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精选12篇）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1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的现状与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国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其具体权限包括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权;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制定权以及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权;组织维护本地方治安公安部队的自治权;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的自治权;管理本地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自治权;配备民族干部和培养民族人才的自治权;以及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自治权等。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 自主发展和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业, 是我国宪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权利。

一部教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政策和立法的发展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教育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来推动教育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是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社会、经济、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支持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是国家和政府的重大历史责任。这对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 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增强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而言, 只有通过不断加强民族教育政策和立法, 才能保障和推动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不断缩小与全国教育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 全面实现少数民族学生受教育权利。

建国五十多年来,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和立法工作伴随着新中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 从不健全到较为健全, 开始奠定初步的基础的历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民族教育政策和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民族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民族教育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其范围基本涉及了我国民族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 构筑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框架的雏形。根据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 这些政策和法规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和法规, 主要包括《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条款以及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政策意见、建议、决定、指示等, 如《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关于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费的指示》《关于从民族地区补助费中适当安排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建议》等, 其内容涵盖民族教育行政管理、民族教育经费、少数民族师资、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惠、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和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等各个方面。二是少数民族地方的教育政策法规, 主要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根据其自治权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根据国家教育政策法规和当地民族特点所形成的变通和补充规定。就云南和宁夏两省 (区) 而言, 地方性教育政策和法规的主要形式包括自治区地方性法规以及其通知、讲话、决定等其他规范性文件, 内容涉及基础教育的目标、任务、教师队伍建设、中小学布局调整、寄宿制学校和现代远程教育以及中等职业教育等若干问题。如《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若干规定》《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暂行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基础教育分级管理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启动实施2007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宁夏回族自治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师资培训实施意见》《宁夏回族自治区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 (试行) 》, 等等。

从上述已出台的教育政策法规的内容及其分布可以看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是当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重点关照对象。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建设和立法工作以实现少数民族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 纵观我国民族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民族教育法规建设总是落后于民族教育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教育法制的不健全, 导致民族教育政策所确定的各项优惠措施难以落实, 民族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得不到保障, 极大地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现有的民族教育政策和立法逐渐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需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的制定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之中, 零散的法律条款和专门性的规范性文件占据了很大比例。这些条款和文件往往是工具性的, 旨在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追赶并达到全国平均的教育发展水平, 然而它们在强调问题针对性的同时却忽略了相互之间的必要衔接和有机联系, 缺乏整体和全局性的设想, 反映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和立法工作还没有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如何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 这些都是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还不完善。从国家层面来看, 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法规散见于《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之中, 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而现有规范性文件多为民族教育行政规章及规章性文件, 且多用“意见”“决定”“通知”等名称, 立法名称庞杂混乱,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从地方层面来看,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法规也呈现出明显的模仿性和应景性。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广泛的政策和立法自治权, 然而在现实中, 这些自治权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既有的地方性民族教育政策法规, 在制定过程中往往缺乏系统考虑和长远规划, 未能根据本民族、本地区特殊情况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补充和变通, 大多只是模仿性地出台一些规范性文件, 因而造成政策和立法对于现实问题的敏感性缺失, 未能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规定, 造成了某些地方、某些问题至今无法可依的局面。

再次, 现有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也呈现出内容不完善、重点不突出、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一方面, 我国现行的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中很少有关于维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民族教育发展中的其他重大问题, 如政府在发展民族教育中的职责、民族教育经费和师资等, 或忽略不言, 或言之甚少, 言之不明。另一方面, 现有政策法规之中原则性规范多, 对政府责任的规范比较空泛。这一立法特点直接导致了现有的民族教育政策法规脱离现实、针对性差、特色不鲜明。例如新《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能力普遍不足, 如何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帮助那些贫困学生入学, 法律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这一问题在目前仍以“普九”为主要任务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严重, 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最后,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政策法规的适用性还存在缺陷。由于少数民族教育立法的原则性条款较多, 不能使法律规范与少数民族教育相关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之间建立起具体的、实际的联系, 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在保障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确立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政策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政策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立法者进行政策立法活动的理论依据, 是政策法规的灵魂。而政策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政策立法活动中所要遵循的主要准则, 它是政策立法指导思想在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立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 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及《教育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 全面贯彻超常规发展、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与一般教育同等质量要求的科学发展思想。[1]民族教育政策立法活动除了遵循国家政策立法活动的一般原则外还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民族教育实践既是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源泉, 又是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基础。只有根据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自身的特点和实际, 把民族教育政策立法建立在民族教育实际状况上, 才能确保政策法规内容的创新并具有针对性。

2. 坚持民族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

一方面,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国各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 各民族自己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民族教育有不同于一般教育的特点, 其发展必须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另一方面, 民族教育是我国完整的教育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与我国整体教育具有共同性, 离开这些共同性去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问题,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民族教育的特殊性, 但是由于脱离了与民族教育互为一体的全国整体教育体系, 容易出现失之偏颇的情况。

3. 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

在我国《宪法》和《教育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 均有大量的条款涉及民族教育问题, 它们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总原则。少数民族教育法是教育法的下位法, 它和《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教师法》同属于教育专门法律, 共同构成了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民族教育立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不得违背上位法, 亦不得与其他平行的法律相冲突。

三、完善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如前所述,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的不完善是当前制约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 只有建立起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才能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 避免政策法规之间不必要的交叉和重叠, 从而较好地发挥每一项政策法规应有的作用及由此产生的整体作用。从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定性以及教育学和法学的基本原理出发,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规体系应是在《宪法》和《教育法》的指导下, 以“少数民族教育法”为龙头, 以“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教育经费保障法”“少数民族教育师资保障法”“少数民族学生升学优待与学习辅导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为骨干, 由众多民族教育规章、地方性法规所组成的法规体系[1], 是与从国家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从横向到纵向等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所组成的政策体系共同构成的政策法规体系。在这一政策法规体系之中, 民族教育基本法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第一个层次, 是调整民族教育内外部关系的民族教育法律, 是规定和调整民族教育根本性、全局性的民族教育总法。其法律效力仅次于教育基本法, 高于其他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 是其他民族教育法规的立法依据。民族教育单项法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民族教育单项法是民族教育基本法以外的法律, 是调整民族教育某一方面关系的民族教育法律。民族教育单项法, 在我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其法律效力次于《教育法》、民族教育基本法, 高于其他民族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民族教育行政法规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第三个层次, 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其他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涉及全国范围, 有助于教育法、民族教育基本法和民族教育单项法的具体实施。民族教育行政规章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第四个层次, 是由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 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的有关民族教育的规范性文件。较之民族教育行政法规, 民族教育行政规章更为具体, 直接对民族教育某方面工作产生作用。地方性民族教育法规是我国民族教育法规体系的第五个层次, 是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民族自治地方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的人民代表大会, 在自己的权限内制定的民族教育规范性文件。这类法规是为贯彻国家的民族教育法律和民族教育行政法规而制定的, 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 其效力要低于民族教育法律和民族教育行政法规, 并只适用于本地区。

四、教育政策法规应就少数民族教育实践中若干重大问题做出规定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法律规范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它包括民族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基本任务是规范民族教育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和问题, 以形成一个合理的、符合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民族教育体系, 保证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我国民族教育及民族教育政策立法实践看, 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立法的应就以下少数民族教育实践中几个重大问题作出规定。

1. 确定少数民族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政策和立法必须确定中央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必须确定各级少数民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地位、职能和权限划分。

2. 确定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来源。以法律形式明确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来源, 确定少数民族教育经费拨款、集资及使用管理办法, 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等。

3. 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少数民族学校的地位、性质、组织原则、职权、任务及建立和撤销的原则;确定包括经费、校舍、生源、教学质量等办学基本条件。

4. 根据民族教育教师的工作性质和特点, 教育教师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来源、资格要求、权利、义务、培养培训的渠道、特殊的优惠待遇等作出具体规定, 用法律形式规定少数民族师资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优待方法, 以稳定和提高少数民族教育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

5. 明确少数民族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对牧区、居住分散的山区以及其他特殊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应采取特殊的措施和办法, 对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特殊教育对象采取教育资助办法, 保障这些地区和这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平等的受教育权。

参考文献

[1][2]陈立鹏.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民族教育研究, 2006, (1) .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2

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法制建设

中国的西部民族地区蕴涵着丰富的物产和资源,但由于种种因素,并未发挥出优势.相反,由于环境保护工作薄弱,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因此从法律上有效的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概况及成因,提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建设健全与民族地区相适应的环境法律体系,加强监督与国际间的合作.

作 者：张瑞萍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甘肃科技英文刊名：GANSU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3(10)分类号：X171.1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 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 法制建设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3

【关键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小学 英语教育

早在2001年和2002年秋，我国教育部连续两年出台文件，要求全国城市和县级以及乡镇级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开设英语课程。英语的教学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开展，普及率大大增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充分挖掘自身的教育资源开设英语课程，但是这些地区的英语教育基础差，英语教育资源缺乏，导致英语教育在这些地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和社会的期望值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育的现状

全国范围来看，尽管我国基础教育了长足的进步，教育设备、师资等等都得到了大步改善，但是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小学英语教育还不太乐观。

1、一是基础设施差，办学条件落后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山区，经济落后，资金短缺。一些学校的教学楼年久失修，已成危房；有些学校缺乏书桌凳子，有些学校缺少教科书。总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急需物资支援。

2、社会教育环境差

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相对比较古朴，学生放学后生活很单调，面对的人也基本上是身边的熟人，而且身边的长辈知识水平相当有限。所以学生出了学校，很难在校外得到学习锻炼的机会，学生接触新鲜事物的机会也很少，社会缺乏良好的学习氛围。

3、家庭教育环境差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普遍缺少文化氛围，父母的教育水平也很低，学生很难从家长那得到知识教育。好多家长长年生活在边远山区，思想相当狭隘，眼光短视，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成长。

4、学生基础差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相当少，家庭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再加上师资、信息、思想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地区的学生基础很差，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较低。

5、师资力量薄弱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工资待遇差。好多有能力的老师不愿意去这些地方工作，这体现在：一方面，学校的教师人数少，有的学校甚至只有一两个教师；另一方面，教师队伍的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的教师团队，教师的技能水平也相对较低。好多英语老师都是由非专业的“半道出山”的教师单人，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育的完善

少数民族地区小学教育普遍落后，特别是英语教育这一块，受到的限制十分多，与素质教育的要求相差甚远。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小学英语教育的现状，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人才，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应尽义务。

1、优化教师队伍、强化师资力量

教师是教育的关键，教师的素质很大层面上决定了学生的发展状况。所以，改善教育质量，先从教师优化开始。首先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教学意识培养，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的神圣感，使得教师一心一意的投入教育事业上，不断进取。其次是调整教师队伍的结构，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坚决取消老师跨学科代课的现象。加大英语专业教师的人才引进，补充英语教师缺乏的薄弱环节。

2、科学设置教学课程

小学在课程设置上缺乏必要的科学指导，偏科现象严重，好多学校只设置要求考试的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程，这一状况长期存在。由于英语专业师资缺乏，英语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甚至不安排施教。根据人体的活动规律，语言学习最好是安排在上午，这些虽然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却是科学设置课程所要考虑到的。总之，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指导，合理安排，以最大的满足教学需求，促进教学效果，培养全面、优秀人才。

3、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学习环境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经费有限。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学校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优化资金利用，改善教学基础设施。如开办多媒体教学，开拓学生的视野，增长知识。还有，学校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改善英语教学环境，培养英语教学的文化氛围。比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英语学习，多参与英语听说读写中去。给英语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予以鼓励，重点帮助英语学习成绩差的后进生，全面提升英语的整体水平。

4、明确教学目标，夯实英语教育基础

明确的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指向标，为教育活动提供方向。小学教育教学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人才，这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需要。所有学科都应为这个目标服务。 小学英语教学不仅仅是要教会学生掌握一门语言，还应该放眼未来，促进学生与世界的交流，拓宽学生的视野。为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人才而努力。因而，应当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生的英语自学能力，改变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杜绝高分低能的学生再次出现。吸取经验，充分认识到把高分追求与具体能力培养割裂开来的做法不利于整个教学质量的提高，是舍本逐末的短视行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可谓与日俱增。为了拉近少数民族地区和世界的距离，小学英语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扎实实推进英語素质教育，着力提高英语教育质量，少数民族边远山区中小学的英语基础教育才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从而开创基础教育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王家尤，我省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现状及对策[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2]王家和，王幼梅，黔东南小学英语教育生态调查与分析[J]，凯里学院学报，2010.8

[3]何兴福，对农村小学英语教育的几点思考[J]，甘肃教育，2007.11

[4]赵丽丽，朱亚星，论我国农村小学英语教育的现状与发展[J],外语教学研究，2009.9

[5]刘林琳，延边地区小学英语教育均衡发展研究[J]，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6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 篇4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 文化传播与媒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文化传播与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正是经由信息的跨文化传播, 维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 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整合、协调与发展。与此同时, 信息的匮乏足以致使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陷入困境, 发展滞缓甚至消亡, 这在现实当中并不是一种虚妄假设。比如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州六枝特区大山深处的梭嘎以及深藏于人迹罕至之地的居都, 比如众多在地图上无法标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村落, 倘若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深度关注, 倘若没有人类文化学者、社会学者们的执著“发现”, 这些地方的古老群落的文化就可能难以走出自生自灭的命运, 或者至多成为一些供学者考察的“文化残片”。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之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状况, 这些社会的文化承载者的心态趋于封闭和边缘化, 表现为对外界变化的漠然, 对习惯的依赖和固守, 无论这些习惯是否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可以说, 由边缘和封闭而导致的信息匮乏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瓶颈和障碍。因此,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变迁和文化模式的转型是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制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瓶颈及其危害

第一,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信息资源环境使然。众所周知,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自然环境恶劣、人类生存条件极差的边远偏僻地区。长期以来, 地域上的边远、经济上的贫穷、政治上的疏离使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日趋边缘和封闭, 其文化也因而日趋边缘和封闭。对于一种文化而言, “边缘”意味着该文化处于他文化的视野之外, 无法平等分享整个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信息;“封闭”则表明该文化难以得到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文化信息, 或者所得有限。由于缺乏异质文化的导入而带来的“激活因子和营养素”,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 政府相关部门对国内各民族间跨文化传播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传播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基本条件, 也就是说, 各种文化只有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交流接触, 才能够获取发展所需的信息资源, 从而不断地积累知识资本, 不断推进自身的更新、文化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当前国际间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得多, 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研究得少。因此, 从促进我国各民族间和谐共处和经济发展大局来看, 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就必须对国内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第三,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相对滞后导致我国传媒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不力。美国作为传播学的诞生地, 自1945年就开始研究跨文化传播理论。而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20世纪70年代, 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已经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时, 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加区分的阶段。从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 (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给谁→获得什么效果) 来看, 最后一个环节是效果, 也就是说追求预期有效传播是任何传播者的最终目标。然而, 我国大众传媒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跨文化传播恰恰忽略了传播效果这个最为关键的环节。

第四, 媒体从业人员跨文化传播的素养与技巧相对欠缺。众所周知, 文化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是内容相同的信息, 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传播时得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与同文化内的传播相比, 跨文化传播的特点是:编码是在甲文化中依据甲文化的码本进行, 而解码是在乙文化中依据乙文化的码本进行。甲乙两种文化的码本不一样, 文化中的方方面面 (例如, 语言、思维方法、世界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法律规范、非语言符号等) 都对甲方的编码和乙方的解码产生影响。当前, 由于传媒从业人员国内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策略与技能相对欠缺, 从而影响和降低了国内大众传媒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的预期效果。

同时, 由于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语言、思维方法、世界观、宗教观、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此误读是跨文化传播中的普遍现象, 而这种误读又分为无意识的误读与有意识的误读。如果不高度重视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不仅不利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及文化进步, 而且由于缺乏来自正规渠道信息的舆论引导, 会给某些来自非正规渠道的小道信息提供可乘之机, 甚至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改善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跨文化传播的可行性策略

第一, 提升政府相关部门对信息传播与民族发展内在关系的认识。当前我国对国际间跨文化传播给予了高度重视, 但对国内跨文化传播问题的重视稍显薄弱。信息传播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要素。对于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 就是要通过大众传媒的跨文化传播, 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 导入先进的异质文化特质, 激活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能力, 并通过文化整合改变西部少数民族的地区文化, 重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主体的价值系统、行为和观念模式, 从而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信息传播, 促进我国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与共同发展。

第二, 高度重视跨文化传播的解读效果, 借助传媒之力推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和经济发展。跨文化传播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质量。它包括等值解读、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与同文化传播语境相比, 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 等值解读的概率低, 而增值解读、减值解读、异值解读的概率高。二是接受层面。该层面主要包括信息层面、态度层面、行为层面。它是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接收到信息, 然后由信息层面发展到态度转变, 再由态度层面发展到行为转变。因此媒体从业者需要熟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码本”, 有技巧地组织要传递的信息, 尽量使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众做到等值解读, 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第三, 加大硬件和软件建设力度, 提高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大众传媒素养。大众传媒素养是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高度发达背景下对人提出的一种新的能力要求。它主要指人们对大众传媒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素养, 包括对媒介积极作用的开发利用能力, 对媒介消极作用的防范排除能力, 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判断能力及使用媒介工具的能力, 是现代人基本素养的构成要素。提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众的大众传媒素养, 就是要培养他们主动接触媒介的意识, 激发其自发的精神需求及使用媒介的能力。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组织部门和文化教育部门要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少数民族地区受众学习媒介知识, 重点是要培养他们如何通过媒介获取信息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特殊性, 对其的跨文化传播一定要遵守“平等交流”的原则。我们强调优秀的异质文化尤其是主导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强调传播活动的规划性和指导性, 并不是说可以用文化输入代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革, 更不能把优秀的异质文化的引入简单理解成文化移植运动。总之, 只有真正了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文化发展需要、科学认识和充分尊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统和价值, 通过平等互敬的信息传播和交流, 才能有效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与主流文化间的互动, 从而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目标的早日实现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 中国网, 2006-12-1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5

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初探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西部民族地区.本文探讨了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重大意义,分析了优劣势环境,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方向.

作 者：马智芳 作者单位：中共海北州委党校,青海,西海镇,812200刊 名：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年，卷(期)：14(4)分类号：F127关键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民族地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6

1997年全國高校全部实行招生“并轨”，新的高校收费制度将在校贫困生人数不断推上“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家、高校、社会企事业单位不断推进“奖、贷、助、补、减、免”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贫困生的困境，但各高校在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差异较大，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贫困生资助现状进行了调查，以期进一步丰富我国贫困大学生资助理论，为完善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提供参考。

一、调研的方法及过程

（一）对象

调研对象为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全体在校大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721份，收回有效问卷696份，回收率达96.53‰

（二）方法

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共有30个选择题和开放式问题，内容涉及贫困生基本情况、获得资助的基本情况、资助效果、资助工作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学生心理问题等方面。

我们还随机选择了家在宁夏南部山区、川区、银北地区的10名贫困生进行家访，对20名贫困生做了电话回访。

二、结果与讨论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贫困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3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教育部《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执行情况》公布的数字显示：2016年，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人数达到527万，占高校学生总数的23.06%，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人数166.1万，占高校学生总数的7.27%。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目前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在校贫困学生的比例高达46.19%，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占经济困难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贫困生中回族学生居多，女生居多。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学院贫困生中回族学生占61.56%，女生占72.37%，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城镇学生有7.81%；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宁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农村学生有24。32‰虽然大部分贫困生通过国家资助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但家庭无力给予学生其他所需。调查显示，化工学院学生的月平均生活费低于5D0元的在校生比例为13.73%，这部分学生的生活费仅够用于伙食和生活必需品。

（二）国家资助政策极大地减轻了贫困生的压力，促进了受助贫困生的学业和综合能力发展

高校贫困生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重视，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同时颁布了系列配套实施办法。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包含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毕业生赴基层就业学费补偿等多种形式的国家资助，以及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和社会捐资助学等辅助措施。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在校贫困生中，89.19%的学生的学费来源于助学贷款：10.81%的学生的学费来源于助学金；13.21%的学生获得了学费减免。学院有17.42%的贫困学生完全依靠国家资助政策读大学，其家庭基本没有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国家资助政策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减轻了其家庭经济负担，为贫困生搭建了“助飞平台”。

根据国家政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享受国家资助的力度比其他院校要高。目前宁夏大学由政府、学校和社会企事业团体设立的奖助学金有30多项，主要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宝钢教育奖学金、明德奖学金、华藏孝廉奖学金、宁夏大学校级综合奖学金、燕宝助学金、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助学金、丰田助学金、应善良助学金等。调查统计显示，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在校期间办理了助学贷款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49.79%，有81%的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过各类奖助学金：有0.28%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6.1%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46.88%的学生获得过国家助学金，24.27%的学生获得过校级综合奖学金，有47.99%的学生获得过宁夏燕宝基金捐助的燕宝助学金等。

各类奖助学金激励了贫困生刻苦学习，让他们有精力和时间集中发展自己的综合素质。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受资助学生中，有21.02%的贫困生专业排名较靠前；积极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实验、科技竞赛的贫困生占贫困生总数的15.02%；积极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的贫困生占贫困生总数的83.78%。

（三）优秀的辅导员队伍和坚强有力的班级评议小组是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得到肯定的关键，资助工作还需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高校贫困生的认定工作主要包括认定贫困生身份和划定其所属贫困等级。宁夏大学的认定标准是以银川市当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参考，结合学生日常消费情况予以综合评定。其认定程序是：学生申请一班级评审小组评议一学院审核一公示一上报学校复审一学校公示一上报上级部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70%的学生均是老少边穷地区生源，90%的学生在入校时都带来了家庭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贫困证明，为此，宁夏大学对贫困生的认定重点依靠学院审核小组和班级评审小组：学院审核小组由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全体辅导员为成员；班级评审小组由年级辅导员、班主任、1名学生党员、1名学生班干部、1名普通学生组成，班级评审小组会在平时关注同学们的日常消费情况，在评审时参考日常消费水平决定资助学生和等级。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化学化工学院有76.42%的学生认为学校的贫困生认定程序合理，有73.79%的学生认为自己所在班级贫困生评选公平公正，有75.03%的学生认为本班贫困生的消费水平与其贫困生身份符合或基本符合。由此可见，提升辅导员、班主任工作能力，重视学生干部工作作风建设是高校提升国家资助工作执行水平的重要抓手。同时，高校还应建立《学院资助工作监督考核制度》，促进资助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四）貧困生的心理压力较大，在计算机、外语、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面需要学校给予帮助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地区，他们在普通话、计算机、英语、人际交往、文体特长等方面与城市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难免会有自卑感和较大的心理压力。高校的资助工作者要高度关注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中有心理问题的贫困生，建议这类学生积极进行个人心理咨询、选修心理类公选课，通过举办心理讲座和团队辅导活动，培养贫困生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心态，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组织领导能力，促进其健康成长。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有56.16%的学生希望在计算机学习方面给予帮助，有73.87%的学生希望在英语学习方面给予帮助，有67.27%的学生希望在就业指导方面给予帮助。可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资助工作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资助和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上来，要强化“资助”与“教育”并举，“助困”与“育人”并重的资助宗旨。

（五）西部少数民族贫困生家庭存在重男轻女思想，各高校应加大对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重视贫困生家访和回访工作

据调查，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生贫困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学生家庭在中西部经济落后或贫困地区；第二，部分专业学费的增加超过了贫困生家庭所在地人均收入的增加幅度；第三，学生家庭因病、因灾、因意外事件致贫；第四，学生家庭人口多，父母年龄较大或身患重病。

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回族农村女生的家庭并不是特别困难，尽管家庭负担重，但实际劳动人口多，而全家人挣来的钱主要用于给家里的男孩娶妻盖房或治病，对女大学生的关注和支持基本没有，从而导致女学生在校消费水平低，自立自强，打工挣钱，被班级评审组定为贫困生。为此，高校资助工作要重视贫困生回访工作，坚持通过新生家长会、电话回访、给家长一封信等家校沟通形式，宣传国家和学校的资助政策，动员家长多关心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及对家庭的贡献，从而给予女大学生更多的家庭帮助。

调查问卷统计显示，仅有3%的在校学生对国家资助政策“非常了解”，有20.6%的学生“比较了解”，有48.3%的学生“一般了解”，另有28.1%的学生对国家资助政策“不了解”，因此，要更进一步加强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尤其是对新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以确保学校资助政策有效公平地进行，同时帮助新入学贫困学生科学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

[本文系2016年宁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效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7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其经济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及竞争力提升离不开区域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发展,软实力和硬实力共同构成区域的综合实力。其中,区域软实力是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是指“在区域竞争中,建立在区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制度和服务行为)、人力素质(居民素质)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区域政府公信力、区域社会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创造力和对区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总和”。与体现为物质力量的硬实力(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力)不同,软实力主要体现为区域积累起来的精神力量、文化力量和对外影响力。

要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软实力的建设。那么究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全国的软实力地位究竟如何,存在哪些优势,还有哪些不足,如何加强建设,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本文首先明确软实力指标体系的构成,并根据数据可得性确定要选取的指标,然后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他对比区域的软实力进行测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软实力发展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启示。

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软实力指标体系及其方法

2.1 区域软实力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借鉴,本文采用了常用的软实力指标,将区域软实力一级指标分为四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区域文化、人力素质、公共服务、区域形象。其中:

第一,区域文化是指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文心态、民族艺术、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等的总和。主要通过文化传承、继承等共享区域价值观、增强区域感召力和辐射力。

第二,人力素质主要是指区域内人口总体水平上的精神素质、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等。作为社会行为主体中最小单位的人,其人力素质影响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效果,如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区域形象的优劣、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企业创新力的强弱等。

第三,公共服务主要指政府提供的、以公益性为特点的,满足人们公共需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科技教育事业、文化体育事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文化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共服务的优良程度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区域的凝聚力和企业的创造力,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

第四,区域形象是人们对于区域内综合实力、外显活力、未来展望的综合评价,是各个要素(如资源、历史、文化、生态、科技等)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区域形象好容易增强区域的凝聚力、吸引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具体指标体系构建如表1。

2.2 区域软实力指标体系方法

第一,应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上述指标体系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位,为了消除由此带来的不可公度性,应该将上述指标做无量纲化处理。目前通常有三种无量纲化的方法,即极差正规化法、标准化法和均值化法。本文采用0-1标准化法进行无量纲化,将数值标准化到0-1的范围内。

第二,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二级指标的合成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合成,三级指标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合成。综合后的软实力指标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代表软实力越强,数值越小,代表软实力越弱。

第三,数据来源。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选取了2011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16个相关指标数据,整理计算后得出15个三级指标的相关数据。

3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软实力的测度及分析

3.1 各区域软实力计算结果

经过对各三级指标观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将三级指标合成为二级指标,再根据二级指标合成区域软实力指标后,可以得出2011年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他省区(市)软实力指标体系中各二级指标、综合指标的得分情况、排名、分类(见表2)及比较(见图1)。

注:“*”代表西部少数民族省区(市)。

3.2 区域文化方面的分析

第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8省区)区域文化平均得分(0.202)低于东部(0.300)、全国平均水平(0.229),也低于西部平均水平(0.205)。主要是因为西部少数民族省区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较低,图书馆流通率不高;每万人申请专利数较少,表明西部少数民族省区在区域文化传播与传承上、创新精神方面有一定局限。但好的方面是,每万人拥有图书馆个数、艺术表演团体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应充分发挥图书馆和艺术表演对于区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增强区域感召力,通过共享区域价值观,增强区域发展凝聚力。

第二,贵州(0.094/30,得分/排名,下文同义)、西藏(0.122/28)、广西(0.143/25)、云南(0.161/22)排在全国后10名,仅有青海省(0.382/4)进入全国前五名。青海人均拥有的公共图书馆藏量(0.65册),每万人拥有图书馆个数(0.086个)、艺术表演团体数(0.067个)和博物馆数(0.039个)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52册、0.022个、0.052个、0.020个),使得青海区域文化得到较好的传播与传承。而贵州、广西、云南除了每万人拥有图书馆个数外其余区域文化二级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对于区域文化传播与传承有一定局限。

3.3 人力素质方面分析

第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8省区)人力素质平均得分(0.270)低于东部(0.453)、全国平均水平(0.335),也低于东北部(0.298)、中部(0.293),但略高于西部平均水平(0.268)。主要原因是多数西部少数民族省区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例较低,高等院校数量较少,部分省份人均财政性教育支出较低。例如西藏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比例仅为4.53%,而北京为32.63%,北京是西藏的8倍;高等院校数量上,西藏(6所)、青海(9所)、宁夏(16所)较少,远远低于东部平均数(97所)、全国平均数(80所);广西人均财政性教育支出为0.0984万元,而北京为0.2576万元,是广西的2.61倍。

第二,贵州(0.180/30)、云南(0.194/28)、宁夏(0.217/27)、广西(0.224/26)排在全国后6名,仅有新疆(0.359/10)进入全国前10名。新疆每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为1296人,人均财政性教育支出0.181万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37人、0.115万元),教育的高投入和大专以上学历比例较高使得新疆具有较高的人力素质。而贵州(757人,0.109万元)、云南(650人,0.104万元)、宁夏(831人,0.161万元)、广西(803人,0.098万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如上海(2036人、0.234万元)。

人力素质高低与区域人力资本进而区域经济增长有密切联系,一般而言,人力素质较高的地区,人力资本也较为丰富,而人力资本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此,应加强人力素质指标较弱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加强高等院校建设和人才培养。

3.4 公共服务方面分析

第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平均得分(0.309)低于东部(0.414)和全国平均水平(0.362),也低于东北部(0.468)、中部(0.302)和西部(0.322)。主要原因是西部少数民族省区社会保险(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参保人次占总人口比重较低(44.74%),低于全国(68.71%)和东北部(86.00%)、中部(50.78%)、西部地区(48.44%),还不到东部地区(98.61%)的二分之一;R&D占GDP支出比重较低(0.40%),不到东部地区(1.33%)的三分之一、全国(0.87%)的二分之一。但好的方面是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住房保障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方面稍高于全国平均数。

第二,西藏(0.188/31)、广西(0.193/30)、贵州(0.222/28)、云南(0.229/27)排在全国后5名,仅有新疆(0.535/4)和青海(0.458/6)进入全国前10名。新疆和青海在医疗卫生保障方面、住房保障支出方面做得较好,每万人医院床位数分别为57张和41张,高于全国(28张)水平,住房保障支出占预算支出方面,新疆和青海分别为7.44%和10.97%,远远高于全国(3.77%)水平。而西藏、广西、贵州、云南则由于医疗床位数、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公共服务指标排名靠后,尤其是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为落后,上述四省区社会保险参保(三险参保)人次占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1.27%、36.72%、30.89%、30.78%,远远低于全国(66.84%)平均水平。

公共服务中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对于经济发展起到社会安全网的作用,科技投入尤其是R&D经费投入成为西部落后民族地区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应加强公共服务指标较弱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R&D经费投入。

3.5 区域形象方面分析

第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8省区)区域形象平均得分(0.081)低于东部(0.382)和全国平均水平(0.181),稍高于中部(0.074)。主要原因是:反映区域自然资源和文化吸引力的指标(每万人全年接待海外游客人数)方面,西部少数民族省区(444人)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1416人),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49人);而反映国外对于区域品牌认知程度的指标(出口值)方面,西部少数民族省区(623,401.23万美元)更是远低于东部平均水平(16,236,808.62万美元),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23,809.31万美元)、东北部(2,457,101.87)中部(1,551,035.55万美元)和西部(899,373.63万美元)。

第二,宁夏(0.011/31)、青海(0.019/29)、贵州(0.034/28)、新疆(0.061/25)排在全国后7名,仅有云南(0.149/10)进入全国前10名。云南由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民族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入境旅游,2011年每万人接待海外游客854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49人),吸引海外游客人数排全国第10名,借此云南获得较好的区域形象;尽管2011年出口947,245.40万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23,809.31万美元),但高于西部平均水平(899,373万美元)。而宁夏、青海、贵州和新疆则由于交通、气候、旅游营销等种种原因,吸引境外游客比较少,每万人全年接待海外游客人数分别为30人、91人、169人、255人,这反映出其区域形象有待提高。

4 中国各省区(市)区域软实力的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系统聚类的方法,根据区域软实力综合得分,对中国31省市区域软实力进行了聚类分析。其中,区间距离选择欧式距离法,间类距离选择WARD法。聚类结果总结见表1中“层次类型”,根据区域软实力强弱,可以中国各省区(市)分为四类,第一类区域软实力最强,第二至第四类区域软实力依次降低。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类,区域软实力强的省市依次为(5个):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这些省份均为东部发达地区。其中上海作为地处长三角的直辖市,其软实力指标(0.604)位列全国第一位,区域文化、公共服务两个二级指标也排全国第一位。作为首都,北京软实力也非常强,排全国第二位,其中人力素质二级指标排全国第一位;作为珠三角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广东软实力指标排全国第三位,其中区域形象排全国第一位。

第二类,区域软实力较强的省市依次为(3个):天津、辽宁、福建。其中天津、辽宁分别在人力素质、公共服务二级指标排名较高,分别排全国第三位。

第三类,区域软实力较弱的省市依次为(7个):山东、陕西、新疆、重庆、安徽、内蒙古、黑龙江。这一类中西部有4个,其中仅有新疆和内蒙古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东部省市有1个(山东),中部省市有2个(安徽、黑龙江)。其中新疆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11位,在公共服务、人力素质、区域文化方面位列全国前50%,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在区域形象方面比较落后;内蒙古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14位,在四个二级指标方面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

第四类,区域软实力弱的省市依次为(10个):湖北、山西、海南、青海、西藏、云南、吉林、四川、广西、湖南、江西、河南、河北、甘肃、宁夏、贵州。其中西部少数民族省区有青海、西藏、云南、广西、宁夏、贵州。青海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19位,在区域文化和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分别排全国第4、第6位,但是区域形象较为落后,仅排第29位;西藏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20位,在区域形象和人力素质方面水平尚可,但是在区域文化和公共服务方面较为落后,仅排全国第28位和第31位;云南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21位,在区域形象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排全国第10位,但是其他三个二级指标均较为落后,尤其公共服务和人力素质仅排全国第27位和第28位;广西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24位,在区域文化、人力素质、公共服务三个二级指标方面均较为落后,仅排全国第25位、第26位和第30位;宁夏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30位,在人力素质和区域形象方面较为落后,仅排全国第27位、第31位;贵州区域软实力排全国第31位,区域文化、人力素质、公共服务和区域形象四个二级指标都较为落后,分别排全国第30位、第30位、第28位、第28位。

5 启示

由上文可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软实力综合指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区域软实力综合指标平均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东部、中部、东北部等地区。第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区域文化等四个二级指标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平均水平,劣势最大的是区域形象,其次是人力素质和公共服务。第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比较:所有指标都落后于东部地区;除区域文化外,其余指标均落后于东北部地区;人力素质和软实力综合指标落后于中部地区,但是区域文化和公共服务、区域形象均优于中部地区;除人力素质优于整个西部地区外,其余所有指标均落后于西部地区。第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四个二级指标各有优劣势。

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各级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该区域软实力的提升。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支持:第一,在区域文化建设方面,应该不断增加文化设施建设投入,积极进行基层文化站点建设,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大力开展基层文化推广活动。第二,在人力素质提升方面,各级政府要充分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对西部民族地区进行倾斜,结合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特色,大力打造高水平科研、教学平台,加强中低层次教学水平,以不断提高该区域人力素。第三,在公共服务方面,结合民族区域实际情况,推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搞好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开展区域安全建设,做好反恐宣传教育。第四,在区域形象提升方面,深化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民族特色经济,促进民族地区形象提升。

此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省区应通过与各主体区域、各省(区)市进行横向比较,并从自身历史发展进行纵向比较,找准自身软实力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提升软实力,最终提升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发展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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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8

“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形式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因利益而产生的新的纠纷不断出现,人们不得不创设一些新的纠纷解决方式。”[9]

苏力认为:“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并且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10]大调解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一、大调解的运作实践

为了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我国各省市纷纷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2003 年4 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其他地方如山东陵县、浙江诸暨、上海浦东等也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11]再如山东“陵县经验”、浙江“枫桥经验”、福建“厦门模式”,四川“广安模式”、四川“北川模式”、“内蒙古模式”[12~15]等。

(一)彝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

1.三大调解的基本情况

如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调解方面:融合资源、完善网络、健全机制,其基础作用有效发挥。全县有调解委员会162 个,有调解员649 名。积极探索专门领域调解组织建设,在交警队、卫生局建立了交通事故、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网络上,积极探索建立县、乡、村、组四级调处网络,目前在26个村设立了矛盾纠纷和解室,在96 个村民小组成立矛盾纠纷调解小组。近年来,县司法行政部门结合民族地区矛盾纠纷的特点和现状,积极探索民间纠纷调解的新途径,在全县开展聘任民间调解员工作,目前有42 名民间“德古”被聘担任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与此同时,县政府出台了《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实施办法》(峨边府发[2008]4 号),在全市率先推行“以奖代补”工作,调委会、调解员工作积极性、责任心得到了有力加强。同时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沟通协调,成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工作联系、报告、委托调解、推荐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等七项制度,人民调解工作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人民调解工作初显成效,其经验做法被省司法厅、市委、市政府进行推广学习,2007 年以来,全县市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 901 件,有效防止群体性、突发性事件120 余件,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和处置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优势必作用。

行政调解方面:立足行政职能,积极化解行业纠纷。各行政职能部门主要靠主动受理和按受信访分流案件的形式开展行政调解,在行政调解中,充分发挥律师、法律顾问作用,结合本部门职能权限,加强调解工作,促进了调解、提高了质量。近年来,该县行政调解案件较多的行政机关主要公安、人事劳动、卫生等部门,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司法调解方面:立足司法职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司法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了司法调解在“三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与权威作用。2009 年来,县交警大队建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与县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建立诉前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若干规定》,基本上实现了交通事故协调处理与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但与行政调解还未形成有效的衔接机制。

2.采取的对策、措施

(1)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大调解”长效机制。调解具有方便快捷、消除对抗、经济实效等优势,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大调解”工作应是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政法、综治负总责,法院、公安、司法行政、信访、人事劳动等部门具体实施,乡镇、村、组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体系。县“大调解”协调中心要统筹全县日常工作,分流、调处全县性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案件。在宏观上,整合各综治部门职能,制定部门之间共同目标和任务,形成调处合力,弥补立法滞后和缺陷,打破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现状,消除部门之间推诿、对抗;微观上,做好对矛盾纠纷案件的分流、组合相关部门调处,指导和均衡部门职能,平衡、分割当事人利益格局达到息纠止纷的目的,逐步形成长效机制,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2)健全组织网络,搭建工作平台,有序推进“大调解”工作。逐步建立健全纵向覆盖县、乡(镇)、村、组四级,横向覆盖各领域、各行业及社会管理各方面的调解组织网络,建立一支以党政主导、扎根基层、服务群从,由专职调解员、聘任调解员、特邀调解员、调解志愿者组成的调解队伍,实现哪里有纠纷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就有调解员,为“大调解”工作的有序推进搭建工作平台。

(3)落实工作经费,严格考核问责,全面保障“大调解”工作的推进。特别是要保障到位,重点提高调解员报酬待遇。县委、县政府要加强对“大调解”工作的考核,将此项工作纳入县委、县政府目标考核,作为干部晋升、领导政绩考核的依据,并严格考核,奖惩到位,为“大调解”工作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4)强化基础,夯实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司法行政部门要利用好资源,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前沿作用。在当前调解人员基础数庞大、培训经费紧张的条件下,积极探索“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调解志愿者相结合”的调解队伍,推行首席调解员制度和选聘专职工作者从事调解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壮大村专兼调解员,积极发展志愿调解员队伍。依托“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建立覆盖全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争网络,健全调解员的培训和激励机制。通过定期岗位培训、庭审观摩等形式,提高他们政策、法律法规知识水平和调解技能;推行动态管理、资格认定、持证上岗、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等制度,激活调解员队伍的活力;完善绩效管理和考评奖励制度,调动调解员的主动积极性。

(5)发挥职能,全面推行政调解工作。实现行政调解由信访部门牵头,法制部门协助,行政执法部门配合的调解体系。各行片执法部门要充分运用调解的办法,解决行政纠纷和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对不愿进行调解或不服调解协议的,要合理引导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程序解决,杜绝群访、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

(6)大力保障,充分发挥司法调解的主导作用。司法调解特定的法律效力,将调解触角延伸到基层,大力开展巡回法庭调解;在调解程序覆盖到诉前、诉中,把案件处理过程延伸到立案、执行、信访等环节;在调解范围上,从处理民事案件延伸到行政案件、处诉案件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对民事诉讼案件,在立案前委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先行调解,大力支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工作,强化对人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指导,对依法有效地调解协议书从法律上予以确定(彝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资料由魏晓欣、吴菊花、唐淮等人,于2011年7 月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收集,在此感谢该县司法局局长尼苏叶布)。

如凉山彝族地区,“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治安案件,法院主要处理婚姻纠纷和刑事纠纷。有些重大纠纷,几个部门也会联和处理纠纷。如我们在纠纷部分所提到的因采笋子而引起的纠纷,县民委、县司法局、乡政府要组织人员上山维护秩序,调解一些轻微的民事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则由公安局立案后处理。”(此事实由龚晓、魏晓欣、肖勇、苏祥、李刚,于2008 年8 月峨边彝族自治县调研时所收集)

(二)藏族地区大调解的实践

2009 年7 月底至8 月中旬,课题组到西藏、青海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此次调研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多种问题和多种阶层。比如部门涉及到公、检、法、司和民委、宗教办等,问题从纠纷的产生、存在到解决的方式方法等。调研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走访、座谈、问卷抽查、个别交谈的方式了解少数民族纠纷产生的原因、解决的途径,以及解决的具体方法。通过调研,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西部少数民族纠纷解决的第一手材料,为课题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在某某市的司法局,我们同某某局长和某某局长进行了座谈。我们了解到,某某市的主体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和藏族,回族属于流入的少数民族,有好几万人,部分人连户籍都没有解决,形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某某市有254 个调解组织,246 名人民调解员;从下到上分三级调解网,共78 个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达标率为30%。2008 年以来,大型的调解有19 次;总共有1 920 件矛盾进行了调节,1 830 件调解成功,而且没有发生“民转刑”的案件。在某某的金峰路办事处,曾经成功地调解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司法局在解决纠纷方面的工作特点体现为:抓组织网络,明确工作;筛选调解员和信息员;严格办理,规范流程;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抓责任落实,抓第一道防线;月排查上报,实现报案调处和责任追究制度。总的来说,某某市的纠纷主要体现为:(1)土地纠纷。唐古拉山与西藏交界处,主要通过政府解决。(2)城市拆迁纠纷。2008 年的时候拆迁矛盾最为突出,因为当时城市建设步伐加快。(3)水资源纠纷。表现为某某工业用水与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某某水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的分配是焦点。(4)物业纠纷。这是民间新凸显出了的矛盾,主要通过司法、调解途径解决。这些纠纷主要是由涉及到的相关职能部门处理解决。

最后,课题组到了某某市公安局。我们同公安局局长进行了座谈。某某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并不存在民族冲突问题。在新疆发生7·5 事件后,某某市立即做出反应,设卡堵截,防止闹事者流窜。公安局这边主要是负责治安、维稳工作。全局有315 民在职民警,其中少数民族民警有20 多位。公安局在全市有43 个警务室,总共有40 多名协警员。为了防止一些纠纷、矛盾的发生,公安局对警务的要求是“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灯”。由于公安局职责的特殊性,所以他们一般很少直接参与民间纠纷的调节(以上事实由欧舸、唐淮、苏祥等人,于2009 年7 月在西藏、青海调研时所收集)。

二、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实践

(一)藏族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

根据课题组在藏区的调研,藏区发生重大血案、命案后,当地就会启动“大调解”机制,几十人组成工作组赶往事发地点,而当地的群众几百人,特别是受害人家族团团围住工作组,要求先赔付血价、命价,否则就不让抓走犯罪嫌疑人。面对这种阵势,工作组只好就地搭帐篷,邀请当地部落头人,宗教人士耐心、细致地先就血价、命价部分来回调解,最后再解决刑事部分的问题。

妥善处理杀人案件、伤害案件中的赔“命价”问题。“在依法处理命案的同时,由法院或政府部门牵头,会同统战人士、宗教上层人士、当地基层干部,共同组成调解小组,予以调处。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以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户的一半财产的价值为最高限额,采取相似于赔‘命价’的形式进行赔偿,许多群众认为这种做法较妥。”[16]

“任何时代的法律,只要运作,其实际内容就几乎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当时人们理解的便利;但其形式和布局,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所欲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其传统。”[17]

(二)回族宗教权威与大调解机制的互动

孙晔在其博士论文《回族民商事习惯法研究》中提出,近些年来宗教权威也积极地参与到司法调解中来。并且通过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辖县(区)人民法庭审结案件及其他情况统计表,分析了2005 年、2006 年、2007 年人民法庭数均是11;审判员均是21 名;涉及少数民族案件数分别是585 件、641件、749 件;巡回审理案件数分别是140 件、215 件、325 件;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纠纷案件数分别是153 件、201 件、208 件;宗教人士参与调解民间纠纷案件数分别是35 件、48件、55 件。可见,与巡回审理案件数、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调解纠纷案件数相比,宗教人士参与调解民间纠纷案件数还是比较少的,说明并不是任何纠纷都要邀请宗教权威参加。另一方面,也表明宗教权威在纠纷解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且当基层自治组织在纠纷调解的过程中能够将宗教权威邀请参加的话,纠纷解决的效果往往比单纯由基层组织出面解决要好得多[18]。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写宗教权威参与大调解。也许有人立刻就会反驳这是宗教干预司法。笔者就如何协调宗教权威与司法的问题请教藏区的一位政法委书记,他说:“在纠纷解决中,政府一定要起主导作用。”另外,课题组到某某市的宗教事务局进行访谈。与我们座谈的是宗教事务局的某某局长。他本人就是藏族。据某某局长介绍,某某市有27 万人口,穆斯林有4 万人,藏族有8 000 人左右,蒙古族有3 000人左右。主体少数民族是藏族和蒙古族。中央把民族宗教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某某处于通往新疆、西藏的交通要道,所以某某市的民族宗教问题更是相当重要。某某局长从事民族宗教事务已有六年的时间,在职期间某某市没有发生任何宗教事件。地方政府非常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开放了两处藏传宗教寺院,6 处清真寺。藏族和穆斯林全民信教,都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无迷信色彩。自从《宗教寺院管理规定》颁布以后,某某市就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某某市在对待宗教问题方面,采取了合理的政策,所以到现在基本上未发生大的纠纷和矛盾。其政策主要表现为:“平安寺院建设活动”“打击取缔违法、支持保护合法宗教”“尊重民族宗教习惯”“民族宗教综合用房”等等(以上事实由欧舸、唐淮、苏祥等人,于2009年7 月在西藏、青海调研时所收集)。由于某某市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所以多少都会因为一些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仰差异而导致一些纠纷。

故笔者想说的是,基于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只要在纠纷解决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一般是不会影响司法与社会的。

三、大调解的特殊价值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沟通的桥梁

苏力认为:“在当代中国,就国家法和民间法而言这种阻隔更可能是文化的,因此冲破基本是以西方法为模式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进而寻求妥协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10]

大调解是国家法与民间法沟通的一种途径,如下面的案例。2010 年12 月,藏区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发生9 人共同盗窃一案,有3 人被判处监外执行,有5 人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5 人的家庭都十分困难,他们都是家中经济来源的主要力量,全村上百人到乡政府为他们求请,若达不到村民请求的目的,村民将进行百人上访。村民的请求在法律上是不能实现的,为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县司法局局长带领局相关股室人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同志深入到某某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此案例由龚晓、魏晓欣、苏祥、蒋政、冉勇、郭金福等人,于2011 年7 月在四川甘孜州所收集)。

2011 年4 月,在庭审前县司法局局长带领相关股室主动深入到某某乡及库区将县局编写的涉及盗窃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买强卖等易发性违法犯罪行为学法用法7起1 000 余份进行发放宣传。庭审后县司法局局长带领局相关股室人员和法院、检察院的同志再次深入到某某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首先,某某局长就盗窃案的法律规定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其次,检察官、法官针对本案的司法过程进行详细的解答;最后,发放宣传资料。村民对法官的判决不存异议,就请求减轻对5 人的刑罚处罚,若达不到他们的请求,将进行聚集上访。司法行政人员反反复复进行法制宣讲,检察官、法官反反复复进行司法解答,村民从思想上认识到了法律的严肃性。村民对5 人在法律减轻处罚上被有力驳回后,又从经济上提出三点请求:一是对5 人判处的罚金进行减免;二是对5 人的家庭困难给予适当照顾;三是对1 人因购车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给予帮助。法官当场对他们提出减免罚金的问题给予了答复,乡党委政府对他们提出家庭困难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联合相关部门解决5 个家庭在生活、医疗方面的实际困难,对1 人因购车向银行贷款的利息政府给予帮助做出反对意见并说明了理由。经过长达12 个小时的疏导工作,村民终于理解法和情不是一回事,但是执行法律的工作人员在办案中无不体现情。村民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一起群体性上访事件在基层便处理妥当。

本案例中涉及人员众多,不常见,是村民心善,方法不当发生的。我们已经过5 个五年普法,群众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然而民间法在他们心中仍有一定作用。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只要一方面依国家法处理;另外,在处理前后大力进行以案说法等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让老百姓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不同,让他们由衷地接受才能够将矛盾纠纷进行有效化解。

(二)及时化解非政治性群体纠纷

并不是所有纠纷都是政治性纠纷,课题组在宁夏回族某县调研时,当地的群众讲了一件差点儿被定性为政治性群体纠纷的事情。当地政府准备把县城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群众不答应,因为政府搬迁后,当地的经济肯定会受影响。于是,很多人找政府反映问题,政府没有同意。群众到政府门前抗议,政府请示上面,上面派人增援。最后,经过工作组调查发现此纠纷并不是政治性纠纷。笔者谈此事例的目的是想说,并非任何群体纠纷都是政治性的,政府各部门一定要及时与群众沟通,防止矛盾激化。

(三)及时化解跨界纠纷

根据课题组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对于跨界纠纷,各地都采取了共同治理的措施。如彝族地区四县一区的联调协作协议书(此协议书由龚晓、魏晓欣等人,于2009 年7月在彝族地区收集)。

为有效化解边院地区彝族民间纠纷,增进边际地区民族团结,提高联防联调能力,促进区域间和社会和谐稳定,维护行政边界地区基层社会稳定。经甲、乙、丙、丁、戊五县(区)司法局协定,就彝族民间纠纷联防联调达成以下协议:

1.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联席会,回顾工作、交流经验、分析形势、通报情况,研究彝族民间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及特点,共同探讨化解彝族民间纠纷的新途径,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2.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健全联防联调和定期通报相关信息互通平台。

3.建立联合协作调解制度。协作各方面积极配合支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发生地为主,相关地配合,共同疏导,共同调解,公正调处。

4.建立分析研判制度。协作各方定期对重大或典型案件进行商讨,研究纠纷发生规律、分析成因、探讨方法、总结经验,制定防止跨区域“民转刑”或“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措施。

5.建立专项档案管理制度。对于边界地区发生的矛盾纠纷,在调解处理结束后,及时进行归纳整理,建立边界地区矛盾纠纷专项档案,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以备查阅。

6.建立学习交流制度。协作各方选派人员相互学习借鉴彝族民间纠纷调解的经验和做法,提高调解技能和水平。

如下面的一起跨界纠纷:2011 年9 月18 日,某甲县某某乡解放村村民水洛某某在乙县境内遭遇车祸当场死亡。肇事车辆系一辆三无摩托车,肇事者身受重伤住院,经乙县交警大队鉴定,肇事者承担全部责任。在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召集100 余名亲属,前往乙县并向肇事者家属提出60 万元的巨额赔偿,否则欲将死者老母亲、三个未成年子女送到肇事者家中抚养。但肇事者家庭十分困难,根本无赔偿能力。经乙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未果,死者家属情绪激动,聚众在政府内喝酒喧闹,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由于对彝族民俗习惯的不了解,语言不通,缺少有效的沟通平台,为有效平息事态,化解纠纷,乙县县委、县政府在做好稳控工作的同时,于19 日下午向甲县县委、县政府发出派人协助调处的请求。甲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指定由县司法局牵头,县民委、某某乡党委配合前往乙县协助调解。县司法局在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和“德古”调解员赶赴乙县开展调处工作。到达现场后,调解人员及时同乙县司法局取得联系,并会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处工作。在了解事故发生真实情况和死者家属的诉求后,制定了调处方案,并分组开展调处工作。首先是控制事态,稳定死者家属情绪。调解人员对死者家属进行耐心细致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鉴于肇事者家庭的实际困难,告知了诉讼风险,引导死者家属要依法合理地主张权利。其次是根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及死者家庭实际情况,计算出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赡养抚养人生活费等赔偿数额。最后在确定赔偿数额范围内开展调处工作。

经过两地调解人员一整夜的多次反复的协调,9 月20 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肇事者家属同意一次性向死者家属赔偿15 万元。签订了调解协议书,死者家属也出具了承诺书。随后,死者家属将尸体运往某地火化,100 余名亲属撤离乙县返回甲县,一起群体性事件得到了成功化解(该案例由魏晓欣、吴菊花、唐淮,于2011 年7 月,带领少数民族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收集,感谢乐山市司法局的帮助)。

论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 篇9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改革

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 社会生产力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 有50个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 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左右, 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的80%在西部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严重影响着整个西部地区乃至全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

总体上看, 西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规模普遍偏低。如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1999年全国平均为27.65人, 在西部民族地区中, 除新疆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地区都远远低于全国水平。研究生数量就更少, 且西藏、青海和宁夏在博士授予点上还是空白。西部民族地区面积辽阔, 人口居住相对分散, 且交通基础设施差, 造成学校规模偏小。每所学校平均在校学生数, 除小学外, 西部民族地区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师生比看, 高等学校中, 除广西每一教师负担学生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地区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中等学校中, 广西的师生比高于全国, 贵州和云南接近全国水平, 其余都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青海省, 教育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十分突出。师资力量薄弱, 影响整体教育质量的提高。西部民族地区适应其经济发展的专业技术学校少, 而且师资待遇低、师资和教学质量差, 学校数量与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数量的比例很不协调, 教育队伍极不稳定, 合格教师较少。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达不到规定学历的占41.7%, 初中、高中教师达不到规定学历的达53.6%。目前, 西部民族地区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学历合格率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特别是高中教育, 能够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

当前, 我国政府作出了开发大西部的战略决策。教育是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决定西部地区在今后能否实现赶超的最关键的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 西部民族地区必须抓住机遇, 努力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 开拓本地区教育事业良性循环的美好局面。反过来讲, 西部民族地区要取得开发的成功, 必须依靠教育的大力配合和支持。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上去看待, 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第一, 增加教育投资。西部民族地区基本上深处内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教育差、师资短缺、经济落后, 因此, 本地区发展同种程度的教育所需要的资金比其它地区要明显的多。由于西部地区发展落后, 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教育发展问题基本上行不通, 必须要中央政府来着力解决。中央政府可以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省份在资金和基础条件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 建立以财政为主体的“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基金”, 实施教育发展援助计划, 并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 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等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另一方面, 本地区的各个地方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支出比重也要提高。教育投资必须统筹兼顾、按计划和规定实施。教育投资必须按照经济开发原则和智力开发原则办事, 注重投资的长短期效益。同时, 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希望工程”。目前, 全国已建立“希望小学”近1000所, 救助了成千上万的失学儿童。但是, 必须杜绝个别挪用希望工程捐款的现象, 把这些钱用到使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行动中去。

第二, 改革教育体制。应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 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在现阶段, 基础教育应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以中央、省 (自治区) 两级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新格局;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 应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并且, 应走出国门, 加强对外交流。在教学方向的选择上, 应建立有层次、有梯度的各种学校, 积极推进农村教育和经济、科技的密切结合。支持和鼓励中小学同附近的企业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建立社会教育组织。

第三, 调整教育结构。目前, 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结构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矛盾在于比较重视基础教育, 忽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文化教育, 这样, 尽管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小学毕业生, 但其中真正能够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却非常缺乏。在总体教育水平低下的情况下, 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普遍存在“一高两低”的现象, 即入学率高, 合格率、完成率低。

第四, 加大西部地区师资建设和人才引进的力度, 努力提高教师待遇、教师素质。一方面必须大幅度提高教师工资, 并按不同的留居年限, 为中、高层次专家发放不同的高额地区津贴。另一方面要求增加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 为教师尽可能地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娱乐场所、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 使人才乐意扎根西部。在配合民族地区教育扶贫计划, 减少失学儿童数的同时, 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资助优秀学生上大学学习, 把他们培养成为高素质的未来西部民族地区的本土教师, 学成后返回家乡工作。

同时, 加大西部地区师资建设和人才引进的力度。这些计划包括“21世纪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计划”, “百万中小学校长培训计划”等。并希望通过“春晖计划”、“长江计划”、“对口扶贫支教工程”等项目引进人才参与西部民族地区开发以改变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的窘困现状。

参考文献

[1]、杨云著　《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民族出版社, 2007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篇10

关键词：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一直是我国高度重视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的重要区域, 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西部民族在政治、文化发展中具备特殊性, 决定了其民族发展也具备一定的差异性。中华56个民族作为中国发展的整体, 必须做到齐心协力, 才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应该作为我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1 提高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意义

1.1 有利于民族发展

提高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能够促进我国的民族发展。其中的原因在于, 促进民族认同感的提高, 就能够进一步稳定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形势, 和谐的民族环境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 从我国的整体来讲, 各民族的和谐能够促进我国整体发展形势的稳定, 在安定的环境之下, 我国能够赢得更加有利的发展机遇, 能够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和谐与健康发展。

1.2 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

我国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的支持。增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能够提高我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 集中力量进行经济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也能够在文化方面寻求更多的积极因素, 不仅有利于我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还能够增加我国的整体实力。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

1.3 有利于社会和谐

我国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不仅受到政治制度、文化建设等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各民族社会认同感的影响。各民族社会认同感强烈的国家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 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发挥全体人民的力量, 提高社会建设的效率。在社会发展方面, 社会认同感强的国家能够更好地解决各民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人民提供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

2 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存在问题的原因

2.1 受到了多文化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发展中受到了多文化发展的影响, 多文化的发展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其发展的特殊性, 导致其政治、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多文化的发展能够为西部民族地区增加发展的动力, 使其发展更加具备灵活性。在这种条件之下, 就导致了其民族发展统一性的下降, 对于自身社会认同感的保持与加强起到了不良的影响。

2.2 世界形势的变化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能够对社会认同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 由于世界形势的多样化, 在政治、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也受到了世界发展形势的影响,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由于当前发展形势的复杂性与易变化性, 导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

2.3 变革过于激烈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在变革方面更加得激烈, 其中的原因在于, 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处于不稳定的阶段, 为了统一于国家的发展, 就必须进行激烈的改革, 才能够使各民族的发展回归正常的轨道。除了西部民族地区变革过于激烈而导致了社会认同出现问题以外, 宗教方面的影响也是促使社会认同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宗教的多样化以及在发展中对当地人民形成的深刻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下降。

3 加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的措施

3.1 采取现代化的治理方式

由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特殊性, 导致其在民族分布上具备分散性的特点。这种民族发展的特征不利于社会认同感的增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采取现代化的治理措施, 其中的原因在于我国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只有不断适应其发展进度, 才能够更好地增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在具体措施方面, 需要做到“以人为本”, 让西部民族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国家对其发展的重视。此外, 要进一步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作用, 运用其中的规章制度, 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各民族人民的权益, 同时保证其制度的权威性。

3.2 促进民族和谐发展

要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就要让西部民族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国家对于其的发展持有重视的态度, 并且在分配方面也做到公平公正。所以,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 国家首先要重视其经济的发展, 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能够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 在各项基础设施以及各种服务的提供方面, 国家也应该做到平等对待, 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通过这些措施, 才能够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3.3 保障公民权利

对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保障, 也是提高其社会认同感的重要举措之一。保障公民权利, 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能够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每一个公民社会认同感的提高, 在此基础上, 对于整个民族社会认同感的提高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因此, 基于个人社会认同感的提高对于整个民族社会认同感提高的重要作用, 就要从每个公民出发, 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在保障权益的过程中, 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 做到一律平等对待。要体现出法律的权威性, 同时体现出我国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重视, 不断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王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认同建设的实现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 2015 (08) .

[2]常宝.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J].甘肃理论学刊, 2013 (01) .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篇11

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政府；市场

一、引言

自刘易斯（1954）的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经典研究以来，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一直以市场发挥作用的研究为主。然而，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更需要政府作用的积极发挥。

截至2008年底，民族地区城镇总人口为13996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8.32%。总体衡量，我国民族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其中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重庆市，达到49.99%，城镇化程度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为22.61%。与全国的城镇化水平相比，2008年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7.36个百分点，低于东部地区18.4个百分点，低于中部地区4.6个百分点。

二、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1、西部民族地区的市场作用动力机制

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镇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引起更多的劳动力需求，进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作生活创造了必要条件。随着城镇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不断扩张，这样，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镇。

市场机制作为城镇化中的重要机制，是城镇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要素和人口通过比较利益的选择在空间上自由流动和聚散，进行有效组合，不仅仅直接作用于城镇化，还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产业转换与发展等方面间接地促进经济的规模化，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2、西部民族地区的政府动力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正处于形成和孕育阶段，自发力量显得不足，加快城镇化建设需要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

政府作用的动力机制表现为几个方面：（1）城镇化建设需要前瞻性的规划；（2）城镇化假设需要市场经济体制支撑；（3）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聚集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通过改善道路交通、邮电通讯、生活住宅等基础设施等条件增强城镇功能，确实发挥聚集生产要素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来增强城镇产业聚集和人口转移的吸引力；（4）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5）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作用；（6）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作用；（7）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镇化过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3、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

城镇化过程中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镇建设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性投入，融资渠道单一，难以形成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城镇化建设中。由于资金短缺，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也很有限。因此，经济欠发达的西部民族地区应考虑多渠道筹集资金。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城镇工业和服务业，为政府提供更多税收，政府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其次，中央财政投入支持需要不断加大。

最后，充分发挥社会投资作用，积极为社会资本参与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创条件。

三、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与东部对比

1、东、西部要素禀赋差异

人口密度与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关联，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较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方来说，城镇化水平高些。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口密集的地方多是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人口稀少的地区主要是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利、资源缺乏、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西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部，使得要素间的流动和转移在空间上滞后，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金的流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要素禀赋的差异拉大了东、西部城镇化的差距。

2、政策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提出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开发战略之后，九十年代又提出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的开发开放战略，进入新世纪，以天津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发展战略又走入台前。而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又一个国家战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把成渝地区推向了区域重点发展的国家战略。这样的点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却用事实证明了这种有重点的重点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短期效应。

中国将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优先发展的重要区域，这一发展战略使中国东部沿海区域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稳定而快速的发展，但这更加突出了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落后，进一步加剧了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同时这也突出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滞后。

四、政策建议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在继续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城镇化进程的长期、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科学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包括：

第一，加快实施统筹区域、城乡的城镇化推进体制和政策实施统筹区域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国家今后在继续推进东部地区城镇化、提高东部地区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应逐步将重点转移到目前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的广大西部地区。

第二，稳步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推进体制。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以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逐步推动目前处于分割状态的劳动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并轨；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和征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和进城创业、就业、居住的能力，促进城乡在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的一体化，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互惠、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第三，积极探讨、实施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推进新模式，紧紧围绕市场化、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推进城镇化进程。

加快建设具有本地历史文化特点和地域特征的城市风貌，尤其应为本地商业零售、旅游观光、交通物流、民族小商品等特色服务业留足发展空间，将区域特色服务业培育成为支撑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促进广大中小城市、小城镇长期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2）： 139-191.

[2]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 （006）： 125-137.

西部民族地区师资培训策略研究 篇12

一、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一) 培训机会少、培训面窄

新课程改革、新教材的使用和学生不断变化等原因, 绝大多数教师迫切希望从条件知识、本体性知识和教育教学技能等层面接受专题培训。但受经费、师资、时间等因素制约, 被调查252名、任教平均13.7年的教师只参加过一次或从未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比例高达40.5%, 参加过新课程专题培训仅占5%, 离五年为周期的师资培训制度相距甚远。同时, 受高考政策的影响, 学校仅注重考试学科骨干教师的培训, 忽视了非高考学科和初中教师参加培训的需要。

(二) 培训经费不足

大多数市县师资培训经费长期投入不足, 一般仅占学校公用经费的5%。为完成国家规定的培训任务, 多数市、县灵活变通, 以短期集体培训、骨干教师培训、教师学历教育和校本培训等几种形式开展培训。其中, 仅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费用由学校部分或全部承担, 短期集体短训、教师学历教育和校本培训费用基本由教师全部负担不仅增加了参加培训的难度而且造成教师的抵触心理, 严重影响培训效果。

(三) 培训方法陈旧

传统“专家说-教师听”是绝大多数教师所不喜欢的, 73.4%的教师喜欢参与式的案例教学。受传统培训模式、培训者素质和培训经费等限制, 西部民族地区师资培训仍采取“会议式”形式, 忽视了成人教育的特点, 没有真正体现新课程所倡导的“参与式”学习理念, 受训者的主动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培训成果难以被教师吸收转化, 难以保证培训质量。

(四) 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目前, 西部民族地区师资培训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进行, 培训计划的主观随意性较大、“长官意志”浓, 培训内容、对象均由教育主管部门安排。缺乏对新形势下师资培训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的规划, 忽视了培训内容的渐进性和持续性, 使培训始终处于“断层”状态。常常临时组合一些教育理论方面的专家开展培训, 培训者缺乏相互的交流、沟通和对本地教育现状、课程设置的研究, 不了解受训教师的实际和需要, 照搬、硬套城市的培训内容、方法, 致使培训观念城市化、培训内容理论化, 缺乏适切性和系统性。难以达到“学以致用, 学有所用, 学用结合”的培训目的。

(五) 培训过程的形式化明显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教师把组织、参加师资培训更多的是当做任务来完成, 培训前缺少需求调查, 培训中缺乏科学设计和有效的组织, 培训后没有跟踪评价与反馈机制, 形式化明显。培训部门重量轻质, 忽视实践应用环节, 缺乏对培训过程、培训效果的监督、管理与科学评价

(六) 培训安排不合理

西部民族地区普遍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乡镇, 师资紧缺和工学矛盾突出。但组织师资培训时, 往往没有考虑受训教师的现实, 而是根据培训专家在时间、地点上的方便做出安排, 致使大多数受训教师难以做到工学两不误, 没有时间消化、吸收和应用, 培训效果不佳。

二、培训策略

(一) 加强领导, 完善、创新师资培训制度

从各国的经验看, 完善的培训制度是实现教师职后有效培训的关键。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把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提高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关键之一, 高度重视, 科学规划。

第一, 制定有效措施, 完善师资培训保障体系。依据教师专业成长周期性的理论, 应有针对性地制定1—3年“新手”、3—5年“熟手”、5年以上“能手”的师资培训计划, 并分学科、分阶段地开展培训。坚持五年为周期的师资培训制度, 建立教师培训证书和档案制度,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建立教师培训与资格认证、考核、职称评定挂钩制度, 切实保障新课程师资培训落到实处, 人人受训。

第二, 科学决策培训工作。师资培训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内在的认知规律。应结合新课程实施需要和教师的现状、需求和民族地区、成人教育的特点, 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培训规划, 用相关政策、法规加以保障, 科学开展培训工作, 切实提高培训效能。

(二) 加大经费投入, 切实保障培训工作顺利实施

各级财政应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师资培训工作, 以《教师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为依据, 认真贯彻《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 (国人部发[2007]96号) 》文件精神, 逐年按教师数量足额划拨师资培训专项经费到学校或县教师进修校, 并严格专款专用, 将师资培训拿入教师的福利待遇, 激发教师自主参加培训学习, 实现培训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

(三) 整合资源, 创新培训模式

第一, 合并教师进修学校与教研室。本着“小实体、多功能与大服务”的目标系统策划, 开展培训工作, 充分发挥县级师资培训机构在师资队伍建设中的支柱作用。

第二, 培训项目化管理。在政府主导下, 建立培训项目公开竞标机制, 大力引进市场上的优质培训资源或社会办学力量承揽培训工作, 借鉴企业培训模式, 建立适合地方特点的培训项目管理制度, 部分解决资金、师资短缺的困难

第三, 完善师资培训体系。强化省、市、县、校“四级联动”培训模式, 实行教育行政部门、培训机构与受训教师学校的三维一体, 分工协同。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培训目标、要求的制定和培训教师的组织与管理;培训机构确定培训内容与方式, 开展培训工作;学校负责为教师搭建新课程实施平台, 并督促、检查教师的运用情况, 及时做好培训效果的信息反馈, 以调整、改进培训工作。

(四)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培训队伍

培训过程中表现出的教育理念、选用的教学方法, 既是对新课程要求的最好诠释, 也是受训教师理解新课程的最好范例。结合民族地区经费紧张的实际, 通过“对口支援”与一些师范院校、教科所密切合作, 建立熟知民族教育和成人学习特点、善于运用先进教育技术的由主管领导、教育理论家、学科教育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骨干教师组成的多层次培训师资库, 并优先对各地的教育主管人员和培训教师进行专业能力、培训技能的强化培训;并对已建立的培训队伍, 经常有目的地选派其参加国家、省级进修和深入一线学校进行调研, 积累实践经验, 确保培训工作的高效性。

(五) 改革培训形式、方法与内容

1. 积极开发多样化的培训途径

第一, 推行“请进来, 走出去”和“结对子”形式, 发展“送教”、“支教”、“蹲点”等帮扶活动。结合西部民族地区偏远、交通不便和师资紧张的现实, 根据教师的需要与建议, 选送骨干教师外出培训、请专家下乡和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对口支援等方式创新培训途径。每所城市重点学校结对一所少数民族学校, 发达地区教师“一帮一”少数民族教师, 选派优秀教师到民族地区学校支教、蹲点, 通过经验交流、示范课和集体备课、研课等形式, 引进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等优质资源, 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第二, 创新培训模式。变传统短期集中培训为短期培训与长期指导、合作研讨相结合;变单纯的教育教学培训为培训、教研、科研相结合的“研训一体化”师资培训模式, 实现教师教学、教研和科研水平同步提高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 建立培训基地。以教师进修校为专家培训基地, 选定具有办学特色的学校作为教师教育基地, 解决理论学习和学科专业的问题, 确保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 使受训者互动参与措施得到落实。

第四, 发展远程教育。师资培训与信息技术整合是教师培训的热点和发展趋势, 应充分发挥电视、互联网在师资培训中的作用。教师进修院校应通过建立网上培训“银行学校”, 组织“网上论坛”和“教师博客”为受训教师提供丰富多样的培训资源搭建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引导教师开展网络自主学习。通过培养“学习与发展共同体”, 构建互动、开放、自由的学习机制, 使受训教师在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得到相应的学习资源与支持, 以切实增强培训效果, 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偏远、资金欠缺和工学矛盾突出的困难。

第五, 加强校本研修。师资培训必须贯穿在新课程实施过程的始终, 不能一劳永逸。应以校为本, 组建三级 (学校、学科教研组、年级组) 管理、监控机构, 充分发挥教研组作用, 构建学科教研网络, 落实校本教研和校本课程, 改变常规的“你讲我听”单一模式为“共同研修”, 以保证师资培训落到实处和可持续发展。

2. 突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系统性

第一, 强化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的培训。在新课程背景下, 教师不再是简单的“知识搬运工”和“传道授业解惑者”, 已经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组织培训时, 不仅要强化新课程理念、情境知识等通识培训, 更要重视课程标准、教材结构、评价体系和教学方法、教育技术等专题培训, 加强教学实践指导, 以增强受训者实施新课程的自主性。

第二, 强调培训内容的民族性、实用性。对民族地区教师进行培训时, 应充分考虑地域环境、民族文化、语言表达、学习观念、领会能力等方面的特点;密切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和民族文化, 打造本土化的培训内容。培训前, 调查了解受训教师在课程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 改变以往培训机构和专家对培训对象的“陌生”和对受训教师需要的“忽视”, 变培训内容由主管部门单方面制定为双向协定, 突出教师发展的主体性和培训内容之间的适切性;改变过去培训“一次备课多次讲课”为“讲一次备一次”, 以“问题”为导向, 使培训内容鲜活, 有吸引力, 增强师资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第三, 强化培训内容的系统性。结合课程改革需要和当地实际, 系统规划培训内容, 并分阶段、分学科、分专题科学地组织培训工作, 确保培训专题间的有机联系和内容的无重复、无漏洞和不断层, 避免不同授课教师的理解差异给受训者带来的混乱出现。充分尊重受训教师的意见, 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地点, 达到工学两不误, 让教师切身体验到更多有效的做法, 学习先进的教育技术。

3. 加强培训方法与形式的变革, 提高培训的效能

第一, 采取“学习主题构建”, 变“传授式”为“讨论式”。充分考虑民族地区教师素质参差不齐的实际, 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受训群体应分别采取讲座式、讨论式和探究式教学, 运用“示范课”“现场指导与观摩”等, 将抽象、陌生的理论具体化、深刻化, 提高培训效能

第二, 开展“参与一分享”式培训。师资培训不是从“零”开始,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广大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活生生的教学事例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因此, 在新型的师资培训中, 应充分吸收和利用成人学习的已有经验, 搭建“交流、互动”的平台, 把参训教师作为学习资源, 发挥受训者的主体性, 通过培训者与受训者、受训者与受训者之间的交流、切磋, 达到受训者之间互培、建构知识和实现自我提高的目的。

第三, 运用案例教学法, 开展“问题中心”式培训。以国家级实验区教学课例和受训者在课程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为培训的案例, 或让受训者观摩那些成功的、生动的、有说服力的、可借鉴的教学范例, 并结合说课、课堂点评等形式, 使受训者在特定的教学事件中, 直面具体问题的诊断与解决, 加深其对教育教学理论的正确理解。

(六) 建立师资培训反馈机制

教师的真正成长不仅在于职前培养和职后的培训, 更在于教学实践中;要使教师“在行动中学习, 在学习中行动”。培训结束后, 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由领导、专家、学校、学生组成的教师教育评价机构对受训教师的教学实践情况进行多样化的评估, 以检验培训的效果, 发现问题和规范师资培训行为, 为改进培训工作指出重点、难点, 按照“边培训、边试验、边总结、边提高”的原则, 切实提高师资培训工作的效能。

三、结论

西部民族地区新课程师资培训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级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 加强培训制度的创新, 不断完善师资培训保障体系。在实施培训时, 要从学校和教师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 统筹考虑诸如师资配备、培训经费、工学矛盾、培训实效性等;要面向全员, 突出骨干;要认真调研, 避免盲目、重复的培训, 力求科学、高效地开展工作;新课程师资培训的内容应紧扣民族地区和成人学习的特点, 注重研修和实践相结合, 以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新课程师资培训的步伐, 保证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在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跟上时代的步伐

摘要：建设一支实施新课程需要的、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是基础教育改革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成功的根本保障。为提高西部民族地区中学实施新课程的师资水平, 需要主管部门、学校及受训教师的共同努力, 从培训制度、师资配备、经费投入和培训内容、模式与方式等方面改进与提升培训策略, 力求科学、高效地开展工作, 加快西部民族地区新课程师资培训的步伐。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西部民族地区,问题,师资培训,策略

参考文献

[1]叶峻, 杨雪梅, 刘玉容, 等.新课程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师资培训调查报告[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 (11) :20-22.

[2]梁春晓.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建立的策略[J].师道.教研, 2009, (8.9) :13-14.

[3]卢荷.加强师资培训促进少数民族教育发展[J].中国农村教育, 2008, (11) :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