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

民族文化认同（精选12篇）

民族文化认同 篇1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 (1) 民族认同的概念

“民族认同”概念可做两方面的解读:一是指人们以某一国族作为归属对象的认同;二是指中国各少数民族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 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族体单位的成员对于本族身份的认同。本文所关注的“民族认同”属于第二重意义。目前, “民族认同”在许多研究中也以“族群认同”的面貌出现。这是因为近年来, 有许多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将第二种含义上的“民族”改称为“族群”, 以区分“民族”概念的两种含义, 且便于与国外学术研究接轨。但由于“族群”概念内涵外延的广泛性、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族群”的使用仅止于学术研究, 政府实务界仍使用“民族”称谓来制定政策和处理问题。

(2) 国家认同的概念

“国家认同”的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政治学是在所谓的行为科学革命时期, 而且是与处理政治发展、整合以及与国际关系等议题有关。大陆学者林劲认为, 所谓国家认同, 意即某个地区的人们 (包括阶级及其政党和社会集团、个人) , 对该地区、国家归属的认可和赞同。国家认同问题内容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内政方面, 即国家主权和治权关系, 政府的代表性、合法性等问题;二是外交方面, 即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处境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从一般理论上讲,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存在相互联系性又存在着区别。在现如今的社会, 每个个体必然属于某一个民族, 但同时必然也属于某一个国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共同存在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 是统一起来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国家认同往往存在于公民的一生之中, 并且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

另一方面,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存在一些差别:首先, 二者的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本民族群体, 后者主要关注整个国家。其次, 民族认同一般来说是从文化、经济等角度而谈, 国家认同不仅仅涉及上面的内容, 而且还包含国家政权、主权、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民族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的认可与共识, 主要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国家认同主要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 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

三、增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的方法 (1) 宣传中华文化, 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各族儿女幸福生活的精神源泉,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形势下, 我们应该加强中华文化的弘扬和宣传教育, 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同时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应该和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使之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2) 注重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认同的主体是个体, 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直接关系到个人的道德素质, 体现了公民的基本道德。所以, 我们应该注重公民的道德建设, 这是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重要前提。

结语

认同是人们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 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 是属于内在的层面。对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 就必须正确全面的认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 也要看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区别, 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用文化的内在的凝聚力来更好的促进两者的相统一;加强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爱国情感的培养, 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各民族的公民能更好的认识到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 享受国家和法律赋予的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更好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发展以及丰富宣传的形式, 不断创新, 与时俱进, 更好的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统一。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一直以来, 文化认同是贯穿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同时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但是,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的到来, “三股势力”衍生出新的力量, 逐渐蔓延到我国, 少数民族成为了国内外分裂分子对我国进行民族分裂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 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机的统一起来, 成为当前我国实现稳定和谐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途径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1]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 2010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2]都永浩:《民族认同与公民、国家认同》[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 (6) 。

[3]刘吉昌:《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刘吉昌:《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发展》[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民族文化认同 篇2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

1.下面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3分)( )

A.跨文化交际包括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语言和文化背景存在着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B.加深对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方法。

C.跨文化交际要遵循宽容与尊重的原则，打破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摒弃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D.交际行为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之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章论述了文化认同的含义及其作用，跨文化交际的含义，以及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诸多因素。

B.文章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因素，指出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不良行为的矫治策略。

C.文章解读了中西方文化差异，提出寻求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的观点。

D.文章指出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如培养、引导文化认同，加强教育，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文化认同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可以融合本民族人们的各种认同，阻止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

B.持有民族优越感的人盲目标榜自己的文化传统价值，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而阻碍了跨文化交际。

C.儒家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相互帮助和协调，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目标、利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

D.客观对待对方的生活和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关注时间概念、语境文化，反对等级观念，都有助于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

答案：

1.C项“打破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无中生有。

2.D项不正确。文中“培养、引导文化认同”“加强教育”并非并列关系，原文是“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

设计与“文化认同” 篇3

【关键词】时间跨度 设计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8-0272-02

“文化认同”代表这一种文化氛围对产品的承认和接纳。设计的目的虽然是功能,但是对功能的认可应该是对文化认可的一部分。

一位优秀的设计师或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团队,在如何获得“文化认同”上一定具有丰富的经验。要获得认同,设计人员必须了解其受众的文化氛围。我们试图将设计人员的非技术性知识结构进行分层,大致讨论设计人员应通过怎样的方式积累对文化的认识,从而进行设计目标的分析与整合。

关于设计师的非技术性知识修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工程师唐纳德·诺曼先生提出了一条很具有价值的线索: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当然,这是一条很明显的横向线索,它包括的学科构架十分宏大,覆盖面极广。一位设计师,或许花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不断的学习与时间当中去体验和实现这三个学科的内容,它为接下来叙述的纵向线索提供了范畴和依据。这条纵向线索更加实际。它的根源是实证主义的,和艺术学的研究方式有共通之处。

首先,设计师应该了解二到三年内的技术与社会文化内容。随着信息化的推进,这个时间段可能会缩短。之所以确定这个时间段的依据是,在现今的技术条件下,大部分产品的功能在这个时段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所出现的“新设计”多数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漂浮物或是伪设计和老调重弹,或如时装的“流行色”、“流行款”;又或是出现在某种产品上的“特别”的功能,譬如加强手机的外放功能。这些设计现象多是有市场需求导向的,而不是技术导向的。这种被动设计,持续时间比较短暂。了解这个跨度内的设计效应,可以让设计师避免一些误区,分辨一些不适宜纳入设计的元素;

其次,设计师需要了解的是五到十年内的社会文化意识的变化、现状和趋势,产品的功能在这个时间段里就很可能随技术的推进发生改变。譬如,便携式电话进入中国市场后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其功能主要是通话。但随着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介入,便携式电话成为了新的平台,不到十年,它就成为了通信、音乐、互联网、游戏等数十种功能齐集的多媒体智能媒介。

这种技术上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认知,文化上的“快餐”主义、视觉时代、后物欲时代、消费主义,一系列的新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思维。

在这个时间跨度上,设计师对图像和视觉时代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冲击力和时效性上,保持对文化内核的认识是极其关键的。“冲击力与视觉”类似于一种的“间离”效果,看似吸引了观众,实际上很少会让受众来得及发生“移情”作用。人们只是被绚烂吸引,或许在心中没有对产品明显的情感认知。这种情况下,如果受众获得的不是正确的形象导向或是满意的使用体验,那么视觉图像的冲击会起到反效果。譬如,很多人认为麦当劳或者肯德基的店面很好看,要是他们不喜欢里面提供的食品,提起这个两种快餐,情绪上会觉得只是金玉其外。

五年到十年,对于现代设计师意味着“颠覆”,是最值得理解和咀嚼的时间跨度,它包含技术从本质上推动社会发展,改变设计方式和技术作用于受众的一个完整的萌芽、发展与预测的过程,是继承和延续的时段,也是真正的新事物出现的阶段。

接下来,二十年到三十年间的社会与发展与变化,我们在设计与批评模式上所能借鉴的可能就是“风潮”性质的。在这个跨度上,之前的是不成熟,之后的已经开始衰落或转型。对于设计师的意义是我们需要某种思潮的风格时可以借鉴和选择最典型的风格和作品。

再往下,我们会涉及到半个世纪到一百年里的人类社会活动,这就会进入设计史或艺术史研究的范畴。期间人类社会体制发生剧变,也很可能是一次或者多次大规模艺术和设计思潮的萌芽、发展、鼎盛和更迭的时期。这个时段,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各种艺术和设计形式的交流与融合所产生的新的形式。这种融合扩大了“文化认同”的地域范畴,“设计效应”上延续了上百年的奇迹。

我们的线索经历了两三年的现象——十年的变更——二十、三十年的文化积累——五十到一百年的社会剧变与艺术和设计思潮的更迭,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更长时间段的回顾与研究。我们站在更高的高度,了解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种族的历史,两百年、三百年、五百年,甚至更长。在这个跨度上,设计的外延到底是被扩大还是被颠覆?答案是后者。但是,我们至少还有图案学和艺术学的立场,作为一种素材的搜集也好。

研究到这个层次的内容可以是美学的,但不会是纯粹哲学的。设计只是社会功能性表征化的一种工具,它的内涵只适用于在它的文化概念出现之后的人类媒介。它借鉴艺术的图像性质和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却不能触及其抽象的本质。研究到美学,或再往上走,设计的内涵——创造性活动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互动——就自然而然得消逝了,只剩下不属于设计领域的形式和表征寓于其它人类活动中——艺术活动与建造活动——神庙、雕塑等等。

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可能接触到一些已经脱离了图像的内容,如在我们的横向线索中,人类学的图像性很明显,如体质人类学;心理学将图像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和一种主要的辅助手段,如图像精神分析;社会学中图像的比重就较前两者少了,可能在分析某种图像文化体制的时候会有。这些内容的作用在于设计除去“实用、经济、美观”之外的第四条原则“伦理”,它以自律的形式影响设计者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设计者的道德认识、道德思想、道德情感融入设计理念之中,并在设计的各个环节中自觉的用符合道德标准与规范的思想督促自己的行动,从而实现设计的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2]姜松荣 《第四条原则——设计伦理》 ;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朱锷 《消除设计的界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精神分析与图像—跨学科视点》 ;江苏美术出版社;

[5]丹纳 《艺术哲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6]唐纳德·诺曼《设计心理学》 ;中信出版社;

民族文化认同 篇4

瓷器是中国重要器物发明, 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并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典范。瓷文化圈是指以中国为核心构筑的瓷器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圈。以中国为核心的瓷文化圈在国内是以宋朝五大官窑和景德镇为原点进行扩散, 进而影响到东亚日本和朝鲜, 并和这些国家文化融合, 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色不同的瓷器文化。元代, 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展, 西亚文化影响到中国瓷器装饰文化, 在文化交融中也促使了中国瓷器文化的变迁。明清时期, 随着欧洲全球性贸易展开, 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欧洲, 影响到欧洲社会的审美和生活习惯, 并形成了席卷欧洲的中国风。瓷文化圈的变迁, 作为世界文明互动共生的典范, 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很好个案。

目前学术界对陶瓷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外销瓷方面, 许多学者从瓷器贸易交流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西贸易。但这种研究更多的侧重外销瓷本身和瓷器贸易, 而忽视器物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本文从全球化前工业文明时期到现代工业文明发达期两个时段来探究瓷器文化在不同语境下变迁背后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第一个阶段, 中国瓷器文化拥有着相对优势的话语权, 对欧洲文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工业文明一直到今天, 西方现代化文明一直主导着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化, 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语境下寻求出路是本文探究的主要内容。应该强调的是此处的全球化并非指冷战以后构筑起来的现代贸易体系下的全球化, 而是以欧洲发现新大陆为开端, 进而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 包括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下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1 前现代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开始了中欧直接贸易, 也拉开了世界全球化的大幕。1517年葡萄牙专使来华要求中葡之间建立通商贸易, 并在1534年实现正常贸易往来。此后, 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先后取得了海上贸易权利, 开启了中西贸易和文化交往。虽然, 我们无法统计出早期瓷器贸易确切数字, 但贸易量肯定是惊人的。仅17世纪,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瓷器贸易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100多万件[1]。而在1720年以后50年中英瓷器贸易中, 中国销往英国瓷器数量达到了将近3000万件的瓷器[2]。大量海洋沉船考古发掘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了中西瓷器贸易繁盛程度。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吉特摩森号”沉船共有15万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瓷器。1775年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打捞出来的瓷器就达50万件, 而这些仅仅是沉船瓷器数量的三分之一。1822年, 南洋“泰兴号”在打捞出35万件中国瓷器[3]。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拥有中国瓷器竟多达57000多件, 他用127位全副武装的近卫骑兵换取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 成为中国瓷器受欢迎的最好诠释。但奥古斯都二世不是孤独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乔治四世在中国瓷器收藏方面也近乎痴迷。中国瓷器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于欧洲贵族家庭来说, 用中国瓷器餐具和茶具招待客人, 是身份象征和实力的体现。许多贵族用中国瓷器花瓶、瓷器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客房, 彰显主人与众不同的品位。许多人相信瓷器能够解毒, 甚至能够唤醒消失的灵魂。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画作《群神宴》中三个青花纹饰的瓷器就是圣洁的象征。精美的器型和漂亮的纹饰让欧洲社会对中国制造瓷器产生了更加疯狂迷恋, 瓷器超越了政治和历史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代表。即使在欧洲人能够生产的时候, 开始阶段他们也是仿造中国瓷器。“18世纪欧洲生产的绝大部分瓷器似乎在技巧、外形、颜色、图案等方面都是仿效中国瓷器制成的, 特别是荷兰白釉蓝彩是这样[4]。”

在器物文化影响下, 欧洲社会开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并引发了持续一个多世纪“中国风格” (Chinoiserie) 潮流, 欧洲进入了对中国文化膜拜时期。德国古典哲学家莱布尼兹对儒家文化赞叹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 现在从东方来的中国, 竟使我们觉醒了[5]。”在他的影响下, 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也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伏尔泰更是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绝口赞美, “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 即使不至于五体投地, 但最少可以承认他们帝国的组织为世界上最好的[6]。”伏尔泰从中国文化进而上升到中国政治, 认为中国政治和国家组织是最好的, 体现了文化认同背后对中国的认同。此外, 欧洲传教士和哲学家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 尤其是以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为代表。这些经典著作伴随着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千家万户, 让大量欧洲人接受了中国文化。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发现, 正是在中国瓷器输入到欧洲一段时间以后, 才引起了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赞美。器物承载的文化功能开始发挥出来, 对欧洲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 文化的引入更让西方社会接受中国的器物, 形成了器物和文化的良性互动。

大量瓷器需求和高额的利润刺激了欧洲研制瓷器历程, 尤其是对瓷器狂热的奥古斯都二世。通过他的大力支持, 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 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但奥古斯都二世明白烧制成功就意味着高额利润, 并绝对禁止研制人员离开迈森的工厂。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 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 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 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 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 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瓷器是中国文化象征, 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接受中国文化就是从接受中国瓷器开始的。

2 工业化语境下的瓷器贸易和文化激荡

陶瓷烧制成功, 让欧洲人能够根据自己文化特征来生产符合民族文化和审美需求的瓷器, 降低了对中国陶瓷需求。在18世纪末期世界全球化关键时期, 由于外销瓷数量削减, 中国失去了和世界交流机会。1792年,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 带来了英国生产瓷器。在被问及中英瓷器特点时候, 英国人认为中英各自自身优点。“而尤注意特拜歇尧之瓷器, 观玩多时, 问余:中国瓷器与贵国瓷器孰佳?系敝国有名出品, 苟非名品, 敝国钦使绝不敢带来增诸贵国皇帝。但敝国商船每来广东必购大宗瓷器以归, 销售于人。贵国瓷器既为敝国人士所欢迎, 其价值之高, 自可想见。究之各有其妙, 不能强判伯仲也[7]。”英国使团万里迢迢带来本国生产的瓷器, 就证明了英国人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的瓷器烧造阶段。1851年, 英国举办了世界性“万国工业博览会”, 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 欧洲瓷器生产采取了科学温控和材料分析, 并培养大量的陶瓷现代科技人才。德国迈森瓷厂为了提高绘画水平, 建立学校, 培养专门人才。在釉料方面, 欧洲能生产出比中国瓷器更为白净的白瓷;在画面和造型方面, 欧洲人也开始创新, 生产出画面更为艳丽、丰富的瓷器, 而这一时期中国制瓷业中心景德镇生产瓷器质量根本无法和欧洲相比, 陶瓷生产大国地位受到了挑战。更具威胁的是, 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 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 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工整的画面和白净的釉面让欧洲瓷器在全世界畅销, 甚至进入中国市场, 并引起了社会各界担忧。“且外瓷输入, 转有喧宾夺主之势, 以产瓷最著之国反而外瓷充斥市场, 产业颓唐, 产品不善, 已可概见[8]。”

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 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 画面整齐划一, 瓷器没有瑕疵。就瓷器纹饰而言, 中国瓷器的画面仍然是传统画面, 20世纪初, 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 大城市的上层社会和年轻人更能接受新颖的器型和纹饰。相对于中国瓷器用稻草包装不卫生, 欧美瓷器精美包装, 更能引起新型社会阶层的共鸣, 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社会上层喜欢包装精美、瓷质优异的国外瓷器, 比如烟灰缸、电瓷瓶等。另外, 欧洲生活方式引进也带来新型器物类型, 而这种类型是传统中国瓷器缺乏的, 典型的代表就是咖啡具, 而这在当时恰恰是生活奢华的象征。

近代中国落后和欧美发达形成了强烈反差, 这也就使得欧洲和美国拥有现代化的话语权, 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落后象征, 代表中国文化的瓷器就自然成为落后代表。民国时期, 曾经瓷器出口大国开始进口日本和欧洲的瓷器。“我国瓷器, 向为世人所爱好, 每年出口为数甚巨。但自近年以来, 国人购用外瓷日多。据江海关统计, 一月至九月, 外瓷进口者至为惊人, 价值二九一七七三海关金单位[9]。”甚至连曾经中国瓷器象征的景德镇也陷入困境。“社会所需要瓷器不会制, 而出品皆是陈旧式样, 不知改良, 以致不受社会欢迎。因此, 国瓷渐被洋瓷打倒, 尤以东洋瓷畅销各省, 而且渐渐销到江西, 销到国瓷出产地景德镇, 这岂非江西人的大耻辱[10]。”

值得玩味的是, 同欧洲接受中国文化一样, 在19世纪中期, 中国也从器物入手向西方学习, 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但这一时期欧洲的器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手工艺品或者其他艺术品, 而是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船只、枪炮和机器等。但中国人很快发现, 我们落后是因为以文化为主导的技术的落后, 并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的文化。这种此潮流影响下, 中国开始全方位的接受西方的器物和生活方式, 且一直持续至今。而这一过程, 和欧洲曾经接受中国器物和文化的方式惊人的相似。

3 文化交流与融合同背后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Braudel) 提出了“长时段理论”, 也就是“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11]。”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迁中有许多因素, 以更长时段和更广阔视角来探究社会发展有助于更清晰全面的理解社会文化变迁。长时段分析中西瓷器文化交流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透视出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五百余年中欧瓷器贸易中正好经过了一个轮回, 其背后是中西文化在独特历史阶段的反映。如前所述, 由于对中国瓷器的喜爱, 引发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社会对欧美陶瓷文化的欣赏也是同样的情况。但不同的是,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和美洲市场是通过正常的世界贸易, 因此出现了先接触中国器物后认可中国的文化。而欧美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依靠战争, 虽然我们也是最早在战争中通过欧洲的武器认识到其文化, 但瓷器进入中国市场是在中国认同了西方文化以后才接受其作为文化象征之一的器物。

麦克尼尔认为, 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之中[12]。但这种交互也不是单纯被动的, 面对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 任何民族的反映都是带有本土性的。在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以后, 由于文化和审美之间差异, 他们希望能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因此他们在欧洲做好设计和画样, 然后带给中国来加工。在中国外销瓷中, 大量反映欧洲文化的基督教图案、家族图案和欧洲美术风格瓷器大量出现, 形成了著名的纹章瓷和克拉克瓷。尤其到后期, 欧洲人不满意中国瓷器图案, 他们开始进口白瓷到欧洲进行加工, 生产出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作品。在文化交流中, 中国瓷器艺人一直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 按照部分欧洲人设计的要求, 生产产品。虽然这同大量中国风格瓷器相比, 这些产品是少数, 但仍反映了文化认同的差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 在100余年近代化过程中, 我们深受欧美现代化影响, 尤其是欧美现代陶瓷烧造技术和各种写实创作技术, 但在陶瓷艺术创作方面中国仍然坚持自身的发展模式。就文化审美而言, 我们也很难完全接受欧美陶瓷艺术的审美, 因此, 无论是在日用瓷还是艺术瓷中, 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印迹。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瓷器打开欧洲大门的时候, 正是欧洲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利益博弈激烈动荡的时期, 民众渴望一种自由、和谐发展的社会, 处于繁盛时期和谐、包容的中国文化正是欧洲社会民众所渴望的。因此, 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风”也就不足为奇了。相类似的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以机械化和现代科技代表的欧美先进文化席卷中国以后, 中国人发现自己落后的核心是文化的落后, 改变文化就是要改变器物和生产方式。以这些为发端,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西方运动, 西服、西餐、电影艺术、绘画、文学都是中国学习对象。在不同时空下的相对落后让各自对异域文化产生了好感, 并开始学习。但无论如何, 中西双方在学习中都实现了成功经验的借鉴, 无论这种借鉴的前提是和平还是武力。

4 结论

探究全球化语境下中西贸易, 没有那种器物像瓷器一样能如此全面反映中西文化在近代大历史背景下激荡融合。从中国发端的瓷文化圈近五百年的变迁也是世界文化和经济中心变迁的反映。由于异质性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互补引起了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的狂热, 但其背后更多的是文化认同, 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以后欧洲和日本瓷器在中国畅销的情况。16~18世纪, 中国文化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且引领世界文化, 因此引起欧洲社会的追捧也不足为奇。同样, 19世纪以来, 以现代科技主导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面貌, 相对落后的中国去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也再正常不过。探究瓷器贸易背后的文化转向, 我们可以确知, 任何器物贸易背后是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体现。

最近30多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力增强,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也迅速走出国门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和重视。中国艺术也有明确的方向, 但如何摆脱西方后殖民中心和西方文化中心霸权在中国艺术中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13]。虽然我们已经成为经济第二大国, 但中国文化由于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 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中国还没有取得与政治、经济大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尽管时过境迁, 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去中外文化交流中成功的经验中寻求方法和出路。其实, 这些经验也被其他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所借鉴, 近年来美国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苹果手机都是美国文化的杰出代表, 在器物文化交流中, 美国实现了对全世界文化的“入侵”, 成功的构筑起全世界的“美国模式”。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巨大差异的情况下, 中国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 且需要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以器物文化为主导, 构筑全方位的民族文化体系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必然之路。

摘要：瓷器是中国的发明和创造, 也是中国文化的载体。16世纪从葡萄牙发端的世界海洋贸易让瓷器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重要纽带, 推动了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 构筑了以中国为核心并影响世界的瓷文化圈。但随着欧洲仿制中国瓷器成功和工业革命的开展, 引领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中国瓷器便淡出了世界贸易舞台, 曾经的瓷器出口大国中国开始进口欧美生产的瓷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不同语境下, 瓷器贸易境况转变的背后是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体现。

民族文化认同 篇5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专业：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 姓名：杨易

摘 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344人，占86％，回答“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回答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像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文化认同，与高校共鸣 篇6

我是一名普通的大一学生，回顾高考，我感慨颇多。高考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之一，如果想通过万人竞渡的高考进入一个优秀大学，在取消竞赛加分保送的大环境下，自主选拔是一条不错的捷径。

首先我想谈谈自己对自主选拔的认识，让大家了解下为什么大学会增加自主选拔。从我身边看，一些有特殊才华的同学，并不能在高考这一张试卷中显示出他们的特殊优势，所以，高校为了挑选出这样的学生才启动自主选拔。那么如何考察出学生的特殊才华呢？答案很明显，还是要通过考试。对学习成绩总体均很优秀或只某一学科有特长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超出高考难度的笔试考察，对音乐、乐器、舞蹈、体育等艺术方面的特长，则可以通过艺术特长生的一对一考察进行选拔。

现在高校的自主选拔主要由笔试和面试组成，有些高校的部分名额只需要参加面试。那么面试考察什么呢？在自主选拔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学在面试这个环节中招到的学生主要是与高校自身传统文化相吻合的学生，即高校与被选择的学生有文化共鸣，学生对高校有文化认同感。可见，对于学生素养的考察主要在面试环节。

每所高校在悠久的历史中会形成本校特色文化。拿清华来说，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风是“行胜于言”。所以清华喜欢听话出活的学生，更加注重集体主义的教育和团结合作能力的培养。另外，清华号召强身健体，有“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以上这些都是清华自身的特色文化。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化和其他大学的文化虽然有交集，但是突出的重点不尽相同。就如清华强调集体主义，北大强调个人自由，并不是说北大不要集体主义，清华不要个人自由，仅仅是突出强调的重点不同。总之，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突出的文化特色。

如果想在自主选拔面试中拿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就要尽最大可能让面试官产生文化认同感。如果认为自己本身并不具备这些品质，或者潜意识中并没有渗透这些文化，那么最好在参加面试前一段时间内每天暗示自己，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短暂的心理暗示之后，面试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文化素养，就很容易与面试官达成一种文化认同感。

这种文化认同感也给了我们一个回答问题的方向，透过清华的文化传统，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华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如果自己在清华注重的方向上有特长，那么就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情展示。如果不知道这种文化认同的存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哪句话在面试官的心中更有分量，更能与面试官产生共鸣。有了方向，回答问题的时候围绕这个方向进行，会使回答重点更加突出，语句更有逻辑，表达更加自然。

对于面试本身来说，面试过程表现的重要性要大于问题本身的对错。近年来各个高校已经进行数次自主选拔考试，面试题目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可以称为千奇百怪，但是在清华的面试中很少会出现虚无缥缈的问题，大部分问题看起来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不论怎么回答，只要自圆其说就可以。不过，尽管很多面试考题不设正确答案，却并不妨碍这些问题有老师“喜欢”或者“想”听到的答案，这些答案就基于文化认同。在清华生活了几年的学长们说，如果让他们去参加自主选拔面试，考官一提出问题，他们就能够知道考官最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问题背后隐含的清华文化是什么，他们很容易就会答出考官“最想听”的答案。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面试官“最想听”的答案是怎么形成的。假如现在的面试考题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符合面试要求的题，自然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考虑一下清华的文化，清华想要培养将来能够成为治国栋梁、学术英才和商业奇才的人，这三方面覆盖面极广，任选一个人都符合要求。继续考虑清华文化，清华提倡爱国奉献，考虑到这点，上面选择的人物就有限制了，而且也为下文具体展开论述提供了最宝贵的论点。考虑到面试留给我们的思考时间，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作答了。如果在学术英才中选一个代表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清华的前辈，比如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论述自己为什么崇拜他的时候，他爱国奉献的精神一定要放在第一点而且是重点来作答，然后再略答两个其他的原因。这样，一个面试官“想听到”的答案就形成了。

文化认同同时也标明了面试回答时的一个雷区，即严重与学校文化传统相悖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是绝对不可以踏入的。如果回答我的偶像是本·拉登，因为他制造恐怖袭击炸了美国的五角大楼，后果可想而知。

这里有一个误区，并不是只有符合大学的文化认同才能够得高分，这个文化认同感的形成会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中等以上的分数，不排除剑走偏锋而得到高分的可能。达到文化认同只是能够提高我们得到比一般人较高的分数，而且这种方式比剑走偏锋保险得多，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况且，这个文化认同感永远只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我们还要编织好自己的“锦”，练就一身扎实的硬功夫。综合起来，就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回答有逻辑有想法有深度，言行举止有礼貌等等。

在文化认同方面，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也会出现一些误区，有的是错误理解了某些文化观念，有的是没有注意到小节而出问题。比如，在“行胜于言”的理解上，好多同学栽了跟头。清华崇尚“行胜于言”，是要求说得好，做得更好，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反对那些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而不是少说多做。有些同学因此畏首畏尾，生怕在面试的时候表达过多而引起反感，导致面试紧张，正常水平没有发挥出来。有些同学在简历上和言语中常常说我做过什么职务，很少提及自己做过什么事。面试官都了解，一些高中为了增加考入清华的人数，将一些荣誉和重要职务统统分配给成绩优秀的学生，但是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工作，这样造成了来面试的人很可能三个里有两个学生会主席，一个团总支书记。对此，面试官早已厌倦，如果能在面试中提到我曾经主持过或者组织过什么大型活动，这样就展示了自己并不是“吃空饷”的“闲人”，而是货真价实实现“双肩挑”的优秀学生，这样会给面试官留下好印象。

面试是一个全方位考察人的品行的考试，情感、意志、兴趣、性格、需求、动机、目标、抱负、信念都可能涉及，最重要的是诚信，没有的不要编，不懂的不要说，不会的坦诚地说不清楚，耍小聪明很容易被面试官发现，这样得不偿失。

城市、建筑与文化认同 篇7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文化的发生器,它反映了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情感、生活经历。“文化认同意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文化在观念上和心理上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它可以使人们形成共同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经验积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拥有同一种文化或文化记忆的群体更容易形成文化认同感。当前城市文化的认同危机一方面是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疏离和拒斥而引起的。

城市记忆的延续实际上就是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市人文精神的传承,城市记忆的恢复使得城市重新焕发出了精气神和个性魅力,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复活。当然,城市记忆绝不只是一个保存和延续的问题,还是一个自我重构和自我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还要让城市的记忆成为城市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或许后者的意义更重大。

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综合记录者,建筑体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巨大能动性,也是几千年来生存经验与人类文明的高度体现。建筑作为文化符号,自然也体现着人存在的文化意义。不仅如此,建筑作为人“诗意栖居”的空间,其中还有着人之为人的一种文化归宿内涵,其深层的价值蕴涵,亦是在于文化层面。由于现代建筑过于注重现代科技的主导作用,以一种与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模态相背离,因此,人们的认同感是极为弱的。现代建筑将我们置入另外一种文化场所,居住于此的人在新建的场所,难以找到已有的文化情景,这就必然造成文化生命上的失落感。

从整个城市的发展角度来说,每个建筑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创造城市公共空间的一分子,它可以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前提应该是符合环境要求与功能定位。如果每一个建筑都要成为“标志性”建筑,那么,城市就丧失了特征。过分强调形态的建筑,像一个饿极了的孩子,大声地哭以引起大人的重视。这个孩子想引起社会的关注,希望一鸣惊人地展示地方形象。这些设计可能和地方经济相关,可能和政治需求相关,唯独不一定和公众的真正需求相关,摩天大楼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纪念碑。

建筑设计可以从以下途径接近文化认同的问题:开放的设计过程、公共空间和建构的记忆。建筑设计过程应该是开放的,从设计任务的确定、建筑方案的选择成为一系列更广泛的公众互动。设计公共空间是建筑与社会认同的另一重要途径。公共空间正是需要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进入公共领域时,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与地方相联系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记忆。

民族文化认同 篇8

一、文化身份的迷茫

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引发了华人移民潮,随着“淘金梦”的破碎,华裔面临着各种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个时期,具有华裔血统的水仙花利用手中之笔为华人的遭遇鸣不平。她笔下的华人不再是同时期白人作家笔下的异教徒,而是会说谎,但又友好、可爱,忠诚且善良的人。水仙花不仅客观地描述了华人的真实心理,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从而开启了华人文化身份诉求的尝试。

在二十世纪中期到七十年代期间,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华裔美国作家多数选择了抛弃中华传统文化,崇尚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态度。向何种文化认同,此段时期多数作家的天平发生了倾斜:作品中的华裔为了在美国立足,割舍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试图通过隐忍谦让的“臣服”姿态,来得到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机会。刘裔昌的《虎父虎子》及黄玉雪的《华女阿五》是这阶段较为典型的此类作品。当时的华裔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处于困境与迷茫阶段,他们强烈认同美国文化,做出了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决裂的尴尬抉择。

二、文化身份认同危机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泛亚运动”唤醒了华裔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及对文化身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思考,期间,文坛上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如赵健秀、徐忠雄、汤亭亭、谭恩美等。

置身于美国主流文化与华裔少数民族文化下的美国华裔,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尴尬境地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既迷茫又带有迫切的危机感。一些作家竭力反对为求得认可,而对白人文化奴颜婢膝的态度。他们恪守中国文化传统,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作品中蕴含着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情结。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赵健秀的作品猛烈抨击了白人主流文化强加给美国少数华裔的偏见和歧视,他主张华裔作家应树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改变美国东方主义文化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扭曲。同时期被赵健秀诟病的女作家汤婷婷的作品代表了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华裔的文化身份定位:美国人,完全的否定“中国人”身份,但在创作中又不可避免地传承了中国文化,游离在“中国身份”与“美国身份”之间的“双重边缘”心态。汤婷婷的方式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构筑独特的美国身份,将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现实融合在一起,以体现美国华裔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寻求和探索。与汤婷婷相似,另一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也坚持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置身于特定的美国文化土壤中,即便成长在美国,依然保留了原有的中国文化根须。双重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困惑、焦灼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呈现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或人与社会冲突的每一处情节设计中。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所描述的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已经是彻彻底底地美国化的一代,与母亲的意见分歧、事业和爱情上所遭受的挫折、处于中美两国“边缘文化”之间的尴尬等均折射出中美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冲突和碰撞。

作为20世纪后期移民文学代表的华裔美国文学具有杂交性、混杂性,上述几位华裔美国作家有着几点共同之处:一方面,他们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另一方面,先祖的历史、难以割舍的中国文化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为了在美国能够寻找生存之道,他们尝试不断挑战和颠覆主流文化,继续追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

三、文化身份的超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中有股力量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任碧莲就是其中的代表。其成名作《典型美国人》以一个美国华裔的全新角度反映了华人适应美国的艰难,而第二部小说《梦娜在希望之乡》充分体现了淡化族裔性的策略:淡化不同于同化,相反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她在小说中彻底超越了华裔作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文化认同”主题,打破了白人主流社会和华裔的二元对立,认为主动选择可以超越原先的血统和环境所限,从而重构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华裔身份。

历经百年的华裔美国文学,从水仙花和刘裔昌到赵健秀、汤亭亭和谭恩美,再到任碧莲等,不同阶段的华裔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执著探寻体现了他们身上承载了太多的非文学的重担。华裔作家不断思索并探究文化身份认同,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共存,消解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对立的大背景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看待文化身份,促进各优秀文化间的平等交流,赋予文化认同新的价值内涵。

摘要：华裔美国文学是属于美国文学大范畴下的一种少数族裔文学,它是一部中美文化的碰撞与融和史,“文化认同”是华裔美国文学百年以来亘古不变的焦点问题,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及其后代对中美文化、文化身份、民族地位的得与失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华裔美国作家不断构建自我身份,寻求自我超越。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文化认同,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民族文化认同 篇9

一、文化身份的反认同

面对宗主国的文化霸权和种族歧视,以赵健秀、黄忠雄和陈耀光等为代表的华裔作家展开了自身文化身份定位的探寻,他们所持有的反认同态度(counter-identification)是被抗拒于美国主流文化之外的亚裔作家群的宣泄性呐喊。他们摒弃渐进同化论的观点,既不主张逐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中,也不赞成文化身份美国化。在他们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和文化传统的特殊人群,既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非美国人,而是有了新的文化身份。

同时,他们也将矛头直指林语堂、黄玉雪、汤婷婷等作家,认为她们的作品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有迎合东方主义之嫌,贬损了华人尤其是华裔男性的形象。在不断对华裔“伪作家”进行批判的同时,赵健秀努力尝试修补遭到玷污的华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他主张华裔作家应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力量,重新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建立基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男性英雄传统,以此来颠覆美国东方主义文化话语对华裔男性形象的蛮横扭曲。在《鸡屋华人》、《龙年》、《唐老亚》等作品中,赵健秀笔下的华人形象不再是众多作家笔下的胆怯、懦弱、内向,而是有尊严、有智慧的勇敢而无畏的英雄形象。赵健秀利用英雄主义传统所塑造的华裔新形象,是反对美国主流文化霸权、消解华裔在美国的刻板形象的尝试,也为美国华裔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寻求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路。

二、文化身份的否定认同

“赵汤论争”的起源是赵健秀对汤婷婷“伪作家”身份的抨击,对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的评价,也引发了文学界乃至整个华裔社会就维系华裔美国文化中的男权制与张扬女性主义自我护卫之间的争论,促进了美国华裔积极思考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界定和书写。

汤婷婷在《女勇士》中对华裔文化身份持有的是否定的认同(disidentification),小说通过“我”的成长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主流文化和中国传统之间的挣扎、探寻,从而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主人公在经历了文化困惑、冲突之后,重新与母亲建立起关系,象征着美国化的女儿开始认同代表中国文化价值的母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虽然也质疑了美国主流话语,表达了重建华裔自我及文化认同的精神需求,但汤婷婷并没有像赵健秀等人那样坚持一种特定的认同视角,而是认同一种边际性文化身份,她对文化身份的表达基本都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她承认种族差异,对中美两国文化和社会,既持有批判的态度,又从两种文化中汲取力量,努力协调文化差异,寻找“中间位置”。因此在汤婷婷看来,华裔文化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要做到兼容并蓄,对文化符号不断地进行甄别、反思、对比、消化,在包容中谋取自我身份的书写和自主性。

三、殊途同归——“赵汤论争”的本质

“赵汤论争”下的赵健秀和汤亭亭都有各自合理的立场,在判断孰是孰非的过程中,华裔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成为问题的焦点。无论是赵健秀所代表的华裔作家还是汤亭亭所代表的华裔作家,都回到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中以获得资源和力量。因此,华裔作家在美国建构华裔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这场华裔内部的文学论争,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正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歧视造成华裔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形象以及主体地位丧失。“赵汤论争”在华裔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之外,二者对于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对抗使得二人呈现殊途同归的轨迹。赵健秀和汤亭亭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取代美国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随处可见的缝隙和断裂处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

四、结论

对于这场在亚裔/华裔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论争,我们需要透过它喧哗和骚动的表象辨清它的实质。无论是为美国华裔男性代言的赵健秀,还是为美国华裔女性代言的汤亭亭,正是美国社会对美国华裔的种族歧视使觉醒的华裔坚决地投身于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作为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学传统的先驱和开拓者,赵健秀和汤亭亭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国华裔的刻板形象,并在建构美国华裔新形象的同时努力在主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建构美国华裔新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写作不仅为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也为后来的美国华裔作家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中华书局,2007.

民族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的要义 篇10

关键词：民族,发展,文化,认同,要义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发展中, 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甚至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 那么就难以获得发展。同样, 一个民族不善于汲取外部有益的文化充实自己, 摒弃本民族文化中的不利因素, 那也将阻碍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对自身文化的继承发展还是对外来文化的采纳, 实质上就是文化认同的问题。文化认同与民族发展的关系颇为复杂, 探讨文化认同的理论, 将有利于人们对文化认同现象的理解,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视。

一、文化差异与文化认同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 这虽然是一句古话, 但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所谓文化, 是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发展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产物。笼统地说,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积淀的过程, 这个过程深受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影响, 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使人类文化从最初开始便具有了差异性, 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现状。这种差异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西餐的刀叉与中餐的筷子不同;埃及的金字塔与印度的佛塔不同;不同民族信奉的宗教不同;不同国度的政治体制不同等等。即使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政治体制下, 由于地域的辽阔和民族不同, 其文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就我国而言, 除了因地域分布不同, 汉民族文化自身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外,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更是突出。不同民族大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 小到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由于文化的差异性, 人类对于文化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其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一般均以各自的文化为基准。正是如此, 人们往往会发现, 在一种文化体系中被视为正常的现象, 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难以被理解, 甚至被完全排斥和拒绝。一些民族崇尚的习俗, 却是另一民族视为丑陋甚至是野蛮的习俗。

人类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不同文化之间甚至会有文化的冲突。那么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无序杂乱的文化环境中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实际上, 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后面, 有一种潜在的、一致的力量在支配着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行为, 凝合着人类不同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巨大的、潜在的、一致的, 粘合着一种文化的力量就是文化认同。

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天然的心理爱恋, 当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发生冲突时这种爱恋可能转化为一种文化情感, 这种情感长期存在于一个民族中, 经过沉淀便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这就是由一种民族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民族意识。

二、文化认同与文化发展

文化认同不仅对于人的个体行为有较大影响, 文化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往往也取决于文化的认同。当人们一致认为一种文化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 那么就会有意识地对这种文化加以保护和发展。相反, 如果人们认为一种文化没有存在的意义, 或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一种文化时, 那么也就敲响了这种文化的丧钟。所以说, 文化被创造是必然的, 但能否存在与发展就不一定是必然的。尽管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外部因素 (如文化冲突、融合、传播等等因素) , 但文化认同在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有抵制外部因素的作用, 在特定的条件下文化认同能够决定文化的命运。广居海外的华人, 虽历经数代人的沧桑, 但其生活中仍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如对节日、宗教、饮食习俗、语言等的保留均典型地反映出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中国的文化得以在世界广泛传播。

一种文化被认同的强弱对于文化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有重要影响。认同度高, 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 即使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 也同样能够存在并获得新的发展。存在于西方文化汪洋中的中国文化, 不仅没有被融合, 相反以其独有的文化魅力成为海外华人的精神力量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一个民族能否将自己的文化放在一个发展的位置之上, 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去衡量自己的文化, 对于文化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文化的看法、价值观、处置意识等是文化认同的构成要素。如果一种文化仅仅被认同为致用的工具而没有其他的价值, 那么这种文化就十分容易消失和被取代, 如同汽车取代牛车、枪炮取代大刀一样。对于自己文化的保留, 根本的意义不在于这种文化能够创造出多少经济价值, 也不是生活所必须, 而是把文化看做是自身存在的标志, 人类文明的长河中, 保留自身的文化实质上就是争取自身的权力。

三、文化认同的基本要义

作为一种存在于文化中的文化群体共识与文化归属意识, 文化认同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文化认同是文化群体中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长期的生存及各种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认同, 是具有稳定性的。一种文化一旦形成了认同, 必然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稳定的态势, 人们会按照这种态势去选择文化。与人们头脑中文化认同相对应的文化要素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认同, 就在于这些文化不但符合人的生存、享乐等需要, 也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由于文化认同具有主观性, 因此文化认同所导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就不一定与客观事物完全吻合, 人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认同来作为选择文化的价值尺度。这也就是前面探讨过的文化认同的差异性。由文化认同所导致的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取向, 在这种取向之下显示出来的文化价值往往是一种抽象的价值。但不可忽视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既然为人们所认同, 并在相应的文化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那么它必然在这种文化中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作用。也正因为如此, 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对于文化的最高价值取向。西方人的价值观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 力求探索与开拓外部世界, 通过改变客体来满足主体的需要, 崇尚个性独立, 个人奋斗与公平竞争。而中国人则强调天人合一, 注重个人的身心与其所处的环境与社会的协调, 形成以人伦礼教为中心的理性价值取向。在这两种价值取向之下人的行为模式以及社会习尚等都是不同的。这就是不同的文化认同所导致的最高价值取向。

2、文化认同是民族形成、存在与发展的凝聚力

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都依托于一种文化, 即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 也有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是在不断融合发展中形成的, 除了血缘上的联系外, 文化认同则是一个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聚力。以一种文化认同为核心, 在长期的融合发展中外部的各种文化群体始终以此为向心力, 融合进这一主体民族, 人们对一种文化的认同, 对一个民族的归属意识, 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民族不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民族, 对一种文化, 亦无认同, 那么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的存在与发展。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的群体在文化融合中很容易被融合进其他民族。相反, 如果人们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强烈的归属意识, 对一个民族有强烈的归属意识, 那么这一个民族尽管历尽沧桑, 不论这个民族中表现为物质现象的文化, 如住房, 衣着等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一民族仍旧会存在与发展。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中, 文化认同是最核心而又最为稳定的因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其他部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但民族的文化认同却能长期存在。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认同一旦改变, 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很容易消亡。

以犹太民族为例。当今世界, 犹太民族算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早在17、18世纪, 犹太人就已经处于反犹太主义浪潮的冲击之下, 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地遭受到各种迫害, 大多数犹太人只能从事地位低下的职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犹太人更是遭受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杀戮, 法西斯企图从肉体上消灭犹太民族。然而,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依然顽强的生存着, 至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已融于当地民族及生活环境之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犹太认同意识的存在。美国犹太史教授迈克尔.迈伊认为:“每当犹太人受迫害越深重, 就对自己的信念越坚定。”从犹太人的民族生存历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认同对于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这种认同意识是精神压迫乃至于肉体消灭都难以改变的。在人类发展中, 许多民族都曾经历了不断的大分化大融合, 但长期的分化融合中都有这样的规律:即一些民族被融合, 而一些民族获得发展, 成为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主体民族。历经分化与融合的一些大民族都有其悠久而强大的文化认同, 不断的分合都是以之为轴心运转的。有了这种认同为轴心, 不断的民族分合、战乱、政权割据等等都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繁荣的趋势。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华夏民族是汉族的先民, 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 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 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了一个屹立于东方的伟大族体。今天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血缘族体, 而是一个文化族体。在这个族体中有56个民族, 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 各民族中存在着文化的差异性, 联系这个大的民族族体的核心就是文化的认同。尽管不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为各民族所认同, 中华大地、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制度为各民族认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可以这样说, 从华夏民族到中华民族的形成, 是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的。

3、文化认同是文化群体的粘合剂

一个民族一般而言是依托一种文化的。但在人类社会中,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一种文化现象却往往并不仅以一个民族为依托, 而是跨民族的。如果这种文化现象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几个民族中, 那么在这一点上几个不同的民族就有一致的认同, 具有相同文化意识及其归属感。由于共同的认同, 可以把几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特定的条件及意义下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群体。这种文化群体虽无共同的族源, 但在文化意义上却有共同的意识、利益感及文化的归属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所认同的文化现象是比较多的。如风俗、宗教、伦理、思潮、艺术等。在这其中, 宗教是最活跃、对文化群体具有较强粘合力的因素。当今世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都有着众多的信仰者。由于宗教的传播以及为人们所接受是跨越了其原有文化而形成共同的信仰与认同的, 人们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都不同程度地受信仰的约束, 乃至于融进其所认同的宗教信仰之中, 从而使分属于不同民族的人们在信仰的范畴内具有一致的认同, 由一种宗教信仰的长期融合而形成了不同民族构成的、以文化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文化群体。

除了宗教, 一些贤哲伟人的思想所导致的思潮也同样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中获得认同, 并在其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古代伟大贤哲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 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众多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广泛认同。一种文化在不同的民族中达到了一致的认同, 从而使不同的民族联系成一个以这种文化为内核心的文化群体, 这就是文化认同的凝聚力和粘合力。

民族文化认同 篇11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体育文化 文化认同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210-02

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讨论，都可以在两个维度内进行：共时性维度和历史性维度。如果以现代体育文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以这个个体为起点，同样适用于这两个维度。所谓历史性维度，顾名思义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比较与研究；所谓共时性维度，则是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中国现代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及其关系的横向研究。本文所讨论的，便是现代体育文化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面对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拓展，中国体育文化遭遇世界体育文化之时如何确立文化认同，形成良性的文化适应的横向维度。

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对于世界体育文化的包容性选择

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交通、通讯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距离空前拉近、沟通空前深入的“地球村”已然形成。正如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布劳所言：“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1]

童昭岗教授在《人文教育——体育演绎的文化》一书中指出：“体育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体育文化在满足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们的需要时， 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个性特征。”[2]中国体育文化作为亚文化的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文化整体集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于现代体育文化的适应与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应该从中国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之中汲取养分，遵循同样的逻辑。

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将经历一个从排他性冲突到认同性选择再到包容性并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即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这是一种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过程。排他性冲突阶段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政策上最为持久的时期。作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文明，排他性、封闭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气质。封建统治者沉睡在封闭的小天地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又盲目排斥任何异己的东西。中西方文化跨文化交流的排他性冲突阶段在清朝发展到最为严重的阶段，典型的历史范例就是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是封建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当然清朝的闭关锁国也有其特殊的历史合理性：直接原因是明朝中期日本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资本积累初级阶段侵略夸张。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打开封闭的清朝大门之后，中国封建统治集团大门的最后防线被打开。与此同时，自戊戌变法到洋务运动再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留样归国的学者们将西方的科学技术、文艺文化甚至是经济政治体制介绍到现代化进程落后的中国，所以，大体上自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这段时间是东西方文化跨文化交际中，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认同性选择阶段。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无论是从经济硬实力还是文化软实力方面均快速提升，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中国现代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应该是包容性的选择。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遵循同样的逻辑，所以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面对世界体育文化的正确姿态应当是一种“包容性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与世界体育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张力关系。所谓“和”，即包容性、借鉴性吸取。所谓“不同”，便是在当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价值逻辑和审美逻辑与世界体育文化的逻辑产生冲突与矛盾时，要以一个理性的姿态正视分歧，具备辨别是非的理性选择能力。切不可一副信教徒的嘴脸，摆出一副“拿来主义”的盲目认同姿态。文化自信的缺乏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盲目崇拜是时下中国文化在西方文明的强权逻辑之下非常普遍的问题。清朝末期，经历了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竞赛中中国便输在了起跑线。经历了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长期落后的状态，新文化运动先锋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进行了强力的批判，同时对西方现代文明与科学的推崇，导致了中国人自己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自卑的情节，这种自卑滋长得过于严重，自信全无。故此：在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都在逐步提高的今天，文化认同的焦虑得到缓释后的现代中国，在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问题上一种理性的、自信的“包容性选择”的姿态尤其必要。

二、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三种身份建构策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

在面对西方文化强权入侵的历史现实面前，中国现代体育文化需要以传统文化、民族、政治三种身份策略来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并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

1.传统文化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宝贵资源。从传统体育文化中汲取资源，如果没有具体的操作策略便会沦为一句无用的空话，所以，寻找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过程中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实际操作策略就显得十分重要。

举例而言，周星驰的电影《功夫足球》就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于建构体育文化精神的很好范例。电影《功夫足球》于2001年上映，影片以无厘头、戏谑的手法讲述了一群身份卑微却心怀梦想的普通人历经磨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组建了一直功夫足球队并和专业足球队员比赛的过程中屡屡制胜故事。电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功夫与足球这一体育元素巧妙结合，将体育元素巧妙的融入电影之中，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中国功夫”的认同，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国足球”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对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自己的“中国形象”。endprint

2.民族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需要发扬和突出中国体育文化不同于世界体育文化的精神特质。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多元的因素纷涌而入，“万花渐欲迷人眼”的现状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形成独立自我的文化认同增加了分岔路和阻滞，不过与此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形象建构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素材和更加广阔的空间。因此，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披沙拣金，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取世界现代体育文化的优秀元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规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作为中西方文化集合的重要组成亚文化之一的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以不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和精神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为为主，精神气质上推崇中庸融合，所以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以修身养性、强筋健骨为最终旨归。而以包涵日神文化、酒神文化等在内的希腊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则以胜负竞技为其体育精神的追求，着也使得田径、体操、球类为代表的以争胜负为特点的体育项目成为西方体育的主要项目。因此，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的时候，应该充分柔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修身养性、强筋健骨的中庸融合特质。此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当中劫富济贫、侠肝义胆的游侠精神一直被作为传奇佳话在民间故事和小说文本中代代流传。所以，在建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文化认同之时，如果能将这种富有传奇特质的侠骨柔肠充分激活并恰当发挥，必将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谱系中独树一帜。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元素用以形成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独立鲜明的自我性格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建构自我形象，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的关键。

3.政治

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政治的因素是不可回避的因素。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政治身份始终是一个国家面对别国和异己不容侵犯的神圣符号。对于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名更是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政治高于一切”不仅适用于战争年代，同样也是和平年代的隐性原则，政治纯洁性用原始不可触碰的红线，一切文化的逻辑必须为政治服务。

虽然政治与文化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相较而言，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场域范畴之内，文化与政治相比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在一个民族国家集体之中，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建构出来的。政治作为统治阶级的观念集合，通过社会舆论和语言文字建构文化支架、引导文化发展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相应的，被建构的文化则作为民族国家的软实力为政治服务。文化在与政治的交融中发挥着两个主要作用：首先，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其次，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西方国家会借助文化渗透的方式推销其价值观念，达到削弱甚至取代别国的民族文化的目的。因此，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建构自己国家的国家形象。如上文所说，现代体育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亚文化之一，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要时刻提高危机意识和建构鲜明民族国家特色的“中国体育形象”。这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寻求自为自在的发展路径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现代体育文化有朝一日得已在世界体育文化之林中建立鲜明的特色并且达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当然，以上是将文化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所提出的中国现代体育文化的建构策略。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视角，认识并充分发挥政治对文化建构的积极和支撑意义，既然文化对政治而言具有相当有效的价值，那么，政治也必将能够为中国现代体育文化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建构“中国形象”提供坚实的后盾。

唯有以上三种身份策略的有效利用才可以使中国现代体育文化在以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话语方式和优胜逻辑之外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价值符号，进而为世界体育文化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审美效果。

参考文献：

[1]马丁·阿尔布劳著，高湘泽，冯玲译.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1.

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研究 篇12

中国是一个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全国共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民族自治县(旗)。近年来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各种事件表明,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并在局部出现了国家认同削弱的趋势。

首先,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受到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和破坏。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和破坏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其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民政治认同建设,进而影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导致公民的政治认同感较低,公民政治行为理念建设的内动力不足。

再次,少数民族地区大都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分布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西北民族地区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依然存在,民族隔阂、民族矛盾时有发生,宗教问题的处理不尽如人意,人们受教育程度还不高,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稀疏、交流欠缺等。这些社会因素对西北民族地区公民政治认同的建设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二、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研究是以“民族国家”视角为切入点,认为政治认同与建立在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必须把“民族”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以此来研究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对现行政治体系的认同。如有学者认为,“政治认同和政治共同体的主要单元还是民族”,一直在“努力用普遍的认同和共同体取代众多的特殊认同和共同体”[1]。

国内学术界对涉及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去政治化”、公民意识、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间接地反映了对少数民族成员如何认同国家政治体系应坚持的主张。费孝通先生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总结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为主线阐释了中华民族合为一体,并实现相互认同的过程[2]。马戎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指出解决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路,通过人口的自然流动进程,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促使少数族群通过逐步“去政治化”来实现对国家的政治认同[3]。陈联璧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从强化公民意识入手,也就是“各民族公民享有国家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各民族公民享有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通过实现民族平等的权利来提升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可与支持[4]。王建娥提出族际政治民主化的构想,并认为其对保证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政治认同意识[5]。周平在《民族政治学导论》一书中对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概念直接予以界定,他从民族政治文化的角度指出,少数民族政治认同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特定政治单位的归属感。民族成员对某个政治单位的认同不仅表现为对该政治单位的参与,也表现为对该政治单位的义务感、责任感、支持和效忠,并形成对该政治单位深深的情感依恋[6]。

三、解决途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对各自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相统一。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建设是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根本,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之保障。

1.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认同的物质基础。

就我国民族地区而言,比较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过大;二是少数民族地区开发资源的利用权以及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的纷争。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确实体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和帮助,一要使少数民族的相关扶持政策真正得到体现,切实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国家财政加大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援助民族地区的力度,强化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职能;三要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的民族经济,支持民族地方产业、环保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四要鼓励民族地区自身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壮大民族经济[7]。

2.缩小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

要加强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必须在尊重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制度整合采取有效措施:一是提倡和鼓励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充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自由,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创新创造条件;二是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三是推动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的建设,使广大少数民族民众可以通过这些媒介了解世界,接触主流文化,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四是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宗教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应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8]。

3.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贯彻实施。

第一,构建全面实现自治权的机制。一是定期向上级政府反映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要求的机制,尤其是在上级政府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前的利益表达机制;二是开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范围内自然资源的补偿机制;三是各种财政转移支付的索取机制;四是对那些涉及国家边防、边境安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要求上级政府给予专项支持的机制。第二,构建用好自治权的机制。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来说,用好自治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获得自治权。从边疆民族自治的情况来看,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是亟待建立的:一是将已经获得的自治权的行使方式尽可能地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固定下来;二是自治地方的人大要对本级政府行使自治权以及通过自治权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监督,政府必须在每年的工作报告中专列这方面的内容。第三,强化民族自治地方的责任和义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必须落实好以下几项义务:一是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积极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坚持国家的统一,坚持反对和制止各种有损国家统一的行为;三是维护本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既要维护实行自治的民族的权利,也要维护好非自治民族的权利[9]。

4.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形成全国范围内广泛的政治认同。

一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政治机构建设。首先要完善少数民族代表的选举方法,使当选的少数民族代表不仅仅只具有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特征,更真正是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意见的代表。二是在民族工作层面,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威望,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领导作用。三是扩大政治参与,为少数民族参与政治活动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扩大政治参与,首先要提高少数民族的参与意识,加强对基层民主制度、信访和监督制度以及政务公开等制度的建设,为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提供各种平台。四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对各自民族的忠诚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相统一。少数民族政治认同建设是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根本,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之保障。

关键词：政治认同,少数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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