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认同（精选8篇）
领导认同 篇1
政治权力不仅是一种强制力量, 同时也是一种情感认同意识。卢梭说过:“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 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力, 把服从转化为义务”。 (1)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 我们党缔造了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也随着红军的创立与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 并在日后形成了优良传统。从情感的角度对红军强化对党的领导心理认同的方法进行历史考察, 有助于当代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实现对青年官兵心理引导与思想教育的融合。
一、情感、认同及政治心理视域中的两者关系
情感 (emotion) 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时产生的一种内心体验。” (2) 。当外部情境或事物与主体的需要和愿望相吻合时, 往往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情感体验;反之则会产生消极、负面的情绪体验。情感多是产生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 并反作用于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认同 (identity) 的概念最初是从心理学范畴提出的, 弗洛伊德把“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 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 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形式。” (3) 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认同:一是个体层面, 即个人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确认, 二是群体层面, 即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定位和确认。认同对生命个体及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皆至关重要, 它不仅是一种情感归依与心理倾向, 同时也是一种维系社会群体内部凝聚力的手段。
政治心理学认为:情感与理性相对, 是“非理性”因素, 但在政治实践中, 情感因素相较于理性因素, 更具有左右政治活动结果的影响力。休谟说过:“……理性是, 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 再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4) 而认同也不仅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政治认同”主要是指权力机构运用立法、司法、行政等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 个体和群体愿意接受这些行为规范, 进而承担相应义务的倾向性。因此, 政治认同是一股重要的凝聚力量, 它利用社会公众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归属感, 将其组织在一起开展社会政治实践。
情感构成认同的基础, 政治情感是政治认同的基础。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选择是内在价值观念的自然外化, 因此政治情感是产生政治认同的动力要素。真切而深厚的政治情感能强化政治认同, 同时, 正确而深刻的政治认同能激发相应的政治情感, 有了情感和认同的双重作用即“情感认同”才能形成坚定的政治信念, 并通过意志过程将情感认同转化为外在行为。
二、红军运用情感因素增强官兵对党的领导心理认同的方法
红军从诞生之初就坚持用正确思想武装官兵头脑, 用革命情感激发战斗精神, 用多种方法增强心理认同。这一时期的情感动员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 将普通农民、无产者、旧兵士逐步转变成合格的红军战, 为人民军队成长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1. 通过宣传革命理论消除负面情绪增强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在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活动中, 正向的情感能调动施教者和受教者双方的积极性, 负向的情感却会干扰或阻挠受众正确的认知, 甚至会产生错误的实践。
(1) 帮助官兵深刻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 消除动摇疑惑的情绪。遵义会议结束后, 红军非常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 总政治部指示“提高战斗情绪, 特别是针对红色战士的情绪、疑问与不解, 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 (5) 。与紧张的运动作战相适应, 各部队深入进行教育、鼓动, 帮助大家深刻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除了官兵谈心、上政治课、演讲会等传统形式外, 还依据运动战的特点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如, 成立沿途宣传小组, 在行军途中演说快板、编歌演戏、老歌新唱;运用口号、谜语、问答、对唱等方式激发官兵的参与热情。幽默生动的表演, 浅显易懂的语言, 互动参与的形式, 使红军战士收到了鼓舞, 打消了疑虑, 振奋了精神, 确保了机动战术的顺利实施和红军转战的最终胜利。
(2) 激发官兵在败退形势下的战斗意志, 消除灰心悲观的情绪。红军成立之初, 连续几次作战都以失败告终, 官兵中出现比较普遍的灰心悲观情绪。红军战时政治工作此时得到很大发展, “战场鼓动”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情感动员方式之一。在重大战役打响之前, 各级军事主官和政工干部都亲自会来到战士们中间, 了解其身心状况和思想动态, 并有针对性地展开战前动员, 以缓解官兵的战场压力, 激发其战必胜的战斗意志。毛泽东当时分析了革命形势, 鼓励大家说:“虽然打了几个败仗, 但这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反动派并不可怕, 只要我们团结得紧, 继续勇敢地战斗, 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6) 类似的情感动员鼓舞了官兵的斗志, 提高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3) 引导官兵坚定革命前途和胜利方向, 消除退缩放弃的情绪。1927年10月初, 红军起义部队在汤坑、乌石圩与优势敌军激战失败, “当时处境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 士无斗志, 很多人都不辞而别了, 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在这种情况下, 朱德和陈毅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朱德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作类比, 指出中国当下革命所遭受的挫折与俄国当时的情况相似, 但革命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 是黑暗的, 但黑暗也是暂时的。只要能保存实力, 革命就有办法, 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7) 经过情感疏导和心理激励, 绝大部分官兵的情绪稳定下来, 虽然仍有意志不坚者选择离开, 但留下的人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念。
2. 通过保障物质待遇激发正向情感增强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物质保障对于个体、群体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组织内物质保障机制的完备程度与组织内成员情感的唤醒和行为的可控程度直接相关。
(1) 保障官兵的基本生活。红军在长征途中, 物资紧缺, 生活拮据, “红米饭”、“南瓜汤”是当时物质生活匮乏的真实反映。艰苦的生活条件和严峻的战斗形势使红军面临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局面, 战斗士气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难以深入人心。为解决战士温饱问题, 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解决粮食困难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的指示》, 要求各地红军“必须以最大力量坚决克服前进路上的粮食困难”。之后, 针对物资短缺问题, 《红星报》通过发布指示和短评, 对解决草鞋、军粮、衣物等保障工作做出具体指导, 政治机关和供给机关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证官兵的军需要求。
(2) 保证生活物资公平分配。红军建立初期实行极低水平的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登井冈山以后, 立即废除了薪响制, 给官兵发放零用钱与伙食费, 从军长到伙夫, 粮食外一律是五分钱的伙食。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南征途中, 通过战斗缴获、打土豪筹款解决了短期内部队官兵的薪饷, 不久后又废除了军饷, 改为公平发放零用钱与伙食钱。红军公平分配物质福利的做法满足了军人的情感诉求, 保证了部队的内部稳定。
(3) 优抚帮助红军及其家属。中央苏区对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生活非常关心, 采取了多种优抚政策。其一, 接济红军家属生活。红军家属如没有油盐柴米及药费等, 就将从地主豪绅那里没收的财产粮食衣物等分给他们。其二, 红军本人及家属免纳捐税与房租。红军服役期间, 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 其家属所居住之国家房屋免纳租金。其三, 享有减价购物及优先购买权利。红军服役期间, 本人及其家属得享受国家商店百分之五减价的优待, 并拥有对生活必需品的优先购买权。
3. 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强化道德情感增强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红军的制度主要指红军的法律规章制度及日常行为准则, 制度强化了官兵的道德情感, 对增强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1) 以制度确立党的绝对领导。“为谁打仗, 听谁指挥”是军队制度所要规范的首要因素。1927年9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江西永新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变”, 首次把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贯彻到军队建设当中, 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制度。1928年3月, 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其中“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就是指听党指挥。1929年12月, 红四军在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 丰富了红军制度的相关内容, 为红军日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以制度保证党内平等民主。平等民主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创新, 红军成立初期, 部队里仍保留着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和封建等级思想的残存, 有一些旧军官随意打骂士兵、侮辱士兵、甚至枪毙逃兵, 严重影响战士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为解决这一问题, 《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规定:“首长要以身作则, 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官长违反纪律, 同样受到处罚, 不得有任何的特殊”。三湾改编时曾明确规定:“红军内部实行民主制度, 军官不许侮辱士兵, 官兵在政治上平等, 在衣着、伙食上待遇平等。”
(3) 以制度保障官兵基本权利。红军在制度的内容上全面保障了官兵的基本权利, 用充满人文关怀的规章制度激励广大官兵的情感。三湾改编中, 首先用制度废除繁琐礼节, 取消雇佣制;允许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实行经济公开, 由士兵管理伙食;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 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古田会议上专门通过了《废止肉刑问题》决议案, 宣布在红军中“坚决地废止肉刑“。此后, 保障官兵基本权利的各项制度逐步在各地红军中推行开来, 促使基层官兵产生了积极的革命情感, 增强了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4. 通过营造和谐氛围培育人际情感增强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以一定的环境为背景展开的, 环境对于群体成员人际情感和政治品德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环节的平台。
⑴营造民主团结的内部氛围。红军崇尚阶级友爱精神, 鼓励官兵互相帮助。红军的上下级之间进行定期交心。通过集体形式的意见交流、一对一形式的对话恳谈等方式, 使红军中官兵、军士和士兵之间能够及时通气, 上下一心, 真正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和隔阂, 塑造团结互信的内部氛围。红军中的上级军官能勇于担责, 冲锋在前。其所带的部队取得战绩和成绩时, 上级个人不抢功揽功, 而是表扬和奖励下属官兵;如遇战败或挫折时, 上级主动承担责任, 不逃避推卸, 使部属对上级产生信任感。红军注重知兵爱兵, 深入了解基层官兵的家庭状况, 关爱战士的身心健康, 根据性格特点安排工作和开展教育, 使内部人际关系和谐, 各项工作运转高效。
⑵营造和谐友好的外部氛围。红军注重团结和组织群众, 搞好军民关系。工农革命军刚进入三湾时, 人民群众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情况, 担忧生命财产安全而躲进山中。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 号召红军官兵立好形象,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将群众的散落的劳动工具和丢失的牲畜送回, 帮助打扫院子和清理道路, 将水缸挑满水并锁好门。躲避的群众得知后纷纷回到村里, 部队又挨家挨户济贫问苦, 帮助他们耕田种地, 号召大家起来闹革命, 并将打土豪得来的布匹、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红军的亲民政策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既增强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好感, 也强化了红军官兵对党的正确领导的心理认同。
三、运用情感机制强化当代军人对党的领导心理认同的启示
情感并不仅仅由客观现实机械决定, 还受到认知系统、物质利益、制度规范、环境氛围等因素的影响。重视这些因素对人的正向情感形成的作用, 才能切实增强当代部队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1. 在“以知育情, 以情促知”中形成心理认同
情感与认知之间互相依存, 彼此制约。一方面, 应善于“以知育情”, 立足于基层官兵的认知水平, 注重情感教育和引导, 以理性深化情感。新生代官兵大多出生于改革开放后, 成长于信息时代, 对网络接触多、依赖强, 军队应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以网络为平台, 构建军内特色网站, 开设军事战争论坛, 打造军队特色专栏, 提供交流发言渠道, 把网络当作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前沿阵地”, 内容与形式并重, 教育与引导共举, 潜移默化中培育基层官兵爱军精武的情感。另一方面, 应注意“以情促知”。针对官兵在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中可能产生的消极懈怠和反感拒斥情绪, 先从转变情感入手, 发挥情感的动力功能, 逐渐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思训乐学的积极情感, 以情感促进理性认知的深入。
2. 在“以利育情、情利互补”中加强心理认同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 (8) 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物质利益, 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军政治优势和部队的凝聚力”。 (9) 一方面, 要不断改善部队官兵的物质生活条件。近年来, 许多部队都致力于打造如家军营, 配套和完善各种以人为本的训练、生活设施, 后勤服务质量不断改善提高, 军营真正成为官兵们“共同的家”。另一方面, 军人在情感上需要关爱, 人格上需要被尊重。部队政工干部既要以物质利益为载体, 恰如其分地将情感融入其中, 在工作训练过程中贯穿情感交流, 缩小上下级的心理距离;又要正确认识到利益驱动的有限性和制约性, 把运用情感规律与单纯的物质刺激区分开。
3. 在“以制育情, 合情合法”中提升心理认同
“情”是一种内在的激励, “制”是一种外在的调节, 部队政工干部要在制度与情感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实施科学的制度规范下的情感管理。一是用情有度。部队现实生活中, 战友之情、同乡之情等, 都是调动积极因素、增强心理认同的妙招, 但情感因素不能过“度”, 否则会产生负面效应。因此, 情感因素的运用要有很强的制度规范意识, 真正把情感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二是依制用情。制度管理是前提和基础, 情感教育的运用必须在制度规范的框架内;而制度的制定, 也必须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在军队管理中, 制度管理主要用来约束和规范军人日常的工作行为;情感管理主要用来体现军队的人文关怀、激发军人群体的战斗力, 促进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4. 在“以境育情, 融情入境”中巩固心理认同
“境”是人为设置的情境, 是官兵的认知和行为发生改变的前提, 既包括外部客观环境又包括内部心理氛围。良好的教育情境需要部队政工干部根据教育内容和目标来进行创设, 首先要优化军营文化环境, 打造各具特色的军营文化;再者是深化舆论引导功能, 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最后要强化军事训练和管理, 营造正规有序的军营环境。“情”是寓于“境”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 官兵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不仅仅是对相关观点理论、行为规范有认知和理解, 更重要的是从情感上认可和赞同这些认知。境为情设, 情因境生, 官兵在具体的情境中受到触动和感染, 在情感上认同了教育内容, 再自觉、主动地外化为自身的行为, 从而进一步巩固对党的领导的心理认同。
参考文献
[1]杨芷英.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机制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 2005.
[2]曹新高.从利益认同到价值认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要途径[J].武警工程学院学报, 2002 (3) :18-21.
[3]袁志成.谈“情感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N].1997 (4) :28-30.
领导认同 篇2
确切要将两者相比，哪个更重要呢？
无论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是哲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自我都必然是形成于日常生活持续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自己、肯定自己、喜爱自己，都必然得透过与别人相处，从别人给予我们的回馈中，去产生自我认同。就像社会心理学家顾里所说的“镜中之我”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与评价，通常都是来自旁人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表现的评语。
例如，我们还没进幼儿园以前，主要的生活场域集中在家庭与邻里之间，这时候父母或其他亲朋好友对我们所有表现的评语，几乎就形成我们对自己的全部评价。当亲友说我们是好孩子，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错；反之，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得不到长辈或朋友的赞赏，自然而然地，我们也就很难相信自己有多棒。进入学校后，“镜子”从先前的亲友扩展到老师和同学，此时，如果我们还想保有积极正向的自我认同，就不能只是在家里或邻里表现得让人称赞而已了，还得遵守学校里老师和同学之间的各种规范，这样才有可能得到学校这个场域里他人的肯定。
随著年龄的增长，这个形成自我价值的道理也一样是用在职场、婚姻家庭、社团等各种场域之间。简单说，我们如果想保有比较正向积极的自我价值与认同，势必得依照不同时间、不同生活场域中的规则，才可能得到身旁长辈或友人的赞扬。换言之，服从不同生命周期里各种场域的“游戏规则”，乃是人们取得正向自我认同的不二法门。
然而，不同生命周期里各种场域的“游戏规则”真的都是合理、重要、值得追求的吗？当我们遇到身旁的重要的“他
人”对我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期待时，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为了赢得赞扬（或者说得更难听点就是“讨好别人”），而放弃我们内心认为重要的价值或目标呢？
任何判断事物或行为是非对错的标准都是来自人类的历史社会环境，就像影响中国道德判准的重要来源是儒家思想，决定阿拉伯国家人民生活方式的是回教信仰。某项价值思想之所以成为多数人认可、接受、甚至奉行不疑的标准，一定是在过去的时代里，该项价值思想确实能为遵行它的人带来物质的利益或精神上的平安。现在，倘若我们想要扭转这种局势，势必得花费极大的时间心力，让习惯遵循这项价值规则的人发现并感受到你所提出的新生活方式比他们更好，可以让他们获得比先前更多更好的精神或物质益处。
回到现实生活，如果你觉得现在自己生活场域中的各式规则还算合理，也值得追求，提升自我价值的方法当然就是依循这些游戏规则，做出足以让旁人赞赏的行为。当然，现实生活中必然还是有不少“游戏规则”会引发争议，例如：学校里，好像只有考试拿高分的学生才是“好学生”；职场上，彷佛只有会逢迎献媚的马屁精才可能得到比较好的升迁机会；情场上，似乎也只有帅哥美女才能获得异性的青睐……这时候倘若你打从心里赞同这些规则，取得正向自我认同与价值感的方式就是努力读书拿高分、八面玲珑对待同事长官、用尽各种办法让自己身材看起来更窈窕或壮硕……假使你并不赞同这些生活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就得另外找寻出一套先能说服自己的游戏规则，之后，再花费极大的力气让场域里习惯既有游戏规则的他人发觉你这套新的规则真的比以前的好。简单说，你得让别人对你这个另类价值刮目相看才行。
例如，学校里，如果想打破智育代表一切的游戏规则，就得让德育、群育、美育等各方面具有潜力的学生有充分表现的机会，而且这些表现还得博得多数师生的肯定。职场上，若想推翻勾心斗角、说人是非的文化，就得以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例如互相关怀、信任合作），让其他同事或长官看到你过得比他们好。然而万事起头难，可预期的是，你可能经过一阵子的努力还未见成果，这时候如果你就垂头丧气，不但失去你的理想，更会让旁人确信他们既有的游戏规则才是正确的，或是让好不容易有点想要改变的旁人失去改变的勇气。
简言之，人们如果想获取积极正向的的自我认同，添加自我价值，先决条件，就是先确立一套价值理想，并将它当成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来追求。因为，唯有先确立自己要以怎样的“度量单位”来评量自己的言行举止，才可能明白自己生命中的各种经历是“高价值”还是“无意义”。然而，假使我们设定的价值目标与外在生活场域中的那套不一致，无可避免地很容易遭受他人的贬值、轻看、甚至排挤。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选择离群索居，但我们也看到，现实社会中还是有不少人会选择在既有的生活场域里默默耕耘、辛勤奋斗，也就是藉由展现他们游戏规则的优异性，让遵行既有规则的人慢慢体会到更换“游戏规则”的必要性。过程中，志同道合朋友的信念支持，或是亲朋好友的情感慰藉，都是我们坚持理想、改变既有规则，进而取得积极正向自我认同与价值感的重要助力。
一、破题
为了点明我们讨论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我方把自我定义成一般性，正常化的个体，把他人定义成除自身以外的概化的个体。而认同是指承认、认可。同时，为了更好地论证他人认同在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我方决定将认同的客体分为品质、能力、行为、观点四个方面。
二、评价标准
对于辩题中比较标准，我方认为要看何者更有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人生价值的实现包括对社会做出贡献与得到社会的接受、认可两个阶段，自我认同无疑是作用于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一阶段，但在社会认可这一阶段中，自我认同显然无能为力。而他人认同不仅在做贡献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在社会认可中起到关键作用——没有他人的认同，贡献中的潜在价值又怎样转化为社会价值，造福社会呢？
三、立论框架
也许多数人都会认为，自我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他人认同仅起到后天修正的作用，对方也可能就此点来攻击我方。因此，在立论中我们用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澄清这一误解——自我认同并非天生的，而是在自身（婴儿）与他人进行互动接触时，在得到他人认同的前提下逐步形成的。然后，我们阐明了他人认同对于个体在社会立足、发展的必要性。在此，我们只是想摆出一个中性事实：他人认同与自我认同在个人发展的过程中缺一不可，但难以判断孰轻孰重。关键的比较在于谁更有利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如上文所说，自我认同只作用于价值实现的其中一个阶段，而他人认同则在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由此推出他人认同比他人认同人更重要。在价值观上，我们倡导他人认同更重要是因为，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会融入社会，得到他人认同，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四、策略
1、对方可能会把自我认同定义成一种内因，而把他人认同看成是一种外因，从而引用内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来攻击我方。而我方则会采取类比归谬的方法来指出对方的偷换概念。
2、对方可能会谈到，由于社会思想不可能完全统一，许多价值取向都只是多数人的意志，而真正探索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个人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合理的。从而说明坚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我方则社会的高度来看这一问题：个人价值取向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其在社会的可行性。也就是说没有他人的认同，社会的承认，其合理性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3、对方可能从他人可能对你认识不足而导致他人认同不全面，不客观出发，进一步说明坚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我方就从他人的概念来指出对方以偏概全的错误——他人是一个泛化的概念，相对于自我认同这一个体的主观判断，他人认同是一种大量个体趋于理性、客观的一种评价。
4、对方可能会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人行动的动力，而他人认同在行为结果发生前是不一致的，它只能在结
果发生后才得到统一。从而把他人认同说成是以结果作为评判标准的一种庸俗的附和。我方就会主要以
举例论证的方法来指出——在个人的行动中必定会得到某种程度的他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就来自于他
人的认同。
5、对方可能会说他人认同的普遍化很可能会导致平庸化、腐朽化。同时还会说他人认同中的滞后性会束缚自我意识的超前性。从而进一步论证坚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篇3
“民族认同”概念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本文所关注的“民族认同”属于第二重意义。目前, “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这是因为近年来, 有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改称为“族群”, 以区分“民族”概念的两种含义, 且便于与国外学术研究接轨。但由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族群”的使用仅止于学术研究, 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
(2) 国家认同的概念
“国家认同”的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 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大陆学者林劲认为, 所谓国家认同, 意即某个地区的人们 (包括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集团、个人) , 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可和赞同。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内政方面, 即国家主权和治权关系, 政府的代表性、合法性等问题;二是外交方面, 即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境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理论上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相互联系性又存在着区别。在现如今的社会, 每个个体必然属于某一个民族, 但同时必然也属于某一个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 是统一起来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国家认同往往存在于公民的一生之中, 并且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另一方面,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 二者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本民族群体, 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国家。其次, 民族认同一般来说是从文化、经济等角度而谈, 国家认同不仅仅涉及上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国家政权、主权、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 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 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三、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方法 (1) 宣传中华文化, 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各族儿女幸福生活的精神源泉,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同时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2) 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认同的主体是个体,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素质, 体现了公民的基本道德。所以, 我们应该注重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前提。
结语
认同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 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 是属于内在的层面。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就必须正确全面的认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要看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别, 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用文化的内在的凝聚力来更好的促进两者的相统一;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爱国情感的培养,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各民族的公民能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享受国家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更好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发展以及丰富宣传的形式, 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 更好的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统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直以来,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但是,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到来, “三股势力”衍生出新的力量, 逐渐蔓延到我国, 少数民族成为了国内外分裂分子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 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机的统一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途径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
自我认同的定义 篇4
自我认同是能够 理智 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够精力充沛，热爱生活，不会沉浸在悲叹、抱怨或悔恨之中，而且奋发向上，积极而独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会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既从这种认同感中巩固自信与自尊，同时又不会一味地屈从于社会与他人的舆论。健康要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际关系有很好的适应能力，他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需要与 情感。
摘自《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
领导认同 篇5
女性文学是在国家———民族的启蒙话语内展开, 女性所追求的一直与宏大话语的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相伴相生, 使女性文学一开始就处在社会身份和女性身份自我确认的艰难选择中。
一.女性自身认同被悬置的历史延续性
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是被携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而走向大众的视野。不同于以政治面目出现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背景是整个社会要求变革、打倒封建腐朽的一切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洪潮下, 女性的解放顺应了社会的解放, 这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 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女性作家塑造了一批渴望走出家庭的“娜拉”, 不愿再做丈夫的小宠物, 追求作为人的基本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 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 (庐隐) , “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 (白薇) , 而到三十、四十年代时代风云变幻, 文学大都是以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为主题。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下我国文艺一片萧条, 反映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时代的重音, 女性文学哑然失声。
而到了新时期, 受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女性身份再次被悬置, 文革中的错误得到纠正, 女作家又投身到控诉文革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中。“为了获得作为人的一切, 女人似乎得先忘记自己是女人, 这也是沉痛得很”。 (宗璞) “我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 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 (张抗抗) , 包括张洁、王安忆等, 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表现自己中性的身份, 似乎在刻意回避“女性”作家这一身份,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作家的创作仍然贴有歧视的标签, 使一些女作家拒绝承认是所谓女作家的身份。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几个迥异于被赋予传统女性特征的女子, 她们邋里邋遢、瘦削干瘪, 表现出了“雄化”的特征。不同于张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男权的写作, 王安忆也是从强调男女有别的角度出发, 但是她突出的是女性天然的特征———生育能力。《荒山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性欲中相互纠缠, 而使生活陷入窘境, 但女主人公生了孩子后, 母爱使她得到了升华, 她的生活发生了转机。王安忆从母性回归的角度上来区别关于张洁的关于女性被“雄化”的质疑, 但是仅仅用女性的生育显然不能解决女性在社会中所面对的所有问题, 过于简单化的答案有逃避问题的嫌疑, 但也表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对自身认同的动态过程。
历史的发展总是纵横交错的, 就像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切开她的横切面, 一圈一圈的年轮代表它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铁凝的创作也表现了受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影响,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女性的眼光和立场去塑造女性形象的, 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我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二.由遮蔽到敞开———铁凝的自我认同
结合铁凝自身的经历, 铁凝有着与众不同的知青经历, 一九七五年铁凝高中毕业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 铁凝却放弃留城和去当文艺兵的机会, 主动要求去农村落户, 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铁凝有一篇长篇散文《真挚的做作岁月》, 铁凝在总结下乡的这段生活经历时, 用了两个词:真挚、做作。做作, 应该是那个极端政治化时代的社会行为标志, 是人们对于政治恐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过程中优化的自我保护方式。[1]她的真挚, 使她对生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这就冲淡了附着在做作上的意识形态内容, 我们被她那仔细搜寻生活中的真善美的故事题材的用心而感动, 并使用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全文, 有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在里面。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 如香雪、安然、乔叶叶, 她们拒绝长大, 心理深处都有一种回归母体的情结, 是一些拒绝长大的无性别自我的“女儿”形象。这反映了潜意识中铁凝对女性身份的拒绝认同[2]。
然而从《麦秸垛》铁凝开始创作了一些复杂的女性形象, 正像铁凝自己所说:“从一九七五年的《会飞的镰刀》到一九八六年的《麦秸垛》, 我由一个喜欢在日记上写豪言壮语的中学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不仅意味着铁凝对自己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认可, 也意味着铁凝从拒绝长大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 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去关心女性、书写女性。
随着铁凝对自我和社会关系认识的发展, 她在作品中流露了女性的自赏意识, 《玫瑰门》中对女性身体的健美进行了一番不同以往作家的令人称道的描写, 对女性的性欲也有直接的描写。铁凝从对女性诗性自我的抒写转向了对女性审丑的描写, 她用真挚的热情和对生活的责任心, 使她摆脱了早期的做作, 对生活的理解走向了深入,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单面的香雪, 而是描写了可能是长大了的香雪的双面夏娃的形象。
三.铁凝作品中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铁凝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与自己形成鲜明对照的姐妹或女伴, 安然与安静, 杨青与沈小凤, 白大省和西单小六等, 《永远有多远》中, 那个被周围所有人称赞的善良质朴的白大省其实最不愿意的就是做她自己。她永远羡慕的是西单小六、盼望成为那样的女人, 她认为是西单小六开垦了她心中那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情愫, 张扬起她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铁凝在《麦秸垛》也反映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矛盾与困惑, 大芝娘在和丈夫离婚后, 又跑到城里找前夫生了个孩子, 而沈小凤她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 在行动上思想上却重蹈了大芝娘的覆辙,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塑造使她们失去了自己而去追求所谓的名分, 这其实是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她们思想的侵蚀, 在相隔了几十年的沈小凤身上悲剧依然重演着, 她们的自我需求被推向了阴暗的边缘。而杨青是与大芝娘和沈小凤相反的另一类女性形象, 她懂得保护自己, 用理性压抑住自己原本像沈小凤一样奔放的感情, 因为她知道人言的可畏、舆论的可怕。而在那个知青人人自危的年代奢谈爱情更是致命的、危险的。这就可以看出杨青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比如在作品的结尾她说她常常无端的感觉到胸口的沉重。
《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响应了知青下乡的号召, 之后认同了知青要扎根农村的宣传, 她在迷迷糊糊中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之后别的知青返城了, 她却不得不留在这里, 后来丈夫死去, 她成了寡妇, 可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文章的最后她放弃了城里等她的大学生宋侃, 而选择了能带给她轻松快乐的金召, 她经历了一番挫折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由此可见, 当女性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想依附于社会和男性时, 一旦社会的方向盘发生急转或者这个男性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那么女性的自我和她所追求的社会身份都会走向虚无。
在《玫瑰门》中铁凝塑造了司漪文和姑爸两个特别的形象, 司漪文一生都在汲汲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却始终被边缘化, 最终走向了自身的虚无, 而姑爸因为新婚三天丈夫远走, 自己又被抬回来而开始了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逃离, 忍受不了社会的议论而早早选择了撤退, 她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妥协。
铁凝写出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她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随着作家认识的发展、创作上也不断的探索, 《大浴女》中她建构了一个不断与自我对话的自我完善的敞开的女性形象———尹小跳, 尹小跳敢于正视自己在幼小时候的一个恶念, 怀着原罪的意识她不再苛求亲人, 她原谅了母亲、妹妹, 同时她自己的心也得到了救赎, 她独立而且自由, 所以她不会象她妹妹一样在和别人比较中忍受着嫉妒的折磨。面对爱情不同于杨青的“理智”压抑, 也不同于白大省的愚昧追求,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的张扬, 但尹小跳最后把陈在还给了他的前妻, 这个敞开的结尾体现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铁凝及她的作品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一个自觉的整体意识和明确的主观构想去建设女性文学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的女性要走好追求自身权利和社会认同的平衡木, 这需要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宽容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志华.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8, 7 (3)
领导认同 篇6
近年来国内关于宗教认同的研究也围绕着这些不同的面向展开, 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归属, 即被社会归为哪个宗教成员;二是社团建构, 即宗教团体的认同建构对个体信仰的影响;三是自我体验, 即个体宗教认同内化过程中的取舍。
宗教认同理论源于欧美
“认同”的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最初心理学家将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即个体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规范等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以及个体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
随着人本主义的发展,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认同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我认同理论, 认为认同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米勒指出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 也包括“群体”的概念, 是一项“自我的延伸, 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 (2) 。
认同不仅止于心理方面, 它是“行动者对自身独特品质或特征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3) 。个体认同是在社会, 团体与个人体验互动作用下产生的。美国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约翰斯通 (R.L.Johnstone) 在研究社会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 指出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化;另一种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化。按照这个观点, 个体宗教内化过程最普遍的模式是前种情形, 即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中逐渐“成长为宗教信徒”。个体在通过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并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的, 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通过这种宗教社会化的过程, 个人不仅获得了对待超自然的对象合适的态度, 而且明白了自已的宗教身份 (4) 。在社会归属的作用下, 个体信仰者有了初步的“我”的认同;在社团建构过程中, 个体强化了的对群体的心理倾向;在个人体验的实践中最终中确立了自身的宗教认同。
西方宗教认同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作用, 中国学者对宗教认同的研究也源自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国外研究的认同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群体, 其所归纳的宗教认同的建构过程:从社会--群体--个体的形成过程, 是否是影响了认同的最终形成与效果。这在中国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检验与实证。
二、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
宗教认同作为认同机制的一种, 必然与其它各种认同产生交叉与联系, 尤其是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当前情况下宗教认同是有条件的——即需要在国家政策范围内, 在民族界限内——这就产生出宗教认同的国家性与民族性。
就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们多认为“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 它无疑是政治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 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认同在此过程中, 也承受着来自国家政治的种种影响, 使其本该具有的超越特性受到制约和消减, 无法确立它的独立和超脱, 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重叠, 或处于政教合一之传统形态的时候, 宗教信仰及其认同方式常常会被扭曲” (5) 。
就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或其它群体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 (6) , 从总体上概括了宗教认同与其它认同交错复杂的关系。
宗教认同虽然普遍存在, 但其必须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护。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有分有合。它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民族身份, 但又不等同与民族身份。在某些情况下, 当你是某一民族成员时, 就被自然而然的认定为某一宗教的信仰者, 这种归属在政治上被确认后,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会呈现出合一的形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对宗教认同的形塑, 可以被理解为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面向,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帝造, 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上论证宗教在整体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但是却忽略了外部的社会性归属因素对宗教认同的强制与社会化认识作用, 因此把社会归属作为建构宗教认同的一个方面, 从建构认同过程方面, 还有待论述。
三、宗教认同的组织构建
个体在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 (7) 由此可见, 宗教组织在群体意义上的建构对于个体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认同在群体层面上构建了一种文化的边界, 在这种边界作用下加强了信仰个体的内化过程并提高了群体的凝聚力。宗教组织通过制度、仪式、神圣化、等方式强化了群体内的认同, 对于维护群体利益, 保护群体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国内有很多学者都曾在群体建构层面对宗教认同进行研究 (8) , 他们将宗教认同作为一种整合力量, 探讨了其在民族传统保持和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整合力量来自于宗教群体自身对宗教认同的建构作用宗教组织通过举行集体仪式、开展宗教教育以及强化制度建设等方式整合群体内成员的认同。在对“我群”进行认同的同时, 还伴随着对“他群”或者说对其他信仰的别异。组织建构是群体层面的宗教认同方式, 它对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和个体经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组织建构是宗教内部对宗教认同的构建过程, 以往的研究关注了宗教的整合作用与构建边界的功能, 但少有从建构的具体措施上论证宗教认同建构的过程, 如:宗教团体的活动、教育、出版、人才培养等具体措施都对构建宗教的认同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宗教认同的自我体验
社会归属与群体建构在外部为个体的宗教认同指引方向, 但所有的外部形塑都要通过个体内化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对个体而言, 宗教认同结构可分为宗教内认同和宗教外认同两部分:内认同强调社会 (成员) 在心理、观念、精神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内隐性较强;外认同则强调社会 (成员) 在行为、语言、物质生活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外显性较强”。 (9) 内在心理因素不易测量却更具恒久性;外在的行为、语言、参与等特征则具有显性特征, 常被作为可识别的测量标准。国内学者从个体层面对宗教认同的研究成果颇丰:
首先是关于宗教认同的主体心理经验的探讨 (内认同探讨) 。学者们多从信仰者的内心体验和个人经验出发, 研究宗教信仰的获得途径, 宗教认同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多偏重于认同的主观性特点, 对宗教认同的内隐性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其次是关于宗教认同的外在行为的探讨 (外认同探讨) (10) 。如果说主观认同在心理上划分了“我教”与“他教”的界限;那么外在行为的差别则指涉了同一宗教信仰群体内部的虔诚度的区别。外认同由于比较容易测量而成为了衡量信徒宗教认同的重要尺度, 外在性的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方面的研究一般都通过对信徒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指标的测量与分析来进行。这种对信仰者虔诚度的测量与分析结果凸显了宗教信仰的整合性与实用性的特征。
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宗教认同的关注导致了对个体心理和外在行为层面的研究的发展。但要回答什么是宗教认同?如何进行宗教认同?以及宗教认同到底是根基性的或是工具性的?等问题, 仅从个体层面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五、结语
宗教认同是社会、群体和个体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社会、群体和个人三方对宗教认同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社会归属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认同的外部基础, 国家政策与民族身份无疑是基础性认同因素, 因此相对于明确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宗教认同的边界有时会变得模糊, 如中国散杂居地区的部分回族群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无紧密关系的情况下, 个人体验往往在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持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如中国汉族的佛教与基督教信仰等。此外, 有形的宗教组织和无形的群体心理也对宗教认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群体活动和宗教仪式之中。总之, 宗教认同是三方力量共同作用于个体而产生的结果, 在不同条件下, 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三种力量作用不一, 从总体上进行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 把握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因素, 对于深刻理解宗教认同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宗教认同研究兴起于欧美, 近年来日益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对于宗教认同的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心理体验、行为参与指标、宗教认同与其他认同关系以及宗教认同的作用研究等。但根据宗教认同的内化过程来看, 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宗教信仰并进而成长为信徒, 这个过程是社会归属、社团建构与自我体验三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通过从这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归类与评述来说明宗教认同建构过程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宗教认同,社会归属,社团建构,自我体验
参考文献
[1]Warren E.Miller.The Cross 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John Wiley&Sons, 1976, P21.
[2]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P148.
[4]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P2.
[5]李向平, 何子文.《信仰不是问题, 关键是如何信仰---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变迁的基本趋势》.社会科学家, 2010.4, P9.
[6]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李海淑.《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北京市朝鲜族基督教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5年;李晓霞.《试析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第06期;高志英, 龚茂莉.《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福贡傈僳族、怒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9年, 第00期;何海翔, 吴金锋.《论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年, 第01期等.
[7]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3期.
[8]以下学者及其文章涉及到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层面:何其敏.《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 第02期;李向平.《属性与身份的整合—宗教与民族认同资源的社会化路径》.《宗教与民族》, 2006年第00期;白建灵.《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探讨甘宁青地区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余晓慧, 张禹东.《宗教认同在华人华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和谐意蕴》.《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02期;万明钢, 高承海.《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基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数据分析》.《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年, 第05期等.
[9]梁海宏.《宗教认同结构变迁与宗教活动的工具理性倾向》.《社会学》, 1998年第二期.
[10]侧重个体内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03期;王康.《大学生基督徒宗教认同的调查和分析》.《宗教学研究》, 2011年01期;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等.
领导认同 篇7
一、文化身份的迷茫
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引发了华人移民潮,随着“淘金梦”的破碎,华裔面临着各种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个时期,具有华裔血统的水仙花利用手中之笔为华人的遭遇鸣不平。她笔下的华人不再是同时期白人作家笔下的异教徒,而是会说谎,但又友好、可爱,忠诚且善良的人。水仙花不仅客观地描述了华人的真实心理,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从而开启了华人文化身份诉求的尝试。
在二十世纪中期到七十年代期间,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华裔美国作家多数选择了抛弃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态度。向何种文化认同,此段时期多数作家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作品中的华裔为了在美国立足,割舍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试图通过隐忍谦让的“臣服”姿态,来得到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刘裔昌的《虎父虎子》及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这阶段较为典型的此类作品。当时的华裔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处于困境与迷茫阶段,他们强烈认同美国文化,做出了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决裂的尴尬抉择。
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运动”唤醒了华裔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及对文化身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思考,期间,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赵健秀、徐忠雄、汤亭亭、谭恩美等。
置身于美国主流文化与华裔少数民族文化下的美国华裔,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尴尬境地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既迷茫又带有迫切的危机感。一些作家竭力反对为求得认可,而对白人文化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恪守中国文化传统,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作品中蕴含着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情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赵健秀的作品猛烈抨击了白人主流文化强加给美国少数华裔的偏见和歧视,他主张华裔作家应树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改变美国东方主义文化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扭曲。同时期被赵健秀诟病的女作家汤婷婷的作品代表了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定位:美国人,完全的否定“中国人”身份,但在创作中又不可避免地传承了中国文化,游离在“中国身份”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双重边缘”心态。汤婷婷的方式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将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体现美国华裔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寻求和探索。与汤婷婷相似,另一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也坚持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即便成长在美国,依然保留了原有的中国文化根须。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情节设计中。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所描述的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已经是彻彻底底地美国化的一代,与母亲的意见分歧、事业和爱情上所遭受的挫折、处于中美两国“边缘文化”之间的尴尬等均折射出中美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冲突和碰撞。
作为20世纪后期移民文学代表的华裔美国文学具有杂交性、混杂性,上述几位华裔美国作家有着几点共同之处:一方面,他们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先祖的历史、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为了在美国能够寻找生存之道,他们尝试不断挑战和颠覆主流文化,继续追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
三、文化身份的超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成名作《典型美国人》以一个美国华裔的全新角度反映了华人适应美国的艰难,而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充分体现了淡化族裔性的策略:淡化不同于同化,相反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她在小说中彻底超越了华裔作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认同”主题,打破了白人主流社会和华裔的二元对立,认为主动选择可以超越原先的血统和环境所限,从而重构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华裔身份。
历经百年的华裔美国文学,从水仙花和刘裔昌到赵健秀、汤亭亭和谭恩美,再到任碧莲等,不同阶段的华裔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执著探寻体现了他们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非文学的重担。华裔作家不断思索并探究文化身份认同,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共存,消解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立的大背景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看待文化身份,促进各优秀文化间的平等交流,赋予文化认同新的价值内涵。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文化认同”是华裔美国文学百年以来亘古不变的焦点问题,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及其后代对中美文化、文化身份、民族地位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认同,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领导认同 篇8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