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认同（精选7篇）
法律认同 篇1
19 世纪末,清政府大力提倡移民新疆进行垦殖活动,吐鲁番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频繁和加深,与此同时,维吾尔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刑事案件不断增加。笔者搜集整理新疆建省之后吐鲁番地区涉及维吾尔族刑事案件档案,并运用多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还原当时吐鲁番地区维吾尔族民众刑事法律认同的现实表现。
一、对司法机关的认知
新疆建省后,政治改革,制度皆从内地,在司法工作上也就延续了这种儒家官员特有的施政理念与司法理念。这种理念可以从档案材料中看得出来。光绪十六年腊月末,吐鲁番厅所属洋海出现盗贼抢劫杀人案,死伤三十五人,颇为严重,吐鲁番厅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出示抚民。[1]231在案件得到处理之后,新疆省布政使司发文给吐鲁番厅,要求抚恤难民,更是体现了这一理念。[1]255
不仅如此,在对待捉获的作案首犯的态度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理念。案犯在被捉之时身受枪伤,入狱之后给予治疗,但之后“患病症饮食不进,昏迷不醒,经查验属实,除即拨医调治外……”。但在二月十一日酉时,首犯仍旧服药无效因病身故。吐鲁番厅下文要求“派员验证明看役有无凌虐,医生有无误用药方”等。地方政府的这种基本的施政理念以及自身对于司法工作的认知和外在表现,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百姓特别是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维吾尔族百姓对刑事司法的认识。换言之就是影响到他们对于整个司法的认同问题。这种认识也会体现在他们的诉讼活动之中。
二、诉讼过程中的表现
“对于明清的中国民众来说,但凡与他人发生争执,无论起因大小———睚眦之忿或杀父之仇,那么,心存不平的一方每每感到自己非常的冤枉,极度冤屈,从而产生怨恨的情感和不平则鸣的愿望。”因而,民众提起司法诉讼,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申冤鸣忿的心理。[2]16“冤”者,兔困至于内而不能伸,兔实为内心之愤恨,代表的实质上是心中的正义。因而,申冤的行为,就是寻求正义。而一个人选择寻求正义的方式,毫无疑问的是其在当时最为认同的代表正义的方式。“由于王法是人情(包含情感)的体现——具体化和形式化,所以只有采取诉诸感情的诉讼策略,才能博得司法官员的同情、怜悯和哀矜之心。如此一来在民众写作的诉讼文书的字里行间中,也就必然充满情感(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的修饰。”[2]30从这个层面来说,作为普通的维吾尔族百姓在建省后的刑事讼诉活动中是否有申冤的内在情感存在,就从侧面印证了他们对于当时的刑事司法活动的认同情况。[1]286
三、完成诉讼
诉讼的整个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体验。如果将诉讼看作是一种政府服务,那么维吾尔族民众在提起诉讼、进行诉讼、到完成诉讼的整个经过就是对于政府的法律服务的全程体验,这种体验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于刑事司法的态度,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之所以重视情或者情理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是因为情感本身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而非情或者情理最初发轫于司法实践,进而影响整个文化。[2]62基于这种情感因素所做出的判决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动性和生命力,也更能产生很好的实际效果,给当事人更好的司法服务体验,得到当事人的认同。
与对于现代法治极为强调法律的统一性、标榜法制一元化的思维不同,古代的中国法官们“一向以运用多重的标准———理、情、礼、法———断狱决讼为骄傲,对于斤斤计较于成文法条规定或者机械依法判决的官员相当鄙视。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古代中国法律的‘多元化’或多元决讼标准”[3]273。古代司法官员判案之典型,先引之以法,再动之以情,后晓之以理,在此充分铺垫下得出的裁判,效果当然比纯粹的法律说教更为容易令人接受。以尕司易提杀伤人命一案为例:
1.引之以法。事发人命案,且案犯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然要由国家法来处理。古语云:人命先问致死根由。现查明,杀伤纠纷之根由皆由离异事起,阿訇拉士尔依照经文断二人离异,“究非律应离异”,当为无效,所以依照吐鲁番厅仍旧认定二人为夫妻关系。对于杀伤人命的情节,当使用夫杀妻死的法律条文,吐鲁番厅查引律法,实则为夫殴妻死者绞监候,而非援引普通身份的故意杀人者处斩监侯的规定。“犯于犯案之初路过米拉布月西提即将实情告知,约同犯父大耳瓜沙五提一同报案,亦与犯罪自首无异,照例亦应援减”亦是依法而为。
2.动之以情。虽然杀伤人命致死,但也绝非无情可酌。判决书先究凶犯念妻之情:“非该犯心甘情愿遵经断离,之后该犯屡次亲往岳家探望,意欲复合,尤与恩断义绝者不同”,再究受害者之绝情:“托夫担八浪自愿跟随伊夫不欲离异,经断离之后未及一旬,即与素毫无瓜葛之四五缠民一处弹唱,而与尕司易提亲来探望竟屡问不答,视同陌路。”这一正一反之衬托,案犯虽系杀伤致死,但与情而言,仍可宽恕。对于“尸母米司岩不能教女,且因与婿口角细故辄即控请阿訇将女断离,亦属罪有应得,姑念伊女已死于非命,从宽免责”的处理,也是考虑了情感因素。
3.晓之以理。在本案中,司法官员也运用了伦理纲常的等天理来阐明判决的道理。“已死托夫担八浪早年原嫁阿不吉令为妻,因夫妇不和,两相离弃,及至转嫁尕司易提业已三易其主,且于过门之后懒惰性成,常惹姑婶生气,则其本非良善之妇”,“已将背夫另嫁之行为视为惯技,此等妇女,死之亦何足惜?”这种价值判断,明显的标准即为封建伦理道德,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视角去评判是非,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司法官员也只是对社会通行的、甚至是弘扬的价值观念的一种肯定与弘扬、对违背这种观念的行为做以否定而已。最终的判决“笞责三千,縶带铁杆以归,外结限满之日详情省释,交保严加约束”,实在司法官员综合情、理、法等因素综合作出的,这种裁判结果比单纯地依靠法律来进行,明显地要更有说服力,起到更好的社会效果。裁判之后,各方均未申诉。这样一种审判方式和良好的效果,对于维吾尔族民众的刑事法律认同的提升,效果不言而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建省后,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对于刑事法律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这种认同度主要体现在:
1.认可吐鲁番地区刑事法律的渊源。在司法体制上,建省后吐鲁番地区的刑事司法权,无论涉及维汉回蒙等各民族,无论涉及何种领地,一律归于吐鲁番厅来管辖。而广大维吾尔族民众对于这种管辖权的转移,表现得极为认可,并没有出现吐鲁番郡王等有手里刑事案件的记录。而是各种案件都诉至吐鲁番厅来处理。况且,凡涉及维吾尔族的案件,维吾尔族作为呈告方的比例明显高于被告方。在建省之后,至清亡的28 年间,维吾尔族呈告案占到所有涉及维吾尔族案件的比例,最低为56.3%(宣统二十年),最高则达到94.2%(宣统元年),28 年平均比例为77.4%,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司法体制上,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对于建省后全新的司法体制是认同的。在司法依据上,建省后基本上摧毁了原先的札萨克王的势力。新疆吐鲁番地区,在遇到各种刑民纠纷事件时,即以清朝国家法律来解决处理。刑事司法,依经断案,已经不再出现。对于这种法的渊源的根本性的、跨文化的转变,维吾尔族的民众也表现得颇为接受,无论从诉讼内容和诉讼的所称中来看,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抵触以及要求更换司法依据的情况发生。这就体现了对于建省后全新的司法依据———大清律例以及其背后的法文化的认同。
2.认可吐鲁番地区刑事法律的内容。建省之后,吐鲁番地区刑事司法工作中,大清国家法律体系的全面适用,不仅对于原先长期适用伊斯兰教法体系的维吾尔族民众来说,还是对于当时的直接司法者来讲,都是有很大的跨越的。因为依据学者研究,清代吐鲁番民众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在建省前,除了汉族人与蒙古族人外,全部是穆斯林,其人口比例高达98%,即使在建省之后,汉族迁移进吐人数增加,但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仍旧占吐鲁番总人口的95%。[4]647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得知,从维吾尔族呈告的刑事案件的案件性质来看,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杀人伤害等人身伤害案件,还是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公权力犯罪案件,甚至是通奸、违反封建伦理等家庭私人领域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大量出现就表明,在刑事司法方面,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司法依据的接受,他们愿意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刑事案件交由吐鲁番厅来处理,即他们对于新的法律文化及其内容是认同的。而他们在诉讼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对新的诉讼文化的运用也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3.认可吐鲁番地区刑事司法的权威。司法权威是内在的,实在是在刑事法律渊源以及刑事法律内容认同的基础上,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司法活动等,使民众认为其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一般来讲司法权威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受到绝对的尊重。其二,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具有排他性和效力性。具体到吐鲁番地区的刑事司法而言,就是其刑事司法机关即吐鲁番厅受到的尊重。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于吐鲁番厅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政治属性,吐鲁番厅作为司法机关的身份也天然地受到了整个吐鲁番地区的民众、尤其是人口上占了绝对多数的维吾尔族民众的尊重。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犯案之囚徒,均未有体现出对其有不尊重的一面,即便是昔日的王公贵族,在特权尽无的情况下,对吐鲁番厅也极为恭敬,上文呈报皆用谦辞,也自觉地接受吐鲁番厅的刑事司法管辖以及一些刑事司法的协助工作。对于吐鲁番厅审判的排他性和效力性方面,从档案上也可以看出是极为良好的。这些特性都表明,当时的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对于当地的刑事司法权威是认同的。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篇2
“民族认同”概念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本文所关注的“民族认同”属于第二重意义。目前, “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这是因为近年来, 有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改称为“族群”, 以区分“民族”概念的两种含义, 且便于与国外学术研究接轨。但由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族群”的使用仅止于学术研究, 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
(2) 国家认同的概念
“国家认同”的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 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大陆学者林劲认为, 所谓国家认同, 意即某个地区的人们 (包括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集团、个人) , 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可和赞同。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内政方面, 即国家主权和治权关系, 政府的代表性、合法性等问题;二是外交方面, 即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境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理论上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相互联系性又存在着区别。在现如今的社会, 每个个体必然属于某一个民族, 但同时必然也属于某一个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 是统一起来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国家认同往往存在于公民的一生之中, 并且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另一方面,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 二者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本民族群体, 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国家。其次, 民族认同一般来说是从文化、经济等角度而谈, 国家认同不仅仅涉及上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国家政权、主权、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 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 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三、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方法 (1) 宣传中华文化, 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各族儿女幸福生活的精神源泉,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同时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2) 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认同的主体是个体,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素质, 体现了公民的基本道德。所以, 我们应该注重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前提。
结语
认同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 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 是属于内在的层面。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就必须正确全面的认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要看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别, 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用文化的内在的凝聚力来更好的促进两者的相统一;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爱国情感的培养,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各民族的公民能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享受国家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更好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发展以及丰富宣传的形式, 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 更好的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统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直以来,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但是,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到来, “三股势力”衍生出新的力量, 逐渐蔓延到我国, 少数民族成为了国内外分裂分子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 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机的统一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途径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
法律认同 篇3
女性文学是在国家———民族的启蒙话语内展开, 女性所追求的一直与宏大话语的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相伴相生, 使女性文学一开始就处在社会身份和女性身份自我确认的艰难选择中。
一.女性自身认同被悬置的历史延续性
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是被携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而走向大众的视野。不同于以政治面目出现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背景是整个社会要求变革、打倒封建腐朽的一切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洪潮下, 女性的解放顺应了社会的解放, 这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 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女性作家塑造了一批渴望走出家庭的“娜拉”, 不愿再做丈夫的小宠物, 追求作为人的基本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 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 (庐隐) , “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 (白薇) , 而到三十、四十年代时代风云变幻, 文学大都是以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为主题。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下我国文艺一片萧条, 反映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时代的重音, 女性文学哑然失声。
而到了新时期, 受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女性身份再次被悬置, 文革中的错误得到纠正, 女作家又投身到控诉文革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中。“为了获得作为人的一切, 女人似乎得先忘记自己是女人, 这也是沉痛得很”。 (宗璞) “我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 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 (张抗抗) , 包括张洁、王安忆等, 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表现自己中性的身份, 似乎在刻意回避“女性”作家这一身份,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作家的创作仍然贴有歧视的标签, 使一些女作家拒绝承认是所谓女作家的身份。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几个迥异于被赋予传统女性特征的女子, 她们邋里邋遢、瘦削干瘪, 表现出了“雄化”的特征。不同于张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男权的写作, 王安忆也是从强调男女有别的角度出发, 但是她突出的是女性天然的特征———生育能力。《荒山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性欲中相互纠缠, 而使生活陷入窘境, 但女主人公生了孩子后, 母爱使她得到了升华, 她的生活发生了转机。王安忆从母性回归的角度上来区别关于张洁的关于女性被“雄化”的质疑, 但是仅仅用女性的生育显然不能解决女性在社会中所面对的所有问题, 过于简单化的答案有逃避问题的嫌疑, 但也表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对自身认同的动态过程。
历史的发展总是纵横交错的, 就像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切开她的横切面, 一圈一圈的年轮代表它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铁凝的创作也表现了受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影响,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女性的眼光和立场去塑造女性形象的, 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我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二.由遮蔽到敞开———铁凝的自我认同
结合铁凝自身的经历, 铁凝有着与众不同的知青经历, 一九七五年铁凝高中毕业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 铁凝却放弃留城和去当文艺兵的机会, 主动要求去农村落户, 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铁凝有一篇长篇散文《真挚的做作岁月》, 铁凝在总结下乡的这段生活经历时, 用了两个词:真挚、做作。做作, 应该是那个极端政治化时代的社会行为标志, 是人们对于政治恐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过程中优化的自我保护方式。[1]她的真挚, 使她对生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这就冲淡了附着在做作上的意识形态内容, 我们被她那仔细搜寻生活中的真善美的故事题材的用心而感动, 并使用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全文, 有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在里面。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 如香雪、安然、乔叶叶, 她们拒绝长大, 心理深处都有一种回归母体的情结, 是一些拒绝长大的无性别自我的“女儿”形象。这反映了潜意识中铁凝对女性身份的拒绝认同[2]。
然而从《麦秸垛》铁凝开始创作了一些复杂的女性形象, 正像铁凝自己所说:“从一九七五年的《会飞的镰刀》到一九八六年的《麦秸垛》, 我由一个喜欢在日记上写豪言壮语的中学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不仅意味着铁凝对自己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认可, 也意味着铁凝从拒绝长大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 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去关心女性、书写女性。
随着铁凝对自我和社会关系认识的发展, 她在作品中流露了女性的自赏意识, 《玫瑰门》中对女性身体的健美进行了一番不同以往作家的令人称道的描写, 对女性的性欲也有直接的描写。铁凝从对女性诗性自我的抒写转向了对女性审丑的描写, 她用真挚的热情和对生活的责任心, 使她摆脱了早期的做作, 对生活的理解走向了深入,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单面的香雪, 而是描写了可能是长大了的香雪的双面夏娃的形象。
三.铁凝作品中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铁凝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与自己形成鲜明对照的姐妹或女伴, 安然与安静, 杨青与沈小凤, 白大省和西单小六等, 《永远有多远》中, 那个被周围所有人称赞的善良质朴的白大省其实最不愿意的就是做她自己。她永远羡慕的是西单小六、盼望成为那样的女人, 她认为是西单小六开垦了她心中那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情愫, 张扬起她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铁凝在《麦秸垛》也反映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矛盾与困惑, 大芝娘在和丈夫离婚后, 又跑到城里找前夫生了个孩子, 而沈小凤她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 在行动上思想上却重蹈了大芝娘的覆辙,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塑造使她们失去了自己而去追求所谓的名分, 这其实是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她们思想的侵蚀, 在相隔了几十年的沈小凤身上悲剧依然重演着, 她们的自我需求被推向了阴暗的边缘。而杨青是与大芝娘和沈小凤相反的另一类女性形象, 她懂得保护自己, 用理性压抑住自己原本像沈小凤一样奔放的感情, 因为她知道人言的可畏、舆论的可怕。而在那个知青人人自危的年代奢谈爱情更是致命的、危险的。这就可以看出杨青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比如在作品的结尾她说她常常无端的感觉到胸口的沉重。
《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响应了知青下乡的号召, 之后认同了知青要扎根农村的宣传, 她在迷迷糊糊中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之后别的知青返城了, 她却不得不留在这里, 后来丈夫死去, 她成了寡妇, 可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文章的最后她放弃了城里等她的大学生宋侃, 而选择了能带给她轻松快乐的金召, 她经历了一番挫折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由此可见, 当女性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想依附于社会和男性时, 一旦社会的方向盘发生急转或者这个男性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那么女性的自我和她所追求的社会身份都会走向虚无。
在《玫瑰门》中铁凝塑造了司漪文和姑爸两个特别的形象, 司漪文一生都在汲汲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却始终被边缘化, 最终走向了自身的虚无, 而姑爸因为新婚三天丈夫远走, 自己又被抬回来而开始了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逃离, 忍受不了社会的议论而早早选择了撤退, 她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妥协。
铁凝写出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她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随着作家认识的发展、创作上也不断的探索, 《大浴女》中她建构了一个不断与自我对话的自我完善的敞开的女性形象———尹小跳, 尹小跳敢于正视自己在幼小时候的一个恶念, 怀着原罪的意识她不再苛求亲人, 她原谅了母亲、妹妹, 同时她自己的心也得到了救赎, 她独立而且自由, 所以她不会象她妹妹一样在和别人比较中忍受着嫉妒的折磨。面对爱情不同于杨青的“理智”压抑, 也不同于白大省的愚昧追求,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的张扬, 但尹小跳最后把陈在还给了他的前妻, 这个敞开的结尾体现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铁凝及她的作品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一个自觉的整体意识和明确的主观构想去建设女性文学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的女性要走好追求自身权利和社会认同的平衡木, 这需要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宽容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志华.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8, 7 (3)
法律认同 篇4
近年来国内关于宗教认同的研究也围绕着这些不同的面向展开, 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归属, 即被社会归为哪个宗教成员;二是社团建构, 即宗教团体的认同建构对个体信仰的影响;三是自我体验, 即个体宗教认同内化过程中的取舍。
宗教认同理论源于欧美
“认同”的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最初心理学家将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即个体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规范等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以及个体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
随着人本主义的发展,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认同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我认同理论, 认为认同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米勒指出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 也包括“群体”的概念, 是一项“自我的延伸, 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 (2) 。
认同不仅止于心理方面, 它是“行动者对自身独特品质或特征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3) 。个体认同是在社会, 团体与个人体验互动作用下产生的。美国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约翰斯通 (R.L.Johnstone) 在研究社会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 指出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化;另一种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化。按照这个观点, 个体宗教内化过程最普遍的模式是前种情形, 即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中逐渐“成长为宗教信徒”。个体在通过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并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的, 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通过这种宗教社会化的过程, 个人不仅获得了对待超自然的对象合适的态度, 而且明白了自已的宗教身份 (4) 。在社会归属的作用下, 个体信仰者有了初步的“我”的认同;在社团建构过程中, 个体强化了的对群体的心理倾向;在个人体验的实践中最终中确立了自身的宗教认同。
西方宗教认同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作用, 中国学者对宗教认同的研究也源自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国外研究的认同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群体, 其所归纳的宗教认同的建构过程:从社会--群体--个体的形成过程, 是否是影响了认同的最终形成与效果。这在中国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检验与实证。
二、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
宗教认同作为认同机制的一种, 必然与其它各种认同产生交叉与联系, 尤其是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当前情况下宗教认同是有条件的——即需要在国家政策范围内, 在民族界限内——这就产生出宗教认同的国家性与民族性。
就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们多认为“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 它无疑是政治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 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认同在此过程中, 也承受着来自国家政治的种种影响, 使其本该具有的超越特性受到制约和消减, 无法确立它的独立和超脱, 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重叠, 或处于政教合一之传统形态的时候, 宗教信仰及其认同方式常常会被扭曲” (5) 。
就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或其它群体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 (6) , 从总体上概括了宗教认同与其它认同交错复杂的关系。
宗教认同虽然普遍存在, 但其必须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护。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有分有合。它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民族身份, 但又不等同与民族身份。在某些情况下, 当你是某一民族成员时, 就被自然而然的认定为某一宗教的信仰者, 这种归属在政治上被确认后,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会呈现出合一的形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对宗教认同的形塑, 可以被理解为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面向,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帝造, 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上论证宗教在整体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但是却忽略了外部的社会性归属因素对宗教认同的强制与社会化认识作用, 因此把社会归属作为建构宗教认同的一个方面, 从建构认同过程方面, 还有待论述。
三、宗教认同的组织构建
个体在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 (7) 由此可见, 宗教组织在群体意义上的建构对于个体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认同在群体层面上构建了一种文化的边界, 在这种边界作用下加强了信仰个体的内化过程并提高了群体的凝聚力。宗教组织通过制度、仪式、神圣化、等方式强化了群体内的认同, 对于维护群体利益, 保护群体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国内有很多学者都曾在群体建构层面对宗教认同进行研究 (8) , 他们将宗教认同作为一种整合力量, 探讨了其在民族传统保持和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整合力量来自于宗教群体自身对宗教认同的建构作用宗教组织通过举行集体仪式、开展宗教教育以及强化制度建设等方式整合群体内成员的认同。在对“我群”进行认同的同时, 还伴随着对“他群”或者说对其他信仰的别异。组织建构是群体层面的宗教认同方式, 它对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和个体经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组织建构是宗教内部对宗教认同的构建过程, 以往的研究关注了宗教的整合作用与构建边界的功能, 但少有从建构的具体措施上论证宗教认同建构的过程, 如:宗教团体的活动、教育、出版、人才培养等具体措施都对构建宗教的认同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宗教认同的自我体验
社会归属与群体建构在外部为个体的宗教认同指引方向, 但所有的外部形塑都要通过个体内化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对个体而言, 宗教认同结构可分为宗教内认同和宗教外认同两部分:内认同强调社会 (成员) 在心理、观念、精神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内隐性较强;外认同则强调社会 (成员) 在行为、语言、物质生活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外显性较强”。 (9) 内在心理因素不易测量却更具恒久性;外在的行为、语言、参与等特征则具有显性特征, 常被作为可识别的测量标准。国内学者从个体层面对宗教认同的研究成果颇丰:
首先是关于宗教认同的主体心理经验的探讨 (内认同探讨) 。学者们多从信仰者的内心体验和个人经验出发, 研究宗教信仰的获得途径, 宗教认同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多偏重于认同的主观性特点, 对宗教认同的内隐性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其次是关于宗教认同的外在行为的探讨 (外认同探讨) (10) 。如果说主观认同在心理上划分了“我教”与“他教”的界限;那么外在行为的差别则指涉了同一宗教信仰群体内部的虔诚度的区别。外认同由于比较容易测量而成为了衡量信徒宗教认同的重要尺度, 外在性的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方面的研究一般都通过对信徒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指标的测量与分析来进行。这种对信仰者虔诚度的测量与分析结果凸显了宗教信仰的整合性与实用性的特征。
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宗教认同的关注导致了对个体心理和外在行为层面的研究的发展。但要回答什么是宗教认同?如何进行宗教认同?以及宗教认同到底是根基性的或是工具性的?等问题, 仅从个体层面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五、结语
宗教认同是社会、群体和个体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社会、群体和个人三方对宗教认同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社会归属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认同的外部基础, 国家政策与民族身份无疑是基础性认同因素, 因此相对于明确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宗教认同的边界有时会变得模糊, 如中国散杂居地区的部分回族群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无紧密关系的情况下, 个人体验往往在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持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如中国汉族的佛教与基督教信仰等。此外, 有形的宗教组织和无形的群体心理也对宗教认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群体活动和宗教仪式之中。总之, 宗教认同是三方力量共同作用于个体而产生的结果, 在不同条件下, 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三种力量作用不一, 从总体上进行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 把握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因素, 对于深刻理解宗教认同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宗教认同研究兴起于欧美, 近年来日益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对于宗教认同的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心理体验、行为参与指标、宗教认同与其他认同关系以及宗教认同的作用研究等。但根据宗教认同的内化过程来看, 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宗教信仰并进而成长为信徒, 这个过程是社会归属、社团建构与自我体验三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通过从这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归类与评述来说明宗教认同建构过程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宗教认同,社会归属,社团建构,自我体验
参考文献
[1]Warren E.Miller.The Cross 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John Wiley&Sons, 1976, P21.
[2]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P148.
[4]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P2.
[5]李向平, 何子文.《信仰不是问题, 关键是如何信仰---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变迁的基本趋势》.社会科学家, 2010.4, P9.
[6]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李海淑.《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北京市朝鲜族基督教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5年;李晓霞.《试析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第06期;高志英, 龚茂莉.《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福贡傈僳族、怒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9年, 第00期;何海翔, 吴金锋.《论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年, 第01期等.
[7]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3期.
[8]以下学者及其文章涉及到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层面:何其敏.《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 第02期;李向平.《属性与身份的整合—宗教与民族认同资源的社会化路径》.《宗教与民族》, 2006年第00期;白建灵.《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探讨甘宁青地区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余晓慧, 张禹东.《宗教认同在华人华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和谐意蕴》.《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02期;万明钢, 高承海.《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基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数据分析》.《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年, 第05期等.
[9]梁海宏.《宗教认同结构变迁与宗教活动的工具理性倾向》.《社会学》, 1998年第二期.
[10]侧重个体内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03期;王康.《大学生基督徒宗教认同的调查和分析》.《宗教学研究》, 2011年01期;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等.
法律认同 篇5
一、文化身份的迷茫
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引发了华人移民潮,随着“淘金梦”的破碎,华裔面临着各种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个时期,具有华裔血统的水仙花利用手中之笔为华人的遭遇鸣不平。她笔下的华人不再是同时期白人作家笔下的异教徒,而是会说谎,但又友好、可爱,忠诚且善良的人。水仙花不仅客观地描述了华人的真实心理,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从而开启了华人文化身份诉求的尝试。
在二十世纪中期到七十年代期间,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华裔美国作家多数选择了抛弃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态度。向何种文化认同,此段时期多数作家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作品中的华裔为了在美国立足,割舍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试图通过隐忍谦让的“臣服”姿态,来得到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刘裔昌的《虎父虎子》及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这阶段较为典型的此类作品。当时的华裔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处于困境与迷茫阶段,他们强烈认同美国文化,做出了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决裂的尴尬抉择。
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运动”唤醒了华裔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及对文化身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思考,期间,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赵健秀、徐忠雄、汤亭亭、谭恩美等。
置身于美国主流文化与华裔少数民族文化下的美国华裔,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尴尬境地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既迷茫又带有迫切的危机感。一些作家竭力反对为求得认可,而对白人文化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恪守中国文化传统,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作品中蕴含着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情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赵健秀的作品猛烈抨击了白人主流文化强加给美国少数华裔的偏见和歧视,他主张华裔作家应树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改变美国东方主义文化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扭曲。同时期被赵健秀诟病的女作家汤婷婷的作品代表了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定位:美国人,完全的否定“中国人”身份,但在创作中又不可避免地传承了中国文化,游离在“中国身份”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双重边缘”心态。汤婷婷的方式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将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体现美国华裔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寻求和探索。与汤婷婷相似,另一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也坚持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即便成长在美国,依然保留了原有的中国文化根须。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情节设计中。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所描述的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已经是彻彻底底地美国化的一代,与母亲的意见分歧、事业和爱情上所遭受的挫折、处于中美两国“边缘文化”之间的尴尬等均折射出中美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冲突和碰撞。
作为20世纪后期移民文学代表的华裔美国文学具有杂交性、混杂性,上述几位华裔美国作家有着几点共同之处:一方面,他们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先祖的历史、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为了在美国能够寻找生存之道,他们尝试不断挑战和颠覆主流文化,继续追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
三、文化身份的超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成名作《典型美国人》以一个美国华裔的全新角度反映了华人适应美国的艰难,而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充分体现了淡化族裔性的策略:淡化不同于同化,相反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她在小说中彻底超越了华裔作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认同”主题,打破了白人主流社会和华裔的二元对立,认为主动选择可以超越原先的血统和环境所限,从而重构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华裔身份。
历经百年的华裔美国文学,从水仙花和刘裔昌到赵健秀、汤亭亭和谭恩美,再到任碧莲等,不同阶段的华裔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执著探寻体现了他们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非文学的重担。华裔作家不断思索并探究文化身份认同,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共存,消解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立的大背景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看待文化身份,促进各优秀文化间的平等交流,赋予文化认同新的价值内涵。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文化认同”是华裔美国文学百年以来亘古不变的焦点问题,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及其后代对中美文化、文化身份、民族地位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认同,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法律认同 篇6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组织认同浅议 篇7
(一) 西方学者对组织认同的研究在英文文献中通常采用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和organizational identity两个概念对组织认同进行研究。西方组织研究学者正式对组织认同的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 此后为各国组织理论学者所重视, 逐渐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早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一书中, 西蒙认为“认同的过程就是个人用组织目标代替个人目标, 作为制定组织决策时所采用的价值指数的过程。”帕宸的认同理论认为, “组织认同是与其他成员有共享目标或经验, 有团结感作为组织一分子的感觉, 以及组织成员彼此相互支持和相互忠诚。”切尼在帕宸的基础上开发了组织认同问卷 (OIQ) , 他认为“对组织等群体的认同, 是个体主动将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元素连结的过程, 包含了情感依附, 对组织的忠诚和组织成员和组织的相似性。”万瑞尔和巴尔默认为, “组织认同主要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形象设计意义, 沟通整合意义和文化研究意义”。从形象设计意义上看, 它的含义与组织形象有些相似, 被认为是组织特意设计出的特有的、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能昭示于人的外部视觉想象诸如识别标识等。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使特定组织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视觉形成一种“这是我们的”的感觉, 从而产生一种一致性的心理和行为。从沟通整合意义上看, 它被看作涉及使一个组织具有独特特征或者解释“一个组织是什么”的属性的策略, 及组织沟通、组织形象和声望等, 是组织自身处于自身策略需要而在各个方面的一种自觉计划方式。组织通过它来强化一致性需要并对组织成员的不同之处进行整合, 让组织成员认同组织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从文化研究意义上看, 它被描述为从组织管理者、组织成员和与组织活动相关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辩证的和互惠的互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切尼组织认同感问卷 (OIQ) 是目前研究者运用最广泛的组织认同感评估工具, 这份问卷具有普适性, 体现出一种对多维项目测量的综合, 设计的目的是评估组织认同感与相关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涉入。
(二) 国内学者对组织认同的研究一般来说将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翻译为组织认同感, 将organizational identity翻译为组织认同。但是, 国内学术界对于组织认同的相关研究及成果并不多见, 其中代表人物王彦斌发表论文并且进行过相关的深入研究。他将上述两者概念合称为组织认同, 他认为管理的本质是要让“组织”中所有的“人”, 朝着统一的战略目标或方向做出努力。通过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把握, 做出有效的规划与调整, 最终以间接的方式促成组织成员积极地投身于组织活动, 以保证组织有效达成组织目标。组织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且是社会的结构单位, 也是社会人与社会之间连接的“桥梁”, 一直以来被社会行为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探讨者所重视。而组织认同是组织理论中一种新型的研究理论, 当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如今, 对于组织认同理论仍然是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组织认同中含有太多感性的东西, 因为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感觉;有的人则认为它是理性对待的结果。在王彦斌的《组织认同的理论探讨》中指出:“组织认同以理性为主导, 是一种选择性结果, 不是自然形成的”。他认为组织认同中的理性, 是主观的行动理性, 行动理性具有主观理性表现出的独特性、自我性和情景性三个特点。也就是说, 在任何组织中的个体成员, 自己都具有选择权和决定权, 是由他们自己所选择并决定是否加入组织或加入什么样的组织。组织认同是建立在人的认知心理基础之上的, 而认知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 也往往因人而异, 但都会是理性战胜感性成为主导, 也不排除有着感性的成分。组织认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其进行的研究也尚未停下脚步。
二、组织认同所涉及的问题
沙莲香教授认为, “认同是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统一机制的概念, 即人格与社会、与文化之间怎样互动才能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 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内在互动力量”。组织认同感, 实际上是一个组织行为学的概念, 应该对它进行心理学研究, 但对其研究的方向也应该涉及到其他的领域, 比如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内容, 这样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对于组织认同所涉及的问题,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组织认同的主体问题, 即“谁认同?
”组织认同, 是组织成员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对组织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倾向。因此, 对于组织内部而言, 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的强烈的组织认同感。一般来说, 从狭义意义上来讲, 组织成员就是组织认同的主体。
(二) 组织认同的对象问题, 即“认同什么?
”任何认同, 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认同目标。组织研究者对组织对象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普莱特认为, 组织认同的对象主要包括组织的领导者、象征、使命陈述和产品等;而一些从文化意义上来用的研究者认为, 主要是组织文化;西蒙和马奇认为, 从广泛的意义来讲, 组织认同所涉及的对象有核心组织之外的组织, 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等。而大部分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者都一概地认为是组织, 但对于具体认同什么又有不同的观点。对于组织认同的对象, 概括起来就是“人”、“物”、“事”。“人”即组织的领导者, 有组织的存在就一定会有领导者, 就会有制度。一个人在组织方面考虑得越多, 他与组织的一致性认同就会越强。“物”即组织的产品、组织的象征等一些形而可见的东西。组织中的个体首先要认同这些组织中的“物”。“事”, 在西蒙看来, “事”就是组织的目标,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组织的价值也是组织认同的对象之一。
(三) 组织认同的程度问题, 即“组织成员与组织的一致性如何?
”组织认同感是社会认同感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个组织成员感到他与组织之间的相似性越高, 他与组织的认同感的程度就越高。在王彦斌看来:“认同感在个体和组织之间提供一种认知联系, 把一个人的自我感知镶嵌在组织中”。然而, 当自我的心理机制不断的增强, 组织认同感是由组织成员感知到的组织吸引力有所调整。通常情况下, 对组织的“一致性”程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信任和接受; (2) 愿意为组织的利益出力; (3) 渴望保持组织成员资格。这三部分都取决于组织成员与特定的组织是否存在一致性问题。大部分的组织理论学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 也有学者对于组织成员与特定的组织是否有一致性持有不同的观点。
三、组织认同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
组织认同是一种组织心理和行为的综合性表现形式, 它包含着人们对特定组织对象的认知、情感和行为, 而行为则是它最终的表现结果。一般而言, 如果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 不仅存在着心理上的认同, 在行为上, 他们就会更加积极和努力地参与并完美地完成所在组织的任务, 进而不断地促进组织的发展。在王彦斌看来, 实现组织和组织成员双赢的组织管理整合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组织, 本质上来讲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性组织, 它以很高的经济效益为核心目的在社会的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总的来说, 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决定着员工的心理和行为。双赢的组织管理模式, 离不开高度一致的组织认同感。具体来说, 组织认同感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 组织认同决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在组织中, 如何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如何才能加快组织发展的速度, 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工作效率, 都是管理者或者是领导者应该切实考虑的问题。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 越有可能持有与组织的观点相一致的观点, 并积极采取行动, 这样就会越有利于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相反, 当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心理没有那么强烈, 组织成员对组织没有一丝一毫的“主人翁”意识和态度, 该组织成员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种种消极的态度, 从长远来看, 这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也说明了,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组织认同对组织的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怎样增强组织成员之间的组织认同, 也变成了领导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二) 组织认同促进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的理解。
组织文化主要是在组织中所有组织成员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团队意识、工作作风、心理预期和团队归属感等群体意识的总称。西蒙认为, “正是成员对组织的认同,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赋予组织强大的力量, 以保证众多成员的协调行为, 完成组织目标。”在迅速发展的今天, 组织成员和组织之间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追求。组织成员对组织足够的忠诚, 有一定的归属感, 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实现个人价值。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文化, 才能创造出更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战略决策。在这样的和谐关系中, 组织又将自己的成员融合聚集起来, 实现自身的内部团结一致, 让组织成员对组织文化又有了更深的理解。有研究者甚至还认为组织认同和组织文化互为因果, 不管正确与否, 这都告诉我们组织文化对组织的作用。王彦斌在文章中也指出:“积极的组织文化是促进组织认同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 组织认同感越强, 对组织文化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 对组织的发展也更有驱动力。
(三) 组织认同有助于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关系。
每个组织都是社会中的人构成的, 组织中的人也必然会和其他成员建立种种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好坏与否, 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他们对组织的感受。有资料显示, 员工关于组织内部关系的知觉越好, 组织认同心理就会越强。这表明, 组织中的领导者往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好的人格魅力、好的道德修养、好的领导才能等等, 都会影响到组织成员对组织的领导者魅力的评价, 而这也正是决定组织成员对组织认同的心理强弱的重要因素。领导者魅力超强, 在整个组织中, 组织成员对领导者是充满敬意的, 是绝对的信任的, 怎样的心理也就会导致组织成员对组织认同的强烈感受, 组织成员内部关系也会朝着趋于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恰恰说明了组织认同对组织内部成员关系的意义。
四、结语
组织作为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单位”, 组织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组织认同感作为一种表现组织成员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组织认同的研究也应该是长期而漫长的。在21世纪的今天, 在经济体制多样的发展中, 我国在实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增加有效的激励机制, 仍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组织认同的重要作用不能忽视, 如何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组织认同感的影响, 如何让组织的活力不断增强, 如何在现代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确认识并利用好组织认同这一“砝码”, 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 强化组织文化氛围, 加强激励机制, 建立经济上的奖惩机制等都是一些“又好又快”的提升组织认同的办法。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组织, 都应该加强对组织认同的深刻理解, 这样不但能提高组织自身的价值, 对整个社会来说, 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
参考文献
[1]王怀明, 王益明.高级组织行为学.
[2]王彦斌.中国组织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