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感（精选12篇）
身份认同感 篇1
高校学生党员在党员中文化程度较高、是最具有活力、创造力、最有前途的群体, 是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备人选库, 是我党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党员, 应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到骨干带头和先锋模范作用, 这直接影响到广大学生对我党的认同、追求和归属, 关系到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更关系到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 决定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能否最终实现。
近几年来, 各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党员数量不断增多, 相比之下, 对于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相对滞后, 部分大学生党员出现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滑坡、功利心强、先锋作用不明显等现象。究其原因, 是学生党员在组织上入党后, 思想上、行动上的入党不够, 没有从内心强化自己的党员身份, 缺乏对党员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弱化了一个党员应该有的行动彰显。
身份认同, 是人们对自身归属的主动寻求, 它能让人从内心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学生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的认同, 是党员意识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其能够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石。
一、高校学生党员缺乏身份认同感的表现
有调查显示, 当前高校学生党员普遍存在党员意识和党性意识淡化现象:时刻提醒并严格要求自己的仅占42.82%, 只有在参加组织生活时意识到的占33.97%, 身边党员对党有微词时意识到的占11.96%, 交党费时意识到的占11.24%。
1. 入党动机不纯,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显著
党员的入党动机直接关系到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纯洁性, 在当前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 部分学生党员入党动机呈现多样化趋势, 为了就业需要、考公务员需要, 是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些同学为了“光荣”, 可以更有面子, 意识不到党员的重要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有的同学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 认为入党是一种潮流, 从众的心态导致其对党员身份意义一定程度上被淡化。
2. 理论知识学习停滞, 理想信念动摇
理论知识的缺乏是当前学生党员大部分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在入党之前都有上党课, 但是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 对党的理论、历史经验和教训了解的也不多, 身处和平年代, 政治意识淡薄、政治敏锐性不强,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缺乏正确分析判断的能力, 甚至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导致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
3. 自我放松,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
大部分学生党员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能够做到以身作则起榜样带头作用。但是也存在个别学生党员, 在入党后渐渐忘记了党员身份, 不能做到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难以起到表率作用, 比如在参与集体活动时不积极, 只顾自己、对需要帮助的同学漠不关心, 看到违法乱纪情况不能及时向上级汇报害怕承担责任, 在评奖评优时只想到为自己牟利。这些都极大影响党员的光辉形象。
二、高校学生党员身份认同感缺失原因分析
1. 学生党员选拔标准主次模糊
当前环境中, 高校学生专业学习成绩、担任学生干部情况是硬性要求, 而且也是显性指标, 相比之下, 学生思想品质、价值观等因素由于难以衡量, 成为“软指标”, 以“硬性指标”为基础的选拔相对来说更简单省事, 因此, 很多基层党组织缺乏积极分子的入党动机和政治理论水平考核, 硬性指标的考核标准跨越政治标准成为入党考核的首要标准。
2. 学校基层党组织对学生党员的教育有限
基层党组织对党员的教育分为两块:入党前的党课培训、入党后的教育管理。然而目前入党前的培训在走形式, 以通过党课考试为目的, 课程形式单一, 课程内容枯燥, 学生对于真正的政治理论知识吸收有限, 重发展轻教育, 对学生党员的党员意识培养不够。入党后的教育管理工作也不能完全跟上学生党员发展的速度, 支部活动少, 党内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得不到保证, 很多学生党员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 造成他们入党后放松自我要求, 出现思想滑坡情况。
3. 学生党员身份多重性忽视党员身份
高校学生党员植根于班级, 在“党、团、班委会”三位一体的班级管理模式下, 相对于党员来说, 团支部和班干部在班级工作中彰显更大的行动力, 一些党员担任着学生干部, 甚至是班长、团支书, 有着多重身份, 这也导致他们在工作时身份定位不明晰, 不利于培养其身份认同感;另一些没有担任学生干部的党员, 在班级事务中往往不会插手, 更有身份被弱化的趋势。
4. 社会错误观念和不良风气的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快, 中国正在逐步与世界接轨, 地球也慢慢变成“地球村”,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潜移默化向我国传播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青年大学生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快, 却缺乏鉴别能力, 很容易被迷惑。再加上当前社会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的存在, 比如党内腐败、治安混乱、贫富分化等, 学生党员对这些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分析, 对党的执政能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 影响了党员先进性意识。
三、强化高校学生党员身份认同感途径分析
针对以上的这些原因, 我院党组织经过研究分析, 严格预备党员选拔制度, 制定系列化、规范化的党员培养方法, 创新党课形式及内容, 重内化、贯始终, 即重视党员身份意识在党员心中植根, 将学习贯穿于入党积极分子时期至入党之后, 提高身份认同感成为一种常态。经过实践, 在提高学生党员身份认同上取得一定的成绩, 保证整个队伍质量的优异。
1. 严格选拔标准, 落实发展程序
要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必须从源头着手, 全面把握和坚持党员标准, 严格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程序。通过入党申请书、档案查阅、个别谈话等途径了解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在平时学习态度、工作积极性上考察学生思想动态。
确定预备党员选拔标准:坚持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要求入党积极分子思想上有入党的迫切愿望, 在实际行动中不断端正入党动机, 能够定期汇报思想、学习和工作情况。专业成绩是发展党员的重要条件, 关心集体、热心参加集体活动是党员的必备素质, 群众基础是考察的关键。
2. 创新教育模式, 丰富党课学习内容
党课学习是培养预备党员一个重要环节, 通过党课课程设计、结业考核等内容能直接影响到党员同学身份认同感, 本支部党课采取口头授课与视频学习相结合, 课上学习与课后阅读相结合, 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相结合的方式, 最后通过研讨会、实践总结报告、作业提交的形式对学习成绩进行考核。
3. 入党后开展规范化的党支部活动
“入党前积极、入党后松懈”是很多学生党员的弊病, 所以, 在入党后, 开展规范化的、有效的党支部活动, 保持支部内学习的风气、党员同学们思想的碰撞, 有助于强化党员的身份认同, 同时保持支部新鲜的血液。在本支部开展多种形式的支部活动。
⑴根据党中央的要求, 及时积极对重要文件精神进行学习、讨论。理论知识的缺乏是现在学生党员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仅仅通过一次党课的学习还不够, 只有长期处于学习状态, 才能保证思想上的先进性。
⑵通过民主生活会、座谈会等形式, 对党支部成员一个周期内的活动成绩、不足之处、以及对支部的意见建议进行交流总结。保证每个月都能够召开一次。
⑵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比如在新生入校时, 我院党员同学组成“党员先锋队”, 帮助新生熟悉校园, 深入新生宿舍, 解答新生的疑惑、为新生指引大学的方向。
通过规范花、一体化的党员选拔、党员教育模式, 能够发现, 当“中国共产党”这一身份在学生党员心中植根后, 他们在日常工作、学习中, 均能够做到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党员的身影活跃在班级、学生会、田径场、篮球场、舞台等各个领域, 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摘要：在高校, 部分学生党员呈现出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思想滑坡、功利心强等问题, 笔者通过分析, 认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 首先需要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感, 文章通过分析学生党员缺乏身份认同感的表现、原因, 探讨强化身份认同感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党员,身份认同感
参考文献
[1]杨昱梅, 姜富元.新时期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党员培养工作的对策研究[J].经营管理者, 2014 (05) :348.
[2]冯晨静, 袁永军, 王广友.高校大学生党员意识培养途径研究[A].管理创新、只能科技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文集[C], 2012:62-65.
[3]李绍军.新时期高校学生党建工作及创新研究——以某高校为例[D].江苏:江南大学, 2013:27.
身份认同感 篇2
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
在以启蒙和后启蒙自由-人文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西方现代知识话语中,同一占据支配地位,力图整合充满差异的现代文明,弥合现代人分裂的精神世界.在后现代全球化文化中,各种边缘话语对身份认同政治的强调使得差异变得异常活跃,成为解构后现代文化中同一支配下的文化霸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力量.但是,后现代文化身份认同也力图借助反霸权意识形态走向同一的理想世界.同时,从这一视角反观现代文化,在西方启蒙和后启蒙同一作用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包含差异的隐形作用.
作 者：陶家俊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重庆,400031刊 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年，卷(期)：20(2)分类号：G04关键词：同一 差异 文化身份认同 现代 后现代
爱城主义与身份认同 篇3
“我”是谁？何种社会关系构成了“我”的身份？它们又是如何塑造“我”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国家是政治身份的主要来源和实施集体自决权的场所。一个爱国者会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因为它表达了一种体现其历史、政治和制度的特别生活方式。但是，国家提供这种独特性意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国家在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善的观点在制订政策时其自主性越来越小，还必须符合市场的要求，遵守相关国际条约（除非像北朝鲜或者不丹那样与世隔绝）。
到了21世纪，已经有许多著作谈论全球身份和世界主义。由于移民、劳工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因特网和新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风俗习惯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一种世界大同的情感。这种趋势的极端表现是“达沃斯人”，他们已经超越了对任何国家的忠诚，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或更负面的看法是把世界看作发财的场所）。但是“达沃斯人”有多大普遍性呢？结果发现，即使在达沃斯，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完全是“世界公民”。笔者曾经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交相关文章，并引起相互竞争的城市支持者的激烈辩论：约翰内斯堡对好望角，华盛顿对纽约等。城市似乎也能塑造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感受独特的欲望似乎也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因为民族感情的淡漠，寻找补充品或替代品的最好场所，或许就下降为城市而不是上升为世界。
城市能提供替代身份吗？能提供一种独特性意识和特别的政治身份吗？今天，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里，这和1800年的不足3%形成鲜明对比。意料之中的是，城市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大部分城市理论往往集中在令都市生活不同于农村或小城镇的方面，如城市促进经济发展降低人均碳排放量，是创造性和革新的中心等。“漂亮的”或“理想的”城市将试图根据成功法则将这些优势最大化。论证都市生活普遍优势的理论很重要。但是，论述让一个城市不同于其他城市以及从规范性角度讨论城市身份认同重要性的理论却很少，所以，我们尝试这项开拓性的工作。
显而易见，城市居民特别骄傲的不仅是他们生活在城市的事实，与乡村生活相比，都市更令人向往；自己的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事实也令他们特别自豪。我们把这种自豪感称为“爱城主义”。这种“爱城主义”源自认识到自己的城市很特别。如果一个城市只是表现出全球化的同质性，人们很难为它感到自豪，正如住在麦当劳附近的人很难为它自豪一样。共同体意识就像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扎根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往往需要附着在表达某种特别性或所谓的“气质”或“精神”上面。所以，我们研究了许多城市，认定我们讨论的九座城市确实都有一种气质。
当然，我们承认这个论证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前的社会批评家论述过大城市生活中的个人孤独与异化，而与农村和小城镇完全不同。正如马克·吐温在1867年所写，“每天沿着同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街道走上好几英里，用胳膊肘拨开前面的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却看不到一张熟悉的脸”。城市生活在很多方面或许令人向往，但源于独特性的共同体意识似乎不属此列。如果现代城市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可能是对最新潮的高科技玩意儿的高度个人化的追求。伴随着看似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力量，都市化潮流具有了把众多本地文化改造成为单一消费主义文化的巨大威力。
但是，现代城市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世界主义，但是他们也渴望体验独特性。我们认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把世界主义和扎根于特别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的机会。的确，我们看到市民常常为其城市和城市代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他们试图培养塑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耶路撒冷人竭力推动其宗教身份，蒙特利尔人竭力推动其语言身份等。“我爱纽约”的口号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营销口号决不是巧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复制这个口号，中国的首都就常常能看到T恤衫上用英文写的“我爱北京”。
人们很容易变得玩世不恭，会说所有这一切都是钱闹的，但这个口号确实触动了真感情。人们真的爱自己的城市。纽约的城市精神是以个人主义闻名，但是它的共同体意识和都市自豪感在9·11之类危机时刻就充分体现了出来。“爱城主义”产生于纽约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意识；纽约人常常说他们爱这个城市甚于爱这个国家。其他美国城市则竭力表现出与纽约人的不同。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2011年当选芝加哥市长时，对芝加哥市民发表讲话说“我们与纽约人不同”。纽约为其成为移民的理想之都而自豪，芝加哥则对自己作为居民外迁最少的美国大城市而骄傲：在芝加哥出生或移民芝加哥的人就一辈子生活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看到表现出独特身份与气质的城市往往产生最强烈的城市自豪感。
中国的挑战
城市能产生具有地方特色的共同体意识的观点或许遭遇中国的挑战。这个国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和最具破坏性的都市化进程：从1982年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6%一下子猛增到51.3%。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继续加快：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15个平均人口达2500万的特大城市。中国城市陷入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中，似乎抹去了让人类社会生活如此宝贵和有趣的多样性。中国城市先经历了30年苏联式现代化，随后又经过了30年美国式现代化。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两种经验或许都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国城市的相似外表掩盖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对独特性和共同体的追求。在中国，对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追求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因为传统的农村依恋感的削弱和快速城市化时代普遍感到的灌输新的社会责任感的需要。如果人们认同自己的城市——如果他们感觉到城市表达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就越有可能如此，他们就越有可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来关心和友好对待本城的市民同胞。笔者的新著出版（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引起共鸣）以来 ，中国几个城市已经确认在探索明显雷同的建筑风格背后的独特精神。这个观点是推动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北京经过精心酝酿和市民投票确定了北京精神，这将影响到都市规划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爱国、包容、创新、厚德”的口号张贴在北京的主干道上。上海则与之相反，它提醒我们，“爱城主义”常常是在与表达对立价值观的城市的对比中进行定义的。贝淡宁在北京和上海教书，经常有人问他更喜欢哪个城市。甚至在他回答问题之前，北京的朋友就说他或她是多么喜爱北京，讨厌上海，而在上海，则正好相反。显然，两个城市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它们体现在街道布局、不同经济活动方式、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甚至出租车司机的“侃大山”上。中国的其他城市也不是像外表那样千篇一律。小城市在特定产品上下功夫，而更大的城市则利用教育潜力和文化吸引力。不管这些政治工程的源头是什么，“城市公民”常常为所在城市的成就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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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的写作主要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即城市能够把全球的开放性和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城市作为身份认同的场所还有其他优势。最重要的是，在城市层次上追求独特性不大可能演变为深刻的仇恨和战争。实际上，“爱城主义”能够遏制过分泛滥的民族主义。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之外，城市一般没有军队，所以，城市自豪感不大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因此，独特性的共同体需要应该通过城市来满足。
虽然首都居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实更强烈些，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危机时刻如受到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袭击时，人们往往能围绕一面旗帜聚集起来。我们在世界九座城市的访谈显示，大部分“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无需延伸到整个国家。但这并不否认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比如中华民族的强烈共同体意识帮助推动人们努力在东部沿海和贫困的西部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但是不受更强大的爱城主义制约的民族主义则可能采取危险的形式，正如民族主义煽动者更容易得到家庭亲情淡漠、没有结婚的年轻人的支持一样。简而言之，我们并非主张爱城主义能够和应该替代民族主义成为政治身份的来源（虽然未来可能如此）；而是认为，把地方自豪感和对世界的开放性结合起来的爱城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温和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基础。
城市精神的意义
确认城市精神的另一个理由，是拥有独特精神的城市能实现在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令人向往的政治目标。让美国或中国的政治家来认真实施应对气候变革的计划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像库里提巴Curitiba （巴西）、旧金山（美国）和杭州（中国）这样为自己的环保精神感到自豪的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做得远远超出国家标准。自封为“世界首都”的纽约市根据其抱负之城的精神有效地开展其自己的外交政策。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已经实施他自己的气候外交，通过直接邀请世界数百位市长来集中讨论都市领袖如何共享政策倡议和技术来减少碳排放，从而规避以国家为基础的高峰会。现在，城市能够测量自己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在2010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都市论坛宣称，世界城市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计算其行政区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数量。这并非否认以国家为基础的合作和预算——庞大城市根本负担不起——的国际环境工程，但姊妹城市之间的合作能够确定和支持这样的努力。
推动城市精神还有很好的经济理由。开发出一种清晰身份的城市能够帮助复兴凋敝的经济。一个漂亮的博物馆把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从一个衰落的工业城市变成了艺术世界的圣地麦加。在中国，喜欢文化的游客蜂拥参观曲阜，因为他们想看看儒家鼻祖孔子的家乡。在城市层次上的可行模式，可以向全国推广。中国不怎么被人所知的特征，是它给予城市相当程度的财政和立法自主权（不像美国和印度的城市，很多权力在州政府手里），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一个经济特区城市深圳就是从1979年的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当今拥有千万人口的繁荣的大都市。随后，从广州到上海等很多城市也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大连和天津竞相吸引世界经济论坛前往举办“夏季达沃斯”年会（最后决定轮流在这两个城市举办），两个城市都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居民带来好处。像成都和重庆等特大城市竞相承诺于实现社会正义，成都的成功是靠全面的长期努力推动的，离不开基层的协商、参与、清晰的财产权设计。相反，重庆则一直依靠国家权力和转移百万人来实现类似目标。如果成都的“温和”模式在降低收入差距方面证明更加有效，它就可以为国家其他地方树立一个榜样，正如深圳树立的市场经济改革模式一样。
作为政治理论家，我们希望一个城市的精神也能激励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和政治理论。正如笔者所言，雅典和斯巴达模式的竞争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提供了思想素材，而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最具有创造性的阶段也出现在思想蓬勃发展的战国时代城市中。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宽容的信就是受到他在17世纪欧洲最开放和最宽容的城市阿姆斯特丹逗留的直接启发。当然，并非巧合的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多元文化主义和语言权利的理论也来自于蒙特利尔，那里的居民不可避免地必须在这个城市微妙的语言政治航道中穿行。
当然，城市应该确立一种精神的观点建立在城市富有精神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在新著中讨论了九个城市的独特精神。我们阅读了许多研究著作，试图提出具有历史性内涵的解释，但我们也认识到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主要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个人体验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生活比较长的时间，他或她可能清楚认识到这个城市的精神或者“气质和习惯”。我们安排了与不同城市居民的访谈，对象包括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和不同性别的人。我们试图发现他们是否会提出共同的主张（如耶路撒冷的宗教、蒙特利尔的语言、北京的国家政治），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我们采用了闲逛的方式：随意的散步、与陌生人聊天，尤其是那些并非依靠我们的亲身经历而了解的城市。我们的散步受到沃尔特·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计划（Arcades of Paris）的启发，该计划在巴黎的不同地区系统推行了很长时间，目标就是收集当地居民讲述的故事，绘制一幅更全面的城市精神图画。
对批评的回应
让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别人对我们研究方法的常见批评。有批评家认为我们的方法是印象式的，过于主观了，需要更明显的定量研究方法。我们的确承认定量研究很有帮助。确实使用了民意调查而且尊重调查数据，但问题在于，大部分调查对比的是国家而不是城市。我们在新书的城市国家新加坡一章中更多使用了调查数据。在“特别行政区”香港一章中，也使用了数据，因为香港常常被研究者当作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独立实体。未来，我们当然希望社会科学家能够进行更多以城市为基础的研究，研究结果可能会对我们的假设提出挑战。
其他批评往往来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有人指责我们扼要阐述了城市的“独特”精神，但实际上，城市非常复杂、多样而且在不断变化，远非一个价值或者一组价值可以涵盖。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假设或许对城市的核心更明显，比如若与居住在远城区的纽约人相比，抱负之城的精神对曼哈顿人的生活方式或许更重要。我们也同意，城市精神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我们就试图描述这种变化发生的方式。我们本应该更明确地指出，“精神”与其说是一套价值观的承诺，倒不如说是对一种主张的承诺。就“你在罗马就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去做事”的责任而言，这意味着在罗马，你就要用罗马人使用的术语进行论证。因此，在耶路撒冷，人们争论宗教；在蒙特利尔，人们争论语言。我们作为关心规范性议题的政治理论家要做的，就是加入这些讨论。比如，耶路撒冷一章的要点不是提出乏味的宗教之争的观点，相反，艾维纳主张对宗教做出一种温和的、强调精神的、尊重人而非物的解释。虽然对宗教的这种描述体现在耶路撒冷许多居民的生活方式中，但艾维纳承认，要战胜教条式的和制度化的宗教仍然是艰巨的任务。蒙特利尔一章更乐观一些，这是因为，贝淡宁认为道德上可行的反思语言价值的方式已经慢慢成为主流思维和生活方式。但结果证明，这种论点仍有争议。蒙特利尔一章，就因为法语报纸一位著名记者引用我们的论证安慰那些试图复兴语言战争的人而引起轩然大波。不过，该论点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规范性。简而言之，我们试图提出对城市精神的特别解释，一个能够在道德上说得通的解释，并帮助带来城市的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被指控为伪装起来的道德相对主义者。除了非常稀薄的基本人权，我们认为不管城市精神的具体实质是什么，它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蒙特利尔人赞成限制操英语者的语言权利，那就太糟糕了。如果耶路撒冷人赞成限制无神论者的权利，无神论者应该收拾行李搬到其他地方而不是抱怨。如果一个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希望通过建设没结婚的年轻专业人士更喜欢的单人间小公寓来推销其“艺术之都”的形象，希望留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就需要限制生育。曲阜的地方官员计划把这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打造成为“孔子文化特区”，儒家学者已经反对在曲阜建立比孔庙更高的基督教堂的计划。那些想建造这样一座教堂的基督徒则需要到其他地方，因为儒家信徒不可能在梵蒂冈建造一座比圣彼得大教堂更高的孔庙。换句话说，我们似乎为城市管理者打着城市精神的幌子而采取的高度具有争议性和歧视性的政策进行辩护。多数国家不敢推动这样的政策，因为他们很可能马上被告上法庭，那么，为什么允许城市这么做呢？我们的回答是，国家确实应该更加公平，不偏不倚。但是，城市能够并应该被允许表达一种比国家更“浓厚的”生活方式，只要尊重基本的人权。而且，我们的研究显示，这也是市民期待其城市所做之事。有时候，城市比国家层面的政策更为开放和宽容。比如，2012年德国最高法院判定幼年的割礼属于违法，因为它等同于“严重的身体伤害”。不用说，犹太人和穆斯林会认为这个裁决很难执行。柏林市认为，它对宽容的承诺和与过去和解的态度比法院裁决更为重要，于是决定允许割礼。简而言之，城市在当今时代对人类的幸福十分重要，它们提供了一种国家无法提供的，建立在独特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意识，因此，应该有更多的通融余地来推动表达城市身份的政策。
我们在《城市的精神》精装本序言中说，“本书只是一个开端”。通常，这种说法应该被视为虚情假意的谦虚而遭忽略。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也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话题，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给“城市公民”赋予独特的精神和身份认同，就能让城市赋予人们力量，以面对21世纪最严峻的挑战。
身份认同感 篇4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身份认同的定义:琼·W·斯科特在《女性主义与历史》一文中指出:身份认同并非人们身体和民族的自然属性, 而是在同别人对照的话语中产生的。
笔者认为教师的身份认同感是指个体对于自己作为教师这个身份的整体看法, 以及这些看法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随着时间而改变。它是从教师对自身的行为、言语和日常实践与社会情境相互关系的解释和归因中达到内心的平和状态, 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二、中学心理健康教师身份认同感的现状
教师的身份认同感是教师作为个体与整个教学过程的关系, 是在与学生诸多个体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的。然而通过研究笔者发现,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 普遍存在身份认同感较低的现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首先, 职业成就认同感偏低。大部分学校仅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应付上级检查的工具, 并没有扎实开展工作, 导致其不能深入到学生中, 心理健康教师无法发挥出心灵交流的功能, 长期下去逐渐丧失责任心、进取心等, 进而让心理健康教师职业成就认同感降低。
其次, 社会支持认同感缺失。大部分学校只看重中高考的升学率, 而心理健康教育在中高考中又不能得到客观的反映。所以无论家长、领导、同事, 还是社会几乎都不认同心理健康教育的功用, 即使有部分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认同, 也是形式大于实质, 声音多于行动, 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教师的社会认同度降低, 甚至于缺失。
再次, 角色混乱认同感迷茫。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中学心理健康教师队伍普遍存在身份不明确的现象。心理健康教师往往与管理者、德育教师、普通教师等角色相混淆, 使心理辅导工作的信度和效度大打折扣。
三、如何提高中学心理健康教师的身份认同感
明确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身份与角色, 使他们建立正确的身份认同感将有利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对此, 笔者有如下建议:
1. 教师自主发展提升自身职业成就认同感
第一, 转变观念重新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首先, 作为心理健康教师, 应该转变自身观念, 走出心理健康教师在学校就是“消防员”、“救火员”的传统认识误区。心理健康教育要渗透到日常教育教学中, 教师要多肯定自己的工作在学生成长中的价值。其次, 是转换学生观念, 要懂得把握好心理课堂, 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同度。因此, 只有转变心理健康教师自身和学生的观念, 重新肯定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心理健康教师才能肯定自己的职业地位, 进一步提升专业身份认同感。
第二, 心理健康教师要加强学习, 努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还要加强其自身业务能力的学习。心理健康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功, 才能游刃有余的解决学生实际学习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每一次成功的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都会增加心理健康教师的职业成就感, 职业成就感的提升就会进一步促进专业身份认同感的提高。因此, 心理健康教师要通过自学、培训、经验交流等各种渠道, 不断加强业务能力的学习, 更新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过硬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会有助于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专业身份认同感。
2. 完善社会支持系统, 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社会认同感
心理健康教师的社会声望依赖于建立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社会各个相关部门联动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支持系统。学校是支持系统的主要力量, 学校层面应该适当地关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肯定心理健康教师的工作价值, 通过校报、校园广播、展览橱窗、简报等形式, 给予心理健康教师大力支持和帮助。家庭也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阵地, 家长努力增进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及相关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积极配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工作, 及时反馈学生心理行为动向, 形成有利于学生身心成长的多方教育合力。开展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社会相关部门的联动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各级各类部门都给予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以大力的支持, 才能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影响范围, 更广泛的赢得社会声望。
3. 政府加大投入, 确保心理健康教师的角色明确
各级各类教育部门要切实改善心理健康教师的生存状态。目前在职称评定中, 评审委员会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心理健康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而心理健康教师的职称评审只能挂靠政治等其他的学科, 这对心理健康教师的身份认同是一大障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2012年修订) 》中明确提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健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务 (职称) 评聘办法, 制订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 评价标准, 落实好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务 (职称) 评聘工作。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所以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纲要》提出的要求, 及时制定相应的落实办法, 给予心理健康教师以确证的身份认同, 从而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要：当前,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心理健康教师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实施者, 对学生心理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 中学心理健康教师的身份认同感和职业成就认同感偏低、社会支持认同感缺失和角色混乱迷茫等。通过一些策略, 引导心理健康教师身份认同感不断提升,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中学心理健康教育。
身份认同感 篇5
——对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学解读
阿迪力•买买提
2012-4-9 13:35:49 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哈尔滨)2011年5期
内容摘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去中心化”的威胁，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认同与国家安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公民而言是认同危机，对国家而言则是安全危机。为了维护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后发展国家不得不同时完成构建民族国家和融入全球社会这两大任务。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认同；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阿迪力•买买提（1959－），男（维吾尔族），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1）05-0029-07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方媒体出现“全球化”一词以来，它已成为一个时尚的字眼，专家学者们更是对其非常关注。这大概是因为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难怪人们对其格外关注和普遍重视。何谓全球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尚无统一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从历史上看，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机器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由于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的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空前的全球化浪潮。
客观地说，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的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个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发挥“后发优势”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合作中获得了短缺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国家还实现了经济持续和高速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将经济全球化仅仅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福音”，那就大错特错了。经济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风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当代经济的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因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也必然会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制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利与弊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的严峻现实。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除了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还会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市场体制的同时，也强行输出西方的价值观，企图实现其政治霸权全球化。美国前商务部部长杰弗里•加腾就明确指出，“美国扩大经济交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且是为了在其他领域获取影响力，如人权和军事问题”，“今后10年，如果经济进步得以继续，这个世界将更加接近美国的价值体系”。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向全球、尤其是向所谓“集权统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传播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强行输出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挑战，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它表现在：第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地球村”的出现，使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功能出现了某些式微。在从前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追求本国最高的国家利益与领土安全，天经地义，以邻为壑的领土纠纷、边界战争因此不断。但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特征是“距离消失”、“疆域观的消退”。民族国家、文化差别在信息与资本的全球流通下，在跨国集团的冲击下，愈来愈受到冲击。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降低。而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逐步提高，与民族国家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需要相关国家领导人着眼于未来，用“地球村”、“睦邻友好、共存共荣”的立场处理国家之间的“邻里”纠纷、边疆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第二，现实国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国际化、多元化，即民族国家的主权管辖的范畴相对式微。特别是在国家间的经贸摩擦、区域性环境保护与打击国际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预防SARS、国际网络防范病毒的全球扩散等方面，单独的国家力量及其只在国家疆域内部发挥作用的权力范围，难以处理这些跨国性的复杂问题。这都需要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资源在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更大范围里实现共同的利益。全球化因此呼唤着民族国家拥有“全球观”、“国际观”，要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在国际合作中，互相妥协是必要的。这需要各成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给予国际组织，并透过国际组织达到国家间主权分享。第三，与全球化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民族、宗教问题抬头，西方国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国家得以诞生。而在冷战后诞生的20余个小国家绝大多数是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从前都属国内的民族范畴。第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给世界各国、各民族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民族认同危机等问题。如国家认同意识的下降、族群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问题国际化等。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属民族或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以及由此引起的归属感、忠诚和奉献精神。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联系密切。民族意识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以及对其民族利益的认识、关怀与维护。民族主义则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属、忠诚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体现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1]，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2]。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二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身份是民族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其核心内容包括特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忠诚对象、认同和行事规则，还包括该权利、责任和忠诚存在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发生了变化，民族成员的忠诚和归属就会发生变化，一些权利、责任就会被排除在行为效法之外，人们就会开始尝试新的行动规则。所有这些方面隐含在对民族身份的认识当中，被民族成员接受、承认、效法和（对其他民族的行为形成）期待。它包含了下述几种含义：
一是民族成员社会位置，它指一个民族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共职位。比如政治掮客，是在两个利益团体的中间位置；而地方精英，则处于基层社会拥有资源或权威控制的中心位置。
二是民族成员社会角色，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社会位置（对于整体而言）发挥的公共作用。比如上述政治掮客角色，作用于不同利益（政治）群体的联系、沟通和斡旋；而地方精英角色，则发挥地方社会治理和整合作用。
三是权利，它指民族成员在某一位置上发挥某一作用所具有的法定或公共承认、授予的做事正当性。这些正当性写成条文就是法律，口传言教就是传统。权利的特点是公共性，如果违背（越权），必然受到某种处罚。
所谓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在感情、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集体（社会）认同。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民族等基础上时，认同感会更为强烈和持久，而在以阶级和区域等为基础的认同，“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它们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3]。
民族主义虽然有不同的表现，但“每一种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追求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并以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能够把人们凝聚起来。民族认同体现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中人们之间的一种“抽象的团结”[4]。但民族认同也会表现出消极影响，会导致民族之间的对抗与冲突。
民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民族认同发展的层次性。就我国民族认同而言，可以从3个层面理解：一是各民族的内部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二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整体认同，即国家认同或国民认同，是指公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国家主权等方面的认同，其中也包括对政党、发展道路和现行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认同；三是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跨国的中外籍人士（包括海外华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这三个层次的认同在多数情况下互相重叠，都可以用“民族认同”来表示，但有时可能互相抵触，就需要加以区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费孝通先生指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各民族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高层次的民族实质上是一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5]。民族认同的层次及其变化与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族关系状况。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国家认同，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方面。
三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各种帮扶和优惠政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注意挖掘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交流也在加强，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联系更为加强，共同点不断扩大。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结构的变动，各民族间由于资源利用、利益关系调整、人口迁移、风俗习惯差异等原因而发生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落后的西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差距的拉大，使西部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剥夺感”。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这种状况也强化了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不平等感。在社会分化的条件下，民族矛盾实际上是社会阶层间的利益矛盾，由于民族成员之间相似性和认同因素的影响，很容易使“民族”成为社会动员的单位和力量，所以这些利益矛盾往往以民族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个人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通过民族意识动员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另外，近年来由于国家对农村和民族地区教育投入不足和公民意识、国家认同教育的弱化，使得一些民族地区人们的宗教等方面的认同强化，而国家认同有所弱化。再加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社会结构转型进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结构性因素。从历史地理原因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便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民族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而民族地区则相对滞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型劣势，既是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中的劣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弱势地位使其成为影响族群关系的潜在区和多发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不平衡和无序的过程，它为某些地方和群体提供了优势，促进了这些优势结构上的功过和他们的率先起跑。与此同时也使某些地方和群体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6]这一经验也不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验证。全球化总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当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经济迅速推向全球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中国萌生和建立。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效益经济，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于是，在中国既有的经济格局中，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首先获得市场的青睐，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初期的梯次推进战略也将突破点放在了这里。东南沿海地区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作出了示范，也带动了全国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的步幅是不一样的，其基本格局就是由东向西，发展状态由高向低，逐次形成落差。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地西北地区成为这个梯状结构的最低点。在社会转型中，少数民族的这种劣势和弱势地位，不但没有加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反而加强了自身的认同，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潜在的隐患。全球化、市场化以极高的速度推进，并迅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蔓延。由于全球化、市场化产生一种“优胜劣汰”机制，越是能力弱的人，越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部分居民缺乏必要的适应全球化、市场化的能力和手段，在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下，快速地被边缘化。这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在特殊时空环境下，形成对“中华民族”和国家、党的认同下降，“生活在更开放的现代化进程，相对剥夺感的加强催化了民族意识”，边疆不稳定因素由此产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问题比内地更加突出，特别是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除一部分在内地就业外，大部分回到原籍，实现就业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镇就业问题成为一个焦点；随着户籍改革和其他因素，内地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也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转移，这将加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就业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就业问题成为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四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体现；是把民族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体现。
爱国主义感情是民族成员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生活在共同地理环境之中的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所生成的共同心理状态，逐步形成本民族相对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这种心理上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上。由于世世代代如此，便自然产生了一种爱故乡和爱故乡人的感情并逐步唤醒自我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确立，就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成员）把对家庭的依恋和归属感扩展到对本民族的依恋和归属感。在国家形成之前，从定居生活开始，爱故乡、爱氏族和爱部落的观念就已存在。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便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和对中国的热爱之情。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域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族际交往历史等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单个或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国家。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爱乡土的观念逐步扩大为对祖国美丽富饶河山的亲切感和热爱，爱氏族部落观念日益成为对民族和祖国命运关注的激情。
国家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构成的，而一个民族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该民族的社会地位的确认以及为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的程度。尤其在多民族国家里，由于历史、地理和现实等原因，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差异，各民族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关键在于国家必须实行民族平等，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增进地域社会中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经济联系、社会交往和互利合作，以促进各族人民以及多民族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各族人民在以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条件下都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和实惠。民族作为一个社会认识群体，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通过不同程度的政治实践和体验，以及本民族在自身发展史上形成的知识和经验的沉淀作用，以推理、判断和想象等逻辑思维形式，对国家和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加以认识，不断加深本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便是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政治认识倾向。这样的一种政治认识倾向，激发了民族成员在国家的政治情感倾向。民族成员在对国家认同观念的驱使下，在认识政治的心理活动中，产生一系列亲近、依恋、热爱、自豪、尊重等内心体验，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制度、政治团体、政治决策和政治领袖的情感。这是国家政治文化中民族凝聚力特点的明显表现。
爱国主义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德规范。爱国主义道德情感反映了民族的需要同祖国的依存关系。民族的需要是通过生产劳动来满足的，而民族的生产劳动总是在祖国所提供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中进行的。民族对祖国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的体验，逐步稳定化和深刻化，就形成对祖国的感激和热爱感情。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在民族和祖国、个人和祖国的关系上，就是在必要的时刻，能够为了祖国的需要牺牲本民族的一切，甚至生命。这就使爱国主义具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当爱国主义感情支配民族作出行为抉择时，民族追求的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上的充实。民族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义无反顾地为祖国尽忠和献身的热情。
总而言之，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阶级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但除此之外国家还有民族属性。这样说是基于两点事实：一是国家属于特定的民族；二是国家代表和维护特定民族的利益。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国家解决跨界问题力所不及；市场力量和信息渗透已冲决的国家界限，国家无能为力等现象出现。然而，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尚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也改变不了国家的民族属性。亨廷顿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声大噪，舍去他的理论背后的政治动机和明显的不实之处，有一段论述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7]。这可以由冷战之后世界出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连绵不断的民族、宗教冲突得以验证，也可以由西方国家出现的以族群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认同政治”的升温得到证明。国家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将保持民族属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尚不能摧毁国家与民族结合的地域基础。民族的本质属性是文化，它的产生至迟不会晚于国家，国家始终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民族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国家具有民族属性的根本。因此，国家要改变它的民族属性，其前提就是分离国家与特定民族的结合，改变民族原有的地域基础。但现在看来，已有的全球化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力度。且不说脱离母国移居他乡的人口占各民族人口的比例还很小，即便已经完成这种迁居的人口在几代之内都还是“根”缘不断，寻根访祖的感人事例不绝如缕。它们的境外认同同样维系着民族的故土和祖国。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自动消除弱势民族承受的不利和不平等”[8]。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距会加大，后者感到被剥夺；而在现代化的后一阶段，弱势群体则会向强势群体提出挑战。其中，同质社会表现为阶级对抗。而多民族社会则可能表现为族际对抗[9]。显然，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正是现代化开始阶段的典型现象。而能否避免后一阶段甚至前一阶段既有的对抗，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正确与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又是能否处理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所以，当前的情况之下，提倡“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的做法不符合实际，这不但淡化爱国主义情感，而且加深对本民族的认同。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它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9]。国家认同危机是国家安全隐患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内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认同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他认为只得如此。对此，我们建议：
首先，以公民权为本位协调民族关系，培育理性的民族认同。多民族国家内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族性区别中自我辨认的，民族群体之间充满某些自然鸿沟和隔阂是必然的，而鉴于各民族本身在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固有特性，对某些民族的照顾未必能消除这些鸿沟和隔阂，相反，如果处理不当还会使之变得更加明显。扭曲的民族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易于导致国家认同危机。通过突出公民权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构建现代国家认同，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成功范例：独立后的俄罗斯在解决民族矛盾方面也采取了突出公民权，淡化民族意识的措施，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代替民族平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独立初期相比，俄罗斯境内各民族对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稳步上升；塔吉克斯坦强调各民族的公民意识，以克服独立后人口多的民族对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的排斥心理，弱化各民族之间的敌视和冲突，从而保障了国内的安全稳定。
其次，以保障公民生存权平等为契机，缔造现实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流动、信息畅通和交流合作成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赶超发达地区需要艰苦的努力。令人深感忧虑的是，某些少数民族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与人口多的民族平等的目标，这种自然形成的生存条件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往往被处于劣势发展地位的民族认为是国家忽视自己存在的表现。以我国为例，东部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东西部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都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的，不利于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不良的生存环境和一些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平等，容易给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意煽动和利用创造机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经济改革，国家应该注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注意切实让少数民族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独钟于极少数人，这样不利于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认同。
再次，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本能的民族主义发展成理性的爱国主义。扭曲的民族认同和本能的民族主义一样，是缔造理性国家认同的严重障碍。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越强烈，整个国家的国民就越具有凝聚力，国家也就越发具有社会稳定、兴旺发达和繁荣强盛的前景。例如，出于减少民族矛盾和冲突的需要，新加坡把国内所有民族统称为“新加坡人”；基本上没有人口多的民族的尼泊尔为统合各族而提出尼泊尔族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通过强化“国族认同”以最终培育全体国民爱国主义的做法，冲淡了国内各族之间的民族意识，把民族矛盾降低到最低点。尼泊尔毛派领导的武装冲突不完全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主要是国内经济发展和权力分配问题引起的，“是尼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落后族群对富裕族群的一种极端反叛”[10]。对于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能否巩固”取决于各民族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能否形成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与国土和国民一致的“国族认同”[11]，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认同。否则，国内的民族矛盾就会上升，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不仅仅是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个民族族群的国家，同时还是每个个体的人的国家。从聚焦民族凝聚力的角度看，对国民根本利益的尊重有利于把这种易于分散的认同整合为一种国家认同，这就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爱国主义，是推动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聚合力及推动力。如果这种力量演化为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甚至民族分裂主义等本能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心腹大患。要想把本能的民族主义转化为理性的爱国主义，从而促进国家安全，国家就必须切实成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纷繁复杂，然而，解体前夕的苏联根本不能代表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则是难以否认的。当时苏联社会科学院民意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只有7％，有85％的人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12]，这个民意调查结果从侧面诠释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是苏联解体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惨痛的教训。
最后，从坚持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国家要用好自己的权力，不断加强妥善处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现实矛盾的能力，通过树立自己在各民族中的威望以振奋民族精神，避免民族走向神秘和虚无主义。国家执政能力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让国民看到自己的工作、生活等基本生存环境有不断改善的希望。为此，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应该成为制定民族政策和法规的首要目标，突出强调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性，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拓宽“以民为本”的思路，真正把“执政为民”的立国方针长期贯彻落实，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中和谐民族关系的前提。和谐民族关系还要求国家的民族政策不受政治利益的驱使而随之改变，民族利益的保护不能因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弱化，这些方面处理不好，容易造成民族矛盾。
参考文献：
收养家庭子女身份认同浅探 篇6
关键词：收养 身份认同 家庭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52-02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收养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72%的被收养人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渴望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被收养；65%的人想要见到他们的亲生父母，94%的人想知道亲生父母到底长什么样。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一事实对他们的自身的人格的发展，自我的身份的认同上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又有哪些因素将影响这些被收养子女对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认同归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讨，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深层次挖掘关于收养子女对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认同归属问题。
二、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了两个研究对象，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两位案主的基本情况。
A，出生在江南农村，女，25岁，大学二年级，刚出生便被送到了母亲的亲姐姐，也是就A的姨妈家中。养母和生母家就是相隔不远的两个村子里。收养家庭中有两个哥哥，分别比她大10岁和8岁。原生家庭中有一个大2岁的姐姐，和小1岁的弟弟。A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是被收养的。原生家庭迫于传宗接代的压力，要生个儿子，但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而A的姨妈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儿子，想要个女儿，于是生母的母亲，也就是A的外婆便做主将A送至姨妈家抚养。
B，同样出生江南农村，女，21岁。出生时因为算命先生说这个女儿将会给家里带来厄运，于是，父母通过外地亲戚的关系将女儿送给了外地一户人家收养。B在16岁时，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于是一个人千里迢迢找到亲生父母家中。收养家庭只有作为养女的B这一个孩子。原生家庭中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三、研究分析
（一）收养儿童的身份认同困境表现
同普通青少年相比，被收养者会面临更为艰巨的自我认同发展任务——收养角色认同1。案例中的两位被收养者，得知自己的收养事实以后，内心一直处于矛盾的变化中。一方面，对收养家庭充满感情，但同样又对于自己是被收养的这个事实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对亲生父母的那种夹杂怨恨，却又在见到他们后感到无比欣喜的情感，让她们极为矛盾。
事实上，两位被收养者的依恋关系已经被重建，但显然收养这个事实对她们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她们开始探索收养的意义。在这过程中，她们因为“我是谁”这个问题感到不安，无法认定自己属于哪个家庭。A不喜欢弟弟，只是这个弟弟的存在让她被迫离开了原生家庭，这也充分说明了A对于收养这件事的在意度。而B则是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在收养家庭中，她觉得孤单，而同自己的哥哥妹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让她找到了她内心想要的家的温暖和真实。
（二）影响收养子女身份认同的因素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受到其所生活的环境的直接影响。正常的生态系统应当是和谐的，平衡的；如果所处的生态系统不和谐，不平衡，那就意味着系统失调，而系统失调又意味着个人和环境的配合失败，即个人能力与环境的要求和期待不一致。2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环境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组成的。
1、个体
个人的身份认同，首先在于个体的自我定位。为何被收养者会卷入身份呈现和身份归属的困惑中呢？首先是因为收养事件本身所造成的身份确认和情感依附方面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体自身的角色领会和角色构造。心理学方法强调在身份认同中个体的作用，社会认同理论也认为个体对积极的社会身份或自我认知有所需求3。因此，血缘和身世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A而言，亲生父母对其并无养育之恩，但她在叫养母为妈妈的的时候，却觉得这是对生母的一种背叛，这是来自于个体“内里”的反应。在A的心中，无论如何，生母都是自己的母亲。纵使有怨恨，却并不妨碍她在内心依然把他们当成父母。
而B去寻找亲生父母则是瞒着养父母的纯个人行为。一路上，她都觉得自己其实十分介意父母把自己送人，可是当她终于找到父母，并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天，那种家庭的温情，尤其是来自兄妹的手足之情让她感受到了另一种家庭的爱。而这种家庭之爱却又让她觉得对不起养父母。
2、外在与环境
来自个体外部环境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个体所处的家庭或者家族，另一方面是来自邻居学校等。无论是A或者B，他们对两个家庭的认同度都同家庭成员对其的态度有关，对A来说，养母的态度对其影响很大；而对B来说，同时来自两个家庭的温暖让她有点迷失了。关于邻居和学校，A的邻居和学校对于被收养这件事情很早就知道，所以邻居们也自然会询问；而B可能是由于养父母对其保护的比较好，没有太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外在的因素还是对两位研究对象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归属上产生了影响。
（三）对于未来身份认同的思考
对两位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目前依然是在迷惘中，在收养家庭和原生家庭中徘徊。她们自身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有来自收养家庭的，也有来自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如邻居等或者舆论的压力。寻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寻得之后到底要如何处理却让研究对象深为苦恼。最主要的，这种身份认同虽然是研究对象个人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模糊尴尬的局面，却需要两个家庭间的协调。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两个家庭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这也是使得被收养人对于当前的身份认同深感困惑和迷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讨论与探索
身份认知的变动会带来很大的创伤——不仅需要调用大量的情感，而且还会促使人们去重新定义他们自身和情景。被收养人因为收养关系导致其出现身份认同的困惑。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处理这种困惑，则很容易在两个家庭中陷入挣扎，如上文所说，两个家庭之间也会为孩子而出现冲突和争夺，这会让被收养人陷入两难的抉择之中。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家庭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应该深入到两个家庭内部，去深入探索及了解两个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发展性因素。
注释：
[1]马艺丹,薛威峰,郑涌.儿童收养研究中的心理学问题[J].心理科学进展，2010，（3）．
[2]郑有富,俞国良.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与人格特征研究[J].教育研究，2009，（5）
农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化解 篇7
一、导致农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
1. 农村学校所处的环境导致教师缺少归属感
教师对身份的认同是在教师职业生活中不断发展的。农村学校的环境常常给人一种无力感。农村生活不便, 缺少文化娱乐场所, 缺少专业发展的平台, 使得教师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许多农村学校, 教师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者住房条件很差, 这样的环境让许多农村青年教师缺少一种归属感。他们多在大城市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 清楚地知道城市与农村存在的巨大差距, 因而他们在农村学校中容易产生一种挫折感, 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对农村教师职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他们会想方设法调往城市, 或者从事第二职业, 或者寻找改行的机会。由于农村青年教师多拥有较高的学历, 因而也容易在其他行业找到工作。所以, 他们可能比老教师更容易离职, 或从事第二职业。如果一名农村青年教师进城无望, 他就会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提不起热情, 对中老年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进而, 这就会产生教师身份的认同危机。他们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教师, 另一方面不认同自己是农村教师, 并逐渐失去在农村教师职业道路上积极前行的自信和勇气。
2. 对农村教师利益的忽视影响了教师的幸福感
农村教师待遇低, 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农村教师视为一种奉献的职业。传统的教师形象是一种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形象, 是被他人的道德感所赋予的。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 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 是辛勤的园丁……, 但教师唯独不是他自己。这些对教师职业的描述, 难以获得青年教师的认同。当农村教师面临实际生活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将以往高大的教师形象视为一种欺骗, 并对教师身份产生强烈的不认同感。人人都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愿望, 教师也不例外。如果教师的利益得不到尊重, 就会导致教师在物质上的丰富感和精神上的成就感出现双重缺失, 并且导致其业务能力得不到提高, 停滞不前。教师对原有价值体系的崇敬感没有了, 对前途感到困惑了, 他们就会变得消极, 甚至会排斥教师的积极行为, 导致教师的行为失范, 进而呈现出一种教师道德行为的虚无性。教师难以从他从事的这一职业中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 进而导致教师缺乏幸福感。
3. 不合理的教师管理制度使教师身份认同感缺失
农村学校办学经费困难, 供学校管理者可调配的资源不多, 加之管理水平有限, 他们常常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在这种高压下, 更多的教师选择屈服。为了应付上级的频繁检查, 教师被迫作假, 甚至逼迫学生说谎。绩效工资实行后,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学校管理者像管理企业一样来管理学校, 实行定岗、定编、定责, 按照统一规范, 对教学进行全程量化的管理, 并将绩效工资的发放同量化考评结果挂钩。教师成为学校流水线上的工人, 学生成为产品。学校根据产品的统一质量即学生成绩进行评估。复杂的教学过程、丰富的师生教学活动、学生精神面貌和道德的成长, 变成一堆可以进行量化并能相互比较的数据。学校对教师的控制变成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视。农村学校这些刚性的评价制度, 导致教师自我选择的空间极为有限, 教师难以摆脱它们的束缚而去追求教育本真的东西。不合理的绩效工资评价方案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教师只关注可被量化的工作。教师的每项工作被标上了一定的价格, 教师的爱心被金钱来衡量, 但金钱买不来教师对学生的爱。当教师的一切工作都被用钱来衡量时, 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不断被解构。教师在这种状况下, 工作压力巨大, 易形成职业倦怠。在不合理管理制度的规训下, 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不断丧失。
二、农村教师身份认同感危机的化解
1. 尊重教师利益
教育管理部门要考虑教师身份认同感形成的机制。教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教师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教师。在我国, 社会往往过多地给教师扣上诸多“帽子”, 只关注对教师身份的道德诉求, 而忽视了教师作为“人”的人性。社会只从教师职业道德和要求的角度去评价教师, 仿佛教师生活在真空中, 却忽视了教师的需要和个人价值。在《自私的德性》一书的“导言”中, 安·兰德说, “道德的目的是阐述适合于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人关心自己的利益, 这是道德生存的本质;人必须受益于自己的道德行为”[1]。教育行政部门忽视农村学校教师利益的做法, 导致农村学校许多优秀教师流向了城市学校, 从而扩大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一些青年教师在农村学校锻炼成为优秀教师之后, 多调往城市。农村学校已成为城市学校的实习基地。因而, 学校管理者在行动中应考虑如何将教师的自我利益选择与正当性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 使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得到整合。教师的自身利益能否得到认可与保障成为教师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内在动力机制[2]。学校管理者应该关注教师的利益, 满足他们的需要, 解决教师的待遇、职称评定等实际问题, 保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只有这样, 才能使教师安心工作, 既留住他们的人, 也留住他们的心, 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同时, 教师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能不断强化自身对职业的认同。社会及学校应加大对农村优秀教师事迹的宣传, 提高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从而影响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
2. 引导教师关注教师职业的意义和价值, 提高教师的幸福感
教师道德应强调教师存在的生命价值和对教学生活意义的关注, 展现教师积极真实的自我。因而应让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是教师安身立命的基础, 帮助教师寻找一种能实现自己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方式, 增进人生的幸福感。在德国伦理学家石里克看来, “人们不应该追求幸福, 而应力求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3]。因此, 还应引导教师正确理解幸福, 使他们成为努力追求幸福的人, 并完善教师专业成长平台, 让他们能够成为值得享有幸福的人。在教育实践中, 教师的积极情绪体验有助于实现教师的身份认同, 进而促进教育改革的顺利实施;反之, 消极情绪体验则易造成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 并引起对改革的抗拒[4]。因而在教师培训中, 应根据农村教师的特点, 加强教师的教育哲学培训, 促使其反省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激励教师热爱教师职业, 提醒教师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 在乎自己的反馈。要求教师反思自己人生的目的和价值, 什么是充实和富有意义的生活, 或者什么构成高尚的生活。引导教师追求生活的平实, 领悟为师之道, 思考如下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教师?这些问题的思考要使教师认识到“教师职业”不仅仅是糊口的饭碗, 而且是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阶梯, 让教师在具有自足价值的教师职业生活中, 不断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感。
3. 构建一种积极有为的教师文化, 全面考核教师绩效
教师对其身份的认同是在不断地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的。对教师提出高要求, 并相应地提供持续支持, 将有助于他们不断进步[5]。针对农村学校文化比较沉闷的现状, 应树立一种积极有为的校园文化, 创设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学校要建立一种以绩效和能力作为驱动的积极上进的文化。首先, 在管理上实行绩效管理, 加强与教师的沟通, 全面考核教师的绩效, 并宽容教师的失败。让教师在绩效工资发放方案的制定、反馈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 使他们获得一种自足感和满足感。在评定方案中, 要鼓励先进, 鞭策后进。其次, 为教师提供一种宽松的教育环境。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能使全校师生处于一种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良好环境中, 让教师工作心情舒畅, 减少因绩效工资方案带来的不良影响。学校要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 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针对农村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 积极开展各种集体活动, 包括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读书会等, 使教师感受到集体生活的温暖, 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从而获得身份认同。最后, 在农村教师待遇较低的情况下, 学校管理者应给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研究表明, 分享领导权是学校留住优秀教师以及吸纳新教师的有效手段[6]。赋予教师权力, 能使他们获得满足感, 在实践中获得身份的认同。
4. 指导教师的职业规划, 为教师提供发展的机会
学校各种管理措施的目的不应是为了奖惩, 更重要的是促进教师的发展。学校管理者应引导教师进行职业规划。首先, 要引导教师认识到职业规划的意义, 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随着农村教师待遇的进一步提高, 农村教师吸引力的增强, 他们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其次, 教给教师职业规划的方法。引导教师对自己的生涯发展目标进行设计, 并制定出实现每一个目标的相关措施, 指引个体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引导教师寻找关于“我是谁”与“我将走向何方”等问题的答案, 使教师科学地规划生涯发展目标, 更好地实现教师发展。最后, 学校管理者还必须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 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获得, 而且也包括获得理解这些新观念和重新解释过去经验的新框架[7]。因而, 应让教师深入到实际环境中去做、去体验、去感悟、去反思, 从中细细地体味和咀嚼教师职业幸福的真正所在, 强化他们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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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正伟.教师的“身份”与“身份认同”[J].教育发展研究, 2007 (7) :34-38.
[3]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71.
[4]李茂森.论专业身份认同在教师研究中的价值[J].上海教育科研, 2009 (9) :33-36.
[5]Barber, M.&Phillips, V.The Fusion of Pressure and Support[J].Journal of Educational Change, 2000, 1 (3) .
[6]阿尔玛·哈里斯, 丹尼尔·缪伊斯.教师领导力与学校发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13.
《模仿者》:难觅的身份认同 篇8
唯·苏·奈保尔 (1932--) 是印度裔英籍作家, 其代表作有《米谷埃尔街》 (1959) , 《世间之路》 (1994) 等。而他的早期作品《模仿者》 (1967) 是一部拥有多元文化主题的小说。在《模仿者》 (1967) 中, 奈保尔描述了以特立尼达为原型的后殖民国家伊撒贝拉岛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独立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历史残缺, 文化错位, 身份模糊以及社会混乱无序。本文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中的文化表征, 身份认同, 反表征, 差异文化身份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国内有关《模仿者》 (1967) 的研究并不多, 该类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可分为三大类:主人公文化身份, 作者身份以及主题研究。国外关于辛格文化身份的研究也为数不多。国内外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后殖民理论进行分析, 可以说很少有从文化视角来对该文本进行阐释。因此, 鉴于这样的情形, 本文用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 由此给予读者看待该文本的另一种新思维与独特视角。
二.身份认同失败的辛格
1. 英国文化表征
霍尔在《表征: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以下简称《表征》中这样阐释表征: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 其一是表征某种事物即描述或模拟它, 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其二是指象征, 代表, 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1]而霍尔为什么要对意义进行阐释, 探究呢?在《表征》中他思考表征与文化之间有何关系时,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意义对表征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人们正是通过表征这一活动来彰显事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意义。在奈保尔的《模仿者》 (1967) 中, 英国殖民者正是通过英语, 这一语言工具对伊撒贝拉岛居民进行身体以及思想上的殖民统治。英语描述着殖民地与被殖民地的事物。这样一个看似弱小的语言工具在漫漫时间历程中对被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英国殖民者的根本目的之所在:通过英语这一表征媒介, 灌输给殖民地人们这样的理念:英国殖民者的文化是优越的, 白种人是高贵的, 其他人种都是低劣落后的。因此英国殖民者不得不借用英语这一表征媒介来表达他们“优越, 高尚”的英国文化。当辛格回忆起自己的学习生涯时, 他回忆起老师通过放影片的形式对英王的加冕礼进行介绍。在老师的语言描述中, 原本普普通通的王冠便不再简单。王冠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实物, 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 而王冠的重量则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霍尔这样说过:“事物并没有意义, 是我们构成了意义, 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 即各种概念和符号。”[2]王冠本无意义, 仅仅是一个实物, 然而正是英国殖民教育者赋予了它王权的意义, 他们将王冠符号化, 因此在这样的殖民教育中, 当辛格见到王冠时, 他脑中出现的不仅是王冠的替代物, 更多的是他对王权的切身体会。也正是在英语这一表征媒介下, 英国文化的“高尚, 优越性”表露无疑。
2. 找寻英国文化身份的辛格
作为表征英国文化优越性的殖民教育, 它无疑为辛格在找寻自我身份认同的道路上铺设了许多障碍。霍尔认为表征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 还是一种模仿。作为一种强势的主流文化, 英国的殖民教育灌输给了被殖民地人民许多忽视自我, 种族的模仿意识。奈保尔的《模仿者》 (1967) 其书名就已显示出这种强烈的模仿行为, 因此有必要分析辛格的模仿活动。可以说模仿伴随辛格一生的成长过程。当辛格长大后, 他越来越向往去英国, 希望在英国找到他的文化身份。在伦敦, 他遇到了他的第一个模仿对象:房东夏洛克。辛格这样说到:“除了尊敬他, 我别无他物……他有揉搓耳垂和歪着脑袋听别人说话的习惯, 这个姿势对我是如此的有吸引力, 我模仿他”。[3]辛格因地域与自己的本土文化分离, 面对西方文化, 社会以及他人时, 他莫名地对这些事物产生崇拜感。辛格认为夏洛克的言行, 穿着都符合西方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 所以他崇拜他, 甚至对他拥有情人也觉得是令人尊敬而不应受到他人谴责。从夏洛克违背道德伦理这一点, 可以说夏洛克是一个伪绅士, 他的性格中没有哪一点是值得人们尊敬。然而辛格却不这样认为, 当处于错置的伦敦环境中, 在没有他人的正确指导下, 辛格只会一味地, 盲目地模仿崇拜西方人。对于辛格来说, 他要找寻到自己的英国文化身份无疑是困难的。霍尔是这样定义身份认同的:“用共识语言讲, 身份认同建立在共同的起源或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之上, 这些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 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4]因此对于辛格来说, 他的身份认同与英国人的身份认同没有相似性, 辛格与英国人有着不同的血液, 种族, 两者不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在认知思想方面也存在极大差异。一方是作为强势文化, 另一方以辛格为代表的是弱势文化, 首先在地位上两者就是不平等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文化的碰撞, 地位的不平等必定使认知大相径庭, 辛格自然而然地不能与这个自然圈中的英国人形成共同的认知与理念。辛格的模仿可以说是他在找寻英国文化身份的第一次尝试。辛格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混杂的文化背景, 他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一致与统一的追求与追问才会如此强烈。当辛格试图通过模仿找到自我单一身份认同失败时, 他便将自己这样一种不满的情绪投射到幻想和他人关系的建构中。霍尔说过:“在悲恸和精神忧郁症里, 不是绑定某物于一个已存在的物体, 而是把其绑定于一个已被遗弃的物体选择。首先是按‘另一个来塑造’弥补了最初自恋的性欲愉悦的缺失。它基于幻觉, 投射和理想化。”[4]辛格在找寻自我身份认同时, 他首先是按‘另一个来塑造’即英国文化身份来塑造自我身份, 这一行为填补了他内心的身份缺失感, 带给他短暂的心里愉悦。然而模仿的失败意味着他找寻英国文化身份是不可能实现。辛格于是将这一不满, 愤恨的情绪投射到了想象中。他试图通过想象来缓解自己愤懑的情绪。他开始想象并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光荣的历史。他着迷于自己的雅利安身份, 他将自己视为亚洲平原上雅利安骑军的领袖。而他这一举动正是模仿着白人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模式。霍尔曾指出过:“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 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 相反的论述, 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它们从属于一个激进的历史化过程, 并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过程当中, 并且像所有重要的实践一样, 身份认同是‘运动的’, ‘延异的’。”[4]因此辛格要找到单一的英国文化身份认同是徒劳的。拉普朗什和彭大历斯也曾指出:“视作整体的身份认同绝非一个有机统一的体系。与超自我的中介共存的需求是变化纷繁的, 有矛盾冲突, 又无序混乱的一样, 理想的自我是身份认同和并不一定和谐的文化理想组成的。”[4]
3. 辛格的身份认同困境
辛格在伦敦找寻单一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并非顺风顺水, 可以说辛格找寻的“身份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充满歧义的”。[5]当他在英国找寻的单一身份认同再次失败而不能实现时, 辛格试图将自己的目光放回岛国的文化中以寻求自己的文化之根, 然而他改名字一事却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他寻求的身份认同不可能是单一的, 这个抽象虚拟的身份认同是个矛盾体。当辛格在伊撒贝拉岛上小学时, 他曾把自己原先具有印度色彩的名字拉吉特·克力帕辛格改为英国化的拉尔夫·辛格。虽只是名称的改变, 但反应出的是他对自己源文化的一种排斥, 厌恶之情。名字同样也是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辛格不愿把这样一个具有印度色彩的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不难看出他对自己根文化的反感程度之深。辛格的这种行为可以用托里·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 (1970) 里所提出的:种族自我厌恶性来进行概括。然而当辛格既排斥自己源文化, 又不被宗主国所接受时, 他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身份两难的困境。霍尔在阐释身份的未完成性时这样说到:“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成已经完成的, 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 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 它永不完结, 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而对于辛.格来说, 他并没有身份未完成性这样的概念, 在他的思想中, 他迫切想找到自己单一的身份认同, 他至始至终都认为自我身份认同是单一的, 固定的, 而非持续, 生产性的。最后, 身份两难的境地使他产生严重的身份危机感。再次霍尔提醒我们:“事实上身份是关于使用变化过程中的而不是存在过程中的历史, 语言和文化资源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 或‘我们来自何方’, 不如说我们可能会成为什么, 我们一直以来怎样表现以及我们有可能在怎样表现自己上施加了怎样的压力。”[5]
4. 差异文化身份
霍尔的反表征理论是针对特定族群在特定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惟有进行某种‘反表征’, 才能有效地彰显其作为‘他者’或‘族裔散居族群’或‘边缘族群’的文化诉求, 实现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上的主体性。这种‘反表征’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主流或支配性文化表征系统进行有效地揭示, 抵抗或颠覆, 用更贴近自身的再现表明或证实自己的文化身份, 阐释自身的美学价值。”[6]在《模仿者》 (1967) 中, 辛格反表征的行为就是写作。他试图用写作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此外, 辛格的写作中出现了一些不可翻译的文字, 它们虽然微不足道, 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辛格曾说过:“语言很重要”[7], 在回忆录中, 他故意使用一些不可翻译的文字以显示伊撒贝拉岛文化的多样性, 而这些更近一步显示的是加勒比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差异。文中辛格说到婚姻时用“Quantummutates ab illo”[7], 课堂上老师使用拉丁文:“Aburbecondita”和“caeruleus”[7], 这些不可翻译的文字并不是要增加阅读的困难, 而要显示的是一种被西方主流文化所忽视的自我话语权, 他用写作反表征着西方文化, 突显自我差异性。“霍尔最早在《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提出差异文化认同, 指出认同的关键在于主体与历史和文化叙事遭遇时形成的不稳定结合点, 因而自我应以文化叙事为参照来确认认同位置, 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差异———一种文化在场与缺场的较量, 所争夺控制的则是文化叙事的话语权。”[6]辛格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叙述方式, 摸索着自我身份认同。他试图通过写作发出自己突显差异的声音。霍尔曾这样说过:“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而不是从外部建构的”[8], 除了许多共同点外, 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 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9]辛格正是通过能突显自己差异性的写作试图找到自己单一的身份认同。但是这些差异性的声音过于弱小, 辛格的这一尝试仍然以失败告终。
三.结论
辛格在找寻自我单一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历经许多挫折与痛苦, 但最终他的尝试还是失败了。而他之所以失败既有外因, 更有内因的影响。作为表征英国主流文化的殖民教育灌输给了辛格太多的外来思想与意识, 慢慢地他忽视了自己的源文化, 源意识, 而盲目地对英国文化身份的向往使他离自己的文化之根越来越远。另外加之辛格对自己所居住岛国文化的厌恶, 更使他处于身份认同两难的境地。可以这样说, 辛格找寻自我身份认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是他对身份认同认识的单一性造成的。在辛格的思想中, 他总认为他所找寻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确定的, 不变的抽象事物。对于身份认同的流变性, 未完成性他是不可能理解的。因此鉴于像辛格这样一类处于身份认同困境的人们来说, 要想找到他们稳定与持续性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思想上必须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转向:即将思考“我们是谁”转向为思考“我们会成为谁”, 充分认识到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与流变性。并且像辛格这样的人还应树立霍尔所提出的差异文化身份观, 立足于自己具有差异性的文化, 认清自己, 并努力揭示西方主流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与偏见。从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分析辛格身份认同失败的原因使我们更近一步审视辛格的身份认同之旅, 挖掘更多深层次原因。希望本文能在为其他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视角方面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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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威华, 伏珊.斯图亚特·霍尔与“文化表征”理论[J].山西:理论探索.2013. (4)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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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技出版社.2000.P215.
[6]邹威华.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表征[J].当代外国文学.2007. (3) :P42.
[7].Naipaul, V.S.The Mimic Men.London:Penguin Books Limited, 1967.P27.
[8]霍尔, 斯图亚特, 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P5.
身份认同感 篇9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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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困惑 篇10
——日本学者佐藤学 (2003)
作为高校初任英语教师, 笔者以及同事内心经常浮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我到底是谁?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从事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尤其在我们负责本系综合英语教改项目后, 感受到更多困惑、压力和内心矛盾, 更加强烈地感觉自己必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理解身份认同是对‘我是谁’的基本回答” (张茂森2009) , 因此笔者从身份认同角度解读高校初任英语教师在面临教学科研等多重压力下的困惑。本文以杭师大钱江学院文学系《综合英语》教改课题组为个案, 研究在“教研团队”这个特殊语境中, 高校初任教师身份认同之困惑以及原因和对策。
一、什么是教师身份认同
从“Identity”一词的释义来看:一是身份;本人;本体;特性 (who or what a particular person or thing is) ;二是同一性;一致性 (sameness;exact likeness)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1997;朗文英汉双解词典, 1992) 。“‘身份认同’概念既强调‘个体的差异’, 又强调‘群体的同一’。也就是说它强调社会自我与个体自我的有机整合” (张茂森2009) 。教师身份首先代表教师本人, 所有可以标识其独特性、唯一性, 与其他个体或者群体不同的特征都是其身份的构成要素, 其次, 教师身份隐含该群体的同一性和一致性、属于该群体者应该具备的一定群体特征, 区别于其他群体。因此教师身份认同强调一名教师彰显差异性的个体自我 (我是我) 与彰显同一性的社会自我 (我是教师) 的有机统一。“沃克曼 (Volk-mann) 和安德森 (Anderson) 认为, 教师身份认同是一个个体自我形象与教师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的过程” (张茂森2009) 。而教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平衡, 迷失自我。
“身份”常与“角色”、“自我”等概念同时出现, “大多数学者都承认, 自我概念在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定义中是最本质的部分, 它强烈地影响或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方式、专业发展方式以及对待教育变革的态度” (张茂森2009) 。研究教研团队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具有实践意义和长远意义。
二、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困惑个案调查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所在课题组成员感受到身处教学和科研压力下的身份认同困惑与混乱。起初我们只有感性认识, 经过理性思考,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佐藤学 (2003) 指出:“围绕学校和教师的话语……变得更加复杂了……关于教师的话语……混乱不堪”。当社会语境变得复杂或者对教师形象提出挑战, 教师开始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和困惑, 对于刚踏入工作岗位的高校初任教师, 正处在自我形象重构的关键期, 身份认同困惑无疑影响其工作、生活和成长。不少研究者关注大环境的变化给教师角色带来的动荡和挑战以及教师在新形势下的生存状态和应对措施:教师先为人还是先为师?教师为何工作倦怠?教师遭遇哪些角色冲突?教师如何回归生活?也有很多研究专注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教师身份认同和重构。但是这些研究还未特别关注高校初任教师构成的教研团队这个特定群体。本文将使用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研究:高校初任英语教师构成的教研群体存在哪些身份认同之困惑?原因何在?有何影响及对策?
2. 问题的调查。
笔者作为课题负责人, 对课题组成员进行观察, 不定期以闲聊、聚会、邮件、QQ聊天等方式与她们进行交流, 对她们所表达的困惑做了整理和反思, 围绕身份认同设计了一次正式访谈。访谈方式为QQ聊天和短信采访, 聊天记录和短信被完整保存。笔者选取课题组中6位背景相似的初任教师 (包括笔者本人) 作为访谈对象, 她们的基本信息如下表。
3.访谈问题及结果。
问题1:在我们这个教研团队中, 你如何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6位教师对该问题的第一反应都是“困惑”、“莫名其妙”, 不知如何回答。在对访谈主题“教研群体身份认同”稍做解释后, 其中5位教师明确自己是课题参与者, 但更多是倾诉自己作为教师的角色困惑:“ (我是) 一个需要不断理清思路的老师。我觉得自己经常很混乱”;“由于自身的惰性多少有点被动, (参与教研团队) , 找到了一点归属感, 但对自身的角色还是较模糊”;“既是教师又是研究者, 又要做学生的导师又要做朋友, 既要努力工作又要照顾家庭, 总觉得必须扮演的角色好多, 数不完”;“我是谁呢?……没什么科研动力的人。”笔者虽然是负责人, 但内心也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一般应该科研能力棒, 资历比成员深, 经验比成员丰富, 但我却和大家差不多, 所以一直有“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问题2:你认为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吗?为什么?
有位受访教师把科研等同于发表论文、做课题、完成科研量等外在任务, 其中4位认为硬性的科研没有必要, 1位认为有必要, 原因是“不做科研无法生存, 要扣钱”。当把科研范畴扩大到包括教学反思、师生交流等方式, 抛开硬性规定时, 6位教师均认为应该做科研, 原因为:“因为这是对教师的一种提升, 是对教学的一种提升”;“因为学生在变、教材在变、时事在变, 你不思考就要落伍”;“研读一些理论可以对自己的教学有所促进”;“书还是要看的, 现在总是觉得有很多想法, 很多文章可以做”;“研究是反思过程, 是监控, 是调整, 没有研究, 教师会比较盲目”, “如果想成为好老师的话, 至少要研究学生”;“如果认真去做了, 能够反思、改进还是很好的。这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事”。但6位教师均表示科研压力大, 硬性规定影响自己的情绪和科研主动性。3
问题3:在我们这个教研团队中你感到孤独吗?为什么?
3位教师自述曾经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其中笔者曾经感到“强烈孤独感”是因为作为负责人, 压力大, 在项目启动之初对自己能力不自信、对成员的支持度和主动性不乐观。另外一位教师“曾经感到孤独”, 因为“自己很辛苦、很卖力地做了许多事情, 但是没有得到公正评判和肯定, 感到前途渺茫”。还有一位“孤独感有一点”, 原因“倒和科研无关, 因为这里除了同事和老公就没有太多熟人了, 而同事间又没有太多机会交往”。另外3位教师表示“不孤独”, 因为“大家在一起”, “有好的领导和同事, 有家庭强大后盾”。6位教师中有5位表示教研团队的存在可以减轻孤独感, 因为平时可以互相交流。但是1位教师表示教研团队也会给自己形成心理反差, 增加孤独感。另外2位教师表示课题组成员的私下交流多与科研无关, 只有与负责人交流时才会主动提到科研。
问题4:你认为工作和生活应该融合还是分开?为什么?
3位教师认为二者应该融合, 原因为:“工作的灵感和资源常来自于生活的某些方面, 愉快的工作反过来充实生活”;“想要完全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是不可能的, 生活会影响工作, 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也会在工作中有所展现, 希望工作和生活融合, 但希望融合是积极的而非相互消极的影响”;“因为两者可以互相提供反思的机会, 像镜子。从彼此汲取经验和力量。把二者融合有利于人的身心合一”。2位认为应该分开, 原因是“尽量不把工作带回家, 效率会高很多……一直很忙一直疲于应付各种任务……这样很不好, 很被动, 不知道怎么计划或者懒得计划”;“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色, 人会表现出很多差异很大、甚至互相矛盾的方面。混在一起总是难以说清楚”。1位认为“看情况, 开心时融合, 做到享受两者;消极时分开两者, 控制负面影响”。6位教师均表示现实中很难将二者很好的或者完全融合。
三、解读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困惑
1.扮演多重角色身心疲惫。
访谈显示, 我们对自我角色感到模糊、混乱, 因为我们必须扮演多重角色, 导致身心疲惫。“美国学者威尔逊 (B.R.Wilson) 认为, 所有对他人高度负责的角色都要经受相当多的内在冲突和不安全感。由于教师角色责任的弥散性、社会对教师角色期望的多重性、教师角色行为的复杂性与教师角色承受外在压力的脆弱性等因素, 人们普遍认为教师职业是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情境” (杨秀玉、孙启林2004) 。
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背负着很多外界期望, 需要成功扮演多重角色:作为较高学历的高校英语教师, 职业角色要求我们需要有过硬的专业学识、科研能力、教学技能, 还要有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操守;作为年轻的初任教师, 我们需要和同事领导搞好关系, 需要具备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哪怕疲惫不堪也要忍辱负重;作为刚工作的家庭成员, 我们既是父母、亲友的骄傲, 又肩负着家庭责任和义务;作为对生活充满渴望的青年, 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多彩的梦想和渴望, 对事业有积极的追求, 但是不适应复杂的社会和琐碎的工作, 渐渐产生的倦怠感使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 甚至怀疑自己生命的价值。
2.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
访谈显示:受访者虽然都是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校教师, 本该属于研究者群体, 却对科研的理解比较模糊、狭隘, 对“科研”一词表现出敏感、抵触情绪。她们普遍存在矛盾心理, 在潜意识中回避科研。她们虽然认同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 但硬性规定的科研压力严重影响她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至于她们将教学和科研分离, 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也有少数教师体会到教学和科研相长的快乐和成就感, 但是难以形成持久内动力。
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北外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师资培养模式研究”和“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课题组曾于2000年研制的《中国高校英语教师发展需求调查问卷》中对教学一线英语教师的工作、生活和科研环境进行抽样调查。在关于教师的科研意识和科研环境的调查结果中, “教师在对科研的意义和需求方面出现明显的分流。面对‘一个好的英语教师不一定非要会搞科研’这一陈述时, 38%的人表示同意或者基本同意, 49%的人表示不同意/基本不同意, 13%的人无法对此提出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这种对教师进行科研的必要性的困惑在后面的开放型问题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在回答‘如果有进修机会, 您最希望学什么?’的开放多选题时, 受访教师做出的选择依次是教学法 (39%) 、语言学理论 (29%) 、语言基本技能 (20%) 、应用语言学 (17%) 、教育学 (10%) 、研究方法 (9%) 。在回答‘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时, 首访教师的选择依次为英语基本技能 (78%) 、心理学理论 (35%) 、语言学理论 (33%) 、教育学理论 (26%) 、科研方法 (9%) ” (周燕2000) 。
对此, 周燕教授 (2000) 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为何当今高校对教师的科研要求越来越明确、具体、刚性, 而教师对科研方法的需求似乎没有相应增长?她经过访谈证实原因有: (1) 高校教师对科研对语言教学专业能力的推动作用认识不足; (2) 对科研方法的需求和热情往往会由工作压力大、科研能力有限、科研条件不足、时间精力不足而受到影响; (3) 教学中对科研的需求没有那么大; (4) 思想上对科研对教学的意义存在怀疑、对会搞科研的教师的教学能力存在置疑、对发表的科研文章的原创性和真实性缺乏信心等。“这些观念上的问题和客观实际困难致使很多教师对科研选择了漠视或者退缩的态度” (周燕2000) 。
3. 教研团队互信和安全感不足。
就人际关系而言, 受访教师虽然是本系新教师, 但经过两年交往, 建立了亲密的同事关系。这为同辈进行教学科研探讨提供客观条件, 但事实上成员之间多为情感交流, 主题多围绕生活琐事和个人问题, 也经常交流教学经验和困惑, 互相提供心理支持, 但在科研方面的交流并不多, 甚至会主动回避。主要原因是课题组教师对自身科研能力不自信, 在教研团队中缺乏安全感。
为何在充满民主平等的高校中, 在科研条件、教学条件日益改善, 创新和自我受到鼓励的今天, 教师仍然对自我身份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为何有些教研团队形同虚设?因为教师的生存环境在急剧变化。随着信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事业迅猛发展, 教育改革浪潮势头强劲。瞬息万变的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动荡着教师的生存空间, 动摇着教师原有的认知结构。“新课程改革对教师来说意味着一次解放, 他们将拥有更多的专业自主、更多的专业选择和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然而, 与此同时, 教师也不得不放弃原有稳定、舒适与安全的专业场景, 面对改革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恰如鲍曼所说, 自由与安全是我们在变革时代无法兼得的事物。在享受更多自由的同时, 我们的安全感也在日渐丧失” (尹弘飚、操太圣2008) 。
4. 渴望生活与工作融合却力不从心。
“社会文化论观点认为, 师生通过课堂社会实践交往活动进行学习, 教师的存在和生活经历就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资源, 因此教师教授知识首先表现为教师作为人的存在, 教师的生活是教师教授知识的组成部分, 工作和生活不可割裂。教师的工作是教师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来源” (熊金菊吴宗杰2007) 。另外, Palmer指出, “好教学来自于教师身份认同的融合, 也就是教师工作与生活的和谐统一。这要求初任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由工作与生活的分裂向融合的身份改变” (熊金菊、吴宗杰2007) 。
访谈显示, 受访教师内心渴望工作与生活事融合, 身心统一, 但却难以实现。课题组6位教师均表现出疲惫的工作状态。跟周边公办高校相比, 本学院为独立学院, 鼓励青年教师教学创新、发挥个性, 而且工资高、待遇好, 但又以压力大、任务重、管理严格著称。而且学院处在发展期、改革期, 教师本人又是初任教师, 因此承受着很大的工作压力, 从而产生畏惧、逃避心理, 将工作与生活分开, 可以减轻工作带来的不适感, 在生活中保护脆弱的自我形象, 维系心理安全感。同时, 这个群体也面临生活压力。文中6位受访者作为女性, 读完研究生均已到婚育年龄, 可是刚走上工作岗位总希望以饱满的精力从事自己的事业, 所以不得不把婚育问题摆在次要地位。另外, 6位教师均刚成家立业, 要面临在杭住房压力和在杭高消费的压力, 其中有5位均是来自外地的“新杭州人”, 更没有经济基础。要想达到工作和生活融合, 既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又需要过硬的个人素质, 我们在主客观上都面临困境。
生活与工作割裂状态会影响教师教学。正如熊金菊、吴宗杰 (2007)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传统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传授客观、现成的知识和技巧, 课堂内容很少涉及教师的生活经历和认识, 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处于割裂的状态。”“在一般的课堂中, ‘真实性’也是凄惨地被剥夺了。课堂与其说是师生忠实于自己的真实而生存的场所, 不如说是意识到需要迎合他人的价值观、要求、意志进行思考和行动的场所” (左藤学2003) 。如果英语教师无法接受世界, 无法接受自我, 又如何与学生进行真实对话?没有真实话语的课堂, 没有“真实的人”存在和互动的课堂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 如何实现工作中的自我与生活中的自我统一是我们的困惑。
四、高校初任英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实现以及成长启示
当前形势下, “教师的整个专业场景将发生彻底的转变, 教师以往熟稔于心的、早已内化为自我之一部分的专业实践、规范、标准与价值观基本上都将在改革中失去意义, 而在新的场景中重新建构身份认同也成为教师必须完成的使命” (尹弘飚、操太圣2008) 。如何实现高校初任教师身份认同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 关乎其作为生命个体的成长。
从身份认同的内涵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正是由于身份认同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 它也就同时具备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两种属性, 成为一种被个体内化了的社会位置。在社会性层面上, 它是指他人或社会对主体的期望、规定与认可, 体现了身份认同中制度期望的维度, 类似于中文语境中的‘身份’或由社会分派的‘角色’ (role) ;在个体性层面上, 它是指主体对自身的反思、认定和追寻, 体现了身份认同中自我建构的维度, 强调的是个体对其身份的主动‘认同’ (identification) ” (尹弘飚、操太圣2008) 。因此要实现身份认同, 一方面, 教师需要实现其作为群体成员或者社会成员的期望、符合配置和安排, 建立合作型的组织文化, 在与教学对象、同辈交流中建构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 作为个体的人, 教师需要发挥“较为变动的个体能动 (individual agency) ” (尹弘飚、操太圣2008) , 对自我身份进行选择和建构。在教学实践中, 不断反思自我, 认识自我, 接受自我的存在, 批判性地重构自我身份。
从影响教师身份认同的内外因素来看:“真实”是关键。教师作为真实的个体存在, 需要宽松的外界生存环境。高校在号召和指导一线教师进行改革时, 不能忽视教师的个体存在, 不能只把学生作为改革的主体和受益者, 也应该重视教师的成长, 帮助教师面对改革带来的挑战, 实现教师身份重构。教师群体自己也要积极真实地面对现实, 在同辈中营造合作型组织文化, 共享资源, 同甘共苦, 创建和谐互信的生存空间。教师自身一方面要真实面对自我。承认自己的不足, 在教研实践中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 增强自信, 逐步实现工作与生活中的身心统一。要有终身教育意识, 积极进行反思性教育实践。另一方面, 要真实面对学生, 在课堂中展现真实自我, 在教学中融入真实情感。这样高校初任教师方可实现身份认同。
摘要：本文选取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综合英语》课题组这个教研团队中的6位初任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在“教研团队”这个特定语境中的“教师身份认同困惑”。经过访谈发现, 该6位教师面临身份认同困惑, 解读其原因为:1.扮演多重角色身心疲惫。2.将教师角色与研究者角色割裂。3.教研团队互信和安全感不足。4.渴望工作与生活融合却力不从心。笔者从内、外因素两方面提出实现身份认同的对策:1.外部因素:高校教育改革应重视教师成长, 帮助初任教师应对改革带来的挑战。2.内部因素:教师群体应加强团队合作型组织文化建设, 真实面对自我与学生, 加强教师自身反思性和合作性实践。
关键词：身份认同,高校初任教师,教师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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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感 篇11
一 身份认同概述
身份认同是指人在思想观念上的一致性。人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将自己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与某种更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获得对自己身份或角色的自我确认。而社会认同，则是指他者对某一个体的世界观以及价值观等的接纳和认可。
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是贯穿一生的自我的心理社会的统一能力，它是在社会现实中不断地发展为有组织的自我的感觉和确信中培养起来的。证实认得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就成为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的每个时期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 独立学院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表现及根源
1 表现
独立学院学生正处于埃里克森所说的认同的第五个阶段，即儿童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其心理状态是认同和混乱。第五个阶段是一个自我发现和自我丧失同时兼具的时期。在走向青春期认同的关键时期，独立学院学生正处于身份认同危机的阶段。对于独立学院大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身份的质疑和否定，对大学生活与学习的价值的一种虚无主义的领悟，是对自我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这种表现造成独立学院学生的无方向感与零目标处境，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迷失感，最终找不到作为大学生立足于社会的依据和理由。
首先，独立学院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最显要表现在自卑、自怨、自弃三种情绪上。众所周知，独立学院学生大部分都是依赖母体学校生存的，而母体学校的学生在独立学校学生的眼里，都是有着高分数和可观的就业前景等众多光环的，而在母体学校学生面前，始终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失败的，最终产生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的情绪。这也是独立学院学生对自我身份认同缺失的表现之一。
其次，独立学院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还表现在偏激、过激、极端等方面。很多学生对自己所在的独立学院的母体学校都存在着偏激、过激和极端的倾向。独立学院学生会认为，他们所依赖的母体学校的学生享有了太多的资源优势，比如：师资力量、课程教材、学术平台、对外交流、就业优势等。然而，他们在羡慕与嫉妒母体学校学生享有太多资源的同时，却忽略了母体学校学生为获得这些优势之前所付诸的努力。 “宽以律己，严于待校”的学习、生活态度正是这类学生的心理表现。这种偏激、过激、极端的心理状态，正是独立学院学生对自我的否定，更是自我身份认同缺失的一种表现。
2 根源
首先，独立学院学生入校时分数都相对其他本科院校分数较低，学习基础相对薄弱，综合能力也对于其他院校本科生来说较弱。在大学生活中，在学习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独立学院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比不过母体学校的学生。加上绝大部分独立学院学生都由于高中时期各门功课学习压力同时存在，成绩在班上一直不能名列前茅，逐渐失去学习动力。时间一长，于是认为自己不适合学习，自己是“差生”，逐渐放弃学习。但是进入大学后，发现对于自己选取的专业课来说，大家都是零起点，都要从零开始，所以暗暗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但是由于高中造就的学习能力的差距，以及学校大环境的影响，成效并不是很明显，于是出现灰心，失望以及逃避等行为，从而导致对自我身份的否定以及身份认同的缺失。
其次，众所周知，从办学机制上来讲，独立学院是一个赖以生存的附属学校，目前其办学体制属公属私尚未明确。独立学院不管在学院架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还是教学模式上都需要参照母体学校。独立学院大学生自然要以母体学校大学生作为潜在的比较对象，不管是分数高低、学生活动还是自身素质，都成为比较的内容。而独立学院学生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录取分数，都远远低于母体学校学生。因此，在此种横向比较下，独立学院学生很容易出现对自我身份模糊不清，出现自卑、自怨、自弃的表现。这就是青春期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之一。
最后，社会对高校等级的严重偏见，导致很多独立院校学生研究生入学考试通过了心仪学校的分数线，却进不了第二轮面试，原因正是很多重点院校以学生素质问题排斥独立院校的学生。导致独立学院学生再努力，也并不能如愿以偿进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进一步深造。并且在就业方面，各大企业更加偏向于“985”工程和“211”院校，再就是公立本科院校学生，而且独立院校母校的就业竞争力一直都高于独立院校，学生们在找工作中受到的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就业上无形的比较，总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感觉也同样是独立院校学生身份认同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身份认同感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的关联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潜能的唤醒、发掘与提升，促进学生的自主发展;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促进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与技能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必须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和学生的独特需要，促进学生有特色的发展。主体性教育理论中也提到，学生只有把自己看成是学习的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才有可能真正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使学习进入一种自觉能动和创造的状态。因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种身份认同危机的青春期阶段，独立学院学生大部分都会觉得自己是渺小的，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甚至是卑微的，甚至失去了人生奋斗的目标。结合中国的传统教育现状，学生求学大都是依赖于教师的，本身就缺乏创新性与开拓性。在这种身份认同感缺失的情况下，要学生主动去学习，自主的去提高自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如何化解独立学院学生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对独立学院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endprint
四 化解身份认同危机以及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动性的方法
首先，面对就业竞争日益强烈的社会，部分独立学院学生不同程度地都会对身份认同产生疑虑，自我认同也开始产生偏差。教师引导和教育独立学院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确立正确的自我意识以及保持合理的自我认同是让学生重新找准自我定位的方法。要让独立学院教师正确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许多独立学院学生出现心理问题都是因为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移的问题，从而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生的意义。由于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偏移，当然也导致不能完善地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产生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所以，培养教育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才能以更完善并且健康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合理处理学习与生活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要大致了解独立学院学生的心理状况，学习环境等。通过观察和访问，发现并记录独立学院学生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基于此种自我身份认同心理下的自主学习能力，再根据观察结论分析独立学院学生身份认同与自主学习能力之间的关联。从而将两者有效结合，有针对性地采取具体措施，培养独立学院学生的自信与自主学习能力。
另外，要真正让独立学院学生对自我身份逐步认同，则需要让学生真正了解到自我价值的体现。让学生真正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理解知识在未来社会选择中的重要性，让他们珍惜眼前的校园生活，体现个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学生才能够对自我身份进一步认同。独立学院教师在尊重学生的人格需要更加注重，由于独立学院学生这个特殊身份的存在，更应该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需要，加强学生在青少年时期的自我认同感，为学生创建良好的教育环境，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社会活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在自我认同的心理状态下置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使学习成为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的、富有个性的过程。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自我价值才有可能进一步实现，只有让学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让学生对自我进行认可。
最后， 让独立学院学生更多的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强化独立学院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投身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鼓励学生投身到各种社会实践中去，很多独立学院学生被鼓励参加某些和学校有校企合作关系的小企业中去实习，这些小企业又本身存在招工难，缺人才的状态，而在实习过程中，由于学生的身份认同感缺失而导致的为人处世的低姿态，非常适合在小企业中生存与历练，从而会得到这些中小企业同事与领导的认同。这种认同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无法代替的，在交往实践中，人自身的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投身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我的意义，才能更进一步的强化独立学院学生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学生自然就更愿意来主动去学习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注重学生心理素质的教育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独立学院学生身份认同感和自主学习能动性是密切相关的，把握独立学院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生的自信，让学生自主，快乐的学习，发挥探索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并充实独立学院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是促使教师更新观念，变革教学模式，培养有个性，有风格，有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教师队伍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发展教师管理指导思想，突出高校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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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感 篇12
关键词：身份认同,亚文化,Cosplay
1 选题背景及意义
Cosplay是“costumeplay”的缩写,译为“角色扮演”,是指以服饰和道具的搭配,加上化妆造型和身体语言,扮演成自己喜欢的角色。
Cosplay作为动漫产业链的衍生产品,与动漫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作为典型的青年流行文化,具有“小众化”“新人类”的亚文化特点。其参与人员主要是对动漫产品感兴趣的青年粉丝群。他们通过角色的扮演来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心理的满足等一系列需求,同时也不断丰富其产业文化的内容,创造了新的消费符号。
2 Cosplay的亚文化特征
2.1 Cosplay是一种群体性文化
Cosplay的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群体或者组织的方式来进行,目前与Cosplay相关的社团不断涌现,如“重庆世纪诺亚”“杭州304”“北京Cosplay梦社团”等。他们在舞台上以群体的方式进行表演,台下则相互交流相互支持,有强烈的集体感。
2.2 Cosplay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
高质量的Cosplay作品,除了服装道具的高度还原,还包括角色扮演者对“母体”角色立体丰富的认识,以及在高度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过程。
2.3 Cosplay是一种反抗性的文化
青年亚文化的通常表现形式是对传统文化的抵抗。青年群体由于要面对成人所规范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不愿意接受这种成人主导的文化规范。
3 Cosplay与身份认同
3.1 Cosplay与个体身份认同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Cosplay主要以动漫作品为生产的基础,而青少年则是动漫的一个既定目标群,动漫作品的内容大多洋溢青春气息,且具有个性化的角色描写,天马行空的情节展示,完整的故事框架都能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能够生产属于自己特定意义的空间。
3.1.1 角色扮演的自我认同
Cosplay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扮演”是Cosplay文化实践活动的关键部分,青少年通常通过扮演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来实现截然不同的体验。“扮演”能够帮助他们寻找另一部分自己,实现一个“完美版”的自己。“反抗与矛盾的嵌入与展现都位于现象的最表层,即符号层面”青少年个体通过选择扮演不同的动漫角色,来反抗现实中的自己,达到内心所期待的自己。
3.1.2“易装”与性别认同
“易装”是Cosplay活动中另一普遍现象,我们经常会在Cosplay展上看到女性coser扮演男性角色,男coser扮演女性角色。很多Cosplay爱好者以“易装”作为自己固定偏好且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名气,如“岚陵萧萧声”“E感应少年”等,Cosplay中的易装很大程度上处于角色扮演者本身对异性的好奇心和幻想以及另类体验,不仅如此,易装还承载着青少年对性别刻板划分做出的颠覆性突破以及对性别认同的体验。
3.2 Cosplay与群体身份认同
国内Cosplay的蓬勃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有着密切联系。互联网是Cosplay作品展示、信息交流及社群建立最便捷影响最大的空间。绝大部分的Cosplay活动都是以社团形式为主,角色扮演者通过对动漫“母体”角色的展示来标明自己的地位,获得群体归属感。
3.2.1 同类群体的身份认同
Cosplay群体通常以社团形式组成,角色扮演者通过各种方式与群体内部成员交流沟通,国内关于Cosplay的论坛有“Cosplay 8”“Cosplay王国”“Cosplay首席社区”等,Cosplay赛博社区主要的构成内容有:Cosplay活动的信息交流、社团cos活动参与者招募、Cosplay作品展示等。
3.2.2 区别于其他族群的身份认同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个体通过实现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相关的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Cosplay群体成员为了凸显族群的差异性,通过划分各种边界、树立群体形象等方式来建构群体身份。
4 总结
Cosplay文化与摇滚、粉丝文化一样都是青少年群体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方式。而信息社会的开放与多元化则为这种繁荣带来了便利。Cosplay也是受益者之一。青少年群体通过Cosplay的创造性和戏剧性的演绎,张扬了自身关于自我、成长、身份和性别等一些列问题的独特表达,使其与成人群体的差异愈加明显,并积极构建了属于自己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