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共12篇）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

1 民族文化宣传是少数民族报纸的重要使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性的重要标志,民族的一切形式和表现都带有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在信息异常发达、全球化浪潮早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严峻的现实。大众传媒与民族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以笔者工作所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本民族文字报纸为例,做好民族文化报道肩负着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将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发扬光大,推动本民族的繁荣发展。

2 少数民族报纸的长与短

2.1 少数民族报纸的优势

第一、报纸更具权威性。新闻的权威性是媒体持续稳定的新闻质量在受众中形成的一种公信力。目前为止,报纸仍是传媒行业里最主要、最权威的新闻内容制造者和提供商之一,拥有大量优秀的传媒人才,可以达到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深度和精度,从而建立自己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文字网站从整个互联网行业来说应属小众,直接的消息来源有限,而且语言文字的使用、翻译存在准确性不高的现象,需要受众去从网络上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内容中筛选真实有效的信息。

第二、少数民族报纸的贴近性、地方性更强。宣传报道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报纸有先天性的优势,那就是使用本民族文字。这种民族文化血缘般的亲近感和贴近性是其他文字语言无法替代的。从传播学角度看,受众对信息的需求程度依次为:与自己相关的事、身边的事、社区的事、所处的地区及行业、全国和国际上的事。有调查发现,读者多数喜欢读的报纸是具有地域关怀特点的本地报纸。地域性强是少数民族报纸的一大特点,这种内容实用、贴近生活的报纸能够迎合读者的需求,当它们来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宣传报道的时候,对于本地的读者而言更有说服力。

第三、由于报纸的特殊的材质及规格,相对于电视、广播等其他媒体,报纸具有较好的保存性,而且易折易放,携带十分方便。虽然互联网拥有海量的信息,在检索方面更有优势,但用户通过搜索得来的信息更加碎片化,要想准确找到符合目标需求的有效信息比较困难。此外,利用新的媒体渠道,传统报业通过网络报纸的形式,整合了大量信息内容,对读者而言有较高的重复阅读率。

2.2 少数民族报纸的劣势

网络媒体的异军突起极大冲击了报纸的生存空间,读者不断分流到其他介质的媒体中去,报刊业的发展逐步走向低谷,2015年上半年,报纸行业广告下跌30%以上,出现了近年来的新低。少数民族报纸作为一个小众的存在形式,在同新媒体争夺用户的过程当中,资金水平、经营能力和人才力量等都有所欠缺,面临着更大的困难。此外,使用少数民族文字办报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强调了民族的亲近感,更容易培养忠实受众,但这也将报纸的读者限制在了只懂得和习惯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人群当中,加之我国不少民族地区还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欠发达地区人员文化水平不高,客观条件的不足限制了报纸的读者人群,使得生活在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同胞很少有机会接触民族报纸。

3 如何加强民族文化宣传报道的效果

3.1 民族文化报道要以内容制胜

笔者认为,对于受众来说,好内容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尤其考虑到报纸本身的特点优势和阅读人群需求,做好内容还是报纸的第一选择。要做出好的民族文化宣传内容,首先应注意报道的选题,要更多地选取能够突出本民族特色的内容,要选取好报道的角度和深度,多层次多侧面反映本民族的特色,从民族内涵上下功夫,发觉和提炼出最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事实。其次要做有贴近性的报道,一是要将报道与时代相结合,时代特色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作为时代发展的一部分,要将民族性和时代感统一起来并融合为一体,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报道才是优秀之作。

3.2 搭建融媒体平台

在新兴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所有传统媒体都在思考如何实现多种媒体载体的深度融合。一次采集,多媒体渠道生成产品的方式听来诱人,也使得多种工具传播成为可能,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笔者认为要冷静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集中力量构建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资源聚合平台和传播平台。首先是上文曾经提到的电子报纸或网络报纸,这种媒介形式不仅实现了纸媒的二次传播,还可以融图画、文字以及音视频为一体,并能够无限扩大信息量,拓展了报业的内涵外延,当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逐步建立起少数民族文化素材库。此外,要充分利用移动媒体的优势,使“两微”成为推广民族文化宣传的有利途径。

3.3 培养一支高素质新闻队伍

一切脱离开主体人来讨论的方法和途径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培养出一支业务素质水平过硬的少数民族新闻队伍,才是少数民族报纸做好民族宣传的根本。其一,少数民族报纸及其他类型媒体都亟需真正具备专业素质的新闻人。少数民族的新闻事业,对于从业者的本民族语言和汉语造诣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导致部分民族语言的从业者更侧重于双语人才,对其本身的学科背景有一定程度上的忽略。行业内对于懂语言、有专业背景的人才需求十分迫切。其二,新媒体环境下,我们更需要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从事民族宣传工作,既要有对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也要适应新时期的传媒环境,能够用全媒体观念来指导实践,推动纸媒的媒体融合步伐,为未来少数民族报纸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摘要：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性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文字报纸作为一个特定的报刊种类,担负着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在本文中,笔者将视线聚焦于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报纸如何做好民族文化宣传的问题,通过对现实情况以及少数民族报纸的自身属性等方面的分析,从内容报道、宣传渠道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报纸,内容,受众,新媒体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2

关键词：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而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色。文化多样化与语言多样化，与生物物种多样化一样，是人类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差异，才会有比较、有鉴别、有借鉴、有发展。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现语言趋同的趋势和少数民族语言被同化的现象，强势文化遍布各个角落，而弱势文化则越来越无立足之地，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已经大面积地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这就使得对民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抢救和保护显得刻不容缓。

语言和文化是不可以分割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首先依赖于语言的多样性，因此维护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维护语言的多样性。

一、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民族语言包括书面语言（文字）和口头语言，它们是民族独特文化的表现形式，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意识、生产方式等，都要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来提炼、记录和整理。如果没有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也就失去了记载，储存和流传的物质条件。如：故事、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唱词、谜语、戏剧等各类民族文学艺术作品都要依靠民族语言来表现，其中积存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历史。因此可以说，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载体与根基，是民族历史、文化、习俗的活化石和见证。

二、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

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反映出特定的文化现象，揭示该民族文化的内容。只有懂得民族语言才能正确认识这个民族以及由语言反映出来的该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特点等文化特征。同时很多民族文化的内容，只能通过本民族语言才能表达和传达，也只有本民族语言才能准确记录。如果不懂得民族语言，而用汉字注音的方式进行记录，结果根本无法还原，也不可能准确，毫无价值。因此，做好民族语言教育工作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受教育者是本民族语言的传承者，他们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前途。只有做好民族语言的教育工作，让民族文化以书面的形式进入课堂，才能让学生系统地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发展、生产生活方式、民间文化艺术等人文知识，使学生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完整的思维链条。可以说，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过程也是习得民族文化的过程，学一门语言是学一种文化，教一门语言也是教一种文化。民族语言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教育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独特的文化。

三、加强民族语言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则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转变观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民族语言教育的具体实施，关键在于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领导和统筹，没有相关政策的保障，是无法实现的。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充分尊重他们的文化，帮助他们保护、发展自己文化与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水平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政府首先要转变教育观念，充分认识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充分认识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从思想上重视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其次，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一些能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承和发展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政策与法规，加大民族语言、文化的教育投资力度，从各项政策、措施、财力上倾斜照顾。

（二）不断提高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汉语文是较先进的语文，是我国的通用文字，毫无疑问，各民族都应该学习好汉语文。但在民族地区，考虑当地的语言环境，充分尊重多数群众的意愿，一定要重视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和教育，即使在汉语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也绝不能以汉语文代替民族语文。

学校可以通过对民族语言的教授、各种选修课程的设置、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让民族语言和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得以展现，激发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情感，树立对本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这是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根本动力。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建设一支素质优良、双语兼通、热爱本民族语言教育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民族语言教育质量的关键。为此，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的继续教育，加大教师培训经费的投入，为教师创造培训的机会，使教师能够更多地接触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信息，从而使教师队伍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总之，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宝库的伟大财富，无论失去哪一种文化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要重视和加强民族语言教育，培养出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合格人才，才能使灿烂多姿的民族传统文化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3

关键词：乡村旅游；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098-05

一、遥远的少数民族乡村

对于古代的文人墨客、时下的城里人，乡村景观应该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乡村的生活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步入乡村映入眼帘的应该是“原生态的歌声、原始的舞蹈、古风犹存的衣服头饰、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和延绵千年的生活方式……”

千百年来，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艺术的对象而得以呈现，并以文字的形式得以流传，是以艺术化的乡村形态存在，是异于乡村人生活和自我感受的那个空间。韦勒克和沃伦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1]“乡村世界”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一个与经验世界所不同的想像世界。

随着西学传入我国，乡村逐渐从一个艺术化的概念向一个理性化的概念转变。乡村亦更加“遥远”的，并开始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与城市相异的地方，而是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地方；乡村以及乡村的人、物成为了落后的、传统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在启蒙话语下乡村成为了封建的、需要被破坏、改造与消灭的对象。乡村、乡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乡村与乡民开始披上了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历史发展阶段上均落后于城市、城里人的“话语”外套；至此，理性、科学的话语形象取代了艺术性的乡村话语形象。站在远方的建构者成功地实施了建构，这个过程却使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更加遥远的他乡。这种想像心态、对乡村的回忆与认知进程深深地影响了当下少数民族乡村的文化进程、生活方式与旅游开发。

费孝通先生曾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如今少数民族乡村似乎比中东部的汉族乡村要更名副其实，少数民族乡村更具“土气”和历史的味道。“当外面的人们以一种猎奇的心理和看野蛮和蒙昧的不良居心来我们这片圣地‘观光’时，我们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是的，我们需要外面的世界了解我们……我们拒绝他们用异样的目光和居高临下的俯视来‘同情’和‘施舍’”[3]。当下不容忽视的是，城里人到少数民族村寨去旅游，多怀拽着“猎奇”的心态去看新鲜和土气，看与城里的生活、中东部的生活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也是当下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热的重要原因。

2011年7月笔者一行在贵州镇山村、偏颇乡、西江苗寨、郎德上寨、肇兴村、堂安寨、岜沙村等7个旅游村寨开展以“乡村旅游与社区发展”为主题的社会调查，历时半个月，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1039份，访谈137个。此7地均属贵州民族旅游开发较早或较为成熟的乡村，特别是郎德与肇兴，均在20世纪末开始民族乡村旅游开发，其中郎德、西江也是贵州较为著名的少數民族乡村旅游景点。如今旅游业成为了这几个乡村的主要新兴行业，旅游收入成为了大部分村寨的主要收入来源，现代旅游事业也给以上7地外貌和村民的生活方式、文化表现形式等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2011年1-6月，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接待游客达74.73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57亿元，成为雷山旅游业发展的龙头；郎德上寨被称为“中国民间歌舞艺术之乡”“全国百座露天博物馆”和“芦笙之乡”，郎德上寨古建筑群被列为我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点之一；肇兴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主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国最美六大古镇古村之一，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这些村寨近几年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旅游者到此来观赏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也保留与创造了很多传统景观，即少数民族旅游管理与开发部门也主动迎合这种“被想像”的心态，主动地刻写“土气”和“与众不同”，以迎合城里人对其民族和生活方式的想像。正是这种想像与刻写双重作用下少数民族及其乡村的呈现方式再次发生了改变。

三、想像与刻写的互生

在调查期间，笔者发现，以上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在向外界或城里人展示其传统的民族性的生活部分，主要是服饰、舞蹈、房屋建筑等可视层面。村民们在主动保留或尝试着放弃他们的可视性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存在着旅游开发与管理部门为了显示其民族特色，特别是城里人对其民族与众不同之处的“想像”与回忆，要求或强迫村民们保留或展示其民族特色和与众不同之处。

“我们所有的人相互认识的方式，是通过让对方描述，通过作描述，通过相信或不相信有关对方过去和身分的故事”[4]18。由于我们国家积极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宣传，55个少数民族的确认另一种意义上就是认可与尊重了其他异于汉族和汉族生活的另外55个民族生活特色。民族乡村旅游就是通过去感知他们的历史而实地欣赏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特色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城里人对异乡他族过去和身份的想像与传统记忆的体验。然而正如康纳顿所言：“回忆被当成文化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回忆；反过来，这种传统也容易被想成是某种刻写的东西。”[4]5在当下的少数民族乡村旅游过程中，就出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生活方式被刻写的梦魇。以下将通过民族服装、头饰、由传统的吊脚楼到半木楼半楼房、吹芦笙等可视性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来探讨想像与刻写的问题。

衣服、头饰似乎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重要的可视性区别之一，传统的衣服、头饰是少数民族身份的重要表征。然而，城里人希望看到传统的衣服、头饰时，少数民族村民却开始将之放弃。芭沙苗人以“最后一个持枪部落”和“镰刀剃头”，现代发型无疑会对城里人对这两种“想像的传统记忆”造成巨大冲击。在衣服方面，年轻村民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现代服装而不是民族服装，比如布依族的B说道：“我们家都是穿汉族的衣服，以前穿那个衣服（布依族服饰）很麻烦，要包那个头嘛，这个很麻烦，就不穿了，穿汉服。”不仅是头饰影响了衣服着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衣服要做很久的，一年就这个时候（夏季）做衣服，农历六月份开始。有种植物泡在水里，这时候天气很热，放点米酒，水就变成蓝色了，把自己织的布泡到染料里，过些天取出来晒干，完了后还得弄好多其他的，这段时间手都是蓝色的，都是染料染的，做一套衣服一般的2个多月。由于是土方法染的，天热了，这种衣服穿着很不好，一出门衣服上的颜色都跟着汗掉，身上也沾着蓝色”。民族服装制作程序复杂，更致命的是热天穿着掉色，相比之下，现代服装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如今西江、岜沙等地的旅游开发部门与村委会只能鼓励村民们穿民族服装、保留头饰，除了老年人在延续以往的生活样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明显了告别了民族服装与头饰，告别了城里人对其的想像。

nlc202309021138

另一方面，城里人的想像是有时空限制的，对服装与头饰的想像局限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由于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村民进入城市，为了避免城里人的异样眼光和对其“传统=野蛮”的想像，少数民族村民们也主动放弃了民族服装与头饰。岜沙的A说道：“像我们出去打工的人就没有留那种头饰了，留那种笑都要被笑死的，人家就会说怎么留这种头发呢？像我的崽在学校也不好留这种头饰，同学们笑他，觉得土，像野孩子。”

外地人对传统建筑的想像也造成了旅游管理局对村民的生活进行了想像化的刻写。这方面西江与郎德上寨进行得最为明显，西江的D说：“我们这边搞了田园风光建设，就是为了让城里来的人看，但我们这里一点好处、收入都没有，从2009年（开始）县里规定不准起新房子。我们这边田地都要留着，自己家的田都不让自己起房子。现在人多了，老房子根本住不了，有的人家儿子结婚了，因为没有地建新房子，全部都挤在一个房子里，根本没有土地建房子。搞得现在村里有2户在隔壁村买的土地，没有办法啦，这边根本不让起房子。”“我们自己家的老房子根本住不得人了，我前些年建了一栋楼房，现在非要我在外面包一层木板，要多花几千块，还要油一层油漆”。“现在的房子是政府强制刷成黑的，不过下面还是有2家就是不刷，因为他们上面有人，村里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一般人老百姓哪敢啊，让刷还不是就刷了”。为了鼓励村民们居住传统木房子，西江旅游管理局还专门制定了每年根据木房子的历史年代进行一次旅游收入分红的办法，但也同样因为村民新建房屋而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村民E更是一语道出了城里人的想像和刻写与村民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冲突之处。E说：“我们村建房子都喜欢新露露（当地方言，意为新的）的，不喜欢黑溜溜的、旧的，但是你们游客看的时刻喜欢看旧的，住的时候又喜欢新的，要设备高档的，没有人喜欢住旧的。”城里人不仅想像着旧的、传统的建筑，更想像着少数民族应该是居住在这旧的、传统的吊脚楼里面，不仅是高楼大厦应该是城里的景观，连砖制板房也都应该在非民族地区看到。这种想像与刻写无疑就把少数民族定格到非现代景观之中去了，少数民族仍然被建构到传统、土气的格局之中，定格在想像之中的过去。

芦笙节是苗族、侗族等民族的重要节日，吹芦笙是村民们的重要娱乐方式。虽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4]5，然而，历史的重构也往往不依赖社会记忆。“以前播种子不能吹芦笙，就是过年、过芦笙节的时候才能吹，我们村（郎德上寨）是首先打破这个习惯的，有20多年了。因为游客不分时候的来，他们来了我们就要吹芦笙、敲大鼓。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闹得很凶，好多人到我家来找我公公（时任村支书），说‘如果今年我的庄稼收不好，就找你’，公公没办法，找老人开了几天会，决定试一下，继续吹。上面领导来看，承诺说今年收成不好，就由上面承包的欠收的部分。后來发现稻谷长得还好，收成时也没问题，那年收成特别好，老百姓发现没有事情，以后就不管这个了，芦笙只要有客人来就可以吹，现在吹芦笙成为了迎宾礼的亮点”。本来在苗族和侗族的传统习惯里，只能在过年和芦笙节时吹芦笙，但由于芦笙是这些民族的特色，为了迎合城里人对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完整想像，芦笙最终随时随地都可以吹奏。如同打糍粑一样，本来在苗族习俗中，打糍粑只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打一次，若在西江违反这个规定是要受到民约“四个一百二”（即罚120斤米，120米酒，120斤菜，120肉）的惩罚，现在搞旅游了，就什么时候都能打了”。如今的城里人来到西江，以为吹芦笙和打糍粑是这些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其实这个想像却并没有历史基础。

“一个村子非正式地为自己建构起一段绵延的社区史：在这个历史中，每个人都在描绘，每个人都在被描绘，描绘的行为从不中断。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给自我表现留下什么余地，因为个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记忆与共”[4]14。民族乡村的个人分享了自己民族和乡村的历史与文化，成为了历史的天然描绘者，但由于超越于历史的想像与刻写，个人的日常生活均被重新描绘，民族及乡村的历史与传统跃出了历史和生活的边界、古与今的范围，这段民族及乡村的历史不是在绵延中传承，而是在转折中断裂与剧变。

四、文化的原真性与想像

“原真性”（Authenticity）一词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原初的”（original）涵义，原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性。在英文辞书的释义中，“authen-ticity”有“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英国文化遗产专家DavidLowenthal认为，“Authenticity”表示与“虚伪”（false）相对应的“真正”（true），与“伪造”（fake）相对应的“真实”（real），与“复制”（copy）相对应的表示“原作”（original），与“欺骗”（corrupt）相对应的“诚实”（honest），与“世俗”（profane）相对应的“神圣”（sacred）[5]。在当下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中，城里人往往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就等于其特色和与众不同，不同于现代都市生活和汉族农村生活之处，这是一种内含着不自觉的想像性的原真性。

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这样描写一位当代旅游者一次典型的日本远足，“那是一次十足的符号旅行，筷子——鞠躬——弹球戏——车站——汤水与薄片——没有中心的菜肴……”[6]，旅游者们就是在这些的符号系列中漂流，并且满足于享受这些异质符号并陶醉其中，贵州的民族旅游也无不是在侗族鼓楼、芦笙、苗银、苗绣、吊脚楼中流转。“旅游者关注传统，为过去的文明遗迹所吸引，并不是要完全重复过去的故事，或是认真地想了解遗迹背后的真实内涵，他们对于传统的兴味大多在于它们给当代生活提供了饶有趣味的‘新’符号，依此可与现代文化符号相参照”[7]。如此的旅行过程通常是一种把想像、分类付诸于少数民族或不同地区的实践，同时亦是欣赏少数民族自在的或旅游开发部门有意刻写的种种可视性异文化表征的过程。

nlc202309021138

如今的芦笙节、迎宾礼、苗绣、吊脚楼等可视性形式都已然不同于半个世纪前的样式，甚至还出现了多个民族互借传统的情况，当下城里人看到的传统是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民族传统，是强行分类后的地方传统。这些传统民族服装、头饰、乐器、娱乐形式等普遍成了城里人的“拍照”“欣赏”的文化表像，甚至将少数民族村民们禁锢在国家边陲，并被付诸“世外桃源”的想像，似乎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传统定格在原真性之中。旅游开发的推进，这些原本处于现代文化边陲的少数民族文化加强了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少数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们开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习或使用现代生活方式，但原真性的想像、传统与现代的分类却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他们与现代文化的交流和自身全面的发展。

然而，出于传统文化的保护、民族旅游开发、文化殖民主义、艺术审美等原因的考虑，当下的一些人类学者、旅游者、民族旅游开发部门等群体更是普遍站在“保持传统民族文化原真性”的立场上，特别是“知识”与“权力”结合而产生的学者话语，更使“原真性”问题蒙上了一层道德正义，民族发展、生活形式变迁等反而增添了非道德的意味。

五、文化变迁中的“好古厚今”

社会发展与变迁本是常态，然而当下少数民族旅游却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即来自社会飞快变迁的城里人回忆、想像另一个遥远的静态、原真之乡，并希望描绘与观赏一个“落后、传统”的历史化现状。

在此，我们并不否认旅游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留与传承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人类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的，是一个进程，而非一个恒定的结果与结构，恒常状态的文化变迁是一个辩证过程。“一方面变迁中必然有某种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否则就是文化的断裂或消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连续中必然产生变迁，否则这种文化也由于无法应付环境的挑战而窒息了自身的生命力”[8]。

如今，由于伴随着城里人对少数民族传统及其生活、文化的想像而兴起的民族旅游热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旅游开发与管理部门，甚至是村委会和部分经济能人，主动地固化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或者有意地改变日常生活习惯而创造文化形式，导致了民族文化的一种向“原真”回归的刻写状态。这种刻写化的文明传统，一方面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进程，另一发面也改变了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互动，窒息了少数民族人民对更舒适、方便生活形式的追求。通过城里人、旅游开发管理部门、部分乡村能人的共谋而产生一种文化进程中的“博物馆情结”。此情结由于“过分好古”而或主动或被动的抛弃“今天”，抛弃现代文明，以致忽略了文化发展变迁的恒常状态，忽略的人的真正发展和进步，忘却了文明的发展也有一个相对的标准和常态，从而使少数民族成为生活在异度时空中的“被观赏者”。

费孝通面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变迁，他想到“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過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9]21。我们对社会变迁不能割裂的对待，走到了“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两者的极端，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好古厚今”，既要尊重传统文化对身份认同、生活延续与民族生存的核心意义，也要考虑到当下民族融合、文化传播与涵化的宏大社会背景，同时也要尊重文化变迁的常态和趋势，而不是依托想像与强力擅自改变其变迁之路，在文明进程普遍加快的现代化背景下而要求少数民族文明向原真性回归。

一些人类学者、旅游者偏好于传统社会、民族地区，然而也不可一味沉溺于传统的价值的想像和原真性的追求之中，特别是对其研究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的想像而忽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不可假定经验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从而“让历史变得毫无意义，使情感成为理智的影子，用我们所有人内在的‘野性思维’，取代了特定的丛林中特定的野蛮人所特有的思维”[10]。当下要在“好古”的同时，也要“厚今”，尊重当下的文化变迁之态和社会文化现状，不能一味站在“遥远的少数民族”去想像并刻写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将其归类于现代之外。要积极地如费孝通先生当年希望“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以及在使一切文明之间真正的合作上分担他那沉重的负担”[9]1，分担着“文化自觉”的重担，尊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变迁趋势，而非将少数民族一味的定格在“想像式的异邦”，尊重民族的文化变迁和民族的发展，学者如此，旅游者、旅游开发部门亦当如此。

参考文献：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75.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3]杨建忠.给外人一个完整的苗族形象[EB/OL].[2011-04-28].http：//www.3miao.net/8248/viewspace-43506.html.

[4]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DavidLowenthal，Authenticity：RockofFaithorQuicksandQuagmire，TheGettyConservationInstitute，http：//www.getty.edu.

[6]罗兰·巴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58.

[7]蒋原伦.传统的界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9.

[8]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353.

[9]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08.

[责任编辑：吴平]

民族学校与民族文化的传承 篇4

1. 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内容未添加到学校课程中。

“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 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课程设置对学校教学非常重要, 学校教育的文化传承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

目前我国各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 反映主流文化的国家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为88%~90%, 而主要反映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知识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为10%~12%。[2]在现实的学校教学当中,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 比如学校的硬件设施、教师的知识构成、面临的升学压力等致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很多学校都没有开设反映民族文化的地方知识课程。在中学阶段, 特别是高中阶段, 学校尽量压缩非高考科目的教学时间, 甚至将会考科目都压缩到极少的课时, 至于民族课程、地方文化课程更是形同虚设。

在一些相对发达的民族地区, 由于升学压力相对较小, 有些学校会开设部分民族文化课程, 但是很少按照新课程标准进行。少数民族文化课程更多的是被考试课程所取代, 主要放在选修课中来完成。所以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课程的特征, 但不能完成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需要。

2. 课外活动内容单一, 未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创造条件、搭建舞台。

把学生放在广阔的背景下实施素质教育,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蓬勃向上的课外活动, 使各类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领域, 在快乐成长中全面提高素质。通过丰富的民族文化传承实践和课外活动来完成文化传承内容, 这是许多教育者的共同愿望。将文化传承的两种方式 (直接方式、间接方式) 相结合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在很多民族学校的实践活动中, 更多提倡的是和现实生活接轨的课外活动内容, 忽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内容。如很多民族中学会定期举办艺术节、电影节、文化节、体育节等校园系列文化活动, 但在活动里面, 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体育节时会开展篮球赛、足球赛, 但不会开展一些特色的少数民族运动项目;文化节会组织管乐团表演, 但很多学校却从根本上放弃了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内容, 民族音乐、民族歌曲根本没有纳入活动内容之中。过多地强调强势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被同化的风险。

3. 长效的民族文化传承机制尚未确立。

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指文化运作的内在规律和方式。每个民族在其产生之后都会自发地产生传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教育形式, 有的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 有的是和风俗习惯联系在一起。这些传承方式都是源于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实际, 符合本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 属于最初的、原生态的传承机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行, 教育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开始从生产生活中分离出来, 学校教育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当前, 所有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交到学校教育当中。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建立民族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 很多民族中学都在开发民族文化校本教材或者依托学校大型活动或常规活动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这些活动开展之初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重视, 教师和学生也报以极大的热情。然而, 从现实状况来看, 这些文化教育活动的延续与发展不容乐观, 许多学校现在已放弃使用民族文化的校本教材, 各种民族传统文化活动也被忽略, 主要原因在于考试升学的压力。民族传统文化游离于学校体系之外, 虽然学校管理者和大部分教师对学校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表示赞同, 但观念上的认同不等于实践中遵循这样的价值取向。与管理者和教师“热情支持”相反的是, 在实际教育活动中, 民族传统文化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学校所开展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多“昙花一现”, 学校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这些活动长期有效地实施。

4. 忽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师资培训。

教师的专业化大概可以划分为职前、实习、职中三个不同的阶段。就职前培训而言, 目前民族中学的教师主要由民族院校或者综合大学的民族班来完成。从各个学校的培训课程设置来看, 普遍重视各个具体学科的教学, 而体现民族文化类的课程几乎没有, 根本不存在系列课程。同时, 无论师范大学还是综合大学里的教育学院, 都处在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 教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缺乏了解, 培训的内容稍显理论性过强, 不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实际。因此, 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职前培训就无法得到时间上和质量上的保证。

就职中培训而言, 主要是由各个地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来完成。无论在民族聚集区还是散居区, 少数民族学校在当地的学校总数中都是少数。教师进修学校在指定教学培训计划时, 很少会将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放入培训内容之中。在加之各种考试评比的压力, 致使民族中学的教师无法准确掌握和了解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知识和教育方法。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职后培训是否能搞好是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环节。现实当中, 此环节迫切需要加强。

二、民族学校促进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1. 立足本校实际, 加强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开发。

地方课程是不同地方根据特定地域或社区社会发展及其对学生发展的特殊要求, 以及特定的课程资源设计的课程。[3]校本课程则是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而言的课程形式, 是学校自主决定的课程计划或方案。我国的教育政策规定:少数民族地区课程设置是国家课程+民族语言课程。政策规定的重点在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的学习, 以学习民族文字和民族语言作为载体来传承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民族地区教学实际的不断变化, 这种模式也需要加以改变。需要将民族文化的课程加入课程设置当中, 应该在语言课程之外增加民族文化课程的比例, 进而形成新的课程模式:国家课程+民族地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通过这种模式的改变, 将课程扩展到整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范围之内, 包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艺术、生产生活、科学、民风习俗等。[4]通过构建多元的民族特色的地方、校本课程体系 (如选修课、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等) 使得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加入到教学当中, 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活动的承载, 调动一切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 校本课程的开发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工程, 它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科研部门及教师在内的多种人员的参与, 同时还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 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完善。

2.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民族学校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场所。既存在着优秀的外来文化, 同事也有社会主体文化, 另一方面还存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如前所述, 主要反映主流文化的国家课程在总课程中所占的比例为88%~90%, 而主要反映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文化知识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在总课程的比例仅为10%~12%。[5]因此,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仅仅靠学校教育难以完成的, 必须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结合起来, 比如一些家传技艺、民族歌曲、民族舞蹈等。学校若是必要也可讲学生家长邀请入课堂之中, 是学生和家庭成员形成良性的互动, 发挥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 在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 民族学校还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组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去民族博物馆, 让学生参与民族文化的讲座等。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同时也可以使学校教育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促进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强化了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 提升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水平。

3. 培养创新意识, 增强学生传承的主动性。

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不是消极、被动等待的结果, 需要文化主体积极主动地加以完善、创新, 增强文化本身的现代性和适应性, 只有如此少数民族文化才能愈久弥新, 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和认可。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民族文化传承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化与主体的有机结合, 是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是对人的教育和再教育”[6], “文化传承不是简单的文化元素传递, 而是按照文化适应的规律和要求作有机的排列组合, 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作必要的文化要素积累。”[7]因此必须提升文化主题对该民族文化的创造更新能力。学校作为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重要场所, 对人的思维形成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作为民族教育, 一定要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创新精神, 使其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好奇和信心, 热爱本民族文化, 只有将传承民族文化作为内心的潜在需求时,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才具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和源泉。

4. 加强民族中学的师资培训。

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教育报告———教师和变革世界中的教学工作》中指出:“大多数国家的师范教育虽然仍把重点放在教师的前期培养上, 教师的在职培训或进修在最近30年显得日益重要。某些国家在使用‘继续教育’一词。人们逐渐认识到, 教学同其他职业一样, 是一种‘学习’的职业, 从业者在职业生涯中自始至终都要有机会定期更新和补充他们的知识、技巧和能力。”[8]因此, 教师的在职培训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教师专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师培训机构与民族学校相互脱节。前者不了解民族教育的基层情况, 所提出的理论多为意识流的堆积;后者埋头于具体教育教学工作, 无暇对已有的教学经验和成绩加以梳理和总结, 因此迫切需要民族教育的理论作为指导。针对这种情况, 应该加强两者的沟通和合作, 理论工作者到田野了解情况, 民族教师从对方获得理论指导, 引入多元文化教育观念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摘要：多年来, 民族文化的传承大多依赖于民族群体自发的教育活动, 例如民族节日、民族习俗、民族宗教活动等。这种原生态的、内生的教育活动在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使少数民族儿童适应了本地区的文化生活, 同时也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传承。但是,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 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今天, 在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之下,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只依靠少数民族自发地传承活动是不够的, 同时还需要专门化的学校教育来完成。当前, 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民族学校是少数民族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本文主要探讨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学校教育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学校,民族文化,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哈经雄, 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236.

[2][4][5]王鉴.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开发研究[J].教育研究, 2006, (4) .

[3]宝乐日.地方课程——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载体[J].民族教育研究, 2006, (2) .

[6][7]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沦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19-20

网络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 篇5

据最新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有120余种，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而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日益发达的社会，目前进入电脑的少数民族文字，仅有蒙古王、满文、锡伯文、藏文、彝文、德宏傣文、西双版纳傣文、傈僳文八种。这样的局面不禁让人感到有些伤感与惆怅。

总所周知，汉语是我国网络的主流语言。各大网站的网页文字都是汉语中文、各大输入法也是以中文为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如何让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也能搭上这个时代的便车与时俱进？是一个摆在我们国家广大少数民族人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年前，曾进入过百度的苗族贴吧，置顶的帖子就是“《苗汉汉苗电子词典》3.0发布，欢迎下载试用”，该词典是由“三人帮”潘文敏、龙兴中和陶永标开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广大苗族同胞的认可，他们也纷纷投入到了词库的电子化整理工作中，最终该词典能得以成功问世。语言，如果没有文字作为载体，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面对苗语空间被不断打压，苗语新文字无法传播的困境，编写的’苗-汉’对译字典就成为继承、发展和推广苗语的大好工具。此外，在苗族贴吧里，还有不少帖子是关于介绍苗语、苗文的，我觉得这也是宣传本民族文化的途径之一，其他少数民族也可以效仿借鉴。

此外，我觉得还可以创建一个网站，专门在上面放一些少数民族的视频和音乐。我们都知道，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拥有本民族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而独特的音乐。我们可以通过DV技术，将人们经常传唱的歌曲录制下来，还可以将其对唱情歌的场景拍成MV，与音乐更好地相结合，既给人们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又能提供视觉上的盛宴。把这些上传到网上，供网民收听下载，实现资源的共享。其次，我们可以运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将人民大众喜爱的电视剧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这样就能在平时的耳濡目染下，不断加深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认识。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脑排版技术，发行与出版关于介绍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刊物。毕竟在这样一个网络化的时代，要学会利用网络资源，让本民族的文化走出去，最大程度地实现双方共赢的目的。

我们也不要扯太远，就来举下身边的例子。因为大学在云南，所以能接触到很多少数民族的同学，问他们会不会说本民族的语言，会不会写本民族的文字，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失望的。就会觉得，他们把根都给丢了，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想说作为新时代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他们有着敏捷的思维、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储备，就应该承担起重振本民族语言文字的重任，要学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独到的视角和深厚的民族情怀，在这个发达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如何来弘扬本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6

关键词：游牧文化；北朝诗人；诗歌特征；民族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24-03

提到南北朝诗歌，长期以来，北朝诗歌远不如南朝诗歌为大众所重视。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评论北朝诗歌“专求怪说，争发大言”，“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已可看出对北朝诗歌的贬损之意。但事实上，相较于南朝诗歌的婉约柔美，北朝诗歌的质朴刚健更能体现北方地域民族特色。由于北方刚刚脱离部落游牧状态，少数民族聚集交融，各个民族的文化由互相对抗转为吸收融合，必然会产生一些激情的碰撞与火花的摩擦。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北方诗人平实、刚健的性格特征，深深蕴含在其诗歌作品里，使得北方诗歌的情感饱满质朴。

一、北朝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背景

（一）北地三才及庾信、王褒

1.北地三才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可以说为唐朝诗歌的繁盛打下了坚实基础，北方诗歌的雄浑刚健与南方诗歌的婉约柔美一起交织出南北朝诗歌的动人篇幅。提到北朝诗人，最为著名的便是“北地三才”——温子昇、邢邵、魏收。他们作为北朝正统的诗文作家，犹如灿烂繁星一般点亮了北朝诗歌的天空。虽然其创作水平有限，也不及南朝诗人专业，但是他们在努力模仿南朝诗文创作的基础上，迈开了北朝文学复苏的第一步，也标志着南北朝文学开始进行交融。

2.庾信及王褒

作为由南入北的诗人代表，庾信可以说是蔚然大家，杜甫称赞其“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其在梁时所作基本都是唱和之作，入北以后的诗作才更贴近真实意愿，多抒发其怀念故土的悲凉之感。如《卧疾穷愁诗》：“危虑风霜积，穷愁岁月侵。留蛇常疾首，映弩屡惊心。稚川求药录，君平问卜林。野老时相访，山僧或见寻。有菊翻无酒，无弦则有琴。讵知长抱膝，独为梁父吟。”表面写的是闲适的生活，实际上字里行间反映出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是一种忧患的闲适，从某种意义上说，表面上闲适的快乐生活，具有一种超越忧患的存在价值，体现一种文化哲学上的精神归属意义。

王褒也是由南入北的诗人，从安逸闲适的南朝生活，转向热情奔腾的北方豪迈生活，其诗风也发生了变化。到北方后，其诗作多抒发羁旅之情，隐逸思想不如庾信那么强烈，因而诗风大多雄健。如《渡河北》中提到“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心灰意懒、怅然若失的情状，同时有凸显苍劲悲凉的格调，表现出北方诗歌的特点。

（二）刚健质朴的诗歌风格

1.受民族大环境影响

从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时代发展及社会变革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作者的创作情绪，进而影响作品的内质。具体到北朝诗人的艺术创作，就表现为北朝诗歌虽然数量不如南朝多，但是内容却更加丰富。例如山水诗和爱情诗就是其中两类比较突出的诗作。经过民族大融合的北朝时代，具有明显的民族交融特征，诗人善于吸收不同民族之长，在社会转型的滚滚洪流中创作的诗歌偏向雄浑刚健的特征，凸显出北方少数民族的热烈及奔放的性格特征。

2.受地域因素影响

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不断变迁的领地范围。从平城到洛阳的迁移，是诗人们向中原腹地的迁徙，虽然地理位置加以改变，但是北地民族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民族个性仍然完整的保存下来，并表现在他们的诗作当中，这就是雄浑豪迈的诗作风格。

再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强烈的自由气息，及成为统治者后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尊及自信心，使得北方诗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中具有足够的底气，写出的作品自然韵味十足，刚健有力。

二、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环境及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一）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环境

所谓的北朝，一般指十六国灭亡以后在北方中国依次成立的魏朝、齐朝、周朝，北方各族建立了多个政权，如鲜卑族的九个政权：辽西、代、宇文、前燕、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匈奴族的三个政权：前赵、北凉、夏，其中最先开始的是鲜卑拓跋士所建立的北魏。从历史角度来说，北朝结束了我国从八王之乱起将近一百五十年的中原混战的局面。后世的隋朝与唐朝都是继承了北朝基业，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壮大。各个民族之间长期纷扰及战争，使得北方人民长期处于受战争纷扰的局面。

社会的分裂及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反应在精神层面，则很深刻的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形式及内容。北方诗人长期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意识、学风、文风都受到很大影响。

（二）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纵观整个北朝诗坛，诗歌中心的形成主要与诗人的活动区域有关，而与诗人的籍贯并无太大关联，因而主要有洛阳、晋阳及长安三个诗歌中心。太武帝灭凉后，将凉州的诗人迁往平城，而献文帝夺齐后，将南齐的诗人也迁入平城。经过这几次的诗人转移，加上各地的征兆，原本分散的诗人群体在代北聚拢，如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等等，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进行诗歌唱和活动。北魏分裂以后，洛阳成为废都，几乎所有的洛阳诗人北迁至晋阳、邺城或者加官进爵，北朝诗坛的第一个高潮就在此时出现，前文提到的“北地三才”就是在这一时期成长及活跃起来的。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诗人地域前后有所迁移，但是他们骨子里的北地民族强烈的豪壮精神及民族个性一直深刻印在其骨血里未曾淡去，这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诗人们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豪气精神，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始终有充分的民族自尊心及自信心。此时的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普遍比较率真和直白，不矫揉造作。而在后期，诗歌受到民族融合进程的影响，之前的刚健雄浑及朴素原始的诗风开始淡化，出现了如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昇的山水玄言诗的诗风，使得诗歌以一种新的地域特征呈现出来，兼具南北诗风的精神实质。

第二，晋阳——邺城区域的诗人主要以北方堡寨士人为主，例如范阳祖氏、汾阳薛氏等。此时的诗人受到南方诗风的影响更为深刻，诗风渐渐偏离北方的刚健质朴，偏向南方的温婉细腻，但是也能够保持着本土诗歌固有的内涵及品质，这个区域的诗歌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活跃于北朝诗人群体之中。

第三，长安政权的诗歌主要反映了鲜卑族的文化特征，是鲜卑族慷慨激昂的外在体现。作为游牧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捍卫本民族个性的特征已经深深印刻在人民心中，因而反映在诗作中，也表现出刚健豪放的诗风特征，是一种大气之美。

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髓

（一）大胆豪放

北方地区长久以来属于游牧地区，北方民族的人民早已习惯在辽阔的草原上策马扬鞭的奔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习性。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下的古代文明，受孔孟思想的影响，一直以来秉持着崇文而不推武的核心理念，而北朝民族的文学作品却大力彰显尚武之风，这在中国古代并不常见，是一种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文学特质。前文已经提到，北方诗人写出刚健诗歌的重要因素是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环境多以草原高山为主，气候高寒，资源有限，在这种特殊的气候地理环境下，很难产生像南方那样婉约柔美的诗风。这种大胆豪放的诗作风格，表现在诗作里，也深深印刻在北方诗人的性格骨血中。如“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昇在《凉州乐歌》中写道“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喜庆乐事，实际上蕴含着与众不同的豪放和高亢。

（二）崇尚武风

“尚武精神是北方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传承，在文学领域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对游牧生活及骏马宝刀的喜爱，在北方诗人的诗作中多次体现。如《琅琊王歌辞》最后提到“快马高缠鬃，遥知身是龙。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对快马宝刀的驾驭，就是衡量他们人生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尺。

古诗《木兰辞》中提到的巾帼英雄木兰，就出生并成长在北方地区。本是女儿身，却身赴战场，替父从军，表现出英勇的大无畏精神，并最终打败敌人衣锦还乡。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北方地区，不仅男儿要威武雄壮，甚至女儿也可以巾帼不让须眉，由此可见，崇尚武风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被广为接受。尚武风气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流传并不足为奇，从马背上打下江山的人民，自然推崇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模式，表现在诗作中，就是大气雄浑的创作特征，使得北方诗人整体呈现出一种大义凛然，豪迈健硕的性格特征。

（三）朴素刚健

前文提到，北方诗人除了豪迈之外，还有一种平实淡漠的性格特征，这也与北方宽广的天空及威武的高山息息相关。民族文化较为传统，表现在北方诗人身上，就是一种追求真实平淡的性格倾向。他们丝毫不掩饰，不做作，任文学创作的涓涓细流在他们身上肆意流淌。从他们的诗作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遥远北方古老民族身上的朴素直白，就像最原始的民族文化一般让人信仰。最真实的就是最朴素的，最朴素的就是最自然的，最自然的就是最精美的。北方诗人创作的平实的诗歌，最为纯粹的显露出北方民族的文化精髓，这些诗作可能是毫无目的的，可能是毫无寄寓的，但却是最真实情感的表达。

如高昂的诗作《赠弟季氏》中提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北。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雉子。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就是一种最直白的情感上的表露，读来使人感觉到兄长对弟弟的纯粹的祝愿，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的流露。

四、北朝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哲学上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并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现在北朝诗人与民族文化上面，就是民族文化作为社会大的背景环境，是北朝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土壤；而北朝诗歌，也从文学方面对北方民族文化加以体现及映衬。北朝时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和谐共存，互相取长补短，中原民族稳重大气的诗风与游牧民族雄浑豪迈的诗品相得益彰，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社会环境，给北方诗人以广泛的写作土壤，使得他们创作出一篇篇反映社会生活及民族环境的动人诗篇。

（二）表现及加强的关系

前文提到，北朝特殊的少数民族交融环境，造就了北朝诗人或雄浑或平实的写作风格。更深一层面上可以看出，北朝诗人将民族环境加以提炼并凝聚成诗篇，是在对民族文化进行表现与加强。通过对北朝诗人诗作的欣赏及解读，可以明显探寻不同民族人民的生活印记，是在文学角度对民族文化加以提炼与升华，是对民族文化的深入解读与理解。

五、结语

综上可得，在北朝特殊历史环境下的北朝诗人，既有北方游牧民族刚健雄浑的个性，又积极吸收南方婉约柔美的诗风特征，创作出独具北方民族特色的诗作。而北方少数民族由于民族大融合所带来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也较为突出的反映在北朝诗人的创作活动中。北朝诗人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恰如弦与弓一般相互影响及促进，诗人们的诗作诞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诗风的变革。善于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北朝诗人，创作出并不逊于南方诗歌的诗歌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北方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促进。

参考文献：

〔1〕卢有泉.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02）.

〔2〕许晓晴.北朝诗人的隐逸之情[J].名作欣赏，2010（22）.

〔3〕曾小月.从尚武精神看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学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02）.

〔4〕张次第.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J].图书情报工作，2012（01）.

赫章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与文化初探 篇7

据《西南彝志选》载：“彝族‘六祖’的第五支‘布’，支系从多同米谷分支后，在滇东一带频繁迁徙。该支系的“默遮俄索”家由滇东北开始迁往黔西北、黔中等地区，在威宁、赫章、威宁两县以及毕节市，水城县部份地区建立了‘勾’(号‘纪俄’)，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古乌撒地区。至春秋、战国时期，彝族武支系的武液娜家支建立了历史上一个神秘的国度——夜郎国。”[1]又据《夜郎史籍》记载：“古夜郎国以乌蒙山区为腹地，初治于苦朵洪所，即今和赫章可乐，东至湖南西部，西括滇东地区，南及广西北部，北以长江为界，隶有数十诸候群长列国。夜郎国的建立对该地区彝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2]前言P1

苗族，史称“三苗”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了众多苦难不断迁徙的民族。因受战乱之苦而被迫迁往湖南一带的苗族也曾是夜郎国所属的少数民族之一。清康熙年间陆次云著《峒溪纤志》说：“苗人，盘瓠之种也……尽夜郎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色，散处山谷，聚而成寨。”[3]而在《夜郎史籍》中也有载“夜郎东部与大青苗国接壤，因此，夜郎国属的苗族发展于湖南蝴蝶、石山一带而有青苗和蝴蝶形外的花苗。语言词序来于荆楚，无文字，文化附于夜郎，尚奏芦笙。”[2]而居于赫章地区的苗族则是属于苗族的北部支系，被称为“花苗”。

由于两个民族长时期的交往融合，特别是古夜郎国的建立，他们都遵守着相同的全民教化制度，因此彼此相互吸收各种文化元素，民族文化的地域特征更为明显，呈现出独有的魅力。服装是文化的载体，少数民族都是爱美、尚美的民族。心灵手巧的姑娘只用手中的针线便将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图腾崇拜、神话传说、民族历史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淋漓尽致地展现于服饰之上。本文以赫章地区苗族、彝族为例，通过解读他们各自的服饰文化内涵，试图找出他们彼此交往的文化痕迹。

一、崇尚自然之美

大自然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人类艺术创作的主要来源。赫章境内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森林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林间多奇观。居于崇山峻岭间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深深依赖并热爱着这片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他们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情感，并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神圣的，美好的。因此，这些崇尚大自然而又富于想象力的民族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与向往寄托于服饰之中。不论是服饰的材质，色彩还是图纹，都源自于大自然，在经过人们富于想象力的创造加工以后，艺术色彩更为浓厚。

彝族服饰色彩艳丽、明快、粗犷。但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尚黑”，这种心理特征除了一定的文化因素外，和地理环境也有关联。长期居于崇山峻岭间的彝族人民，常见的是远山如黛、郁郁葱葱的森林、幽深的峡谷等等，这些景物都具有浓浓的黑的色彩，深深烙在了彝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因此彝族服饰常以青、黑、绿等作为底色，搭配以红色、黄色、绿色等颜色，体现出热烈、明快、鲜艳的视觉效果。彝家姑娘喜欢将各种美丽的花朵、植物经过抽象化处理汇于服饰之中，刺绣花纹精美，多绣太极、虎头、八卦、花鸟、蝴蝶等。变化巧妙，妙趣横生，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

“花苗”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苗族支系，其服饰特点尤为明显。苗族中黑苗、青苗、花苗等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服饰色彩命名。“花苗”因其服饰色彩艳丽、明快，图案精美，繁花似锦而得此名。色彩上基本继承了三苗“好五色服”[4]的传统，以从自然中提取的红、黑、白、黄、蓝五种纯色为主，明快、活泼、粗犷。服饰的材质则采用当地普遍的一处经济作物“麻”为主要衣料。由于高原日照时间长，雨水多，用麻制作的百褶裙穿戴时间一长，容易发黄，因此勤劳智慧的苗家女子运用蜡染进行处理，不但能使裙子保持原有的色泽，而且蜡液对其形成一个保护层，延长其使用寿命，更为重要的是使裙子得到了美化。由于长时期与其它民族杂聚，苗族人民也相信自然界万物皆有灵，也常将各种植物、昆虫等绣于衣裙之上。花苗的服饰图案较多地使用菱形、方块等几何图案和花边图案的单独纹样，每件绣品都由多种不同形状的图案组合而成。图案参差交错，粗看繁杂紊乱，其实它们的组合很有规律，体现自然和谐之美。

二、原始信仰的继承

原始宗教可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图腾起着一种标志性的作用，具有种族识别，密切血缘关系，团结群体的功能。将这种原始崇拜展示于服饰之上，不仅起着“族徽”功能，更寄托着人们渴望得到庇佑，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彝族的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彝族先民自古便相信“万物皆有灵”，这种观念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支配、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在黔西北彝族服饰图案中，最具特色的是“输必孜”，一种代表阴阳的太极纹，白底是“米古鲁”，黑纹是“靡阿那”，原本为黑白两条龙相互缠绕。它包含着彝族先民朴素的哲学观，同时也象征着彝族人民对龙的崇拜和祖先崇拜。除此以外，该地区彝族饰中还常常出现火纹，针法细密，色彩浓烈。彝族是一个火的民族，自古便流传着许多关于火的神话。据彝族《勒俄特依》神话说：“天上坠下一火球”，“为了创造人类燃”[5]《阿细的先基》中说：“折了一些小树枝，……撬出火来了。”又说：“人们有了火，会把生的肉，烤成熟的吃。”阿普独摩(笃慕)用火使人类说话等等神话，说明彝族在漫长的人与火的发展进程中，充分认识到了火的重要作用。他们根据现实生活(雷击起火、摩擦取火、火爆竹逼人说话)的观察，加上不断的思索，充分应用想象，创造出了这些绚丽多彩的火神话。除此以外，彝族服饰上常见虎纹、八卦纹等图案，这些做工精细，美轮美奂的图纹正是彝族人民原始信仰的反映。

苗族支系众多，在长时期与其它民族杂居的环境下，服饰的域特征尤其明显，但是在色彩上却始终保持着一致的“五色”方案。即以红、黑、白、黄、蓝为主打色彩。居于该地区的花苗服饰以黑、白、蓝作为底色再搭配以五种色彩。据《后汉书·南蛮传》载，三苗中以犬为图腾的一支，其祖先是一只“其毛五彩”的犬，名叫盘瓠，因此作为盘瓠后裔的苗族，一直保持着“五色衣服”的传统。花苗的服饰，大多自种自织自制，苗家姑娘几乎人人善织善绣，蜡染运用广泛。最常见的图案莫过于苗龙纹，各式各样的苗龙呈现在苗家人的服饰上，在《苗族调查报告》中对此古型饰纹记有：“古代越族之苗裔，其衣饰纹素多作雷纹式……曲线构成方形，或尖角狗牙状、圆形等。”[6]苗龙与汉族传统的龙不同。它身兼数职，既是水神，又是山神、土地神、家神、祖先神、生殖神等。苗龙是保寨安民、赐福赐子的善神。人和各种动物加上龙头或龙身便可异化成龙，如人头龙、鸟龙、牛龙、蜈蚣龙、鱼龙等等。她们把对“龙”的虔敬倾注到刺绣的艺术上，形成苗族服饰以龙纹为主的特点。由于苗族没有文字，他们的服饰图案自然就起了记叙图腾的作用。

三、艺术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结合

彝族和苗族，长期居于山区。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考察贵州时吟诵“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王守仁《瘗旅文》)[7]p62。因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常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因此，居于此地的少数民族为了适应这种高原气候，在服饰上不断地进行革新，而呈现出不同于民族其它支系的地域特征。该地彝族服饰属乌蒙型，较好地保留了游牧民族特征，清代“改土归流”后，对款式作了一些改动，其中女性服饰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四吊柱”，图纹奔放、粗犷。花苗服饰，据民国《马关县志·风俗志》记载：“花苗，头饰如红头苗，妇女扎红线于发，其粗如腕，喜戴花披肩，于领襟、袖口、腰带均绣红黄色花纹。”[8]花苗同当地彝族服饰都呈现出粗犷、明快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受高寒气候影响，两个民族的服饰里都有着“披肩”这一不可或缺的装饰。

彝族不论男女，都喜披“擦尔瓦”，或称“羊皮毡”。《蛮书》卷一载乌蛮地区：“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被告牛羊皮。”[7]p234《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元代“顺元、曲靖、乌蒙”等地彝族，“男女无贵贱皆披毡”[7]P235。毡，彝语称之“擦尔瓦”，用羊毛经多道工序织成。在高寒山区，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披一件羊毛毡，能挡风、保暖、防湿、避雨，夜间还可作被褥，防寒保暖。“擦尔瓦”形似披风，潇洒大方，具有现代风衣的色彩，爱美的彝族姑娘还常将一些装饰点缀于披风之上，既实用又美观。

在众多苗族支系中，只有花苗的服饰带有大披肩。这一特点与自然环境，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不无关系。即使在夏季，早晚气温仍然偏低，晴雨无常。着一件披肩既美观又保暖。花苗的上衣，内穿对襟白短衣，外着开襟衬套，再披一件半开领的披肩。披肩后一般吊着一块绣着规则几何图案的背牌，坠着彩线或是玻璃珠等装饰物。披肩的图案变化丰富，绣工简洁粗犷。图纹走向规定严格，据说这些棱形几何图案代表着苗族远古的家乡水田、道路等。居于高山上的苗族，交通极为不便，长期奔波于杂草丛生的山路间的苗族姑娘，穿作齐膝的白褶裙，便于行走及劳作。此外，花苗姑娘喜绑腿，既可以防杂草荆棘，还可以防毒虫。绑腿布一般采用和裙子颜色相搭配的深蓝色，谐调统一，富于装饰性。

综上所述，贵州赫章地区的彝族和苗族的服饰款式纷繁、工艺精湛、贴近自然、传承信仰、富有艺术性与实用性，它具有不可或缺的实用价值和日益增长的欣赏价值，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服饰文化中体现出的共同的文化元素，凝聚着民族的性格与民族的精神，是不同民族彼此认同的标志，也是各个民族沟通情感的纽带。从彝族、苗族两个民族在服饰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两个民族所共有的精神文化内涵，这对我们了解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心理特征、历史变迁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我们可以将那些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文化环境中形成并蕴含在服饰中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予以解读，为更好的继承、保护与发扬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1]贵州民族研究所著.西南彝志选[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2]龙正清、王正贤译著.夜郎史籍-前言P1[M].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年8月.

[3]苗族简史编写组著, 苗族简史[M]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

[4]转载杨鵷.穿在身上的史诗图腾--论苗族女性艺术- (云南) 民族艺术研究[J]1992年第2期

[5]李文、安文新.乌蒙圣火:彝族火崇拜文化含义[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6]张永发.中国苗族服饰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年9月.

[7]易谋远.彝族史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

历史反思、民族历史与民族精神 篇8

列宁认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因为中国109年的悲惨的近代历史,我们才明白国家落后于国于民都是巨大的灾难;因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我们才知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为1940年法国的亡国,我们才认识到绥靖政策只能使恶霸在世界为非作歹;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才发现原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相互促进。

历史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试想如果我们仅仅有历史事实的罗列,没有对历史事件的反思,那么历史只会成为积尘飞舞的藏书阁中的几张废纸。然而当反思与思辨走进历史的世界里时,历史就成为能够映射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的镜子,是我们清楚认识应该所走道路的有力工具。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当今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尤为重要。如何从我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吸取腐败与脱离群众的教训,如何从我国近七十年的新中国历史中学习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成与失,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二、历史反思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培育,在于整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问题的实践;民族精神的培育,也来源于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历史的不断反思。我们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为例。

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臭名昭著的纳粹的诞生地,在20世纪有着并不光辉的历史。然而德国不断反思自己的民族历史,追寻这段不光彩历史的起源和影响,并不断对德国自身当代发展做出约束:联邦德国首先通过立法形式采取了禁止纳粹活动的严厉措施。 1953年8月颁布、1998年11月修订的德国刑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国内外传播、生产和使用与民族社会主义党意识形态直接有关的宣传材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剥夺自由三年或被罚款。任何人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包括纳粹在内的非法组织的标记将被剥夺自由三年或被罚款。第130条规定,任何人公开或在聚会中赞成和否认纳粹统治时期行为或者认为其无害将被处以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罚款。

对于纳粹的受害者和受害国,联邦德国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道歉。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纪念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牺牲者的活动。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勃兰特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异常举动。他突然双膝下跪,沉默凝视, 神情肃穆,以此代表德国向战争年代遭到纳粹屠杀的波兰犹太人表示真诚的忏悔,让世人看到了战后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悔罪和认罪。30年以后,2000年12月6日,德国总理格哈特· 施罗德在华沙勃兰特广场致辞时称赞了当年勃兰特的英勇举动。他说:“在这里德国政治领导人、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的政府领导人怀着同情和勇气以表达不管多么精心的措辞都无法表达的事情:我们犯过罪行,我们承认这些罪行。”又是10年之后,201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武尔夫也来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敬献花环。他回忆说,当年勃兰特做出这一非凡举动时他只是一个11岁男孩,但他知道并且一直记着它。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人道姿态。在面对德国人给东欧制造的悲伤和暴行时的一种谦卑和伤心。”他还保证说,虽然他是在战后出生的,但他对德国历史负有责任。

总体上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时期历史的反省是深刻的,反思也给德国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德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大, 德国已与英国法国共为欧洲的“三驾马车”,欧洲事务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欧洲反恐都少不了德国的身影,德国虽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大,德国在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强,成为了促进国际和平的重要力量。

民族文化与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 篇9

一、新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文化底蕴

1.新疆少数民族构成及文化多样性

新疆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境内共有53个民族,是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区内有5个自治州,6个自治县,45个民族乡。2005年末,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达1 214.49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60.42%。其中维吾尔族人口923.5万人,占总人口的45.94%。

新疆13个世居民族中,除汉族与回族共用汉语外,其他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新疆各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属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在现代社会,语言文字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加重要。语言文字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进步和和谐。

新疆13个世居民族中,维吾尔族等7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俄罗斯族信仰东正教,锡伯、满、达斡尔族信仰萨满教。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遗风,形成了不同族群独特的文化心理,在日常生活习惯甚至在不经意的习惯性动作上都可以找到宗教的印记。对这些风俗习惯的尊重或轻慢,往往会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的敏感神经。除此之外,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文化艺术、节日民俗、体育娱乐等方面都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显然,新疆的地域文化呈现着多样性,这种文化的特异性,是民族平等、社会和谐理念基础。

2.新疆民族文化的底蕴

古老的新疆人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如草原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沙漠文化、绿洲文化等,绚丽多彩,光辉灿烂。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1986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教授的这段话,将世界人类文化史上四个文化体系的相互交流、相互汇合、相互融合的地方指了出来,认为敦煌、新疆即西域是这四大文化交汇的地方,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季羡林先生多年研究人类文化史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那么,为什么只有西域即新疆以及敦煌等地区能使这四大文化汇合、相互交流呢?大家知道,西域是古丝绸之路最早开通的欧亚大陆通道,是古老的中华民族通向世界的必经之地,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化史作的重大贡献。维吾尔等民族生活的西域自古是丝绸之路要冲,并受惠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文化条件,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得以从古老的伊斯兰文化、汉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古代维吾尔民族将漠北草原的政治、文化中心迁移到西域的各个绿洲沃土上,从单一的草原游牧文化环境迁往具有多元文化特点、具有较高水平的西域古老的农耕文化环境之中。在西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域的古老文明之间经过扬弃、纳新、融合与重构,很快形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即从封闭型的、单一的草原游牧文化,逐渐转变为开放性的、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农耕文化,然后,由农业文化进一步促进、推动和发展了城市商业文化,对西域文明发展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已故日本著名西域史专家羽田亨先生在其《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中认为,维吾尔人开放性特征为主的民族文化融合了西域的多元文化,既有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又有绿洲文化、农业文化,而且还有城市和商业文化。这种多种不同的文化,集中地在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得到了综合反映。

二、影响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主要因素分析

1.经济利益因素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优惠政策失效或部分失效,市场经济发展影响到原有利益格局,使部分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心态承受了较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有关土地、山林、草场、水源的经济纠纷明显上升,水利、森林、军工、矿山、石油等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与民族地区和当地群众间的冲突逐渐增多。此外,与地方财政危机相关的拖欠工资问题、干部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等也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新疆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年年在扩大,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这是产生诸多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2.文化动力因素

某些新闻出版单位和文艺作品因猎奇或曲解,亵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或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特意渲染某类风俗,往往容易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发各种事件。这说明文化差异方面的误解及交流障碍,也使民族间存在发生摩擦和矛盾的可能性。显然,对文化差异的相互理解与彼此尊重,这种共同觉悟尚有待进一步确立。

3.流动人口因素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自然迁移已出现新的高潮,但人口大面积的族际多向交流也使民族间的摩擦上升。人口流动和迁移增加了族际交流的机会,有利于促进相互间的了解、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使族际间的文化差异更加明显,容易引起一些矛盾。此外,就业竞争、社会治安、城市人的排外及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等方面中的一些问题,也都不能忽视。

4.宗教信仰因素

民族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而民族问题又往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历来比较复杂,因为新疆是多种宗教的交汇处。宗教问题不仅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生活习俗相同,而且往往是维系民族群体利益的重要精神纽带,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动员民族力量从事某些活动的“旗帜”。

有学者曾分析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些新动态,认为广大教徒对宗教利益群体的关心和热爱其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出现不正常的现象。要相信绝大多数宗教信徒是爱国爱教的,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这是主流,有利于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构建。

宗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能孤立存在,它总是和其他现象发生联系。如果宗教能与社会相适应,这样就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大局,也将有利于宗教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坚持宗教信仰政策,并不妨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教育,进行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在民族地区不仅不影响构建和谐社会,而且更有利于各民族和谐,共同发展。

5.权利分配因素

主要表现为自治权利问题(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如何分权)、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地位问题、干部的安排使用及各级各类代表的比例配额问题,还有一些民族干部权利不到位问题等。

影响民族和谐的上述种种因素,可以大体区分为两大类:一是那些恒常的、持久和稳定的因素;二是比较容易变化,暂时和较为灵活、敏感的因素。

三、把握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对策

1.深刻理解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民族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规律来把握

国务院发布的首个少数民族事业规划设定六大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民族自治地方“普九”人口覆盖率要达到95%以上,少数民族文学出版物种数比2005年增长25%,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印数比2005年增长25%。这无疑将促进民族文化的大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必要条件。首先要实现文化上的民族自主,就是说民族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保持和发展民族的语言、文字、教育、文学、节日、宗教等传统文化的自主权力。民族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先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需要现代转型,由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向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时代性、多样性、独特性等文化品格的和谐文化过渡。要从文化的历史性(时间维度)、世界性(空间维度)、价值性(内在维度)、存在性(外在维度)等多维视角,来审视民族文化构建的新规律、新特征,认清并处理好民族文化创新与传承、保护与开发、一元与多元、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人文与科技、人与自然(文化的创造主体与文化的根本承载体)等多种关系。并且审时度势地把握民族文化的内在特质与运行机制,理顺各个维度的走向,从而建设起一种影响很大的、渗透力和凝聚力很强的和谐文化体系,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尊重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

2.深刻理解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法则来把握

首先是“和”。对话与交流、学习与互补已成为文化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是在文化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适当形式,应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视野。从现实的形态来看,民族地区的思想观念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土壤和实践根源。例如,新疆艰苦的环境要求人们互相照应,精诚团结,“有一个馕也要掰成四半一起吃”。因此,民族文化要不失时机地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广采博取,为我所用,实现传统文化的转换与新生。同时,在多元价值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中,要有充分的清醒的认识,对于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要坚决抵制。既不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也不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另外,由于各种文化间的差异性,在相互交流中产生碰撞冲突是在所难免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控制冲突,降低对抗力度,维持融合渐变性,使各种文明与时俱进,步入现代化的行列。

其次是“不同”。一体化、趋同化并不等同于同质化、模式化、单一化,泯灭不同价值文化之间的差异,取消或削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及民族特性。对文化的认识、审视应摆脱平面思维的限制,真正从多维视角来观照价值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民族文化建设上搞标准化、模式化,势必导致民族文化的变味,甚至消亡。只有以特色来加强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才能抵制各种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和独立性,在新的文化整合中寻求协作、宽容、理解与独立性、民族性的统一,在维护民族特质中寻求与国家主流文化共性结合。以共性理论构成的深层区域特质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是最根本性的。

3.深刻理解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双赢互利”这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层理念来把握

和谐社会,也可以通俗地说,就是双赢互利的社会;科学发展观也可以说是双赢互利的发展观。具体地说,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是强弱各方,都能获得双赢互利。而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则是与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是不可能达到社会和谐的。在民族地区,无论是国家主体民族还是非主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还是非区域自治民族,都要得益获利。这样,民族和谐的根就扎实了。

双赢互利是民族大团结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间团结和睦,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并肩战斗,共同发展,既是新疆各民族过去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又是新疆面向新世纪、构筑安居乐业的优良人居环境与创意环境的核心所在,更是吸引国内外投资的不可缺少因素。新疆应当继续坚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个少数民族之间都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始终体现出追求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核心价值。以语言文字和新的价值观为标志的民族交流日益密切,形成了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趋势,从而使各民族有了更为强烈的文化认同。

4.深刻理解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来把握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加快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促进各民族繁荣的重大举措,也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民族经济政策。新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头戏,具有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西部边疆地区)、穷(欠发达地区)、弱(生态环境脆弱)、富(自然资源富集)的特征。因此,首先,培育生态文明建设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虽然新疆面积相当于中国陆地面积的1/6,约166万平方公里,但其中绿洲面积只占全疆总面积的不到5%,而全疆2010万(2005年)人口的95%在这块珍贵的绿洲上生活和生产。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有利于改善新疆的生态状况,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要有利于发挥新疆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旅游资源优势、劳动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人文社会优势等),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差距,促进共同繁荣;要有利于新疆资源富集区农牧民的民主参与权,农牧区信息和社会信息知情权,表达自己意愿的公民权,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权和基本人权。其次,绿洲农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新疆的绿洲虽有很大发展,但部分地区呈现出绿洲与荒漠极端对立的局面。再次,油气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重,不但占用土地,而且对生态造成破坏,因此国家应提高资源补偿费标准。

只有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才能在优化开发、重点开发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才能通过公益补偿机制寻求东部经济资本和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本的平衡。

5.深刻理解构建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要从国家法律高度来把握

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项制度是专为解决民族问题设立的,在国家管理中十分重要,而且很有特色。就经济文化事业的依法管理与民族问题的关系而言,二者关系至为密切。加快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正是解决现阶段民族问题的必然途径和现实步骤。民族问题、民族事务本身属于一个国家的内政,所以民族问题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进行处理,在民族自治的地方更应注重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这就要求各民族的公民必须强化法律意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关于民族方面的立法已初步形成体系,民族问题的所有方面几乎都有相应的法律加以规范,决不能因民族问题的敏感而忽略对法律的公正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各少数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在立法时已经考虑到了民族问题的特点,所以在执法的时候、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必须捍卫法律的尊严。总之,我们应以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去认识《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在民族地区实现民族特色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

摘要：民族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先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需要现代转型,即由与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向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时代性、多样性、独特性等文化品格的和谐文化过渡,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邓佑玲.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与挑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2]申瑞锋.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6(2).

[3]罗树杰,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4]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5]王建新.浅论新疆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J].干旱环境监测,2004(2).

[6]徐余圻.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7]葛忠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0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文化价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欧亚大陆中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部, 地处东经73°40′~96°23, 北纬34°25′~49°10′之间。面积166多万平方千米。以新疆天山为界, 分为自然景色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三个部分: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 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和准葛尔盆地四周称为北疆, 哈密和吐鲁番盆地称为东疆。可以说, 新疆文化是属于游牧文化、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为一体的文化:南疆属于南部绿洲文化, 北疆属于草原游牧文化, 而东疆属于两种文化交汇的东部汉文化。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区, 也是中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至2007年底, 境内共有53个民族成分, 其中居住历史悠久的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和满族等13个, 这13个民族总人口2082.76万人, 占全区人口的99.4%。2007年末,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1271.27万, 占全区总人口的60.68%。根据《新疆年鉴2008》统计数据, 新疆目前民族构成如下表:

一、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

新疆的13个世居民族大都保持着各自的民族文化。大多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 音乐风格也因民族、文化、经济、地理等差异而各有不同, 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之林中形成了独特多样的艺术风貌。我们将世界民族音乐划分为中国、波斯——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 而这个三个音乐体系在新疆少数民族音乐中都有所体现, 其中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体系。

新疆有丰富的音乐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内容。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以及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含口头传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等。2007年4月12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了首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中包括民间音乐25项, 民间舞蹈9项, 曲艺4项。如维吾尔族喀群赛乃姆 (莎车) ;哈密维吾尔族艾捷克艺术;新疆蒙古族长调民歌 (巴音郭楞州、和布克赛尔县) ;柯尔克孜族奥孜库姆孜 (口弦, 乌恰) ;塔吉克族鹰舞 (塔什库尔干) ;维吾尔族萨玛瓦尔舞 (库车) 等;这些新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遗产, 以它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成为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音乐资源, 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人中保留着一种被称为“浩林潮尔”的古老长调, 一人独唱两个声部;锡伯族民间音乐体裁之一的“罕杜春”是新疆锡伯人在与汉族交往中学会曲调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本民族的戏曲, 锡伯族的田野歌、扑蝶舞也很有民族特色;塔塔尔族的民歌内容十分丰富, 喜用曼多林琴和手风琴作为伴奏, 舞蹈开朗活泼, 歌舞是常伴有口哨和呼喊, 即兼收了俄罗斯、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民族舞蹈的特点, 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俄罗斯族著名的俄罗斯踢踏舞、头巾舞闻名遐迩。

在新疆众多的少数民族中,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三个民族的音乐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更具有系统性, 数量更为丰富, 特色更加鲜明。因此笔者将着重对这三个民族的音乐资源进行论述。

(一)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体民族, “维吾尔”意为“联合”“协助”。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洲和天山以北的一些地区, 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以能歌善舞著称于世, 音乐资源非常丰富。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从题材上分为民间歌曲, 民间歌舞音乐, 民间器乐曲, 民间说唱和综合性大曲木卡姆。

1.维吾尔族民间歌曲

维吾尔族民间歌曲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劳动歌、生活习俗歌、爱情歌等类别。其中劳动歌多反应维吾尔族人绿洲农耕经济文化生活, 也有反应放牧生产和商旅生活内容, 生活习俗歌与维吾尔族人各种传统习俗礼仪相关, 有婚礼歌、哀悼歌、祝福歌等;爱情歌多表达维吾尔青年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新民歌则是1949年后新创作的歌曲。

2.维吾尔族民间歌舞音乐

维吾尔族民间歌舞非常丰富, 舞蹈多与大型音乐套曲的演奏或融歌舞和游戏为一体的民间娱乐活动麦西来普结合在一起, 成为维吾尔人学习和传承本民族乐舞的重要方式。形式有轻快活泼的“来派尔”, 在节日、喜庆聚会上表演大型民间歌舞“赛乃姆”, 流行于全疆的群众集体舞蹈“夏地亚纳”等;

3.维吾尔族民间器乐

维吾尔族民间器乐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甚础。乐器品种繁多, 可分为吹奏、拉弦、弹拨、打击乐器四类。如用于伴奏的木笛、用于节庆活动的唢呐、民间艺人自弹自唱的萨塔尔、音色优美的艾捷克、常用于独奏的弹拨尔、新疆各地广泛流传的热瓦普、用于自弹自唱的独塔尔、形似扬琴的卡龙、用来演奏固定节奏型的达普、用于民间舞蹈伴奏的纳格拉、表演者边舞边奏的萨帕依等;

4.维吾尔族民间说唱音乐“达斯坦”“苛夏克”“埃提西希”等。

5.木卡姆

维吾尔族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音乐中一种集合歌、舞、乐等成分的综合艺术形式, “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是维吾尔音乐之母, 是新疆这个‘歌舞之乡’的象征, ‘是流传千余年的东方音乐历史上的巨大财富’。”

维吾尔族人民在本民族固有音乐的基础上, 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音乐, 她从民间乐调、民间歌谣中汲取精华, 用音乐、舞蹈、诗歌演唱等形式表现维吾尔人民的情操和理想, 是勤劳而充满创造精神的维吾尔人民智慧的结晶。维吾尔族木卡姆历史源远流长, 与维吾尔族人民的历史同步发展, 在整个维吾尔族的历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离开了木卡姆就无法解释维吾尔族的文化史。木卡姆的音乐内容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历史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是用音乐语言叙述的维吾尔族人民生活的文化艺术百科全书。主要有流行在南疆以喀什为中心的“十二木卡姆”流行在伊宁市附近城乡的“伊犁木卡姆”, 流行于哈密、伊吾县城乡的“哈密木卡姆”, 流行于吐鲁番地区东部农村的“吐鲁番木卡姆”, 流行于叶尔羌河中下游两岸的麦盖提、巴楚、阿瓦提等地的“刀郎木卡姆”等。

(二) 哈萨克族

哈萨克意为“避难者”。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伊犁州, 木垒县以及巴里坤县。哈萨克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哈萨克族古谚云:歌和马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将歌和马作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缺一不可的象征。因此歌是哈萨克人生命的一部分。哈萨克人有“伴随着歌声来到人世, 伴随着歌声进人坟墓之说”。每年夏季在草原上举行的“阿肯弹唱会”就是以对唱为主要的比赛项目。即兴编词弹唱和对唱的能手被称为“阿肯”, 因此哈萨克人有在草原上举行“阿肯弹唱会”的传统习俗。哈萨克族传统音乐主要包括民间歌曲、民间说唱、民间器乐三个部分。哈萨克族民间歌曲主要分为反映与牧业生产有关的歌曲, 如奶幼畜歌、牧马歌、牧羊歌等;反映社会民俗的歌曲, 如劝嫁歌、哀悼歌等;精神民俗方面的歌曲, 如萨满教巫师的歌、宗教节日歌等。哈萨克族说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流传至今有六十部左右的叙事长诗, 主要有”达斯坦”和“铁尔麦”两种, 都由冬不拉伴奏, 多自弹自唱。哈萨克族民间乐器历史悠久, 种类齐全。主要有吹奏、弹拨、拉弦、打击乐器四类。主要代表有斯布斯额, 柯尔那依, 冬不拉, 库布孜、达布勒。

(三) 柯尔克孜族

柯尔克孜族的含义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草原人”另一种是“四十个部落”。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大多分布于克孜勒苏州。主要信仰伊斯兰教, 也有部分信仰喇嘛教。柯尔克孜族俗语云:“在柯尔克孜人中找不出一生中没有编过一首歌的人”。张口成诗, 出口成歌是富有激情的柯尔克孜人十分注重培养和发展的一种能力。柯尔克孜族音乐主要分为民间歌曲、说唱音乐和民间器乐三类。新疆柯尔克孜族民歌分为“也尔”、“乌落泔”、“达斯坦”三类。柯尔克孜族音乐与其民俗息息相关, 其歌曲有反应畜牧生产的歌曲, 有反应社会民俗的歌曲, 有反应萨满巫师治病驱邪的各类歌曲;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以及蒙古族的《江格尔》并称为中国民间三大史诗。《玛纳斯》规模宏大, 色彩绚丽, 反应了古代柯尔克孜族的社会风貌;柯尔克孜族主要乐器有库姆孜、口弦、可雅克、曲欧尔等。

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丰富的音乐资源, 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蒙古族人中保留着一种被称为“浩林潮尔”的古老长调, 一人独唱两个声部;锡伯族民间音乐体裁之一的“罕杜春”是新疆锡伯人在与汉族交往中学会曲调的基础上创造出的本民族的戏曲, 锡伯族的田野歌、扑蝶舞也很有民族特色;塔塔尔族的民歌内容十分丰富, 喜用曼多林琴和手风琴作为伴奏, 舞蹈开朗活泼, 歌舞是常伴有口哨和呼喊, 即兼收了俄罗斯、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的民族舞蹈的特点, 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俄罗斯族著名的俄罗斯踢踏舞、头巾舞闻名遐迩。

二、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所体现的文化价值

匈牙利著名教育家柯达伊认为, 民族文化是民族本位、民族尊严、民族意志的标志, 民族音乐文化是民族本质最完美的音乐表现。音乐是一种文化, 它的产生、发展或消亡, 受到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语言、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影响。音乐资源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该民族共同的心理价值取向。新疆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资源, 是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它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绚烂多姿的社会文化生活, 显示出不可比拟的文化价值。

新疆在中国所有地区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不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三大语系、四大文化唯一的交融荟萃之地。在这众多文化元素的碰撞和融合中, 形成了新疆现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音乐文化, 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既有本民族自身的形式内容、风格特点及审美追求, 又共存共融。

三、充分利用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论点。如果我们把它缩影于新疆, 也是十分适用的。可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新疆大同”。并且我们还可以从新疆民族音乐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其中的涵义。

所谓“各美其美”, 即是指新疆的各民族, 都欣赏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从而产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以维吾尔族木卡姆为例。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杰出音乐才能的最佳体现, 它渗透于维吾尔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维吾尔族人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反映了维吾尔人在自然、历史、社会、生活变迁中的种种心理, 成为维吾尔人体现民族凝聚力和教育后人的重要手段。在维吾尔族礼仪和聚会中, 木卡姆是维吾尔人增进感情的重要手段, 是十分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方式, 是维系民族情感的精神纽带, 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美人之美”是指新疆各民族不仅欣赏本民族音乐文化, 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他民族的音乐文化, 做到不以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审美理念, 去评判他民族文化的“优劣”。做好这一点, 就会使民族文化认同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从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 扩大到对他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 进而达到民族间的相互认同。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1

少数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财产。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是国家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文化潮流以及风格多变的流行音乐，给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虽然我国高校的音乐教材中收录了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音乐内容，但依然不能避免各种流行音乐走入高校学生的生活甚至音乐课堂中，民族音乐文化越来越被大家忽视，有很多学生甚至排斥民族音乐的学习，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高校实行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高校传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必要性

（一）高校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

少数民族音乐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少数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结晶，也是凸显少数民族特色的重要文化形式。由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音乐是人们在劳动中创作出来的，因此它是体现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最佳途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包含了各时期、各地域的风俗、习惯、语言以及美学特色，其中富含的情感和思想是该少数民族的灵魂与精神。高校教育作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实际上就是接受上一辈优秀的思想、行为以及感情的传递，因此高校的音乐教育是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而少数民族音乐中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以及历史内涵，是高校音乐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1.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音乐艺术的瑰宝。学习少数民族音乐是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了解少数民族在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中的卓著成就的关键，能深刻的体会到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和共同繁荣，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民族凝聚力、认同感，陶冶他们的民族精神。

2.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可以培养大学生坚强的性格

通过学习少数民族音乐，可以让大学生们感受到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蕴藏在里面的顽强、坚韧、勇敢的民族精神。很多少数民族音乐都记录了少数民族原生态的生活状况，从政治、军事、宗教信仰到民风民俗等无所不包，在音乐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可以很好的感染大学生，激励他们积极进取，培养自己堅强的性格。

3.少数民族音乐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不同的少数民族音乐蕴含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展现出来的音乐画卷各有千秋、各具美感。大学生在学习不同少数民族音乐的同时，体验了不同少数民族的情感、风格，欣赏到了不同的美，极大的增加了他们的审美体验，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仍然以西方音乐、现代流行音乐为主，而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受到的重视不多。因此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少数民族音乐的课时少；二是没有统一规范的少数民族音乐教材；三是教师不重视，自身的少数民族音乐修养也不高，因而没有合理的教学方法。

针对上述的情况，首先，学校和教师必须端正态度，充分重视起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学校应该为少数民族音乐安排合适的课时，教师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少数民族音乐修养，在教学中，不断完善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内容，寻求适当的教学方法，将民族声乐理论、教学法、文化内涵等作为重要的传承内容向学生逐一讲授。其次，各高校的音乐专业都应该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音乐教学大纲，不断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教材建设，将其不断的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高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改革

（一）激发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喜爱

面对当下大家极度热衷和追崇流行音乐的现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顺应学生的需求，选择几首学生们喜欢的流行歌曲进行剖析和解读，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也是来源于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是一切音乐的创作基础，任何一部音乐作品如果脱离了民间音乐的习惯和传统，就会与人民产生距离，进而很难被人民接受。像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它描述的是我国古代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美好爱情传说[1]，它之所以能够走上国际音乐的舞台，被无数人民喜爱和关注，离不开它带有的民族特色。又如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因为他一生生活在我国西部，在创作中掺进了浓郁的西部民歌特色。通过向学生介绍这些著名创作的背景及根源，使学生提高对民族音乐的重视，从心里喜欢上民族音乐。

（二）加强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

学生是民族音乐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承者，高校的音乐教育不仅要强化学生的民族音乐教育，还要积极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之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情感教育，将音乐知识转化为充满生命力的行为或行动传递给学生。在学习每一首歌时，可为学生创设丰富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进入教学内容的角色中，使学生与民族音乐实现面对面的对话，让学生深入的了解民族音乐的内涵，真正受到民族音乐中的人间真情、伦理道德、人文价值以及民族尊严的熏陶和感染，在培养完善人格品质的同时，顺利的完成了学习任务。另外，高校要定期的为学生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例如举办民族歌舞大赛、民族乐器演奏会等，使学生与民族音乐更多的接触，提高他们对民族音乐的重视。

（三）拓展高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资源

高校的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不能仅通过教材这单一的教学资源，而是要将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和学习的各个领域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音乐知识的丰富内涵。音乐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能力，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水平出发，潜心探讨学生的心理需求，并按照学生的喜好，准确把握切入点进行教学，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音乐学习中，感受音乐学习的乐趣，以实现教学目标。各音乐高校要加强统一的民族音乐教材建设，并使之逐渐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要尽量打破依托在异文化教育模式之上的中国音乐教育现状[2]，力争将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文化编进教材、带到课堂。另外，除了使用传统的音乐教材以外，教师还要尝试编写适合本校教学特点的乡土音乐教材，尽量将更多的民族音乐引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深入的了解身边的民族音乐，拓展高校的音乐教学资源。

（四）培养学生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审美能力

我国传统的音乐教育一直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学中过多的强调了培养学生基础音乐知识，忽视了训练学生对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教师的教学手段陈旧、单一，教学色彩太过理性化，诸多因素导致学生虽然喜欢音乐，但却不喜欢上音乐课这种情况。我国高校的音乐教育首先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应该把教学活动看成是向学生传递音乐知识和音乐艺术的过程，教学目标不仅是使学生掌握扎实的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因此，在音乐课堂教学中，首先要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然后在对学生进行音阶、和弦、音程、调式培养中渗透基础审美教育。高校音乐教育应该注重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经典音乐文化，使学生的审美视野得到拓展，像汉族音乐文化中的京剧、秧歌，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侗族的大鼓、苗族的芦笙等，这些都是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学生在体验各地区音乐特色的同时，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审美能力也会得到有效的提高。

结语

当前，越来越多的教育者认识到加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高校的音乐教育必须要提高对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这不仅能增强学生的民族情感，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充分实现了音乐的育人作用。广大音乐教师应该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少数民族音乐的学习中，以实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传承。

参考文献：

[1]张莉.论高校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育[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1）.

[2]卢国文.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高校音乐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12，34（1）.

|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少数民族与民族文化论文 篇12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认同感,职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认同感主要包括个体对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卷入情况。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就业。本文以南宁两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为例,分析了社区内少数民族居民在进入城市后职业流动过程、就业质量等因素,探究了其民族认同感与其职业流动情况之间的相关性——民族认同感如何影响少数民族人口非农职业流动,分析了这种影响机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活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功能,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民族文化多元”与“国家政治统一”、和谐共存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民族认同感是族群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一个族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加强本族群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民族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变化,重新认识民族认同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地位、位置的变化,包括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位置的变化和在地理空间位置的变化两方面,而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社会能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符合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

目前,学术界对职业流动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关于职业流动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和人力资本视角、农民工视角、 社会性别视角、社会转型视角,多为实证分析,从民族认同这方面入手的研究较少见。从社会和人力资本视角的职业流动研究比较关注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教育和技术等因素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农民工视角下的职业流动研究更多关注农民工职业流动现状、特点和困境以及对策研究,性别视角下的职业流动则关注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以及不平等现状。其次, 既有的研究主要关注职业流动现状、特点、影响因素以及对策等内容,很少把民族认同感与职业流动结合起来研究。广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民族认同感在这一地区仍有重要影响。了解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状况,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并且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1.样本

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方式,主要调查南宁市中华社区和银海社区两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社区。本次调查实际发放问卷205份,剔除缺答率过高的问卷,有效回收问卷157份,有效回收率为76.6%。调查样本民族构成如下壮族119人;侗族8人、瑶族7人、苗族6人、回族5人等其他少数民族共38人。

2.变量及操作化

(1)职业流动状况。本文主要关注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感状况和职业流动状况。其中,职业流动状况主要侧重从职业流动方向、频率、途径和满意度四方面进行测量,各指标化如下:

职业流动方向,是职业流动的空间上的变化,结合本研究需要,操作化为本民族地区内、本省其他县市、外省和国外四个指标。

职业流动频率,为换工作次数,换动作的次数越多表示流动越频繁。

职业流动途径,为找工作或换工作所需信息来源,包括8个取值,分别是街上广告、报纸上的招聘启事、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会、网络信息、朋友介绍、亲属介绍和其他。

职业满意度,采用量表测量,取值为赞同、一般和不赞同,并依次赋予3-1分, 然后计算总分。

(2)民族认同感状况。民族认同感状况操作化为居民对本民族的认知程度、民族归属感、民族行为三个变量。变量的测量指标均采用量表的形式测量,取值为赞同、一般和不赞同,并依次赋予3-1分,然后总加各项计算平均分,平均值越高表示民族认同感越强。

3.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广西少数民族居民民族认同感与职业流动状况调查问卷”数据,利用SPSS.19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分析方法以描述性分析为主, 并采用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

三、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感与职业流动状况

1.民族认同感状况

民族认同感量表中,民族认知程度平均分2.703 ± 0.454、民族归属感平均分2.760 ± 0.4154、民族行为平均分2.64 ± 0.4947;民族认同感总平均分2.709 ± 0.406。

2.职业流动状况

由表1可知,少数民族居民当前从事的职业以普通工人(26.1%)、公司一般职员(18.5%)和其他职业(12.7%)为主,军人、科教文体或新闻工作者占的比例较低。

由表2可知,少数民族居民求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其他方式(20.8%)、网络信息(19.5%)、人才交流会(18.1%)、朋友介绍(17.4%),其他渠道占有一定比重。

由表3可知,33.1%的调查对象有过两次变换工作经历,23.4%调查对象有过三次变换工作经历,22.4%的对象有过一次变换工作经历。95.2%调查对象有过变换工作经历。

由表4可知,调查对象换工作动机主要是提高收入、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子女受教育条机、改善住房条件、提高社会地位等。

由表5可知,少数民族职业变动期望范围以本民族区域内为主(71.8%),其次是本省、区内其他县市(19.5%)。

工作满意度量表平均分2.158 ± 0.521,超过一半调查对象选择“一般”,对目前工作不置可否,持中间态度。职业流动意向量表平均分2.214 ± 0.542,其中62.3%调查对象在遇到待遇更好工作时表示会选择跳槽,29.9%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可能在一年内跳槽。

3.相关分析

注:*p<0.05, **p<0.01, ***p<0.001

表6数据显示,民族认同感中的三个维度与职业流动意向呈显著相关,民族认同感与工作满意度、换工作次数、求职信息来源、职业变动的范围无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调查对象民族认同感量表得分为2.709 ± 0.406,工作满意度量表得分为2.158±0.521,职业流动意向量表得分为2.214±0.542。由于广西是壮族自治区,所调查的社区居民壮族居多(75.8%)。调查样本职业构成为,当前从事的职业以普通工人(26.1%)、公司一般职员(18.5%)和其他职业(12.7%),搜集的样本来自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基本以工人和公司职员为主。

调查对象的求职信息来源以网络信息(19.5%)、人才交流会(18.1%)、朋友介绍(17.4%)为主,互联时代,通过网络求职应聘逐渐流行,但传统人才交流会、通过人脉关系求职应聘等传统方式仍具有相当影响力。

换工作次数以2次(33.1%)、3次(23.4%)和1次(22.4%)为主,调查对象换工作动机主要是提高收入、改善工作环境、改善子女受教育条机、改善住房条件、 提高社会地位。可见收入是所调查居民求职应聘中首要关注因素。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满足,人们对环境、教育、社会地位等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

数据分析显示,民族认同感中的三个维度:民族认知程度、民族归属感、民族行为与职业流动意向呈显著相关,即调查样本中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知程度越强、 民族归属感越强、民族行为参与度越高, 其职业流动意向越活跃,如遇到条件更好的工作跳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族认同感高的居民对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情感怀有好感,而城市生活有时并不符合他们本民族心理和行为需求,以致不能很好适应城市生活,职业流动率相对较高。

总的来说,城市化背景下,广西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发生一些变化,职业流动情况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应引起政府部门重视,以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杨玉.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感与语言态度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201.

[2]杨素萍,刘宇贤.广西仫佬族民族认同调查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35-140.

[3]张广胜,韩雪.进城务工人口职业流动的实证性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4(5):45-55.

[4]郭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状况分析[D].太原:山西大学,2010:1-9.

[5]王帅.青岛沿海小城镇居民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