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社区（共12篇）
少数民族社区 篇1
2012年1月10日,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三年来取得不俗社会效果, 但执行过程中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问题屡见不鲜。如何最大限度改造社区矫正人员, 减少重新犯罪是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过程中被矫正人员重新犯罪主要原因
(一) 审判机关在在判决、裁定时裁量失误, 不当量刑
审判机关未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和家庭背景条件。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社区矫正主要适用对象为: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 具体包括: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在社会上服刑的。 (1) 符合上述情况, 对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 应作为重点对象, 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 实施社区矫正。目前, 我国刑法执行领域一直提倡保障人权, 甚至被简单诠释为“能不关就不关, 能判社区矫正就判社区矫正”, 此种环境下, 一些判决机关按图索骥, 忽略了主观恶性的考量。
此外, 社区矫正人员是在其所在社区服刑改造, 虽有监管部门和社区组织从旁教育改造, 但主要靠主观对犯罪的认识, 如果犯罪人员对犯罪情节恶意持否定、对抗、歪曲的态度, 即使对其采取了社区矫正的措施, 在实践过程中很难感化, 为社会的安定埋下定时炸弹。
(二) 社会歧视与个人因素的结合, 刺激部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就业机会少, 生活圈子窄, 对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者的歧视与偏见根深蒂固。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来自农村, 文化水平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无技术特长, 在就业机会紧缺的环境和社会歧视偏见下, 原本不多的就业机会丧失殆尽。此外, 部分社区服刑人员系农村留守人员,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自身就近进城务工现象较普遍, 所在社区、家庭日常关爱和疏导难以到位。多种因素导致其一旦有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引诱、唆使就很可能重新犯罪。
(三) 基层监督机关力量薄弱, 社区矫正措施缺乏直接的刑罚执行震慑力, 矫正效果不明显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以来, 基层司法机关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管、教育、帮扶工作, 但监管人员人少、水平参差不齐、教育场地缺乏、经费不足、教育方式单一等现象普遍存在。教育流于形式, 很难达到促使社区服刑人员真正认真改造、走向新生的目标。加之社区矫正中, 司法机关以强化思想教育为主, 没有较强的刑罚执行强制措施,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矫正的警示教育功能和刑罚执行震慑力。
二、完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 防止重新再犯罪
(一) 多部门联动, 完善工作机制, 形成监管工作合力, 强化裁判和风险评估机制, 实施社区矫正有的放矢
对符合判处社区服刑人员, 裁判机关在判处刑罚之前, 除了考量其客观情节外, 应当将其在犯罪后羁押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以及法庭上认罪态度等表现纳入是否采取社区矫正的考量范围, 对犯后不认罪、不悔罪, 在羁押期间屡次违犯相关规定的, 慎用社区矫正措施。同时, 司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基层社区需制定和实施科学有效的社区服刑人员评估机制, 提前介入裁判前社会调查, 让裁判机关作出科学判决或者裁定。当社区服刑人员真正进入社会服刑改造后, 负有监管责任的各部门强化监管措施, 降低社区服刑人员在服刑过程中再犯风险, 确保不脱管、不漏管。
(二)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充分发挥社区关怀和家庭关爱和给予社区服刑人员关心和帮助
社区组织日常关心和亲情的鼓励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起了不可替代的帮扶促进作用。社区服刑人员服刑时间约1-5年, 期间相关基层组织要多走访, 保持日常联系, 帮助他们克服生活困难, 在就业、社保、低保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和救济。首先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生计问题, 才能使其自醒自悟, 努力工作, 逐渐回归社会。
(三) 加强基层社区矫正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各社区矫正单位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作用, 强化社区矫正过程中刑罚执行震慑力, 威慑犯罪企图
社区矫正工作是事关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局。应进一步加强基层社区矫正组织的硬件和人员建设, 配备齐全的场地、器材和高素质法律人才。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加强情况通报、信息交流, 协调快速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对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情况及时掌握, 建立应急机制, 及时采用相关救济和打击措施, 科学的做到宽严相济方针政策, 有效预防或打击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现象。
注释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54条.
少数民族社区 篇2
1、搞好民族宗教政策宣传，促进民族团结稳定。年初，按照上级关于民族宗教工作会议要求，我们社区及时召开社区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全面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在社区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宣传民族宗教政策法规。今年以来，我社区加强了对民族宗教政策宣传，并在社区宣传栏办了民族知识园地专栏，按照上级的要求，搞好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的宣传。
2、切实加强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今年社区召开了几次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主要围绕促和谐保稳定的工作大局，专题研究布置民族宗教工作。
3、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群众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准确的掌握
了辖区内21名少数民族人员的基本情况。其中常住少数民族为17人，流动少数民族为4人。
4、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好。社区在少数民族人员中开展走访慰问，在建党90周年之际，社区主任带队，走访了居住在我社区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他们带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少数民族社区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
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不断增长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人员向沿海开放城市的迁移人数大量增加。江苏虽然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个散居地区，但55个少数民族齐全，人口34.38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0.46％，超过万人的有回、苗、蒙、满、土家等5个民族，超过千人的有17个民族，其中回族最多，约占全省少数民族的51％。苏州新兴产业的兴起以及其相对优越的经济和环境条件对少数民族人员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现在到苏州经商、就业及婚嫁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正在日益增多，特别是回族人员的数量逐年递增。2008年苏州全市有少数民族约有47个，人数1.6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24％，到目前为止苏州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口为2.1万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也迅猛增加，目前平江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中回(族)民约有276人，并形成了独特的“拉面经济”，而我桃花坞地区少数民族人员有165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约50余人，包括维、蒙、回、满、黎、土家、布依等众多民族。
寻求良好的生存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绝对数不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第二，从业集中于商业和餐饮服务业，而且小商贩占相当的比例。第三，流动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多较低。第四，自主、自愿的经济型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主流。由于城市体系的改革，加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流动成为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良好选择，又由于流动人员的决策是由个人确定的，无需政府批准，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了最大的自由度。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对
城市的影响日益显现
正面影响在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多，使得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加强，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将各民族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带入城市，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交往程度。由此，通过不断加强物流和人流的交换，打破地区和民族问的壁垒，为各民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的条件，从而在更广阔的范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他们的进入使得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各民族间发展极为不平衡，民族关系本身已经较为复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直接交往过程中，也就有了更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之文化的差异、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若处理不当就往往成为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隐患，造成民族问的直接冲突，影响城市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
教育体系
1.构建教育体系的意义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工作单位的不稳定性、居住地点的多变性、思想行为的复杂性等，都为社会和谐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积极开展对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教育工作，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解决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使他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个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学到关于投资、生产、销售等知识和技能，也能使法律政策意识、市场经营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大大增强，引导他们合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卫生经营，不仅产生经济效益，而且产生社会效益，对促进民族团结、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双赢的局面。
2.构建教育体系的条件及实施基础
近年来，在平江区委、区政府及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桃花坞街道移址桃花桥路101号，内面积1200平方米，设有服务大厅、电脑室、阅览室、电教室、少数民族人员之家，可容纳140多人的培训教室等服务设施，为辖区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了多个崭新宽敞的学习活动场所。同时，区劳动、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政策优势，为少数民政流动人员提供一揽子服务，为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和实施基础。
3.构建教育体系的内容、方式和规划
桃花坞街道将以“四项”教育为内容，以“五个一”工程为方式，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通过“找到家”、“安好家”、“建大家”的三阶段过程，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积极开展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教育工作，不断深化“情暖桃花坞民族一家亲”服务品牌。
(1)“四项”教育的内容。
一是信息运用教育。教育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学习电脑操作，开设网上论坛或QQ群、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等，创造交流平台，通过信息运用教育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街道社区之间沟通，并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二是法律知识教育。开设法律咨询、讲座，赠送法律书籍和开展知识竞赛等活动进行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者主动办理工商、卫生营业执照证，让其合法规范有序经营，并帮助他们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维护其权益等。
三是技能培训教育。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生活、经营、管理和科技方面的培训教育，激励异地经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更好地发挥才能作用。
四是卫生安全教育。通过开展健康咨询、指导和讲座，举办“安全生产知识讲座”，组织消防演练等教育活动，为在苏经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造良好的卫生、安全环境，并协助解决矛盾，化解消除不稳定因素，为其打造良好的置业天地。
(2)“五个一”工程的方式。
通过“五个一”工程方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主动与街道社区取得联系。即在社区服务中心开通一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咨询专用电话；构建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管理平台；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信息管理数据库；设立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活动园地；发放一张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系卡。
(3)三个阶段的规划。
阶段一：主动有为，帮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找到家”。通过进门店、进工地、进楼宇的“三进”方式，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全面摸底调查，使他们得到街道社区的关心和帮扶，解决生活上很多的困难，感受“找到家”的温暖。
阶段二：夯实基础，帮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安好家”。通过继续深入开展“四项”教育，进一步夯实“情暖桃花坞民族一家亲”基础，组织街道社区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一对一”结对，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生活、经营等实际问题上所遇到的难题。努力为其解决问题，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安好家”。
阶段三：共驻共建，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建新家”。通过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参加“看平江、爱平江、建平江”系列活动，教育他们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平安社区”、“和谐社区”的创建活动，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建民族和谐新家园”，安心当好“新苏州人”，积极融入到苏州和谐发展的共同事业中去。
少数民族社区 篇4
1. 少数民族社区参与能够提升新疆地区旅游产品的质量
对旅游者而言, 高质量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设施的舒适性、体验的真实性和心理的满足感。社区文化为现代旅游产品的设计创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许多旅游区的旅游资源都是由当地居民创造而成的, 尤其是体现当地人文特色的旅游资源。如吐鲁番的吐峪沟维吾尔族村寨、赛里木湖旁的哈萨克毡房以及喀纳斯的图瓦族原始木屋等都是当地居民经过长期劳动和生活形成的智慧结晶。新疆地区旅游资源的优势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和民风民俗的异域性。而社区居民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和民风民俗的载体, 社区参与能使旅游开发规划符合当地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能力, 从而获得居民的支持, 向游客展示原汁原味的生产、生活等活动, 通过增强游客体验的真实性, 使游客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
2. 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有利于新疆地区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新疆的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考虑社区因素是实现新疆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意识、程度、内容和方式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在发展旅游经济过程中, 少数民族社区将全面参与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的内容, 因此必须考虑社区居民的要求。若不考虑社区居民的要求, 使他们非但不能从中受益, 还要忍受由于旅游开发而带来的消极影响时, 他们便可能产生抵触情绪, 甚至产生对抗行为。因此, 在旅游开发中, 必须考虑让居民参与, 把居民自身利益和旅游开发挂钩。这样, 他们就会自觉地维护社区形象, 提高服务质量, 保持环境卫生, 从而有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少数民族社区参与对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旅游业是关联度较强的产业,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提供大量直接或间接的与旅游相关的就业机会, 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尤其在收入和就业方而, 旅游在可选择发展机会非常有限的新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显得比其他产业更加有效, 给这些地区居民带来的福利效应远比相同情况下给发达地区带来的效应大得多。但是, 如果有大量外地人进入参与到旅游开发当中, 他们就会占据一定的就业比例, 就会使当地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或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出社区, 出现“漏损”现象, 使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旅游飞地”, 削弱旅游乘数效应[2]。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 可减少外地人进入的机会, 从而相应减少旅游效益“漏损”量, 提高旅游乘数效应, 有利于发展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
二、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现状
1. 少数民族社区居民与外来者存在文化冲突
区域旅游开发, 势必会带来游客、开发者等外来者与当地社区居民间的各种交往, 这种交往基于双方所秉承的文化。从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现状看: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凝聚力更高。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开发时, 非常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 而开发者和游客又过多地注重经济效益和娱乐效果, 从而淡化以至破坏了当地文化, 这种文化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
2. 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严重限制了参与效果
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居民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基本都是处于初中教育程度, 甚至有一些是初中没毕业或小学文化水平, 教育处在落后的状态, 文盲与半文盲比例很高。其中较明显的问题是语言交流障碍很大。居民由于语言的不便, 与游客很难进行较深入的交流与沟通, 而游客在了解当地的自然景观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上也会存在一些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游客对当地旅游产品的满意程度, 因而也就影响了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效果。
3. 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形式单一
对吐鲁番葡萄沟社区的调查表明[4]:在被调查的全部社区居民中, 有58.3%的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由此可见, 该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比例及参与程度较高, 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形式集中表现为卖葡萄干、鲜葡萄和开“家访点”。具体比例为:43.5%的人卖干、鲜葡萄;6%的人开民族家访点与游客接触;4.2%的人兼从事两种活动。其他参与形式还有诸如导游、提供交通运输服务、被聘为景区员工和设餐饮点等。几乎还没有参与到如旅游规划、决策、旅游管理等方面。
4. 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根据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一般理论,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个别参与阶段—组织参与阶段—大众参与阶段—全面参与阶段[3]。具体到新疆少数民族社区的参与情况, 笔者发现, 少部分地区的社区居民参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主个体经营为主, 即个别参与阶段;大部分地区的社区居民参与在当地旅游政策的指导下进入了组织参与阶段, 政府给与了积极支持和鼓励;在个别旅游产业发达的地区社区居民参与进入到大众参与阶段。但总的来看, 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还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
5. 少数民族社区缺乏合理的社区参与机制和配套的法律制度
至目前为止, 大部分少数民族社区尚未能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居民参与机制, 对居民的参与也缺乏完整的制度或法律法规保障。尽管在制定旅游规划、作出旅游决策、进行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时, 专家学者、科研人员等对社区参与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在一些文件和报告中也有所体现, 但并未形成社区参与旅游的理论体系, 也没有被真正系统地运用到实际中去。
三、新疆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
根据新疆各少数民族社区和当地旅游发展的具体情况, 笔者认为, 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选择。
1. 资源利用参与模式
该模式实现了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利益分配的公平性, 是保护社区居民利益、实现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的一种新模式。这里的资源特指旅游资源。笔者认为, 旅游资源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资源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利用该地的旅游资源优势参与到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1]。该模式操作的具体方法是: (1) 合理界定当地旅游资源产权。新疆旅游景区内的自然旅游资源等产权可界定为国家产权、集体产权、村民小组产权和社区居民个人产权四种产权主体;人文旅游资源的产权理应是当地社区居民。 (2) 公平分配旅游资源的收益。旅游资源收益分配是否公平, 是决定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和对旅游资源保护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根据新疆旅游景区开发现状, 对土地及其附属物等自然旅游资源的利益分配, 应在按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的基础上, 再按各家各户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及其附属物进行量化, 分配到个人;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所得的利益分配, 应按人口全部分配到个人。
2. 政府引导参与模式
该模式主要基于政府在少数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构建的。该模式操作的具体方法是: (1) 重视社区居民培训。政府要加强对旅游规划基础知识的传播, 使少数民族社区居民具备参与的知识条件;还要对规划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释与宣传, 使社区居民在了解、熟悉的基础上进行评议, 从而使参与能够有目的、有针对性和有效率地进行。 (2) 加强社区参与管理。对居民在旅游区内的各项参与活动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组织, 规范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和利益, 具体可包括动员媒体宣传、进行意见收集、开展消费行为的调研等。在景区经营、景区维护、景区发展等方面, 应对居民进行持续的教育与培训, 只有提高社区居民素质, 才能达到旅游资源保护的长远性和可持续发展要求。 (3) 明确监管职能。政府部门应作为中立方, 明确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 切实为旅游区的发展提供保障, 积极调解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3. 社区居民参与模式
该模式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 充分发挥了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该模式操作的具体方法是: (1) 户主个体经营。该形式表现为以户为单位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用此形式的居民一般经济基础较好, 经营所需雇工以自家人为主, 旅游旺季请人帮忙。该种经营方式灵活、易操作。但往往居民投入高, 效益低, 无法形成旅游品牌产品, 缺乏市场竞争力。 (2) 户与户合资联营。该形式多见于亲友与邻里之间, 经营项目不限, 参与者均提供一定资本。采用这种形式, 经济压力有所缓解, 但易引发经济纠纷问题, 经营规模仍然较小。 (3) 股份合作式经营。股份合作制既保持了股份制筹措资金, 按股分配等经营管理方面的内容, 又体现了股东参加劳动, 按劳分配和公共积累等合作制方面的内容。该种经营形式分工协作明确, 有利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规模经营, 同时又能改进服务能力、推广科学管理经验和提升劳动效率。因此,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必须逐渐由分散经营为主的参与阶段过渡到以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为主的参与阶段。
参考文献
[1]黄秀琳, 王利琴.试论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J].甘肃民族研究, 2005, (1) .
[2]李东和, 叶晴.区域旅游业发展中目的地居民参与问题研究明[J].人文地理, 2004, (3) .
[3]赵福样, 方曦来, 等.道贺区旅游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桂林旅专学报, 2003, (4) .
社区民族团结总结 篇5
近年来，社区始终以“民族无小事”的思想，坚持将民族团结工作放在讲政治的高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巩固和发展辖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凝聚各民族居民团结一心，共同打造和谐社区，争做民族团结的楷模社区，让民族团结之花竞相开放。
1、机制健全，组织建设全面到位
社区党总支明确了以社区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社区民族团结工作，始终坚持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人物亲自做工作。定期召开社区民族团结工作会议，分析当前辖区内民族工作情况，结合民政工作中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强抓落实；健全民族团结工作网络，制定管理制度、明确到人；把民族团结工作的网络延伸到辖区单位，非公企社区党支部，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形成人人关注、关心少数民族对象的良好氛围。
一是构网络、抓队伍。为了做好社区少数民族工作，我社区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领导小组。在工作小组的带领下，我社区汉族干部积极学习维语，由民族同志专门向少数民族居民解释各项便民政策，办理业务。我们还挑选人缘广、有责任心的少数民族居民作为楼栋长，向少数民族居民宣传国家政策，收集舆情信息；打造了一支民族团结志愿者队伍，完善了民族团结工作信息动态管理，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社区民族团结工作整体网络。
二是明目标、抓调查。我辖区少数民族居民及门面民族人员流动性较大，社区将民族工作转守为攻，加大了对流动性少数民族人员的动态管理。为了壮大辖区民族团结队伍，社区党总支定期组织人员深入住户、辖区单位、门面挨家挨户进行摸底调查，将人员分类建立台账，将流动人员录入政法委平台，详细掌握核实了社区少数民族人员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并进行登记，随时更新管理信息。我社区还定期召开房东大会，成立了房东委员会，加大对重点流动少数民族人员的管理。于此同时，社区还建立了少数民族纠纷调解工作记录、信息册、少数民族走访慰问记录、文体活动工作记录、少数民族工作志愿者花名册等工作台账，为开展各项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基础。
三是建制度、抓规范。社区党总支针对我辖区少数民族工作制定了走访慰问、档案管理、工作考核等制度，制定成册。社区还通过晨会定期对社区干部进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通报重大情况，要求社区干部具有警觉性、自觉抵制非法宗教，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区民族团结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形成，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2、宣传到位，营造良好的民族团结氛围作用。
我社区在民族团结大院制作了民族团结宣传专栏，通过双语宣传民族团结、少数民族文化等内容，并在院内举行了“庆祝建党各族居民畅谈会”、双语宣讲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通过这些宣传，使本辖区各民族亲如兄弟姐，为社区建设贡献了力量。二是依托“热爱伟大祖国”主题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我辖区组织了民族团结演讲比赛、发放宣传单页，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xx民族政策等内容。三是营造双语文化办公区域。我社区在办公区悬挂宣传版面，内容涵盖计生、科普、精神文明、文化等，内容均用双语表现，向辖区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四是打造社区民族文化长廊，制作了室内、室外宣传展板xx多块，其内容有民族团结、少数民族文化、社会新风尚、健康教育、低碳环保、应急防护、健康养生、反邪教、文明社区建设、防震减灾宣传栏等，同时绘制弘扬民族团结、拥军拥属、人口文化、科普知识、邻里和睦等内容的彩绘墙；在楼栋单元门口张贴涵盖民族团结、倡导文明等内容的对联。五是社区利用少数民族节日和民族团结宣传月等机会，宣传民族政策与法律法规，弘扬辖区内民族工作及民族团结进步的典型事例，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居民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民族团结教育，逐渐的让“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的思想深入社区居民的心中，营造了民族团结平等互助的良好氛围。
3、因地制宜，搭建社区民族团结活动载体
浅析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 篇6
关键词：社区；社区文化；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50-02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球化、数字化发展的时代境遇中，人们生活质量在不断地提高，所表现出的文化含量和文化价值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显现出来。伴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社区文化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又少数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即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和风俗习惯等与一般的城市小聚居有所不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必将推动我国社区文化发展的进程。
一、社区文化的界定
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社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职责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社区文化建设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地突现，加强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建设，能够直接影响社区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社区的定义
“社区”是英文“community”一词的音译，一般是指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并根据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有机体，是在一个地域范围内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所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外延主要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
2.社区文化的定义
“社区文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窦·梅森所提出来的。一般是指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里的居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以及在不断地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习俗传统和群体意识。在我国，关于社区文化的定义，国内尚无一致的说法，一般来讲，社区文化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居民为了保护和改善自身居所的条件、形态及其氛围经过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特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是一种与之相融合而成的精神活动、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共同生活并存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语言，也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已经被视为有效的生产力，社区文化建设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力度还比较低，主要是受民族地区自身的地理条件所限制，由于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对民族地区市场开发也会相对差，加之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等原因，使得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水平较低。当前，民族地区经过多年的积极实践，由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热情参与及其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又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工作的开展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1.社区文化建设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但思想认识上还未能统一
由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你来我往，互相学习借鉴，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使各民族社区对文化传统具有了长期认知的社会实践。近年来，各民族间的文化接触、交往和交流有了可喜的进步，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形成了多维度的存在场景，社区文化蓬勃开展，持续不断。民族地区具有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时，注意把文化资源优势变为具有特色的社区文化优势，利用民族社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活动。
目前，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建设的认识不是很深刻，造成了社区文化建设的思想观念不能够适应当代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社区文化与一般的群众文化或者是群众文艺等同起来；第二，把社区文化仅仅是作为丰富群众生活的一种乐趣；第三，把社区文化建设错误地理解为开展各种娱乐活动；第四，把不同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等同起来。例如在民族地区，大多数人认为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只是为了休闲、娱乐及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因而把社区文化建设看做是摆设，视为可有可无，对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共识。
2.社区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多彩，但居民参与自主性不理想
我国社区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呈现出来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水平也在不断地有所提高。为适应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应该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当地民族文化的特色，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健康发展，文化基础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资源和推动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利用其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积极发挥民族地区的优势，营造了团结、奋进、繁荣的社区环境。
社区文化建设只有吸引广大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使之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和熏陶，才能把社区文化建设推向前进，但是，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形式过于单一，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还没有显示出来。社区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发展社区文化必须使各种文化达到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社区文化建设目前还没有达到兼容并举的效果。在当前的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教育方式还很少见到，更多注重通过政府部门、党的组织经群众性组织来从事文化价值的灌输，实际效果不明显，目前民族地区大部分社区的文化建设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加之社区文化活动形式不多，内容缺乏吸引力，使得居民参与自主性不理想。
3.社区文化工作者的素质有所提升，但在管理上存在着弊端
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同社区文化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甚至起着关键性作用。社区文化工作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社区文化工作的质量和实力，民族干部既是社区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又是组织各种文化活动的推动力量，文化工作者素质的提高对于加速提高单位文化活动的水平有着非常的作用，近年来，社区文化工作者的素质有了普遍提高。
目前，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管理仍然存在着弊端。一是社区文化管理机制不健全。在一些民族社区，虽然建有社区文化共建组织等的机构，但常常为政府意愿的体现，通常是政府要求做什么，大家就为了完全成任务而去配合做什么，这种现象反映了民族地区社区成员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二是在利用社区文化资源上，一方面一些具有特色的民族社区文化资源闲置，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开发，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社区文化资源存在着紧缺。在资源的有效利用中，不能够把机制搞活，造成了对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偏重于集中。因此，社区工作者容易忽略社区文化工作的管理，使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建设难以适应整个社区的建设和管理。
4.社区文化经济投入不断增加，但仍存在经费不足，行政化色彩严重
社区文化建设需要经济的投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拿出大量资金用于社区文化建设。同时，政府还不断地鼓励社会各种投资，建设社区文化产业，既满足了民族地区社区人民的文化消费，又加速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是在党和政府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一方面政府目前却没有对民族地区文化财政作专门的预算，民族地区在文化建设上面临着严重的资金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由于社区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很多工作都要依托社区才能萿实和加强，具有严重的行政化色彩，从而偏离了民族地区本身的自治性质和功能。
三、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的困境分析
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目前仍然处于开创阶段，社区建设当前所拥有的经济能力非常有限。由于民族地区建设水平较低，社区文化建设目前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建设中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1.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凝结了不同地域人们的思想观念
在民族社区中，社区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社会化过程，社区成员所拥有的政治观点及其文化价值是形成社区文化的根源，对于社区价值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当前的民族地区的社区文化建设中，主要是通过有关政府部门、党组织以及群众性组织来从事社区文化工作，而社区成员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方式还没有形成。
2.民族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导致社区文化活动形式单一，缺乏自主参与意识
民族风俗习惯是社会意识范畴之内的，它是受一定的经济基础制约的，它受本民族的习惯及其价值观念所支配，民族地区的居民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在各种生产生活的领域和各种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特殊的行为心理和行为方式。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地区的居民一代代所传承下来的，它继承了原有的民族性和民族特点，并且传承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民族风俗习惯的传承中虽然出现了历史的变异，但却只是在相对稳定中发生渐变而已，在民族地区的社区中，因为一些民族社区成分的复杂性，导致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缺乏自主意识，而且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民族传统文化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也会受到影响，这种影响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在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社区居民缺乏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意识。
3.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发育滞后，目前处于被动状态
在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中，目前管理队伍和服务队伍人才匮乏，阻碍了社区功能的有效发挥，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水平较低，社区文化建设当下仍处在接受和应付的被动状态中，社区文化骨干队伍的建设显得薄弱，而且缺乏动作机制，在社区居民参与活动中，参与主体和参与形式都比较单一，这就使文化的功能没有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4.经济状况导致民族地区社区文化建设难以开展
在社区文化设建设上，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区，文化设施较为齐全，文化活动开展的较好，且活动质量也会较高，能充分发挥社区文化的功能，而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后，而且与经济较好的地区相比，差距也十分明显，在社区文化建设中面临着各方面的困难，文化设施也比较落后，各种文化活动难以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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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7
一、社区概念的界定
社会学家们对社区 (community) 概念有多种定义。根据国内外大多数社会学家的解释和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 可以认为社区是指由居住在某一地域里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 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实体。根据上述对社区的界定, 本文所研究的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村、西双版纳傣族园、大理洱源西湖白族村、香格里拉霞给藏族村均可以视为一个社区。
二、具体案例介绍
(一) 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案例
1. 现状研究
大沐浴社区 (龙河村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 位于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北约1.5公里。大沐浴村分为上沐浴和下沐浴两个部分, 是典型的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 有着美丽的田园风光和热带果园。村中的槟榔树风姿绰约, 极富热带风光特色, 美丽的漠沙江 (红河的上游部分) 环村而过。村中有105户居民, 约370人, 为花腰傣民族中的傣雅支系。
据当地居民反映, 大沐浴的旅游从1999年就开始了, 游客主要来自玉溪、昆明等地, 此外还有少量外省人和外国人。但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较差, 特别是卫生和住宿条件的限制, 游客通常只是在村子里做短暂的观光游览, 不在当地吃、住。因此, 当地居民从旅游中获得的收益十分有限, 主要靠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赶“花街节”提供农家食宿 (1999年当时价格每人5—15元/天, 现在虽然价格提高了, 但仍然较低。) 来赚取很少的收入, 旅游收入缺乏持续性, 当地旅游仍处于旅游开发的初期。要开发当地旅游, 重点是要想办法让游客留下来食, 宿, 增加在当地的停留时间, 以增加旅游收入。
随着洒大槟榔园花腰傣系列旅游项目的推出, 洒方面越来越强势, 并最终居主导地位;大沐浴花腰傣旅游逐步衰退, 处于边缘化状态。大沐浴本是“花街节”的发源地, 以往的花街节基本上在大沐浴举行, 但由于经济、影响力、基础设施、旅游承载力、政府部门等多种因素的原因, 如今“花街节”的举办却改在洒的大槟榔园, 大沐浴反而成为一种陪衬。大沐浴花腰傣旅游基本上还是“一日游”状态, 且客源极不稳定, “三天打渔, 两天晒网”就是目前的状况, 社区居民对此感到十分失望, 当初的热情也逐渐消退。时至今日, 大沐浴的花腰傣旅游除了重点关注“旅游黄金周”和“花街节”项目之外, 其他项目处于放任自流状态, 任其自生自灭。
2. 问题分析
大沐浴花腰傣旅游项目虽然从1999年开始就启动了, 时至今日, 虽然政府、村委会、外来投资者、社区居民对此进行了不少的持续投入, 如修建了花腰傣特色的寨门 (鸡枞帽式样) , 建设了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 村内修建了花腰傣文化展览馆 (展示花腰傣的纺织工艺、刺绣工艺、竹编工艺等等) 、文化活动室 (也作为旅馆、供游客使用) 、大沐浴漠沙镇傣韵幼儿园, 村中的旅游设施基本上都重新做了规划和修建, 村中的道路很多都修成水泥路, 改造并修建花腰傣音乐、舞蹈展示表演舞台, 但现代气息太浓, 花腰傣民族的特色、纯朴在逐渐消失, 而且从实际运作上看, 在经济方面很不成功。从笔者进行的田野调查、对村民的访谈 (包括幼儿园老师、民间艺人) 来看, 他们明显表达出对现状不满———对发展状况、未来发展目标不明, 对收益分配、参与程度、社区发展、村寨建设方面的不满尤为突出, 他们迫切希望能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出现来打破、改变现状, 带来新的希望。但未来应该怎么样?他们也不清楚, 只是感到茫然!
大沐浴社区目前旅游处于观光一日游状态, 游客在村寨中停留时间短, 用餐者较少, 基本不住宿, 导致旅游收入较少。村寨内花腰傣居民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 基本改穿汉族服装, 不穿民族服装, 导致村寨内花腰傣民族文化氛围弱化, 进而影响到游客对花腰傣民族文化气氛的体验。游客中本国人主要来自新平县城、玉溪地区和昆明地区等周边主要地区, 外省人较少, 外国人主要是进行科考旅游、文化交流, 以及一部分背包客。这反映出游客对花腰傣民族文化虽感到神秘, 但实际了解较少, 认知程度不高。因此, 有必要对大沐浴花腰傣少数民族社区旅游产品重新进行规划、开发、设计, 重点突出参与式和体验式旅游产品, 重点解决游客到大沐浴看什么、参与什么、体验什么、感受什么的问题。其次, 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花腰傣民族文化旅游的营销工作, 提高游客对花腰傣的认知度, 扩大游客市场, 特别是省外游客市场, 增加游客数量。
嘎洒花腰傣 (傣洒) 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已经显示出对大沐浴花腰傣 (傣雅) 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的发展造成了威胁, 强调傣雅鲜明的特色, 突出傣雅与傣洒的差别, 开发出与嘎洒傣洒风格有差异性的旅游产品, 是提高大沐浴旅游竞争力, 应对威胁必须走的路, 也是大沐浴旅游下一步发展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大沐浴花腰傣旅游项目的经营与管理应该进行变革, 从家庭来看, 家庭经营的与旅游相关的项目应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为游客提供花腰傣 (傣雅) 民族风味餐饮, 要求尽量做到原汁原味, 同时也要适应照顾来自不同地方游客的口味, 其中饮食的安全性和卫生性是必须重点考虑和保证的内容。
第二, 经营家庭旅馆是获取旅游收入的较好方式, 但并不是每户村民都有条件和能力开办的, 可以先选择几户有条件、有能力、有经营意愿的村民作为重点示范户, 对重点示范户应提供客房布置、简易卫生间修建及简易的太阳能热水器装配使用, 客房、餐饮经营与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培训可由课题组和村委会合作, 采用PRA方式进行) , 在重点示范户取得成功后, 其他村民可以模仿、跟进, 成为大沐浴村民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 手工艺品也是开发为旅游购物品的较好出路之一, 大沐浴傣雅的服饰、竹编产品、风味食品、自酿酒等就具备开发价值, 各家各户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传统工艺技术, 进行独立经营或联合开发经营。
第四, 村民根据自身生产和生活的特点, 设计并组织一些乡土性较强的参与型和体验型旅游活动, 如带领游客参加插秧、割稻、种苦瓜及水果的种植、护理、收获的农事活动, 或进行捉鱼虾、捞田螺、捉黄鳝等活动, 这些活动对长期居住在城市的旅游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第五, 各家各户可以按照公平的原则, 以排队的方式, 轮流派人参加在寨心广场 (民俗活动广场) 举行的民族歌舞表演和民俗活动, 这也是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
家庭经营的管理方式通常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核算、自我管理方式。
从社区建设方面看:
(1) 重视社区居民 (当地居民) 的乡土知识和技能, 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2) 建立游客接待中心 (可以考虑与课题组合作) 。
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 向游客提供村寨的地图, 并向游客指示各户人家的具体方位及村中的各条小路的具体线路。
第二, 介绍住宿, 以方便游客进行选择。
第三, 设立旅游服务小组, 根据村中开展的具体旅游项目, 为了给游客提供较好质量的服务。
第四, 游客接待中心要与相关旅行社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享利益, 共同开发市场。
3. 设立旅游建设基金会
该基金主要来源于门票收入提成 (应不低于门票收入的20%) 、当地政府的部分捐助、游客或相关企业或组织的捐赠、旅游活动的各项收入中提成 (提成比例以5%为佳) 。基金主要用于与旅游项目有关的各项活动。基金的使用必须置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 定期公布账目, 实行民主管理, 财务公开, 专款专用。
4. 建立良好的卫生环境
首先, 要设专人定时打扫卫生, 并对卫生进行维护;其次, 对村中公共厕所的卫生要给予保证和维护,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应考虑对村民各家厕所的卫生改造。
(二) 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1. 现状研究
西双版纳傣族园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罕镇 (橄榄坝) , 离景洪市27公里。其规划占地336公顷, 包括5个傣族自然村寨———曼将 (蔑套寨) 、曼听 (宫廷花园寨) 、曼乍 (厨师寨) 、曼嘎 (赶集寨) 、曼春满 (花园寨) , 是当地民族特色和自然风光保存最好的旅游景区之一。2001年傣族园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
傣族园的开发模式是以“公司+村寨+农户”来进行的, 在员工雇佣方面, 近50%的员工 (约120人左右) 是雇佣傣族园5个村寨的居民。园区内的居民积极参与旅游及其相关活动, 参与旅游活动成为当地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具体形式主要有: (1) 自己投资, 经营“傣家乐”, 经营傣族风味餐饮、傣家竹楼民居参观和住宿等活动; (2) 在获得允许的条件下, 在傣族园内进行旅游产品的销售, 如销售各种旅游商品, 经营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摊点、烧烤等; (3) 成为傣族园的员工, 参加傣族园内的具体工作, 如泼水节活动、安保卫生、歌舞表演等。
2. 问题分析
傣族园在开发初期, 遵循“产权原则”和“谁投资, 谁受益”原则。傣族园内居民可以利用自己的傣家竹楼搞傣家乐、傣族民俗表演和住宿等经营;而对门票收入则采用“谁投资, 谁受益”的原则。傣族园公司对傣族园的经营也做了如下的工作: (1) 改善园区内村寨旅游环境, 按旅游需要修建娱乐设施、主干道、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 全面实施村容、村貌的改造和建设。 (2) 公司每年支付5个村寨景点保护费40万元:对征用的860亩土地, 每年傣族园公司公司支付傣族园居民的土地补偿金23万多元, 近年来土地租金有所提高。 (但比起外面的土地征用, 傣族园的土地租金明显偏低) (3) 傣族园公司每年对孤寡老人及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慰问, 发放慰问金及慰问物品;对5个寨子村民发放1 000—3 000不等的奖学金, 并对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金等。 (4) 除招收园区内居民成为傣族园公司员工外, 公司还积极吸纳园区内居民参加到泼水活动、织锦、刻制贝叶经等表演性活动, 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 增加居民的收入。但是对于傣族园的收入中占很大部分的门票收入 (傣族园的普通门票价格是100元, 黄金周150元, 团体50元, 本地人20元) 由傣族园公司收取。
随着时间的流逝, 傣族园公司对利益分配开始淡漠, 合同中一些应履行的内容因种种说不清的原因被慢慢拖延和淡忘。虽然每年5个寨子的村长都会就此问题与傣族园公司进行交涉、协调, 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 反而矛盾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甚至出现园区内居民联合起来对抗傣族园公司、围堵公司办公室、不配合公司的日常管理、阻止游客进入傣族园等, 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乡政府、镇政府出面协调, 但双方互不信任、互不相让, 没有什么效果, 情势愈演愈烈。最后, 由州旅游局每年支付傣族园公司2 000万元, 取得傣族园的经营权, 并委托傣族园公司进行管理, 且规定了村民可以参与到门票的分红, 才告一段落。从2012年6月份开始, 傣族园公司便开始和五寨村民就利益分配问题开展多次协商, 最终于7月底与5寨村民签定补充协议。协议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傣族园景区的实际门票总收入 (扣除营业税及附加后) 每年按15%提取并返还给村民;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48年12月31日《西双版纳傣族园开发合同》终止, 每年按20%提取并返还给村民。合同签定后, 傣族园内部管理工作理顺了很多。
(三) 大理洱源西湖白族村案例
1. 现状研究
大理洱源西湖是云南省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苍山第一峰———云弄峰山麓, 为高山平坝淡水湖。西湖湖面约5.5平方公里, 是国家AA级景区。湖中有六村 (张家登、清水塘、东登、中登、南登、海塘) 七岛, 是唐六诏邓琰诏遗址。
洱源西湖于2007年由大理海之源西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正式开发经营。景区建筑面积20 000多平方米, 一期建设投资5 000多万元, 集“会议、餐饮、客房、休闲、娱乐”于一体。目前景区拥有功能齐全的中、小会议厅、茶室、棋牌室、接待中心、司陪休息室, 有近40多间白族风格的客房、800多个餐位的中餐厅及豪华厅房、具有民族特色的大型停车场以及白族歌舞苑、西湖当地小吃街、民族工艺街、打跳广场、观景台等, 景区设施古朴典雅, 环境温馨宜人, 服务周到。
2. 问题分析
大理洱源西湖的开发是由大理海之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所建成的旅游景区相对独立、集中 (与附近西湖南登村虽然相联接, 但基本上互相独立, 相互影响虽然有, 但从目前来看, 基本上影响不大) 。大理海之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对西湖进行规划和开发的权利, 并进行西湖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负责西湖的生态保护, 独立享有西湖的旅游收入, 主要从门票、提供歌舞表演收取费用, 提供乘船观湖 (每一趟每只船可坐1—8人, 每个人平均价格为30元;负责划船的居民每趟无论坐了几个人都只能收取20元, 其余都是旅游开发公司所得) 以及住宿餐饮服务 (住宿全由旅游开发公司提供, 并无社区居民参与, 主要餐饮也是由开发公司提供, 社区居民只能提供特色小吃) 。
参与到西湖旅游的社区居民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直接参与其中, 社区居民参与的旅游项目主要有提供特色餐饮、售卖纪念品、为游客划船以及为景区提供清洁服务。其中, 出售纪念品的有4家, 卖特色小吃的3家, 为游客划船的有73家。但这些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太大的经济效益, 反而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以较低价格征用了他们的土地, 西湖旅游开发公司对西湖的承包费用并没有发放到居民手中 (西湖所属社区共有) , 比较起来, 社区居民在旅游中收益是很小的。从笔者对南登村村民的访谈中可以清晰感触, 他们对西湖旅游开发既兴奋、支持, 但又失望、无奈, 甚至莫名其妙的愤怒, 各种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耐人寻味。
由于西湖的开发模式是外来投资者独立开发, 社区居民一般不直接参与到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他们主要是因个体经验技能被旅游企业吸纳为较低层次员工, 以及租用摊点出售旅游纪念品和餐饮小吃的形式从中获取收益, 或者被直接排除在旅游业之外, 因此, 旅游对社区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西湖景区平均每天接待游客数达500多人, 每年的春节、五一、十一3个黄金周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 如2012年春节黄金周西湖景区共接待游客6 650人次, 平均每天接待950人。由于游客数量的逐年增多, 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但由于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西湖进行各项有效保护措施, 并未对社区环境造成太大伤害。
(四) 香格里拉霞给藏族村案例
霞给村 (即次尺地村) 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城东南18公里处, 是一个典型的藏族自然村, 隶属红坡村公所管辖。它处在县城至碧塔海风景区的公路旁, 距公路约300米。目前, 它已经成为碧塔海风景区游览客人常选择的体息地, 又毗邻碧塔海自然保护区 (距碧塔海风景区仅有2公里) 。
2001年中甸县改为香格里拉县, 给迪庆州的旅游带来了发展的机会。霞给文化生态旅游村通过了省旅游局关于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迪庆州旅游局关于生态农业旅游示范点的评审, 开始试营业, 2005年10月1日后正式营业。在试营业期间, 凡是选择昆明地区旅行社诚信合作联合体下属的任何一个旅行社的旅客, 都将享受这一个景区的免费游。
霞给的旅游意识萌发自碧塔海马队, 霞给最早的旅游经验也来自于碧塔海马队。碧塔海马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 36匹马中, 每户只能出2匹, 由一人照管, 该户马匹在碧塔海往返一天之后, 必须隔上4—5天才能再去。这样, 既保证马匹不被闲置浪费, 又保证每户村民都有均等赚钱机会;既公平又合理, 还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争斗和恶性竞争。这种类似行会自律的管理方式, 对以后在霞给开展家庭接待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 霞给村的旅游开发项目
霞给温泉:距天生桥5公里有一处丰富的地热资源, 在1平方公里场所里的范围内分布着近20眼温泉, 下给是最大的泉池, 直径1米, 水温70℃左右。这眼泉水是治疗胃病的神水, 患胃病慕名求采者络绎不绝。
生态园村观光:霞给村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青稞、土豆等农作物大量种植。
乡村民俗风情旅游:迪庆霞给藏族文化生态旅游村, 把藏族民众日常生产习俗及生活场景鲜明地勾勒展现。在魅力永恒的藏族家民居中, 您将感受到藏族人民传统的酥油糌粑待客礼仪与婚娶的习俗, 激情奔放的锅庄与弦子舞让您感染藏族民众丰收时节的喜悦与希望, 在手工艺作坊里你将感受到藏族人民独具慧眼的艺术风格和别具匠心的智慧。
宗教朝拜:噶丹-德吉林寺是藏区目前唯一一座集中供奉藏传佛教八大始祖的佛像的寺庙, 寺庙收藏并开放展示宝贵的《甘珠尔》、《丹珠尔》、《密宗集》等经书宝典, 是当地藏族民众举行盛大的法事活动及朝拜的圣地之一, 也是游客观光旅游的目的地。
2. 问题分析
霞给村旅游开发虽然取得较大的成就,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如下:
(1) 产品结构单一, 季节性强,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2) 产品品牌不突出, 促销渠道狭窄。
(3) 经营者素质不高, 管理理念与经营意识匮乏。
(4) 整体服务水平不高。
三、案例分析
从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案例来看, 大沐浴社区旅游开发与大沐浴花腰傣社区合二为一, 社区建设是以社区旅游开发为主进行规划和实施的, 因此, 社区建设是按照社区旅游开发中的社区旅游功能配置来安排和建设的, 村寨的寨门、村寨内的道路、旅游表演舞台、民族手工技艺展示场所等都规划和修建得较好, 村容村貌较为整洁、干净, 符合旅游经营的条件, 并且在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 村中还建立了幼儿园、服务中心 (主要承担游客住宿和花腰傣歌舞表演工作) , 组建了经营和管理的团队。但由于市场原因, 与洒大槟榔园旅游竞争失利。大沐浴旅游本身受经营项目单一、经营能力不高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大沐浴旅游开发并不成功, 时至今日, 除了继续重点经营黄金周旅游、周末的游客来访之外, 平时只有一些旅游散客来访, 旅游开发的经济收益并不显著, 村中除杨应武、白世光、白万成等少数几人在旅游经营中获得相应收益外, 其余村民并没有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实质性经济利益。因此, 大沐浴社区旅游开发从当初的轰动、引人振奋、喧嚣, 终于归于平静, 村寨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村民们仍然以务农为主、打工为辅进行日程生活。村中少数几个富裕起来的人开始翻盖新房子, 新房的建设是砖瓦式楼房, 而不是传统的土掌房, 这与村中花腰傣民族风格相比有些不协调。但村中村民对此还非常羡慕, 若今后大家都照这样加盖房屋, 大沐浴花腰傣社区的民族风情特色将遭受极大的损害。
由于大沐浴花腰傣社区旅游开发在大沐浴社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下滑, 大沐浴社区又回到以前的状态, 同千千万万个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一样, 社区的经营、管理建设又恢复到从前。尽管社区旅游仍然在进行, 但其重要性已经大为降低, 社区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无论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看都在降低, 对于大沐浴花腰傣社区建设来说, 社区旅游开发曾经是主流, 但至少在如今, 它的主流地位已经动摇。
从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来看, 在西双版纳傣族园“公司+村寨+农户”模式中, 公司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 旅游开发与经营中的绝大部分收益为公司所获取。社区居民处于弱势地位, 通常要挂靠公司生存, 在公司中也只能担任清洁、园艺、歌舞表演、泼水节活动、导游、旅游工艺美术品销售等收入较低、较累的工作, 基本上不可能进入公司的决策层;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导致利益分配上社区居民基本上没有决策权和话语权, 其自主意识也不可能得到体现, 旅游收益像公司方面倾斜成为必然;此外, 作为旅游开发和经营的最重要资源———自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权属问题和价值评估问题仍然模糊不清, 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被严重低估, 导致当地居民难以凭借优势旅游资源来获取应得的利益, 形成“谁管理, 谁拥有;谁使用, 谁获益”的现实局面。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并没有较好地发挥作用 (政府过于关注GDP效应和维稳作用) , 有缺位的嫌疑。这一切使得傣族园“公司+村寨+农户”的模式存在较大的隐性危机。在经营状况较好时, 一切问题都会隐蔽起来, 一旦经营出现不顺利或商业周期波动, 一切问题都会浮出水面。此外, 随着社区居民眼界的日益开阔, 其自主权利意识的觉醒, 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行动, 要求重新界定旅游资源权属和评估旅游资源价值会成为必然, 这必然会对现有的“公司+村寨+农户”经营模式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如果处理不好, 后果将难以预料!西双版纳傣族园的园区建设 (社区建设) 是以园区旅游开发为核心的, 从景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方面来看, 是较为可取的;但在社区权利 (权力) 的界定、分配、社区资源商业化价值及分配、社区财政、社区服务、社区工作队伍方面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从大理洱源西湖白族村案例来看, 西湖旅游景区与南登村社区是相互独立的, 旅游投资方重点建设与西湖旅游景区相关的道路、停车场、绿化、景观、建筑等景区旅游项目设施建设和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 其他与旅游景区关联不大部分, 旅游投资不愿过多关注, 仅仅是整修相关道路而已, 因此形成西湖旅游景区负责旅游开发, 南登村负责社区建设的局面。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旅游只能是到西湖旅游景区从事划船、出售特色小吃和旅游纪念品、清洁打扫等工作, 从旅游中获取的经济利益有限, 南登村社区只能获得西湖旅游景区每年支付的、有限的对土地使用的经营费用, 其余的旅游收入均归西湖旅游景区投资方所有。目前, 西湖旅游的开发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阶段, 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进入, 投资方的旅游收益会越来越丰盛, 而社区居民从旅游中得到的收益却基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随着大量游客的涌入, 社区居民的宁静生活将会被打破, 经济对社区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将会显现, 特别是其负面影响和旅游开发的外部不经济性将会显现, 并且变得越来越显著, 社区居民将会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社区居民一方面对西湖旅游景区旅游开发收益产生羡慕—嫉妒—恨, 另一方面, 随着社区居民眼界的开阔和自主、独立意识的觉醒, 必然会对上述状况产生不满情绪, 双方由此会产生矛盾;若双方之间不能进行有效沟通、处理、解决这些矛盾, 矛盾将会进一步堆积, 预计二至三年内会诱发冲突。
从香格里拉霞给藏族村案例来看, 社区旅游开发与霞给村社区是合为一体的。霞给村的旅游开发早期是组织马队、驮游客进入碧塔海开始的, 并逐步发展到民族特色餐饮、住宿、歌舞、娱乐上来, 旅游开发给霞给村社区带来了较大的收益, 由于经营能力、经济能力上的差异, 使得旅游收益分配并不均衡, 主要是以汪堆为首的七户人家获得大部分收益, 其余人家收益较少、或者无关。霞给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藏族村, 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 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 虽然仍保持着藏族的特色、但现代旅游的气息很浓;社区内很多建筑、设施在建设上基本都是以旅游经营为主、商业化倾向很重, 舞台化和表演化气息、痕迹非常明显, 纯正的藏族特色、风格正在逐渐消失。在具体经营方面, 过于看重眼前利益, 缺乏长远眼光, 只满足于做一些最基础的藏家乐经营项目、歌舞表演、旅游纪念品出售等等, 这些经营项目层次较为普通, 收益并不高。此外, 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还普遍存在服务质量与游客实际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卫生清洁条件也不能让游客满意问题, 缺乏将将社区旅游产品做好、做大、做强、做成特色鲜明的精品的意识和能力。随着游客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和周边旅游景区、景点竞争的加强, 霞给村社区如果不能作出较大的改进, 则旅游衰退的到来将会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
在社区建设方面, 由于早期旅游开发是按照藏族的特色来进行, 比较注重公平性, 特别是引入PRA项目 (Participation Rural Appraisal) 指导, 民主、和谐气氛较浓, 社区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 旅游的开发与发展, 社区居民在经济上开始分化、贫富差距开始显现, 并且越拉越大, 社区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经济实力、公平性和民主性也大不如前, 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实在难以预料。
从和谐社区建设方面看, 社区建设与社区旅游息息相关, 如果社区旅游与社区本身结合较为紧密, 则社区建设中旅游的影响作用非常巨大。社区的规划、发展、经营管理基本上都是按社区旅游开发的需要来规划和实施的, 社区的硬件建设———社区道路、景观、绿化、卫生、环境等一般都开展得比较好, 但在社区旅游利益分配、社区权力分配、社区参与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诱发的矛盾在逐渐堆积, 若不尽早解决、, 任其发展下去, 将来会很危。, 对这方面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探索、研究根本解决之道。如果社区旅游与社区本身结合不够紧密, 甚至二者之间是相互独立或分离的, 则旅游开发对社区建设的影响作用较小。社区建设基本上能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 并在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委会的组织、领导下进行, 虽然建设速度不快、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但循序渐进, 未来仍可期待。
从我们的调研可以看出, 云南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与和谐社区建设相结合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各个少数民族社区由于基础条件、特点、区位优势、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但归纳总结起来主要社区参与问题、社区旅游利益分配问题、社区权利的分配与运作问题, 其核心问题是社区旅游利益分配问题。
对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 目前在解决路径上一般倾向于通过社区参与和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Theory) 理论来解决, 从各国的实践上看, 实行起来困难重重。特别在发展中国家, “社区参与”在缺乏实质性内容, 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 社区旅游开发及其收益主要是被政府、开发商、投资商所控制, 社区及社区居民所获仍是相对较少, 且公平性不足。
在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旅游 (包括社区旅游) 开发中, 首先要面临的是旅游资源所有权的权属问题限制。因为少数民族世世代代从事生产、生活、居住的社区往往就是旅游资源的所在地, 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资源可以有国有或农村集体所有二种形式, 但是对“集体”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确, 由谁来行使集体的土地所有权?行使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的实体是谁?界定也并不清晰。这必然导致权利真空出现, 人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如何来维护他们的权利。这样, 各级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从法律上讲都有权介入土地和资源的使用和管理, 形成“谁使用, 谁管理, 谁拥有, 谁获益!”的局面, 而当地社区居民反而丧失了应有的财产和权利。
我国少数民族社区旅游 (包括社区旅游) 开发中, 一般情况下, 政府处于主导和强势地位, 因此政府主导是必然的路径选择, 在此条件下, 政府官员中责任人责任重大, 其个人的理念、工作能力、清廉程度对旅游项目规划、设计、开发来说至关重要。
其实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利益分配问题就是一个经济利益分配问题, 既然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属于经济问题, 就应该按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式来解决, 让参与其中的平等主体各方来协商解决, 或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不应过多依赖政府, 政府也不要陷入其中, 政府只要做好提供“公共产品”、当好“守夜人”和“裁判”的角色就行了, 超出政府的角色范围, 只会好心办坏事, 适得其反。
经济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 不能仅就利益分配一个环节来解决, 要有系统的观点;要考虑利益产生的整个过程:利益产生的源头、过程、分配、救治手段 (争议处理机制和方法) , 按系统论的观点去考察、明确、分析, 才能予以最终解决。利益的产生源于对资源的开发、利用, 因此明晰产权、明晰各种资源的归属是分析利益产生和来源的基础。利益分配是基于对产权和各种资源归属实际利益的确认, 它同样是以明晰产权、明晰各种资源归属为基础的;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公平是具体的执行问题, 同样取决于上述的基础, 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法治环境, 对各种争议能够提供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和方法。因此, 应该从法律和经济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可以靠增权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当今现实条件下, 这个观点太超前了!在权利界定不清、行使权利难度较大、维权成本过高的条件下, 要求靠增权来解决问题, 真令人有“天方夜谭”之感!
因此, 从根本上解决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确权”。确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旅游资源、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 即明晰产权;二是明确行使旅游资源、土地等资源的所有权的实体, 同时明确该实体具备的权利和权力, 这是实际操作的基础。其次是“行权”。顾名思义, 就是依据权利来行使权力, 也就是社区旅游的开发过程中通过与各种内外部力量的对抗、博弈而取得对社区旅游的规划、开发、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控制权。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参与 (包括社区参与) 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权力 (实际控制权) 的认可、取得、执行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分配的政治过程。行权的实施有赖于完备的社会法律环境和政府的行政执行力的支持。再次是“维权”。维权就是维护权利实体行使权力, 获取相应的利益;对权利实体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受到的各种侵权行为和不公正待遇予以司法救济和行政支持, 这个方面, 政府应该责无旁贷。
遵循上述3点, 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分配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根本解决。
要保证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确实落实, 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解决, 那就是少数民族社区旅游资源在开发中的价值评估, 这直接关系到社区居民旅游分配的实现。通常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 投资方倾向于签订长期合同 (一般为20—30年) 来购买社区旅游资源的使用权,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社区旅游开发。由于社区旅游资源价值在开发前估值相对较低, 而随着社区旅游开发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社区旅游资源的价值将会出现较大的增值, 投资方将由此获得较大的、长期的、持续的投资收益。而对于社区旅游资源的所有者———社区居民来说, 由于签订了转让社区旅游资源使用权的长期合同, 并且在社区旅游开发前对社区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偏低, 使得社区居民在社区旅游开发中的收益相对固定, 且比较偏低, 社区旅游开发后, 由于社区旅游资源大幅度增值带来的收益也基本难以享受。长此以往, 必然会导致投资方与社区居民之间在旅游开发中利益分配上的冲突, 甚至可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 冲击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 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前、开发过程中社区旅游资源价值进行公正评估, 是评估投资方和社区旅游资源所有方分配旅游开发收益, 社区居民利益分配实现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性基础。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1.从社区旅游的角度出发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与村寨建设 (社区建设) 较好的方法。
2.社区居民参与为主、政府指导为辅的模式是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与和谐社区建设应该采用的模式。
3.设立社区旅游和建设基金, 建设好游客接待中心, 尊重并应用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是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与和谐社区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4.公平地解决社区旅游利益问题是实现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与和谐社区建设的核心与关键。
(二) 问题讨论
1. 现实中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实现问题
虽然笔者论证了“确权”、“行权”、“维权”是解决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利益分配的根本路径, 但在现实中, 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的于强大, 加上外来投资方资本力量的强势, 导致社区居民参与性降低, 处于次要地位, 无法起到主导作用, 因而社区居民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将会大打折扣。
2. 外来投资者利益与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协调问题
随着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的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 外来投资者的进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外来投资者来说, 投资利益是其最为关心的问题, 为此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扩大利润、提高投资收益,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任其发展下去会对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危害。因此, 外来投资者利益与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协调问题需要由当地政府、社区居民、外来投资者、研究人员共同参与协商解决, 这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 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问题
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的开发会给当地居民 (社区居民) 带来一定的利益, 对于每一个参与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经营活动的当地居民来说, 从利己的观点出发, 会采取尽量利用社区各种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公共资源 (这些资源是社区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公地”) , 降低经营成本, 扩大经营范围, 增加个人收益的做法。这些做法对个人经济来说是有利的, 但对外部来说会产生不经济的问题, 长期持续下去, 这些众多微小的不经济行为的综合效应会对社区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最终可能会重蹈美国学者哈丁所说的“公地的悲剧”的命运。
4.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村寨发展的问题
少数民族社区旅游开发的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村寨发展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仅从旅游的角度进行未免视角太单一, 最终结论的局限性太大。笔者认为, 应该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多方向、多角度进行长期的综合研究, 最终才会得到比较客观、全面、有价值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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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8
(一)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社区利益冲突。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利益主体包括内部的和外部两大类。相应的,利益冲突也包括两大类:社区内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内部利益冲突),社区与外部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简称社区外部利益冲突)。实际上,导游与旅行社之间,旅行社与政府之间,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游客与村民、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之间,旅游开发与环境之间都有可能存在冲突。鉴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只选取村民之间、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类型与根源进行剖析。
2、村民利益冲突。
按照参与旅游的方式及是否参与旅游,村民可以分为两大类:参与旅游的村民与未参与旅游的村民。参与旅游的村民主要集中于经营家庭旅馆、出售旅游产品、在旅游企业就业三个领域。按照参与领域的不同结合方式,又可以细分为四类:一类是既有家庭旅馆又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就业;二类是仅有家庭旅馆;三类是仅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四类是没有家庭旅馆,没有家庭成员在旅游企业上班,但是经营其他服务项目,如向游客销售特色产品等。其中一类和二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大经营户,三类和四类村民本文称之为小经营户,因其所得旅游利益少于大经营户。大经营户内部为争夺游客的利益冲突最为严重;小经营户之间为争夺在旅游企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益冲突,但是相比起大经营户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其程度要低得多,小经营户与大经营户之间为争夺经营家庭旅馆的机会也产生了利益冲突;未参与旅游的村民细分为两类:不想参与旅游的村民,想参与但没有机会参与旅游的村民。本类村民内部的利益冲突不明显,但与参与旅游类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是否参与旅游上。
(二)内部利益冲突的根源
1、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
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主要是群体内通过谴责、疏远或者驱逐方式得以发挥,激励作用主要是通过肯定、声誉方式发挥。在小范围群体内,声誉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非正式制度的功能还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但是,发展旅游后这种局面遭到一定破坏。虽然在发展旅游前村民之间也存在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冲突,非正式制度也在缓慢演变,但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像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那样对利益冲突的广度有如此之大的造就能力,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像经济利益那样对非正式制度的演变甚至是破坏有如此迅速和强大的能量,以至于在经济利益面前历代相传的非正式制度都要低头让步,部分村民锱铢必究,邻里甚至亲戚之间反目成仇,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已经下降了。而非正式制度一旦演变或者消退,就如泼出的水一样再也难以点滴不漏地收回。
2、正式制度缺乏。
在非正式制度作用消褪的同时,正式制度却处于真空状态,或者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有冲突。这更加剧了利益冲突的程度。在参与机会方面,绝大多数旅游开发商都以正式规则的形式如企业规章制度、开发商与村民或者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对参与资格、参与方式做出限定。在开发实践中一般从三个角度安排参与资格:首先考虑被征地(或租地)村民,其次按照接待设施条件,其三按照经营管理能力。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限定参与资格没有错误,毕竟一个企业和景区无法容纳所有的村民参与。但是,这种正式规则与社区的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冲突。在一些偏远少数民族社区,长期以来村民内部已经形成了绝对平等的观念,即使只能从某个机会中获得微小的利益,但是参与机会和基本均等化的微小收益对村民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哪怕参与旅游的收益在其收入构成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他们也非常重视公平地参与。
二、外部利益冲突类型及根源
(一)利益冲突类型
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属于外部冲突。这种冲突在旅游开发初期就已现端倪,在旅游烈性以后这种冲突可能扩大。
1、土地“被流转”引起了冲突。
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明确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因此集体的土地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流转给旅游开发商时村民并没有决定权,甚至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村民委员会都没有权利决定,由开发商和基层政府越过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直接决定了,在不完全知情和不自愿的情况下有些村民的土地部分“被流转”,有些则是全部“被流转”。村民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损害了,这为双方日后的利益冲突埋下隐患。云南文山普者黑旅游开发商自1992年始长达18年没有给19户村民任何土地补偿,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烈就是一例。
2、参与层次、收入、机会安排不合理。
村民和旅游开发商之间除了土地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旅游参与方面也存在利益冲突。一是参与层次和收入方面,村民在参与层次与收入方面均属于低层次,没有得到满意的收入,在村民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参与方式的安排无疑会引起利益冲突。二是参与的机会公平性方面,有些村民认为自己也符合参与条件但是没有参与的机会,不仅与参与村民之间有冲突,与旅游开发商之间也产生了利益冲突。
3、安静、安全生活环境被破坏。
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资本,管理,信息,游客,带来了经济结构与收入构成的变化,也改变了村民的交往面和生活环境氛围。不管是否参与旅游,村民都要面对旅游,面对游客,往日的生活秩序、氛围和习惯被打破,宁静的日子被高音喇叭、游客的嘈杂、景区内交通工具穿梭声所淹没,朴素的民风被无情的争利所瓦解,和睦的亲戚邻里反目成仇。以往安静、质朴的生活完全不存在了。村民安静、安全生活的利益得不到满足,非经济利益冲突由此产生。
4、对对方利责的错误界定。
在对对方利责的界定上,双方从自己的理解和利益出发为对方界定了一些权利和责任,这是未经过良好沟通和协调的界定,所以常会出现对方眼中的越界行为,利益冲突产生。如一些社区的村民认为,虽然旅游开发商只征用了社区部分土地但已经实际使用了整个社区,那么就要对社区的发展负责,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安排就业,帮助村民致富;而旅游开发商认为既然合同认可企业开发行为,那么不管村民是否参与旅游都应当服从企业的管理。这两种理解都是把对方责任扩大化的错误做法。
5、开发商没有兑现开发初期的承诺。
有些开发商在开发之前承诺村民许多参与事项,但是进入经营阶段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村民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利益冲突产生。一些民族村寨在发展旅游初期是非常欢迎旅游资本的,一般资本所有者在进入前都会给村民一些承诺,比如招工、改善环境、参与旅游、利润分成等等,有些承诺是分不同阶段给出的。这样,村民就形成了自己的“保留价格”。旅游资本的所有者也有自身的“保留价格”———只有从旅游中获得的利润不低于这个“保留价格”资本才会留在目的地。保留价格与实际分配到手的利益之间的差额称为交易利益。交易利益越小心理落差越小,表明利益分配比较公平,利益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越小。
(二)村民与旅游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
利益冲突根源与相应正式制度真空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冲突有莫大关系。
1、缺乏合理的旅游规划制度。
首先我国没有一部专门的正式制度对村民在旅游规划和经营阶段的参与主体地位及其利责进行确定,仅靠一些普适性的外在制度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利益主体的利责。村民在旅游规划阶段没有发言权,不能够就是否愿意发展旅游业表达意见,成为“被规划者”而不是“规划者”,这种背景下开发商及政府管理部门根本不必考虑村民的意见,除了有些旅游开发商和政府为避免日后管理困难象征性地征询村民意见,但这不是真正的参与规划。也没有决定参与层次与收入的权利。这样的制度真空从规划伊始就制造了利益冲突。
2、当地政府没有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排除了土地私有制,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方式控制土地流转权利;尽管《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一包30年不变,这期间承包者有权利决定土地的使用方式,但是由于这一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监管及反馈,这给某些地方政府部门随意征用土地制造了机会。因此,村民的土地才被地方政府和旅游开发商以议定的价格任意“被流转”,且没有对流转方式的发言权。上级政府要以强硬的手段保证地方政府严格按照现行土地流转程序、遵循土地流转原则处理土地流转问题。同时,也要审视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制度的价值基础与伦理基础。
3、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真空。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最主要的旅游资源,然而,能够利用该资源获益的是旅游开发商和极少数“精英”,并不是广大的文化传承者———村民,理由就是村民没有货币资本与经营管理能力。假如有某个正式制度赋予村民这样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资本,传承者拥有共同的产权,可以通过某种表决方式和程序决定是否使用该权利,那么,文化资本的所有者就能够与货币资本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权利:交易或者不交易,同时拥有参与层次与参与收入谈判权。如果没有该制度就从反面证明一个违反人类基本道德的事实:货币就是权力,可以凌驾于任何价值观之上。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村民初期的喜悦是由期望中的“保留价格”带来的,如果在外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交易利益的分配与预期相差比较大甚至巨大,即利益分配不合理,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产生。有些是温和的对抗,有些则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比如破坏旅游开发商的经营环境,拒绝参与旅游,破坏旅游资源或旅游基础设施,甚至与开发商发生暴力冲突等等。为了保持景区秩序,村民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旅游开发商、村委会和基层政府一般会出面予以劝解协调,基本依据的是非正式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利益到个体利益分配的正式制度。
但当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外部冲突产生时,调解和谈判就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外部冲突面前,有些社区的村民能自发组织起来轮流接待游客,然后对没有参与机会、没有参与能力的村民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但是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社区普遍没有这样的利益再分配制度,正式制度真空造成外部冲突难以化解。这类冲突的实质应当是村民与地方政府的冲突,但是由于村民认知能力并不能认识到这是制度真空所致,转而把冲突转嫁到了旅游开发商。
纵观村民内部、外部的种种利益冲突,主要根源都在于村民内部、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同时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也不完善或不合理,如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属于真空状态,土地流转制度不合理。在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同时,村寨内部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在逐步消褪。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两类利益冲突,必须从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保障制度系统入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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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9
一、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概况及特点
(一)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概况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位于开封市区的东北部, 因古时惠济河纵贯整个区域, 回族又多聚居于此而得名。顺河区总面积86平方公里, 人口约25.6万, 回族占10.7%。1953年5月18日, 河南省省政府批准顺河回族区成立, 是全国5个少数民族城区之一。顺河回族区内有许多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的居住圈, 主要形成如下的居住格局:
东大寺居住区。东大寺曾经被称为河南的首坊, 是开封创建年代比较早, 建筑规模最大, 也最有名的清真寺。民国时期, 该居住区已经具有很大的规模, 共有回族住户三千五百余户, 有一万六百多口人。
北大寺居住区。北大寺位于开封市的北门外, 曾经也是盛极一时, 但由于历史的变迁, 宋代形成的相当规模的居住格局已不复存在。据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人口统计, 当时回族住户约有三百到四百户, 主要居住于北门大街附近。
文殊寺居住区。文殊寺创建自唐朝, 历经宋元明清, 在元万历年间以及清乾隆年间都有重修。到了民国时期, 该居住区得到进一步发展, 已有回族住户三百余户。
其他居住区。除了上述三大居住区以外, 西大寺、三民胡同清真寺、王家胡同清真寺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回族居住区。各清真寺居住区之间互有联系, 统属于顺河回族区这一片区域,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
(二) 开封市回族的居住生活特点
从地理位置上看。回族人的传统是在居住较为集中的地方建设清真寺, 并且每日都要到清真寺内礼拜做功课, 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还会举行庆典。开封回族也不例外, 所以顺河回族区内有着大大小小很多个清真寺, 如开封东大清真寺、开封北大清真寺、宋门关清真寺、南教经胡同清真寺、开封北门大街清真寺、开封市文殊寺街清真寺等等。日久天长, 也就渐渐形成了围寺而居的寺坊制度, 构成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居住区。
从经济生活角度看。经济是居住区存在的基础, 穆斯林认为商业是真主所赐的神圣职业, 经济行为一直备受推崇。开封回族继承了回族善于经商的传统, 他们崇商重商, 勤劳致富, 追求着他们信奉的两世吉庆。在东大寺周围, 到处都是具有回族特色的店铺, 主要经营的是回族的特色饮食和手工艺品。众所周知, 开封曾是北宋的都城, 在饮食制作方面有着鲜明的宫廷特色, 精明能干的回族人在传统宫廷美食的基础上, 结合回族特色的民族风味小吃, 烹饪出了令人称赞的清真美食。开封的回族发掘了开封历史文化的资源, 成功地与特色商业结合, 为回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遵守教规信条, 难免与汉族人产生矛盾。于是, 相对聚居的区域对于回族人的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大到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交流, 小到日常清真食品的供应, 都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来保障。因此, 回族居住区和汉族社区是必然存在界限的。顺河回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变迁及原因
(一)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当地的回族在国家政策、城市经济、多元文化、宗教信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 传统的居住格局加速变迁, 渐渐失去其往日的特殊性。总的来说, 顺河回族区的变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回族围寺而居的教坊结构解体
如今, 顺河回族区的回族渐渐搬离清真寺周围的居住区, 分散到城市的各个区域居住。清真寺的核心地位不复存在, 回族对清真寺的依赖度减弱, 青年人礼拜次数减少或者停止礼拜。部分上或整体融入汉族居住区, 从封闭的寺坊制度走向了开放的多文化社区中。
2. 职业多样化代替崇商思想
开封回族由主要从事牛羊肉等回族清真食品经营, 转变为重视高等教育, 鼓励下一代走出回族聚居区, 获得更广阔的资源, 在职业观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3. 文化结构发生改变
城市化背景下, 由于回汉之间人民的交流增加, 回族居住区由单一的伊斯兰文化, 改变为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双重影响。居住区的回族既遵守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与宗教禁忌, 又尊重、理解儒家文化中的伦理纲常。
4. 居住区内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的回族家庭结构一般是以父权为主, 包含至少两对以上同代夫妻及其子女的扩大式家庭。而如今, 回族家庭与汉族家庭相近, 转为包含一夫一妻及其未婚子女的核心型家庭。不但人数上发生变化, 思想上也注入了新观念、新思维。父权不再是家中唯一至上的权力, 家中大事一般由家族成员民主决策。
(二) 开封市回族居住区变迁的原因
从以上顺河回族居住区的发展变迁过程, 可以看出该城市回族居住区的变迁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其中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
1. 城市区域规划影响
顺河回族区处于开封市老城区, 近年来为了促进城市发展, 开封市对旧城进行大面积的改造, 其中有不少街道与建筑都在回族居住区内。城市建设的发展使开封市几个回族居住区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位于北大寺居住区附近的解放路北段两侧, 北门大街两侧的房屋都被规划拆迁, 现在北大街清真寺周边只剩寥寥几户回族住户。因为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发或者扩路拆迁, 大多数回族不得不搬离居住区。文殊寺地处商业街闹市旁, 现在已经被商厦和步行街包围, 这样的环境太过嘈杂, 不适宜居住, 因此, 多数回族选择搬离, 在其他区域选择住宅。东大寺居住区是如今保存最完整的聚居区, 整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多拆迁改造的影响。但另一方面,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 周围城市街道与社区长时间得不到发展, 这里的生活条件明显滞后于开封市其他区域的发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是拆迁与旧城改造促使回族的寺坊制度被打破。
2. 经济基础的变化
随着开封市旅游业的不断发展, 城市商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全市各个区域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商业街与琳琅满目的门店。回族特色清真食品以及工艺品的门店在全市范围内都能找到。至此, 回族聚居区内的特色小吃市场格局被打破, 以前低成本小摊位式的经营渐渐失去了市场, 清真食品专供的市场也无力运营。世代从事商业经营的回族人纷纷脱离商海, 谋求另外的出路。在这种背景下, 开封回族的职业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由单一崇商转变为重视教育, 鼓励下一代走出回族聚居区, 努力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于是, 开封的回族更多的出现在各行各业中, 越来越多的开封回族搬离了传统聚居区, 他们已经摆脱了地域的限制。
3. 宗教文化影响减弱
宗教文化影响力减弱, 开封回族信仰虔诚度下降。究其原因, 不外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间彼此间的渗透和互动, 文化结构是回族社会实现整合与存在的核心力量, 主要体现在清真寺对聚居区的核心影响力。正因为如此, 回族传统居住区才能形成, 这一民族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文化反映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体现着文化。文化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 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的两个部分, 只要其中一个部分失调, 就会影响另一个部分, 最后也就破坏了整体的意义。现实中由于城市的区域规划, 回族的传统聚居区被分割, 街道与住宅在拆迁和旧城改造中消失不见, 回族人被迫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 寺坊制度终被打破。与之对应的宗教文化自然受到严重影响, 回族人远离了清真寺, 也就意味着远离了宗教信仰, 各自渐渐融入搬入地的文化氛围之中。
4. 回汉融合的趋势
目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的回族人数只占该区总人数的10.7%, 是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模式。近些年回族内部宗教文化的没落, 使得回族聚居区已经不再封闭, 往日严格鲜明的界限也不再束缚着居住区内的回族, 对居住区外的汉族也没有了阻拦。伴随着一部分回族的搬离, 回族人数进一步减少, 回族人的居住地越来越分散。相反, 聚居区内的汉族人口逐步增加, 朝着回汉两族杂居的居住格局演化。这样一来, 回族内部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不断被削弱, 汉族渐渐进入回族居住区, 汉族人进入回族社区带来了儒家文化的伦理纲常、日常习俗。这些新思想和新思维冲击了传统封闭的伊斯兰文化, 再加上宗教文化的没落, 很可能就此替代了回族人的风俗习惯, 使得回族人汉化, 更加不利于回族的传承与延续。
三、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发展的新思路
(一) 促进回族经济发展
开封市政府在规划回族聚居区的城市建设时, 可以将回族元素整合, 建设一条像西安一样的回族食品街或回族商品市场。同时鼓励和引导回族勇于打破传统经商的生活模式, 选择多样化的职业道路发展。一方面使回族特色食品和工艺继续大放异彩, 另一方面丰富回族人的经济来源渠道, 从而使聚居区的回族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使回族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二) 合理进行城市规划
开封市政府应该切实将国家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给予额外的帮助。比如, 凡是涉及回族聚居区的拆迁工作, 在实施之前事先了解当地回族居民的意见, 充分考虑宗教文化、经济补偿以及情感等因素的影响, 更加系统有序地进行城区规划。
(三) 维护加强民族团结
针对顺河回族区回汉民族交流的现状, 当前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民族团结工作。首先, 从教育入手, 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在开封市各区形成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各社区要充分利用多种宣传媒介进行回汉民族团结教育。其次, 要加强回族民族学校的建设。不断提高开封市回族中学的教学水平。只有回族人的文化程度提升了, 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 才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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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10
一、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情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种的地区, 有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俄罗斯、塔塔尔等47个民族共同聚居, 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和谐、团结局面, 阿克苏地区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 由38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
(一) 阿克苏地区人口分布特点。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 阿克苏地区汉族54万人, 各少数民族183万人, 根据阿克苏地区统计局官网数据显示, 2013年末, 地区总人口 (不含阿拉尔市) 245.75万人, 其中, 非农业人口78.17万人, 农业人口164.43万人, 城镇化率为31.81%。
(二) 阿克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阿克苏地区辖8县1市, 阿克苏地区文化系统下设艺术表演团体10个、文化馆10个、公共图书馆10个、文物局 (文管所) 6个、博物馆6个、艺术学校1所、文化艺术中心3个, 以上均为事业单位。基本情况是全地区84个乡镇都建有文化站, 其中国家援建乡镇文化站76个;46个国营农牧场中有41个没有建文化站;10个街道办事处126个社区未建文化室;1069个行政村中有897个村建有文化室 (为基层组织阵地建设) , 目前国家和自治区对村级文化建设项目在试点阶段。
二、阿克苏地区社区图书馆发展困境
总体来说, 阿克苏地区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发展落后、历史条件差、社区文化建设起步晚等因素的影响, 社区图书馆建设所必需的场地、人员、管理等配套措施均因为城市规划、社区规划、小区规划的功能缺失无法实现文化资源配置, 现如今主要困难由以下几点:
(一) 投入经费不足。社区作为一座城市管理社会人员的最基本最基层单位, 社区经费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和社区自筹, 社区自筹主要依靠所在辖区的共驻共建单位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政府拨款只能解决社区工作人员工资及日常管理经费, 由于城市管理权限和职能的下放, 共驻共建费用更是杯水车薪, 用于社区居民管理、居民教育、计划生育、普法维权、环境卫生等社区活动经费支出与日俱增, 相比之下, 社区图书馆属于投资大、见效慢、政绩不明显、管理麻烦的阵地设施, 现有经费条件下, 建设标准化的社区图书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 场地无法保障。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 文化发展被提高到与经济发展、生态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 因为文化阵地的缺失或作用发挥不明显, 久而久之产生的后遗症越来越强。以阿克苏为例,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宗教氛围越来越浓, 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虽然政府及有关部门大力宣传“三馆免费开放”文化惠民政策, 但是大部分群众仍然不愿走进文化场所。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对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概念, 不如去新华书店等消费场所踏实。社区图书馆必须要有必要的空间场地保障, 阅读虽然是廉价之举, 但是阅读行为养成则是一座城市、一个人文明程度最有力体现, 而阿克苏地区社区图书馆建设最大的难题就是场地无法保障, 这也是城市建设过程中与文化建设严重脱节所致。
(三) 文化管理缺失。随着社区职责越来越繁重, 人员编制很少, 聘用人员普遍素质较低, 几乎没有“闲暇”安排和管理社区文化建设, 只是为满足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硬性指标, 在狭小的空间建立一个文化墙、阅读角或小阅读室, 即使新规划建有阅读室, 也长期关闭或只为社区职工服务, 无法发挥社区图书馆的真正职能, 最根本原因是无人管理, 造成应付管理、仓促管理, 文化服务常常因此有名无实。
三、社区图书馆建设思路探索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延伸服务和主动服务已经成为时代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对图书馆提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首次把文化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列入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内容, 已经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历史高度, 更加说明了文化发展已经关系到全社会甚至是国家的全局发展, 没有先后、主次发展之说。文化正悄无声息的改变或影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文化是一切文明发展的基石和灵魂。
(一) 以“四馆一站”惠民政策为推手, 发挥社区文化阵地作用。自2011年7月以来, 阿克苏地区与全疆同步实现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服务。为保障四馆正常开展免费服务, 国家专门下拨了免费开放专项资金、自治区及地区也相应对免费开放资金做了配套。为保证免费开放资金专款专用, 图书馆把免费开放服务进一步延伸到了社区、乡镇、村, 主要是以举办流动图书、图片展、邀请专家进社区、进农村举办读者关心的讲座、利用传统节庆日举办趣味读者活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阅读的队伍中来, 但是这些都是短暂性服务,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人们希望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阅读服务, 但是文化发展和群众文化需求还是存在较大差距, 以免费开放为契机, 通过免费开放服务, 首先让民众了解自己的文化权益, 才能更好地利用公共文化资源, 进而提升社会整体文化素质和水平。
(二) 以文明创建绩效考核为手段, 保障社区文化服务持续有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 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把人治变为法治, 也是提高社区管理效率, 提高社区服务能力的强有力保障。这要求社区必须要有系统完善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做支撑。社区图书馆应该纳入到社区的年度考核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来。社区图书馆作为图书馆的延伸部门, 可以根据社区居民特点个性化配置资源, 为社区图书馆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 同时更加方便的为社区特殊人群、弱势群体提供文化权益保障, 总体来说, 社区图书馆发挥的作用是积极并长远的, 是不可替代的, 反过来会促进社区居民公民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高。
(三) 坚持以现代文化引领社区文化, 人才队伍建设是关键。做好社区文化工作, 关键在于培养文化骨干队伍。文化工作人才队伍是组织文化服务活动的核心力量, 社区因为工作任务繁重, 文化工作者几乎全部是兼职, 实质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发展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文化工作骨干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设立专职文化干事。在现有工作人员中调整1至2名工作人员, 专职干社区文化工作;也可以聘请社会上热爱文化工作的青年;也可以招募文化工作志愿者开展社区文化工作。二是加强培训与宣传。与共建单位或文化单位开展文艺、图书骨干的传、帮、带活动, 不断增进文化工作队伍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三是定期举办社区文化活动。通过组织开发文化活动, 了解群众真正需要什么, 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不断积累经验。
(四) 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 抢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阵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自治区八届七次、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指导下,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 新疆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产业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文化基础建设也迎来了更大机遇和挑战。应该做好以下准备:一是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水平。特别是社区管理人员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认识到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多谋文化事, 多干文化活。二是必须创造条件搞活动。不能因为文化活动场地和设施缺乏就不搞文化服务活动, 文化需要一种自觉, 这要求文化工作者, 每一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加入到文化发展的事业中来, 阿克苏地区每个社区民族成分多, 必须考虑差异化服务, 社区图书馆可以是流动书架、流动座椅, 可以是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员送还书, 可以是在社区举办的一场讲座, 可以是其他载体等, 总之, 通过在社区频繁开展读者活动, 不断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坚持文化工作长期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党的群众路线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要求, “干事要实”, 不能虎头蛇尾, 要坚持把需要长期才能完成的任务, 一任一任接力完成, 不能只干短平快、政绩明显的工程, 文化建设需要长远谋划, 长期坚持, 同时, 文化建设为社会带来的财富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摘要：本文从社区管理者角度出发, 分析了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图书馆发展困境, 社区图书馆建设思路探索, 发挥好社区图书文化阵地作用。
关键词：少数民族,社区,图书馆,文化引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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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11
关键词：摩梭 民族 社区 旅游产业 影响 综述
一、引言
摩梭人是我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少数族群之一，世世代代居住在西南川滇交界处，至今约有50000多人。他们依靠男不娶女不嫁“阿夏·走婚”习俗，男女暮合晨离，繁衍后代，以“母系血缘”为纽带，构建母系氏族大家庭，作为社会组织的细胞。长期生活在一个“以母为尊、以舅为大”、“重女不轻男”的和谐社会。
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历经27年考察于1947年在国外出版专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1942年就到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著名学者李霖灿所发表的《永宁麽些族的母系社会》一文，开创了国内摩梭研究之先河，随后研究摩梭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在读者眼前。可以说，国内外对摩梭族群的研究已经逐渐蔚为大观。摩梭人及“母系氏族”、“阿夏·走婚”等古老而奇特的文化也意识名播远扬，广为人知。1990年宁蒗县当局以泸沽湖丰富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资源为依托，进行旅游开发。泸沽湖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风景区，旅游业给摩梭村寨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文化生活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二、旅游发展对摩梭社区的积极影响
1990年旅游开发以前，泸沽湖摩梭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土地贫瘠，耕地较少，主要农作物仅限于土豆，人民生活贫困不堪。据县乡统计数据资料显示泸沽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工人的贫困地区。然而，自旅游开发以来，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在短短的几年间，泸沽湖地区的落水村和里格村分别占丽江市十大富裕村的鳌头，旅游业给摩梭社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母系大家庭以人口多，劳力、资金高度集中，纷纷盖起了客栈、餐舍，积极从传统农业经济投身到旅游服务业中，不仅使旅游地家家户户实现脱贫致富，还给其他周边村寨提供就业机会。
十余年来的旅游发展，使泸沽湖摩梭社会从血缘主导向地缘、业缘发展，在民间冲突、纠纷解决中，从传统的家族势力解决问题转向“村民公约”、“旅游行业自律条例”等现代民主裁决方向发展，在市场规律和民主法治的洗礼下，社会经济不断呈现向公平合理发展态势。
随着旅游发展，人们收入不断增长，摩梭人更加注重教育，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学生有了更多受教育、外出开阔视野的机会，学校教育与旅游发展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趋势。
三、旅游发展对摩梭社区的消极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为泸沽湖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使它由相对隔绝的境地呈现到人们的眼前。由于其他民族的不断涌入，改变了其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不同文化形态的族群之间相互杂居、相互交融，使得父系氏族文化对摩梭母系氏族文化由过去的包容态度转向直接渗透。母系大家庭不断被弱化，甚至面临瓦解的威胁。性别角色、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变化，妇女由传统的崇高至上地位向“当家不做主”发展，家庭管理开始由男性执掌，摩梭男女登记结婚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母系大家庭和“走婚”习俗这一极具特色的古老文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应旅游市场的强烈需求，原本只在特定的时间、场合，按传统的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礼俗、仪式、宗教活动，经舞台、荧屏程式化的包装、市场化运作，随时随地出售给游客，由于过度的渲染和低俗的猎奇，对淳朴的民俗风情和神圣的宗教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亵渎和歪曲的情形。这不仅忽视了摩梭文化的深层次内涵，而起对摩梭人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认同感、精神文化等有莫大的伤害。综合看来，种种影响严峻挑战着泸沽湖摩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如前所述，由于旅游开发，旅游经济对摩梭社会性别关系、家庭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旅游对摩梭社会的影响是复杂的、多向的、系统的，探讨这一问题当中，我们应以系统的观点，人文关怀与知识情怀并重的态度来研究。当问题碰触到甚至是威胁到摩梭文化之时，一些学者专家借此发难：“旅游要不要发展”、“母系氏族家庭要不要保留”、“阿夏·走婚要不要继续”。任何一个族群都有追求发展的权利，同时也有自己认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泸沽湖摩梭人的发展应当由自己自主地选择其想要的理想生活，外人无需以沙文主义思想去“支配”，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冻结式”的保护。政府和研究者理应在充分尊重摩梭人的主体意愿及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从“人本”思想的视角考虑摩梭的发展问题，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和保护观，理清经济、生态、文化的辩证关系，研究摸索出一条既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又不使生态多样性恶化、文化多元性断裂、消失的，确保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新型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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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社区 篇12
另外, 需要指出, 认识服务社区的含义, 应注意与社区服务相区别。社区服务是指政府、社区居委会以及其他各方面力量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务[2]。与此不同, 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有着特别的内涵。在服务者方面, 是以高校成员, 尤其是学生为主体, 不同于社区服务的政府等各方面力量;在服务目的方面, 社区服务是以满足社区成员需求为目的, 而边疆民族高校所开展的服务社区活动是一种互惠局面, 社区与高校各有所得。因此, 本文所言的服务社区是指由边疆民族高校开展的, 以学生为主体, 以服务学习为基本理论指导, 面向社区, 实现互惠局面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式。
一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活动的理论价值
(一) 在服务学习理论拓展与应用方面
1 进一步丰富服务学习理论内涵
简言之, 服务学习是指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将社区服务与知识学习结合起来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 当前关于服务学习实践的研究, 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关于边疆地区此方面的研究甚少。另外, 服务社区以服务学习为理论基础, 其能否顺利进行, 深受社区环境的制约, 而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 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 比如民族文化多样且复杂等。边疆民族高校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开展服务社区活动, 其实践经验, 有着重要研究参考价值, 这无疑是对当前服务学习研究重东部、轻西部缺点的一种弥补, 是对服务学习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
2 促进服务学习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应用
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活动, 作为一种实践, 需要理论的指导, 而社区服务的理论基础就是服务学习, 所以在理论层面上, 边疆民族高校对服务社区活动开展越频繁, 并及时总结经验, 就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服务学习理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应用。同时, 这种活动的开展, 拓宽了服务学习理论宣传渠道, 使得服务学习理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本理论的探讨, 而是更多地进入了实践层面。
(二) 在服务社区理念推广与机制创新方面
1 利于服务社区公益性理念的推广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高校所开展的服务社区活动, 应该实现产业化, 采用经营性策略。但是, 我们应认识到高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业, 不能完全经济化, 更应认识到, 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 是高校发挥自身社会职能的体现, 更不能完全产业化。再者, 利益干扰下, 高校和社区双方也很难实现共赢的局面。所以, 只有服务社区的理念以公益性为核心, 才能不至于偏离方向。边疆民族高校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开展的服务社区活动, 也是对公益性理念的推广。
2 利于实现服务社区管理机制的创新
服务社区管理机制的核心问题, 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处理服务社区活动中经营性与公益性的关系。边疆民族高校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东部发达地区不同, 除了呈现出民族文化的差异, 经济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所以经济收益也难免是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学习活动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 如何处理服务社区活动中经营性与公益性的关系更加重要。现有的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实践, 利于实现这方面的机制创新:兼顾两者, 以公益性为主, 同时辅之经营性运作方式,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经营性运作方式, 只是为了在实现社会效益前提下, 适当获取经济效益的一种措施, 而不是单纯以经济收益为目的。
(三) 在发展综合实践课程和推动田野工作方面
1 进一步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
综合实践活动是国家规定的、面向全体学生、基于学生直接经验和体验, 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 体现对知识的综合应用的综合性课程[3]。根据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界定, 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社区服务作为综合实践课程的重要内容, 有着重要价值。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第一, 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种践行方式, 服务社区可以推动综合实践课程的具体实施和应用;第二, 实践经验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2 利于服务学习与田野工作的有机结合
边疆民族地区有着民族文化多样的独特优势, 这使得边疆地区的某些社区成为田野工作的首选之地。边疆民族高校广泛开展服务社区, 在两方面可以促进服务学习与田野工作的有机结合。一方面, 有助于高校建立服务学习与田野工作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 推动高校课程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可以更多的接触优秀研究人员, 在扩大本民族地区文化影响力的同时, 与研究人员形成良性互动, 促进服务学习与田野工作的有机结合。
二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活动的现实价值
(一) 对边疆民族高校的价值
1 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为学生进行体验式学习提供途径
一方面, 服务社区注重参与者的自愿和能力, 强调互动性, 注重逐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4], 这利于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并在服务中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 学生参与服务社区, 利用已学知识参与有组织的社会服务活动, 并从做中学, 在巩固知识的同时, 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 这种学习方式是体验式学习的体现。
2 创新教师教学模式, 利于教师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
教师在高校课程体系和自身经验的指导下, 带领或引导学生深入社区, 在服务中进行学习, 这让教学走出课堂, 无疑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创新, 利于克服班级授课制枯燥无味的弊端, 增强了教学趣味性;同时, 教师的备课与授课不再局限于书本, 而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 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 这也是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
(二) 对服务社区的价值
1 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构建学习型社区
一方面, 高校与社区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形式, 就是学习氛围的差异。边疆民族高校所开展的服务社区活动, 其核心就是服务学习, 这将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入社区, 带动居民自觉学习, 利于学习型社区的构建;另一方面, 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活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满足社区需求, 并将知识和校内教育资源引入社区, 这为社区的经济、精神文明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2 能有效维护和宣扬社区优良的传统文化
在边疆民族地区, 传统知识与文化是高校课程与教学的重要基础。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基本单位, 其文化是民族边疆地区特色文化的子细胞, 而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 这使得学生进入社区, 在与社区文化接触时, 无形中受到社区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 学生作为知识的学习者和未来的传播者, 其对社区文化的继承, 无疑对社区优良传统文化的宣扬和维护有着重要作用。
(三) 对当地社会的价值
1 引进和普及信息技术, 改善当地不良传统观念
一方面, 高校服务社区, 帮助社区引进并在生活和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 这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 是对当地社会文明的推动;另一方面, 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 有着不良传统观念。以伐木为例, 在某些民族地区, 部分居民认为树木是上天的恩赐, 不需要保护, 树木缺乏时, 上天会重新给予, 这就造成了滥砍滥伐的现象。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 宣扬环保重要性, 利于改善这种不良传统观念。
2 缓解当地服务社区体制与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
当前在我国, 高校开展服务社区活动, 多以课程形式对学生传达理念, 并在实践中配备指导教师予以引导, 但尚未形成完善的服务社区机制。与此同时, 我国社区对志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就与尚未完善的服务社区体制形成了矛盾[5]。边疆民族高校开展服务社区, 是对服务社区机制的探索, 利于在完善机制的同时, 满足社区志愿服务需求, 从而缓解服务社区体制与志愿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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