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精选9篇）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1

从1983—2007年的25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593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46 619亿元人民币,共增长41倍。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高增长,增长率基本稳定在7%一10%之间,波动幅度不大。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需要各种生产要素投入量的相应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5年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由1983年的613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27亿美元,增长近130倍,成为世界最大的引资国之一。[1]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国内储蓄水平、改善国内资金供应状况和形成连带的产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1999-2007年,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30.58%,其中,东部地区为30.23%,中部地区为49.89%,西部地区为24.48%。如果以全国各地区平均增长率为1,东部地区的相对增长率为0.99,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63和0.80。[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大体呈现出中高、东中、西低的格局。因此,有必要对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研究,本文在前人有关投资环境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西部12省区进行实证分析。

一、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指标体系

要准确客观评价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就必须建立较完善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特点,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影响要素分为:经济要素、社会服务要素以及资源环境要素三个方面。其中,经济要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产业集聚度三方面;社会服务要素包含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水平、政府效率与劳动力供给四个方面;资源环境要素包括自然资源状况与自然环境状况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要构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还必须确定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国外对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很多学者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并已形成多种被广为采用的评价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有:冷热图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价法、相似度法、层次分析法(AHP)、国家风险评级法等。本文研究对象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是一个复杂体系,对这一体系进行评价需要对大量难以具体量化的因素指标进行定性判断并将其量化,而AHP法是对定性指标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有效方法。因而,本文将运用AHP法来构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2]采取以下步骤:

1. 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权数。

本文主要运用AHP法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首先构造两两判断矩阵,然后确定各不同层次因素的相对权重,再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确定组合权重。

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我们需要将各个指标进行转换,也就是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功效系数转化法等。本文采用线性归一法来消除各指标值中量纲对指标的影响,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在本文中,评价指标分为正指标与逆指标,根据各指标与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的关系特点,将自然环境状况中的单位面积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废物排放和单位面积荒漠化、沙化、自然灾害损失六个指标以及政府效率要素中的人均行政管理费用指标设为逆指标,其余各指标均为正指标。在进行指标的标准化时,两种指标将分别通过下述的数学变换公式将它们变为归一化指标值。[3]

记Xij,为第i个地区的第j项指标数,记maxXij和minXij分别为第i个地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记Yij为该指标的标准化数据。

(1)正指标

是指指标值越大越好的指标,其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2)逆指标

是指指标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其标准化变换公式为:

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08》部分数据,以所建立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我国西部12省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计算,并按投资环境综合指数进行排序,结果如表2所示。

从影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各要素以及指标的得分情况(见表2)来看,各地区在经济要素中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较明显,开放程度与产业集聚度上有小幅差距;社会服务要素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也较为明显,科技发展水平与劳动力供给差异不大,政府效率除西藏外其它省市均普遍较高;资源环境要素中的自然资源状况差距较为明显,而自然环境状况的水平较为均衡。

从排序情况来看,西部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按得分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陕西、重庆、四川、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贵州、青海、西藏。可以看出,陕西、重庆、四川三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较优,其中,陕西在科技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重庆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开放程度具有优势;而四川在自然环境以及产业集聚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西藏、青海、贵州三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较差,其中,西藏自治区在科技发展水平、政府效率以及自然资源方面在西部12省区中居于最末位置;青海在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处于不利位置;贵州在科技水平、开放程度上较不发达。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六个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处于中间水平,其中,广西在政府效率上具有优势,云南在自然环境状况上优于其他地区,新疆在开放程度上优于其他地区。

应用2007年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排序的结果与西部各地区2007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大致相符。作为“优势地区”的陕西、重庆、四川三省,需要通过大项目的拉动,壮大自身经济实力以巩固其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优势地位;作为“中间地区”的内蒙、广西、宁夏、云南、新疆、甘肃六省区,应该增加对科技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与国际原料供应市场、产品销售市场的联系,从而改善投资软环境;作为“劣势地区”的贵州、青海、西藏三省则应拓宽融资渠道,改变现有的单一政府投资格局,改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等投资硬环境,消除瓶颈,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

三、改善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

1.增强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尽可能地鼓励外商以合资的方式对各地区比较优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放宽外资限制积极发展产业集群,并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要素环境的不断改善。西部地区在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过程中要重视区域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应依赖区域中心及其核心的强力带动,应在中心城市半径内选择有活力的中等城市,承接中心城市辐射,实现功能配套与协同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一2008》数据计算

2.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应抓住国家统筹发展的机遇时期,增强区域间统筹发展,大力发展交通、通讯、能源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环境绿化、街道绿化以及园林绿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着力建设生态城市,优化、净化城市环境。

3.提高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素质。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教育事业的投入,推进全民素质教育,在继续强化基础教育的同时,大力调整教育结构,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搞好分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培养实用技术人才。同时,培育与吸引人才并举,改革现有用人机制,引进先进人才管理办法,从而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留住人才,重用人才。

4.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一般而言,政府效率和管理规范程度,是许多投资者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重要方面。转变政府职能,清理地方法规,从而促进政府由“审批型”向“服务型”转变。还要通过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建立,规范不同级别的政府职责,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时应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即政府应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而进入市场失灵的领域,有重点地参与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西部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本文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特点,从经济要素、社会服务要素、资源环境要素三方面构建了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西部12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评价,并对其评价结果作了简要分析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环境,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Z]http://www. 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2]吴亚燕,杨晋超.基于AHP下的江苏城市投资环境的评价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1)

[3]贾蕊.西部地区吸引FDI竞争力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投资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要想加速发展，应充分利用港澳台投资，解决西部地区资金匮乏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的飞跃。本文以重庆市为例，分析西部地区港澳台投资现状及港澳台投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对西部地区如何吸引港澳台投资提出对策。

关键词：西部：港澳台；投资；对策

从1982年至2004年底，港澳台地区对我国大陆直接投资达2869.4亿美元，其中对东部沿海地区直接投资达2647.0亿美元。大量资金的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西部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资金是第一推动力。所以，应拓宽筹资渠道，灵活吸收、运用多种途径的资金。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的经验，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特别是港澳台投资的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争取在“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的现状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备，以及在距离和感情上与港澳台地区有密切的联系，在吸引港澳台投资上具有绝对优势。与之相比，西部经济起步较晚，各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然而，西部地区能源丰富，矿藏众多。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以及西部各地政府有意识地出台一系列吸引投资的优惠措施和东部市场的逐渐饱和，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也会逐步将目光投向极具发展潜力的西部地区。

从东西部比较看。从1982至2004年，东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的合同金额5200.0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2646.97亿美元，占全国的92.86％；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的合同金额为140.94亿美元，仅占全国的2.53％，实际使用金额仅为58.69亿美元。东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的项目数、合同金额或实际使用金额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的投资则极少。

从西部地区自身情况看。2004年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项目有867项，占总数的45.27％；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合同金额占全部外资的68％，而实际使用金额占全部外资的38.25％。可见，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资金的质量并不高。以重庆市为例。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具有政策和机遇优势。重庆市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在西部居中上游，同时也明显具有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直辖以来，重庆市在吸收和利用港澳台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999年至2005年，重庆市实际利用港澳台投资额从0.87亿美元增加到2.51亿美元，年平均增长19.3％，高于2001至2005年重庆市的GDP年均增长率。2005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外资7.04亿美元，其中港澳台地区对重庆投资就达2.51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35.65％。可见，来渝的港澳台资金占外资中的较大比重。但同西部其他省份相似，港澳台地区对重庆市的投资占重庆GDP份额极少。2005年港澳台对重庆投资额占重庆GDP的比重不足1％。通过重庆吸引港澳台投资的实例可看出，虽然港澳台地区对重庆投资增长较快，但对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是因为重庆市开放程度不高，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同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影响了投资商的投资选择。而且，在重庆，港澳台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工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对进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大。

二、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的对策

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不能完全照搬东部经验，应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弥补劣势。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和改善西部地区吸引港澳台投资。

(一)加大改革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思想观念、政府效率、法规政策透明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距，不利于外商投资。因此，应针对种种弊病，加大改革力度，努力营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一方面要努力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对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从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府服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投资环境等方面进行改善。另一方面，要有总体规划，结合全国、其他地区和本地区的长期发展战略作综合考虑，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和重复建设。

(二)增强开放意识，扩大对外宣传。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大胆冲破“内陆”意识，消除畏难情绪，增强开放意识。摒弃那些不利于扩大开放的陈旧思想和落后观念，开拓进取，锐意改革。西部国土面积辽阔，矿藏资源丰富，应充分利用港澳台地区华商的乡情，在港澳台建立招商代表处，积极宣传西部地区的状况，以吸引投资。

(三)大力发展教育，吸引人才。港澳台投资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但科技含量较高，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和高级管理人员。然而，由于西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人口素质相对低下，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紧缺，外出学习的大学生多数未能回到本地区工作，使西部地区吸引人才更为困难。这已成为西部地区吸引外资、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之一。西部地区应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积极优化人才开发的体制环境，加大高层次人才开发力度，支持人才合理流动，扩大发展机会和空间，以吸引更多投资，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

(四)转变企业观念，探索新的投资渠道。可选择西部地区若干家拟上市企业，定向向港澳台商发行股票；选择部分优质项目，以发起股份有限公司形式吸引外资入股，积累中小资本为大资本；选择部分发行B股的企业，以出让部分股权的方式吸引港澳台资金；探索发行公司债券的方式吸引外部资金，以支持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发展，等等。企业要转变发展观念，努力吸引外资入股，这既可学习外商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又可获得更多流动资金，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增加政府税收。

(五)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投资的社会化程度。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大大低于东南沿海的平均水平。因此，要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资产重组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激活国有资产。同时，应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提高非国有经济在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而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扶持和促进集体、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企业注册、信贷、市场准入、进出口、税率税种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一视同仁，不采取歧视性政策和做法，维护公平竞争，保护非国有经济的合法权益，使投资主体由国家转换为社会各阶层，提高投资的社会化程度。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3

一、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1、跨国公司研发规模增长迅速。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研发投资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在我国西部的研发经费已达82687万元，研发项目达到463项，从事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2580人，设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达到近200家。跨国公司在西部的研发机构数量的具体增长情况如表1所示。

2、研发投资本地化水平偏低。研发机构的本地化水平可以用3个指标来衡量：(1)独立强度：即独立型研发机构占全部研发机构的比重。(2)边际独立倾向：即新增加的独立型的研发机构占新增加的研发机构的比重。(3)人才本土化指数：即外资研发机构中的本土人才占研发人才总数的比例。首先从独立强度来看，对跨国公司在西部设立的100多家研发机构的抽样调查统计表明，其中只有25％的研发机构为独立法人机构，采用控股或独资的形式；另外75％的研发机构为非独立法人机构，独立强度仅25％，远低于发达城市如广州的60％、上海的42％、北京的37％。其次，在边际独立倾向方面，从2005～2007年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区位分布来看，其中长三角经济圈为42％，环渤海经济圈为22％，珠三角经济圈为18％，东北地区9％，西部地区8％，可见西部地区的边际独立倾向仅为8％，明显低于我国东部地区。最后，从人才本土化指数来看，目前西部地区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采取直接引进母公司技术人员等方式，所以人才本土化指数较低，当然，西部地区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趋势正在迅速的增长。

3、研发投资动机较为明显。通常情况下，跨国公司到海外进行研发投资的动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技术本土化，支撑其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市场份额；二是充分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及其它技术资源；三是跟踪或获取东道国的相关技术。通过对西部地区的部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进行研究，笔者发现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动机较为明确，最主要的是为了维持技术优势、抢占市场份额，快速占领我国西部地区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4、研发投资方式灵活。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方式，按其资金注入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按海外研发机构的性质可以分为独资形式和合资形式两种：按海外研发机构建立的方式则有新建、跨国并构和跨国战略联盟3种形式。跨国公司在西部的研发投资，从其方式来看，具有多样化的特征：(1)建立独立的研发机构，这在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中比较常见；(2)与中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建立研发机构；(3)与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建立研发机构。

二、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的双重效应分析

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的研发投资，必将对西部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研发投资对西部经济的效应又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正面的促进效应及负面的抑制效应。

(一)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西部地区的正面效应

跨国公司在西部研发投资产生的正面影响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促进资金向西部地区集聚，优化西部地区研发投资结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设立需要母公司投入大量资金予以支持，包括从研发机构的开办费用到研发活动的支出。这些研发机构带来的充裕研发资金补充了西部在研发资金上的缺口。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经费支出达8.27亿元，占全西部地区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总支出的51.62％。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研发投资是西部研发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地区研发投资带来的最新技术，研发项目选择的科学性、研发管理的规范性等都为西部优化研发投资结构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产生技术外溢，提高西部地区的科技水平。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我国西部的发展必将产生创新技术的“外溢”，从而提升我国西部的科技水平。一方面，跨国公司来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直接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通过产业的前后关联，提高我国西部地区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企业、大学或研发机构合作设立研发机构，把他们最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研发经验带入西部地区，促进我国西部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此外，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研发过程中与当地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进行合作时，难免会有一些技术信息外溢，这些技术信息或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将大大增强西部本土的研发实力。有研究表明，在跨国公司中央实验室和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间，技术和知识是相互流动的，这种相互作用将使东道国研究与开发产业长期受益。

3、为我国西部地区留住、培养高素质的研发人才资源。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具有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良好环境。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的研发机构以其优越的科研条件、较高的薪酬水平、富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等，为我国西部间接地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同时，获得各种培训及再教育的机会，学习到了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研发管理经验，并增强了市场意识，整体素质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还与当地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有合作联系或联合培养高等研究人才的计划，跨国公司的介入必将大大增强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的实力，提升西部的相关人才素质。

4、完善创新体制，增强西部地区的创新活力。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在我国西部地区设立研发机构，如欧美独立式的研发机构，日韩具体业务部门或企业内部研发部门等，使得西部科研机构的发展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的科研机构改革和体制调整，从而完善我国西部的创新体系，而且必将增强西部地区的创新活力。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的研发投资，可以完善我国西部地区的创新体系。跨国公司在我国西部设立研发机构，开发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势必给长期不重视研发的西部本土企业造成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开发和掌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产品。

5、吸引外商投资，加快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研发投资是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全球化的发展，研发投资在国际资本流

动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西部利用外资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研发投资是重要的诱因。自90年代末至今，跨国公司对我国西部研发投资主要转向制造产业、技密型产业以及需用高科技改造的传统产业，这些正是我国西部产业结构升级中提倡大力发展的产业，促进了我国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对西部地区的负面效应

“跨国公司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吸血鬼，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这句话表明，跨国公司在西部的投资不是以推动西部经济发展为目的，因此，除了为其带来一定的正面推动作用外，必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负面效应包括以下方面：

1、加剧了西部地区和优秀人才向跨国公司的流动。在我国西部地区，优秀科研人才是相对稀缺的，而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又通过优越的科研环境和优厚的报酬抢夺我国西部的优秀科研人才，造成我国西部优秀科研人才的大量流失，如在科技人才招募方面，大部分拥有技术优势的人员在变动工作时倾向三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独资的研发机构。西部人才不断的向这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聚集，必将降低我国西部本土企业研发实力，引发新一轮的人才外流问题，从而使国内的研究力量遭受损失，对国内许多单位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2、加大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对跨国公司的依赖程度。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会出现技术依赖现象，不断地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新的先进技术则严重地依赖于从发达国家进口，往往需要进口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推动和完成本国的技术创新。西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推动下，确实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从核心技术的发展来看，目前国内的企业尚未完全摆脱对跨国企业的依赖现象，对其依赖程度没有显著的减轻。

3、加快了跨国公司对西部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力。国外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落户西部地区，主要是看中了西部地区的资源与市场。跨国公司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利用西部廉价的资源可以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而跨国公司一旦控制了其产品的资源和市场，就能获取更大的利益。

大量跨国公司进入西部地区，由于其技术上具有的垄断优势，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西部本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一段时期内西部本土企业的弱势化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三、西部地区应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对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要加以积极应对、正确引导、使之更好的服务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加大西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外溢效应。为西部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增强跨国公司产业研发的溢出效应。可以采用的方式有：与高等院校联合进行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建立同业行业协会，不定期的举办国内外企业研发人员的联谊会，开设论坛、专题研讨、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为中外研发人员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通过非正式的交往促进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交流。

2、借助外资研发机构的进入，培养本土研发人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进入能够为西部地区的教育机构和机制改革提供良好的契机。西部地区借助此机遇对高等院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予以优化。首先，加快科技体制市场化的改革，促使研发活动真正走向市场。其次，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鼓励研发活动，提高本地区的科研开发和创新能力。再次，深化人力资源培训机制的改革，不断提升人才素质。如借鉴跨国企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本土企业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以跨国企业的人才需求结构为依据，加强对高等院校高素质研究人员的培养模式优化，这样能为西部地区以及我国未来的教育发展和优秀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方向。

3、利用产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高科技产业领域。政府应通过制定优惠的政策，如税收、风险投资、利率及土地使用费等方面，可吸引或鼓励跨国公司投资研发在一些重要的产业领域加大投入，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从而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产业的高技术含量，促进西部地区高新技术的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采用普惠制的引资政策，导致外商更多地投资西部地区的“两高一资”性项目，不利于西部地区的产业优势。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外商直接投资 (FDI) 源源不断地涌入密不可分。自1979年以来,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逐年增加, 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 (FDI) 吸引国的地位, 到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27亿美元, 首次超过美国, 跃居全球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 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根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 截止到2008年7月底, 我国已累计批准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3.4万个,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累计达8204亿美元, 可以说, 这些年我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FDI的大量流入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短缺, 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 使我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因此, FDI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西部地区同东、中部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却进一步扩大, 导致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进入我国的FDI分布不均, 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是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西部各省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004、2005、2006、2007、2008连续五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7%、7.21%、9.46%、10.50%和13.44%, 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近年来, 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地区FDI开始大幅度增加, 国家为了进一步引导FDI到中西部区, 在2008年还颁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2008) 修订》, 但是西部地区FDI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作为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 其利用FDI的规模和数量以及FDI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都与其及不相称, 与东、中部地区有较大的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西部各省区市1991-2009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二、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 西部地区利用FDI总体规模偏小

近年来, 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给予了西部许多的优惠政策, 使西部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从2000年的191937万美元逐年增长到2008年的1236258万美元, 总体规模和东、中部相比仍然较小, 但是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的比重从2000年的4.71%上升到2008年的13.38%, 在全国所占比例增长较快。

2. 西部地区内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

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不平衡, 其中内蒙古、四川、广西、重庆和陕西在2000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整个西部地区的84.33%, 2008年则达到87.66%, 而其他几个省占比较小。显然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区市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严重不平衡, 而且这种不平衡有扩大的趋势。

3.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高耗能的原材料加工等一些中小型劳动密集型工业以及能源开发型的加工项目, 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项目较少。实际利用外商投资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第一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高。

三、西部地区进一步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与建议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等原因, 造成基础设施薄弱, 和东部、中部相比, 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差, 铁路覆盖率低, 公路等级低, 航空设施和航线比较少, 整个西部的交通运输网络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大大提高了运输成本, 而且西部地区的电力、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也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这些因素大大提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 严重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因此, 西部地区要进一步的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紧迫的任务的就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契机, 进一步扩大铁路网建设, 加快干线公路网和水运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加快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西部地区还应该利用其边疆地区的优势加大同周边国家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 逐步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便捷的交通。还应该加大在电力、信息、通信等方面的投入, 为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创造一个过硬的基础条件。

2. 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和投资方式

要进一步放宽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 以及相关领域对外资比例的限制, 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对特色农业、制造业、增值电信业务、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和城市供气、供热、供排水管网建设、经营以及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要改变过去融资方式的单一化, 采取多种方式的融资方式, 支持国际资本通过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多种灵活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 形成多种投资方式并存的格局, 宽领域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多元化的投资方式将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使用效率的提高, 有利于西部地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和理念, 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产业、劳动力等优势, 促进西部地区有序的承接产业转移,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3. 统筹区域发展, 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西部重点经济区的率先发展, 积极推进跨区域城市一体化建设。一方面要重点建设跨地区的经济区, 形成一批资金、技术、人力、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以及和良好的投资软环境的区域。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提高城市化水平, 形成大的城市圈, 有利于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完善的投资环境的形成。这些跨区域的经济区和城市圈的形成, 将有利于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进行合理的配置, 这些都将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有利因素。在这些发展极中, 要引导更多的外资流向第三产业和优势产业, 促进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 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带动, 做到以点带线, 以线带面, 带动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摘要：近年来, 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 在全国所占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但从总体上看, 西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规模偏小、分布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西部地区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拓宽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和投资方式, 统筹区域发展、利用外资优化产业结构等对策, 进一步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甘娟, 陆迁.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研究[J].集团经济研究, 2007⑼下旬刊:217

[2]高连廷, 冯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学报, 2008⑹:32-34

[3]杨杰, 宋马林, 潘竞成.FDI、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Granger检验及西部面板数据 (1998-2005) 的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08 (7) :55-57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5

2014年3月,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所属中建钢构与四川省仁寿县政府达成协议, 在天府新区视高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西部制造基地, 该基地建成后, 将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钢结构制造基地, 也是中建钢构投资建设的第五座现代化制造基地。

中建钢构西部制造基地总规划用地333 300m2, 是集研发、设计、制造、检测于一体的现代化钢结构制造厂, 设计年总产能20万t, 产品涉及超高层建筑、工业厂房、文体场馆、机场站房、桥梁、海外建筑等多个领域, 计划于2015年投产。此前, 中建钢构已相继在东部、中部、南部、北部投资建设制造基地。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6

“十二五”期间，教育依然是重点，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增起着一定作用。教育投资可以分为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外溢作用在改善经济活动环境的同时也促进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薄弱，科技水平相对比较落后，与经济发展需求失衡，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高等教育部门与非高等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对高等教育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找出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的一些问题，最终提出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教育投资的经济增长作用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舒尔茨（Schultz, 1961）通过余值法计算出了美国1929年到1957年的经济增长有33%归因于教育的发展[1]。丹尼森（Denison.1962）利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计算出了美国1922到1957年的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率占20%。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基于教育类似出口的思想，认为教育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促进非教育部门的生产，这正是因为教育部门对经济增长具有外溢作用。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探讨，并且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高等教育。崔玉平 (2001) 采用丹尼森的算法对1982-1990年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9%[2]。接玉芹（2012）采用部分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对2001-2009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整体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系数是0.23，低于国际水平[3]。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研究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而对于教育投资外溢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很少，并且很少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因此，本文利用教育类似出口的思想，基于Feder提出的两部门模型的思路，运用1998-2010年面板数据对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外溢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西部地区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9-2010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生产总值、从业人员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根据区域划分，本文按照大多数文献和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将西部地区概括为以下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别是：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新疆、宁夏、青海、甘肃。

本文设定估计模型为：

2.2 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先要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从而决定是使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首先假定在没有自相关和异方差的情况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研究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可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更好。由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是由系数来反映的，而对经济发展的全部作用则由来体现，所以由前面分析可知，它既包含了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也包含了两个部门间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而在方程中可以估计出教育对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贡献。因此，方程进行估计后，利用估计得到的和值，就可以求出值，也就可以知道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间相对的边际要素生产力的差异。本文对方程估计结果见表1的估计结果，此研究主要分析变量系数，因此就不列截距项值。

由高等教育部门对非高等教育部门的外溢效应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支出对非高等教育部门的外溢效应是0.2740，即高等教育支出占GDP比例每增加1%，非高等教育部门的产出就提升0.2740%。

(2) 相对于蔡增正[4]对国际资料相关分析中得出的值在0.27-0.42的范围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相对于国际水平还是比较低的。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可以看出高等教育部门与非高等教育部门的相对要素生产力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

3 结论与建议

由计量结果表明：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系数为0.2740，高等教育部门对非高等教育部门的溢出效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实证结果可知，高等教育投资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教育投资的波动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密切相关，必须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部门与非高等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投资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提高高等教育部门支出的比例。尽管高等教育投资对地区经济产生的外溢效应需要较长的周期，但是高等教育发展培养出的高素质劳动力对于提高该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将高等教育部门与非高等教育部门的支出比例处理好，会促使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良性循环。

其次，拓宽高等教育投资渠道。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和私人投资，在促使高等教育投资渠道多样化的同时注重教育公平。对于高等教育部门经费的引入必需由地方政府部门合理分配，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最后，加大对西部地区政策的支持力度。由结论可知，高等教育支出对非高等教育部门的溢出效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因此，地方政府在提高高等教育部门支出比例的同时注重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高等教育部门与非高等教育部门的生产力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T.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Economic Review.1961, (51) .

[2]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0, (1) :31-37.

[3]接玉芹.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外溢性研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 2012, (2) :71-75.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7

一、BOT投资方式的解构

（一）BOT投资方式的概念释读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即建设、经营、转让方式，是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一般为国际财团)，属于PPP(公共与私营合作)方式的一种;[2,2]是政府吸引商业资本、私人资本兴建公益性或营利性基础设施的一种新型的投融资形式, 是包括大量金融活动在内的广义的投资方式, 也被称为“公共工程特许权”。其运作方式一般是先由东道国政府与私人财团签订特许协议，规定将原属于东道国政府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权以及运营权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私人财团，由私人财团负责融资、建设和运营，在取得收益后在规定限期内将该项目无偿转交给东道国政府。[3,3]BOT的概念，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统一的标准化的定义且国际机构对其认识也各不相同。[4]我国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1995年8月2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本通知所称外商投资特许项目，是指外商建设——经营——移交的基础设施项目。政府通过特许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项目授予外商为特许权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期满，项目公司将特许权项目的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

（二）BOT投资方式的特点分析

1. 以东道国政府的特许为前提。

项目公司须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特许协议，获得经营许可权。公路、铁路、机场、桥梁、隧道、港口、电站、水库、大坝、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环保设施、通讯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在一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东道国政府对BOT项目要进行特别审查，通过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协议, 授予其特许权。

2. 以东道国的保证为基础。

BOT项目投资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经营风险大，需要东道国提供相应的国家保证。国家保证是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向外国投资者保证采取某种行动或不采取某种行动, 或者当某种事态发生，某种措施改变而使投资者因此蒙受损失时，负责补偿其经济损失。

3. 以风险分担为保障。

一般而言，东道国政府在特许期间不承担风险，项目的全部或大部分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承包商通过与东道国政府签订总承包合同，对项目实行一揽子总承包，然后将设计任务分包给咨询设计公司，施工任务分包给建筑公司，再聘请财务顾问公司负责资金筹措，聘请监理公司对整个工程进行监督管理。这样一来，随着整个工程建设任务被分解为多个投资主体，BOT项目的风险也就由多方承担。

4. 项目产权有一定期限，期满收归东道国政府。

项目公司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进行项目建设、经营和管理，并以项目经营所得的收益偿还贷款，回收资金并赚取利润。BOT项目在运营期满时移交东道国政府。移交原则上是无偿的，不需要向作为业主的项目公司支付补偿金，这是东道国政府在项目中拥有的一项最重要的权益，也是BOT方式有别于其他外商直接投资方式的又一重要特征。

二、BOT投资方式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必要性研究

目前，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缓慢。笔者对此原因做如下的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额是有限的。国家财政对西部的资金投入力度虽然在不断扩大，但其投资力度相对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而言仍相距甚远，西部整体的发展水平较低, 其基础设施建设的起点很低，设施很不完备，需要有大量的资金长期注入和驻留才能产生较理想的效果。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率不太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不畅通，资金利用效率较低。同时，商业银行为了避免死账，呆账的产生而不倾向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地发放贷款。[4,5]

BOT融资的创新之处在于由私人部门 (股份公司或合资企业) 承担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经营，与由公共部门承担相比能取得更好的收益和更好的效率。基础设施项目由私营集团 (外资) 建设和经营，可以提高运作效率，保证建设和服务质量，打破长期以来基础设施由国家绝对垄断的局面，促使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努力降低成本，加强技术和管理水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6]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套设备和管理经验。BOT项目公司为早日收回投资，还本付息并获得利润，必定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中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业绩，增强项目的竞争能力。同时，西部也能获得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

三、BOT方式在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注意事项探讨

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投资有限，难以满足长期而巨额的西部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借鉴国内外有效经验，充分运用BOT方式引进投资参与西部大开发建设是西部地区明智而理想的一种选择。然而，BOT方式融资运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前期工作时间长，花费大，融资成本高，采用BOT方式融资须慎重从事。根据我国国情和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不完整

由于BOT在我国是一种新的融资方式, 有关BOT的法律尚不健全, 有些现行的法规部分与BOT的惯例做法有冲突的地方。我国关于BOT的法律文件只有1995年1月外经贸部颁发的《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相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1》) , 以及同年8月由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的《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2》) 。而这两个《通知》的立法层次均属部门规章, 与其他外商投资法律法规相比, 法律效力较低, 在内容上规定得也不够具体, 难以操作。

鉴于上述情况，当务之急是改善西部地区BOT投资的法律环境。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由于其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投资法律环境好，所以这些国家的BOT项目多适用其投资一般法;而运用BOT投融资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有BOT专项法，如菲律宾、巴西、柬埔寨、越南等国的BOT专项立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无专项的BOT法，仅有的几个部委规章法律位阶较低，条文内容简陋，透明度差，效力弱，有的甚至相互冲突。我国很有必要学习国外BOT立法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制订一部关于BOT投融资的专项法律，通过专门的法律形式把BOT的报批与招标程序，BOT项目的合同范本与BOT的运作规则等固定下来，单独立法，为西部采用BOT融资提供法律保障。[6,7]通过建立“BOT法”，能迅速有效解决我国BOT地方实践与中央规范性文件的冲突以及我国现行立法中影响BOT发展的法律障碍问题。依法建立相应的BOT主管机构，明确规定BOT方式运行的法律程序。

(二) 政府管理方式及体制陈旧

在西部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社会力量相对弱小，政府在西部开发中担负着领导和建设的双重责任。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比任何单位、个人都要大。BOT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从侧面考察了政府的政策与行为，正度工作的公正性，透明性，效率性以及服务水平有事重中之重。[7,8]政府应从审批型政府到核准型、掌舵型政府，为BOT的发展服好务。政府应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准，或者借助于中介组织弥补自身的信息和专业缺陷;建立统一的BOT协调机构，协调税收、外汇、管制机构之间的关系，为BOT的全过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合理的BOT行政流程，依据合同和绩效设计政府的行政流程，防止职能机构之间的推诿和扯皮;建立决策的咨询制度和参与制度，改变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领导决策随意的弊端，作到公共利益和民间资本利益的平衡;建立完善的BOT责任追究制度，做到决策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奖惩分明。

另外，政府应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到西部BOT融资项目中。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用户明确、需求稳定的特点，适合民营企业投资，且与外资企业相比，国内企业存在很多优势。

（三）政府保证缺乏

现行法律制约了BOT项目中的政府保证，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BOT项目虽然使外国投资者有利可图，但由于项目本身的特点是其投资巨大且回报期长，风险要远远大于其他投资，这种风险往往来源于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因此外商都迫切需要得到东道国政府的保证。但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我国《担保法》也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担保人。因此，这样的规定容易使外商认为政府部门不能为BOT项目做担保，从而丧失投资信心。[8]实际上，这是对政府保证和一般的民事担保的混同，使得投资者认为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安全系数很小而放弃投资，阻碍了我国政府顺利运用BOT。在BOT项目中的政府保证就是一种承诺，即政府为确保其已同意建设的BOT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使私人投资者更具有投资的安全感而对项目公司的一种承诺。[9]为了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以做出以下几方面的保证：项目的后勤保证(如保证项目的建设提供用地和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原材料及能源等)，不竞争保证，经营期保证，对项目在特许期之内不实行国有化活在国有化时给予补偿的保证，履约保证。在外汇方面，政府可以给予西部地区特殊的外汇支持。

（四）西部BOT项目专业人才缺乏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8

一、河南省房地产市场现状

1. 房地产市场价格存在补涨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将有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 城市化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目前,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发展遭遇了两大瓶颈:一是土地;二是房价。而相对而言, 二、三线城市的地价和房价更有优势。因此, 未来的城市化主要是向二、三线城市发展。二、三线城市的住房供给将是实实在在的刚性需求。中西部地区城市基本上都属于二、三线城市, 河南省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省份, 如郑州市2010年平均房价突破6 000元每平方米, 与郑州市2010年3口之家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比, 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60万元, 相当于正常家庭年收入的10倍;而在北京市, 夫妻双方年收入达20万元, 乘以10倍也只能买到五环以外位置的房子。所以, 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中西部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将会补涨。

2. 房地产市场泡沫有增大风险。

河南省的郑州市、洛阳市、安阳市等城市也存在房地产泡沫, 但这种泡沫相对一线城市较轻、危害程度也较小。河南省房地产投资周期滞后于全国, 当全国出现房地产投资过热时, 河南省房地产投资才起步不久。当全国房地产泡沫已达“较大”阶段, 河南省房地产泡沫才刚刚形成。另外, 房地产业由于本身具有虚拟经济的特点, 当以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为龙头的一线城市的房价率先上升到一定高度后, 投机资本在高位会有套现和回避风险的需求, 而像河南省这样的中西部省市由于泡沫相对较轻, 房价涨幅相对不大, 就会与一线城市房价产生比价效应。这样, 投资、投机资本就会转战郑州市、洛阳市这样的二、三线城市, 一旦二、三线城市完成补涨后, 在泡沫破裂的时期, 所受的伤害要比一线城市尤甚。

3. 中西部地区房价收入比较高。

房价收入比是一套居民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居民平均家庭年收入的比值, 反映了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 比值越高, 支付能力就越弱。如果房地产价格的暴涨, 致使该指标持续增大,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超出了居民实际支付能力的上涨, 说明房地产市场中投资需求较高, 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就很大。一般认为, 房价收入比保持在6.0以内, 就很难出现房地产泡沫。据统计数据来看, 当前河南省的郑州市、洛阳市等二、三线市房价收入比普遍较高, 虽还没有达到畸高的程度, 但由于河南省人均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偏低。因此, 其发生房地产泡沫的空间仍然比较大。

二、河南省房地产业发展状况

1. 房地产开发继续保持高增长。

自2007年起, 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经连续保持在30%以上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 河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2 114.08亿元, 比2009年增长了36.1%, 其中, 郑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为775.2亿元, 同比增长50.9%。2010年, 河南省房屋施工面积20 394.18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26.9%。其中, 住宅面积16 902.19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25.5%;房屋竣工面积4 427.14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30.2%, 其中, 已竣工住宅3 852.80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28.8%;商品房销售面积5 452.23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25.8%, 其中, 住宅销售面积5 092.49万平方米, 比2009年增长了26.8%。可见, 房地产开发投资逐渐成为支撑河南省城镇投资尤其是第三产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2. 商品房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近年来, 河南省商品房开发结构得到了较大调整, 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经济适用房和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宅所占比重仍然偏低。经济适用房和90平方米以下商品住宅供给缓慢与河南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增加形成矛盾, 加剧了房地产供给结构的失衡, 不仅弱化了对商品房价格的抑制作用, 而且加重了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负担。

3. 房地产业运行趋势仍然继续向上。

由于惯性的作用以及房地产开发周期比较长, 加上河南省将继续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力度, 加快煤矿棚户区改造步伐, 推进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进度,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依然明显。因此, 从整体上看, 2011年, 河南省住房的潜在需求仍比较旺盛, 呈上升趋势, 河南省房地产开发将会快速发展, 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

三、河南省房地产开发健康发展的建议

1. 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切实增加有效供给。

要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 推进房地产开发建设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合理确定房地产建设的地域分布、规格标准、发展目标和管理运作方式, 重点发展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 适度发展中高档商品房, 形成各种价位、档次住房的合理供给和配置;要积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县市改造和建设, 培育、开拓县域房地产市场;要抓好新开发项目土地供应的分析论证, 严格控制高档商品住房的土地供给, 加大对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给力度, 建立土地闲置超规模、超期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退出机制等;从长远看, 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应采取规划控制、土地供给、税收调节、构建住房保障体系等综合手段进行调控。

2. 切实做好稳定房价工作。

要把控制房价作为2011年乃至以后的工作重点, 增强地方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加强供需双向调节, 切实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的普通住房供应, 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 使房地产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3. 控制一线城市投机资本向河南省流动。

当投机资本意识到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已经巨大, 继续投资或投机不仅无利可图, 甚至风险巨大, 就会把目光瞄向具有补涨要求的河南省的二、三线城市。河南省应高度警惕这种资本的流动, 加强对以房地产开发为名进行投机的热钱的限制, 防止游资在河南省炒一把后席卷而退, 给河南省房地产业乃至实体经济带来严重伤害的情况。

4. 消除政治二元结构, 促进公平正义。

我国经济强势地区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及城乡二元结构, 使我国城市不仅仅承载了居住生活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承载了大量的福利功能。如教育领域里集全国财力、物力和几代人的智力资源造就的名校, 北京学生的高考入学率是河南省的数倍, 而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在北京的人均招生比例是河南省的100倍, 复旦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 上海本地生源占了60%以上。另外, 在就业方面, 许多国家大型的投资项目、新建企业都落脚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 使得这些城市的就业机会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 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医疗保障等方面, 北京市更是集中了全国顶级的资源。可以说北京市、上海市的高房价, 其实是包含了福利溢价。同样道理, 农村与二、三线城市相比, 其差距如同二、三城市同一线城市相比。

因此,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政治经济强势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减轻城市的福利承载,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当中的结构性泡沫问题。对河南省这样的中西部地区而言, 对上要争取公平的福利权利, 对下要分化城市功能, 合理布局基础设施, 延伸城市空间, 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5. 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信贷支持力度。

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 篇9

1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1.1 变量选取

现有的一些研究也得出发达国家更能通过吸引FDI来促进本国的发展, 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其然, 甚至遭受损失。最主要的原因是FDI效用的发挥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环境, 即外资吸收能力。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就能与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协同作用, 彼此促进。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吸收能力不足, 不仅发挥不了协同作用, 反而可能制约跨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技术溢出效应。Cohen and Levinthal (1989) 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 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 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后来 Dahlman and Nelson (1995) 又定义了国家的吸收能力, 即学习和使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的先进技术和有关实践的能力。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吸收能力, 它是指我国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等进行模仿、学习并加以商业化运用的能力。当然对外资的吸收能力不仅包括企业的研发投入, 本文选取了以下三个方面。

(1)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知识产品的载体, 也是衡量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有多位学者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外资吸收能力问题的研究上。Borensztein (1998) 首次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察了东道国对外资技术的吸收能力, 他得出的结论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没有达到FDI所要求的最低水平 (男性受教育年限为0.48) , 所以FDI对他们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描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根据王小鲁 (2000) 的观点受教育年限=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6年。

(2) 研究与开发投入。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等垄断优势, 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学习等方式获得技术进步 (包括效率提高) , 但这需要相应的研发投入。 Kathuria (2000) 对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并不会自动产生, 国内企业要想从中受益, 必须对“学习活动”进行投资, 也就是说印度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了外资技术溢出。本文选择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和R&D经费占GDP的比重, 两者权重相等, 即R&D=R&D人员投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R&D经费占GDP的比重。

(3) 技术差距。在FDI技术外溢机制中示范、模仿效应起着重要的作用。Perez (1997) 从吸收能力角度考虑, 认为国内企业的“赶超”依赖于自身的技术能力, 即国内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依赖于过去能力的积累。过高的技术差距意味着本国技术积累差, 学习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差, 会影响示范、模仿机制发挥作用。同时, 东道国企业技术吸纳能力不足, 也会使技术外溢发生作用的关联机制受到影响, 因为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 则它与当地企业建立前后向联系的难度也就越大。我国近年来超过70%的外商直接投资都流入了工业, 根据Feder (1982) 的研究思路, 我们将整个工业部门分为内外资两大部分, 用外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除以内资部门来表示他们的技术差距, 而劳动生产率=部门增加值/总从业人数。

故本文选择人力资本 (renli) 、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 (R&D) 及内外资部门技术差距 (chaju) 来描述我国对外资的吸收能力。通过建立各区域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及两者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模型, 考察FDI是否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模型的一般形式:

由于FDI与外资吸收能力变量之间的协同作用的指标与它们各自都有多重共线性, 所以本文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要将它们分开来, 模型修正的一般形式如下。

数据见附表1。

2 模型的建立

运用Eviews5.1软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结果如下。

说明: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 以下相同。

3 模型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宏观上FDI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且FDI每增加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0.041个单位, 全国增长0.038个单位。第二, 各吸收能力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人力资本、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全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 内外资技术差距的缩小不再是他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因此要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内外资技术差距缩小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研发投入没有对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且人力资本相对而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 它的作用力度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第三, 吸收能力变量与FDI的协同作用与吸收能力变量自身对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力资本和内外资部门的技术差距与FDI的联合显著促进了全国和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对东部地区来说, 只有人力资本才与FDI产生了显著的协同作用。

4 政策建议

根据第一条结论我们知道外资政策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继续坚持。但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一些问题逐步显现, 所以我国利用外资已进入到依靠国内深化改革和战略优化来提高开放效益, 而不是依靠政策鼓励来扩大外资数量的新阶段。

首先, 加大我国的研发投入, 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快经济增长。从第二条结论我们知道研发投入几乎没有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这主要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一是数量上我国的研发投入不到位;二是效率上也不理想。现阶段我国科技研发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为主的投资体制, 国家投入的研发经费约占58%, 地方政府投入的占10%, 企业投入的占22%。实际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科技研发投资应以企业为主, 政府为辅。所以政府的部分研发投入, 特别是非基础科学研究, 应向有潜力的企业转移, 并对其进行监督与指导, 因为只有企业才真正知道市场的需要, 这样研发投入的效率就可以得以提高。

其次, 进一步发展教育, 特别加大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工作。第二条结论告诉我们人力资本是促进全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虽然它的影响在部分地区是不显著的, 但与其它变量相比它仍然是重中之重。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福利待遇, 无一例外地成为优秀人才去处的首选, 造成人才市场的过度竞争。相反, 中西部地区, 特别是西部却人才匮乏。我国应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流动, 加大吸引优秀人才向中西部转移的投入力度。

最后,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调整和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战略。实现由粗放型“数量”主导型战略到以追求效益为本的“质量”主导型战略的转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以推动产业结构提升、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指导思想, 实现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互补、发展互动;以有利于本国发展战略、自主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为原则, 安全吸收外资, 以实现我国利用外资的更大更长远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并在国家整体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但东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利益相差很大,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外资吸收能力不同。利用2002-2005年除西藏地区之外的30个省市区的数据, 分别建立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我国及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东中部地区不显著。并且人力资本是外资吸收能力变量中与外资产生协同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东中西部地区

参考文献

[1] Cohen & Levinthal (1989) ,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 Economic Journal, 99569-596.

[2]Dahl man, C and Nelson, R.1995.Social absorption capability,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ocial ca-pability and long-termgrowth,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3]Borensztein E, Gregorio J.D.and Lee J-W, 1998,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5:115-135.

[4]Kathuria, Vinish (2000)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Technol-ogy Transfer toIndian Manufacturing Firm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2, pp.34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