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共12篇）
认同 篇1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 (1) 民族认同的概念
“民族认同”概念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本文所关注的“民族认同”属于第二重意义。目前, “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这是因为近年来, 有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改称为“族群”, 以区分“民族”概念的两种含义, 且便于与国外学术研究接轨。但由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族群”的使用仅止于学术研究, 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
(2) 国家认同的概念
“国家认同”的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 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大陆学者林劲认为, 所谓国家认同, 意即某个地区的人们 (包括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集团、个人) , 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可和赞同。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内政方面, 即国家主权和治权关系, 政府的代表性、合法性等问题;二是外交方面, 即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境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理论上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相互联系性又存在着区别。在现如今的社会, 每个个体必然属于某一个民族, 但同时必然也属于某一个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 是统一起来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国家认同往往存在于公民的一生之中, 并且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另一方面,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 二者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本民族群体, 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国家。其次, 民族认同一般来说是从文化、经济等角度而谈, 国家认同不仅仅涉及上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国家政权、主权、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 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 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三、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方法 (1) 宣传中华文化, 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各族儿女幸福生活的精神源泉,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同时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2) 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认同的主体是个体,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素质, 体现了公民的基本道德。所以, 我们应该注重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前提。
结语
认同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 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 是属于内在的层面。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就必须正确全面的认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要看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别, 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用文化的内在的凝聚力来更好的促进两者的相统一;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爱国情感的培养,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各民族的公民能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享受国家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更好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发展以及丰富宣传的形式, 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 更好的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统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直以来,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但是,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到来, “三股势力”衍生出新的力量, 逐渐蔓延到我国, 少数民族成为了国内外分裂分子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 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机的统一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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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篇2
伦敦奥运的开幕式，给国人印象似乎很是深刻，网络上评价自然不绝于耳，褒贬不一，喝彩的多数是普通网民，稍有微词的多数是官方媒体。个人认为，这次开幕式还是不错的，有些惊喜。
而人们最热衷的是，将此次伦敦奥运开幕式与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相比。时过境迁，鉴于两国的体制、文化以及历史有太多的差异，通过奥运开幕式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大相径庭，单纯的比较一来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二来也实在无法分出高下。
举办奥运会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无疑是一个长久的梦，自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以来的100多年中，他在实现民族自决与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一直在追求的，是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认同，其中包括国家、社会和文化。举办奥运会，无疑是圆了国人的一个梦，因而我们通过奥运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太多。
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体，他要融入世界。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中的国家，他从传统专制的窠臼中解脱，效仿西方，逐步构建起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正逐步患上所谓的国际认同“焦虑症”。因此，他急于表现自己30多年的建设成就，展现给世界他的一切：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更具宽松的文化环境，更加规范的制度，一个更积极更具包容性的东方大国。
另一方面他要通过奥运展现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体现东方文明的魅力，象征他是东方文明的真正代表。
最后，更重要的是，他要表现自己的崛起，不单单是国家层面的崛起，更是民族的崛起，民族自信心真正意思上的回归，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是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误解、嘲讽的一次全面的反击和正名。
将这一切投射到奥运开幕式的艺术表达形式上，使得北京奥运的开幕式承载了太多的期望，融入了太多的元素。作为奥运的总导演，摄影出身的张艺谋采用了他的强项，对于视觉效果的综合应用，采取所谓的“大手笔，大部头”，用梦幻一般的特效、磅礴的场景，庄重、恢宏的气势，以及泼墨般的渲染。没人能够否认，北京奥运的开幕式是非常成功的，作为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他给世界的是一种惊奇和震撼（这当然是需要钞票的）。而在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对民族认同的追求与期盼。
“如果开幕式只是简单比较大小的话，谁都比不过中国，也就是说再怎么大也大不过北京奥运会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当时就想：很好，好吧，我们要尝试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博伊尔。
我们不能不感叹英国佬的狡猾，当然，一先一后，后者总是有优势的。如果说北京奥运开幕式给人的是震撼，今年伦敦奥运开幕式给人的则是温馨之感。作为张艺谋的同行，博伊尔在开幕式设计上同样也独具匠心。确实，英国没有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那么有力的举国体制，或者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将奥运开幕式搞得像北京那样的规模（美国可能都不行）。但是，这并不影响伦敦奥运开幕式的成功，因为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了中国，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亟需的“国家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举办过两届奥运会，更有了一份自信与从容，以及自由发挥空间。
同样，细心的观众都能看出，伦敦奥运开幕式对自己国家的诠释也同样是非常成功的。一者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对东方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描绘不同，伦敦开幕式除了开头很短的展现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田园风光之后，时间轴大幅度后移，着力描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的变化，而这正是这个国家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开启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文明。
二者在歌颂伟大的成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历史学者雷颐先生这样评价伦敦奥运开幕式“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最令我震惊的是表现了历史上的底层，圈地运动，童工，产业工人的辛劳。争选举权的妇女游行及为此死亡的一位女性。在这种场合，这样表现自己国度的历史！这才是对自己过去和历史的自信。”
最后，最使我赞叹的是，他们通过奥运开幕式不仅回顾了本国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对全世界的贡献，更将自己的目光放到现在，回到了当下。他想告诉世界：英伦大地不仅能够创造出铁与血的工业文明，也能够成就NHS这样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不仅能够贡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也能带来哈利波特与彼得潘；他有罗温·艾金森的搞怪、有007的魅力、也有甲壳虫和滚石的疯狂，他展示的当下的活生生的英国，他要表达的是大英帝国仍然在影响着世界，仍然在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他要获得的是这个时代的认同。因此，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艺术处理更为的宽松，更为的自由，更具有人文主义关怀，还夹杂一些幽默的元素。
当然，伦敦奥运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节目衔接过于仓促，整个场面有那么一点混乱，可能由于东西方审美观念有差异，“电影导演丹尼·博伊尔大量采用了现场和电视插播的方式让开幕式看起来像一场电影，有很多场景特写；这样尽管照顾了电视观众，但现场观众很难看到这些镜头，觉得开幕式缺乏气势和观赏性。”这是北京奥组委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主任王宁的说法，虽然我对此人的说法不感冒，但还是有些道理。
最后，谈谈两个开幕式的烧钱情况，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花了2.7亿元人民币，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花了8.31亿，考虑到审计的水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性价比稍微低了一点，不过差异也不算是太大。
认同 篇3
关键词：复兴运动；民族认同
一、复兴运动后意大利的民族认同构建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曾就意大利的民族认同难以实现做出如下论断，“试图创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尝试所以不断失败，其原因要从由于地方自治行政区资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存在中去寻找，要从另外一些反应意大利国际职能（即作为教廷所在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传承人）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质中去寻找。”换言之，民族主义者将意大利视为神圣罗马帝国至少在文化上的当然传承者，而几乎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意大利民族则同时又视普世的宗教文化为民族文化不可切割的一部分。二者在亚平宁半岛的长期共存，导致意大利长久以来难以诞生强有力的中央王朝去实现政治版图的统一。直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撒丁王国的伊曼努尔二世成为意大利国王。9年后，意大利军队开入罗马，结束了千余年的教皇世俗统治。意大利半岛曾经只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口中的“纯粹的地理概念”，终于结束了自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分裂局面，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的意大利复兴运動也随之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然而复兴运动后的意大利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仍然十分薄弱，“意大利已经造就了，现在要造就的是意大利人”，[1]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1849-1852年曾任撒丁王国首相）道出了复兴运动精英们的忧虑。军事和外交实现政治统一，而民族的真正统一则还需要笔和书来完成，换言之，政治上的斗争从国际外交与国内战场上，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民族认同构建上。
二、加里波第、加富尔视角下的宗教认同
1869年，加里波第创作了文学作品《志愿兵坎多尼》，其中他塑造了英勇无畏、具有牺牲精神的志愿兵形象，这是他认可的 “意大利的新一代”应效仿的模范。在该书的序言中，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教士阶层的恨，表示，“我是怀着对恶的仇恨写作的，这种恶摧残着我们的社会，那些人自称是上帝和国王的代理人的人，他们就是这种恶的代表。”[2]书中的神职人员则无一不是滥用权力的无耻之徒，对教会的传统教育，加里波第更是表示了激烈的抨击，“别让你的孩子接受教士的教育，否则他们将无法成长为强壮、勇敢、向善、诚实的人，而会被教育成恶毒、虚伪和满口谎言的人”。[3]作为激烈的共和主义者，加里波第将国民劣根性主要归因于长久以来的外国势力的统治以及天主教会的愚民教育。
而同为复兴运动三杰的王国首相加富尔提出“自由国家、自由教会”的政策，就是认识到反对教会的世俗权力、抨击教会是阻挠国家统一的反动势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对宗教本身，而要将宗教纳入民族统一的整体方案中，与加里波第相比，加富尔所体现的政治思维带有更多的“顶层设计”的印记。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教皇的领地仅限于罗马及其周边，最终实现意大利的领土统一，并将罗马作为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首都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加富尔在王国议会发表演说称，“罗马问题不仅仅对意大利是至关重要的，更会影响到世界上所有2亿天主教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有着政治影响，在道德与宗教领域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创造了这个国家的一代人，还肩负使命要实现教皇与世俗政府之间、宗教精神与伟大的自由原则之间和解。”
三、宗教认同应服务于民族认同
加里波第的立场相比于同时代的精英是激烈甚至偏激的，以加富尔为代表的更多的主流政治精英意识到，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意大利国民性的一部分，宗教认同本身和民族认同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对待教廷的政策不能全然否定，而是要加以利用，使之服务于国民对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认同。民族是民族认同的客体，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的稳定的共同体。”而作为几乎全体意大利人的共同信仰的天主教文化则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要素，作为宗教认同的客体的信徒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公民基本上是完全重合的，换言之，意大利民族的宗教认同本身，为民族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提供了养分。米勒认为，“每个人绝大部分的私人认同，都源自我们所属的团体。
四、结论
构建新生国家的民族认同，要处理好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民族认同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民族认同的排他性，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旦形成，其成员对自身民族的认同就先天包括对其他民族的不归属感或者不认同感，而另一面，则是在民族内部，成员彼此的基于同质性的认同。对于意大利民族而言，宗教文化本身构成了民族成员同质性的主要来源。复兴运动实现了意大利的政治统一，然而国民的民族认同教育并没有随着国家统一而结束，其构建伴随着意大利作为后起民族国家政教分离全过程，而宗教认同作为意大利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社会阶层实现内部认同、加强民族内部凝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政教分离不是政教对立，是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1870年后，意大利实现政教分离最终还要通过漫长的政治进化与社会运动实现政教和解，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随着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教廷通过《拉特兰条约》的签署，实现政教的和解才算告一段落。
注释：
[1]Massimo Taparelli DAzeglio，in I miei ricordi， Firenze， Barbera， 1891， p. 5.
[2]Giuseppe Garibaldi， Cantoni il Volontario，prefazione， Milan：Enrico， Politti， 1870.
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关系研究 篇4
关键词：组织认同,职业认同,关系模型
一、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的概念辨析
组织认同是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人们往往把自己和他人归为各种各样的社会类别, 如组织成员、教派、性别和年龄组 (Tajfel &Tumer, 1986) 。这种社会分类有两个职能:一是有认知的将社会环境进行分割和调整, 为人们提供一个系统的方法来界定他人。二是使得个人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定位, 或对自己进行定义。因此, 社会认同是指某些人群的同一性或归属感, 是社会中的个体将自己定义为某种社会类型的成员, 并且把这种类型的典型特征归于自己的自我心理表现和过程, 它能够为个体提供一种与组织一致性的感受。
组织认同源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认定 (social identity) , 指个体对组织的成员身份、价值观和情感维系方面的认知) 和文化认定 (cultural identity) , 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和内心承诺 (魏钧, 2007) 。通过组织认同, 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但能够从自己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独特特征感知自己, 而且能够与群体内其他成员共享他们的共同特征来定义自我概念, 它能够为个体提供一种群体成员资格感知、态度和行为效果的基础 (王彦斌, 2004) 。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是其社会认同的特定表现形式之一, 组织成员通过组织认同, 在思想、行为、观念等方面与其所在的组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由于心理的一致性和归属感, 进而导致员工个体对组织的活动和工作行为的高度责任感。
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美国学者阿瑟·萨尔兹认为“职业”是人们为了获取经常性的收入而从事连续性的特殊活动, 是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一种劳动角色, 是最具体、最精细、最专门的社会分工。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的表现形式, 职业群体内部成员对职业的认同遵循社会认同的基本规律。Nixin (1996) 指出职业认同是用特定的工作条件来刻画一个职业团体特征的心理变量, Moore和Hofman (1998) 则从认同的内容出发, 认为职业认同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职业角色是重要的有吸引力的与其他角色是融洽的”。另外, Ashforth、Mael (1992) 等认为, 在一个组织中个体具有复合的群体特征, 个体认同的实体可能是工作单位、子单位、组织或是专业团体。对不同工作的认同、对专业团体的认同, 可以认为是对某一专业领域或职业的认同。显然, 学者们界定职业认同内涵时所选取的着力点存在差异。
二、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外学者对影响组织认同的前因变量和其结果变量进行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但是对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较少。分析已有研究, 尽管由于认同的目标与焦点不同, 但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作为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两者又必然受到一些共同因素的影响。
1.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
纵观学者们对组织认同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成果, 可以将影响组织认同的因素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 组织因素具体可细分为组织自身特性和组织外环境因素。Ashforth和Mael (1989) 的研究认为组织因素可以从组织声誉、组织独特性、外组织的显著性, 以及影响组织形成的相关因素等几个方面来考虑。
在个人因素方面, 组织成员个体的人格特征会对其组织认同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Johnson (2005) 验证了“大五人格”中的外倾特质会正向影响其组织认同, 而神经质则与其组织认同负相关。组织成员的任职年限越长, 其对组织的认同度会增加, 而成员对工作满意度的感受状态, 同样对其组织认同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Mael & Ashforth, 1992;Bartel, 2001) 。此外, 个体对归属于某个群体和组织的心理需要及强度也会影响组织认同 (Glynn, Kreiner& Ashforth, 2004) 。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分析, 当成员认为或感知组织能为自己提供工作的平台, 同时自己只要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就能得到自己期望的回报 (王彦斌, 2004) 时, 必然会对组织认同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个人对组织的感知会影响其组织认同的强度。
在组织内部因素对组织认同影响的研究方面, Smidts等 (2001) 从组织氛围的角度对组织认同进行了探索, 发现组织沟通显著地影响组织认同, “团队合作”、“员工感知道德”等组织文化要素也与组织认同显著相关 (Schrodt, 2002) 。Morgan (1998) 调查发现, 组织通过财务、社会、职业或个人的支持来表现自己对组织成员的关心, 能有效促进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组织氛围中的良好的同事关系有利于提升员工的组织认同感。Brown (1986, 1969) 研究发现积极的人际关系可以提升组织的吸引力和团队关系, 组织认同与组织允许员工参与的可能性相关。Fogarty和Kalbers (2000) 得到的结论表明, 提供工作自主性 (以及相应的反馈) 是公司提高内部审计职业化的最重要一步, 而一旦组织成员感受到了组织为支持其职业化和职业发展所进行的努力, 工作自主性就间接的提升了员工的组织认同 (Brown, 1969; Wan-Huggins etal., 1998) 。Bamber和Iyer的工作调查表明, 工作自主性、工作效能与基于职业形象的职业认同对组织认同产生显著影响。
就组织外部因素特性而言, 组织间的差异性和组织间的竞争对组织认同产生显著影响 (Mael & Ashforth, 1992) 。Dutton等 (1994) 提出组织外部人士关于组织的看法将影响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知。Wan-Huggins等通过对组织认同模型的纵向比对, 发现外部形象 (如员工所感知到的顾客以及同行对所在组织工作环境的评价) 是员工对组织认同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Dukerich等实证研究表明, 组织外部形象的吸引力对员工的组织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声誉高的组织, 其外部声誉认知对于成员组织认同的贡献更为显著 (Smidts, 2000) 。组织间的差异性越强, 价值观与组织边界划分得越清楚, 组织成员对自己所处组织的身份特征就越有满足感和优越感, 进而加强对组织的认同。王彦斌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组织认同进行研究时, 也认为社会经济制度和组织生存的竞争环境会对组织认同产生影响。
2.职业认同的影响因素。
在对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 库拍和奥森 (Cooper, K.& Olson, M.R.) 指出教师职业认同是一个多面体的事实, 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教师自我的“教师感觉”。由于职业认同可能由多层次认同组成, 这些认同可能是相互冲突或相互联合的。因此, 同样可以从个体层面和环境层面来分析影响职业认同形成的因素。
在个体层面对教师群体的职业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 性别对于职业认同的形成和职业类型的认同有较大的影响 (Beijaard, Verloop & Vermunt, 2000) , 温艳红 (2009) 发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称、不同工资水平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有较大差异, 魏淑华 (2008) 发现教师职业认同受到教龄、所教学科、重要他人、重要事件和教学经验, 以及教学环境的影响。
在环境层面, 职业认同从来不是固定的、预设的, 而是在各种社会情境和环境中解释行为、语言和日常实践, 或从为它们赋予意义的人之间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Dillabough, T, A, 1999)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的个体经验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Van den Berg. R, 2002) , 是教师通过与他们的环境的互动来建构的, 教师的职业认同会依据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及紧急事件而改变 (Melucci, 1996;Sleegers & Kelchtermans, 1999) 。Norris和Niebuhr 在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后发现, 工作自主性和职业化 (professionalism)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amber和lyer的研究也表明审计师的工作自主性、职业形象会对职业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可见, 成员个体所处的组织环境会对自己的职业认同的建立、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个有利于实现职业目标的组织环境会增加教师对职业的认同度。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组织成员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有各自不同的前因变量, 也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总体而言, 职业认同和组织认同都受到个体因素和人格特征因素, 包括个人的性格特征、工作年限、收入水平、愿望强度等的影响。组织和环境因素虽然对职业认同和组织认同都产生影响, 但影响组织认同的环境因素主要有组织内部的管理环境 (组织氛围、工作自主性、沟通与合作等) 和组织外部的社会环境 (组织形象/声誉差异、竞争等) 两个方面。影响职业认同的环境因素则主要是外部环境 (职业形象、社会情境、文化环境等) , 工作自主性、组织氛围等组织内部环境对个体的职业认同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三、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的关系研究
从研究的视角而言, 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认同目标或焦点。个人按照性别、宗教信仰、所属组织和职业的不同, 可将自己归入多个社会群体之中。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组织成员可能会对所在组织和所从事职业产生认同;作为成员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其职业认同和组织认同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的关系一般可细分为三种模式: (1) 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和服务的组织都非常认同。 (2) 个体对所从事的某一职业的认同强烈, 但不认同自己所服务的组织; (3) 个体对某一组织的认同强烈, 但不认同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此外, 还有第四种模式, 既不认同组织也不认同职业, 成员工作只为求得报酬而已, 该种模式不属本论题讨论之列。
当然, 第一种状态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也是管理者最希望达到的效果。对于后两种状态, 需要组织管理当局通过适当的管理措施和政策来引导组织成员, 从而使其在增强职业认同的同时, 也能提高组织认同, 提高其对组织的忠诚和凝聚力, 减少因人力流动对组织发展的不利影响, 进而增加组织的竞争力。Fogarty和Kalbers (2000) 就曾在研究中指出, 提供工作自主性 (以及相应的反馈) 是公司提高内部审计职业化的最重要一步, 而一旦组织成员感受到了组织为支持其职业化和职业发展所进行的努力, 工作自主性就间接的提升了员工的组织认同 (Brown, 1969; Wan-Huggins etal., 1998) 。可见, 组织内部的管理环境是成员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通过对职业认同和组织认同影响因素的梳理, 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对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相互关系展开研究。由图1可知, 个体对特定职业的认同和对特定组织的认同均要受到个体自身的特征和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 组织内部环境同样也会影响个体对职业的认同程度和对组织的认同程度;同时, 组织内部的管理环境对组织内成员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对于具有较强职业认同的个体, 如果组织内部的管理环境能够有利于其实现自身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 必将增强其对组织的认同程度。
由于职业认同强烈的员工, 需要组织提供从事该项专业工作的平台, 以及与有相同职业认同的人共事的机会, 当这些需求得以满足后, 员工就倾向于表现出更强烈的组织认同 (Russo, 1998) 。如果组织内环境 (组织氛围、组织沟通、团队合作、激励行为等) 不利于个体实现其所认同的职业理想, 员工则可能产生强列的离职意向, 这显然不利于员工组织认同的形成和加强。
个体对某一职业的认同程度对其所在组织的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Moore和Hofman发现强烈的职业认同会阻碍教师离开工作的倾向。教师的职业认同与他们的工作压力水平、离开工作场所的意愿和离开职业的意图之间负相关 (Gaziel, 1995) , 公司增强个人职业期望、增强员工职业认同的行为能够提高员工的组织认同 (Aranya etal. , 1981; Norris & Niebuhr, 1984; Meixner & Bline, 1989) 。因此, 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来强化员工对职业的认同, 进而达到增强员工认同组织, 愿为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是组织管理者的较优选择, 反之亦然。对于个体对组织认同度较高, 但对其所从事职业认同度较低的情况, 组织管理者可利用其对组织认同和归属感较强的特点, 加强对员工的引导和教育, 提高其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解和认识, 逐步树立职业理想和职业抱负, 培养员热爱其所从事职业, 并愿付出自己的努力实现职业理想。当员工对职业的认同和热爱程度增强时, 又会进一步增强对组织的认同。
四、结语
虽然国外对组织认同和职业认同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国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特别是对职业认同的相关研究非常缺乏, 对于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少。本文在分析组织认同和职业认同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 总结分析了影响组织认同与职业认同的的各项因素, 进一步从环境评估-情绪反应-应对行为的逻辑路径出发, 论证了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的相互关系, 建立了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有助于全面探索和验证影响员工职业认同和组织认同的各项因素, 把握职业认同与组织认同的影响机制, 进而归纳和提炼出有助于组织构建增强组织认同的环境条件与相应管理措施, 使组织通过强化员工的职业认同、组织认同和组织公民行为, 提高组织绩效。当然, 该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 检验并验证各个前因变量、结果变量和调节变量之间具体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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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宝贡敏, 徐碧祥.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6 (1) :39-45.
组织认同感 篇5
组织认同感
组织认同是指在组织成员行为观念等方面与其加入的组织具有一致性，并且觉得自己在组织中既有理性的契约和责任感，也存在非理性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以及在这种综合的心理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对组织活动的尽职尽责的行为。Patchen（1970）提出，组织认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概念：（1）相似性：个人感知到自己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的共同的目标与利益；（2）成员身份：个人自我概念与组织的连接程度；（3）忠诚：个人对组织的支持与保护（Michael.R:ketta.organnizition identitication: A meta-analysis [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5.66:358-384）。所以，组织认同就是研究组织与员工之间观念统一程度的问题。组织认同对于来讲，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对员工的期待产出主要是员工能力、员工稳定以及员工激情，如果培养出员工与组织有高度的认同感越高，则员工就越服从组织的行动安排，为组织的任务尽心尽责，组织对员工的期待产出越有可能实现；对员工个人来讲，自己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在组织中工作就越舒心，就会越能体会一种“千里马遇伯乐”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感。
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认同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重视。许多的研究表明，人体对组织的认同感越强，越有可能持有组织的观点和采取对组织有力的行为（朱海华、晏钢。知识型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与忠诚度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6.（7））。因此，培养员工的认同感对现代的组织来讲是越来越紧迫的任务，而建立起组织认同，就是将员工与组织的一些观念和行为加以整合。对组织来说，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进行合理的员工培训可以将员工的个人发展目标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满足员工自我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增加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加强了组织认同。组织要了解员工的实时需求，帮助他们设计起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使员工在组织发展中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然后对非营利组织中的有酬员工来讲，要建立有效地薪酬管理体系，薪酬是员工生活的一种保障，也是员工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主要兼顾好薪酬的内外公平以及比例分配，有利于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和工作激情。接着，要注意建造组织工作环境。员工对组织的要求不仅是有合理的晋升制度、事业发展的平台，还需要一个让他们可以全心全意工作的岗位环境。营造一个健康、优美、温馨、沟通流畅、人际关系融洽、良好的竞争制度的环境是保证员工全力工作的基础，而且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组织归属感与认同感。再者，要让员工建立自我的特殊的组织身份，让员工明确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与组织对自己的需求，增强员工的组织认同。最后，组织要具有有效地沟通机制，让信息有效的流通，同时可以让员工与组织“对话”，化解组织内部各种矛盾的同时，赢得员工对组织的信任，增加员工的组织认同感。
“裸官”涉及国家认同 篇6
或许，这份调查在数据的权威性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其揭示的问题却值得深思。何以高级别的官员对配偶子女移民的认同度更高？原因或许有很多，比如，高级别的官员对一些发达国家认知程度更高，其配偶、子女出国移民的机会更多等等。然而，高级别官员高度认同“裸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利益冲突和伦理争议。
对于“裸官”问题，舆论关注的焦点是其信息透明、公开。不过，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财产、收入、国籍等情况全部公开了，是否就意味着相关人员可以合情、合理地做“裸官”？
从目前很多国家关于公职人员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看，主要关注的还是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的财产、收入等问题，而配偶、子女的国籍问题则很少涉及。
这或许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制订有关公职人员道德行为准则的法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从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平。而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的国籍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权问题，一个国家不能禁止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通婚、生子，也不能因此而禁止存在涉外婚姻的公民担任国家工作人员，除非这一职位高度涉密有特殊要求。
另外，很多国家本身“国家认同度”很高，“裸官”或许就不是什么普遍的问题。盖洛普2月2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世界15岁以上人口中，有6.3亿人希望永久移民到别的国家，美国仍是这些人移民目的地首选所在。以美国的如此魅力，美国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移民他国的，恐怕就非常罕见了。
实际上，中国的《公务员法》等法律，也并不禁止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移民。201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这份规定也只是对“裸官”现象进行管理，而不是“禁止”。当然为防止利益冲突，规定也确立了回避原则。今年，广东方面率先做出规定，“裸官”不得出任要害部门的正职。
所以，中国社科院报告的真实问题或许在于，高级别官员认同“裸官”的实质，也就是他们对移民或他国存在较高认同。若假定国家认同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那么，这份调查报告也就显示出，高级别官员对本国认同度较低。
这当然只是假设——国家认同可以是多选题。比如，很多“爱国华侨”可以既爱中国，也爱他国。很多国家也承认居民可以拥有双重国籍。但也不能说，这份调查报告和官员的国家认同没有关系。
此前中国银行和胡润百富榜调查也显示，中国千万富豪中有约46%的人有移民倾向，其中14%已有所动作。由此可见，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待亲属移民的态度，具有一致性。
认同 篇7
近年来国内关于宗教认同的研究也围绕着这些不同的面向展开, 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归属, 即被社会归为哪个宗教成员;二是社团建构, 即宗教团体的认同建构对个体信仰的影响;三是自我体验, 即个体宗教认同内化过程中的取舍。
宗教认同理论源于欧美
“认同”的概念最早是由威廉·詹姆士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最初心理学家将认同看作是一种心理过程——即个体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规范等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以及个体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系的原始形式。
随着人本主义的发展,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认同问题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我认同理论, 认为认同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而在社会心理学领域, 米勒指出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 也包括“群体”的概念, 是一项“自我的延伸, 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 (2) 。
认同不仅止于心理方面, 它是“行动者对自身独特品质或特征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3) 。个体认同是在社会, 团体与个人体验互动作用下产生的。美国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约翰斯通 (R.L.Johnstone) 在研究社会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 指出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化;另一种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化。按照这个观点, 个体宗教内化过程最普遍的模式是前种情形, 即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中逐渐“成长为宗教信徒”。个体在通过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并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的, 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通过这种宗教社会化的过程, 个人不仅获得了对待超自然的对象合适的态度, 而且明白了自已的宗教身份 (4) 。在社会归属的作用下, 个体信仰者有了初步的“我”的认同;在社团建构过程中, 个体强化了的对群体的心理倾向;在个人体验的实践中最终中确立了自身的宗教认同。
西方宗教认同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作用, 中国学者对宗教认同的研究也源自于对西方相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国外研究的认同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宗教信仰群体, 其所归纳的宗教认同的建构过程:从社会--群体--个体的形成过程, 是否是影响了认同的最终形成与效果。这在中国学者都进行了不同视角的检验与实证。
二、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
宗教认同作为认同机制的一种, 必然与其它各种认同产生交叉与联系, 尤其是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在当前情况下宗教认同是有条件的——即需要在国家政策范围内, 在民族界限内——这就产生出宗教认同的国家性与民族性。
就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们多认为“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 它无疑是政治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 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认同在此过程中, 也承受着来自国家政治的种种影响, 使其本该具有的超越特性受到制约和消减, 无法确立它的独立和超脱, 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重叠, 或处于政教合一之传统形态的时候, 宗教信仰及其认同方式常常会被扭曲” (5) 。
就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或其它群体认同的关系而言, 国内学者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 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开展了许多实证研究 (6) , 从总体上概括了宗教认同与其它认同交错复杂的关系。
宗教认同虽然普遍存在, 但其必须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维护。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有分有合。它在某种程度上维护民族身份, 但又不等同与民族身份。在某些情况下, 当你是某一民族成员时, 就被自然而然的认定为某一宗教的信仰者, 这种归属在政治上被确认后,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往往会呈现出合一的形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对宗教认同的形塑, 可以被理解为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面向,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帝造, 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关系上论证宗教在整体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但是却忽略了外部的社会性归属因素对宗教认同的强制与社会化认识作用, 因此把社会归属作为建构宗教认同的一个方面, 从建构认同过程方面, 还有待论述。
三、宗教认同的组织构建
个体在学习其文化用语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 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作为主体的“我”而存在的, 而且是作为具有确定特点的、别人可以与之互动与之作用的客体的“我”而存在。一个人从宗教群体那里对自我的了解, 补充了他们通过与其他社会媒介互动对自我的了解。 (7) 由此可见, 宗教组织在群体意义上的建构对于个体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系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宗教认同在群体层面上构建了一种文化的边界, 在这种边界作用下加强了信仰个体的内化过程并提高了群体的凝聚力。宗教组织通过制度、仪式、神圣化、等方式强化了群体内的认同, 对于维护群体利益, 保护群体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国内有很多学者都曾在群体建构层面对宗教认同进行研究 (8) , 他们将宗教认同作为一种整合力量, 探讨了其在民族传统保持和文化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整合力量来自于宗教群体自身对宗教认同的建构作用宗教组织通过举行集体仪式、开展宗教教育以及强化制度建设等方式整合群体内成员的认同。在对“我群”进行认同的同时, 还伴随着对“他群”或者说对其他信仰的别异。组织建构是群体层面的宗教认同方式, 它对宗教认同的社会归属和个体经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组织建构是宗教内部对宗教认同的构建过程, 以往的研究关注了宗教的整合作用与构建边界的功能, 但少有从建构的具体措施上论证宗教认同建构的过程, 如:宗教团体的活动、教育、出版、人才培养等具体措施都对构建宗教的认同起到关键的作用, 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宗教认同的自我体验
社会归属与群体建构在外部为个体的宗教认同指引方向, 但所有的外部形塑都要通过个体内化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对个体而言, 宗教认同结构可分为宗教内认同和宗教外认同两部分:内认同强调社会 (成员) 在心理、观念、精神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内隐性较强;外认同则强调社会 (成员) 在行为、语言、物质生活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 外显性较强”。 (9) 内在心理因素不易测量却更具恒久性;外在的行为、语言、参与等特征则具有显性特征, 常被作为可识别的测量标准。国内学者从个体层面对宗教认同的研究成果颇丰:
首先是关于宗教认同的主体心理经验的探讨 (内认同探讨) 。学者们多从信仰者的内心体验和个人经验出发, 研究宗教信仰的获得途径, 宗教认同的特点及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多偏重于认同的主观性特点, 对宗教认同的内隐性特征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其次是关于宗教认同的外在行为的探讨 (外认同探讨) (10) 。如果说主观认同在心理上划分了“我教”与“他教”的界限;那么外在行为的差别则指涉了同一宗教信仰群体内部的虔诚度的区别。外认同由于比较容易测量而成为了衡量信徒宗教认同的重要尺度, 外在性的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方面的研究一般都通过对信徒宗教行为与宗教参与指标的测量与分析来进行。这种对信仰者虔诚度的测量与分析结果凸显了宗教信仰的整合性与实用性的特征。
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对宗教认同的关注导致了对个体心理和外在行为层面的研究的发展。但要回答什么是宗教认同?如何进行宗教认同?以及宗教认同到底是根基性的或是工具性的?等问题, 仅从个体层面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五、结语
宗教认同是社会、群体和个体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社会、群体和个人三方对宗教认同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社会归属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认同的外部基础, 国家政策与民族身份无疑是基础性认同因素, 因此相对于明确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宗教认同的边界有时会变得模糊, 如中国散杂居地区的部分回族群体的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无紧密关系的情况下, 个人体验往往在宗教认同的形成和维持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如中国汉族的佛教与基督教信仰等。此外, 有形的宗教组织和无形的群体心理也对宗教认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群体活动和宗教仪式之中。总之, 宗教认同是三方力量共同作用于个体而产生的结果, 在不同条件下, 对不同的信仰群体来说, 三种力量作用不一, 从总体上进行研究还需进一步讨论, 把握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因素, 对于深刻理解宗教认同的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宗教认同研究兴起于欧美, 近年来日益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对于宗教认同的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心理体验、行为参与指标、宗教认同与其他认同关系以及宗教认同的作用研究等。但根据宗教认同的内化过程来看, 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宗教信仰并进而成长为信徒, 这个过程是社会归属、社团建构与自我体验三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通过从这三个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归类与评述来说明宗教认同建构过程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宗教认同,社会归属,社团建构,自我体验
参考文献
[1]Warren E.Miller.The Cross National Us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s a Stimulus to Political Inquiry.John Wiley&Sons, 1976, P21.
[2]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P148.
[4]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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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及其成果主要有:李海淑.《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北京市朝鲜族基督教个案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05年;李晓霞.《试析维吾尔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 第06期;高志英, 龚茂莉.《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20世纪前半期基督教在福贡傈僳族、怒族地区的发展特点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2009年, 第00期;何海翔, 吴金锋.《论古越民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宗教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年, 第01期等.
[7]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第3期.
[8]以下学者及其文章涉及到宗教认同的群体建构层面:何其敏.《宗教认同的边界建构与互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年, 第02期;李向平.《属性与身份的整合—宗教与民族认同资源的社会化路径》.《宗教与民族》, 2006年第00期;白建灵.《从宗教的认同性和别异性探讨甘宁青地区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9年;余晓慧, 张禹东.《宗教认同在华人华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和谐意蕴》.《青海社会科学》, 2011年02期;万明钢, 高承海.《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的影响—基于藏族、回族和东乡族大学生的数据分析》.《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年, 第05期等.
[9]梁海宏.《宗教认同结构变迁与宗教活动的工具理性倾向》.《社会学》, 1998年第二期.
[10]侧重个体内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梁丽萍《关于宗教认同的调查与分析》.《世界宗教研究》, 2003年03期;王康.《大学生基督徒宗教认同的调查和分析》.《宗教学研究》, 2011年01期;杨俊龙.《汉、藏、回中学生宗教认同的跨文化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等.
认同 篇8
作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班主任专业成长近七、八年来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资料中(1)研究者着重就班主任专业化的意义、价值以及实践向度的探索展开论述，还未见相关文献就班主任专业化过程中的心理历程进行探讨。事实上，任何一个职业专业化发展之路既是主体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持续提升之路，同时，更是主体心理不断走向成熟，价值观日趋稳定和成型，形成专业伦理之路。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人们总是在思考他者如何感觉“我”，通过这种对他者感知“我”的思考进而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人的行为通常又是被他者所塑造和指引的。通俗地说，人一直在追求他者的认同，通过他者的认同寻求专业成长实践的意义。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同时又是由行动者经其个别化的过程而建构的”。[1]
本文着重探讨优秀班主任在走向专业化成长之路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转变，如何寻求实践意义的来源，换言之，如何寻求认同。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非随机抽样选取了三名市级优秀班主任，1名男性，2名女性。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及背景见表1。论文对三名研究对象的姓名做了简化处理，分别用L、M、N表示。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访谈(2)(包括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和开放式访谈)及优秀班主任自我报告法(3)获取数据和信息。
三、结果与分析
1. 为什么当班主任？———获取领导及老师的认同
L是三名优秀班主任中唯一一位自己主动向领导提出当班主任的：“我是工作了两年后，主动向学校领导提出当班主任的。前两年，学校没有安排我当班主任。我们学校在县城，而且又是全县最好的初中。所以，一般来讲，刚出来的老师是不给当班主任的。我在当了两年老师后，凭借着我良好的‘孩子缘’，竟然业绩不错。我经过左思右想，鼓起勇气，向学校提出了做班主任的请求。学校同意了。事实上，我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向学校证明，我这个中师生并不比其他的大学生差。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自我证明吧。而且，那个时候，特别需要这种证明。我那时只是中师生，我们学校一般的都是专科生，也有少数几个本科生。他们特别受重视，我特别羡慕。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到专科或本科文凭。我必须用我的实力证明自己。让他们认可我。”[2]
在社会交往中，所有物、仪态、语言、身体姿态等都有利于帮助他者定义“我是谁”，获得社会认同。同时，这种方式也在提醒他者“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当一个人身份感在某个场合不明确或受到威胁时，人们通常会向他者展示这样的符号或信号，以期获得某种心理的认可。
三位受访者对自我语言、姿态、穿着的改造都是在向学生和家长发出一种信号，期望获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种自我感，并由此建立起自我图像。
3. 围着指标转———荣誉感挤压下的他者认同及其建构
评价作为管理的重要维度之一是被评价者获取对自我图像和自我认知的信息主要来源。因此，班主任在建立我是什么样的班主任这一图式过程中，学校的评价通常有着决定性的作用。L在访谈过程中表示，“每周最难过的就是周一的课间操，这是我们学校常规的各班级评比全校性展示会。这个会议尽管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但对于一些班主任来说，简直就像二十年。教务主任、德育校长、总务主任，一个一个轮流登台宣布上周各班在纪律、卫生、学习等方面的得分。每当念到自己的班时，心就绷得很紧。开始当班主任那会儿，我都不敢听，一听到被扣分立刻怒火中烧，那种感觉你当过班主任应该有体会。”M对学校的评价指标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刚当班主任时，我看过许多书，总是想从情感上去培育学生对班级集体的荣誉感、责任感，但这样一来，学生就不怕我。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违规，学校一抓住就扣分。我们学校大门口边有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一个很大的表格，表格里全是每个班的加分记载和扣分记载。每天上午九点更新。我有时候从那儿走过，心就跳得特别厉害。生怕看到分数排在后面。你不知道，我们学校都是凭那些分数来评定班好班坏的。学校里有一帮老师的家属，没有工作，在学校里帮着做做饭，呀，每次都去关注那些，然后，就开始议论，你说谁能够受得了呢。没有办法，我将情感治班模式封闭起来，采用的是刚性治班模式。这样，分数是好看了些，但是我知道，这样带出来的学生对自己没有真情实感。但我一个班主任，你说，全不顾评价，全不顾面子，也不可能。说实在的，前些年，大会小会表扬我班带得好，每带一个班得分都比较高，当时挺高兴的，毕竟排名在前面嘛，很好看。但现在想来，自己内心里对学生有许多愧疚的。但人都有个成长过程，班主任自己也需要成长啊。”N对评价指标更是有着难言的情结：“我都哭过好多回。我长着娃娃脸，尽管装着严肃的样子，但学生不怕我，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学生怕我，我需要他们自尊、自强、自立，所以，放得很开，这样一来，学生活泼了不少，但每次学校公布的评比分数，我们班那个难看啊，这样一来，又会打消学生的积极性。搞得学生灰头土脸的。为这事，我在房间里独自哭过许多回。我到底是要坚持我自己的做法，还是顺从学校的各种要求呢?人太轻、没有分量的时候，你无法抗拒很多事情，我最终还是选择走顺从评价指标。一项一项地满足，一项一项地做。事实上，班级是被评为优秀班级了，但自己的内心很不舒服的。自己还是明白只是在做别人期望我们做的那种事情。”
自我报告显示，处于此阶段的他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他者的信任与认同，因此，无法通过自我的个性展示来证明自己，顺从大众的评判标准成为不二之选。心理学家詹姆斯的研究发现，个体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如何看自己以及个体意识到的社会角色及社会角色的合规性。优秀班主任如此选择构建自我图像是由于个体的社会自我总是一种从他者那里获得的认可。“我们不仅仅是喜欢被别人看到，我们更喜欢被别人注意，被别人喜欢”。[3]在学生与领导和老师等各种角色中，三位班主任几乎都选择了更看重领导和老师们的认同，而降低了学生认同在行动过程中的考量份额。访谈过程中，三位访谈者同时承认，这种来自组织的评价不仅仅影响他们在其他社会同伴中的认同问题，还牵涉到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甚至是群体间关系的。
4. 市级优秀班主任———他者认同的稳固及自我展现的启蒙
在自我报告中，本研究规定了一个必答题：“评上市级优秀班主任时心情怎样，市级优秀班主任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在这之后心理有何转变?”
本研究对三位研究对象在自我报告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总结和归类。
荣誉为他们在他者面前树立了一个标尺，通过荣誉建立了稳固的自我图像，促进了他们的社会认同，同时，又巩固了积极自我的建立，形成了他者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良性循环。人总是需要获得来自外部的支持与认可，并从中发现自我，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此来促成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良性互动。
黑格尔用“反思”一词来指个人对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是思想的自我运动。“反思”在教师专业成长领域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许多理论专家甚至给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公式：实践+反思=成功。三位班主任在获得他者认同之后，都开始了关于自我的反思，从他们的心理转变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在他者认同的基础上怀疑自己的教育行为，决心要改造自己的教育行为，以此来展示个性的自我。他们一致的表达方式是：现在这种“自我”是别人塑造中的自我，而非真正的自我。从追求社会认同到自我反思，再到追求自我存在与自我教育理想的同一，这个过程表明了优秀班主任的认同开始发生质的飞跃。曲线式的“他者认同-自我肯定-自我怀疑-自我追求”可以揭示优秀班主任在专业成长过程中的心理转换轨迹。
四、研究小结
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优秀班主任的成长开始总是在寻求他者，尤其是对自我的晋升和评价至关重要的他者的认同，通过追求这种他者认同，建立起稳固的自我图式，形成积极的自我意像，获得自我肯定。并以此建立起良好的他者认同-自我认同的良性互动循环，有效地激励自我开展合乎他者认同逻辑的教育活动。
2.优秀班主任的专业成长过程中，外界的刺激，尤其是正面的刺激会促进积极自我图像的形成，会促进班主任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的自我。
3.作为一项持续的、终身的专业发展事业，班主任的心理总是经历“他者认同-自我肯定-自我怀疑-自我追求”的曲线式转换过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班主任主体的自我反思很重要，这种自我反思的来源通常是外界的刺激(比如听演讲，阅读等)或内心的触动(比如班级的偶然事件)。
4.班主任专业成长过程中，学校如何建立制度性的支持系统，有利于他们专业个性的形成和自我认同的发展。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我们很少听到来自于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对班主任专业成长系统的制度性支持，反而是那些来自私人感情式的零星的鼓励为班主任成长过程中遭遇心理转换时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心理支撑。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美)乔纳森·布朗著,陈浩茑译.自我[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认同 篇9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认同 篇10
关键词：中小学改革,德育,学校经验
引子:新学校发展要超越品牌效应
2001年8月, 常外 (常州市外国语中学的简称) 诞生了。作为江苏省常州中学的分校, 常外创办之初曾分享着省常中的品牌效应, 成为无数学子的梦想之校。“三年前, 我向往着像我的哥哥姐姐一样, 能进入省常中。父母也鼓励我将来考入省常中, 成为一名省常中的学生。在初中择校时, 我选择了‘省常中’———常州外国语学校 (省常中分校) ”[1]。
一所新学校在建校之初, 如果能与某种品牌的“特殊”关系联系起来, 那么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吸引眼球, 但是一所学校要持续吸引住社会的注意力, 光靠品牌是不够的。
十年光阴, 时光荏苒, 常外办学即将迎来十周年。当我们来到这所人们心目中的优质学校, 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她的时候, 我们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常外, 绝不是省常中的“影子”学校。事实上, 从常州市民在网络论坛上对常外成绩好、负担轻的评语中, 从家长对老师心存佩服的表达中, 从学生参与学校活动时超自主的感受中, 从班主任侃侃而谈自信智慧的话语中, 从校领导谈起学校时眼神中流露出的自豪中, 我们感受到, 人们对这所年轻学校的认同, 已经从品牌转向发展, 认同的是她的办学理念和教育价值。
一、在德育的核心价值上形成共识
目标就是指引学校前行的共同愿景。怎样让学校的每个成员具有共同的理念, 并将它具体化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 是现代学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难题。一所学校的办学目标如果能得到社会和学校成员的认同, 那么她会具有一种统摄全局的“灵魂”, 对学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常外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确立了“优质立校, 外语强校, 对人的生命成长负责”的办学理念, 并提出了“培育未来社会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的培养目标。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目标却已深植于常外人的心中。
———“学校很活跃。之所以提供那么多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包括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 都有一个展示的舞台”。 (周校长)
———“活跃体现为学习中的思维活跃, 交流中的坦诚相待, 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负责任是相对活跃而言, 要让学生学会自主管理、同伴引领, 对成功失败有较强的耐挫能力。” (德育黄主任)
———“活跃体现在思想和行为上。正如北大精神, 就是要有想法, 还要注意表达的方式, 要参与。” (九年级赵老师)
——“我不希望孩子有‘天塌下来由高个子顶着’的想法, 希望每个人都有责任意识。” (八年级戚老师)
——“在常外, 对自己负责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认识。考试前, 虽然老师不会统一收作业,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做或不做, 但是没有人会不好好复习。大家觉得有责任对自己负责。” (滕同学)
在访谈过程中, 学校从校长到中层, 再到普通教师和学生, 一个个具有个性的表达, 又共同指向“活跃”和“负责任”, 令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好奇:作为一所民办学校, 升学率肯定是她的生命线, 学业成绩一定是学校的焦点。常外却在目标中浓墨重笔对学生品格方面的要求, 原因何在?周荷琴校长的一番话令我们豁然开朗。她反复强调, 像常外这样一所具有一定政策优势的优质学校, 不能只顾眼前的学业质量, 一定要为素质教育和学校发展提供一个内涵发展的样本。
她认为, 常外学子需要具有“阳光心态”和“敢于担责”的特质。具体而言, “阳光心态”, 要能积极参与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各项活动, 主动融入各种学习和生活环境, 与环境和谐相处, 用心去体悟生命成长的过程;能够静心体察他人内心世界, 尊重和理解他人, 用他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去帮助他人;作为社会的公民, 主动了解社会、走进社会、逐渐学会从理性的角度来认识社会, 积极参与社会的实践活动, 力所能及地去关爱和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敢于担责”, 在行为举止上, 要求常外学子能严格要求自己, 提高自身文明素养, 言谈举止, 落落大方, 与人相处, 不卑不亢, 进退有度。
常外的假设是, 学生有了选择, 必然就是活跃的, 而在创新式的参与中, 才能学会负责, 得到提高。这就是常外目标的用意所在。这样的深入思考, 反映出学校与众不同的办学观。
二、以适切的目标转变教育的行为
学校办学目标往往受时代潮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念指导下, 学校的教育目标的表达, 体现出教育核心理念的转移。但与此同时, 也有研究者也客观地分析, 目前各种不同的学校办学理念和目标, 不少存在着把理想等同于目标, 有过度超前、形式主义、缺乏个性、刻板僵化、缺乏统整等问题[2], 造成学校目标难以落实, 目标是否达成难以得到有效评价。
常外的“培养未来社会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的目标, 把学校办学落实在学生德性发展上, 既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又与常外学生的特点相匹配, 可以说, 既适度超前, 又便于达成。
通过目标, 学校引导教师把教育的关注点从以往的学习成绩转到学生的成长上来。在思想上, 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发展变化。“初三学生学习压力大, 我关注学生的心理困惑, 借书给学生, 注意心理辅导。同时让家长关注学生的情绪和心态的变化。” (九年级赵老师) 。在行动上, 教师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 采取有效教育措施, 改变评价学生的视角。八年级李老师的“我的‘一’学期”活动, 要求学生在教师所列的项目中自主选择和安排。这些项目不再盯住分数, 而是鼓励学生的参与:一学期要得单科第一 (包括平时各科测验) ;一学期领一次早读;一学期参与组织一次主题班会;一学期要和任课老师主动交流;一学期要出一次黑板报……。教师将达到这些“一”的情况作为班级评优的要求。通过这种活动, 教师希望让学习上“无声”的学生找到自己的价值。
以上种种, 表明学校的目标已经逐渐将教师从传统的教育方式中牵引出来, 让他们更加重视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 发挥孩子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当一个理念在学校生根发芽之后, 学校通过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不断催生, 使其带动学校各方面的工作, 达到了德育“润物细无声”的无形渗透。
三、德育与学校工作进行无缝对接
常外重视德育工作, 不仅体现在目标上, 更体现在对德育的认识上。当前, 不少学校为了推进德育工作, 把它单列开来, 设置成学校的一项专职工作, 由德育专职队伍负责。殊不知, 这种德育的“工作化”其实把实践引入了误区。这种分工制度, 本意是为了加强学校德育, 实际上却妨碍学校全体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学校德育, 造成对学校德育的忽视和削弱, 甚至使各级各类学校越加强德育, 越难以有效地实施德育[3]。
常外在吸收校内外领导、专家对学校特点的分析和建议基础上, 提出“三全三中心”的德育工作思路。“三全”是对德育实施的主体、过程和形式而言。一是“全员”, 从校长到每个教职员工, “人人是德育工作者”, 实施全员德育。二是“全程”, 德育贯穿从入学至毕业的整个教育过程之中, 覆盖学习、活动和生活的各环节, 德育要有整体性和一贯性的观念。三是“全方位”, 强调学校、家庭、社区加强联系。“三中心”强调德育的对象、途径和方法。在对象上以学生为中心, 让学生亲自动手设计、筹划和准备活动;在途径上以体验为中心, 让学生走出课堂, 体验生活, 体验社会, 体验人生, 从中获得道德的感悟;在方法上以实践为中心, 在实践中自觉反思, 增强德育的育人效果。
常外的工作思路, 打破了德育工作化的误区, 将德育寓于学校教育的整个过程, 为有效实施德育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和认识基础。
四、发挥整体设计与基层能动的双重优势
常外作为一所民办学校, 不仅按照常州市教育局要求, 认真制定了学校两轮的三年主动发展规划, 还配合学校整体发展的要求, 制定学校德育三年发展规划, 加强整体设计。之后, 学校又配套出台德育三年实施办法, 以及每学期的德育工作计划, 明确工作目标。此外, 常外加强组织机制建设, 新建了学生发展与教育研究室, 与原有的德育功能相结合, 发挥教育科研的引领作用, 大力开展德育研究活动, 通过课题研究, 提升德育工作的质量。
加强系统设计、整体实施, 并不意味着统管、统抓, 必须要激发基层的能动性, 才能使顶层设计得以创造性的落实。
学校的做法是, 把德育管理的重心从学校下移到班级, 打破多年来已形成的以学校德育领导小组为核心, 分管校长主管, 教导处负责, 年级主任、年级组长、班主任、学生参与的德育一整套工作机制。在新的三年规划中, 德育管理下移到班级, 重视发挥班主任的作用和潜能, 提出“打造以班主任为核心, 以课堂为主阵地, 以家庭、社会为辅助, 形成学生自我、教师、德育领导三级德育工作网络”, 通过加强班主任的专业能力建设, 提高学校德育育人的功能。
分管德育的马副校长认为, 班主任应成为班级的精神领袖。一个班主任, 仿佛是一个班级的灵魂, 什么样的班主任会造就什么样的学生。七年级的戚老师是一个新班主任, 她在工作上十分要强, 虽然担任班主任工作时间不长, 但是肯动脑筋、勤学习。在她的感染下, 所在班级就形成了身体强壮、意志坚强、凡事争强好胜不怕输的班级“强文化”。九年级的赵老师, 班主任经验丰富, 注重对班干部的培养, 经常传授处理班级问题的方法, 帮助他们树立威信。这个班级的学生自主意识和自理能力得到加强。
在学校管理重心下移后, 班主任的工作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教育与管理的智慧也层出不穷。“班级银行”的激励机制、“百家讲坛”、小组自助合作学习、老师、家长、学生“三方会谈”、“知行分享”活动……, 一个个班级建设的举措如雨后春笋般, 在常外的校园里生发出来, 让德育的成效遍地开花。
五、多元互动的德育实践充满智慧
目前, 对学校德育诟病最深的主要是封闭式灌输的教育方式。杜威认为, 凡重文字, 轻精神, 重命令, 轻自动的道德, 好像用外在的压力, 把人里面活泼的精神压住了[4]。如何让精神和自生的道德观念在学生身上得到发展, 是学校德育工作者必须要思考的。
我们对常外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觉。这里, 老师不是唯一的德育工作者。许多时候, 学生自身、家长群体都是可资利用的德育资源, 如何巧妙利用这些资源来开展教育和感化工作, 需要常外教师的实践智慧。
首先, 学生教育学生。独具特色的常规大会, 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常规大会主要针对常规教育情况做通报点评, 由学生自管会自行组织实施。前期, 召开部长会议, 参照七年级入校学生手册的要求, 分析学生哪些常规还不到位。之后, 自管会各个部门分头到校园里寻找那些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如文艺部负责校内自行车推行情况调查, 他们把文明和不文明行为分别拍摄下来, 将照片提供给主席团, 主席团把做成PPT的照片展示给全体同学, 比较两种行为的不同, 以事实说话, 吸引学生的关注, 对改进学生的行为效果非常好。
针对学生学习习惯好, 但学习方法不良的问题, 老师一改以往“念经式”的教育, 采取学生教育学生的方法。在家校联系本上设学习分享区。学生纷纷展示学习方法的小窍门, 如政治历史开卷考试, 怎样在最快时间翻到答案;晒晒推荐网站, 如何下载英语听力、模拟卷;怎样在书店里选择书籍;怎样快速剥鸡蛋;怎样在1000米最后一圈的时候坚持下来等等, 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学习, 但又不限于学习, 将学习和生活同样看待, 受到学生的喜爱。
其次, 家长教育家长。家长和老师的角色互换。常外学生家庭条件好, 刚开始的时候学生吃零食、穿名牌、比汽车, 社会影响不好。为了在校园内营造“没有优劣之分、贫富之分”的氛围, 学校出台了“两禁一穿” (禁止在校园吃零食、禁止带手机, 穿校服) 的规定并严格执行。个别家长出于学生安全考虑, 希望孩子能带手机。一位年轻的教师希望这位家长配合工作。没想到家长对她说:“你没孩子, 你无法体会家长的想法。”面对这样不理解的家长, 这位老师没有硬来, 她没有说一句话, 而是组织了一次家长会。会上, 有的家长提到自己的孩子半夜起来偷偷拿手机上网, 上课打瞌睡。还有家长说孩子用手机交换作业答案。这位家长听后, 意识到带手机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于是理解了学校的用心, 并表示愿意配合。此后, 凡是遇到有争议的问题, 这位家长也会配合老师。
第三, 环境教育师生。校园文化有精神载体、也离不开环境载体。常外的校园远看是壮美、近看是秀美、细看是幽美。在这样一种美的陶冶中, 老师和学生在其中工作学习, 时时被它吸引。一位化学老师笔下的校园四时风光堪称入画:春天, 校园里的迎春花最早吹起号角, 紫藤架上的紫藤花一串串的吊挂着。我以为在秋天才红的枫叶, 在常外, 春天也有。池塘边的樱花树花满枝头时, 它显得太繁华了, 一场春雨后, 落下的花瓣像是粉红色的衣裙飘落在地上。初夏, 红红的石榴花像团火, 广玉兰、栀子花的香气弥漫校园。秋天, 沁人心脾的桂花香飘很远很远。冬天, 傲冬的腊梅从寒假前一直开到春节后。在这么美丽的校园里工作真是一种幸福。试想, 这么优美的学校, 对每日徜徉在其中的所有人来说, 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环境的生态教育。
多元互动的德育实践, 让德育的作用无形之中发挥到极致, 是学校“加强德育的渗透力”的生动体现。
六、在自主中获得知行发展的统一
知与行的关系是道德哲学以及道德教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统的权威主义道德教育和认知主义道德教育, 前者重行为, 后者重认知, 两者都存在着知行脱节的问题。当前, 一种德育理论主张道德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道德发展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 实践是解决知行脱节痼疾的唯一且根本途径。[5]上世纪20年代中期, 对道德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品格教育”研究也发现, 诸如诚实一类的道德品质并不是一贯的、普遍的, 而是具体的、情境性的, 说教式的道德教学对道德品格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教出来的道德品格或良心, 对道德学习和道德教育而言, 儿童的体验至关重要[6]。在国外, 伊顿公学等一流中学为学生提供数以百计的课外活动, 对学生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 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 必须要认识活动和实践对学生德行发展的促进作用。
最近的常外毕业生追踪调查显示, 母校丰富而多彩的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常外, 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每个月都可以参加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学生德育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体育节”、“艺术节”、“学习周”、“美德少年评选活动”、“科技节”……, 一个个活动为学生展示自我, 锻炼能力, 提高知行水平提供了机会。在这些活动中, 学生们感到的是学校和老师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老师只要把活动的消息发布出去, 学生们就会根据有关要求, 充分发挥自主性, 从策划、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估等环节开展活动。常外艺术节上设置“三独” (独唱、独舞、独奏) 比赛。老师告诉学生自管会主席, “你们去协调这个比赛。”大家立马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文艺部的同学接到任务, 首先找相关老师推荐几个候选人, 然后召集团支书和班长开会, 招募现场观众。同学们报名踊跃, 200多个座位的阶梯教室都不够坐了。于是, 自管会再研究座位分布表, 满足各班的想法和要求。他们还开动脑筋, 借助比赛开展慈善活动, 1元钱购买入场券, 举行现场学生捐款。比赛当天, 学生们自发组织粉丝团, 支持参赛的选手, 场面非常热烈。同时, 这次文艺活动也募集到很多善款, 捐给学校的“爱心基金”, 发放给贫困学生。学生第一次自主策划和组织的演唱会取得了极大成功。这还只是学生自主开展的N项活动中的一个小例子, 但是让我们能观一斑而窥全貌。
对于学生自主参与活动的影响, 常外的老师普遍感觉工作负荷轻了。他们说, 以前工作忙, 活动多, 觉得烦, 现在都是学生做了, 他们就“没事”了。之所以“没事”打引号, 是因为在活动开展之前, 或者当学生遇到陌生的问题时, 老师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他们会在一旁观察, 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 巧妙地将要求和帮助提供给学生。学生们则兴奋地表示, “以前的老师自己能做的是都是自己做。现在这个老师呢, 我们能做的事都让我们自己做, 我们不能做的事, 也让我们做”。在这种“放任自流”的活动中, 学生体验到成长的自信和成功带来的喜悦。
活跃的氛围造就了常外知名度很高的学校特色项目活动和学生特色团体。常外的学生“小记者团”荣获常州市十佳学生社团称号。常外作为文艺、体育“2+1项目”的实验校, 为国家推广这项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结语
常外的教育紧紧围绕德育, 强调优质, 更注重学生发展。她的经验在于, 通过制定满足学校需要、适合学生特点的目标, 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行为。同时, 为了实现目标, 学校完善管理机制, 加强对德育的整体设计, 注重调动班级的能动性, 通过多元互动的德育方式, 让学生在自主管理、自主实践的过程中, 得到品德与能力的提升。
客观来看, 常外的德育实践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仍需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从优质学校的德育经验来看, 一所德育领先的学校, 必须要抓住几个重点工作:常规教育、德育课程、德育活动和评价[7]。常外已经在常规教育和德育活动上取得了成功, 相对而言, 如何让德育与学科课程结合, 通过类似于模块式的课程, 系统科学地设置德育课程, 并通过科学有效的评价手段, 对学生的道德情感发展加以评价, 这是学校德育的难题, 学校需要进步的思考和行动。我们欣喜地发现, 学校在规划未来发展思路的时候, 已经提出要通过课题研究来提升学校发展的质量, 其中, 关于德育的课程和学生评价的两个课题已被列入其中。相信, 通过常外师生的共同努力, 在常外这块沃土上, 必将能培养出更多的适应未来发展的活跃而负责任的公民。
参考文献
[1]见2004年常外编辑的《我心目中的常外》的学生文章.
[2]罗欣, 郑金洲.办学理念:问题探寻与改进策略[J].上海教育科研, 2011, (6) .
[3]黄向阳著.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1.37.
[4]见蒋梦麟.杜威之道德教育[A].朱小蔓, 金生鈜主编.道德教育评论2008[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11.59.
[5]戚万学等著.道德学习与道德教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147～152.
[6]戚万学等著.道德学习与道德教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6.163.
为世界所认同 篇11
4.6升V8发动机，输送连绵不绝的强劲动力。255千瓦和455牛米扭力的强大动力输出自然不在话下。双VVT-i技术为V8引擎提供了精密严谨的进、排气门正时控制。相比其它车厂只控制进气门正时，LS 460拥有精度更高的油气混合配比及更线性的动力提升。不仅如此，短行程的设计，赋予LS 460畅快的运转反应，不必牺牲丝毫灵敏和畅快，却能够保持雷克萨斯安静舒适的车内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LS 460还拥有不易被察觉的“隐形”技术——VDIM车辆动态综合管理系统，进一步将科技的优越性渗透于乘车全程。VDIM负责掌管EBD刹车、VSC车身动态稳定、EPS电动转向和VG RS主动方向控制等的综合协调。此外，LS 460还有着与众不同的刹车系统，通过发射与刹车踏板并行的蓄压器压力信号，实时调节刹车需要的油压，从而带动液压泵产生刹车所需要的高压油，为LS 460带来真正的刹车动力来源。如此一来，一方面能提供比人为操作更快、更大的制动力，提高制动效能，另一方面更可精确控制每个车轮上的刹车力度，即使在弯道中刹车，依然能确保各个车轮即时释放最佳刹车力。
不仅如此，LS 460的工程师还充分考虑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遭遇失控的各种可能，通过整合EPS和VGRS系统，在不知不觉中从容化解危机。当方向盘因操纵过度呈现出甩尾趋时，通过传感器检测到后轮即将打滑趋势的VDIM会立即发送指令到VGRS，及时主动增大转向减速比，从而避免错误的过度转向。在驾驶者还未意识到的情况下，VDIM早已帮助车子主动恢复到安全状态，LS 460通过VDIM更加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主动安全保障，为舒适的豪华驾乘享受保驾护航。
认同 篇12
瓷器是中国重要器物发明, 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瓷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核心构筑的瓷器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圈。以中国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在国内是以宋朝五大官窑和景德镇为原点进行扩散, 进而影响到东亚日本和朝鲜, 并和这些国家文化融合, 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色不同的瓷器文化。元代, 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展, 西亚文化影响到中国瓷器装饰文化, 在文化交融中也促使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变迁。明清时期, 随着欧洲全球性贸易展开, 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欧洲, 影响到欧洲社会的审美和生活习惯, 并形成了席卷欧洲的中国风。瓷文化圈的变迁, 作为世界文明互动共生的典范, 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很好个案。
目前学术界对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外销瓷方面, 许多学者从瓷器贸易交流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西贸易。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侧重外销瓷本身和瓷器贸易, 而忽视器物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本文从全球化前工业文明时期到现代工业文明发达期两个时段来探究瓷器文化在不同语境下变迁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第一个阶段, 中国瓷器文化拥有着相对优势的话语权, 对欧洲文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工业文明一直到今天, 西方现代化文明一直主导着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化, 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寻求出路是本文探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强调的是此处的全球化并非指冷战以后构筑起来的现代贸易体系下的全球化, 而是以欧洲发现新大陆为开端, 进而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 包括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下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1 前现代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开始了中欧直接贸易, 也拉开了世界全球化的大幕。1517年葡萄牙专使来华要求中葡之间建立通商贸易, 并在1534年实现正常贸易往来。此后,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取得了海上贸易权利, 开启了中西贸易和文化交往。虽然, 我们无法统计出早期瓷器贸易确切数字, 但贸易量肯定是惊人的。仅17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瓷器贸易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100多万件[1]。而在1720年以后50年中英瓷器贸易中, 中国销往英国瓷器数量达到了将近3000万件的瓷器[2]。大量海洋沉船考古发掘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了中西瓷器贸易繁盛程度。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号”沉船共有15万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瓷器。1775年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打捞出来的瓷器就达50万件, 而这些仅仅是沉船瓷器数量的三分之一。1822年, 南洋“泰兴号”在打捞出35万件中国瓷器[3]。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中国瓷器竟多达57000多件, 他用127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换取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 成为中国瓷器受欢迎的最好诠释。但奥古斯都二世不是孤独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乔治四世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也近乎痴迷。中国瓷器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于欧洲贵族家庭来说, 用中国瓷器餐具和茶具招待客人, 是身份象征和实力的体现。许多贵族用中国瓷器花瓶、瓷器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客房, 彰显主人与众不同的品位。许多人相信瓷器能够解毒, 甚至能够唤醒消失的灵魂。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画作《群神宴》中三个青花纹饰的瓷器就是圣洁的象征。精美的器型和漂亮的纹饰让欧洲社会对中国制造瓷器产生了更加疯狂迷恋, 瓷器超越了政治和历史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代表。即使在欧洲人能够生产的时候, 开始阶段他们也是仿造中国瓷器。“18世纪欧洲生产的绝大部分瓷器似乎在技巧、外形、颜色、图案等方面都是仿效中国瓷器制成的, 特别是荷兰白釉蓝彩是这样[4]。”
在器物文化影响下, 欧洲社会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中国风格” (Chinoiserie) 潮流, 欧洲进入了对中国文化膜拜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儒家文化赞叹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 现在从东方来的中国, 竟使我们觉醒了[5]。”在他的影响下, 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也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伏尔泰更是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绝口赞美, “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 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 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最好的[6]。”伏尔泰从中国文化进而上升到中国政治, 认为中国政治和国家组织是最好的, 体现了文化认同背后对中国的认同。此外, 欧洲传教士和哲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 尤其是以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为代表。这些经典著作伴随着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千家万户, 让大量欧洲人接受了中国文化。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 正是在中国瓷器输入到欧洲一段时间以后, 才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赞美。器物承载的文化功能开始发挥出来, 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 文化的引入更让西方社会接受中国的器物, 形成了器物和文化的良性互动。
大量瓷器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欧洲研制瓷器历程, 尤其是对瓷器狂热的奥古斯都二世。通过他的大力支持, 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 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但奥古斯都二世明白烧制成功就意味着高额利润, 并绝对禁止研制人员离开迈森的工厂。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 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 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 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 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 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瓷器是中国文化象征, 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从接受中国瓷器开始的。
2 工业化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文化激荡
陶瓷烧制成功, 让欧洲人能够根据自己文化特征来生产符合民族文化和审美需求的瓷器, 降低了对中国陶瓷需求。在18世纪末期世界全球化关键时期, 由于外销瓷数量削减, 中国失去了和世界交流机会。1792年,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 带来了英国生产瓷器。在被问及中英瓷器特点时候, 英国人认为中英各自自身优点。“而尤注意特拜歇尧之瓷器, 观玩多时, 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系敝国有名出品, 苟非名品, 敝国钦使绝不敢带来增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 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 其价值之高, 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 不能强判伯仲也[7]。”英国使团万里迢迢带来本国生产的瓷器, 就证明了英国人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的瓷器烧造阶段。1851年, 英国举办了世界性“万国工业博览会”, 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 欧洲瓷器生产采取了科学温控和材料分析, 并培养大量的陶瓷现代科技人才。德国迈森瓷厂为了提高绘画水平, 建立学校, 培养专门人才。在釉料方面, 欧洲能生产出比中国瓷器更为白净的白瓷;在画面和造型方面, 欧洲人也开始创新, 生产出画面更为艳丽、丰富的瓷器, 而这一时期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生产瓷器质量根本无法和欧洲相比, 陶瓷生产大国地位受到了挑战。更具威胁的是, 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 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 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工整的画面和白净的釉面让欧洲瓷器在全世界畅销, 甚至进入中国市场,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担忧。“且外瓷输入, 转有喧宾夺主之势, 以产瓷最著之国反而外瓷充斥市场, 产业颓唐, 产品不善, 已可概见[8]。”
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 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 画面整齐划一, 瓷器没有瑕疵。就瓷器纹饰而言, 中国瓷器的画面仍然是传统画面, 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 大城市的上层社会和年轻人更能接受新颖的器型和纹饰。相对于中国瓷器用稻草包装不卫生, 欧美瓷器精美包装, 更能引起新型社会阶层的共鸣, 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社会上层喜欢包装精美、瓷质优异的国外瓷器, 比如烟灰缸、电瓷瓶等。另外, 欧洲生活方式引进也带来新型器物类型, 而这种类型是传统中国瓷器缺乏的, 典型的代表就是咖啡具, 而这在当时恰恰是生活奢华的象征。
近代中国落后和欧美发达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也就使得欧洲和美国拥有现代化的话语权, 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落后象征, 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就自然成为落后代表。民国时期, 曾经瓷器出口大国开始进口日本和欧洲的瓷器。“我国瓷器, 向为世人所爱好, 每年出口为数甚巨。但自近年以来, 国人购用外瓷日多。据江海关统计, 一月至九月, 外瓷进口者至为惊人, 价值二九一七七三海关金单位[9]。”甚至连曾经中国瓷器象征的景德镇也陷入困境。“社会所需要瓷器不会制, 而出品皆是陈旧式样, 不知改良, 以致不受社会欢迎。因此, 国瓷渐被洋瓷打倒, 尤以东洋瓷畅销各省, 而且渐渐销到江西, 销到国瓷出产地景德镇, 这岂非江西人的大耻辱[10]。”
值得玩味的是, 同欧洲接受中国文化一样, 在19世纪中期, 中国也从器物入手向西方学习, 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这一时期欧洲的器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手工艺品或者其他艺术品, 而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船只、枪炮和机器等。但中国人很快发现, 我们落后是因为以文化为主导的技术的落后, 并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文化。这种此潮流影响下, 中国开始全方位的接受西方的器物和生活方式, 且一直持续至今。而这一过程, 和欧洲曾经接受中国器物和文化的方式惊人的相似。
3 文化交流与融合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Braudel) 提出了“长时段理论”, 也就是“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1]。”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有许多因素, 以更长时段和更广阔视角来探究社会发展有助于更清晰全面的理解社会文化变迁。长时段分析中西瓷器文化交流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透视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五百余年中欧瓷器贸易中正好经过了一个轮回, 其背后是中西文化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反映。如前所述, 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引发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对欧美陶瓷文化的欣赏也是同样的情况。但不同的是,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和美洲市场是通过正常的世界贸易, 因此出现了先接触中国器物后认可中国的文化。而欧美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依靠战争, 虽然我们也是最早在战争中通过欧洲的武器认识到其文化, 但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中国认同了西方文化以后才接受其作为文化象征之一的器物。
麦克尼尔认为, 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之中[12]。但这种交互也不是单纯被动的, 面对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 任何民族的反映都是带有本土性的。在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以后, 由于文化和审美之间差异, 他们希望能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做好设计和画样, 然后带给中国来加工。在中国外销瓷中, 大量反映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图案、家族图案和欧洲美术风格瓷器大量出现, 形成了著名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尤其到后期, 欧洲人不满意中国瓷器图案, 他们开始进口白瓷到欧洲进行加工, 生产出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作品。在文化交流中, 中国瓷器艺人一直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 按照部分欧洲人设计的要求, 生产产品。虽然这同大量中国风格瓷器相比, 这些产品是少数, 但仍反映了文化认同的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 在100余年近代化过程中, 我们深受欧美现代化影响, 尤其是欧美现代陶瓷烧造技术和各种写实创作技术, 但在陶瓷艺术创作方面中国仍然坚持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文化审美而言, 我们也很难完全接受欧美陶瓷艺术的审美, 因此, 无论是在日用瓷还是艺术瓷中, 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瓷器打开欧洲大门的时候, 正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利益博弈激烈动荡的时期, 民众渴望一种自由、和谐发展的社会, 处于繁盛时期和谐、包容的中国文化正是欧洲社会民众所渴望的。因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风”也就不足为奇了。相类似的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机械化和现代科技代表的欧美先进文化席卷中国以后, 中国人发现自己落后的核心是文化的落后, 改变文化就是要改变器物和生产方式。以这些为发端,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运动, 西服、西餐、电影艺术、绘画、文学都是中国学习对象。在不同时空下的相对落后让各自对异域文化产生了好感, 并开始学习。但无论如何, 中西双方在学习中都实现了成功经验的借鉴, 无论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和平还是武力。
4 结论
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西贸易, 没有那种器物像瓷器一样能如此全面反映中西文化在近代大历史背景下激荡融合。从中国发端的瓷文化圈近五百年的变迁也是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变迁的反映。由于异质性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互补引起了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的狂热, 但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认同,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后欧洲和日本瓷器在中国畅销的情况。16~18世纪, 中国文化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且引领世界文化, 因此引起欧洲社会的追捧也不足为奇。同样, 19世纪以来, 以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 相对落后的中国去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再正常不过。探究瓷器贸易背后的文化转向, 我们可以确知, 任何器物贸易背后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体现。
最近30多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也迅速走出国门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中国艺术也有明确的方向, 但如何摆脱西方后殖民中心和西方文化中心霸权在中国艺术中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13]。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经济第二大国, 但中国文化由于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 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还没有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尽管时过境迁, 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中外文化交流中成功的经验中寻求方法和出路。其实, 这些经验也被其他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借鉴, 近年来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苹果手机都是美国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器物文化交流中, 美国实现了对全世界文化的“入侵”, 成功的构筑起全世界的“美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巨大差异的情况下, 中国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 且需要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以器物文化为主导, 构筑全方位的民族文化体系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必然之路。
摘要：瓷器是中国的发明和创造, 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16世纪从葡萄牙发端的世界海洋贸易让瓷器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 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 构筑了以中国为核心并影响世界的瓷文化圈。但随着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 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中国瓷器便淡出了世界贸易舞台, 曾经的瓷器出口大国中国开始进口欧美生产的瓷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不同语境下, 瓷器贸易境况转变的背后是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