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少数民族（精选10篇）
西域少数民族 篇1
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民族自身, 对语言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 是科学文化水平, 而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又始终处于发展状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不管是哪个民族的语言, 都随着科学文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和文化是不可分的, 语言是经济和文化之间最活跃的社会形态。从发展的意义上讲, 各民族的语言又都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所不同的是其前进的速度, 有快慢之分罢了。语言发展的原动力不在民族的外部, 而在民族自身, 在于民族自身能不能发奋, 能不能发展生产力。
发展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纵观中外语言发展史, 除去战争, 殖民政策外、各民族语言自身的演变过程, 都是通过不断吸收外族语, 特别是较发达的外族语中的有益成分而发展起来的。根据连通器原理, 语言文化是流动的, 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不平衡的, 是从一种语言文化的富集区向一种语言文化的贫瘠区流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也是通过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发展的。吸收外来词是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外来词”, 又叫借词, 乃是一种民族语言从另一种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按照连通器原理, 本民族语言里没有, 而另一个民族语言里有的词, 便流向没有的民族语言里, 并吸收进去, 或者是“开发出来”即用原有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方法, 构成新词, 供本民族使用。
外来词 (或借词) 是在两个民族交往和文化的流动中产生的。比如汉语中的“佛”是从梵语中借来的, “葡萄”是从古代西域借来的, “摩托”源于英语motor。一本《汉语外来语辞典》就收集了1万多外来词 (或借词) , 可见, 外来词是一个民族与外民族交往的纪录。所以借词又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回头看看汉语的历史, 假如没有佛教的传入,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汉语文化。然而, 中国文化中的佛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西域僧人翻译过来的。谈到古代西域翻译家的功绩, 维吾尔学者热扎克·买提尼牙孜先生主编的《西域翻译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记录了以鸠摩罗什 (344-413, 龟兹国人) , 慧琳 (737-820, 疏勒人) , 为代表的41位西域高僧, 从公元148-576年之间汉译佛经的业绩, 他们全都逝世在中原大地,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古代的新疆学者, 他们不仅仅是佛学高僧和翻译家, 而是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的参与者, 而且还是汉语文化真正的建设者。
哈萨克斯坦著名学者、诗人奥勒扎斯·苏莱曼诺夫谈到两种语言文化交汇的时候说得好:
“通过相互作用语言才会发展。所有伟大的文化, 如果人为地中断它们与世界的联系, 就会停步不前, 甚至下滑。人类历史可以对此提供大量证明。文化的繁荣——这是数千年来不断地与其他文化接触的成果。语言也是同样属于此类情况。”
“借用外来语无论如何不是语言贫乏的象征, 而是语言发展的自然因素。”
“‘独立’文化只能存在于隐没在大海之中的孤岛上。失去和其他文化联系的文化才是‘独立’文化, 也就是孤岛文化, 它发展很慢, 其语言表达上也是极其贫乏的。”
不仅现代汉语文化吸收了许多外来语文化成分, 就是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如此, 所有的语言文化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先人门创造而代代相传下来的原始的母语文化, 一部分是通过借词, 不断吸收的外来语的文化。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都含有大量的借词,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不妨让我们对维吾尔语言文化做一番分析。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地, 新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许多民族有着经济和文化交往, 因此外语借词在新疆民族语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众所皆知, 现代维吾尔语言文字形成于11世纪的喀拉汗王朝。当时王朝的回鹘人因信奉伊斯兰教而改用由阿拉伯字母创制的哈卡尼亚文 (引自《新疆通志·第76卷·语言文字志》) , 由此, 在维吾尔语言中吸收了当时伊斯兰世界中盛行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据学者们统计, 维吾尔历史上的重要著作《福乐智慧》一书, 使用了约有6000多个根词和派生词, 其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就有500个左右 (参阅《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年版) 。
1876年沙皇政府曾派军官A. H. 库罗帕特金到新疆南疆收集情报, 它在《喀什噶里亚》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喀什噶里亚, 几乎所有各地都通行着突厥语。整个地区的人都操同一方言。这种方言, 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它中亚汗国所通行的方言。这种差异, 部分是由于和汉语混合的结果, 另一部分是由于不少物品的名称不同所至。……这个地区通行的计量名称和时间的划分方法, 都是袭用中国人的……”
由此可见, 从创制哈卡尼亚文的11世纪到1876年, 前后8个世纪, 当时维吾尔语中就有许多汉语借词。
自从沙皇俄国入侵中亚, 强迫中国签订《伊犁条约》后, 特别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 由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 其水平事实上就比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水平要高得多, 由于当时大量的中俄边境贸易, 由于新疆地方政府派出大量留学生去苏联学习, 特别是二战时期苏联通过新疆运送大量物资支援中国抗日, 由于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涌入新疆, 以及当时新疆有俄文会、俄文影院、俄文书店和俄罗斯医院等等原因, 俄语文化在新疆空前流行, 从而导致大量俄语词汇 (包括俄语从欧洲引进的外来词) 进入维吾尔语的 (主要是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科学词汇) , 现代维吾尔语中出现诸如radio (无线电) , maschina (机器) , kino (电影) 等大量的俄语借词。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实力大大加强, 国民生产总值依据世界第六位, 是俄罗斯的近3倍。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下, 大量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科技、新工程进入新疆, 导致维吾尔语中涌进了大量现代汉语科技词汇, 如电视、手机、电脑、太阳能、火车、卧铺票、传真等等。
由此可以认为, 使用外来词 (借词) 不会同化一个民族。古代维吾尔人从11世纪起, 借用了许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 维吾尔人没有变成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 后来又使用了俄语借词也没有变成俄罗斯人, 同样的道理, 使用汉语借词, 维吾尔人也好, 哈萨克人也好, 都不会变成汉人。一切认为使用外来词 (借词) 就是被同化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 外来词 (借词) 是在双语的对流中产生的, 可以说, 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道路, 是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必由之路, 使用外来词 (借词) 乃是一个民族开放的的重要表现。从世界各国语言的发展来看, 没有哪一个发展中的民族语言, 是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有一定的思想容量, 地方经济要发展, 民族要发展, 反映在语言上就要发展民族语言, 就要吸收外族语中的有益成分, 所以发展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道路。
参考文献
[1].彭泽润, 李葆嘉.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0
西域圣山博格达 篇2
我给外地朋友说，你到新疆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天山，而印象最深的必定是东天山主峰博格达，在飞机降落乌鲁木齐的前20分钟，三峰并列的博格达雪山出现在机翼下方，她是山顶上的山，像一只张开的巨手，被群山托举伸向茫茫云天。而你坐火车一到吐鲁番，撞入眼睛的也是博格达峰。她肃穆地竖在那里，你看与不看，她都在眼前。你绕不过去。
新疆人自豪地称自己为“天山儿女”，无论生活在北疆准噶尔盆地，还是南疆塔里木盆地，天山都在眼前。这座山太大太长，东西穿过整个新疆。南坡耕种，北坡游牧。山南山北滋养出两种不一样的生活。
在曾经穿越过亚欧大陆的蒙古人的传说中，天山是一位仰天横躺的勇士，他的头颅是西天山主峰汗腾格里，左臂自伊犁河谷延伸到博尔塔拉，天山北部的盆地由此称作“准噶尔”，“左翼”的意思。我的家乡沙湾一带的南山蒙语名依连哈比尔尕山，坚硬的肋骨山。哈密巴里坤一带的山脉是勇士之腿，巴里坤，蒙古语老虎腿。而乌鲁木齐东南的博格达峰，蒙古语意为“神圣的、至高无上的通灵之山”，她是天山的心。
在新疆的众多山峰中，天山博格达峰享有人们对她的最高敬仰。天山，古代塞种、匈奴、突厥、蒙古语皆称“腾格里”，通天之山。这一名字背后隐含古代各民族对天的无限想象和敬畏。博格达峰，则是与天连接的至高神灵。古人祭天之所。
博格达峰下发现的大型殉马坑遗址、山神庙遗址以及周围众多的古岩画群，都显示博格达祭天活动数千年来未曾中断。周穆王以天子之名，远涉万里，赴天山祭天，拜会当时的西域氏族首领西王母。 这是中国天子天山祭天的开始。清代收复新疆后，对博格达峰的祭祀达到一个高潮，博格达峰作为“永镇西陲”的象征，列入国家祭奠名山，乾隆皇帝曾亲撰祭祀文，博格达祭祀规格等同五岳。
从此，每年春秋两季，当地最高长官率领众多文武官员，公祭博格达山神，这一传统一直沿袭到民国。
在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无论何人，只要看到博格达峰，牧人则下马，行者则叩首，官员则顶礼膜拜。
博格达自古就是一座名山。在历代典籍中她有过诸多响亮的名字：贪汗山、折罗曼山、金岭、阴山、灵山、博格达山。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笔架山”，这是自清代以来儒文化对她再一次塑造。古老萨满教、道教、佛教，儒教等，都曾将博格达天池视为圣地。
据专家考证，博格达山汉代以前是昆仑山，山海经所述的神话故事，皆发自以博格达为主峰的东天山。博格达三峰又称柱天三石。北京圆明园的整体布局模拟天下九州地势。 在西北角堆砌有17米高的假山象征昆仑山，按照西王母居所的建筑规制修筑了紫碧山房，种植蟠桃。与阜康天池瑶池蟠桃园相对应。
我曾在远远近近的地方注视过博格达，当整个大地还在黑暗中，博格达峰早早被太阳照亮。新的一天从博格达峰顶开始了。当太阳落山，大地陷入又一个黑夜，太阳的余晖依然长久驻留住博格达峰顶。
我在东疆奇台的玉米地里望见的博格达像一尊银元宝，高高供奉在延绵山脊之上，整个天山在那里突然有了型，被认出来。在正对博格达的阜康市区，我一抬头，看见博格达壁立眼前，似乎比我在她脚下看见的还要逼近，她的形状是方的，高显地竖立空中，是所有楼顶之上的楼，房顶之上的房，那是一切之上的神的建筑。
在挨近阿尔泰山的赛尔山上，当地牧民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乌鲁木齐。牧民拿马鞭指东南方说：博格达。那里距乌鲁木齐六七百公里，怎么能看见博格达呢。但我顺着牧人的马鞭望去，果真看见了，在凹下去的准格尔盆地的南像，天山像随手捏造的模糊粗糙的盆沿，偏东南的博格达则是精致的纯银盆耳，斜方型，盛满黄沙碧野的准格尔巨盆，似乎由那个纯白的盆耳提起，朝西北倾过来。
我上过好几次赛尔山，都没想到朝更远的博格达望，我想不到我会望那么远。可是，赛尔山上的蒙古牧民朝千里外的天山在望，这样的远望从几千年前便开始了，继蒙古人之后，后来到达阿尔泰山的哈萨克人也从那里望见天山，望见那个银色盆耳的博格达。据说他们中的一个部落，用了一百年时间朝博格达峰走近。在之前之后的千万年里，博格达都是一个在千里外便被清晰认出的路标。
在古代西域，南来北往的人们，就是远远盯着博格达行走，并走到了一起，在博格达峰四周形成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漩涡”，南坡吐峪沟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出土文物，见证着东西方精粹的宗教文化在那块小绿洲的相遇相容。而早在丝绸之路以前，沿天山而行的“天山走廊”， 便已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畅廊道，朝西连通伊犁流域、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往东与河西走廊贯通。博格达峰下自然是东西方文明“碰头”的地方。围绕博格达峰南北坡的这些著名地名：吐峪沟阿斯塔纳、交河、高昌、吐鲁番、北庭、别十八里、天池、乌鲁木齐，沉淀了多少厚重历史。
“建标西域”“作镇西陲”，这是乾隆皇帝亲撰博格达祭祀文中的词句，博格达西域圣山、西域镇山、西域地标的意义由此彰显。
两千年前的西方旅行者们，还给了博格达一个震古烁今的名称：轴。大地如平放的车轮，博格达峰是凸起的轴心，道路如车辐四通八达。 博格达是亚欧大陆的地理轴心，也是西域南北绿洲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点。 从地理上看，以博格达为首的天山的两端，正好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两个巨大的轮轴，连动东西方，转动世界历史进程。
天山在古代地缘政治当中一直涵盖“天下”理念。
天山走廊历史上是连接东西方四大文明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生命线，控御天山才算得上控制“天下”。汉、唐、元三朝实质掌控天山，达到了三个发展顶峰。历代草原民族积极致力争夺天山，正是为了与东西方争夺经济贸易权和文化话语权，匈奴、突厥、契丹、卫拉特等部落民族，无一不是在控制天山以后称雄中亚，也是在失去天山以后走向覆灭。唐朝“苏定方一箭定天山”，就是在天山北麓一举击败突厥，平定西域，联通了世界交流通道，四方来朝，在东方建立了当时世界中心的地位。
今天的新疆，依然是控御东西方的战略前沿，是牵动不同文明汇聚、交流、交锋、融合的巨大轮轴。天山的“天下”战略意义再次回归。天山博格达区位的重要性将再次彰显出来。天池博格达，作为新疆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附号，也必将广受敬仰和关注。
2013年8月9日，新疆数十位作家在天池边清代祭祀遣址上，对博格达作了隆重祭祀，这是西域历史上首次文人集体祭祀博格达。作为主祭人之一，当进行到对博格达行注目礼时，我的目光仿佛跟先人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我们在延续着前人对博格达的虔诚注目。从古至今，生活在这片大地的诸多民族、部落，都对博格达有过共同的精神依托。当他们强盛的时，首先想到的是祭拜博格达峰。当他们遇挫失利时，想到的也是祭拜博格达峰，获得上天庇佑，获得智慧和力量。 远在各种宗教成型之前，人类曾经有过共同的信仰，那就是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博格达祭祀是传统自然崇拜的延续。敬仰天山，敬畏自然。这是我们祭祀天山博格达的主题。
（本文图片由雅辞文化提供）
西域少数民族 篇3
一、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于西域乐舞史料的引用由来已久, 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首先, 凡是研究中国音乐史的学者, 多涉及西域音乐史方面的资料, 如: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稿》、沈之白的《中国音乐史纲要》、黄翔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阴法鲁的《新疆歌舞与唐代音乐》、等;其次, 非音乐界人士从研究文化的角度, 也常要涉及有关西域乐舞史料的研究, 如: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昆吾和何剑平的《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另外, 国外也有一批学者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研究, 如: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岸边成雄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等;近年来有更多的学者对于西域乐舞史有所关注, 如:冯文慈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周吉的《维吾尔音乐史》、周菁葆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李方元的《<宋史?乐志>研究》、孙晓辉的《两唐书乐志研究》等等。在这几类论著中, 都引用了清以前汉文文献中有关西域乐舞的记载。相关的论文发表得较多, 大致可分为乐器、舞蹈、音乐史、音乐文化交流等几个不同的内容。乐器研究方面主要有朱易安的《唐代诗化的音乐和西部乐器》, 杨久盛的《横笛源流考辨》;舞蹈研究方面有付明华的《龟兹文明及舞蹈艺术》;音乐史研究方面有魏晶的《隋唐时期西域音乐文化研究成果述要》 (上、下) , 王立增的《论汉唐时期宫廷音乐吸收胡乐的三个阶段》;音乐文化交流方面主要有刘洁的《由唐代乐舞诗看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殷克勤的《丝绸之路与汉唐音乐之发展》, 金文达的《对古代中印音乐文化交流中的某些问题的再探讨》, 梅加林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音乐交流》等数十篇文章。
音乐考古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诚如黄翔鹏先生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 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但由于各种条件所限, 至今能够见到的与西域乐舞艺术相关的音乐考古领域的著述不多, 只有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和周吉的《“绿洲丝绸之路”新疆段乐舞文物资料概要》等为代表几篇。
二、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 涉及新疆西域乐舞历史的研究大多属于断代史或专题性研究, 而且大多选择唐代为主要研究时段, 通史性研究较少。虽然引用了诸多相关史料, 也加进了一些作者的分析和推测。但由于史料数量浩大, 一些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引起注意, 对于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也还没有人做过;特别是缺少对于文献与实物的互证、互补, 导致真、伪混杂, 研究理论干涩;在对于史料的研究中, 因没有注重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相关文化背景相联系, 使得研究成果具有专业的局限性。
本文力图通过各种渠道对有关西域乐舞的文献资料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和归梳, 并充分利用近年来在音乐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将文献资料和音乐文物进行初步的互证, 并结合与西域乐舞相关的各方面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以勾勒出西域乐舞勃兴、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 并注重其流传至今的现实存在。
三、研究背景
西域, 始见于《汉书·西域传》, 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指认。狭义指玉门关、阳关以西, 葱岭以东地区, 相当于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广义指通过狭义的西域能够到达的整个亚洲中、西部, 印度半岛, 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本文所指为狭义西域, 由于在汉唐时期位于现中亚地区的费尔干那地区也属中原的统治范围, 故也将其列入收集整理资料的范围。所谓的西域乐舞, 主要指先秦至清代 (包括清在内) 与西域有关的, 包括音乐、舞蹈、百戏在内的乐舞文化。
考古发现表明:至晚在新石器时代, 西域许多地方已经有人类进行农牧业生产活动。在历史长河中, 他们在天山南北创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古代文化, 其发展是一个积累、渐进、融合的过程。
维吾尔是当代生活在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 其族源主要有两支:古代生活在我国漠北的匈奴、丁零、铁勒、突厥、回鹘的草原民族, 古代生活在新疆的操印度-欧罗巴、汉藏、阿尔泰语系的土著。就乐舞文化而言, 当代维吾尔族有变异的继承了古代西域的传统, 故而, 对西域乐舞文化有关史料的梳理, 应当成为维吾尔歌舞艺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本文是“十五”国家重点艺术科研课题《维吾尔歌舞艺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研究方法、范围及分期
1、研究方法
尽最大的努力找寻古籍原著和专家点校过的版本, 着力把论文资料做到尽可能的翔实是我追求的第一个目标。二年多以来, 通过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自治区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所进行的资料搜集、整理, 使该目标基本上得以实现。同时, 除尽可能多地收集与西域乐舞相关的音乐考古成果之外, 还多次到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等地进行实地调查, 研究相对保存完好的壁画, 以期和文献进行互证。同时, 笔者又涉猎了与西域乐舞相关的各人文学科的著述, 并通过多次田野调查初步了解了与西域乐舞有相当程度传承关系的维吾尔族歌舞艺术的存见现状。
2、研究范围及分期
本文所收录的文献范围主要为现存的清以前包括清在内的正史、杂记、诗词, 并试图从地理环境的特点、民族历史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经济文化的背景等角度中找出西域乐舞的发展脉络、体现形式、具体内容, 为西域乐舞及中外乐舞交流史的研究提供相对全面、准确的史料依据, 以期为维吾尔等新疆各民族歌舞艺术的研究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 笔者根据黄翔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对中国音乐史的划分, 并结合周吉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维吾尔族音乐史》中对西域乐舞勃兴、发展、鼎盛、融合与变异四个阶段的划分为依据, 按时间顺序把关于西域乐舞的汉文文献分为四个时期:一, 先秦时期;二, 秦汉时期;三,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四, 宋、元, 明、清时期。在每个时期内, 又根据所梳理资料的内容对西域乐舞文化相关资料分为音乐 (包括乐器、乐曲乐部、乐理乐律、乐人乐工、乐论、乐谱、音乐活动描述) 、舞蹈 (包括舞曲、舞蹈) 和百戏三个部分, 其中乐器部分按照乐器的发音原理细分为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四种。对史料的介绍, 以正史、杂记、诗词为序。由于汉文文献浩如烟海, 其中有许多是类似的资料, 笔者认为可能是撰史官或著书者承袭前人所为。因此在本篇论文中, 尽可能地不作重复, 而选择其中记录最早、最可靠的版本, 并尽量选用权威学者的点校本。对于未找到点校本的资料, 笔者尝试着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点校, 意在为读者提供方便。
在对史料归梳之后, 列出该时期迄今为止的音乐考古成果, 并与史料进行互证。
最后, 就本时期包括文献和文物在内的音乐史料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
结语
本篇短文仅对于硕士论文内容的介绍, 同时根据民族音乐学界对于史料整理方面的欠缺作了简单总结, 并希望能够通过此文抛砖引玉, 引起大家对于音乐史料整理方面的关注, 甘于“坐冷板凳”, 而对于我们这些民族音乐学后辈来说, 首先要学会“坐冷板凳”, 愿意“坐冷板凳”, 不甘寂寞, 潜心研究, 不要眼高手低, 好高骛远;俗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如果能够潜心研究, 坐得住这把“冷板凳”, 掌握丰富资料, 我相信这把“冷板凳”对于以后课题的研究将会起到无可限量的作用。
摘要：本文系笔者硕士论文节选, 收录汉文文献范围是以先秦至清代 (包括清在内) 与西域有关的包括音乐、舞蹈、百戏在内的乐舞文化。为了促进对于西域乐舞的研究, 笔者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做到对与西域乐舞相关汉文正史、杂记、诗词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 并根据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要求, 采用资料整理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尝试与石窟残存壁画、出土文物中所提供的形象资料进行“三重互证”。并结合每个时期的历史进程, 论述对于历史资料归梳之后本人所形成的对于西域乐舞文化发展轨迹的观点之认识。
关键词：汉文献,收录,互证
参考文献
[1]伍国栋编著, 《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卷》,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6年5月北京版, 序第4页。
[2]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石窟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著:《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 大象出版社, 1996年12月郑州第一版, 前言。
[3]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年
[4]沈起炜编著,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
[5]阴法鲁著, 《新疆歌舞与唐代音乐》, 光明日报, 1953年4月13日
葡萄：西域珍珠 篇4
《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此事《汉书·西域传》也有记载，其中葡萄亦作“蒲陶”二字。可见葡萄东传之后，最初的音译名是蒲陶，西域以之为造酒的原料。汉室引进葡萄后，汉武帝在“上林苑”中广植葡萄，题一宫名为“蒲桃宫”。汉许慎所作《说文解字》中没有葡萄的“葡”字，其时尚未造出。“萄”字有，乃草名，与今葡萄无关。至梁武帝时，太学博士顾野王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了一部字书《玉篇》，其中始有“蒲萄”一名，不再作“蒲陶”了。陶变萄，后世译植物名即仿此加草头。唐宋两代，葡萄的译名仍作“蒲萄”，如李颀的“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和王翰的“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又如苏轼的《满江红‘寄朱寿昌》：“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皆作“蒲萄”。直到明代的陶宗仪作《辍耕录》时，方才出现“葡萄”之今译名。明之前只有“蒲萄”或“蒲桃”，并无“葡萄”，此流沙河先生研究所得也。
葡萄是古西域的一颗绿色珍珠，它使得丝绸之路在古西域境内变得甜蜜起来。汉朝灭亡后，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对这种甜蜜的滋味有精彩的描述，他大加赞誉的是吐鲁番的葡萄：“当其夏未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债，脆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温。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乡之果，宁有匹之者？”曹丕此文，简直是对吐鲁番葡萄钦定之广告词。
种植葡萄在西域是国之大事。毗连新疆鄯善县西界的阿斯塔那62号墓出土的《翟疆辞为共治葡萄园事》的文书中（写于北魏太延二年，即公元436年），有“今年风虫，蒲陶三分枯花”和“蒲陶六亩，与共分治”的句子。在古代西域，葡萄甚至可以视作是具有某种植物图腾性质的特产，如东晋时期的墓葬里发现过众多的人殉葡萄果穗和枝条，墓室内绘有庭院葡萄的壁画。高昌国时期，葡萄栽培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时，葡萄园土地作为高昌王国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所有制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葡萄园主对葡萄园土地的实际占有权，但国家对葡萄园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最直接的体现还是国家对葡萄园土地收入的分配权，即收取“租酒”的权力。高昌王朝征收赋税种类和数量繁多，葡萄园所纳“租酒”，按丁纳钱、纳薪、纳租粟，计树纳绢、锦等，数量非常大。阿斯塔那153号墓出土的《高昌夏某寺葡萄园券》是葡萄种植租佃关系的最早文书。葡萄丰产，管理、储存与加工葡萄就显得很重要。《唐西州都督府诸司厅仓库等配役名等》中已有“桃库”之名，专供储存葡萄之用。《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交河郡有“果子行”，尚保留“干蒲陶”“大枣”两项，可见其时已有干果加工。宋元时期，在出土的回鹘文契约中有“羊年十月十五……卡拉禾明卡拉体弱无力，派他去管理国有葡萄园”的记载。
古代传人中原的葡萄酒特别珍贵。《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云：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此事发生在东汉灵帝时，孟佗是陕西扶风县人，张让是宠臣宦官，前者给后者进献一斗（约20升左右，合40瓶）葡萄酒，竟然换得“凉州刺史”一职，难怪刘禹锡在他的《葡萄歌》的结尾，无不无讽刺地说：“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这位张让先生，堪为现代卖官求荣的祖师爷。梁武帝大同年间（535年—546年），高昌王派使者到南朝梁国国都金陵（今南京）进贡葡萄干和葡萄酒。这是史料中第一次记载葡萄干和葡萄酒被作为贡品。唐贞观十四年（640年），由于高昌王朝反叛唐朝，西域交通被切断。唐太宗命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率兵攻占高昌后，马乳葡萄被奉为鲜食的佳品、酿酒的好原料，引栽于长安。唐太宗将马乳葡萄种在御苑里，亲自过问马乳葡萄酿酒之事，并用酿成的葡萄酒赏赐群臣。《册府元龟》对此记述甚详：“蒲陶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陶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得其味。”而《南部新书》丙卷对此事的记载与上述大同小异：“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可见唐以前新疆葡萄酒已进入皇宫，其后又由唐太宗亲自倡导，从吐鲁番学来葡萄酒的酿制法。由此推算，新疆葡萄酿酒法传人中原，至少也有1300年的历史。葡萄酒“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缇益”的特点，自唐朝起被天下人共识矣！
葡萄酒的影响力在唐朝很大，是唐诗中是最常见的意象之一。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维：“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此两首诗都为千古绝唱。唐彦谦有诗曰：“金谷风露凉，绿珠醉初醒。珠帐夜不收，月明堕清影。”（《葡萄》）金谷园在河南省洛阳县，晋代大富豪石崇所建，绿珠是他的宠妾。全诗以绿珠为喻，咏叹赞美月明之夜葡萄清圆，葡叶婆娑的动人情景，构思巧妙，想象清超，使人叹止。刘禹锡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葡萄歌》）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诗，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酒店的招待员均为西域胡人之女子，世谓“胡姬”。李白有诗“何处可为别，长女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即指在胡人酒肆里吃酒。这些酒肆一般多卖西域名酒，除葡萄酒外，还有波斯酿法的“三勒浆”，又有所谓“龙膏酒”，俱为时人称美。苏鹗在《杜阳杂编》里称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读之使人向往。当然包括葡萄酒在内的西域美酒都是酿造酒，而不是蒸馏酒。
大唐以降，诗人对葡萄的赞美之声始终不绝。元人郑允端有诗曰：“满筐圆实骊珠滑，入口甘香冰玉寒。若使文园知此味，露华应不乞金盘。”清人吴伟业有诗曰：“百斛明珠富，清阴翠幕张。晓悬愁欲坠，露摘爱先尝。色映金盘果，香流玉碗浆。不劳葱岭使，常得进君王。”清人陈维菘在《青玉案·夏日怀燕市葡萄》中咏：“风窗冰碗谁消暑？记百颗，堆盘处。掬罢盈盈娇欲语。轻明晶透，芳鲜圆绽，小摘西山雨。”清人萧雄则咏：“苍藤蔓，架覆前檐，满缀明珠络索园。赛过荔枝三百颗，大宛风味汉家烟。”又咏：“苍藤蔓架覆檐前，满缀明珠络索圆。”清人祁韵士则咏：“紫浆凝处似琼膏，玉露垂涎马乳高。风味宜人留齿颊，即随桑落酿仙醪。”读之均使人如沐春风而唇齿留痕。
葡萄是古西域万千风物中一颗绿色的甜蜜的心脏。如同古人以“桂华”代月色，因葡萄其色正如春水，故被当作“春水之色”的代指。李白《襄阳歌》有“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陶初酸醅”句，王沂孙《南浦》词咏春水有“葡萄过雨新痕”句皆是。想起西域风物，便想起了葡萄中的“兔睛”——极品无核白葡萄，它大逾蚕豆，滴溜珠圆，色在碧白绿之间，宝光晶莹，与玉无辨。谁说葡萄不是西域的一颗晶莹的玉石呢？
西域少数民族 篇5
西域史地典籍受当时语音状况的影响, 所保留的地名变体颇多。有些地名前后之间的语音联系较为明显, 如《新疆识略》中所记“色尔奇布”和《西域图志》中所载“色尔启布”, 两者实为同一地名, 现代汉语中, “奇”与“启”唯声调不同, 可凭表面联系来推测, 还不需要专业知识加以判断, 。
而有些地名的语音联系则较为复杂, 不易分辨, 如《汉书·西域传》:“五曰高附翖侯, 治高附城。”“高附”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两个地名以现代汉语读之, 相去甚远。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音韵学知识, 以便在历史文献教学过程中进行很好的解读:汉代语音属于上古音系统, “高”古音见母宵韵, 拟音为[kau] (1) , 宵韵与今韵母ɑo相近, 发音由低后元音ɑ滑向高后元音u, 属于前响复元音韵母, 又为平声, 发音长远, 音近于“喀”[kɑ:]。“附”古音並母侯韵, 拟音为[bǐwo]。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提到“古无轻唇音”, 中古音中唇齿音“非敷奉微”是从上古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的, 即现代汉语f声母, 在上古时期, 读为b、p。故“附”的读音略同于“剖”, 缓读则音近“布尔”。今喀布尔读为[`kɑ:bul], 与“高附”两字上古音的组合比较接近。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一生两次游历西域, 入幕安西、北庭都护府, 写下了60余首写实性很强的边塞诗。其中所记录的70余处西域地名, 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历史地理颇有益处。现以岑诗中的部分唐代地名为例, 结合音韵学知识简要说明如何分析西域史地文献中的地名语音变化。
一、入声字的影响
就传统音韵学而言, 唐代属于中古音系, 其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元代以后, 入声字派入三声, 逐渐消失。至于明清时期, 入声字则除了在诗歌中应用之外, 已不在共同语中使用。[2]而清代地理学著作中的地名对音, 因不存在入声字, 所以把入声字的辅音韵尾都记录出来, 造成和唐代地名用字颇显不同。
岑参西域诗中4次提到“赤亭”这一地名。如《火山云歌送别》:“火山突兀赤亭口, 火山五月云更厚。”敦煌文书《西州图经》中即有“赤亭道”的称呼, 可知“赤亭”为唐代地名无误。[4]P3唐“赤亭”在清代史地文献《西域同文志》称“齐克塔木”, 《新疆识略》作“齐克腾木”, 《辛卯侍行记》作“七克腾”, 今地名为新疆鄯善县七克沁镇。[5]P193
检中古韵书《广韵》可知, “赤”昌母昔韵, 入声字, 以辅音韵尾[k]结尾, 拟音为[t揶‘ǐ藓k], 正与“齐克”、“七克”音同。距其不远的“柳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宋王延德的《高昌行纪》记此地为“六种”。[6]P96“六”, 在《广韵》中是来母屋韵, 入声字, 拟音为[lǐuk], 也以辅音[k]结尾, 与今地名“鲁克沁”之“鲁克”音近。
地名中的入声字, 除在对音中保留其韵尾外, 还体现在地名翻译的变体中。如新疆鄯善县洋海村, 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记此地为“羊黑城儿”, 清《西域图志》称之为“洋赫”, 《新疆识略》则作“英格”。
李启文对《古今韵会举要》韵部进行归并, 发现入声字在消失的过程中, 其韵尾先变化为喉塞音[-揲] (中古汉语零声母影母即喉塞音, 发音近于[i]) 。因此, “黑”《广韵》晓母德韵, 拟音为[x藜k], 今普通话读音为hei, 韵尾[k], 变为[-揲], 再变为[i]。“海”在《广韵》中是晓母海韵, 上声字, 主要元音与“黑”相近, 今天上海话中的“海”仍发为[hE]。[7]P6“海”的韵尾为[i], 与今音“黑”韵尾相同。由此可以窥见, “羊黑”变为“洋海”的过程。
“赫”在《广韵》中是晓母陌韵, 入声字。“格”在《广韵》中是见母陌韵, (2) “见、晓”属于牙喉音, 可以通转。“赫、格”所属的“陌”韵, 拟音为[ek], 韵尾与“黑”同, 主要元音都属于央元音。[8]P41因此, “洋赫”、“英格”与“羊黑”一样, 入声韵尾脱落变化, 变成了今天的“洋海”。
二、古声母的变迁
岑参诗《经火山》中出现了“蒲昌”这一地名, 即今天的新疆鄯善县“辟展”乡。“昌”和“展”今读声母不同。在中古音系中, “蒲昌”之“昌”在《广韵》中是昌母阳韵, “辟展”之“展”在《广韵》中是知母狝韵, 属于两个不同的声母。两者之间的联系, 需要通过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声母变化来说明:清代古音学家钱大昕曾提出“古无舌上音”之说, 即“知彻澄”三母上古归入“端透定”三母;黄侃又提出“照三归端”说, 即“照”组三等字, “章昌船书禅”母在上古归入“端透定”母。[9]P224据此可推, “昌”和“展”的上古音系中发音部位相同, 旁纽双声, 声母相同。
“蒲”在《广韵》中是並母模韵, 今读为pú, 看起来与“辟”声母相同, 与韵母存在差别。实则不然, 还要从声母变迁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
成书于宋仁宗时期的《集韵》和《广韵》一样, 都属于中古音系, 其中记载了“蒲”有另一发音, 並母铎韵, 入声字, 读为bò, 白各切, 韵母拟音为[ɑk], 用于地名。並母为浊声母, 中古音转到现代汉语语音所遵循的“浊音清化”原则是“平送仄不送”[8]P116:
“並”为“帮”组字, 双唇音, 平声字 (今一、二声) 读送气音p, 滂母;仄声字 (今三、四声及入声) 读不送气音b, 帮母。“辟”《广韵》並母昔韵, 入声字, 声母本应读b, 因是入声字, 故今音转为p, 《集韵》中“辟”字仍有一音作帮母麦韵, 读bó, 博厄切, 韵母拟音为[覸k]。[ɑ]、[覸]都是低元音, 区别在于舌位前后问题, 音近可以旁转。
因此, “蒲”、“辟”中古音同属“並”母, 清化后为“帮”母, 宋代王延德的《高昌行记》记此地名为“宝庄”, “宝”在《广韵》中是帮母皓韵, 可以看出, 此地名原读“帮”母, 至明代陈诚《西域行程记》读此为“必残”, “必”《广韵》帮母质韵, 仍为“帮”母。
“辟”字在《广韵》中有滂母昔韵 (pi) 、帮母昔韵 (bi) 两音。而“辟展”之“辟”应读“帮”母, “昔”韵拟音[ǐεk], 入声。前文已提及, 入声字在变迁过程中, 先以[-揲]结尾, 后主要元音与韵头合并为[i], 韵尾[k]脱落, 遂音由bo转为bi, 再与“辟”的pi音相混, 故至清代, 对音则用“辟”作记录。
三、古韵母的变迁
岑参西域诗中录有战事诗数篇, 其《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中提到了“播仙”这一地名, 李志敏认为唐代的“播仙”即是“鄯善”之音转, 指代“鄯善人的部族”。[10]又据《唐光启元年 (886) 十二月廿五日书写沙、伊等州地志》 (斯0367) 中云“且末郡, 上元三年改幡仙镇”知, [11]P157“播仙”又称“幡仙”。以今音来看, “播”读bo, “幡”读fan, 差别较大。中古音系中, “播”过韵 (戈部) , 拟音为[uɑ], “幡”元韵, 拟音为[ǐ耷], 韵母也不相同。究其原因, 是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迁造成的:
“播”上古音与“藩”近。《尚书大传》卷三:“播国率相行祀。”郑玄注:“播, 读曰藩。藩国, 谓侯相助也。”其声母符合“古无轻唇音”的原则 (f在上古读为b) ;在韵母上, “藩”《广韵》非母元韵, 与“幡”的中古音韵母相同。
“幡”《广韵》敷母元韵。“仙”《广韵》心母仙韵。“鄯、善”《广韵》均为禅母狝韵。“狝、仙”除了声调不同外, 属于同一个韵部。且“元”韵与“仙”韵都是三等韵, 同属“山”摄, 语音上的联系是较为明显的。
此外, 韵母的变化还存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中, 前文所提到的“赤亭”和“蒲昌”即存在这一问题:“亭”和“昌”的韵母与“塔木”、“展”的韵母皆有不同。“展”狝韵, 属于仙部, 拟音为[ǐεn], “昌”阳韵, 拟音为[ǐa耷], 两字主要元音一为不圆唇前半低元音、一为不圆唇前低元音, 舌位相近。岑仲勉在《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中指出, 回纥译汉语的对音, 往往将后鼻音[耷]促收为前鼻音[n], 故“昌”后鼻音和“展”的前鼻音在对音中声音相近。两字韵母可以通转:“亭”青韵, 拟音[ie耷], “塔木”为“tim”或“tam”。[a]、[e]一为不圆唇前低元音, 一为不圆唇前半高元音, 舌位相近, 加上唐代于阗译金刚经, [n]、[m]鼻音通转颇多。[6]P95-97因此, [耷]、[n]、[m]鼻音韵尾混同的现象, 在对音中是较为常见的。这样, “昌”与“展”、“亭”与“塔木”的韵尾变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摘要：西域历史地名的语音变迁涉及对音及古今音变化问题, 需要利用音韵学知识来厘清其演化脉络。作者通过对唐代岑参边塞诗中记录的一些地名的语音变迁作简单梳理, 分析声、韵、调的变化对历史地名语音的影响, 可以对历史地名的教学和研究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西域历史地名,岑参诗,音韵学
参考文献
[1]王双怀.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的类型及其特点[J].历史教学, 1998, (10) .
[2]李启文.近代汉语共同语入声字的演变[J].中国语文, 1996, (1) .
[3]陈铁民, 侯忠义.岑参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4]王重民原编, 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第七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5]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M].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 2008.
[6]岑仲勉.吐鲁番一代汉回地名对证[A].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册[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47.
[7]钱乃荣等.上海话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8]唐作藩.音韵学教程 (第三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9]胡安顺.音韵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 2003.
[10]李志敏.关于萨毗播仙部族的几个问题[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1996, (4) .
西汉统一西域意义略论 篇6
西汉统一西域对于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对于促进中国和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 发展人类的文明事业, 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简而述之, 西汉汉统一西域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一是维持了亚洲甚至欧洲之和平, 促进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二是开辟欧亚商业交通;三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首先, 西汉统一西域, 有力遏制了匈奴在中亚势力的壮大, 维护了我国中原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定, 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更维持了亚洲乃至欧洲的和平环境。
西域原本属于匈奴, 西汉统一西域, 孤立匈奴, 使西域从匈奴的奴役中得以解放。面对强大的匈奴骑兵的侵掠, 汉高帝刘邦在平城之败后采用了娄敬的和亲之策[10]。这是西汉前期对匈奴贵族的基本政策。这项避免了双方较大的武装冲突。因而为西汉争取到了六七十年“无大寇”的社会环境, 使汉匈力量对比强弱悬殊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国力的强大, 汉朝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抑制匈奴的扩张, 开发河西并推广屯田, 置河西四郡, 隔绝了匈奴与诸羌的联系, 保证了西域联系通道的畅通。此外, 寻求乌孙共击匈奴也实现了双方的军事结盟。西域都护的设置, 常起到调节各国间矛盾的作用, 避免更多兼并战争的发生。汉朝众多的行动, 终于在西域孤立了匈奴, 使得西汉在西域的势力, 有力阻止了匈奴势力的南下, 若当时无西汉的力量抗击匈奴, 中亚有可能被其征服而改写历史。最终, 有汉一代, 中亚整体维持了和平。
其次, 开辟欧亚商业交通。西汉通西域, 目的不直接在经济而是支持政治, 但交通开辟之际, 商业活动常常为先驱。
东西贸易交通因亚历山大东征, 张骞西征而大开。张骞以后, 由敦煌出西域南北二道, 及匈奴西迁, 又多一新道, 隋代裴矩《西域图记》中, 记载有南北中三道。这条东西贸易之路, 自古在安息大夏康居的商人手中, 及匈奴势盛, 达到河西与西域, 这条贸易线便在匈奴控制之下, 而东西贸易全为匈奴垄断。秦筑长城, 汉设河西四郡, 驻军西域, 先后打通南北二道。在国防上切断敌人补给线, 保障自己补给线, 在商业上则维护了贸易之路的自由。
最后, 汉通西域有力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西流的过程, 亦是西方文化东来的时期。张骞出使西域, 首次越过葱岭, 抵里海之南, 访问了大夏、大月氏等国家, 沟通了黄河流域和中亚的交通, 传递了古代文明的信息, 使西汉王朝同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并且同罗马帝国建立了间接的联系, 从而改变了汉代的活动长期被限制在葱岭以东的状况, 对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传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两汉中由张骞到班超父子, 三百多年, 汉人于西域驻军屯田, 使节商人来往频繁, 诸多文献和考古发掘成果都展现出汉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 敦煌、罗布泊出土的木简、绢、纸出土颇多, 内容除日常实用的占卜、药方、算学等外, 多为佛教美术品。与此同时, 西方文化也通过西域传入中国, 从西域各国传入中国的, 就物产而言, 有乌孙、大宛的良种马、苜蓿、葡萄。西汉王朝统一西域, 疏通了东西方文明相互传播的渠道。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从此以后, 中国使团和外国使团接连不断地沿着“丝绸之路”, 越过葱岭,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从而引起了东西方古代文明的相互激荡、相互借鉴、相互交融, 推动了人类文明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西汉对西域政策之失误略论
在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历史上, 往往出现一种规律性的张弛节奏。在一定时期, 常常是建国之初, 国家休养生息, 渐渐发展至强大, 积蓄国力, 待国力富强则对外逐渐扩张, 对内发展公共事业, 至此, 国家力量与文化又到达一发展高峰。我国历史上, 秦汉皆是如此。
从西汉来看, 汉高祖及其后继者深知与民休息之道, 大省刑罚, 劝农贵粟, 轻徭薄赋, 因此百姓安居乐业, 衣食滋殖, 国力大大提升。直到汉武帝即位, 七十余年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人给家足, 廪庾皆满, 京师之钱不可数。”“养民五世, 天下殷富, 财力有余, 士马强盛。”这七十余年间为汉武帝通西域, 退匈奴积累了大量财力。但自汉武帝击退匈奴之后, 汉亦濒临崩溃边缘。
不恤民力, 最终导致手忙脚乱, 经济失调, 国家动荡, 所以, 虽然汉通西域对东西方不能不说为一件好事, 却不免付出了许多惨痛的代价。因此, 一国应深谙休息与发展之规律, 适度合时, 方能稳固发展。
摘要：西汉王朝通过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外交活动, 疏通东西方古代文明相互传播的渠道, 通过在西域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 将边疆民族纳入统治范围, 维护了中原地区以及边疆地区的安定, 保证了中西使者的往来和商人贸易活动的进行, 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本文试从西汉统一西域在促进边疆稳定、东西经济交流、文化往来三个方面分析西汉通西域这一伟大举措的深远历史影响。
关键词：西汉,统一,西域,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4]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中华书局.
[5]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6]李大龙.西汉西域都护制度略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1年第2期.
[7]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3.7.
[8]李大龙.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年11月第40卷第6期.
[9]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M].北京:中华书局, 2010.
[10]《史记·匈奴列传》.
[11]《史记·平淮书》.
西域三十六国——莎车 篇7
莎车是新疆传统的农业大县, 叶尔羌河灌溉着这片古老而富饶的绿洲, 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 有着发展农牧业自然环境, 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且品质好。作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 莎车出产的“叶尔羌”牌优质大米不喷施化学药剂, 无污染, 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是纯天然的绿色有机食品, 被国家授予“绿色无公害大米”荣誉证书。同时莎车还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大县, 1996年以来, 年产量均在百万担以上。所产的优质棉花连续获得“中国知名商标”、“全国优质棉金奖第一名”等一系列称号, 畅销国内外市场, 经久不衰。
莎车是传统的畜牧业、渔业及家禽生产大县,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畜牧业已经成为莎车农村经济中一个支柱产业。肉、奶、蛋以及羊毛产品, 成为农民群众重要的增收渠道。
莎车果树栽培历史悠久。所产杏、葡萄、西瓜、甜瓜等含糖量高、口感好、营养丰富, 而其中巴旦木的栽培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巴旦木学名扁桃, 世界四大干果之一, 属于第三纪孑遗植物, 被誉为“活化石”, 其果仁香甜可口, 富含多种维生素和18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是国际知名的健身滋补品, 营养价值相当于等重量牛肉的六倍, 并能治疗高血压等疾病, 在中亚和欧洲一些国家被誉为圣果, 也是维吾尔族传统医药的重要原料,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国际市场非常畅销且价格较高, 每吨约八千美元。作为中国最大的巴旦木生产基地, 莎车巴旦木栽培始于公元8世纪, 历史悠久, 以其味美、质优而远近闻名, 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到2010年, 莎车县已形成了70万亩规模, 产量突破万吨大关, 收入达3亿多元。
莎车地域辽阔, 物产丰富, 南部山区蕴藏着金、铅、铜、铁、煤等20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矿物。目前已探明煤资源储量约为二千万吨, 主要分布在南疆最大的煤炭基地, 而铅锌选矿和冶炼基地, 估算可提炼铅、锌金属量各两万余吨。莎车还是叶尔羌玉的原产地, 叶尔羌玉在历史上闻名遐迩。2003年7月, 在莎车发现了一块重达3500多公斤的巨大玉石, 曾轰动一时。现在莎车已形成南疆有名的玉石交易市场。
莎车在古代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区域。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逐步形成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除维吾尔族外, 居住在现今莎车的还有汉、塔吉克、哈萨克、柯尔克孜、回、蒙古等21个民族。千年的丝绸之路上积淀的文化背景和众多的民族风情赋予了这片土地丰富而广博的文化内涵, 莎车成为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多样性文化的荟萃之地, 是新疆著名的音乐文化之乡。拥有“乐舞之都”美誉的莎车, 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故乡, 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 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反映了当时维吾尔人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代维吾尔族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音乐形式在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史上独树一帜, 堪称一绝。2005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我国继昆曲艺术、古琴艺术之后, 第三个跻身于“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除十二木卡姆艺术、喀群赛乃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乌孜别克族习俗古典音乐艾西莱·叶莱、依什库力苇席编艺入选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唐诗中西域马意象分析 篇8
一、时代、马、文人与诗
唐人尤其是文人对马的审美观念, 左右着马与唐诗的关系, 唐对西域领土的拓展及唐与西域的各种微妙关系, 促使着怀着强烈建功立业之志的文人前仆后继地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而马又是征途中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及日常交游的交通工具, 尤其是西域马的那种在艰苦的环境下任劳任怨的精神, 感染着远离家乡建功立业的文人, 因而西域马在文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也奠定了西域马在唐诗中之地位。
另外, 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融过程中, 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唐代大量的西域马伴随着商贾、使团进入中原, 原产地的良马以其体魄强健, 善走致远引起了唐人对西域马的不断关注;另一方面, 随着唐国力的不断强大, 西域各部落怀着敬畏之心将他们的珍贵什物作为贡品源源不断地进献给大唐的皇帝, 两《唐书》中详细记录了西域各部落进贡马的时间和数量, 大量西域马涌入中原增强了唐朝军事实力的同时, 也进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唐初, 由于战马的需求量很大, 一般人家养马不多, 因此马在这一时期属于比较高级的出行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时局的变化, 私人养马业逐渐壮大, 推动了唐人骑马风尚的盛行, 也为唐代诗人大量创作咏马诗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中晚唐养马业的衰败又使现实中大量的病马、瘦马等走进了诗作。当然安史之乱爆发后, 又是西域回纥骑着他们的铁骑拯救唐帝国于危难之际, 同时也是他们的铁骑踏破了大唐的半壁江山, 这时期中原的西域守军大量调回内地, 造成西域国防的空虚, 吐蕃乘机长驱直入, 占据了大唐所经营的西域地区, 而其对唐都附近的不时侵扰加速了唐帝国的衰弱, 可以说中后期唐人对西域马怀有恐惧心理, 西域马的铁蹄终结了大唐帝国的“盛唐气象”, 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纷争。
西域马载着游牧文明步入了农耕文明的领地, 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方式又吸引着所谓的蛮夷对中原的农耕文明投入了深切的关注, 于是他们很快便将这种优秀的文化融入到自己民族的血液中。同时异域的文明又引起了中原的好奇心, 从上而下, 一时长安“胡风”盛行。可以说正是这些马, 使得两种文明能够惺惺相惜, 从而达到交融的境界;也正是它们驮着两种文明同时并进。
这时的马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物象存在, 它已发展为一种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展开。马除了在战争和交通上使用外, 更重要的是达官贵人地位的象征, 各将相名流争相物色名驹, 并将其装扮, 在创世的唐代名画中, 关于“三花马”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昭陵六骏”, 六匹马鬃无一例外都被修剪成三瓣。而在唐诗中却普遍出现“五花马”, 这是一种巧合, 还是唐人的刻意追求呢?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的作品中品知一二:李白《相逢行》“朝骑五花马, 谒帝出银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马主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钱起《赋得丛兰曙后色送梁侍御入京》“诗知大苑内, 应侍五花聪”……以致21世纪初《名作欣赏》上连续刊文讨论何为“五花马”。分析作品不难看出, 五花马是一种名驹, 虽然不能说是在三花马基础上多剪了两下而变成的, 至少也曾和飞黄、照夜、浮云这些名驹并提。在唐诗中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 丰富了马在诗歌中的内涵。
唐代尚武精神和大力褒奖战功的诱惑, 使士人争相走向西域, 而西域马自然就成为他们描写和讴歌的对象, 这时候的马被赋予诗人的心态特征。据历史记载, 开元以后, 科举考试中每年中举人数均在三十名上下, 而到京师应礼部考试的人数却有一千到三四千名不等。与科举入仕的数目和地位相比较, 从军入幕、立功边疆对唐代士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文献记载反映了解唐代尚武风尚和褒奖军功对士人的影响。《旧唐书·崔宁传》载:“崔宁虽儒家子弟, 喜纵横之术……客游剑南, 从军为步卒。”《旧唐书·马璘传》:“年二十余, 读《马援传》至‘大丈夫当死于边野, 以马革裹尸而归’, 慨然叹曰:‘岂使吾祖勋业坠于地乎!’开元末, 仗剑从戎, 自效于安西。”《唐代墓志汇编》贞观一五二《毛盛墓碑志》称其“鄙诗书之小尚, 高投笔之良图”。咸亨○六三《杨大隐墓志铭》载:“贞观之日, 有事辽阳, 选百胜之威雄, 占三河之劲勇。君乃弃文士之笔, 挺壮夫之剑, 舞戟交前, 方验一身之胆。”可知这些人最初都是读书人, 但在时代尚武精神和功业之心影响下, 最终投笔从戎, 走上出塞入幕的道路。在他们身上, 鲜明地体现着时代对豪侠尚武和立功边塞的推崇。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中, 诗人耳濡目染, 受风气熏陶, 于是尚武慕侠, 投笔从戎, 也就不足为奇。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慨叹:“无路请缨, 等终军之弱冠”。杨炯在《从军行》中高喊:“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高适在《塞下曲》中疾呼:“万里不惜死, 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 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 一经何足穷。”唐代诗人亲历戎旅, 必将导致马意象进入诗人的创作视野之中。
二、马意象与诗人心态
西域马意象在唐诗中的内涵由于表现对象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据唐诗中西域马意象的类别不同, 所表现的诗人的心态亦不同, 可将其内涵分为以下几类。
1.慷慨之志中的感伤幽怨
在满怀建功立业与慷慨报国之志的同时, 夹杂着感伤幽怨, 这种无法排解的愁苦, 在诗歌中形成一种即将喷发的火山而旋被强加的外力掩盖的感觉, 有气不可出, 跌宕起伏。马一般都和将士同时出现, 马的情怀就是人的情怀。王维《老将行》篇首即“少年十五二十时, 步行夺得胡马骑”, 英雄年少的壮志与胆量不胜言表。而到《陇头吟》“关西老将不胜愁, 驻马听之双泪流”, 则是一种壮志难酬不得志的愁苦与悲伤。杜甫《高都护骢马行》写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 由边塞回归长安, 虽“猛气”犹存, 却不为人所赏。这是以马写人, 战将与战马一样是战争的工具, 战事完结, 也意味着人生志业的完结。
2.奔放的英雄之志, 洒脱的豪迈情怀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将军金甲夜不脱, 半夜军行戈相拨, 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卫节度赤骠马歌》和李白《天马歌》笔下的西域马形象意气雄豪, 神骏不凡, 展现了盛唐士人乐观昂扬、刚健大气的精神面貌:“枥上看时独意气, 众中牵出偏雄豪。”“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 为君一日行千里。”
3.由盛而衰的转折期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落, 唐诗中的马意象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咏老马、病马、瘦马、疲马的诗篇出现, 诗人或感染时代情绪, 或因个人遭际, 对弱马多是同情、哀怜的笔调。杜甫《瘦马行》写一匹因战争受伤而被弃的瘦马, 流落旷野到“日暮不收乌啄疮”的地步, 然而在兵戈日动的岁月, 谁又会收养一匹受伤的弱马呢?而在中原与边疆民族的马匹交易中, 前段弊病都在这一时期爆发, 原因是周边民族为了限制唐帝国的军事实力, 在贸易的马身上做文章, 马的质量都是打折扣的, 在短时间内也许不会有什么影响, 一旦遇到战争, 这些马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李端《瘦马行》、元稹《哀病骢呈致用》等都写宝马病弱, 被弃尘埃的无奈。西域马的表述也不能摆脱时代的整体命运, 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对无法控制西域的无奈。
在唐代, 西域马意象作为一种和西域一样富有神秘感而又豪放旷达的意蕴走进唐诗, 它丰富了唐诗对边疆描写的同时也对立功边疆士人的丰富心态做了详尽的刻划。而唐诗又将西域马带进了文化的行列, 为中华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彭定求, 等.全唐诗[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1995.
[2][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M].吴玉贵,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尹伟先.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隋唐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耿昇, 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5]蔡镇楚, 龙宿莽.唐诗宋词文化解读[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 2004.
[6]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7]周绍良.唐代墓碑志汇编[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一个人的西域 篇9
林则徐默默地站在玉门关城下，那些青苍苍的砖石，无言地遮断了他的视线。西去，西去，他的心里，此刻装着的，只有一心的悲凉。这个清瘦的白胡须老头，就要出关了。没有人能够在此时此地，听到他的低语：“腊雪频添鬓影播，春暂借病颜酡。”
他是孤独的。一个人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孤独的。林则徐的孤独则不同，他是从人生的顶峰跌下来的，跌得很重很重。这时候，他想起来了西汉班超喊道的：“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是的，林则徐也想呼叫：我要出关了！
黄沙漫漫，跋涉在敦煌灰蒙蒙的荒漠里，只有枯骨标定着前进的方向，彻骨的寒风，深入到了骨髓。他的咳嗽和哮喘，不时地发作起来。没有军医，甚至没有合适的郎中能够跟随这个甲级罪臣啊。伤痛是折磨，环境是折磨，时间也是折磨。这漫长的流徙路，足以捶打一个人坚韧的禀性，让他屈服于大地和自己。但是，这个在虎门燃起了民族大火的老汉，像一根芨芨草秆，坚硬得能够听到大地的断裂声！
他已经没有了前呼后拥的带刀护卫，没有华盖和鸣锣，走出兵营后，他只有两个儿子陪同。一驾吱吱作响的马车，在石子路上缓缓地行走。没有人说话，这个行走在荒野里的人群，像一座移动的坟墓，带着旷世的悲戚。爬山越岭，涉水卧雪，每一个人，都像一块四面包裹了羊皮的石头。玉门关外，已不见一丝绿色，只有连天的黄沙，在黑旋风的搅动下，显露出黄袍怪的淫威。
虎门销烟后的1840年9月，林则徐就被革职贬到浙江镇海。第二年7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就在他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爆发洪水，中原一片汪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治水完毕，官员和百姓都以为他能够论功行赏，没有料到的是，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林则徐就是在这样心力交困中西出玉门关的。
1842年10月，年老体弱的林则徐走到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的消息。这个沉重的打击令他痛心疾首。在酒泉的一个小店里，林则徐秉烛疾书：“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他不是超然洒脱的陶渊明，可以“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他脱离不去的是一个封建臣子的忠贞，他难以释怀的是一个失意知识分子的空想和愿望。
林则徐在酒泉只停留了两天。这两天里，他除了多次穿越过城市中心的鼓楼门洞外，还瞻仰了霍去病犒赏三军的“古酒泉”。同是臣子，年轻的霍去病能够驰骋沙场，屡立奇功，而苍颜白发的他，却只能在偏僻的角落里暗自垂泪。当那一股股清泉涌动起来的时候，林则徐的眼眶里已经蓄满了泪花。三年后，当他被重新起用还朝，沿原路自西向东返时，是否再次光临“古酒泉”，我不得而知。但是在回朝的路上，光景自然不同了，那是一路锣鼓开道、华盖如云、前呼后拥了。
1842年的玉门关外，只有流沙在听，只有冰雪在呼唤。林则徐想到的不是个人身心的悲苦，而是民族蒙受耻辱的痛苦。他在流亡途中，咀嚼过的寂寞，是一肚子无处倾诉的苦水。“雪月天山皎夜光，边声惯听唱伊凉。孤村白酒愁无奈，隔院红裙乐未央。”
今天，在林则徐当年的流放地酒泉重读他的诗篇，那种悲国情怀洋洋而起：一个满头白发，一个落魄的罪臣，当年是怎样走过冰天雪地、西风呼啸的河西走廊的。但是悲愤在，豪情也在。一首《出嘉峪关感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苍老者的脊梁——
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
西域情结——维吾尔族土陶艺术 篇10
在土陶器皿已经很少使用的今天, 仍然有人痴迷于土陶工艺, 乐此不疲地沿用相传了近千年的古老传统方法, 再现生命的原色。地下的千年泥土, 木制的脚踏旋转坯盘, 手工捏塑, 草木烧窑。从戈壁滩或山上采集的各色石头粉碎、石碾研磨而成釉色颜料, 用祖传配方给土陶上釉及进行加工, 经过十余道繁重的体力劳动加工而把一堆黄土制作成为一件件精美的彩釉陶器或艺术品。一件土陶器皿能卖出什么价格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种特殊劳动和土陶制品中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从国内外来的考古家、艺术家、收藏家们, 几乎在新疆的每个地方都要寻觅土陶器皿的芳踪, 这既是进入维吾尔人古老生活的魔器, 更像是一次十足的精神的朝圣。
这个世界是变动的, 人们那种总是不止于满足的心态将这种原始古朴的东西熔铸于一声叹息中。懂得点土陶的价值的人也只是把它置放在放装饰品的位置上, 使自己看上去有品位有学识的一个崭新的玩物或者装点居室的一个饰物, 而忽略了它真正大放异彩的那些方面。时光之长河中融掉了那些土陶, 但它在岁月里的圆润与饱满一如它盛行时一样丰硕而富有生命。无论人们用怎样的姿态遗忘, 它总是在沙漠的猛烈蛮荒中根值着一种拙扑与古壮, 默默地映衬着这个世界的奢华。
新疆维吾尔族土陶分釉陶和未上釉的白陶两种。大型奎甫 (瓮) 多为白陶, 底尖, 置木架上或半截埋在地下, 保持所盛之水清澈凉爽。釉陶种类繁多, 碗、盘、瓶、壶, 尤以英吉沙的陶壶为一绝, 壶身镂空而不漏水, 叹为希罕。新疆彩陶里的单耳大口流注陶罐是一种独特的陶器品种, 这在国内外的彩陶资料里看不到的, 应属本地土著民族的遗存。这一形制在新疆土陶里不但继承下来还具有几种变体, 但都大同小异。新疆彩陶最早出土的时间大约在新时器时代的晚期, 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春秋时期, 在天山北部发现的彩陶墓中均有铁器, 其历史时期当在战国时代至公元前后了。
新疆土陶历史虽然很晚, 属近代民间艺术, 可在器形和纹饰方面和彩陶有很多类似之处, 这和部落民族的生活习俗方面的某些共同素质有关。新疆土陶是新疆陶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它继承了新疆彩陶文化的全部潜能和优势, 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技术、艺术感受与文化底蕴的光辉结晶。
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已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说,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 实际上反映了自觉程度和自信心。一个理智的社会与自然界、历史文化遗产是和睦相处的。破坏是人类自我毁灭或者是慢性自杀。因此, 文化遗产的产业转化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土陶作为不可多得的传统特色的存在价值, 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 其间不断发展创新, 一直流传至今。他以手口方式传承, 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
莎车县的土陶, 造型美观大方, 色彩艳丽不俗, 实为新疆维吾尔族土陶工艺中之佼佼者。尤其到县城内的土陶作坊中去参观, 格外会使人感受到其独具风采的魅力。莎车的土陶工艺是当地十分著名的传统手工技术, 沿街都有出售。对土陶深有研究的人告诉我们, 莎车土陶历史悠久, 据说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生产, 汉晋时代发展到彩陶, 具有古老独特的民族风格。
现喀什市古则尔社区下属的阔子其亚尔比西居民区是世世代代从事土陶作业的地方。这里的土壤为粘土, 是制陶的重要原料。土陶制作者利用这种粘土制陶, 不经任何加工, 不团家配料, 以水和泥制成器米装。再涂以不同颜色, 烧成光泽美观的生活用品。
英吉沙县也是维吾尔族制陶的重要地区, 长期以来其制品远销南疆各地。其产品造型精美、朴素具有典型的维吾尔族风格。英吉沙的土陶分为素陶和琉璃陶两类, 都以黄泥制胚。素陶是直接烧制的, 琉璃陶则成胚施釉后再烧。因釉料有铝、黑铁渣、石英石、红土等不同成分, 故烧成后有深绿、浅绿、棕色白色、土黄、奶黄等颜色。
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同样历史悠久, 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素釉陶、彩釉陶三种。制作工序有备土、和泥、、闷泥、揉泥、造型、上釉、烧制、加工等, 成品的造型、风格别具特色。
这些土陶及其技艺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流的物证, 不少作品明显带有佛教文化的印迹, 同时又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 深入研究维吾尔族制陶技艺,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 土陶器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 致使品种减少, 如吐鲁番就从几百种减为寥寥数种, 花色也由繁变简, 除花盆、花缸以外, 土陶及搬上推出了人们的生活。因为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 土陶艺人大都闲置祖传手艺, 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由于土陶大多采用手工操作, 因此土陶艺人几乎都有职业病。冰冷的天山雪水使他们的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 以至于许多土陶艺人年老后就失去了生活的能力, 就是简单的行走也只能靠拐杖的支撑来完成, 再加上收入微薄, 最终使土陶制作陷入了无奈的瓶颈之中。面对这种形势, 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对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进行抢救和保护是急待解决刻不容缓的。
参考文献
[1]张文阁.《新晨》.2007, 7.
[2]王朝闻.《美学概论》.
[3]威廉.贺加斯.《美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