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精选12篇)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1
西部地区的开发近年被列入国家各类计划之中。其中, 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然而, 对矿山大规模的开发必然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而引发许多工程地质和环境问题, 客观分析、正确认识近年来西部地区开发所带来的工程地质以及环境问题, 不仅可以对工程地质作业进行有效地指导, 而且也有利于工程地质学科的不断发展。本文将对西部工程地质与环境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以便更好地为我国西部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
1 西部地区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由于西部地区多高山峡谷, 独特的地形造就了其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工程地质问题。其存在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如下:
1) 构造活动带岩土体动力失稳问题, 具体有: (1) 在断裂带及影响带内构造破碎脆性岩体的特性; (2) 工程区域地壳失稳问题; (3) 河床深厚覆盖层的地基动力失稳问题; (4) 岩体的动力参数与本构; (5) 地震及活动断裂引发的群发性崩滑流等自然灾害。
2) 高陡边坡易形变及尺寸影响和动力失稳问题, 具体有: (1) 高地应力下斜坡岩体的卸荷及参数影响; (2) 高边坡岩体的动力形变及破坏; (3) 岩体动力参数的高程效应。
3) 高地应力下的岩体性质及应变储能问题, 具体有: (1) 岩体应变储能和高应变岩体的工程行为的推断, 例如, 硬岩的岩爆问题, 软岩的形变问题等; (2) 矿山深部高地压问题及采场顶板的管理问题; (3) 持续高地应力影响下岩体与工程建筑的相互作用。
4) 深埋隧洞中岩体结构的考察和施工地质的超前预报, 具体有: (1) 深层岩体精细结构的侦测与预判技术; (2) 长大隧洞超前地质预报方法。
5) 大跨度复杂洞群形变及失稳问题, 其中有: (1) 复杂洞群的围岩形变及失稳; (2) 大跨度高洞群软岩形变及流变问题; (3) 大跨度高边墙洞群的形变及失稳问题。
6) 冻土的冻融形变、稳定性和维稳机制, 具体有: (1) 冻土的融沉、冻胀及流变问题; (2) 冻土区域施工的处理方案等问题。
7) 可溶岩岩溶与岩体探测、预报及治理技术, 具体有: (1) 岩溶的状态及探测问题; (2) 深埋隧洞岩溶突水的预判及防控问题; (3) 管道岩溶化岩体的利用处理问题。 (4) 岩溶水库渗漏的防控措施等。
8) 河床深厚覆盖层的应对措施。西部高山峡谷中的河床覆盖层往往厚达几百米, 其引发的地质工程问题具体有: (1) 工程荷载引起的河床深厚覆盖层沉降; (2) 地震引起的河床深厚覆盖层液化问题; (3) 渗透形变问题; (4) 坝基渗漏问题; (5) 河床深厚覆盖层防渗及固话问题。
2 西部开发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及其类型
自从西部大开发计划实施以来, 西北地区源源不断地矿产开发, 为我国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历史条件与地理环境的大背景下, 以及受制于政策、管理、技术等因素, 矿产资源开发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地质问题。甘肃省矿山所存在的较为严重的环境地质问题是: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崩塌、地面塌陷、沙漠化、水污染等。
在西北地区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下, 原本水资源十分匮乏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在大规模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下,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与荒漠化, 严重破坏了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一部分矿山由于山势比较险峻并且容易突降暴雨, 所以, 成为滑坡与泥石流的重灾区。井下煤炭开采区则成为矿井突水、地面沉降、地基塌陷以及地裂缝的主发区。作为采、选、冶三位一体的有色金属矿山, 因其特殊的行业加工程序通常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诱因。由矿产资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地质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 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矿山资源破坏、矿山地质灾害以及矿区环境污染。
2.1 矿区资源破坏
矿山开发是人类活动中对地形地貌破坏较大的一类活动, 在其开发过程中大规模的剥土弃渣、采掘矿石, 不仅对自然景观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使地质遗址受到大范围的毁坏。伴随着矿山开发而来的大量的弃土弃渣不断地压占土地, 挤压矿区周围植被与动物的生存空间, 导致土石不断裸露, 增加了地表径流, 加剧了矿区土壤受侵蚀的程度, 导致水土流失与水资源不断衰减, 严重破坏了矿区环境资源。
2.2 矿区地质灾害
矿产开发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矿区的环境与资源, 而且还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地质灾害。其所诱发的地质灾害主要有采矿区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沉降、滑坡、泥石流、矿井突水、瓦斯爆炸等。而矿山开发势必会导致矿区地质应力结构的显著变化, 从而诱发一系列的地质灾害。倘若采矿规划、设计方案不当, 使得采矿区虚空面积过大, 加之采矿过后遗留下来的废弃坑道没有及时回填以及边坡过于高陡等不合理的开采活动, 则将使矿区地应力失衡, 导致采矿崩塌、地面塌陷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而废石、尾矿渣等通常被就近地堆放在山坡上, 在一定量雨水的作用下, 必会诱发滑坡以及泥石流灾害。
地下煤炭采矿区空心区域过大则会造成地面塌陷、沉降等地质灾害。此类灾害在新疆的六道湾煤矿、甘肃的新窑、华亭、王家山煤矿、宁夏的石嘴山、石炭井煤矿、陕西的渭北、神府煤田等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2.3 矿区环境污染
采矿业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污染行业, 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在对矿山开发过程中会导致各种环境污染, 最主要的是对地表水的污染, 其次是对地下水、土壤、作物以及大气环境的污染。而造成这些污染的源头是采选矿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渣以及废气中有毒、有害物质, 主要包括烟 (粉) 尘、SO2、氰化物、重金属等。
由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恢复能力较弱, 所以, 当生态环境一旦遭遇破坏, 在短期内将很难恢复, 这就导致部分矿区环境地质问题尤为突出。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使矿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而且伴随着沙漠化而来的沙尘暴等问题日益突出。一些矿产开发所导致的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中部乃至东部地区的环境安全, 值得我们深思。
3 结束语
通过对当前西部地区所存在的工程地质和环境问题进行概括性的阐述, 以此作为西部矿山地质工作者在进行工程作业时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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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2
加强西部地区人才环境建设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着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待遇差距大、成才条件差等人才环境问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西部地区人才环境建设.
作 者:陈国芳 作者单位:黔西南州委党校,贵州,兴义,562400刊 名: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GUIZHOU TEACHERS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年,卷(期):“”(4)分类号:A849关键词:西部地区 人才 人才环境
西部欠发达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篇3
【关键词】西部欠发达地区 投资 优化
一、引言
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投资的直接驱动,对“欠发达、迟发展”地区而言,具有一定规模、稳定的外部投资是“撬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海东市由于身处内陆,远离国家重点经济发展地带,以及一系列资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本地区资本内生能力差,投资效率较低,长期面临着“高投入、低效率”的问题,也因此易出现资金投入不足时的经济下行压力及不可预知的风险。因此,围绕“欠发达、迟发展”西部资本“瓶颈”的长期性,客观分析经济增长中固定资产投资现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截取2001~2013数据,对海东市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进行分析。
二、海东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现状分析
(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分析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20.44亿元提升到2013年的405.45亿元,十三年间增长19.8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0.82%。其中,2010~2013年平均增速实现60.53%,达到前所未有的投资扩张期。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高于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图1)。
图1 2001~2013海东市与青海省、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比
(二)投资与增长的互动趋势分析
1.基本保持一致。截取2001~2013年数据,反映出海东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GDP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图2)。期间,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滞影响,2009年GDP产生明显的下降。但随着国家层面救市计划的引导,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获得大幅度提升,2010年GDP提升增速效果明显。然而,与欠发达地区投资效果表现一致,受2008全球经济处于“低谷”状态和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对资本的引致的有效性双重“叠加”影响,近五年来,尽管海东市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但GDP的增幅并没有产生相应增长或呈现乘数效应。就二者间的互动效应,在海东市:一方面表现出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呈现明显趋势,同时由图中曲线斜率的变化,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其变化波动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快慢程度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量的影响并不太明显。由此反映本地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问题:当期投资的效率及外部投资选择性的突出矛盾,即本地投资的实现并不取决于上年GDP的增长。
图2 2001~2013年海东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比
2.固定资产投资率明显偏低。固定资产投资率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般就其变化不会因投资总量单方面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而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增加会先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所以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国内生产总值才会开始增加,该系数也就会呈现先增后减的状态。历史数据显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国内发达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呈现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一个地区投资率的急剧增长必然以该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前提。根据海东市固定资产历年固定资产投资率,表现出投资效率明显偏低,即投资与经济增长不一致,地区的投资增长并不是以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而是投资的增长得益于外部的刺激。2001~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11降到0.831,进一步说明,海东市的发展还处于经济“起飞”的积累阶段,资本大量投入与资本利用粗放矛盾凸显,相应持续增长的经济信号及就业状况改善的表现也不乐观。
(三)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析
1.固定资产投资主体组合状况。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化转型,不断改变着区域经济发展中投资主体结构的组合形式,形成了一个由“国有投资+非国有投资”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投资结构谱系。其中,国有投资是指国有经济部分;非国有投资是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股份制经济、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总和。
截取2001~2013年数据,海东市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一是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持续增加的态势。自2001年以来,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提升,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2013年国有经济投资总量由2001年的105952万元增加至2013年1519474万元,是2001年的约20倍;从二者所占投资比例来看,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52%,比2001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可以判断:近年来海东市在固定资产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优化。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民间资本发育还不成熟,短期行为明显,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二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组合形态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从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构成来看,十三年间集体经济成分比例明显下降,港澳台及外商企业投资突破有限。增幅较快的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经济公司和个体私营企业。这一增长趋势与全国平均状况相比明显偏低,同期全国民间投资比重逐年增加,2013年约占70%。海东民间投资一直低于全国同期值,这与本区经济水平低,吸引民间资本能力弱有很大关系。
三是国有经济、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在投资中逆势而上。“十二五”期间,在投资整体效率下滑的同期,这两部分投资既是主体,也是本地投资的主要来源,说明区内国有企业重组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有企业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得以增强。同时,说明就投资取向仍然明显的依赖传统的渠道,对其他投资产品的利用有待进一步创新。
(四)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投入来源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是指不同资金来源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其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按照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不同,分为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作为传统的资金来源之一。
1.国家预算内资金。海东市财政预算内资金作为第二大资金来源,处于较大的波动状态,与西部大开发初始相比,资金量比重有所减少,2013年其资金量占固定资产总量的15.45%,比上年增长12%。明显的看出,海东市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比同期的全国数值高,全国同期比重范围在3.9%~7%,而海东市的比重则为15%~32%。较高的国家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份,与西部大开发政策及扶贫政策、藏区开发政策的实施有直接关系。
2.国内贷款。海东市国内贷款年度阶段性变化最明显,在绝对数额增加的同时,利用率呈现下降的趋势。2013年其资金量占固定资产总量的6.14%,比上年呈递减趋势。从国内贷款比重来看,海东市的情况与全国的同期情况基本保持一致,其原因与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和放贷监管体制改革,严格控制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规模有直接关系。并表现出,因自身发展能力有限,并没有形成较好的融资环境。未来必须加强对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产业专项基金及金融租赁等新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进一步开发。
3.利用外资。海东市利用外资增长率可谓是“大起大落”,利用外资的比例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最大跌幅为2008年的-100%,最大涨幅为2013年的304%,资金量占固定资产总量比重只有0.54%。同期,全国利用外资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基本上保持正增长。经验证明,外资投资对区域产业优化有着直接作用,对处于工业化快速提升阶段的海东市来说,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是实现发展的重要议题。
4.自筹资金。海东市企业自筹、其他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的优势比例,2013年其资金量占固定资产总量的77.87%,比上年增长105%。从增长率来看,海东市自筹及其他资金与全国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并高于全国水平。表现出企业重组、自主能力提升之后释放的巨大潜力。
(五)海东市固定资产资金投向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的取向一般分:三次产业间和三次产业内部各行业两个层面去分析。
2001~2013年,海东市投资的产业结构表现出:一是三大产业投资总量相继增长,但内部差异明显。第一产业年均增长35.15%;第二产业年均增长23.61%;第三产业年均增长30.73%。其2010~2013年间,第一产业年均增长37.57%;第二产业年均增长55.75%;第三产业年均增长77.04%。从西部大开发以来的产业投资增长趋势来说,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而近期投资趋势表现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其中三产增幅最为显著。
二是投资选择趋向于非基础性产业。“十一五”以来,第三产业投资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达到34.37%,2013年其投资比重占全市固定资产总投资的50.84%;期间第二产业由2005年占总投资的44.90%,下降到2013年的32.41%;第一产业波动中缓慢增长,2013年投资占总量的16.74%。
三、快速发展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建议
当前海东市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的上升通道、工业化和城镇化“双加速”推动的关键时期,在消费贡献短期内难以大幅提高、出口规模仍然偏小的情况下,投资仍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未来一段时期,应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一)优化资金来源结构
改革投融资体制建立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引导扩大民间投资。当前应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和各级政府有关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坚持“非禁即入、平等待遇”的原则,不断释放实体经济活力,提高经济内生动力。一是适当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鼓励个体私营企业按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拓宽投资领域,扩大发展规模。二是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投资效益、释放改革红利。三是积极争取全省金融改革的试点。积极探索成立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增资扩股。此外,在启动民间投资方面,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民营经济自身素质,诸如提高管理层的综合素质,加强民营企业创新和规模经济的发展等;拓宽投资领域,实行开放式的行业投资准入政策,消除经营范围上的所有制歧视,打破行业和垄断等;拓宽融资渠道,在充分挖掘自身资金潜力的基础上,利用外部资金,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信用担保机构和风险投资基金,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上市等办法直接融资等。
(二)继续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是投资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按照投产一批、开工建设一批、储备一批和“十三五”重点项目建设的要求,继续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动态管理,努力保持新开工项目和投资的均衡增长,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对已经开工建设的重点建设项目跟踪协调,落实好建设资金,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建设质量。重点抓好项目的储备工作,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进度,加紧进行研究论证,重点筛选储备好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全市发展全局的关键项目和重大项目,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后续保证,防止投资回落过快。
(三)强化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
随着国家的土地政策不断收紧,成为各地普遍反映的制约新开工项目和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家对土地采取最严格的管理,土地的需求矛盾不会根本好转,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将成为海东市未来新上项目和增加投资的唯一出路。要按照国家政策,严格土地审批和管理,科学安排,最大限度地保证重点项目建设用地,确保必要的投资强度。要在存量土地开发利用上做文章,搞好废弃地、荒地和旧城区、工矿区的土地挖潜改造,鼓励和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对濒临破产等企业进行收购和兼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增加土地供应量。对于列入国家《禁止供地目录》的项目,要坚决不予供地,以此促进土地使用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集约化。
(四)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要按照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要求,研究出台投资体制改革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落实企业投资主体,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强化投资宏观调控。要积极推行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扩大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范围,规范和完善“代建制”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管理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发改、土地、环保”等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综合运用国家和省上的投资、土地、环保、财政、信贷政策和手段,搞好政策的配套联动,增强投资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五)严控产能过剩行业与优先保障生态环境同步
不断增强新兴城市经济区建设的能力,当务之急就是不断增强工业发展的能力,以更加好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吸引外部投资是政府工作的重心。但在产业发展中,我们必须警醒:青海省在全国的生态安全任务大于经济任务的责任,要把先保护好环境作为未来发展的头等大事来看。同时,当前我国正处于依靠传统产业的自主创新推动“去产能化”和依靠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实现“再产能化”的漫长周期调整中。投资项目建设中要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将避免产能过剩和保障生态环境作为投资的红线,努力培育固定资产投资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发展机制。一是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二是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等市场准入标准,新上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三是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防止高技术产业引进的空心化。并充分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双重约束,承接产业转移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4
在1999-2007年,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0.58%,其中,东部地区为30.23%,中部地区为49.89%,西部地区为24.48%。如果以全国各地区平均增长率为1,东部地区的相对增长率为0.99,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63和0.80。[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大体呈现出中高、东中、西低的格局。因此,有必要对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研究,本文在前人有关投资环境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西部12省区进行实证分析。
一、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指标体系
要准确客观评价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就必须建立较完善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特点,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影响要素分为:经济要素、社会服务要素以及资源环境要素三个方面。其中,经济要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集聚度三方面;社会服务要素包含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水平、政府效率与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资源环境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状况与自然环境状况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要构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还必须确定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国外对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并已形成多种被广为采用的评价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冷热图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价法、相似度法、层次分析法(AHP)、国家风险评级法等。本文研究对象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是一个复杂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评价需要对大量难以具体量化的因素指标进行定性判断并将其量化,而AHP法是对定性指标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因而,本文将运用AHP法来构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2]采取以下步骤:
1.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数。
本文主要运用AHP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首先构造两两判断矩阵,然后确定各不同层次因素的相对权重,再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确定组合权重。
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我们需要将各个指标进行转换,也就是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功效系数转化法等。本文采用线性归一法来消除各指标值中量纲对指标的影响,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在本文中,评价指标分为正指标与逆指标,根据各指标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的关系特点,将自然环境状况中的单位面积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废物排放和单位面积荒漠化、沙化、自然灾害损失六个指标以及政府效率要素中的人均行政管理费用指标设为逆指标,其余各指标均为正指标。在进行指标的标准化时,两种指标将分别通过下述的数学变换公式将它们变为归一化指标值。[3]
记Xij,为第i个地区的第j项指标数,记maxXij和minXij分别为第i个地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记Yij为该指标的标准化数据。
(1)正指标
是指指标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2)逆指标
是指指标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其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08》部分数据,以所建立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我国西部12省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计算,并按投资环境综合指数进行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
从影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各要素以及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2)来看,各地区在经济要素中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较明显,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度上有小幅差距;社会服务要素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也较为明显,科技发展水平与劳动力供给差异不大,政府效率除西藏外其它省市均普遍较高;资源环境要素中的自然资源状况差距较为明显,而自然环境状况的水平较为均衡。
从排序情况来看,西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按得分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陕西、重庆、四川、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贵州、青海、西藏。可以看出,陕西、重庆、四川三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较优,其中,陕西在科技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开放程度具有优势;而四川在自然环境以及产业集聚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藏、青海、贵州三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较差,其中,西藏自治区在科技发展水平、政府效率以及自然资源方面在西部12省区中居于最末位置;青海在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不利位置;贵州在科技水平、开放程度上较不发达。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六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处于中间水平,其中,广西在政府效率上具有优势,云南在自然环境状况上优于其他地区,新疆在开放程度上优于其他地区。
应用2007年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排序的结果与西部各地区200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大致相符。作为“优势地区”的陕西、重庆、四川三省,需要通过大项目的拉动,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以巩固其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优势地位;作为“中间地区”的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六省区,应该增加对科技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与国际原料供应市场、产品销售市场的联系,从而改善投资软环境;作为“劣势地区”的贵州、青海、西藏三省则应拓宽融资渠道,改变现有的单一政府投资格局,改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投资硬环境,消除瓶颈,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三、改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
1.增强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尽可能地鼓励外商以合资的方式对各地区比较优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放宽外资限制积极发展产业集群,并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要素环境的不断改善。西部地区在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过程中要重视区域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应依赖区域中心及其核心的强力带动,应在中心城市半径内选择有活力的中等城市,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实现功能配套与协同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一2008》数据计算
2.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抓住国家统筹发展的机遇时期,增强区域间统筹发展,大力发展交通、通讯、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环境绿化、街道绿化以及园林绿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建设生态城市,优化、净化城市环境。
3.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素质。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推进全民素质教育,在继续强化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调整教育结构,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搞好分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同时,培育与吸引人才并举,改革现有用人机制,引进先进人才管理办法,从而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留住人才,重用人才。
4.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一般而言,政府效率和管理规范程度,是许多投资者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重要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清理地方法规,从而促进政府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还要通过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建立,规范不同级别的政府职责,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时应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即政府应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而进入市场失灵的领域,有重点地参与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西部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本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特点,从经济要素、社会服务要素、资源环境要素三方面构建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西部12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评价结果作了简要分析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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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5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文化思考
摘要: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影响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立足于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思想观念文化和生态文化教育,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作了探讨.作 者:马志荣 MA Zhi-rong 作者单位: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甘肃,兰州,730070期 刊:西南林学院学报 ISTIC Journal: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年,卷(期):,28(4)分类号:X171.1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 生态环境 文化思考
西部贫困地区小康建设思路探讨 篇6
摘要:我国要建成小康社会,关键要解决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问题,只有西部贫困地区建成了小康,全国的小康才能建成。本文贵州毕节试验区为例,着重分析贫困地区在实现小康目标上的一些思路,力争对其他地区小康建设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贫困地区;小康;发展思路
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距此目标只有5年时间了,西部民族贫困地区自然条件,经济环境与我国中东部地区存在着巨大差距,要如期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小康,时间十分紧迫,任务十分艰巨。西部贫困地区如何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因此我们既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艰苦奋斗,更要内外合力,强化扶持,才能务实推进小康建设。本文以贵州省毕节试验区 (毕节市)为例,探讨小康建设的发展路子。毕节试验区是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亲自倡导,省委、省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1988年6月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它位于贵州西北部,下辖1区7县,面积26853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全区山川秀美,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民风纯朴。
一、毕节试验区基本情况
(一)近年取得的成绩
毕节试验区后,毕节历届党委、政府和老百姓根据“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方向付出了很艰苦努力,老百姓的生活从普遍贫困达到了基本上的小康。
从1988年到2014年,毕节老百姓每年每人可自由支配的钱增长了16倍。还有高速公路和飞机场都从无到有,高速公路里程955公里;铁路里程529公里;毕节的飞机场目前可以从毕节飞往全国的13个大城市。27年来全市有522.1万老百姓逐步脱贫过上了好日子;全市以前森林覆盖率从14.94%达到了46.23%;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以前的1991‰下降到现在的6.04‰,老百姓的生育观念得到了很大的转变;老百姓的子女读书年限从人均3.6年增加到了7.7年;老百姓通过农业生产实现的价值从12.4亿元增加到了252.8亿元。城镇化率从6%提高到了33.97%;老百姓养老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二)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毕节是个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首先在是生产总值上,与其他地方一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2014年全市的生产总值才有1266.7亿元,仅是省城贵阳市的一半。在全国415个地级城市中只排在218位,差距很大。由于人口较多,各项指标一分摊到个人的头上就低得太多了。现在的人均生产总值、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人均税收收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多为全国的50%以下,在全省也排名靠后。
其次在民生方面,还有很多事存在问题,比如能够通车的公路里程数严重少于同类地区,仍有38%的村没有通沥青(水泥)路。工程性缺水突出。教育设施落后师资不足,医疗卫生较差,老百姓看病还存在很大困难。
其三,小康实现程度不高。2014年全市小康实现程度仅81%,分别比全省、全国低4个、7个百分点。全市仍有165.9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20.3%,远高于全国8%、全省18%的比重。
二、小康建设发展思路
1、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西部地区都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和一定的产业基础,因此要因地制宜,注重发展精深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毕节试验区煤炭和水利资源非常丰富,有“西南煤海”之誉,已探明煤炭储量282亿吨,占贵州的48%以上,洪家渡电站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因此毕节要加快发展煤炭产业、电力产业和化工(煤化工)产业一体化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二是提升发展煤电建(材)循环经济产业链。此外毕节又是一个农业大区,因此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加快形成生态种植与畜牧养殖和“三沼”利用、特色种植养殖到精加工深加工再到市场营销、经果林种植与林下种养到旅游观光农业等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建成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生态园区和生态经济村为重点的生态农业产业体系。
2.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在搞工业园区时,要注意优化园区的布局,集中节约用地、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合理布局产业,加强各县区之间的经济合作。要积极引进大批企业入驻园区,避免空壳园区现象。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措施,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吸引返乡农民工等带着项目入驻园区,壮大产业园区经济。
3.要围绕老百姓的具体困难开展好扶贫开发工作。认真开展以村为单位的集中连片扶贫开发,大力开展党建扶贫、社会扶贫和对口扶贫,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尽快打通和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扶贫工作要让老百姓知道具体情况、积极参与到决策中、实施好监督,真正实行规划由老百姓讨论、项目由老百姓自己选择、工程由老百姓自己建设、质量由老百姓自己管理,让老百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决克服“等、靠、要”思想,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扶贫开发的工作中来。
4.要注重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的统筹协调,切实做好规划并按照规划开展工作,主要抓好新的区域、城镇的建设。按照“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县城为骨干、小城镇为节点、协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路,做到先规划再按照规划发展,注重新区建设与老区建设并重,在建设的过程中加强管理,最终形成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园区建设与城市建设并进、景区与城市互相交融、城市和乡村一体的具有山地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5.突出解决农民群众眼前最关心、最困难、最急迫的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让人民出门更方便、饮水更安全有保障、娃娃读书有好学校好老师、辛勤劳动的都有好回报、生病了有好医院好医生看病、年纪大了有好的归宿、群众住房子要住得好。
6、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着力打造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强化司法为民,加强司法公开,维护司法公正,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正确导向。加大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强化公共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总之,只有弄清存在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切实合理的发展路子,西部贫困地区一定能在2020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伟大目标。(作者单位:贵州省织金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八大报告》;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7
(一) 空气污染严重。
我国2007年空气质量达到和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数量比重达到60.5%, 劣于三级的比重下降至3.4%, 城市空气质量相比2001年已有所好转。但据资料显示, 我国平均每天能源消费量除燃料油在2006年的12.0万吨减少到11.2万吨外, 其他的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都从1990年到2007年逐年增加, 这些燃物的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都给我国城市的空气带来严重的污染。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几大城市的空气质量达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比重分别是87%、81%、82%、73%、72%, 而整个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自然生态保护区是完全能够促使这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更加好转。2008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1, 991.4万吨, 而西部十二省的总排放量为706.0万吨, 占全国的34.46%,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西藏地区在2008年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0.1万吨, 从而可以推断出其他省份的排放量相对值较大。如, 内蒙古为125.9万吨、四川为96.9万吨、陕西为80.7万吨、重庆为62.7万吨。同时, 全国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29.9万吨, 西部就占43.13%, 为142.3万吨。西部城镇居民, 尤其是处于工业聚居地的居民的空气环境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四川省L县城中央有条鹅江河, 但是在河的上游地带建有许多厂矿, 最为严重的是一座棉纺厂, 该厂每天都会排放大量的废气, 致使在该城的居民每天饱受恶劣空气的影响。2007年的四川省统计年鉴显示, L县的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为253天, 只占全年的69.3%, 其数字相当低下。该县近年工业烟尘排放量达标量分别是2004年9.5%、2005年20.3%、2006年19.2%、2007年85%。
(二) 水体污染严重。
目前, 全国各种规模和性质的小城镇已近48, 000个。随着众多小城镇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小城镇的水污染问题也日益提上议事日程。据统计, 小城镇污水年排放量为270亿吨, 日排放量达到7, 400万吨, 到2010年, 小城镇污水年排放量将增加到420亿吨, 日排放量达到1.15亿吨。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居民相对比较分散, 所以设置的县镇数目较多, 他们在综合治理污水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都比东中部落后, 同时又缺少相互的协调, 致使西部地区的大江、大河污染得不到彻底的清除。
西部地区城镇水体污染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生活用水造成的污染, 一方面是工业用水造成的工业水污染。2008年全国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178.2升, 其中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人均日常生活用水量分别为197.3升和253.6升。两地区都处于长江上游地段, 人们的生活用水多必然产生更多的污水, 如果处理不当, 不仅影响本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 还会给下游的人们带去不便。西部地区小城镇企业数量众多、工艺陈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 绝大部分企业没有防治污染设施, 使污染危害变得非常突出。2008年西部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为848.5万吨, 占全国的36.55%, 排放量的前十位中, 西部有三位。
L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生活污水30, 000吨。该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 于2004年7月开建, 2008年3月建成。此项基础设施是针对江河水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施的, 过去每年夏天河里的污水都会造成水里的鱼类出现反常现象, 大量鱼类死亡, 居民更不敢食用河内的鱼。虽然新建的污水处理厂缓解了严重的城市水污染, 但是河岸两侧的休闲娱乐场所每天自由排放到河里的污水也未减少, 上游的工业厂, 如棉纺厂、新建的“川渝合作试验工业基地”工厂排放的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这样, 即使再好的污水处理厂也难以承受这种循环的污染。
(三) 城镇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
全国城市每年产生垃圾1.6亿多吨, 占世界总量的1/4以上, 且仍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累计堆存量超过70亿吨, 占地5万多公顷, 200多个大中城市已被垃圾包围。俗话说:“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财富”。城镇工业固体废物如果能经过处理利用, 不仅保护了生态, 还创造了价值, 实现“生产-产品-垃圾”到“生产-产品-垃圾-产品”的转变。西部各省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偏低, 有8个省份的利用率低于80%。
2008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79.91%, 西部有8个城市未达到平均水平, 而且综合利用率的前十位中, 西部只占两位。对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方面, 全国的平均水平为66.8%, 西部省份中有4个低于其平均水平, 而且最好的北京市与最差的甘肃省相差65.4%。总体来说, 西部主要城市的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相对于东部发达城市偏低。
二、我国西部地区城镇环境污染现状危害及原因
(一) 环境立法不足。
《宪法》是我国制定各项法律法规的根本原则,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造成对环境问题上的认识不足, 从而导致宪法规定出现一定的偏颇。如, 宪法对环境问题强调防治污染, 而忽视资源保护;宪法关于环境问题中强调国家对环境的保护, 而忽视普通公民的参与等等。
地方环境保护法是在中央环境保护法即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下, 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在于保护地方环境不受侵害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存在着群体受害者, 由于受害对象大多是许多单个的人或单位, 单个受害者往往认为自己只是众多受害者的极小部分, 势单力薄, 又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往往不愿参加诉讼。而我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在环保问题上只是呼吁相关部门对污染环境的责任人负起责任, 实际效果确实可想而知的。西部地区各省都有环境保护条例, 这些法律都有效地保护了西部地区的环境,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为什么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还在加剧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环境立法的不足, 虽然我国近些年来环境立法逐渐增多和完善, 但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互之间的协调力度不够。这个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主要围绕环境与资源保护和发展为主旋律的西部开发。
(二) 环境执法不力不严。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我们依法办事的原则, 我国相关环境保护法已经比较完善, 但是执法体系出现问题, 环境污染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 环境执法成为保护环境的关键。由于环境法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环境执法既包括司法机关执法, 又包括环境行政机关执法。我国环境执法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保护的艰巨性。从目前我国法律实践看, 有80%以上的环境法律是由环境行政机关执行的, 80%以上的环境纠纷也是由环境行政机关处理的, 所以,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是环境法实施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环境行政执法不力的客观原因在于, 地方政府与所辖企业在经济利益方面捆在了一起, 地方政府将不得不倾全力维护企业的发展, 而对企业的环境损害行为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主观原因在于, 政府官员政治创租和抽租, 政治创租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来增加企业的利润, 人为地创造租, 诱使企业向他们“进贡”, 以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抽租则是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 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
任何一项环境执法工作都有可能会因为“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被叫停, 地方各级环境执法部门对污染行为听之任之, 放任自流的做法加剧了我国城镇的环境污染。西部地区参与环境执行队伍人员的素质相对比较低, 对环境保护执法这一关键环节的作用认识不深刻, 所以执法中带有主观性, 随意执法, 随意忘法。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室竹立家认为:“虽然中国有很多的环保法律和法规, 但是执行是个大问题。环保部门利用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来谋取福利, 中国环保方面的贪污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挪用或滥用治污资金;另一种是利用权力接受贿赂。”
(三) 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范围狭窄。
我国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在逐渐加强, 2009年广州市一些居民在市政府前抗议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修建一座垃圾焚烧炉的计划。该地政府2006年提出选址修建一座焚烧炉, 但是居民2009年才知道这项计划。基斯先生曾提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具体参与是环境权的真正体现, 它不仅使个人行使他所享有的权利, 还使他在这方面承担了应承担的义务。而且, 公众因此不再是消极的权利享有者, 而要分担管理整个集体利益的责任。”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参与行动一方面有利于保护自身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给相关政府部门提醒, 对现在的环境污染处理不当将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从而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根据本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实施条例》, 详细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程序, 使美国形成了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公众参与制度。我国环境治理的重大挑战之一是, 一个项目从始至终资金的使用都不透明, 另外还包括缺乏环境影响评估, 项目监管等大众参与监督问题。
三、我国西部地区城镇环境污染治理对策
(一) 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众多有关城镇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法律及地方法律, 但就整体而言, 城镇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很不完善, 也缺乏协调性, 这样会造成执法中法律法规的“打架现象”, 而且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制定出来的, 随着情况的变化, 原有的一些法律条文已不适应变化后的情况, 对这些不适应新情况的法律法规应及时修订。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都在西部, 西部地区天然的自然生态占全国的大部分, 保护这些资源免受污染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机构执法程序法》等都有利于保护西部环境, 望这些制度早些提上日程。
(二) 环境执法必须坚持法制方针。
城镇环境污染的防治离不开环境执法, 环境执法是实现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关键环节。环境执法是一个动态的全过程, 各个执法机关必须严格遵照我国法律的要求, 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执法过程中不可将目光落到某一点或某一个阶段上, 而应该实行全程监管, 改革传统的工业化那种“三高、两低”的发展模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放弃过分的追求城市化发展速度, 这种超出国情的“冒进式”城市化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压力。城市相较于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和人均废弃物集中产生量;抛弃以GDP增长为唯一政绩的政绩观, 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条例规定的办法, 如《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 并对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考核。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工作应作为考核单位领导实绩和企业升级、评选先进、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
(三) 完善环境保护监管体制。
保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独立性”, 避免外界干扰监督执法, 党的十七大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总思路。首先, 要提高监管部门执法人员的素质, 逐步形成“无缝隙管理”的整合模式;其次, 优化环境监督标准, 以全国甚至世界的环境监督高标准来衡量各城镇的环保效果;最后, 完善环境监督信息检测发布标准。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统一协调和权威的环境监督信息收集和分析机制, 以便让公众能及时地了解环保部门的监管情况。
(四) 建立公众参与城镇环境管理的畅通渠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西部大开发有力地推动了西部科教文卫的全面发展, 城镇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能力正在逐渐加强, 而我国城市的环境治理职能几乎由政府承担, 导致了政府负担过重、行为短视和公众参与不足。特别是治理污染的资
提要旧城改造 (又称城市更新、市区重建) 是当代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产物。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国家, 经过40多年来的发展, 已成为人们心中的花园城市, 其旧城改造的经验值得借鉴。本文主要分析新加坡旧城改造过程中有关概念规划、旧城改造管理、融资、城市保护等方面的经验, 并得出对我国旧城改造的启示。
关键词:旧城改造;新加坡;概念规划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独立前的新加坡 (20世纪五十年代) 大量的失业、社会动乱等问题的存在, 其城市问题已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 面临着艰难的转型, 如何做好城市更新工作迫在眉睫。为此, 新加坡政府从概念规划开始做了一系列使土地使用最优、保持经济和城市发展之间平衡的工作, 到目前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城市国家, 20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开始迅速增长, 1971年人均GDP为1, 972美元, 到2003年上升为39, 270美元 (1995年不变价格) 。尽管新加坡的建筑物占到国土面积的50%, 加上占国土面积11%的道路, 但其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0平方米 (使用面积) , 且空气洁净, 环境良好, 是人们心目中的“宜居”和“花园”城市。
新加坡旧城改造的成功, 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结合旧城改造项目的难点, 从新加坡旧城改造管理、概念规划及其执行、融资等方面来介绍其经验。
金和环境执法监督等方面压力较大。2000年以来, 全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污染治理投资均由政府承担, 企业自筹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占环保投资总额比重不足18%。应发挥公众的力量, 集结社会自足筹资, 争取NGO的大力支持, 其中团体诉讼制度的建立能有效地利用团体诉讼的法律知识、专业知识较强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等优势, 来改变单个受害者的弱者地位和帮助受害当事人。印度《环保法》第19条规定了公民诉讼, 其含义是任何受到私人、公司侵害的人, 可以依法寻求适当的法院予以补偿。这意味着任何人均可以对违反环境法的行为起诉, 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保护下的污染企业。
四、结语
新加坡旧城改造经验及启示
□文/贝贝1李刚2
二、新加坡旧城改造经验分析
(一) 城市更新管理部门。
新加坡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其城市更新管理部门经历多次的演变, 从SIT (改良信托局) 到URA (城市更新局) 。其城市的发展与规划由国家发展部主管, 具体职能部门是URA, URA通过定期出售土地给开发商, 来落实每十年修订一次的发展指导蓝图计划。
1、1960年之前, SIT (改良信托局) 根据
1952年通过的新加坡发展条例进行初级岛屿规划及诊断调查, 制定总体规划和开发方针。
2、1960年HDB建屋发展局综合二次开发
(重建更现代化的、设施齐全的住宅) 和规划局制定中长期的规划, 承担SIT的规划职能。
3、1964年URA (城市更新局, 属于HDB) ,
1966年随着前殖民地政府土地征购法案的修订, 升级成为征购私有土地的城市更新处, 承担了中心区外围区域的国有土地上两个先导项目 (南1号和北1号项目) , 来安置因中心区核心区域拆除受到影响的家庭;1974年URA从HDB脱离。
我国西部城镇环境保护是一个综合型的问题, 它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公民、NGO等主体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到效果, 从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监督再到公众的参与监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都会影响到环境保护的全局, 因此西部城镇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
4、1989年9月, 新的URA (原有URA与
MND的规划部门、研究统计中心合并) 以更有效的方式对全岛进行综合和整体规划, 是国有土地用途的策划部门, 其任务是确保新加坡有限的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并树立其世界城市的形象, 确保各项发展计划的条理性和合理性, 使之符合URA的策略和规划指导原则。
可知, 为能更好地实施旧城改造, 有效管理改造所涉及到的各个环节, 新加坡不断完善其部门职能, 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旧城改造。
(二) 概念规划。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新加坡原先的城市规划已不能满足其城市发展的长期目标, 需要变革指导了其城市发展30年的规划系统。为使城市发展顺利进行, URA实施两级计划。第一级:修订概念规划, 从策略上提出城市长期发展的愿景;第二级:55个DGPs, 在1991年修订概念规划实施的基础上, 对每一块土地进行更详尽的规划。
1、修订概念规划。
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从1987年就开始修订全岛的概念规划。新URA成立后, 修订了1971年的概念规划, 达到以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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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8
关键词:西部,环境,立法
一、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
西部包括12个省份, 有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35%, 人口占全国的1/4, 林地面积占全国的36%, 草地面积占全国的55.9%,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在新疆、内蒙古、宁夏三个自治区煤炭储存量约占全国的40%, 云南、贵州也有相当储存量, 在我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当中, 西部地区对绝大多数的矿产独有存量。在我国的西部地区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在我国内蒙古、新疆等草原地区, 风力资源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种能源, 云含量大而且是清洁能源, 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很好的保护当地的环境, 对协调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有很大的作用。这些都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很好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优势。
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我国西部地区沙漠化严重, 在我国的西北部地区新疆、内蒙古、甘肃等自治区草原沙漠化非常严重, 西部地区植被覆盖率极低, 西部地区的植被覆盖率仅为6.9%,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
(二) 淡水资源也是极端匮乏, 在西部很多地方河水断流, 湖泊干涸, 导致很多地方群众饮水困难, 牲畜饮水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工业用水, 这是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西部地区水资源的不足, 也会严重影响植被的生长, 植被的被破坏反过来很难蓄水, 导致水资源进一步被破坏, 使得植被破坏和水的匮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使得很多西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 更不用说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工业, 发展经济。
(三) 西部地区人口压力大, 西部地区人口总数虽然不及东部地区, 但是与其相关的环境承受力相比, 西部地区由于环境承受力弱, 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已经超过其自然承受能力。人口的数量超过环境承受力, 很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导致沙漠化不断恶化。
(四) 西部地区公众环保意识相对落后, 面对着环境的不断恶化, 西部地区公众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于东部地区相对较低, 法律体制相对不够完善, 公众法律意识淡薄, 维权意识薄弱。环境被破坏而没有得到及时治理, 因此, 导致环境不断恶化。
(五) 西部地区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粗放型经营方式, 经验方式传统, 利润率低, 使得无力对环境进行治理, 相关部门对企业环境的现象又缺乏必要的监管力度。使得环境不断的遭到破坏。
三、完善立法、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立法建设, 不仅要有时代的前瞻性, 更要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适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的现状。因此, 要立足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立法保护,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立法建设要将西部法制建设放到全局的高度, 提高立法层次, 也要适应当地的人文、经济和自然条件, 下面笔者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一)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 着手环境保护的经济、法律制度创新。在西部地区企业、农村居民的种种造成环境法律及政策难以奏效的不理性行为, 从法律的角度上看, 实际上是他们面对客观环境的无奈之举, 要真正改变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不相符合的现象, 克服企业行为对环境的过度破坏等不理性行为, 对过度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企业要依法对其采取严厉惩处措施, 恢复环境被破坏之前的状态。[1]
(二) 充分考虑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 加强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立法的不断完善, 充分考虑当地环境脆弱的实际情况, 适当考虑当地风俗习惯, 西部地区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社会经济主体的地区, 因此, 立法建设不能一刀切, 更不能过于超前, 充分挖掘民族区域制度的地方性优势,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把西部地区的法律举措同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习俗、生活习俗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因地制宜, 按照当地特殊性进行立法, 适当行使法律赋予的立法权。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 制定适宜当地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保障当地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
(三) 要有全局观念为指导, 使得西部地区的立法建设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支持相配合。现今, 东部地区已经优先发展起来了, 因此, 东部地区应当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 笔者认为, 应当将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发展支持规范化, 将其上升为法律、法规。使得东部地区的支持能够稳定化、规范化, 也利于把东部地区支持的力量用到最合适的地方。
四、结束语
加强西部地区环境立法, 完善我国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是保护西部地区环境的必然过程, 对西部地区保护环境的立法更是在填补目前的立法空白, 各地方针对本地区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也是我国各地区环境差异性所导致的必然需求。当然, 我国在立法过程中要加强与之配套的监督体制的立法也是必不可少的。我国西部地区在立法、执法过程中要有国际视野, 要向兄弟省份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也要向外国在保护环境方面做的优秀的国家取经, 学习他们的优秀经验。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我国西部地区不仅经济发展的快,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也能保证人民的生活的环境也更加美丽、幸福感不断攀升。
参考文献
论西部地区环境权的法律化 篇9
环境权的提出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工业革命后人类拼命地向自然索取, 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环境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国际法关于环境权的立法起源要追溯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宣称:“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尽管这本身不是对环境权的表述, 但是它却为环境权的缘起提供了依据, 因为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益是实现其生命、人身安全的条件之一。基于此,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各自的第1条第2款以完全相同的措辞规定:“所有人民得为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 而不损害根据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虽然这一规定的主旨在于强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的要求则悄然兴起了国家的责任, 因为适宜的环境和稳定的生态是所有人民基本的生存条件。另外,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2款还直接提及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事项, “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
之后, 在20世纪70年代初,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雷诺·卡辛向海牙研究院提交了一份报告, 提出要将现有的人权原则加以扩展, 以包括健康和优雅的环境权在内, 人类有免受污染和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中生存的相应权利。这是国际社会首次使用环境权的概念。[1]此后的《东京宣言》、《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等法律文件相继引入了环境权这一概念。
不过,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保护环境权的全球性国际文件应属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宣言在序言中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 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 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 并给它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 在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中,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 即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迅速加快, 人类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 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 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 甚至生存权利本身, 都是必不可少的。”该宣言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良好的人类环境是享受基本人权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宣言在第1条原则中宣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幸福的生活的环境中, 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该宣言的签署通过, 标志着环境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此后, 一系列有关环境权的法律规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中。如1986年《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 (Africa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第24条规定, “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1988年《美洲人权公约萨尔瓦多议定书》第11条规定, “每个人应享有生活于健康环境中的权利和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成员国应当促进保护、保存和改善环境”;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的序言也以基本相同的方式重申了这一点, “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89年关于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海牙宣言》在序言认为, “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保障这一权利是世界所有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问题范围的全球性, 就只有在全球的层面采取措施。鉴于所设风险的性质, 寻求的解决方案不仅包括保护生态系统的基本任务, 还包括有尊严地生活在全球性的可供生存的环境中的权利, 现在与将来世代国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保护大气的质量”;1990年《环境权利与义务欧洲宪章》的原则1规定, “任何人都有权利享有保障其一般健康和福利的充足环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1规定:“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有学者还将这些文件中的环境权利细分为健康环境权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工作环境权 (The Right to a Decent Working Environment) 、生活条件权 (The Right to Decent Living Conditions) 和健康权 (The Right to Health) 。[2]
如果说上述的国际法文件是对公民环境的实体权利的宣称, 那么国际法文件在环境的程序性权利上也没有落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10规定:“环境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 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 每一个人都应能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 包括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 并应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应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 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这一规定表明了环境权实现的程序性的权利。
二、我国环境权的立法
各国环境权法律化的具体模式不尽相同, 有的国家在宪法层面确认了环境权, 有的国家仅仅在法律中予以确认;也有国家在宪法中确认了环境权, 并在法律中予以具体化。据统计, 在各国对环境权的立法当中, 目前有41个国家或地区的宪法规定了个人所享有的清洁、健康的环境的一般性权利, 有62个国家或地区在宪法中规定把保护和改善环境作为国家的目标或义务。[3]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 正在将环境权或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纳入宪法。另外, 还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法律, 其中在9O年代制定或修改综合性环境法律的国家就有70多个。这些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大都有环境权的内容。而在“规定了环境权的4O多个国家的宪法或立法文件中, 环境权或者是作为人的权利之一, 或者是作为国家的职责,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这些文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修饰词, 以人及其需要为中心”。[4]
不过对我国法律有无环境权立法规定这一问题, 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根本没有规定环境权,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环境权, 但已有涉及环境权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 我国法律几乎没有对环境权的立法, 即使有个别法律条款涉及了环境的权利和义务, 也仅是原则性的。
第一, 《宪法》没有规定环境权。《宪法》第9、10、22条的规定只是对环境权对象的保护, 而不是对环境权本身的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26条) , 这一条规定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职责, 也不是对环境权的明文规定。
第二, 《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环境权。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11条是对国家责任的规定, 第6、41条规定的是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有关的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和请求权, 以及保护环境的义务, 虽然暗示了公民环境权的个别内容, 但其强调的仍然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管理的服从, 不具有任何实体权利性质的内容, 也不含直接参与环境行政的程序权。公民无权据此要求行政主体作为, 公民受害亦无法直接援引上述规定, 以请求司法救济。
第三, 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也没有规定环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也是对环境监督管理机关权利着重强调, 对其义务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忽略, 对公民的义务着重强调, 对公民的权利却不重视, 缺乏对主体应当享有的具体环境权的保障。
第四, 其他相关部门法也没有规定环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4条只是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泛泛规定, 不是从环境权保护的角度予以立法。同样《刑法》也没有规定环境权。即使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也未对环境权作出明确规定。
第五, 一些行政法规对环境权作了极有限的规定。轻工业部在1981年颁布的《轻工业环境保护工作暂行条例》第34条中规定:“职工有在清洁适宜的环境中生活和劳动的权利, 有积极保护环境的义务。”这算是中国第一个规定职工环境权的行政规章。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其颁布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试行) 》 (1982年) 的第4条规定:“城市所有单位和个人, 都有享受良好卫生环境的权利, 同时也有维护和改善市容环境卫生的义务。”这里的卫生环境、市容环境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环境。以上两个条例是对特定单位或特定区域部分环境权的确立, 它不仅内容有限, 而且法规的效力层次也较低。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境权的某些内容, 而且正不断取得进步, 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 我国法律已经明确确立了环境权。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讲, 权利一般只有成为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审判规范时, 才具有能够实现的终极意义, 也才具有了法定性格的标志”。[5]因此在我国, 公民环境权还不是法定权利, 只是作为应然权利而存在。
公民环境权, 是一种新的、能反映环境法本质特点的权利, 它与传统法律部门保护的财产权或人身权不同, 它的法律确认及其保护应当为环境立法奠定理论基础。我国环境法立法应当以“公民环境权”为立法的核心, 来制定环境保护工作所需的大量法律和法规, 并随着实践需要, 不断发展完善环境法法规体系, 为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 立法上对公民环境权的确立也可以为环境法的理论研究开拓新的思路, 有助于我们与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相接轨, 为我国积极地参加国际环境保护活动, 保护我国的环境资源提供有利条件。公民环境权的法律确认及其保护还有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使今后的环境保护裁判获得更具体、更直接的法律依据。所以, 环境权应当成为环境法体系的重心, 这在西部地区环境立法的体系当中也是如此。
三、西部地区环境权的法律化
(一) 西部地区环境权立法实践
我国法律环境权的缺失, 导致西部地区在经济开发与发展的过程中, 公民环境权的确立与实现成为困难。虽然一些地方的条例规定有些原则性的环境权, 但其运用和实施却没有可操作性。例如,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1990年) 第8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 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有权进行检举和控告。”《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 (2004年修订) 第9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检举, 控告的权利。”《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1992年) 第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保护和改善环境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2004修订) 第5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生态环境,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遵守当地人民政府保护环境的有关规定,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贵州省环境保护条例》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作出贡献以及举报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予以表彰和奖励。”
从上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省份的环境保护条例均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但没有规定权利, 唯一有原则性规定的算是1990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规定了“单位和个人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
虽然西部有的地方制订了非常详尽的各类资源保护性的立法, 如云南出台了《云南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防火实施办法》、《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森林资源保护条例》、《耿马傣族自治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迪庆藏族自治州林业管理条例》等, 但遗憾的是, 这些立法大多是从消极的禁止方面作出规定, 没有从人们如何主张权利方面去思考, 而且大多规定都是针对某个动植物、矿产等作出的, 公民享有哪些环境权却没有具体规定。这当然不利于环境的保护, 因为仅仅威胁人们不准做什么是不够的, 只有人们从内心中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权利”, 人们才能够积极地去保护环境资源。
(二) 西部地区环境权法律化展望
1. 西部地区环境权的特点
西部地区环境权的根本在于环境本身, 即自然条件的状况, 决定了环境权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
(1) 环境权主体具有民族性。西部地区民族众多, 居住着苗、彝、藏、傣、回、蒙古、维吾尔等多个少数民族, 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社会经济生活群体的地区。西部地区环境权的民族性, 必然会要求在环境法治建设中注意同少数民族固有的习俗、宗教、文化结合在一起, 在自治权中体现民族发展与资源、环境、文化、传统的协调一致。同时, 环境权的民族性还要求做好民族工作, 积极创造条件, 加快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等事业, 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2) 环境权利意识欠缺, 环境伦理意识浓重。由于西部地区的地理条件,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观念尚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中, 不少人认为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环境资源这些资源是公共的、廉价的、可以无偿使用的;在发生环境灾害时也往往意识不到灾害与自己行为的关系。因此, 环境的整体观念、生态观念、科学观念还未形成, 权利意识自然也无法生成。
2. 西部地区环境权的立法展望
针对西部地区环境权的特点, 西部地区关于环境权的立法就必须要做到关注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顾及各民族的环境生态习惯、赋予各民族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 (民族环境权) 。
第一, 环境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有史以来的民族生存, 虽然生存的方式在改变, 科学技术对民族生存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民族生存从来都是处在与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之中的。西部地区为加快大开发的步伐并获取最大的利益, 要特别注重在不断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存环境之时, 还避免因生存的贫困导致严重的环境破坏。同时必须要做好以环境权为核心的资源环境立法, 因为环境权是少数民族生存权的重要保证。
第二, 西部地区的环境权立法一定要同少数民族固有的习俗、宗教、文化相结合, 要与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相结合, 注重民族要素在立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大多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 存在着朴素的生态保护的理念、规范和习俗,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态保护体系, 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对环境保护产生过许多积极的影响。[6]如苗族的“榔规”对森林的保护、侗族的“侗款”对侗寨社会稳定和环境保护的贡献、芭沙人与树合一的原始环保理念, 以及藏区和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对环境的神化和崇拜等。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为了寻求本民族与资源、环境、文化、传统的协调一致, 少数民族非常渴望在环境立法上充分考虑本地区的民族特色, 以求得西部地区以环境权的保护为突破口, 实现其加速发展。这种法律需求是环境权立法生成的真正动力。
第三, 西部地区在立法上设置环境权, 在规定各民族群众遵循环境义务的同时, 明确赋予他们参与环境管理、享受健康环境的权利。对西部地区合理进行资源环境管理与开发, 是调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环境管理与开发的主动性、创造性的积极方式。“这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 也关系到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重要战略、重要职责。”[7]
法蒂玛一佐赫拉·克森蒂尼在《人权、环境与发展》报告中指出:“获得满意环境的权利乃是奠定国际法基础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是世界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伙伴关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包括了个人、团体和民族的基本权利。”这段话明确表明环境权是民族的基本权利。因为在单一民族国家里, 民族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而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 环境权问题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备受关注的西部各民族, 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现实的利益主体, 就十分渴望通过资源环境管理和开发上的良性运行, 实现民族经济的自我发展。提出民族环境权, 可以体现本民族意愿和本民族文化传统, 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是一致的, 与国家在资源环境管理和开发上的根本目标也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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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10
西部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也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当前, 在国家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置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的背景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西部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如何在西部新农村建设中既实现经济发展, 又保护好生态环境, 统筹协同是重要前提, 而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的设计是当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类型多样, 如何进行科学分区, 是寻求因地制宜模式的前提, 也是实施差异化政策的基础[1]。
2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内涵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 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使经济和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各要素间按照一定数量和结构组成有机整体, 配合得当, 有效运转。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模式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源于一定地区关于两者协同动力、路径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提炼与深化。它应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 同时也是一种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一定时期内,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对相似地区具有较大的借鉴、示范和推广意义, 其本身既有共性, 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一面, 又具有不断吸收外部系统经验、不断扬弃自身的一面。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不仅仅是目前大多相似条件下成功经验的总结, 而更要侧重于对其他类似地区具有可能引向成功路径选择的启示和探索的意义。
3 西部地区相关分区研究述评
一直以来, 西部地区的分区问题受到学界与政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从分区的视角和依据, 结合环境经济协调的主题, 就目前与其分区相关的主要观点和类型进行概括, 具体为 (表1) [2,3,4,5,6,7,8]:①从行政区划结合地理特征角度, 西部包括西北5省市和西南5省市, 另加内蒙西和广西。也有人认为, 内蒙古可划入西北, 广西可归为西南。②从区域农业视角的分区属自然区划下的农业部门区划, 主要分类依据是农业资源地域组合决定的农业生产地域分异。③基于水资源短缺是西部尤其是西北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节水农业的角度进行分区。④从生态经济视角的分区。根据西部地区生态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现状, 从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重点出发进行划分。程国栋提出的四大生态危机区或生态经济类型区, 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董锁成在研究方法、研究精度及其分区特征分析和结症诊断等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⑤科技部从科技促进新农村建设的角度, 根据地理气候特征、生态类型和产业结构类型的特点设置技术集成与区域示范课题, 其中5个与西部地区直接相关, 但西南只有山区一个, 不能代表广阔多样的西南类型。⑥从政策实施的角度, 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 国家发改委从重点经济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农产品主产区等角度对西部地区进行了划分, 但划分的区域不是成片的。
注: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整理分析得到。
3.1 西部地区分区的基本评价
主要为:①分区视角。根据目前分区研究依据的视角看, 主要是从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经济区划等角度进行划分。整体而言, 目前的分区大部分是把西部所属的区域作为上述分区的具体类型, 或以西部区域为研究对象的西部内部基于不同研究主题的分类。②分区原则。分区原则是整个分区研究的关键。现有的分区研究依据研究者的目的和用途采取不同的原则, 具体到与西部区域内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相关的分区原则有: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经济等原则, 每一种分区都有隐含在其后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如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生态学等。科学的分区原应在相应的理论基础上,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分类才符合地域复杂性分区的要求。③分区方法。分区规律是在同一地域内部表现为相对一致性, 在此地域与彼地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分区是把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加以系统揭示和归纳的方法和过程。大的分区方法有定性法、定量法, 实际应用得较多的是定性与定量结合法。如相对严谨的分区, 一般要建立分区的指标体系, 对研究区域内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现在更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类法、地理信息系统 (GIS) 等方法和技术分析研究区域的分异特征, 揭示研究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地域的分异规律。④分区单元。目前的分区单元总体上以分异地区为单位, 但也有以县或地州市等行政单元为单位。大部分的分区基于研究目的, 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⑤空间形态。有的分区涵盖全部研究对象, 在地域上连片;有的分区是针对重点地区展开, 在地域上并不连片。⑥分类与分区的结合。一般的分区是就分区论分区, 更多的是就研究主题进行先分类后分区, 或分类和分区相结合。这种分类是研究主题的主导因子, 分区则是分类地域空间上的展开或落实。
3.2 西部地区分区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从目前的状况看, 西部的分区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 需做进一步深化研究:①针对西部整体的分区研究已有了良好的开端, 但西部内部更细致和更精细的分区研究有待深入, 特别是对农村地区如何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主题还未触及。②目前大多数分区研究是从整体上对分区原则和方法进行探讨, 从而得到服务于研究主题的分区结果, 但对不同分区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不同区域内的差异化和针对性研究不足, 影响了提出差异化的对策与建议。③目前定量研究分区多, 但定量研究受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分区评价方法等因素的影响, 其结果差异大。定量是分区的基础, 但就研究主题而言一般都较复杂, 这就需要一定的定性判断, 或基于实地调研和专业素养的经验判断, 这样分区的依据和结果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④未来的分区研究要充分结合利用现代技术和方法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才能有所突破。如利用GIS的空间分析功能解决区域内部的一致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问题;利用统计学方法, 解决对大量经济、社会和环境数据的处理问题等。
4 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分区探讨
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的主题就是要探究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可行途径和模式。协同模式分类基准应是“协同关系”及其地域差异, 即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与关系的界定和识别, 进而划定地域差别化的模式。
4.1 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分类分区是构建西部地区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关键, 其核心是确定分类分区的原则、用途和目标。分类时要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协同模式的构成要素, 主要包括协同目标、主体、结构、空间、阶段、空间尺度、动力、手段、途径、策略等方面。
4.2 分区方案和分类建设对策
分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环境经济学,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区方法, 在适当定量的基础上, 基于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主题进行定性判断。在空间形态上, 突出重点地区, 不追求地域上的全覆盖。在分区单元方面, 在考虑行政区划的基础上, 主要根据协同主题确定的分异地区为主要单位, 重视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等因素。综合上述分类原则和依据, 可将西部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区域划分为八大区:城郊农业区、西北牧业区、西北旱作农业区、西北灌溉农区、西南高原区、西南河谷平坝区、西南丘陵山区、青藏高原生态农牧区。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列出八大区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各分区分类建设的初步方案, 见表2。当然, 所列的建设方案目前只是对相关要素进行了初步识别, 更精细的内部各要素的识别、关联性、具体协同对策等科学问题, 尚需在量化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摘要:在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地区如何既实现经济发展, 又保护好生态环境, 统筹协同是重要前提。科学分区是设计因地制宜协同模式的基础, 界定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模式内涵, 综述已有相关分区研究的现状、特点和不足。在此基础上, 从分区原则和依据、分区单元、分区空间形态等方面, 提出了基于环境经济协同关系的西部新农村建设分区方案, 划分为八大区:城郊农业区、西北牧业区、西北旱作农业区、西北灌溉农区、西南高原区、西南河谷平坝区、西南丘陵山区、青藏高原生态农牧区, 并对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重点与方向等方面提出了环境经济协同对策。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协同模式,分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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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申请指南[EB/OL]. (2008-7-17) [2011-3-13].http://www.most.gov.cn/tztg/200807/P020080717624007724873.doc.
[7]董锁成, 张小军, 王传胜.中国西部生态—经济区的主要特征与症结[J].资源科学, 2005, 27 (6) ∶103-111.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交通拥堵、空气污浊、垃圾围城等“城市病”在一些地方日益突出,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作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使大约一亿具备条件、也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各类城市和城镇;通过加大棚户区、城中村的改造力度,使大约一亿生活在棚户区和城中村的常住人口改善居住条件;通过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引导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就近的城镇化。”
作为中西部地区,要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各自实际的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以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消费的增长基本稳定,未出现大的起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有较大的或然性,总体上说占一个较小的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增长。
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经济转型必须从依靠投资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并重的转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既可以通过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做大城镇规模来拉动投资,也可以通过有序推进农业人口的转移拉动消费。
就全国而言,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全国如此,中西部地区差距就更大。
从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等功能性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也将会给各地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政策和措施,全国各地深入改革和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承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这股强劲东风,着力深化四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基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按照国家有关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具体要求,逐步破除户籍管理对城乡居民自由迁移的束缚,建立起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保证户籍、人口管理的统一性。
二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农村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三资转换”有益模式,盘活农村“沉睡”资源,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积极发挥市场配置农村资源要素的积极作用。
三是积极健全就业体制机制,以提高素质为核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积极建立城乡统筹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劳动保障、劳动信息和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探索建立就业普惠制度和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等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
四是依托财政、土地、住房等改革措施的探索和实施,逐步完善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配套,加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健全小城镇和农村新社区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提高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覆盖面,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分布合理、管理有效、水平适度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真正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走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产业发展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而城镇化发展又为产业发展聚集要素,为产业加快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
一要积极发挥规划的龙头引领作用。城市建设规划科学性与否,直接影响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成本和效率,决定城市的功能、品位、档次和竞争力。要在规划建设中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集约高效,必须统筹空间布局、产业规划、基础设施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用好用足土地资源,合理规划建设城市群、布局城市功能聚集区、完善配套基础设施。
二要积极发挥园区的集聚承载作用。实现城镇化的科学发展,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就是坚持走“产城一体”的发展模式,实现“产城融合”。探索把产业园区城市的一个功能区,作为产城融合的重要结合点,以大园区承载大产业,小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协调和处理好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空间关系,全力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做到城市发展有产业作支撑,产业发展以城市为依托。
三要积极发挥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中,新区已经逐步成为承载产业结构调整、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的“主战场”。新区建设要严控规模、建有所需、确有必要,不能跟风、贪大求洋。对于已经获批建设的新区,要把新区建设作为城市经济圈建设的核心坐标,承担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经济辐射功能,根据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合理布局城市新区,通过城市新区建设服务产业园区发展,增强城镇建成区的辐射功能。
“文化”与“生态”城镇发展质量并重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注重传承文化、生态文明的重要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中西部地区推动城镇化发展中充分发掘、保护和利用城市文化资源,并以包容、吸纳和融合的心态,努力整合城市和城镇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以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让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与新型城镇化结伴而行,着力提升城市发展的品位和质量。
一方面,要充分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也是发展的未来。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挥各地自然资源和文化的“比较优势”,挖掘、保护和开发宝贵的自然文化资源,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脉络,为城市和城镇建设冠以历史文化记忆、山地旅游特色。
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关系到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点,必须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努力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青水秀,形成产业、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更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推进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以人为核心这个基本理念,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产业支撑,更加注重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凸显特色,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诠释得更富时代气息,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探讨 篇12
近年来,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的投资地域分布开始显现“西进”的趋势, 西部地区的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均逐年增长。但是总体来说, 目前国内的创业投资主要还是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 尤其是北京, 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 在急需资金的西部分布相对较少, 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
1.本土创业投资企业规模
目前, 我国创业投资的主体趋于多元化, 其中由政府直接设立或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占大多数, 其次是民营企业, 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外资和合资企业较少。截止2010年底, 西部12个省区市备案创业投资企业共有70家, 仅占全国总数的10.74%。可见, 创业投资在西部尚未真正形成气候, 力量较弱。
相比国内较早对外开放的地区, 西部地区本土创业投资企业明显势单力薄, 其资产规模普遍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不少正在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企业自身还属于成长阶段, 资金实力不强。
从新增的创业投资企业数量来看, 2010年西部12省区市共新增承业投资企业19家, 占全国总数的12.75%, 其中四川、陕西、内蒙古和重庆分别新增了8家、7家、4家和4家, 增长较快。2010年新增投资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了431911.60万元, 占全国总量的20.85%, 资产增长情况较好。
2.吸引创业投资的能力
2010年度西部地区吸引创业投资金额达到239758.80万元, 占全国总额的10.15%, 西部各省区市平均吸引创业投资金额与当年GDP之比为3.00%, 其中陕西为8.40%, 宁夏为6.78%, 处于全国前列, 但西部其他地区的吸引能力尚低, 与东中部地区有明显差距。
3.被投资行业
西部地区的创业投资集中于传统行业。CVSource 统计显示, 传统制造业是西部地区近几年投资机构最为青睐的行业, 其次分别是能源、医疗健康及农林牧渔。这充分显示出西部地区在能源及资源方面的潜力和优势, 同时也暴露出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处于比较落后的局面。
►►二、导致西部地区创业投资落后局面形成的原因
1.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吸引创业投资能力较低
西部地区经济相对于全国尤其是东部来说并不发达, 西部地区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 尤其是高新技术项目的数量远远少于东部地区, 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数量也少于东部, 需要转化的科技成果数量自然也大大低于东部。
2.人才匮乏
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关键所在。人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是创业投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东西部的发展不均衡和近年来人才政策的放开以及人才流动的灵活性增加导致了西部地区优秀人才的严重流失, 使得原本人力资源就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人才更加匮乏。因此人才不足是目前制约西部地区创业投资发展的瓶颈因素, 也是给创业投资带来风险的主观因素之一。
3.信息渠道不通畅
对于创业投资机构或创业投资家来说, 多渠道的项目来源, 才能形成充分的项目流, 才能保证筛选出高质量的项目。这就要求创业投资家有一个多渠道的信息网络。一般来说, 项目来源主要有两种: (l) 创业企业的主动申请或创业投资者的主动寻找; (2) 中介机构的推荐。由于在西部由于中介机构不健全, 投资与被投资双方的信息渠道不畅通, 目前主要是靠创业企业进行主动申请或创业投资者主动寻找项目, 这导致可供选择的项目数量的不足和投资的低效。
4.退出机制不健全
创业投资作为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行为, 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股权及时变现.因此创业投资的退出是创业投资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顺畅的退出渠道是高额收益的安全保障, 是创业投资成败的关键.由于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 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二板市场, 再加上针对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 导致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不畅,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
►►三、发展西部地区创业投资的建议
1.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西部的科技创新, 增强创业投资吸引力, 应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的有机结合, 紧紧依托资源和政策优势, 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 并借助外力加快自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是要积极拓展与东部地区的科技合作、学术交流和技术转移, 大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2.引进高素质人才
应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 下大功夫引进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尤其是拥有创新成果、通晓国际先进管理、善于运作资源的创新创业人才, 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配套政策,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使西部成为高层次人才向往和创业的理想之地。
3.改善信息渠道
改善以往的投资者和创业者主动寻找投资机会的模式, 政府应为双方创造良好的交流机会, 如定期开展项目交流会等活动, 搭建互动互利的合作平台, 提高项目考察效率与投资成功率。与此同时应大力推动中介机构的发展, 加强中介机构的规范运作, 从而改善投资环境。
4.进一步完善退出渠道
目前, 我国在退出渠道方面, 市场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 功能也急需拓展。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政府责无旁贷, 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 加强政府引导, 进一步完善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创投企业退出机制, 同时规范产权交易市场, 构建金融服务平台, 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改善资本市场, 从而使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变得更加通畅。
综上所述, 尽管西部地区发展创业投资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但是随着西部创业投资政策与环境的不断完善, 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合理的配置及大于东部地区的政府扶持力度等有利条件, 可以说西部的创业需求会不断高涨, 创业投资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玉臣.创业投资管理[M].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2]冯中圣, 沈志群.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1[M].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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