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

［1］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特别是欧共同体的成功，12月1号《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明年1月，“欧盟总统”范龙佩和“欧盟外长”阿什顿就将走马上任。种种迹象显示欧洲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未来欧洲极有可能以一统一的国家姿态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而反观东亚这一个具有很大合作潜力的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仍旧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初级阶段。当然这其中原因种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巨大，政治认同度较低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相互堤防，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而中日又是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两国的合作进程甚至决定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发展状态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讲取决于东亚各国人民是否具有东亚共同体意识。而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文明形态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辉煌而独特，价值认同一致或类似。但问题是现在东亚各国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为什么东亚各国会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会存在如此严重的不信任?我们认为，目前东亚各国并不存在文化认同，这也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构建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2］结合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认同分析。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政治认识文化认同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仅管中日之间现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在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国的文化性质所影响的，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属于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频繁密切。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先传入朝鲜半岛，而后又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13世纪初，宋学著作也已渐传人日本，朱子学又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3］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亚哲学呈现出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启蒙有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儒学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从此建立了与中国类似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时，中华帝国进入了强盛时期，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宋代，儒学经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 ［2］［3］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时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相对于世界上的强国相对落后，日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这在喜欢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东亚共同体”自那时已经渐渐崩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逐渐没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认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以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他们通过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那个在汉唐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 “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中日两国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 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4］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这在二战前更为明显。“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支撑它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如果被过分推崇并走向极端化、沙文化，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国内蒙蔽、欺骗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仅管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推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经济进入泡沫阶段后日本的这种神道主义和民族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是以继承日本历史上的集团义主义为重要特色的。

集团主义在历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间狭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对封闭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个岛国，自然灾难多发这就要求在集团内的人们加强合作共同面对灾难。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各届政府强化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从而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极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对于集团所作的决定，如果导致不良后果，只有集体才能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有承担后果的责任感。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表现就是无人负责任。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逐渐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 ［6］[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 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称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 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7］］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认同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在目前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的东亚地区的合作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外忧内患，恩怨沧桑，历史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新的问题又频频产生。只有秉承和弘扬东亚价值观，强化“东亚意识”。才有助于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将失去机遇。进一步说,东亚各国家要在这方面历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缘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但是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核心的中、日二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并直接导致了中、日国家间持续的政治冷淡。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鸠山对外宣称不会参加靖国神社，但是以往各届政府持续参加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过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也导致东亚各国人民对“大东亚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亚洲，就必需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其战争责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还必须注意到基于地缘关系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民众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外东亚各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的东亚两个大国，相信中日之间差异和分歧终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当然是一个重要素。但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实属正常。尽管在建立怎样一个“东亚共同体”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国业已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它表明东亚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目前东亚在建立“共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东亚各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问题的存在也对这种共同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三国已经在文化认同上分道扬镳了。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几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正是导致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一直难于真正有效开展．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恰

恰是需要东亚各国努力建立“共同意识”，从而加强合作，消除各自内心的芥蒂。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文化与认同 篇3

熟悉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状况的人都知道：华人的国族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

早先华人移居海外，皆自视为侨民。侨居客乡，自己当然就还是中国人。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或曰中国或曰中华，或要光华或要建国，还有神州、振铎、民声、警世等等，其国与其民，指的都不是所居地之国与民，而仍是中国。

这种国族认同，促进了中国的反帝制改革，孙中山革命，颇仰赖海外华侨之力。后来抗战，华侨之捐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1949年大陆建立新政后，海外华人社会便出现国族认同的分裂。华人所欲效忠者，仍是中国，但到底是哪一个中国呢？左派右派，乃为此争哄不休，裂痕迄今未已。

由于大陆和台湾政府之统治事实上都不能及于海外华人社会，因此海外的左派右派之争主要表现于非政治性事务的文化领域中。例如办报刊、办学校、办社团，以旗帜、歌曲、文字、思想来辨别敌我。

至今两岸政权的斗争趋缓，两岸人民来往频繁，可是文化意识上留下的鸿沟还在。例如海外华文教育，各地的中文学校，就无不在为到底该教小朋友汉语拼音还是注音符号、该教正体字抑或简体字伤脑筋，各有选择、各有折衷、也各有坚持。

某些国家，华人在入籍时，法律形式上宣誓效忠于该国便罢，不会想进一步清查或清算华人脑子里的中国意识，某些地区则不然。像60年代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之排华，就都具有这类性质。觉得华人是潜在的叛国者，不认同于所居国而仍然心向中国，因此非予清理或改造不可。

方法之一是政治经济上的压迫，令华人丧失抗衡优势；一则是文化上的，如禁止使用华语华文、不支持华文教育、不承认大陆台湾的学历、不让华人舞龙舞狮过传统节日等等，欲以此斩断华人的文化根子。

二者其实又是互为关联的，因为如果华文华教都遭了压抑，华人的知识结构自然产生变化，对中国的感情日益淡薄之外，华人整体知识水平也同时下降，政经便亦不复存。像马来西亚，官方认可的教学语言乃是英文马来文，马来人上大学又有保障名额，读独立中学、学习华语者入大学之机率当然就远不及马来人。长此以往，华人社群的知识水平就大抵停留在高中阶段。在知识经济之新时代，这还能有什么竞争力？华人若不再使用华文，径习英文或该地主流语言，如泰国、新加坡那样，当然也不会比土著或印度人差，可是民族的优势丧失了、民族文化无法传承了、讲华文的华人和使用英文的华人或使用土著语的华人之间又生出隔阂了，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幸的处境。

华人罹此不幸之局，有些人固然还坚持其中国认同，但大部分总要识时务地自我调整。一种是把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切割开来，说国籍上我是某国人，但文化上我仍是中国人。一种是只在血缘上承认自己是华人，文化上则未必。也许还有中华文化之传承与认同，但认为这个文化因已与所在国文化融合过，故早非中国之旧，乃是一种新创造的文化。还有些人便根本不纠缠于此，径自努力融入所在地的政经文化中去了，在国族问题上毅然脱下中国这个包袱。

这几类人彼此是相互排斥、相互瞧不起的。海外华人社会，夙称复杂，国族认同之混乱，实乃其中主要因素。

台湾近年政局之乱，难道不也有同于此吗？陈云林访台，那些去抗议的人，除了“法轮功”、“藏独”等久与大陆政权结雠者之外，自以追求台湾独立、不认同中国者为大宗。过去民进党执政，在文化、教育各领域“去中国化”，强调本土意识、台湾人意识，改编教科书，把闽南语客家话都列为国语，推动台湾研究、南岛民族研究等等，可谓不遗余力。其主张，在政治领域是极明确的，就是不再做中国人，不愿接受中国统治。在文化上则认为中国文化虽亦为台湾文化之一源，但另外还有来自荷兰、日本、原住民的文化，也应视为源头。而且不论源于如何，皆已流注于台湾土地上，业已本土化，与原先那个源不再一样。

此类见解，大陆人多半觉得听来逆耳，斥其数典忘祖。可是实际上此类文化本土化的态度，早在东南亚就发生过。新加坡、马来西亚均经历过这样一种转“侨民意识”为“所居国国民意识”、转“中国人”为“所居国人”之过程，激烈的“断奶论”或“新兴民族论”也不罕见。只不过那是在别人的国度里挣扎求生的选择，现在是在中国领土内部发生，故令人格外感伤罢了。

而且，该注意的是：大陆上许多朋友现在看着别人要去中国化、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发扬中华文化就愤怒；可是，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大陆也有人过去可是急先锋呢！当时海外华人对此，又曾有多么伤心呀！

因此，对于华人在国族认同上的歧异，目前恐怕谁也不要忙着批评谁、指责谁，应视为华人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艰难的处境。一方面彼此谅解、相互宽容其选择，一方面共同协调努力，看看能否改善不利的环境，促进对中国的认同。即或不认同政治，也可认同文化。在文化上寻求认同，毕竟还是符合最大公约数的，怕就怕又走回老路，为了争政治认同而拿文化当牺牲品！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4

如果从这个规律出发,以传递两岸资讯,推动两岸交流,弘扬闽南文化,传播华夏文明为宗旨的厦门卫视一直面临着如下困境与突围:即从覆盖范围上看,厦门卫视是一个区域性的卫星频道,但它的发展战略和历史使命又远远跳出了以覆盖为传播范围的传统电视游戏规则,而致力于成为在全球泛闽南文化圈有影响力的电视媒体;从播报载体上看,厦门卫视是以闽南方言为主的频道,但它又完全不同于一般方言频道以方言族群为目标受众的发展布局,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化纽带来增进两岸了解促进彼此理解进而凝聚民族认同感。那么,以文化认同来确认传播范围的厦门卫视该如何在常规的电视传播规律中实现突围和发展呢?

1 跳出两个局限

1.1 跳出方言频道的局限

地域方言是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当下许多地方台的方言频道,或方言栏目都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充分说明了方言俚语在同一文化圈里的认可度和传播力。厦门卫视虽然主要以闽南方言进行播报,但其发展目标是致力于成为泛闽南文化圈中有影响力的电视媒体,这个文化圈包括闽南地区的厦漳泉、台湾,广东的汕头、潮州、揭阳、汕尾、雷州半岛,海南省的汉族地区等。此外,浙江、广西、江西、江苏等省区,也分布有讲闽南方言的分散县、镇、村,香港、澳门等,同时还有海外广大闽南乡亲。①这些地区虽然同属大闽南文化圈,但各地方言发音都存在不小的差别,因此不能以某一地的方言标准来局限厦门卫视的电视节目制作。

1.2 跳出区域视野的局限

一般来讲,区域台的节目多关注本土特色和本土受众,诉求核心在于“小决口、深突破”。从覆盖范围来看,厦门卫视是一个区域性的卫星频道,但厦门卫视的观众群体分布在我国的不同地区,包括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广大区域。厦门卫视成立10年来,国内和国际的落地覆盖区域经历了以下几次重大变革:通过长城平台,厦门卫视已先后实现对亚洲、欧洲、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及地区的覆盖;2013年3月18日,厦门卫视实现福建全省落地覆盖;2013年6月起,厦门卫视落地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全国9省市。不同地区观众之间的勾连是共同的文化传承,但彼此又由于地域、历史、发展现状等原因,势必要求厦门卫视的节目具有综合性、大格局、国际化的视角,并兼顾不同地区观众的收视习惯和要求。

2 形成三个特征

2.1 文化为先,影响范围定位于泛闽南文化圈

厦门卫视曾在自宣的宣传片中写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南乡亲”。从中也传递出这样一种理念,厦门卫视跳出一般电视频道以具体地理覆盖为自己影响范围的游戏规则,继而在更广阔的空间概念里经营以共同的文化和血缘认同而形成的受众群体。目前,厦门广电集团已经与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达成合作意向,将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创建厦门卫视东南亚演播室,将厦门卫视的新闻触角延伸至东南亚各国。

2.2 方言为主,兼顾自然语传播

厦门卫视频道定位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在播送用语方面必然是以闽南方言为主,兼顾自然语播送,让同处闽南文化圈的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可以收看。如厦门卫视曾经的品牌栏目《娱乐斗阵行》(娱乐资讯类),以及在播的获得全国十佳名牌栏目的《鸡蛋碰石头》(益智类)节目,均采取更加灵活、更具包容性和接受度的自然语方式播送,以适应同一文化圈中既有共性又有个体差异的方言受众需求。

2.3 借船出海,以活动带动影响力

厦门卫视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面对着落地的有限性和使命的宏大性之间的矛盾。仅仅加大覆盖范围并不意味着媒体影响力也随之提高。对于媒介而言,提高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抓住有利的话题或时间点进行事件营销。通过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度,以及其他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从而突破对覆盖的限制,达到传播影响力的目的。如厦门卫视自2008年起连续举办了五届的“欢喜大围炉——两岸闽南话春晚”,通过台湾主流电视媒体华视、中视、中天、TVBS等电视频道,以及马来西亚ASTRO频道共播出200多个小时,在华人最具民族认同感的新春佳节,借船出海,赢得了广泛地关注和美誉。

3 派生出四个思考

落地覆盖区域的变化反映出厦门卫视一直希望展翅高飞、实现区域影响力的愿景。在落地与影响力成正比的电视行业规则中,厦门卫视的困境和博弈与当初凤凰卫视的发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凤凰卫视的发展路径和策略也可以为厦门卫视的发展与提升提供某种思路。

3.1 从文化空间出发,经营自己的受众群

风凰卫视把世界华人融入风凰的理念,引领了一代电媒潮流。在凤凰卫视主持人的播报中,观众经常可以听到“问候全球华人”“在香港祝全球华人晚安”等用语。这正是凤凰卫视以文化群体来经营目标受众,以及传递共同价值认同的电视理念。厦门卫视在依托闽南文化、突破覆盖限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闽南文化既是一种地区性文化,更是伴随着下南洋成为了一种有着世界范围影响力,并和当今时代紧密接轨,具有广泛认同感的文化形态。

在中国近代史三次重大人口迁徙,即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下南洋最具世界性,且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在《下南洋与闽南人》中这样阐述:“通常下南洋的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区分,不是按省籍划分,而是按方言语系。通常分为5大帮:福建帮、潮州帮、客家帮、广府帮、海南帮。如果注意这些方言帮派群体,就会发现其微秒之处。广东的潮州帮方言属于闽南语系。海南帮的方言也属闽南语系。而客家人的下南洋,是沿着闽南人的足迹发展,并有所独特建树。正是因为下南洋,在中国海外发展史和国际贸易史上,闽南语系的人有了独特地位。陈嘉庚、李嘉诚、王永庆等闻名遐尔的富商,都属闽南语系区域。如果就南洋、台湾而言,其绝大部分富豪不是讲闽南话,就是讲潮州话。换言之,几乎都属于大闽南语系群体。”

闽南文化的这种特性,为厦门卫视成为以文化空间为影响范围的媒体愿景打下了扎实的受众基础。

3.2 抓住“互联网+”的机遇,跳出传统电视媒体由落地决定影响力的游戏规则,透过新媒体实现影响力更大范围的传播

凤凰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说:“并不是把一个媒体的传统内容变成电子版,它就全媒体化了”,从凤凰卫视官网到主流门户网站,凤凰网成功的天赋就是自身的媒体属性重于一切②。

厦门卫视以关注和报道两岸问题见长,既有每周7天带状播出的两岸新闻节目集群,如《两岸新新闻》《两岸直航》《两岸共同新闻》《两岸秘密档案》等;又聚拢了一批观点新锐、见解独到的评论员队伍,如杨锦麟、蒋昌建、闫肖锋、张斌等。厦门卫视经过十年的磨砺,在两岸问题领域已经积累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广泛的资源和鲜明的风格,正应抓住互联网发展的机遇积极作为,跳出落地不足的限制,跳出传统媒体简单地将内容电子化到新媒体的窠臼,以做两岸新闻户门网站的精神,以真正互联网的思维和基因在新的蓝海寻找自己的新机遇。

3.3 策划活动,以点带面,借力使力,扩大影响

凤凰卫视善于“策划”新闻,这里的“策划”不是说编织虚假新闻,而是善于策划创新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形势,让同一个新闻在不同的视觉下产生不同的传播效应。可以说,凤凰卫视绝对是新闻策划的高手,香港回归、91 1事件、戴安娜王妃葬礼、迁徙之旅、“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等,这些报道中既包括既有的新闻事件,也包括凤凰从自己的特点出发主动策划的新闻事件,特别是后一种,除凤凰本身的节目外,往往还成为其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极大地树立和提升了凤凰的品牌价值。

其实,厦门卫视也同样拥有非常多值得“策划”的报道和活动资源。一方面,在两岸领域有很多值得深挖和做出特色的新闻事件,如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三合一选举(县市长、县市“议员”、以及乡镇市长选举)、台风报道、两岸高层和社会知名人士的交流往来等。另一方面,在闽南文化领域挖潜,更是大有空间,在泛闽南文化圈中有着深厚民众感情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保生大帝、福德正神以及各种民俗节庆等;又如,在当今时代勇立潮头、爱拼敢赢的广大海内外闽商群体等;还有特征鲜明、保存良好的闽南传统经典文化样态,如进入奥运开幕式的闽南木偶、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汉族古乐南音,以及在世界闽南文化圈中最具共鸣的闽南歌曲等,这些都是可以赢得广泛关注度的报道对象。

3.4 抓住意见领袖和公知效应,达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效应

凤凰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说:“仅仅加大覆盖范围并不意味着媒介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对于媒介而言,提高其影响力的很重要的途径是选择一个社会或一个领域中最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人群作为自己的主打目标受众,以便通过他们形成以一当十的社会影响力”。

闽南文化,特别是在海外泛闽南文化圈的社会结构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宗亲氛围浓郁,海外华侨通过宗亲关系保有对故土的文化联系和心理依恋。宗亲社会里大多有自然形成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虽非官方,但却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信服力。厦门卫视应该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认真研究闽南文化特征,抓住意见领袖、抓住公知效应,以实现更加广泛的传播效应。

参考文献

[1]《泛闽南文化(闽南、潮汕、雷州、台湾、海南)的若干思考》作者:汕头日报李衍平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5

上海市澧溪中学 徐维斌

最近在一次课上，我和学生讨论了一个话题：在享受现代快节奏、便捷的生活时，我们还缺失了什么？发言中有学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缺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知。事实真的如此吗？我随后在随机的41名学生中作了“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认识很含糊；28人明确表示对经典作品不感兴趣，有10人认为从未阅读过经典作品；有38人表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源于影视和网络，32人对部分影视中的“戏说”感到很有意思；还有20人认为自己身边无任何传统文化现象。

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如此不堪吗？非也。《辞海》对文化的广义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综合”。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即使在现代，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然而我们的学生却漠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忽视了语文学习的人文性，忽视了对作品文化魅力的感知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期课改新课标提出语文课程“要重视学生情操的陶冶和文化品位的提升。要引导学生在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吸取精华，充实底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语文知识时，促使学生增加文化积累，丰富文化底蕴。所以，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语文课堂，利用好教材，利用好相关的教学时间、空间，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唤醒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

学生对某种文本文化内涵的接受首先体现在文化的认同上，成功的阅读是一种文化上的感动。如果文化上没有找到共同点，不能引起共鸣，阅读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可能。68%的学生认为身边没有任何传统文化现象，这与缺乏一种文化认同意识相关。因而，在语文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认同传统文化，唤醒其传统文化认同意识。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文学作品中具有文化现象的典型人物，其人物内涵有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如其身上具有“士”应有的善良、清高，可当时社会缺乏生存环境，其善良和清高就显得迂腐了。学生若缺乏传统文化认同，把其解读为现代嬉皮士或流浪汉之类，就达不到对腐朽封建文化批判的目的。再如儒家的一个重要文化品性特征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引导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对其有了认同意识，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诗人在《山居秋暝》中能显示出独处时的恬淡愉悦，为什么政治家兼文人陈子昂会在失志时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忧国忧民情怀。所以，只有让学生领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才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

二、引导学生正确走近传统文化经典

西方曾有位人文学者半是无奈半是调侃地说：“所谓经典，就是人人重视而又人人不读的名著。”现代的快节奏生活正在蚕食文化经典生存的土壤。调查显示，68%的学生对经典作品不感兴趣，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触经典都带有功利性，或接受的是大量源于影视“戏说”的所谓经典。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利用语文课堂让学生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经典，明确传统文化经典并不是沉重的、艰涩的。

在教读《诗经》时，我引导学生反复地朗读，在或急或缓的节奏中，通过自己的联想，学生比较轻松地了解到2500多年前的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在“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声中倾听到了我们的祖先对苦难生活的倾诉，对封建统治者盘剥百姓的愤慨；在“采采苻苡”中感受到劳动时的欢乐，体验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教学《孟子》时，我引导学生反复领会其雄辩家的气概，其笔挟锋芒、长于辩论、善用比喻、说理精辟的语言特点。在与“鱼和熊掌”的类比中，形象地了解他对“生”和“义”的态度，使学生领悟到了即使舍弃生命也要维护义理的重要意义。教学《西游记》时，我引导学生透过纷繁复杂的人物与环境描写分析作品，学生看到了不怕天不怕地的孙悟空的艺术形象，这是对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也感悟到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不满的呐喊。

在经典的解读中，学生逐渐走近传统文化经典并积累夯实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其中领悟到中华文化的精髓。

三、引领学生感悟体验文学作品的魅力

文学作品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就是要有效地把握好文学作品精华，指导学生了解并吸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精髓。

（一）在诗歌中感悟。在另外的调查中，40%的学生认为从诗歌中可以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确实，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部分是通过诗歌途径来传承的，诗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诗人们通过历史的长河向我们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精神。通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学生看到了远离尘世的恬淡悠然的陶渊明；通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学生看到了至死不渝，一心向宋的爱国诗人文天祥；通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学生看到了桀骜不逊，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李白；通过“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学生看并体会到了人间的真情。“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诗词的学习中，学生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而且陶冶了思想情操，塑造了健全的人格。

文化认同，与高校共鸣 篇6

我是一名普通的大一学生，回顾高考，我感慨颇多。高考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之一，如果想通过万人竞渡的高考进入一个优秀大学，在取消竞赛加分保送的大环境下，自主选拔是一条不错的捷径。

首先我想谈谈自己对自主选拔的认识，让大家了解下为什么大学会增加自主选拔。从我身边看，一些有特殊才华的同学，并不能在高考这一张试卷中显示出他们的特殊优势，所以，高校为了挑选出这样的学生才启动自主选拔。那么如何考察出学生的特殊才华呢？答案很明显，还是要通过考试。对学习成绩总体均很优秀或只某一学科有特长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超出高考难度的笔试考察，对音乐、乐器、舞蹈、体育等艺术方面的特长，则可以通过艺术特长生的一对一考察进行选拔。

现在高校的自主选拔主要由笔试和面试组成，有些高校的部分名额只需要参加面试。那么面试考察什么呢？在自主选拔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学在面试这个环节中招到的学生主要是与高校自身传统文化相吻合的学生，即高校与被选择的学生有文化共鸣，学生对高校有文化认同感。可见，对于学生素养的考察主要在面试环节。

每所高校在悠久的历史中会形成本校特色文化。拿清华来说，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风是“行胜于言”。所以清华喜欢听话出活的学生，更加注重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团结合作能力的培养。另外，清华号召强身健体，有“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以上这些都是清华自身的特色文化。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化和其他大学的文化虽然有交集，但是突出的重点不尽相同。就如清华强调集体主义，北大强调个人自由，并不是说北大不要集体主义，清华不要个人自由，仅仅是突出强调的重点不同。总之，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突出的文化特色。

如果想在自主选拔面试中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就要尽最大可能让面试官产生文化认同感。如果认为自己本身并不具备这些品质，或者潜意识中并没有渗透这些文化，那么最好在参加面试前一段时间内每天暗示自己，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短暂的心理暗示之后，面试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文化素养，就很容易与面试官达成一种文化认同感。

这种文化认同感也给了我们一个回答问题的方向，透过清华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华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如果自己在清华注重的方向上有特长，那么就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情展示。如果不知道这种文化认同的存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哪句话在面试官的心中更有分量，更能与面试官产生共鸣。有了方向，回答问题的时候围绕这个方向进行，会使回答重点更加突出，语句更有逻辑，表达更加自然。

对于面试本身来说，面试过程表现的重要性要大于问题本身的对错。近年来各个高校已经进行数次自主选拔考试，面试题目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可以称为千奇百怪，但是在清华的面试中很少会出现虚无缥缈的问题，大部分问题看起来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不论怎么回答，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不过，尽管很多面试考题不设正确答案，却并不妨碍这些问题有老师“喜欢”或者“想”听到的答案，这些答案就基于文化认同。在清华生活了几年的学长们说，如果让他们去参加自主选拔面试，考官一提出问题，他们就能够知道考官最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问题背后隐含的清华文化是什么，他们很容易就会答出考官“最想听”的答案。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面试官“最想听”的答案是怎么形成的。假如现在的面试考题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符合面试要求的题，自然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考虑一下清华的文化，清华想要培养将来能够成为治国栋梁、学术英才和商业奇才的人，这三方面覆盖面极广，任选一个人都符合要求。继续考虑清华文化，清华提倡爱国奉献，考虑到这点，上面选择的人物就有限制了，而且也为下文具体展开论述提供了最宝贵的论点。考虑到面试留给我们的思考时间，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作答了。如果在学术英才中选一个代表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清华的前辈，比如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论述自己为什么崇拜他的时候，他爱国奉献的精神一定要放在第一点而且是重点来作答，然后再略答两个其他的原因。这样，一个面试官“想听到”的答案就形成了。

文化认同同时也标明了面试回答时的一个雷区，即严重与学校文化传统相悖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是绝对不可以踏入的。如果回答我的偶像是本·拉登，因为他制造恐怖袭击炸了美国的五角大楼，后果可想而知。

这里有一个误区，并不是只有符合大学的文化认同才能够得高分，这个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会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中等以上的分数，不排除剑走偏锋而得到高分的可能。达到文化认同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得到比一般人较高的分数，而且这种方式比剑走偏锋保险得多，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况且，这个文化认同感永远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还要编织好自己的“锦”，练就一身扎实的硬功夫。综合起来，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回答有逻辑有想法有深度，言行举止有礼貌等等。

在文化认同方面，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也会出现一些误区，有的是错误理解了某些文化观念，有的是没有注意到小节而出问题。比如，在“行胜于言”的理解上，好多同学栽了跟头。清华崇尚“行胜于言”，是要求说得好，做得更好，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反对那些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而不是少说多做。有些同学因此畏首畏尾，生怕在面试的时候表达过多而引起反感，导致面试紧张，正常水平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同学在简历上和言语中常常说我做过什么职务，很少提及自己做过什么事。面试官都了解，一些高中为了增加考入清华的人数，将一些荣誉和重要职务统统分配给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工作，这样造成了来面试的人很可能三个里有两个学生会主席，一个团总支书记。对此，面试官早已厌倦，如果能在面试中提到我曾经主持过或者组织过什么大型活动，这样就展示了自己并不是“吃空饷”的“闲人”，而是货真价实实现“双肩挑”的优秀学生，这样会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面试是一个全方位考察人的品行的考试，情感、意志、兴趣、性格、需求、动机、目标、抱负、信念都可能涉及，最重要的是诚信，没有的不要编，不懂的不要说，不会的坦诚地说不清楚，耍小聪明很容易被面试官发现，这样得不偿失。

城市、建筑与文化认同 篇7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文化的发生器,它反映了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生活经历。“文化认同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积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拥有同一种文化或文化记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感。当前城市文化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和拒斥而引起的。

城市记忆的延续实际上就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城市记忆的恢复使得城市重新焕发出了精气神和个性魅力,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复活。当然,城市记忆绝不只是一个保存和延续的问题,还是一个自我重构和自我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还要让城市的记忆成为城市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或许后者的意义更重大。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记录者,建筑体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巨大能动性,也是几千年来生存经验与人类文明的高度体现。建筑作为文化符号,自然也体现着人存在的文化意义。不仅如此,建筑作为人“诗意栖居”的空间,其中还有着人之为人的一种文化归宿内涵,其深层的价值蕴涵,亦是在于文化层面。由于现代建筑过于注重现代科技的主导作用,以一种与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模态相背离,因此,人们的认同感是极为弱的。现代建筑将我们置入另外一种文化场所,居住于此的人在新建的场所,难以找到已有的文化情景,这就必然造成文化生命上的失落感。

从整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说,每个建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创造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分子,它可以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前提应该是符合环境要求与功能定位。如果每一个建筑都要成为“标志性”建筑,那么,城市就丧失了特征。过分强调形态的建筑,像一个饿极了的孩子,大声地哭以引起大人的重视。这个孩子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希望一鸣惊人地展示地方形象。这些设计可能和地方经济相关,可能和政治需求相关,唯独不一定和公众的真正需求相关,摩天大楼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纪念碑。

建筑设计可以从以下途径接近文化认同的问题:开放的设计过程、公共空间和建构的记忆。建筑设计过程应该是开放的,从设计任务的确定、建筑方案的选择成为一系列更广泛的公众互动。设计公共空间是建筑与社会认同的另一重要途径。公共空间正是需要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与地方相联系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记忆。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8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英语文化的认同危机与对策分析 篇9

关键词：英语文化,认同,危机,对策

英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现在,英语文化对于我国本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弱化效果,汉语言文学的地位在部分年轻人心目中岌岌可危。如何能够在本土文化不被弱化的同时,大大加强英语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是现在学者们集中探讨的实质性问题。

一、文化认同的定义与发展

关于文化认同,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其核心就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得以延续的精神基础。对于文化认同的发展,是本民族认识、理解、认同外部民族的过程,是在保持本土文化不被打破的情况下,学习、借鉴、使用外部文化的行为方式。 一些说法认为,对于本民族有了语言的学习也就是有了母语文化认同,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就是伴随着母语和第二语言的比较进行影响的过程即为文化认同。还有一部分说法认为,跨语言学习能够体现出文化认同上的矛盾与分歧,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整合的效果。

二、英语文化认同的危机

1.英语文化的影响。由于目前英语是全世界应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所以在我国也要对于英语进行重点教育工作。我们中国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接受着汉语言文化的熏陶,随着我们年龄的逐步增长,汉语言的教育也在逐步深入,使我们本能的就对已经掌握的文化资源失去兴趣,恰逢此时也到了该接受英语文化的年龄,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关注英语文化,以及忽视了本该重视的传统文化。

对于英语专业大学生做的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大学生还是愿意接受英语文化的,原因在于英语对于世界的影响地位不可撼动,学生们所接触的影视、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高端成果皆是出于英语文化之下的领域,这就大大增加了学生了解英语文化的兴趣,反观之传统文化的刻板、保守,则无法吸引学生的眼球,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对本土文化进行了削弱作用,结果导致本土文化与英语文化在认同上出现了矛盾的特性。

2.普及英语教育的影响。通过针对不同学历学生对于英语认同程度的调查不难看出,对于接受英语教育时间越长、 越深入、越专业的人而言,英语认同感普遍上升,本土文化认同感普遍受到冲击。这种现象就告诉我们学习环境对于人的文化认同感是能够起到递进作用的。英语专业的学生长时间处于英语文化中,课堂上传授的一般都是英语文化的可取之处,这种情况就放大了学生心目中的英语文化形象,而忽视了本土文化的教育。

对于各种文化程度学生的调查情况发现,学生对于英语课的重视程度要高于语文课,原因在于在应试教育体制之下,学生们往往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分数。对于语文的学习,由于我们本身就处在本土文化氛围之下成长,不用进行非常用功的学习和用功学习之间的差距不是很显著,相反对于陌生语言的学习,往往努力的学生要比其他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差距,在学习上更多的学生专攻有难度的英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于英语文化认同的情况。

三、相对危机提出的策略

1.适当弱化英语学习地位。在恢复高考制度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前提下,英语一直是学生学习的重点科目,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对英语文化的融入推波助澜。本土文化的受重视程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要大力加强重视本土文化的一系列举措,来为本土文化的发展带来动力。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出台相应政策,适当的减少英语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适当的增加汉语言教育的深度,以此来削弱英语文化影响力。把英语定义为一种与外部能够沟通的实用性技能,而不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在保证部分专业人士从事英语行业的前提下,把英语设定为大部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的一门课程,以此来深化教育改革政策,真正实现素质教育这一宏伟目标。

2.加强中国文化元素。随着国家社会发展与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在英语文化盛行的当下,应该大力突出本土教育的优势与特色,让本土文化能够在国际平台上与英语文化相抗衡。可以在国际上多设立一些类似于孔子学院的教育机构,让我们的本土文化也能够对其他国家有所影响,扩大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让世界听到不同于英语的另一种声音。 还可以在我国的教学上加大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比如多设立一些书法课程,传统手工艺技术课程,让学生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可以多开展书法比赛,在社会上多鼓励开办书法协会,最终的目标就是加大传统文化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在考试中,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核心,加强国学的教育,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10

1 体育管理中的跨文化问题

跨文化的工作形势迫使人们直接面对与其它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也往往大相径庭。这些挑战包括与本民族中心主义有关的问题,以及面临文化差异无法跨越时,如何学会了解发生事物的重要性。

这一点在论述到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以输赢来对体育运动作价值评判。比如在爱斯基摩文化中,运动竞赛相对于输赢来说更强调协作的重要性和集体团结精神,在这里西方的“胜者为王”的游戏准则他们不屑一顾。而奥林匹克运动中很普遍的“体育英雄”观念和对冠军的推崇在许多文化中也并不被接受。在印地安文化中如果一个人在竞走比赛中不断胜出,他将会被清除出比赛,因为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种参加者人人机会均等的比赛,一个特别出色的参赛者将破坏这种潜规则。正因如此,某些来自非西方文化的人认为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受欢迎”或“新殖民者的”而拒绝接受。强调竞赛个人主义的那些运动实践可能不适合甚至威胁到那些推崇协作高于竞争的文化的人。为祝贺胜者而举行的体育庆典,可能会威胁到一些文化所极力推崇的主张人人平等的社会习俗。

2 体育管理中文化冲突的产生

NBA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体育领域中海外市场扩张最为成功的职业联盟,NBA的海外营销计划除了体现在体育赛事的全球扩张以及赛事衍生产品的海外销售之外,海外球员日益增长的比例也成为其全球化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在NBA打球的非美籍球员仅为8名,1992年增长为23名,而在2011年,NBA海外球员人数已经接近80名,外援占球员总数的20%,来自36个国家。

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一个具体的体育组织中,真正的有效管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而跨国、跨地区、跨文化的国际性体育组织(如:职业联盟、职业俱乐部、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等)更是如此。由于不同管理者的管理习惯、对管理对象的感性认识、民族优越感、组织文化的态度以及沟通障碍等原因的存在,都会产生文化冲突。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织成员,管理者如果依然故我,坚持以自我为中心,那么管理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在体育领域,来自不同语言、习俗和文化背景的人,不仅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和态度,还会因为缺乏共感而引发沟通上的误会。来自瑞典的女足教练伊丽莎白在中国败走麦城,河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足球认识上的差异以及不同国家管理文化方面价值理念的不同。同样是在足球领域,前南斯拉夫教练米卢蒂诺维奇却能够在其执教的各国足球圈游刃有余,则与他能够充分认识到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且能够克服由此带来的困难不无关系。

3 体育管理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认同

文化选择的一般规律是:本土文化只选择外来文化中与自身本质相契合的部分,文化认同是文化选择的结果。管理者吸收外来文化的因素,都是从自身文化结构出发,按照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作出的一种选择。只有这样,外来文化因素才能顺利地被接纳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因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外来文化要融入组织原有文化的体系中,也就必须在其原有文化中寻找共同点,并适当地改变自身,才能赢得原有文化的承认和接纳。

在一个跨文化组织中,文化认同主要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文化认同是一个组织中最基础的核心价值取向,文化认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具有稳定性。文化认同一旦在某一组织中达成,则往往会以规范、制度或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次,在某一个跨文化的企业或组织中,达成文化认同有助于组织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最后,对于一个跨文化组织来说,文化认同有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是依托于同一种文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一种文化现象往往是跨民族存在的,而不是只存在于一个民族中。因此,同当一种文化现象同时存在于几个不同民族中时,那么几个民族就会就这一点达成文化认同,相同的归属感和文化意识也就此产生。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组织成员因为对同一种文化的认同而对组织产生了文化的归属感和共同的意识,跨文化管理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这一规律在体育管理领域中尤其重要,特别是在体育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下,体育管理中的跨文化现象和跨文化问题日益凸显,寻求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成为体育组织管理者的重要使命。篮球和足球这样的一些特定项目是国际盛行的,但不同的文化也偏爱和认同不同的运动项目。在英国和印度,可能是板球;在印尼,是羽毛球;在日本,就是相扑。美国市场上充斥着体育运动,但美国人倾向于把棒球作为“国民娱乐”,而橄榄球也吸引着大量观众的兴趣。尽管棒球在日本、韩国和加勒比地区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但橄榄球品牌在美国之外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大多数美国人把纽约扬基队(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达拉斯牛仔队(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球队)和芝加哥公牛队(全美职业篮球联赛球队)看作是世界最著名的球队,而美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曼彻斯特联队,或者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2001年夏天,成千上万的人一大早就出现在泰国曼谷机场欢迎这支队伍。当周的晚些时候,65,000名狂热的球迷拥向该城的国家体育场欣赏这场完美表演,另有15,000名失望的球迷未能进入体育场,就在场外的大屏幕前观看比赛。结果,这种场景席卷亚洲,包括新加坡(一场表演吸引了44,000名观众)和马来西亚(一场比赛的观众达10万人),那么为什么曼联队,这支来自没落的英国工业城市的足球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球队,而坐落于世界最著名城市、作为美国最成功职业体育组织的扬基队就不行?

首先,足球是世界上极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并且正如曼联队首席执行官彼得·凯尼恩(Peter Kenyon)所说的:“美国的大多数运动只限于在美国本土进行。美国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强大的特许组织,但要成为国际化的特许组织,其运动项目也必须是国际化的。”这也是为什么全美职业篮球联赛(NBA)在美国本土无论是知名度、收视率还是球迷拥有量都不及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NFL)和北美职业冰球联赛(NHL)而屈居第四,但在国际上的受欢迎程度却远在其他三个联盟之上。体育组织如果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市场,或是注重国际性的体育运动和国际性赛事,那么如果能把体育做成适合所有市场和文化的本土产品,必然是一种优势。因此,NFL要想实现“让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式橄榄球的乐趣”的奋斗目标,还需要向国际化和本土化方向努力。

摘要：现代体育一直是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运行,在近十几年来,体育运动朝国际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体育运动通过发展全球性的大众消费文化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在体育管理领域,跨文化问题也随之产生。该文通过对体育管理过程中的跨文化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在体育管理中遇到的文化冲突问题,通过文化选择与文化认同来实现文化的融合。根据经济学的理论,资源只有在流动中才能达到最优化的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体育中人员有序的全球性流动在所难免,从上述对NBA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体育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面临的文化差异问题可能甚至比在经贸管理领域的更加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跨文化,体育管理,文化选择,认同

参考文献

[1]陈珊.从女足换帅风波看对外籍教练的跨文化管理[J].科技创新导报,2009(15):223,225.

[2]朱晓东.我国职业球队跨文化管理研究——以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例[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1(5):26-30.

[3](美)大卫·鲍乔弗,克里斯·布莱迪.向足球学习——英超足球经营启示录[J].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61.

[4](美)丹尼尔·科维尔.体育产业组织管理—对绩效负责[M].钟秉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65.

“主流姓源”与文化认同 篇11

认识中华姓氏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姓”的本义系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的根源。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还是现代少数民族中留存的图腾信仰，均已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

第二，“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我们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西周秦汉间由氏转姓到姓、氏合一，是现代中华姓氏来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现代中国人的大多数“姓”正是承袭了周代众多“氏”而来，而周代众“氏”则来源于周王室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氏”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别子）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第三，门阀制度与姓氏贵贱。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造成了世家门第、著姓庶姓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作为人的个体符号的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历史。但由于当时姓氏世系成为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故反过来又促进了姓氏之学与谱牒之书的研究编修。

第四，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直接导致了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而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又反过来促进民族交融的步伐。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赐姓避讳，因避难而改姓，因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以及古代复音姓氏单音化等，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致使世系难辨，脉络难清。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华姓氏乃是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晶体。一部中华姓氏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综合产物。

第五，文化认同与血缘认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奉行厚德载物，重生报本，寻根归宗，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姓氏谱系生动地辐射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光，寻根认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回到中国故土寻根祭祖归宗，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当然，具体到“一家一姓之史”的家谱记载，中国人历来的做法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远祖，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如李唐以老子为始祖），此为文化认同；而对于近祖，则是重血缘世系，坚执“行吾所明，不行吾所不明”的修谱原则，于近祖，如上溯至明、清时代的始迁祖，总要查考出个水落石出，将其血亲衍派勾勒得清清楚楚，此为血缘认同。

中华大姓往往具有多重姓源

中国姓氏的姓源有一显著特点，即人口众多的大姓必姓出多门，具有多重姓源，也即血源谱系复杂；而那些人口较少，尤其是特别稀少的小姓、稀姓，则姓源单一，血源谱系自然也较“纯正”。如中华王姓，主要来源有三：

一是出自帝胄之王，有三系：姬姓之王，即太子晋之后，传太原、琅玡、江左、开闽、三槐王氏等。还有妫姓之王，子姓之王。

二是出自古代少数民族的胡姓之王，有四系：出于河南者，为可频氏之王；出于冯翊者，为钳耳族之王；出于营州者，为高丽族之王；出于安东者，为阿布思之王。

此外还有赐姓之王，冒姓、改姓之王，复姓之王等。因而当今中国人中的王姓人士，虽然头上都顶着一个“王”字，但其姓源祖宗却是千差万别，这就是“同姓不一定同宗”的道理。

但是，凡中华大姓虽然姓出多源，而必有一个最核心最主流的姓源，我把它称为“主流姓源”，而“主流姓源”往往成为该族姓人士认同感、归属感最高的最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姓源。如王姓，普遍认同源自西周太子晋的姬姓之王，姓氏演变播迁以太原、琅玡、江左、开闽、三槐王氏等为主脉。现在几乎全球王姓华人，都将“西周太子晋”作为开姓始祖，以山西太原市的晋祠作为谒祖寻根归宗之地。晋祠里面的晋溪书院、子乔祠，已在20世纪90年代开辟成为全球王姓华人的谒祖祭祀圣地，修建有“太原堂”，举办过多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

为什么“主流姓源”最易成为该姓人士认同感和归属感最高、最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姓源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主流姓源“出身高贵”。中华大姓的主流姓源开姓始祖往往与远古帝王或历史文化名人（如李姓以河南鹿邑李耳为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相联系。人们都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普遍文化心理，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寻根追祖拿一个罪犯当始祖。所以人们修家谱追始祖，追寻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文化名人就打住了，因为这是“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事情。

第二，主流姓源“历史清楚”。由于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或是帝王将相，或是历史文化名人，因而“二十四史”或地方志书多有记载，史迹清晰，斑斑可考，自然被视为正史、信史。这对编修家谱、谒祖认宗、传承后裔，都是一件真实可靠、很有面子的事情。比较而言，那些非主流的姓源始祖，由于文献史料难以查核，而传承演变的线索更是一笔糊涂账，因而非主流姓源的后人更容易向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认宗归族。“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第三，现代社会的认宗谒祖，文化认同往往大于血缘认同。唐代诗人孟浩然深有感慨地写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由于历史变迁、大浪淘沙、天灾人祸等原因，现代中国人寻根追祖的血缘谱系，大多只能追到明清，如有宋版老谱保留至今，那是十分罕见之事，至于唐以前的古谱，更是国宝级的文物了。中国人只有孔子的《孔子世家谱》，才完整地记录了从第一代春秋孔子到2006年出生于台湾的第79世孙孔佑仁的历史血缘传承谱系，此外还有孔、孟、颜、曾四姓的“通天家谱”，也有历史血缘传承谱系。一般而言，很多姓氏的血缘谱系历史都较为短暂，正因如此，现代中国人对于远祖，更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此即文化认同。全球华人每年到河南新郑与陕西黄陵祭奠黄帝，或到陕西宝鸡与湖南炎陵祭奠炎帝，这是源于同一文化归属意识的最大规模的“文化认同”与“命运共同体”行为。就具体姓氏而言，如李姓以河南鹿邑李耳为始祖、林姓以河南卫辉比干之子林坚为始祖，这都是一种“文化认同”意识的体现。

正是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华郑姓的姓源与河南荥阳的关系呢？中华郑姓的多重姓源与“主流姓源”

郑姓是一个大姓，按人口排序，郑姓在中国大陆为第二十一大姓（在台湾地区 是第十二大姓）。大陆郑姓人口约为936万，约占大陆总人口的0.78%。作为大姓，郑姓也是一个典型的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子姓、姜姓及少数民族的改姓等。中华郑姓的主要来源有三种途径：

一是源于远古帝王，以国为氏，此可分为三系：

1.源于姬姓，以国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周宣王封其弟友于槿林（今陕西华县东），建郑国，友即郑桓公。后，桓公之子郑武公助周平王有功被封赏虢、郐之间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郑国。公元前375年，郑被韩所灭。郑国子民从此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制（今荥阳西）、祭（今河南郑州东）和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并以故国“郑”为氏，始有郑氏。2.源自子姓，以国为氏。出自商王武丁之子子奠之后，子奠也称奠侯，以主持祭奠而得名，子姓郑国为商朝一方国。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子姓郑国也随之亡，周人迁子姓郑人于渭水上游，约在今陕西宝鸡凤翔附近，后人也以故国“郑”为氏。3.源自姜姓，以国为氏。出自姜太公之后。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姜太公之少子井叔于郑，以统治子姓郑人，史称西郑，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后周穆王夺西郑为下都，姜姓郑国亡。国人姓奠井氏，或为郑井氏，亦即郑氏。

二是源于地名，以地为氏。《一统志》载：“南郑，古褒国附庸之邑。桓公殁，其民南奔居此，因日南郑。后为县名。今属陕西汉中府。”这一支郑氏出自古褒国附庸之邑南郑。韩灭郑国后，部分郑国子民迁至陕西汉中地区，并再建了一个小方国，史称南郑，以居邑地名为氏，称郑氏。

三是源于古代少数民族的改姓、赐姓、姓氏简化等。如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第三代国王朴儒理执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分封授姓，其中的珍支部被封郑氏。又如蒙古族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多为郑氏、宝氏、李氏、吉氏等。裕固族增斯恩氏，原称增斯恩氏、赠坷斯氏，后多简化成汉姓为郑氏。满族济礼氏，亦称纪里氏，世居驽宜（今俄罗斯萨哈林岛）、长白山区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郑氏。

关于帝王赐姓郑氏，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朝郑和。郑和本是回族人，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云南昆阳人，为宫廷太监。据20世纪80年代云南发现的《赛氏总族牒》《马氏家乘》，郑和一世祖可上溯到穆罕默德。明靖难之役中，马和在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另一说为“燕京郑村坝”（即今北京东坝村）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史称“郑和”。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壮举。

从以上郑姓的多重姓源分析，我认为第一种姓源即源于远古帝王、以国为氏历史最久；而第一种姓源中的源于姬姓、以周宣王之弟友即郑桓公所传之河南荥阳一带的后裔以故国“郑”为氏，应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如果追踪郑桓公郑氏与中华共祖黄帝的谱系，其世系应为：黄帝→玄嚣→峤极→高辛→后稷→不窟→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宣父→公季→姬昌（周文王）→姬发（周武王）→姬诵（周成王）→康王钊→昭王瑕→穆王满→共王繄扈→懿王囏→夷王燮→厉王胡→共和→宣王静→封姬友（郑桓公）于郑。

河南荥阳是中华郑姓“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祖根地

汉朝至隋唐时期，荥阳郑氏是北中国的著名大族，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家，因而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实际上，据以上考察中华郑姓的多重姓源，荥阳郑氏只是其中的一支，但这是最重要的一支，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如上所述，主流姓源由于“出身高贵”“历史清楚”，因而最容易满足郑姓人士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最易将荥阳作为木本水源的祖根之地。

但我认为，以荥阳作为中华郑姓的祖根地，除了真有荥阳郑氏本宗血缘谱系的谱牒可认定为“血缘认同”，对于其他的郑姓人士而言，实际上应是一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情绪，是个体被群体的文化所影响的感觉。文化不仅与人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还与人的“存在”，乃至关于“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弗罗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这个“本能”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认同”是身份的认同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文化是一种“根”，它先于具体的个体，通过民族特性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先天地给个体的精神结构型塑了某种“原型”。个体在社会化后，生活于这种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血缘认同等是重叠的。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地缘、血缘共同体，它们将人的各种认同融合其中，避免了这些不同的认同之间因相异特性而发生矛盾甚至冲突。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认同”的元素与符号，如认同“轩辕黄帝”为自己民族的共同祖先，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长江”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我们人人头上都顶着认同“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符号，这就是姓氏与生肖，而姓氏尤其能够作为“文化认同”的个体符号标志。因为每个姓氏都直接联结着历史、祖先、族群与血缘，而同一姓氏的祖根地、开姓始祖又最能激起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正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人人都有的源于同根同宗的姓氏“文化认同”，成为蕴含于中华民族文化大厦最深层的文化基石之一。如同德国学者李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荥誉”，共同体中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当他们汇聚到宗祠、祖根地，汇聚在开姓始祖的像下，都会油然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由姓而族、由家而国，生发起他们与整个民族和国家“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的文化情怀。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 篇12

一、对文化认同的认知

文化认同(cultrual identity)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具体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成人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被接受、传播。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其中“identity crisis”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认同危机,认同及认同危机中最重要的即文化认同危机。

二、加强大学生文化认同感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大学生是中国形象、中国标签的代表,加强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不论对于大学生本身完整人格的塑造,还是对社会的影响力、国家的竞争力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第一,文化认同是大学生个体成为“社会人”的前提。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个人的行为习惯及其文化行为习惯的养成源于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一切外在文化现象都与内部认同体系有着密切关联。只有人们头脑中拥有某种文化的认同,才能够做出符合其文化的判断、抉择或者决定,因此,“文化现象往往是潜在于人们头脑中认同的再现。也就是说,一切现象的事物,都可能存在潜在的信息底模,即人们的文化认同”。可知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人”之前,必须具有正确的文化认同感。

第二,文化认同是大学生个体成为“文化人”的过程。首先,作为完整的个体,必须拥有文化认同才具有完整性。因为认同不单给个体行为制定了规范,提出了要求,而且同时也给个体营造了一个外在的文化氛围。其次,个体的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其意识、行为、信仰等方面就具有稳定性的特征,个体会通过文化的识别来取得社会性的发展。同时,文化认同也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是个体获得文化群体感的途径和方式。这种文化的归属感,是大学生之所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所必需拥有的。

三、大学生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为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飞跃,政治愈来愈民主化,文化愈来愈多元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处于蒸蒸日上的态势,各种外来思潮、价值观、文化的涌入极大地冲击了国人原有的文化认同,使国人包括大学生在内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一)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匮乏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外来文化的挑战,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导致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学习贫乏。当代大学生在面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化时,传统文化被选择的比例并不高。传统书籍、传统的生活方式、礼仪制度已不再被倡导。更多的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并非是以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抛开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受国家地位、影响力、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所影响,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所致。这种不是真正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而是受国家、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出现的文化认同缺失现象值得关注与有效的引导。

(二)盲目追求外来文化

出生于“90后”“95后”的当代大学生,作为改革开放后的新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与认同感不了解,对外来文化容易产生盲目的追求。高校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不稳定的态势下,学校对大学生文化感教育的缺失,导致学生们出现文化认同危机现象。当代的大学生在追捧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感恩节的同时,对于中国一些传统节日,比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表现的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追美剧、韩剧,知晓国外的经典名著同时,忘记本民族的名著经典,对于带有传统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比如对豫剧,脸谱知晓的越来越少。对于中国的传统习俗,使用筷子,贴窗花,制作中国结,吃饺子被外来的像使用刀叉,放上圣诞树,品尝星巴克,吃日本料理、韩式烧烤等文化现象所动摇。

(三)文化认同缺失

在网络多媒体迅猛发展,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在文化领域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部分大学生未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辨别文化能力不强,受舆论错误的导向,易造成文化认同缺失现象。利己主义,个人自由至上,洋品牌的使用,殊不知,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实行的文化渗透政策的后果,各种文化冲突、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引发的文化失当行为对弘扬我国优秀文化,传递正能量发展都有错误的价值观导向。

四、提升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对策

由于大学生的认知方式、心理状态尚未成熟,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模糊,最终往往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选择。同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来文化的冲撞影响到大学生个体文化认同的缺失,从而引发各种危机,开展大学生文化认同教育尤为迫切。

(一)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用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行国情教育、理想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加强青年对社会主义必胜,实现全国人民中国梦的信念和信心,运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大学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青年教育、青年理想和青年的成长与成才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凝聚力量、激发活力。

(二)培育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观弘扬民族精神

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另一方面要加强民族历史、地理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魅力与实质,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对于西方文化中可以补我所缺、为我所用的科学理性精神、现代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创造精神、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战略等,要具备五千年渊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文化自信,敢于敞开胸怀,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地吸收。只有这样,才能将本国文化精髓、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三)引领文化现象,重塑文化认同

随着近两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得到国人的重视,孔子学院、汉语热、百家讲坛这些传播中国文化现象的兴起,学校可以借此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正确地引导与积极地干预,将这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广泛向学生宣传,借此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给学生,变空洞的说教为实际的面对面交流。不要过分抑制学生对外来文化的好奇,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制作板报向大学生描绘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让大学生有自主权去了解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异与相同,理性地吸收与传承中国的文化,对外来文化中优良的部分也要吸收与借鉴,不能全盘否定与拒绝。

(四)多元文化背景下,建构大学生文化认同感

在过去社会时期,个体的文化认同不需要学习,便自然而然能够形成,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原先的文化认同与个人信仰、价值观提出质疑,文化认同危机出现。建立正确的文化认同以及如何建立正确的文化认同对学生的教育必不可缺,可是从社会到学校各方面缺少了对大学生这方面的正确引导和积极干预。提倡学校教育应随着社会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差异,确定不同阶段的目标,不同个体发展的区别建立文化认同教育体系,实行多梯度、多角度的针对性教育,进行整体衔接,才能达到积极的效果。

五、结语

大学生个体文化认同的培养是长期的教育过程,光靠学校或个人自身的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家庭、社会、个人自身共同的引导和帮助。社会可以适当地为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及网络等各种媒介对个体进行文化的传播,做出努力,才有可能在激荡的社会形势中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认同,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让文化这样一个“软实力”在实行教育的过程中重塑他们曾经不稳定的或错误的文化认同感,对大学生自身的发展和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灵魂的体现,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与不竭动力,在各类因素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认同问题,应对出现的问题,应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对大学生文化认同感教育,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民族文化,文化认同,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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