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

西北少数民族（精选12篇）

西北少数民族 篇1

摘要：谚语是生活智慧的结晶, 是语言艺术中的精品, 是人类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性因子。尤其是其中的道德箴言, 更是教育世人、警醒后世。而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语言当中更是缺少不了谚语。因为对少数民族同胞而言, 懂得如何熟练地使用谚语, 是判断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尤其对那些没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而言, 更是如此。本文通过对西北地区生活的十六个少数民族的道德箴言的收集和整理, 对这些民族的道德箴言进行研究, 通过系统的整理和挖掘, 进一步揭开少数民族道德箴言的神秘面纱, 从而保护好这一属于我们全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 让其能继续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做贡献。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道德,箴言,特点研究

“没有谚语的语言, 像没有味道的饭。” (塔吉克族谚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 赋予了我国的各个民族不同的性格、秉性和文化气质。对于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们而言, 沙漠、戈壁和黄沙好像是大西北的标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首先, 西北是一个极大的地域概念, 在这片热土上, 不但有着飞沙走石的漫漫沙漠, 也有着世界上都少有的莽莽草原;不但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的河西走廊, 也有着以众多的雪山、圣湖而著称的雪域高原, 此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不同的部分, 共同组成了西北这片宽广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 生活着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不同的民族之间虽然在地域分布上看并不遥远, 它们之间却有着迥然相异的文化性格, 而这些都是伟大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背景。在西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 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很大,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对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而言, 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根据这一特点, 我们在此将它们的文化概括分为两个系统, 即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和信仰藏传佛教少数民族。

这样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各少数民族的道德箴言的特点展示出来。具体划分范围如下:

(一) 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包括:1.回族;2.东乡族;3.保安族;4.撒拉族;5.维吾尔族;6.哈萨克族;7.乌孜别克族;8.塔吉克族;9.塔塔尔族;10.柯尔克孜族。

这十个都是基本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 虽然它们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 但是由于信仰同一宗教, 它们之间的道德文化特征却可以根据共同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可以将它们归于同一类型的文化形态之中。另外, 除了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以外, 其他的六个少数民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 故从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看, 这六个少数民族的道德箴言更具有相似性。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之处。

(二) 西北地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民族主要有:1.藏族;2.蒙古族;3.裕固族;4.土族;5.锡伯族;6.斡尔族。另外, 还有居住在内蒙古的满族、居住在塔城地区额敏县的柯尔克孜族也信仰藏传佛教。

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有多个, 但是我们只是将西北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多、居住历史相对较长的这六个少数民族作为研究的对象。只挑选这些民族而放弃其他相关少数民族, 这并没有歧视的意图, 主要是出于其他的少数民族的资料非常难以收集的缘故, 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另外, 虽然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虽然居住在划分为西北地区范围内的内蒙古自治区, 但是其实际地理位置是处于东北区域, 所信奉宗教也基本上不是藏传佛教, 故也并不包含在我们资料的收集范围之内。在此特别声明。

另外, 俄罗斯族也不在我们的资料收集范围之内。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十六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主要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即伊斯兰教文化系统和藏传佛教文化系统。篇幅所限, 我们只能够简单地、笼统地对这些民族的道德箴言特点进行一些概括性的介绍。在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将就这一方面进行说明。

(一)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道德箴言特点

我国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 除了回族外, 其他均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根据语言的不同我们将它们分为两个部分, 即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其他。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民族: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这些民族由于同属一语族, 同时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深远, 语言中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与宗教有关的词汇, 故这些民族的道德箴言中, 尤其是有关宗教道德的箴言中,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在具有相似性的同时, 它们也有保持着各自鲜明的特点。经过我们的整理和分析后发现, 各个民族的特点与各个民族生活的环境、生活习惯和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维吾尔族, 其先民突厥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游牧民族, 现在的维吾尔族则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商业为辅的一个民族。所以现在的维吾尔道德箴言当中, 有关农事和商业的内容则更容易成为道德箴言部分, 而有关游牧的则相对较少, 这与他们的生活场景改变有关。但是对于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而言, 由于他们的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和生活环境与游牧有关, 所以草原、牛羊、骏马等题材则更容易出现在他们的道德箴言里。有意思的是, 在维吾尔族有关勇敢和团结的道德箴言里面, 英雄往往是跟骏马、草原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推测, 这应该是受到其祖先曾经在草原上游牧的历史的影响, 故他们的文化传统里, 仍然浸透着对其祖先们当年叱诧大漠、草原的英雄主义的向往和崇拜。而对于同属突厥语族的塔吉克族人而言, 高原雄鹰是勇敢、力量的化身, 因此, 有关英雄的形象在他们的道德箴言里面大部分则是以高原雄鹰的形式出现的。这是这个高原民族的独特之处。

同是草原游牧民族, 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性格却有着天壤的区别, 这也大概因为一个是在高原苦寒环境里与大自然拼搏的民族, 一个却是有着世界上最好的草场的民族的原因吧。不一样的环境, 造就了不一样的民族性格, 也就造就了不一样的道德文化。比如, 柯尔克孜人对高原之舟———牦牛的依赖体现在了他们对牦牛的赞美之上, 赋予其特殊的道德价值。而对于哈萨克族人而言, 因为他们不养牦牛, 所以牦牛自然就进入不到他们的道德世界里面。

除回族使用汉语外, 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都拥有自己各自的语言, 但是由于这些民族长期与其他民族如汉族、回族等交往, 甚至是长期杂居在一处。故他们的道德箴言, 相比之下特点没有上面那些民族明显。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俗相近有关。如在甘肃省, 临夏州有“中国小麦加”之称。在这片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浓重的地方, 由于回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民族长期杂居期间, 故这些民族在生活习惯、民情风俗上基本上差别都不大, 所以表现在道德箴言方面也是有相互通用的现象, 有些则是从汉族的言语当中借用过来。撒拉族主要聚居在青海循化县, 他们也是属于典型的多族源的少数民族, 故在撒拉族的道德箴言里面, 也同样包含有大量的汉、回、蒙古族等等其他民族的道德箴言内容。

(二) 我国西北地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民族的道德箴言特点

我国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一些地区。分布的省份包括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四川和云南这几个省份。其中西北地区信奉其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 以及后来在清中叶从东北地区屯军至西北地区的锡伯族、达斡尔族等几个民族。

从地理划分上看, 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藏族主要是安多藏族和青海玉树的一部分康巴藏族。由于语言上的差异, 故安多藏族和康巴藏族的道德箴言有不同之处。但是作为造就了藏传佛教的民族, 雪山、圣湖和高僧大德、佛教经典等是藏族道德箴言永远的题材。宗教已经深深地沁入到藏民族的血液里。

蒙古族在十五、六世纪全面接受藏传佛教以后, 就一直保持着对佛教的信仰。在历史上曾经异常强大的蒙古帝国也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不过对于蒙古族而言, 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 使其有比较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 如敬天、尊敬祖先等都体现了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体现在道德箴言上亦是如此。对于蒙古族我们调查的范围仅限定在西北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卫拉特蒙古, 如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族。在调查当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里面, 由于长期与藏族杂居和交往, 这些蒙古族的生活习性、服饰、甚至是语言都已经被藏族同化, 因此这些蒙古族的道德箴言基本与当地藏族无异。

土族是青海特有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个有着好几个民族的血统的混合民族的道德箴言也有其自己的特点。虽然大部分的土族人会藏语, 但由于其多民族的来源性, 其语言仍然有其特点。如因为明清时期汉族、满族屯军曾是土族的主要来源之一, 所以土族的某些道德箴言带有汉地谚语的一些特征。

锡伯族和达斡尔族属于典型的内迁民族, 在这两个民族的道德箴言里面, 仍然保留有大量的东北地区锡伯族和达斡尔族的语言特点。另外因为这两个民族当初屯军的性质, 所以有关军旅和忠君爱国思想也是其道德箴言里面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黄祥荣.维吾尔族谚语[M].重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1.

[2]周江.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全编[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3]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谚语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8.

[4]哈萨克族谚语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8, [5]马自祥, 东乡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7.

[6]辛存文.藏族民间谚语选[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0.

[7]杨亮才, 谚海.第三卷, 蒙古族谚语卷、藏族谚语卷、维吾尔族谚语卷、哈萨克族谚语卷[M].兰州: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

西北少数民族 篇2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妇女 受教育权

公民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文化教育权利之一。这种权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被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而纳入宪法的规定，并受到宪法的保障。受教育权（right to education），既接受教育的权利。其基本涵义就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具有的接受教育的能力、资格、机会和条件①。受教育权是少数民族妇女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其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一、西北少数民族妇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的法律依据

受教育权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国家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将其纳入宪法，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其平等实现。《教育法》第10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法》第37条分别规定：“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义务教育法》第12条规定：“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国家对妇女的受教育权，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妇女特别重视。我国《教育法》第36条规定：“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设专章对女性文化教育权作专门的规定，该法第14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第17条第３款规定：“政府、社会、学校应针对适龄儿童少年就入学存在的实际困难，采取有效措施，保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受完当地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从以上法律条文可以看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受教育权的平等仅仅是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受教育程度的平等。

二、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权实现的意义

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不仅对妇女自身、家庭，而且对民族团结、国家的繁荣有重大的意义。

妇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是妇女自身价值实现的基础，也是妇女行使自身权利的前提。在我国尤其是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妇女的地位很低，这与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妇女自身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一定程度的教育，宪法中规定妇女享有多种公民的政治权利，如信息自由、表达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投票权和被选举权，这些权利的实现以最低限度的教育程度为前提，其中包括一定的识字率。同样道理，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选择工作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参与文化教育的权利、根据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等②，只有在在妇女接受了最低的教育之后，这些权利才能实现。

妇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对家庭和谐有重大的意义，家庭暴力，虐待妇女，从中折射出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的不平等造就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要消除差异，家庭和谐，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对妇女受教育权的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民族问题，一直是我国的政治问题。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繁荣。而民族的生存乃至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借鉴。文化的传承和吸收都离不开教育。西北少数民族比其他少数民族信息更闭塞，经济更落后更需要吸收先进的文化，因此保障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的受教育权，其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而重大了。

三、西北少数民族妇女教育现状分析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既有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同时又由于受地理以及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当然，这一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西部经济的制约造成的，经济制约教育，教育有反过来影响经济。充分认识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权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对促进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对教育投入少，导致低质量的教育供给，从而影响妇女受教育权的实现。经过多年的改革，“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加强学校自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已日趋完善，其积极作用也日益突出，尤其对发达地区的教育更为显著。但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分散为主的管理体制，会因地区之间各地区经济不平衡，导致全国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尤其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③

近年来中央也意识到体制的弊端，对西部地区加大了教育投入，但与先导性、基础性的地位相比，仍显不足。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占

到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而中国只有3.41％。

除了中央投入以外，地方投入也严重不足，国家政策明确规定教育公用经费必须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省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15％，州级教育支出应占财政支出的20％，县级教育支出要占财政支出的35％。但是事实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几个地区能够真正

保证按照这样的比例投资教育事业。

更令人忧心的是，一方面各地对教育投入不足，一方面对教育资金进行挤占、挪用、截留的现象屡见不鲜。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转移支付的65％以上应用于教育，但是海原县政府只把转移支付的30％用到了教育上，而且这30％的资金还没有用于教育投入，全用到了教师工资。④

（二）女童教育出现“三地一高”。既入学率低、巩固率低、在校学生中所占比率低，辍学率高。青海省的适龄儿童入学率81.48%，牧区仅为36.40%，而青海省循化县女童入学率仅仅为30%⑤。由于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文化观念、家长受教育水平、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西北贫困女童往往不能上学或中途辍学。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地广人稀，少数民族又大多生活在偏远、贫困、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的农村。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没有固定的住所。大多数家长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尤其是女孩子的安全考虑，宁愿辍学在家，也不愿让其上学。有些家庭离学校太远，而在这些地方上学仅靠步行，没有交通工具，根本就没法上学。

在许多家长心里姑娘都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由于受这些愚昧、腐朽的观念影响，一部分父母不愿承担让女儿接受正规教育的义务，加上一些地方有女子早婚的习俗，以及一些教规的影响，使妇女受教育权受到践踏。在农村，由于家庭贫困，教育成本对家庭来说仍是一项艰难的开支。如果把女儿送到学校读书，那么这个家庭就将失去女儿通过劳动、工作而增加的收入。如果温饱不成问题，可以负担起女童教育费用的家庭，只要家长把受教育的成本和受教育的效益进行比较权衡后，仍可能选择使女童打工，或在家帮助父母作家务。当家庭困难或需要帮助是家长也首先考虑的也是让女孩辍学。

（三）妇女文盲率高。由于受到历史、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妇女文盲率特别高，按照人口普查，东乡族自治县有 21 个乡，全都是东乡族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才只有 1.01 年。东乡族的文盲率超过 70%，妇女超过 90%⑥。

中国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国家，“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几千年，虽然大多数人不再支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但是与传统相联系的国民心态却没有实现彻底的改变。因此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还或多或少的潜藏着一些封建残余。因此社会公认的妇女角色就是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从而大多数的家长不主张女孩念书，更不要说接受高等教育了。

社会上许多单位招聘人员时，拒绝招聘女大学生。而第三产业以及加工等行业可以吸收一般或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就业，不需要女大学生，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成了就业的牺牲品，人们包括妇女自身都认为妇女不需更多更高层次的教育。

民族习俗、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我国各少数民族大多信教，甚至全民族信教，宗教深刻影响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心理，也影响着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比如，藏传佛教文化的教育价值观是“舍宗教无教育，舍寺院无学校，舍喇嘛和尚无教师”，在其观念的影响下，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藏族社会经久不衰，并形成了与现代学校教育争夺教育资源的局面。⑦

四、保障妇女受教育权的几项措施

（一）中央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并改善教育的投资结构，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国家财政支持

对西北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权的保障离不开教育资金的注入，教育资金的注入，其主要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在教育投入分担的比例上不尽合理。我国各级政府间应承担的教育投入的责任模糊，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相对较少，而县乡两级政府财力薄弱，却主要承担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⑧

从以上问题可以看出，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有政府来投资。而且根据中国的国情，主要应有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中央在进行财政拨款时，必须注意投资结构的合理，增加对初等、中等、职业教育的比重，并制定长期的投入计划，在必要的时候通过立法使这些财政制度和计划上升为法律，因为与政策相比，法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操作性强等特点。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提供物质保障，从而为西北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活力。

各级政府也不要完全依靠政府，应当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上，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充分认识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充分行使自治权，多渠道、多方位筹集民族教育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教育设施，保障妇女的受教育权。

（二）采取特殊的措施，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妇女入学

民族妇女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有历史的、经济的、教育的原因，有民族的、宗教的、社会的原因，要赶上先进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靠一般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制定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为了尽快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地方政府应根据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特殊措施。

1、大力宣传，认真贯彻《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条例》、《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保障妇女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把宣传和严格执法结合起来。还可利用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学校六一儿童节、毕业典礼等庆典活动宣传女童教育的意义，使群众逐步明白制穷先治愚的道理，促使形成妇女教育的良好外部环境。

2、建立寄宿制学校。在县城建立寄宿制民族中学，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中心小学和教学点。尤其要在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民族地区建立寄宿制学校，这样既可以避免家长对子女的安全的顾虑，又解决了路远而不能上学的难题。

3、在办学形式上，采用正规化与非正规化相结合的办法，支持就近上学的原则，办好简易小学，搞好复式教学。可办全日制，也可办半日制，还可办早、午、晚班。也可根据当地农（牧）间隙办农（牧）闲小学办。在学籍管理上和教学要求上，对他们可采取一些宽松的政策，不搞“一刀切”，允许随到随教，带弟妹上学，允许农忙时在家庭适当参加一些辅助劳动。在教学内容上，保证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特征，积极开辟第二课堂，有条件的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山区，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引进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相关的实用技术知识，渗透科学种田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如种植养殖、刺绣、纺织缝纫、烹调，是他们能学会用，心灵手巧，自立自强，具备一定的家庭生活和劳动致富的能力。

（三）健全和完善民族教育体制，为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取得保障提供制度支持

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保障，还有赖于制度性保障，权利主体在任何状况下，都能找到接近权利并与权利相结合的具体制度，权利的实现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因此制定一部少数民族教育基本法——《少数民族教育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要对妇女的受教育权的保护进行专门规定，明确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对妇女受教育权的权利和义务。教育行政执法机关必须依法办事，落实法定的职责、义务。非教育法授权，教育行政机关不能剥夺相对人的权利，也不能为相对人设定义务。依法行政还应符合法定程序。否则会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无效，对违法行为严厉惩处。⑨

（四）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实现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

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妇女受教育权实现的重大意义，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一代人。”如果今天女童不可能享有与男童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将来的女性也就不可能获得较好的社会角色的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潜能，尤其是对下一代的教育上，我们就会比其他国家晚一步，因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母亲对孩子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在就业方面，社会应吸收更多的女性就业，尤其是女大学生。国家可以对吸收女性就业的企业和单位实行一些政策倾斜，如减免税收，提供贷款等等措施。

当今世界科学与技术发展迅猛，知识经济使得教育事业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国家安危，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法律为少数民族妇女提供了应当的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的实然权利是国家、社会、家庭、包括妇女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对妇女团结，民族繁荣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顾明远等：《教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2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刘尧：《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2003年版。

○4○5○6顾玲 张目 黄会清：《同享明媚阳光党关注贫困农村义务教育》，《党建》，2005年第5期。

○7陈海松 黄玉兰：《论少数民族平等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版。

○8刘尧：《中国西部基础教育发展观》，2003年3月。

○9潘高峰：《试论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及其保障》，《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7月。

西北少数民族 篇3

关键词:西北民族;日常交往;法制心态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04-04

法制心态是心态的最高层次,是个人和民族共同体在心态方面的最高境界。一般说来,时时处处都以法制的纯粹心态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的个人和民族共同体是没有的,因为心态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而且日常生活的繁杂性、琐碎性通常也与法制的严肃性、原则性相矛盾。但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民族的进步都表现在法制心态的形成过程中,没有构建法制心态的个人、民族共同体是无法达到现代化水平的个人和民族共同体。同时,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处理,如果与法制心态结合起来,将推动日常生活的规范化、条理化,促进文明的进步。由于法制心态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西北少数民族非常重要,本文将探讨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含义、构成、表现形式和建设问题。

1.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在日常交往中的特殊性

法制对西北少数民族具有多方面的积极的、深远的作用和意义,最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促进了西北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的意识[1]。通过法制的中介,西北少数民族不仅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而且认识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增强了以法律手段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自觉意识。

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既具有一般的法制心态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就一般性来说,这种法制心态在认知方面对法律的内容、作用、地位均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能够辨析法与不法的关系,在行为上遵守法律的规定。就特殊性看,这种法制心态又受到民族传统习惯的深刻影响,表现为遵守法律的意愿与亲情关系的矛盾、遵守法律的意识与环境制约的矛盾、维权的动机与旧的思维方法的矛盾。总之,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要求的矛盾,表现了时代转型时期新与旧、进步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特殊性表现为民族性、宗教性、地域性相结合,表现为日常交往中的法制心态的开放与封闭的结合、遵法与感情用事的结合、权利与义务不合比例的结合。

其一,开放与封闭结合。西北少数民族由两个宗教信仰的民族共同体构成: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和藏传佛教民族共同体。西北的回、维、哈萨克、东乡、保安、撒拉、塔吉克、塔塔儿、乌兹别克、柯尔克孜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西北的藏、蒙、土、裕固、锡伯等五个民族信仰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长期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民族共同体长期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两个共同体都以热情豪放、开朗乐观、光明磊落的性格闻名遐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们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不断在提高,其性格开放活泼的一面更加明显。但是,他们的开放尚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本民族共同体的开放超过对外民族共同体的开放。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与藏传佛教的民族共同体在其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日常交往中,表现了相当高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其成员可以自由地、无拘无束地交流和沟通,可以通婚联姻,可以亲密无间的合作共事,可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可以在宗教、习俗、传统等方面互相信任、互相依靠、互相帮助。但是,一旦超出本民族共同体的范围他们的许多人就会出现心理封闭、半封闭乃至全封闭的问题。西北少数民族在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是淡薄的,其交往的基础是亲缘族缘血缘,这种亲近的关系看重的是人情亲情族情,而不是看重看似冷酷无情的法制。以法制心态为基础开展的日常交往通常发生在民族共同体之外。

其二,遵法与感情用事的结合。今天的西北少数民族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人身依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的野蛮落后的旧时代,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提供了西北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民族平等、进步、发展和繁荣的保障,西北少数民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享受着作为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当家做主的权利。他们遵守国家的法律,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和睦、民族进步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没有摆脱血缘、亲缘、族缘的限制,容易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法律,乃至不惜违法违纪,丧失原则立场,而为违法乱纪的亲朋好友提供庇护,甚至经不起钱权色的诱惑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三,权利与义务不合比例的结合。“义务是首先是我对于某种在我看来是实体性的,是绝对普遍东西的关系;权利则相反,它总是这种实体性东西的定在,因而也是它的特殊性和个人特殊的自由方面……” [2]这说明权利是个人的自由的表现,义务是个人不自由的表现,权利和义务都体现了人类的人身自由的原则。但是,西北少数民族的两大民族共同体: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和藏传佛教民族共同体就其族源来说,都是在西北高原成长起来的族群,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有经商的传统,喜好自由流动和自由发展,藏传佛教民族共同体具有游牧的传统,也喜好自由的流动和自由发展,他们都看重权利的价值,而对义务则稍次之。这种不合比例的结合,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较为强调民族本身的利益而轻视大局利益,容易形成日常交往中的狭隘的民族性、地域性、封闭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独特性就表现在它是与民族共同体的宗教信仰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身份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的风俗习惯的独特性结合在一起的心理表现形式,具有意识里的混杂性、动机中的依存性、心理中的矛盾性的特点。按照交往行动理论的创始人哈贝马斯的观点,这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没有发展出来一套制约和调整交往行动的与法制紧密联系的规则,人们拥有庞大的“背景资料”过于沉重[3]。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乃在于“生活世界”是“前科学”的。胡塞尔认为“前科学”就是“生活世界”是由非我的经验构成的主观的共同世界,存在着“预先解释的领域、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储存库”[4]。

2.西北少数民族法制心态的形成经历的三个阶段

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在日常交往中的繁杂性、混杂性、不和谐性表明,其心态处于传统与现代、血缘与规则、保守与开放、新与旧的转换时期,法制心态尚未表现为应该有的形态,还被其他非法制因素所影响和牵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所经历的阶段,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这就是国家法阶段的时间短。家庭法和社会法的阶段长,这一长一短就造成了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尚不够健全和完善。按照休谟的“联想理论”,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存在的问题不是天生的、不可更改的,而是一个环境问题。对于这一点,斯宾塞更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人不适应社会性的状态呢?……他原始的环境要求他为自己的福利牺牲别人的福利,他现在的环境要求他不要这样做;只要他身上还顽固地留有旧的属性,也就不适应社会性状态” [5]。

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的发展经过了家庭法、社会法和国家法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家庭法阶段。家庭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婚姻、子女和家庭财产。在这个阶段里,与任何一个社会的家庭要经过的阶段一样,西北少数民族的家庭也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制和一夫一妻制。家庭法指对家庭所有成员都适用的行为准则。家庭法的颁布者即来自以往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也来自家庭成员的互相约束,主要指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权威。在西北少数民族的家庭里,父亲是最有尊严和权威的人,家庭所有的成员都要服从父亲的管束。父亲不仅掌握了家庭的财权、物权,而且掌握了子女的婚嫁权。无所不在的父权牢牢控制着家庭的一切。在西北少数民族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家庭里,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习俗规定的服从被服从、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婚姻特有的两性的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的爱,前者表现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后者表现为“爱慕表现为当事人即在这两个无限异化的人的心智的出现” (黑格尔语)这种独特的家庭法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程序化、规则化。我们看到,所有的西北少数民族家庭的婚姻都经过一个提亲、定亲、婚礼这样三个过程,虽然现在的西北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寻求自由恋爱,但是,其婚礼的实质依然遵循民族传统习惯,而不论这个婚姻是旧式程序的结果还是新式程序的结果。西北少数民族的婚姻与宗教的结合,在程序化、规则化方面表现了明显的特色。伊斯兰教民族共同体的家庭的婚姻要经过清真寺里的阿訇的念《古兰经》的祝福,新郎新娘要有阿訇起的属于自己的经名,藏传佛教民族共同体的家庭的婚姻要经过佛教寺院的许愿的程序,新郎新娘要接受高僧的诵佛经的祝福。在民族聚居区的西北少数民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结婚的男女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是不能离婚的。还有的民族例如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塔塔儿等民族甚至规定男子一旦娶妻就要白头偕老,绝不能离婚。而且在民族聚居区“亲密、相识和改天换地的习惯都应该在结婚以前存在,而应该初次在婚姻关系中发生,这种发展,其内容愈丰富,方面愈多,其价值愈大”[6]。

第二个阶段:社会法阶段。人和人的交往和需要的扩大,突破了家庭的狭隘的关系的限制,而构成了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更多方面的需要和交往,这就是社会规模的扩大和人们联系的紧密。这时的社会特点是:“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人达到目的的手段”[7]。社会由三个部分构成:个人和民族的需要的体系、对所有权的保护的体系、对个人与社会利益维护的体系。社会对人际关系的在家庭基础上的重新组合改变了人和人在家庭里形成的相对封闭、相对狭隘的关系,把人置放在被需要和交流驱动的时间和空间里,这时“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持久的财富,这种财富对他来说包含一种可能性,是他通过教育和技能分享到其中的一部分,以保证他的生活;另一方面他的劳动所得又保持和增加了普遍财富”[8]。这种因为人与人交往和互相需要产生的必然性,改变了家庭法阶段父权决定一切的局面,将父权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甚至限制在夫妻关系的范围内,造成了父权在社会领域的空白,而填补这个空白的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律,而是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法。宗教法就是宗教中的各项规定具有法的严肃性、权威性、神圣性和裁决性。人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不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取决于宗教的判决。伊斯兰教信教群众的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婚丧嫁娶的问题均交清真寺里的阿訇处理,阿訇的决定就是最权威的决定,必须服从,不能违背。藏传佛教的信教群众的上述问题也要由寺庙的活佛决定,活佛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无可争议。藏传佛教的寻找转世灵童最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在藏传佛教里,大大小小的活佛都要经过灵童转世的过程,而这样一个类似产生国家领袖的神圣的大事竟然不是由法律所决定,而是出自宗教的习俗,足见宗教作为社会法的巨大威力。

第三个阶段:国家法阶段。由于“分享财富的可能性,即特殊财富,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础(资本)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约,而技能又转而受资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况的制约,后者的多样性产生了原来不平等的禀赋和体质发生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特殊性的领域中表现在一切阶段一切方面,并且连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产生了各个人的财富和技能的不平等为其必然后果”[9]。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国家法诞生在对社会问题的公平的处理的呼唤中,家庭法、宗教法是无力解决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中的不公平问题的。所以,国家法就由此产生出来。国家法被许多学者看作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实体意志的伦理精神、客观精神[10]。国家法的原则就是绝对意志,所以,国家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体现了人民意志的合理性、公平性。这个意志被卢梭解释为作为单个人的共同意志,被费希特解释为单个人的意志的集合,被黑格尔解释为国家的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国家法就是以宪法为核心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法律就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它是被实践证明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最成功的法律机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障各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优越性。

尽管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的作用和意义是家庭法、社会法不可比拟的,但是,其实施的时间毕竟短,而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法制心态的形成在起到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还未发挥到理想作用的层面。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只能被看做并合理的解释为革命实践”[11]国家法阶段的时间短其实就是马克思解释的法制的革命实践阶段还发展得不够充分,无论环境还是人都没有在之前的阶段与改造世界的活动结合起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没有被发挥出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阶段的到来,西北少数民族已经能够把法制的建设与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健全和完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过程正在进行。

3.西北少数民族心态法制化建设的构想

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缺点时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12]。我们不能被动地依靠社会主义法制自发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起作用,还要主动加强西北少数民族心态的法制化建设,两方面的结合是解决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心态的法制缺失的根本出路。

其一,建立健全西北少数民族利益诉求机制。一是党务诉求机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要自觉遵守法律,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随意以“民族问题具有敏感性”为借口而以党的名义代替法律。同时,要提供西北少数民族群众的投诉的管道。二是政务诉求机制。西北民族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要依照法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是民族事务部门,要依法建立“民族纠纷”管理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譬如,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问题上,不存在“协调协商”的回旋空间,而是必须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这是“依法行政”的本质和要求。三是司法诉求机制。在民族问题的司法程序方面,无论是实体法或程序法,都要切实依法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其二,进一步完善与民族心态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是对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权的保障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完善。当今时代,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已经逐渐被打造为“企业文化”或“产业文化”,从而引发许多侵权问题。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遭到破坏甚至失传。因此,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产权和知识产权迫切需要在法律方面体现出来。二是保障西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完善。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的这两个“自由权”,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立法保障与之配套。所以,保障各民族及其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各民族及其公民的风俗习惯自由,尚需要专门的立法和相应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

其三,建立有利于民族心态健康发展的调节机制。笔者认为除已经形成的比较完善的行政调节机制外,针对特殊的民族心态使其法制化,主要是通过社会调节来逐步过度,最终依照法律来固化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心态的法制化。

一是社会调节。所谓社会调节,就是利用民间(非官方)——个人、团体和舆论的力量处理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利用个人调节民族关系。除由双方代表直接面谈,协调解决问题的同时,主要是通过与当事人双方联系密切、关系友好,有较大影响力的第三者(中间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牵线搭桥,沟通联络,传递信息,为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看法,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中间人还可以利用与双方的关系做一些规劝、说服工作。与政策调节方式所不同,社会调节不是运用官方的强制力,来要求人们做什么,怎么做,而是依靠民间的自发力量,促使人们按一定的是非标准去自觉、自愿的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应充分发挥民间团体和舆论的调节作用,使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相适应。

二是法律调节。法律调节就是指通过法律的制定、执行、遵守以及宣传教育来规范民族关系,我国制定了一批专门调节民族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大量的有民族关系调节内容的法律法规。截至2004年底,各地共制定现行有效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418个,变通和补充规定68件[13]。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还要加快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步伐,以使社会主义法制在正确引导和调适西北少数民族的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社会调节只能充当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主要手段,行政调节和法律调节两种方式是主要手段,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靠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来达到最终调适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法制心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8.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178.

[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161.

[4]乔纳森• 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范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80～281.

[5]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27.

[6][7][8][9][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184～185,197,210,211,254～25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2:17.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2:17.

[13]田孟清.试论民族关系的调节方式及其选择[J].新疆社会经济,2000,(5).

[作者简介]武晓红(1978—) 女,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马进(1958—) 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学、伦理学。

西北少数民族 篇4

一、西北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困难及原因

西北少数民族都有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 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其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与文化氛围, 决定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不同于汉族同学的特点。一般来说, 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有特殊的困难, 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文化基础及英语基础相对较低。

由于历史原因,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基础阶段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西北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 特别是来自农村牧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水平较低。特别是拥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学生, 其汉语知识相对薄弱。在英语基础方面, 虽通过中学阶段的英语学习, 知道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型和基本语法, 但英语知识相对零乱, 听、说、读、写能力差, 学习缺乏信心, 学习效果不佳。

2.多语言教学增加了英语学习的困难。

对于拥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维吾尔族、藏族学生、蒙古族学生, 在其小学与中学多采用以本民族语言与汉语两种文字的教学模式。有些地区在进行双语教学的同时增加了英语教学。 这样一来,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实际上是学习三种语言:母语、汉语和英语, 母语和汉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英语学习; 同时三种语言思维通路中会产生信息损失、信息歧义、反应时间延长等问题, 导致思维转换困难。因此, 三种语言教学增强了学生学习过程、认知规律、语言转换、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复杂性, 许多学生由于不同语言的混淆而产生学习上的困难。

3.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带来的困难。

汉族学生学习英语时只有两种文化冲突, 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则存在三种文化冲突; 加之少数民族的文化又包含多种宗教因素和不同的伦理观点, 这无疑会加剧这种冲突, 对他们的英语学习产生额外的困难。

4.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缺乏。

西北民族地区师资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首先, 专门为民族地区培养外语师资的院校极少, 英语教师中绝大多数为汉族, 少数民族英语教师极少。而汉族教师对所教民族学生的母语结构及其文化并不了解, 他们用教汉族学生的方法教民族学生, 自然难以对民族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具有针对性, 其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再次是对民族地区的教学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英语教学的特殊性问题很少有人提及, 仅停留在应付教学的层次上。多年以来, 民族地区的外语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材及其他辅助教材、教学手段等, 基本上都是针对汉族学生制定的。而英语教学属于文化活动、文化具有继承性;而中华文化中少数民族文化绝不可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学习外语, 就得考虑这些学生的文化特点和需要。

二、解决少数民族英语教学问题的对策

1.加强英语基础知识的学习。

针对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偏远农牧区, 在生活中很少或几乎不使用英语, 中学阶段接受的英语学习又比较零散, 英语基础薄弱的状况, 在大学阶段要给他们创造一个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英语教学模式。由于受本民族语的影响, 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在语音、语法学习方面存在困难。如:发音不准确, 遇到生词不会读, 不能理解英语语法, 按照本民族语的习惯表达英语句子, 等等。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从最基础的音标、基本句型开始, 在讲解的同时让学生多练习, 及时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让学生多接触英语材料, 在课堂上尽可能地用英语交流, 克服其母语习惯对英语表达的影响。

2.帮助学生消除心理障碍, 树立自信心。

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山区或牧区这些偏远经济欠发达地区, 平时对英语接触很少, 英语基础差。在课堂上, 他们不愿主动发言, 害怕答不上来或说错, 显得很不自信。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要多给学生发言的机会, 鼓励他们发言, 当学生出现错误时, 老师应首先对学生积极主动提问或回答问题予以肯定及表扬, 帮助其增强英语学习的自信心。

3.激发学习动机。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而言, 学生学习动机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学习效果的优劣。动机不是自发的, 只有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产生。教师的教学, 对学生的肯定及表扬固然重要, 但学生只有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 才能增强学习效果。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帮助学生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要让学生认识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 它不仅是一种与人交流的工具, 在今后的求学甚至是工作中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而引起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重视;教师在教学中多采用多媒体教学, 让学生更多地接触到英语课本以外的媒介, 如英语歌曲、电影、纪录片、演讲等, 让他们感受到英语语言的魅力, 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老师应营造轻松、友好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可在一个班级甚至班级与班级间进行英语竞赛, 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英语的自觉性。

4.不断改进课堂教学, 注重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

为了使少数民族学生对英语产生兴趣, 帮助他们克服本民族语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教师的课堂设计, 教学方法的运用, 课堂活动的开展显得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应坚持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 有趣的课堂活动, 如猜词游戏、角色扮演等形式, 通过发言、游戏等形式锻炼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此外, 教师还应做到课前认真备课, 注重语篇教学, 课文的讲解要结合相关背景知识、篇章结构、词汇、句子结构、作者的语言特点。让学生在学习课文内容的同时, 对文化、语言知识有所了解。鼓励学生提问, 这样有助于应用所学知识。

5.重视学习方法的培养。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于强化学习效果至关重要。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 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 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掌握正确有效的英语学习方法很有必要。教师应要求学生做到课前预习, 课堂做笔记, 课后复习。做到多读, 多听, 多写。记录学习过程中遇到到的难点, 主动向同学、老师请教。教师还应鼓励学生自己探索、总结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6.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教师在教学中应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融洽的师生关系不仅有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 而且有利于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 为英语教学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交谈, 情感交流, 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 教师可以与学生更好地沟通, 学生也愿意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交流, 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学生的学习困难。

7.加强教师培训, 提升教师业务水平。

在民族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居多, 英语教学不仅要依据英语学习的普遍规律, 更要考虑到本民族语言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不同民族文化, 三种语言即本民族语、汉语、英语之间的差异。因此, 多了解学习少数民族文化、语言对促进英语教学大有裨益。教师可以通过翻阅有关资料, 与少数民族学生交谈, 请教少数民族教师, 找出这些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三、结语

英语教学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大学阶段, 让少数民族学生乐于学习英语, 能够学好英语, 提高他们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 是每一个民族高校英语老师的使命。我们应关心少数民族学生, 重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加强情感交流, 分析、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力求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英语教学。

参考文献

[1]H.D.Brown.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2]朱晓燕.英语课堂教学策略[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3]郭显哲.青海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的障碍和对策[J].青海民族研究, 2004, 15 (3) .

[4]李丹河.浅谈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习得[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2 (2) .

西北少数民族 篇5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西南、西北等地形较为复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缺乏、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例较低、接受的学前教育质量较差。同时，少数民族大都存在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导致少数民族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更少。所以，对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应提出解决对策。

学前教育对儿童智力发展、性格形成、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但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居住环境恶劣，入学困难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是一些自然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并且居住分散，同时还存在部分蒙、满、锡伯和鄂温克等游牧少数民族。由于西北少数民族的这种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给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造成很大的难度，形成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前教育机构普遍偏少的现象。同时，少数的学前教育机构大都设立在人口相对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这让本身交通就不发达的边区儿童入学的.困难加大，造成西北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较低。

(二)资金投入低，学前教育质量差

目前，学前教育不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属于收费的教育。这对于本身经济条件较差及存在落后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儿童家长来说，让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同时，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资金相对匮乏，这就造成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的学前教育机构都存在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聘请优秀教师，无法提供足够儿童游玩的场地、设施和合乎要求的建筑。同时，由于资金短缺还造成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待遇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学前教育从业人员严重紧缺。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限制，现有的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缺乏在职培训的机会。

(三)学前教学模式落后，缺乏吸引力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前教育应当充分体现当地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形成吸引力。但是，在我国西北地区大多数学前教育教学模式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的教学模式相类似，有些甚至是直接生搬硬套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模式。这些都造成相应的学前教育不能吸引少数民族儿童前来就学。

(四)家长观念落后，女童接受学前教育困难大

学前教育要求家长及幼师共同参与进来，家长的教育观念将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性格养成以及社会行为等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西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重男轻女”和轻视学前教育的观念依然很浓厚。这就导致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较低，而“重男轻女”落后认知则造成少数民族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远低于男童。

二、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解决对策

(一)增加政策支持，鼓励民营学前教育机构

虽然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整体投入在逐年升高，但是对于西北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其居住特点和生活习惯等造成学前教育机构建立难度较大，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社会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台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学前教育，满足西北少数民族对多元学前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能进一步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分散居住的特点，造成民营资本进入学前教育利润较低、教师质量不高和待遇较差等常见的问题，这时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管理与评估条件，对部分符合要求的学前教育机构给与经济补贴。

(二)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提高教学质量

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投入依然是学前教育资金最大的来源，而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是造成学前教育机构硬件设施简陋、教师待遇低、职业上升难、培训交流机会少等问题的最大原因。所以，政府部门可以适当地加大西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学前教育资金的投入，提高其学前教育质量。

(三)培训学前教育老师，改善家长观念

西北少数民族 篇6

关键词：奥林匹克 科学教育 转变观念

当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慢节奏、封闭落后的时代时，西方的大工业已经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由于奥林匹克体育运动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拼搏与竞争的精神意识首先受惠的是西方青年，因而它是促进西方社会快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奥林匹克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现象，它以体育教育为基本手段，融教育、文化为一体，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涉及到社会诸多领域，尤其对青少年思维观念的转变产生着巨大作用。

1、过去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思维观念

1.1 竞争意识淡薄

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一直对中国内陆一些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西北少数民族多少也产生着一些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由于封闭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加之中国传统体育淡化竞争的原因，在体育文化的运动表现方式上，中国西北古代体育运动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如武术、棋牌、踢毽、扔包、拔腰、跳绳等。而对竞争性、集体性、身体接触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开展较少。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其超稳定结构缺乏对抗性的特点。这些对西北青年人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又如：反映在个体的思想道德的方面的修炼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历代相传，早已渗透到人们精神

意识的深层，竞争与胜负占据次要地位，使得体育最为核心的竞争特征遭到淡化，把修身养性和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放在重要位置上，练武必先修德就是如此。这些对西北青年的观念意识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1.2 体育观念以养生为主

在中国体育文化中，过去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和为贵，要求机体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则键，不和则病”，不主张部分功能脱离整体的独立发展和竞争；反对对“和”的破坏，很少有对抗性的活动，过分剧烈带有损伤性的运动项目不受人们欢迎，并且提倡重文轻武，重德轻技，重群体价值，轻个人需要。因此追求健康长寿的养生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清心寡欲”，将修身修德统一起来，却忽略了积极的肢体运动　[1]　。以上的观念导致了人的竞争意识淡薄，则人的行动就必然会变得节奏缓慢与紧迫感弱化。

2、奥林匹克教育理念

顾拜旦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阐述了奥林匹克的哲学基础，教育功能与美学追求。他在《致全国青少年运动员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概念，他希望“奥林匹克主义能建立一所培养情操高尚与心灵纯洁的学校，也是发展身体体力和力量的学校”[2]。顾拜旦非常注重通过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来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萨马兰奇先生对此评价说：“皮埃尔·德·顾拜旦和一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相信，根据一定规则组织起来的体育活动，有益于年轻人甚至整个人类，这种体育活动不仅对体质有好处，尤其是有益于提高道德水平”[3]。　他认为只有当参赛者取得道德上进步时，奥林匹克运动才能够说取得完美的成功。他时刻警惕现代体育陷于商业主义泥潭的危险，认为必须寻找道德上的抗衡力量，为现代体育奠定伦理基础。顾拜旦还提出了追求“优美与崇尚”，“参与比取胜更为重要”等思想，将“更快，更高，更强”确定为奥林匹克格言。他希望奥林匹克运动“更有和平色彩，更有文化内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之成为一种教育和道德的工具”[4]。　当今社会出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企图让奥林匹克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过度商业化、滥用兴奋剂、超大规模运作，甚至有些奥委会委员以腐败玷污和摧残了奥运精神的现象。现代奥运为了及时地纠正这些丑恶的现象，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又提出了新的格言：要求所有奥运工作者与运动员要做到“更干净，更团结，更人性”。

《奥林匹克宪章》在其基本原则中就说“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快乐，发展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的道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奥林匹克教育过程是一种社会、心理、文化、伦理、身体均衡发展的过程，体育是奥林匹克教育的核心，同时也是培养青年人身心和谐、相互合作、容忍、互助达到公平竞争的一种手段；通过奥林匹克教育，个体最终将获得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哲学，也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对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有益的人。

根据诺勒（RNaul）提出的体育技能，社会技能，道德行为，奥林匹克知识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四个阶段概念，具体要求[5]（见下表：）

3、奥林匹克精神对西北少数民族青年的教育影响

3.1培养青年人在现代社会的拼搏进取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而是要人们在不断的奋斗进取的过程中锻炼和培养人的意志品质，使人们勇敢面对困难，顽强战胜困难，即使遇到挫折和失败也永不气馁，奥运的这种精神通过在比赛场上的英雄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西北少数民族青少年可塑性强，又崇拜英雄，奥运的英雄就是他们心中的偶像与榜样，让他们去模仿，去学习，抓住奥林匹克的这一教育功能，挖掘宣传运动员成功背景和艰难历程，以此来激励青少年的豪情壮志，引导他们脚踏实地，奋勇拼搏，不断进取，塑造良好的性格和培养坚韧不拔的心理素质[6]。　这些素质的表现，现在在青年人中随处可见，在体育运动场上表现更为明显。

3.2激发了青年人的爱国热情与自强不息精神

奥林匹克在取胜运动员的颁奖仪式上，采用一些突出国家标志的仪式，如奏国歌、升国旗等，都有助于增强以国家为单位的民族认同感，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奥运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它凝聚着青少年共同进步向上爱国的心声，为西北青少年去挑战困难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7]。　奥林匹克运会设计在奥运五环旗和各国国旗下的庄严宣誓，这是对神圣的奥林匹克思想，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伟大祖国的尊重。用高尚的道德标准，公平竞争的精神净化运动员的心灵，使西北少数民族青少年心灵得到净化和感染。从而使西北当代青少年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得到激发。

3.3　增加了青少年的团结协作集体主义的观念

奥运比赛项目的篮、排、足、三大球的比赛过程中要有经常配合默契的团队协同配合，而这些项目在西北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也非常的普及，这些项目的发展既有竞争又有协同配合。所谓协同指的是系统中各组成人员中间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合作、协调。一方面它要求运动员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过硬的竞技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善于与同伴沟通和协作，以发挥整体效能。这一特点培养了运动员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自觉地把个人融入到集体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青年人，每个人都得学会在集体中生存和发展，个性的发展决不应排斥与他人和社会的合作，相反，培养好个人发展，就包含着协作精神和素质要求，二者是有机统一的。经常参加球类比赛的青年人都会逐渐地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和树立集体主义观念。

3.4进一步树立全面的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观念

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是奥林匹克运动竞赛的理想准则。竞争是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宗旨，但公平竞争才是它的真正灵魂，离开了公平，奥运会就无法续写其辉煌。在这一公平竞争的原则下，西北少数民族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青年人大部分在体育比赛中能够遵守“公平竞赛”的原则，并将其作为个人在做其它事物的信条与行为准则。可以说，当一个青年人懂得了运动竞技场上的公平竞争时，他也就转变了思想，也就具备了在参与社会活动中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的品格。

4、奥林匹克使青年人的素质得到协调发展

一个人的素质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思想、体能、精神、心理、意识等。奥林匹克强调体育运动与文化融合为一体，并且力图通过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去挖掘、展示人类社会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摒弃丑恶行为来教育人，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在西北广阔的大地上的青少年他们不再有过去那种只是农牧生活与局部的小农经济放牧生活以及落后封闭慢节奏的思想意识观念，现在通过学校教育与广播、电视、网络的渲染奥林匹克教育，他们普遍的接受了现代奥林匹克的教育，并喜爱奥林匹克的体育运动项目，他们的思想更加高尚了，眼界更加开阔，体力与智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部分青少年平时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强健的体魄，积极的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形成了一种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使更多的青少年获得了更高的生活质量，提升了文化品位，使青少年逐步都增加了现代化的思想方式与提高适应现代化高度竞争的生活与工作的能力。在中国，如果西北青年人的素质都提高了，那整个国家素质都应该提高了，因为落后区域人的素质进步了，那先进地区人的素质就更进步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的人格，他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及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成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

总之，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它使西北少数民族青年人在心理、生理、体能、思维意识、价值观以及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都大为提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并建立起作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转变人的思维观念的成为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人越多，它的社会改革与进步的进程就越快，当现代的教育观念深入到大多国民性格中去时，现代的态度与舆论、行为，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内在的推动力，这对于国家发展、国民素质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参考文献：

[1]　徐维克，中西体育传统价值特征初探[J]，体育文化导刊，2002（4）：41—42

[2]　谢亚能主编，奥林匹克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1），58

[3][法国]皮埃尔·德·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宗等译），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P1.

[4]　Pierre　de　coubeitin　le　serment　des　Athletes　，　Revue　Olympiques　，　july　1906　，　P108

[5]　克斯塔斯、吉奥吉珂迪斯[希腊]奥林匹克教育的伦理框架研究，体育文化导刊　2007.2

[6]　刘文浩，论奥林匹克运动与学校体育[J]西安文理学院学校，2006（7）：87—88

[7]陶于，论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人文价值[J]，南京体育学院学校，2003（6）：21

A　Study　on　the　Mindset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Minority　Youth　under　Modern　Olympic　Spirit

Li　Yanla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North　University　for　Ethnic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eople-centered”　boasted　by　modern　Olympics　has　played　an　all-inclusive　role　in　educating　peop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which　can　facilitate　people’s　competitive　mind　and　improve　their　sense　of　rules，　foster　greater　group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enhance　people’s　health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orge　stronger　will，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ir　new　values　and　conduct　modes.　This　will　provide　tremendous　driving　for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　and　social　progres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at　large　and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modern　competition.

西北民族“花儿”审美意蕴探讨 篇7

一、“花儿”旋律特征的审美意蕴

(一) 旋律特征中完整性的审美意蕴

无论是何种艺术形式的旋律表现都必须强调其完整性, 因为这种完整性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需求。因此, 从“花儿”的旋律特征来看, 完整性也是其重要的审美内容之一。“花儿”中所谓的完整性具体表现在其旋律的完整、统一以及其与音乐更方面的相互协调和结构的规范严谨。就整体来看, “花儿”的旋律特征相对较小但其完整性却显得较为突出, 各环节直接的衔接也显得非常紧密, 从其内涵来看其往往具有着非常丰富的艺术性特征。

(二) 旋律特征中音乐性的审美意蕴

音乐性是所有音乐形式都必须具有的特征之一, 因此, 作为西北民族典型音乐形式的“花儿”也有着其所独有的音乐性, 而音乐性的产生于旋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往往需要依靠旋律的波动予以呈现。当然, 要凸显音乐旋律特征中的音乐性审美意蕴并不完全需要依靠旋律中强烈的对比性, 平和平稳的旋律同样能对其音乐性进行充分的展现。比如“花儿”中“咿呀咿呀”和“尕阿姐令”这两首, 一首利用高唱低回的展现了爱情的跌宕;一首又凸显了平稳安定的情绪。

(三) 旋律特征中主题性的审美意蕴

利用旋律中的主题也能有效的对音乐的审美意蕴进行体现, 且这一主题在音乐中往往没有特定的形式, 尤其是在“花儿”中其往往会以原本的形态又或者是转变之后的形态呈现。在“花儿”中主题也是能给予听众最为直接的音乐形象, 这主要是因为主题往往与听众的思维之间有着密切额关联, 因此, 对主题进行充分的利用也能利用其在听众思维方面的影响力来帮助听众明确音乐的旋律, 并使在脑海中产生形象的画面感。

(四) 旋律特征中技巧性的审美意蕴

不同形式音乐的演唱往往都需要其独特的技巧, 演唱者的技巧越高超其对音乐形式的表现能力也就更加的强。在“花儿”中, 对同一音乐的演唱, 演唱者所使用的技巧不同其所表现出了音乐形式也大不相同。因此, 技巧性也使“花儿”旋律特征中审美意蕴的一种呈现方式, 不仅体现了民族艺术的特殊性, 也能有效体现演唱者独有的演唱技艺。

二、“花儿”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蕴

(一) “花儿”艺术形式中朴野美的审美意蕴

西北民族“花儿”多用于情爱内容的表现, 因此, 其演唱大多在环境非常开阔的山野之中, 并充分传达着歌曲演唱者自身真挚的感情。也因此, “花儿”被禁止在村庄尤其是亲属间演唱, 而这也充分体现了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朴野性, 且也有只有环境开阔的山野中之中, 才能使演唱的形式更加坦率并衬托出演唱者对爱情勇敢与真挚的追求。在这一独特的音乐形式中, 人们既可以感受到西北民族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对封建思想的抵抗, 也可以充分体会他们对封建礼教反抗的心声, 更能体会其对心爱之人所立下的真挚誓言。而在环境开阔的山野中对这一音乐的演唱也充分展现了西北民族人民对待感情大胆和质朴的性格特征, 以及以及面对艰苦环境时所表现出的坚强和对爱情和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二) “花儿”艺术形式中的苍凉美的审美意蕴

受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的影响, 西北民族人们的生活往往显得非常艰辛。“花儿”在这一背景下的传唱也往往对当地的气候、环境等有着不自然的流露, 且对当地人们的生活等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 尽管生活艰苦但西北民族的人民仍以其自身所具备的顽强性在创造着其民族的独有文化, 且也在不断的磨砺中形成了坚韧、淳朴的性格特征, 而这些也都充分呈现在了“花儿”中。就“花儿”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来看, 受地区环境、人们生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苍凉特征在其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西北民族自古以来便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 从环境特征来看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都相对恶劣, 这也使西北民族人们本身的性格就较为特殊, 而在这一环境中得以发展的“花儿”更是体现了其艺术形式中独特的苍凉没的审美意蕴。

三、结语

“花儿”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其重要的艺术价值, 对此, 我国的艺术工作者除了要对艺术价值进行深入的挖掘之外, 还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 或者是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在对民族艺术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丰富, 并促进该音乐形式艺术性的不断丰富, 以更好的促进该传统艺术形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华荣.“花儿”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作用[J].甘肃社会科学, 2014, 02.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浅析 篇8

一、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寿险市场也获得明显发展, 在市场主体、业务品种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现状

(1)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衡量保险业市场规模的主要指标是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是某国或某区的年保费总额与人口总数的比值, 反映保险业的普及程度和保险需求状况;保险深度是某国或某区的年保费总额与年GDP的比值, 反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相对发展水平。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业在经济带动下, 这两项指标总体都呈上升态势 (表1) 。

注:表中保费收入为西北民族四省区寿险保费收入之和, 依据中国保监会网站统计数据计算, 人口总数和GDP数据为西北民族四省区之和,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2) 保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内陆, 长期以来从事寿险业的主体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寿、太平洋和平安等几家保险公司, 形成了一种相对集中的垄断态势。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来, 该区寿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新华人寿、合众人寿、泰康人寿等几支保险大军纷纷落脚。截止2010年底, 共有寿险公司33家。

注:保险机构以省级分公司为计算基础, 根据各省份保监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3) 业务品种日益丰富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上的业务品种逐渐打破传统的定期、终身与两全寿险等险种, 除了增加投资连结险、分红险、万能险等投资品种, 还开设了一些当地特色险种, 如农牧民补充医疗保险、高原反应险。其中农牧民补充医疗保险是针对当地农牧区的合作医疗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农牧民需求而推出的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有利于提高群众抗灾能力。[1]高原反应险则是专门针对到青海、西藏等地旅游的游客因急性高原缺氧造成的意外或疾病而推出的险种, 保险公司会承担意外伤害身故的死亡保险金和可能因高原反应造成的并发症的医疗保险金, 有利于推动该区高原旅游业的发展。[2]

(4) 中介市场获得发展

在寿险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基础上, 西北民族地区的寿险中介市场也日益壮大。保险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10年, 该区合计共有保险专业代理机构52家, 经纪公司22家, 公估公司1家。

注:数据来源于各地保监局公布数据整理

2.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存在问题

注:数据来自中经数据库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发展较快的同时仍滞后于东部。例如该区发展最快的新疆, 至2010年底有保险公司11家, 保险密度为261.86元∕人, 保险深度为1.8%, 而东部地区的上海, 同期共有寿险公司42家, 保险密度与深度分别为2982.97元∕人与4.07%。[3]这充分反应了该区寿险市场发展仍然缓慢的现状。其原因主要是竞争机制欠缺, 以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少数几家为核心, 市场份额集中, 同时, 这些公司的业务又主要集中在省会或较发达城市, 从而使整个该区寿险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 竞争不充分, 也使现有企业易忽略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存在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办事效率低等现象。再加上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 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心理文化, 接受新生事物相对较慢, 尤其是农村居民更是拥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思想和民族风俗习惯, 而寿险营销中专业性太强、针对性不够, 以及人口素质较差, 风险、保险意识淡薄, 使当地居民参保率低, 也使整个寿险业行业地位较低, 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二、西北民族地区人寿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1. 风险条件发生变化

西北民族地区地形复杂, 气候恶劣, 自然灾害频繁, 当地居民在长期面临自然灾害风险的同时, 随着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 逐步增加了一些新型的财产和人身风险。例如, 该区的黄土高原地质结构夏季常会遭受暴雨或旱灾, 而青海等高原区冬季的冰雪灾害也十分严重, 这就使当地人们非常重视自然灾害的防御, 对农业保险比较青睐。而近年来私家车购买量上升, 交通投入增加, 也增加了交通事故等新风险的发生机率, 加之养老问题凸显, 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生命安全。

2. 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GDP、人均GDP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趋于上升趋势, 且产业结构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均为人寿保险市场未来拓宽市场奠定了基础。

3. 社会条件得到改善

在经济不断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保障获得大幅发展, 保障项目不断增加, 覆盖面不断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 以青海为例, 截至2009年底,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居民医疗保险的为71.34万人和126.24万人, 占总城镇人口的30.6%和54.1%;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牧民334.29万人, 参合率达96.8%。[4]但相对于发达省市仍然较低, 这就需要加快商业寿险业的发展来满足剩余保障需求, 弥补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寿险市场今后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三、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发展的策略

1. 建立政府扶持型发展模式, 提高寿险行业地位

受地理区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业发展相对滞后, 产品种类少、主体少, 需求较低、市场垄断较高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种情况下, 亟需得到政府扶持。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式减轻寿险公司在资金方面的负担, 调动投资积极性, 鼓励更多的公司来该区发展业务, 建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奖励等方式鼓励公司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以政府名义担保、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保险专业人员来当地从业, 为市场拓展奠定基础。

2. 增加市场主体, 提高竞争意识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主体较少的事实导致竞争意识淡薄。因此, 增加主体数量对促进该区寿险市场的发展极其重要。一方面, 寿险公司应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今后发展趋势, 通过加大新险种的研发、投入, 加大营销人员的培训力度, 以及适时设置分公司等, 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国家可以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到西北民族地区设立区域性寿险公司, 开办人身保险业务, 以此加大市场竞争力度。

3. 提高居民参保意识, 完善寿险营销模式

西北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 一方面要利用当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 组织一些易于接受的表演形式, 编写一些易于阅读、理解的人寿保险刊物, 加大寿险业务的宣传, 提高居民参保意识。另一方面, 推销产品时要注重民族宗教中具有影响力人物的作用, 如藏区的喇嘛、达赖, 回区的阿訇等, 并开发一些适合当地风俗习惯的营销方式, 包括电话营销、网络营销等。

总之,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风险条件的变化等, 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相信在国家及当地政府的大力关注下, 在各项有效政策的推动下, 该区寿险市场一定会在今后获得快速发展。

摘要：拓展民族地区的寿险市场, 是促进我国保险业稳步快速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是协调全国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的基石。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同时, 为寿险市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潜力, 也促进了寿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 篇9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习惯,健康教育

1 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给学校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 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状况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完整意义的健康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同时, 国家倡导“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这使学校体育也有了新的发展目标和定位[1]。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体质好、没病就是健康,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的社会属性, 如协作精神、竞争意识、集体观念、自我完善和社会责任感、关心他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也同等重要。因此, 了解现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教育状况, 分析影响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 寻求他们在学习期间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西北6所高校的十多个民族 (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 的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 其中西北师范大学 (民培中心) 71人, 西北民族大学226人, 青海民族大学139人, 北方民族大学147人,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149人, 宁夏大学97人, 共829人, 男生463人, 女生366人。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主要就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程度、日常生活习惯、心理障碍现象以及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通过各院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团总支和班主任随机发放, 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2.2.2 座谈法

邀请被调查院系的团总支书记、班主任、班干部和部分学生代表集中召开座谈会, 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等情况。

2.2.3 数理统计法

利用VEP6.0和SPSS 8.0软件包完成数据统计, 并进行比较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含义的认识 (见表1)

由表1看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程度不同, 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虽然认识到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但理解不够全面。在我们调查的829人中, 28.3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体质好就是健康”, 21.11%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没有疾病就是健康”, 34.6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身心正常”就是健康, 只有15.9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身心与社会适应良好”才是健康。我们看到, 由于受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把体质好、没有疾病和身心正常与健康混为一谈, 忽视了健康的社会适应性, 片面地理解健康。这种认识偏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多年来的教育体制以及家庭、学校、社会对健康教育的认识不够所造成的。这种认识偏差致使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追求健康的目标有所偏离。在对健康认识的调查中, 男生的选择率低于女生, 这说明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落后于男生, 这主要是由于生活习惯和盲目减肥造成的。一方面, 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居住环境的影响, 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接受正确的健康教育, 致使这种生活习惯一直延续到大学;另一方面, 他们在大学阶段的生活习惯也受到地域和宗教的影响。

3.2 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习惯 (见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存在有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习惯。我们在调查时发现:由于生活不规律而导致人体生物钟紊乱, 使得这些学生患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学生。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睡懒觉, 不按时吃早饭, 久而久之, 导致患有胃病 (患有胃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占37.88%) , 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调查的6所学校中, 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许抽烟、酗酒、赌博, 但少数民族大学生吸烟率高达41.25%, 饮酒率为57.42%, 赌博人数占13.87%, 这些行为大部分发生在男生身上, 这主要是因为从小受家庭和居住环境影响所致。由于长期受不良行为习惯的影响, 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成绩下降, 上进心不强, 缺乏正确的人生观, 不但影响了自己, 同时也影响了周围其他学生。学校应加强管理和进行健康教育, 使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3.3 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时间活动调查结果分析 (见表3)

由调查可知, 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时间安排主要有聊天、上网、逛街、学习、体育锻炼、玩扑克牌和谈恋爱等。男生在课余时间学习投入相对女生要少, 而玩的时间较多;在男生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活动分别是体育锻炼, 聊天、上网、谈恋爱, 在女生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活动分别是谈恋爱、逛街、上网、聊天等, 这是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生活的主要方式, 上网是大学生追求的一种时尚, 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 比例也递增;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课余生活习惯而影响正常的学习。课余时间学习投入较多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从进入大学以后就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 (主要从事家教) , 这部分学生主要来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课余生活习惯的安排内容上与普通大学生没有大的区别, 但在安排的时间比例上有明显的区别, 这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养成的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习惯等原因所造成。

3.4 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情况 (见表4)

从调查结果来看, 少数民族大学生平均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明显偏少, 而且女生锻炼的时间更少, 女生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大都在20 min以内, 男生大部分在30 min左右;参加体育锻炼在20 min以内的学生主要集中在三、四年级, 基本上是学校每天早操点名的时间, 显得较为被动。由于一、二年级每周有2个学时的体育课, 因此平均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相对较长。每天参加体育锻炼在60 min以上的学生都具有共同的体育爱好, 他们三五成群进行体育锻炼, 养成了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但他们的比例非常少, 仅占被调查人数的14.48%。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的另一个原因是普通高校扩招以后所带来的场地、器材严重不足。调查发现, 39.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提到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去活动, 这是每个学校所面临的问题, 应引起学校有关部门的重视, 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课外体育活动。

3.5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障碍现象的调查分析 (见表5)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其体质健康与正常的学习活动、思想行为状况、意志品质等都有直接影响, 学习、奖学金、考研、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致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心理障碍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在意识、情绪、意志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较为明显。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压抑、焦虑不安、缺乏自信、情绪失调、消极悲观、甚至神经衰弱等现象。在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 有轻微思想压抑的占39.81%, 烦躁不安的占28.11%, 有49.8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自信心, 18.46%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经常出现情绪失控, 11.5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态度消极悲观, 甚至有8.9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了神经衰弱现象。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本身的因素。一般来讲,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使他们对大学环境的不适应, 与普通大学生的个性差异、语言障碍所造成的交流困难,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挫折, 对就业竞争的考虑等是引起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心理障碍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 应积极引导、加强健康教育,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

4 结论与对策

(1) 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识不足, 把体质好与没有疾病等误认为就是健康, 这是多年来缺乏健康教育所造成的, 因此, 加强健康教育刻不容缓。

(2)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知识的缺乏和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健康教育要从小抓起, 使健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 只有从小打下健康教育的良好基础, 并不断提高, 才能终身受益, 终身健康。

(3) 体育活动是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学校应积极组织有意义的体育活动, 保证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天有一定的体育锻炼时间, 使他们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4) 为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获得健康的生活, 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就要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3方面的作用, 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使3方面的教育一体化, 使健康教育产生更为显著的效果。

注:此选项为多项选择题

注:此选项为多项选择

参考文献

西北少数民族 篇10

综观整场演出, 尤其是音乐会版的现场演出, 笔者认为此场演出堪称一场视听盛宴。主创人员别具匠心的将舞台化的歌剧形式浓缩成音乐会版, 既符合音乐会表演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又简洁清新的呈现出了歌剧的舞台场面。气势恢宏的演出阵容、美轮美奂的舞美布景、精妙绝伦的交响配乐、真挚感人的倾情演唱, 一切的一切将积淀深厚的历史故事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和舞台冲击力, 顿时眼前呈现出一副精彩纷呈而又具有厚重历史人文气息的艺术画卷, 真正实现了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之目标, 起到了促进高校教学创新和丰富歌剧舞台艺术的积极作用, 为国内艺术高校的教学歌剧开创了历史性的先河。该剧取材于唐代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汉藏和亲的历史故事, 全剧分为《序幕》、《华丽的热情》、《复杂的亲情》、《难舍的乡情》、《伟大的爱情》四幕戏, 既赞美了真挚而又崇高的爱情, 又歌颂了民族大团结、和谐兴邦的中华伟大文明。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 演员们精彩细腻的演唱和跌宕起伏的剧情, 深深的拨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的心弦。表演结束后, 激动的观众随着音乐的节奏鼓掌欢呼, “好听、好看”等溢美之词更是不绝于耳。在感叹西北民族大学此次演出成功的同时, 由此引发的艺术现象值得深思和回味,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歌剧”新概念的引入

西北民族大学以“教学歌剧”的演出形式, 为艺术高校的教学实践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此概念包含:要以“课堂教学”为坚实基础;并对“课堂教学”有所延伸和升华;在标准剧场舞台中进行表演;直接面对各类艺术观众为目的的师生同台的教学实践活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其自身的发展空间都有一定的伸缩性, 并伴随着种种客观因素和主观愿望而改变。随着文化艺术舞台的方兴未艾, 文化整合、艺术转型、人文思潮的转变等超前理念纷至沓来, 高校教学的创新实践需求也大大加强, 排演歌剧这一音乐最高形式, 也成为检验音乐艺术院校专业教学质量的试金石;同时也是造就音乐艺术高素质人才的根本依据。诸多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创新思路, 驱使着西北民族大学的创作团队承担起教学创新和艺术创新的责任和使命。由此, “教学歌剧”这一教学创新实践由西北民族大学带头, 勇敢的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二、中西音乐文化的融合与互动

文化的多元是人文生态多重性的外在体现,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文明才有可能更好的延续和发展下去, 价值观与时代观都会深刻的反映文化动态, 影响着舞台艺术的现状。歌剧《文成公主》将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文成公主”这一家喻户晓、流芳百世的历史人物搬上了音乐会的舞台, 音乐响起的刹那, 宽广、清新的《序曲》将藏族文化特有的民歌音调瞬间把观众带入雪域圣地, 同时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手法, 结合西洋歌剧的演唱形式, 加入交响乐队的伴奏, 古今变通, 中西融合, 颇有新意的成就了一场带有中国风味的民族歌剧。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时而高亢磅礴, 时而涓涓细流的咏叹调中丝毫没有格格不入, 而是二者相得益彰, 碰撞出别具一格的艺术火花, 不失为一次中西音乐文化良好的融合与互动。

三、舞台艺术的审美导向意义

舞台表现出的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表面字义上的理解, 而是给人一种思索和心灵的体验与叩问, 结合宏观的历史环境和真挚细腻的人文情感, 运用华丽的舞台呈现, 瞬间让观众找到了古典与现代心心相印的悸动。西北民族大学的《文成公主》在国内的艺术高校首开先河, 举全校之力打造出这样一部民族团结大戏, 其意义尤为深远, 不仅为在校的老师和学生们提供了良好的艺术实践机会, 也展示了西北民族大学强劲的教学实力。这部歌剧将历史的脉动, 民族的精华, 现实的厚重, 展现出一副宏伟蓝图, 用音乐作为连接历史文化和舞台表演艺术的纽带, 动情演绎璀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对民族大团结的精神追求以及对历史重构的讴歌, 都鲜活的展现了当今舞台的丰富性和艺术性, 不失为一次成功的传承和创新, 也在传承和创新中主导着当今舞台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大众的审美趋向。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特色馆藏 篇11

关键词：藏文古籍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141-04

藏文古籍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文长条典籍约1.5万多种，其中解放前写本、刻本藏文古籍4543种，内不乏一些珍本和孤本，如唐代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明代抄本《米拉日巴传》、清康熙年间朱、墨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等多种文献，皆为国内珍稀版本。2007年以来，文化部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图十五）珍藏的藏文古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15部藏文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部藏文古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以下将馆藏藏文古籍从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三方面做一评介，以飨读者。

一 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

藏族文化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早期的藏文古籍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有关佛教注疏、藏族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历算、艺术等方面文字资料逐渐增多，成为今天藏文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1]。

藏文古籍帶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受古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版本形式特殊，典籍装帧、装潢、书籍名称等都不同于汉文古籍[2]。如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唐代京拉喜、桑贡、李才红抄写，卷轴高31厘米、长136厘米，白麻纸，纸质较厚、纸面稍粗，有横划乌丝栏，经文字迹工整、清晰，藏文正体书写。文字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卷子上下有天头、地脚，卷子左右有边距，宽度大约在1至1.3 厘米之间。每纸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0.8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中的版心。卷末有抄写者的署名，经文由三纸粘连成一体（图五）。此经是公元九至十世纪敦煌藏文写本，浸染了千年光阴，其文物价值远不是宋刻本能比的[3]。

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封面图），是由甘肃天祝天堂寺（图十三）解放初捐赠，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是清代藏文朱、墨写本，一百零五函，梵夹装，开本高25.2厘米、宽69.5厘米。字体苍劲，整齐均匀，校勘精良。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鲜亮。夹板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木质坚硬、雕工精美、古朴典雅，为存世珍稀版本。

馆藏善本中有珍贵文集36种，都是藏族历代著名学者的文集，如宗喀巴和其最著名的弟子克珠杰及贾曹杰的文集、布敦大师文集、第一代嘉木央错文集、历代高僧传记等。馆藏藏文古籍中还有一些医学代表作如《四部医典》，也有一部分天文、技术等科技类藏文古籍。总之，这些古籍以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古代藏族文化历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二 藏文古籍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创造出独特的民族艺术。藏文古籍是藏族千百年文化的结晶，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和艺术。

藏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其文化艺术带有很深的佛教文化艺术烙印，其古籍的装帧和版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藏文古籍的装帧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书籍呈长条形，活页状，梵夹装帧。藏族受佛教贝叶经启发和影响，创造性地将贝叶经的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上，形成独特的梵夹装。同时梵夹装也适合佛教徒的阅读习惯，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经书的翻阅要求便于翻页[4]。这种装帧将印有文字的活页按次序重迭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两张檀香木板作为前后封。夹板均为红漆描金，雕工精细，珍贵古籍的夹板上还有佛像、火焰及宝珠等彩色图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多在卷首绘有佛像插图或菩提塔图以及花纹装饰，一些藏族古代医学、天文科技的典籍内还绘有人体解剖图和动植物药科图、天体星象图，表现出藏族早期的绘画艺术。藏族的绘画是在本民族古有的佛画绘画基础上，吸收汉族、印度、尼泊尔的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馆藏藏文古籍上的彩绘插图，使用藏族独特的矿物质颜料绘制，人物形象夸张，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色彩艳丽。古籍上的插图与内容相互呼应，互相衬托，将古籍内容、寓意明了解读给读者[5]。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圣三宝念要经》为明代写本，突出表现了藏民族在文化古籍中的艺术形式。《圣三宝念要经》是一部佛教典籍，开本高9厘米、宽45厘米，全书采用金、银、玛瑙、绿松石、珍珠等珍奇宝石磨成贵重颜料与墨调和研磨成汁抄写而成，字体优美，字迹经久不变。书的夹板上有用矿物质染料调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时隔数百年，莲花仍有一种含苞待放之感。莲花图案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吉祥、神圣、智慧之物。封面遮幔是绣有龙纹的彩缎、璎珞，遮幔下甲板上塑有立体的描金题名，题名周围用黄金、贝壳等镶成藏族吉祥物日月、彩云、宝焰、金轮宝、宝塔、白海螺等标志，与佛陀和佛法息息相关，夹板图案精美、做工精细别致、技法高超、镶嵌图案错落有致，代表了藏族高超的雕塑和镶嵌艺术。《圣三宝念要经》还将藏族传统的唐卡制作艺术灵活运用到了古籍的装帧上，表现了藏族古籍独特的装帧艺术形式。夹板的两侧绘有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每页的空白处用彩色丝线堆绣出朵朵鲜花，版面看起来绚丽多彩，整部古籍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突出代表了藏族古籍浓郁的艺术特色。

勤劳智慧的藏民族利用当地的野生植物，造出有独特工艺特色的古籍用纸。藏纸采用当地丰富的瑞香狼毒、登台树、野茶花树、瑞香等多种原料制造而成，质地厚实、洁白坚韧。由于原料中有狼毒草，藏纸不仅坚韧洁白经年不朽，且不被虫蠹。自唐代起，已能造出红、白、蓝、黑、紫、绿、藏墨等各色纸张。藏族喜用黄纸印经，并制作工艺精细的“藏青纸”用以书写金汁、银汁藏文经典。馆藏明写本《嘛尼全集》、《密宗五种》（图十二）、《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图六）等佛教典籍，用金汁、银汁书写在“藏青纸”上，版面庄重典雅，绚丽华贵。更为神奇的是馆藏印本清代《大藏经·丹珠尔》二百零五函，书籍纸张是在藏纸抄造原料中加入羊绒，历经数百年，纸张既柔软有韧性，又不会被虫蛀。馆藏藏文古籍无论内在的艺术内容，还是外在的装帧艺术形式和纸张、写绘颜料等工艺，均是学习研究藏文典籍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 藏文古籍的学术资料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门类齐全，内容以藏传佛教教义为主线，是少數民族院校教学和科研重要的资料。

藏文写经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馆藏藏文《大藏经》是由经（修多罗）、律（毗尼，又译毗奈耶）、论（阿毗昙）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大藏经”一名实为汉语赋予它的称谓，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它自己的称谓——《甘珠尔》和《丹珠尔》。馆藏《大藏经》由两套丛书构成，即清代抄本《甘珠尔》和刻本《丹珠尔》两大类，共有经典4570部，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密宗总续共八大类。八类之外又按学科分五明之学列藏族学者的著作，大类下再分小类，按照佛教教义、戒律、修行、历史传纪、文学、音韵、工艺、医学等学科分类。由于藏文《大藏经》主要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许多经典甚至在印度都已经消失了很久，藏语又是模仿梵语创制成，可以说是一种标准梵文，保存了印度原典的旧观点。在梵文典籍不多的今日，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翻译还原成梵文佛典，做梵文典籍的参考和校订，同时也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大藏经》中还保存大量汉文、巴利文所缺的佛教经典，因而藏译佛典又是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相比，有译语统一和忠实原文、校刊精良的优点，可为新版佛教经典的对勘、校订提供资料。

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资料总汇，藏族文明史的发展总汇，也是藏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结晶。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其卷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门类之齐全，传播与影响之巨大，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传世孤本《米拉日巴传》是宋代日巴吾琼著，明朱、墨两色抄本，长49厘米、宽7厘米，全书231页。纸张细腻光滑，笔迹生动优美，关键字全用朱笔书写，是一部藏族自己创作的传纪文学。《米拉日巴传》真实记述了11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叙述了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采用散文、韵文相间文体，热情讴歌了藏民族坚韧不拔、聪慧向上的民族精神[6]。《米拉日巴传》书中文字多处为古藏文书写，说明此书的作者运用的藏文文字处于藏文厘定期间，新藏文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确立，对研究藏文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资料价值。已出版的《哲蚌寺藏文古籍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拉卜愣寺藏文古籍目录》等整个藏区的藏文古籍目录中均未记载日巴吾琼所著的《米拉日巴传》。书后题记中明确注有该书资助人的姓名，左右双边、上下无边的特点是典型的西藏明代写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11-12世纪西藏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的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馆藏藏文古籍还包括藏族文学的代表作《米拉日巴道歌集》，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文和散文并举，将唱词加入到叙述中，通俗简洁、意境隽永。关注社会生活，教人处事哲学的戒言锦语《萨迦格言》、《格丹格言》；佛教教义经典《药师经》（图二，图十）、《药师尊经》、《普明经》（图七）、《俱舍善述》；用注释法依据实际的诗例解读藏族名家诗的《诗境释难·妙音欢歌》；以及著名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以清丽、朴素、细腻意境构思和形象创造，是研究藏族诗歌的最好资料。

馆藏藏族历史传纪以历代高僧大传为主，《百本生传》、《仓央嘉措传》、《仁钦坚参传》、《根敦嘉措传》、《根敦珠巴传》、《洛桑丹白尼玛传》、《东科努木翰传》等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历代高僧的生平、政治主张、传教活动及学术造诣等。

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药物分类用途详述》、《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是藏族医学的代表作。藏族天文历算学典籍《万年历表》、《韵律论》（图八）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法著作，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本性、认识等方面的宗教学著作，以绝对的文献优势占馆藏藏文典籍的主要部分。

格萨尔王是藏族古老文化传说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以慈悲、智慧和大力护佑着芸芸众生，使其脱离痛苦和灾难。馆藏有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系列典籍《卡切玉宗》、《下蒙玉宗》（图九）、《娘林大圆满》、《地狱大圆满》等，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记录整理成文的木刻本，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一起被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学校已故藏学研究专家王沂暖先生，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其论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译著有《米拉日巴传》、《西藏王统记》、《格萨尔王传》（图一）。西北民族大学设有在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家以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制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为专门研究《格萨尔》的研究院，编纂出版有五卷本《格萨尔文库》（图十四）。

馆藏梵文翻译著作《绘画度量经》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其对造像基本尺度，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绘画度量经》也创造了适应西藏的度量单位，把拃、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然，是论述藏民族造像艺术的代表著作。《戏剧论》是讲述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喜剧、演奏技法、风格的著作，生动描绘了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形成能歌善舞的特质。

藏文古籍的整理与收藏既反映了国家对古籍文化的重视，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发展原则。藏文古籍的整理，对于深入挖掘藏族文化的形成，推动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立足西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综合研究的材料汇总库，承担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重要任务，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古籍文献，将大量的零散的古籍串联起来，形成了研究藏族文化、社会、历史的主线，为深入挖掘藏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一张张藏族文化研究的蓝图不断呈现，一条条指引挖掘藏族文化的路线图显现，为丰富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证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地印证着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先巴.藏文典籍及其收藏[J].收藏，2010，（1）：75.

[2]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J].中国藏学，2007，（1）：88.

[3]范开宏.敦煌遗书及其价值浅说[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2）：96.

[4]王鉴，安富海.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2，（6）.

[5]乃波·噶桑文.谢热译.藏族佛画艺术[J].西藏研究，1989，（12）：86.

[6]何子君.和谐共存：六世赛仓大师的藏传佛教宗派观[J].甘肃社会科学，2012，（3）.

西北少数民族 篇12

一、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

所谓“和断罚纳”, 是指当事人因罪本应得到限制或剥夺人身权的刑事处罚, 但国家法律却赋予了其以财产权代替人身权的处罚措施, 通俗来讲, 就是以缴纳钱物来冲抵刑罚。在宋律中, 对汉民必须依律而行, 一般是不允许“和断罚纳”的, 但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统治者的政治考量, 因此宋律给予了蕃民相对特殊的优待, 不仅可以“和断罚纳”, 并且规定罚纳时必须由少数民族……………………………………………………………………………首领亲自办理, 防止汉代官吏去干涉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笔者认为, 这应该是北宋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办理官员方面, 宋律规定, 主持“和断”者可以是蕃官, 也可以是汉官, 主要是依宋律和特别的蕃法来审理, 但审理结果出来后, 在进行罚纳时, 则必须由蕃首亲办。宋《长编》第106卷记载: “缘边蕃部使臣、首领等, 因罪罚羊, 并令躬自送纳, 毋得却于族下科敛入官, 犯者重断之”, 即明确了蕃首在罚纳时的重要职责, 若地方官员“非理科敛”, 就必须“重断”。宋律进行如此规定, 主要是为了保护蕃内家族的整体利益。

在罚纳物资方面, 结合当时少数民族社会现状, 宋律规定为金钱或马、羊等重要生活物资, 但后来为了交易或执行方便, 逐渐以金钱为主。天圣二年 (1025) , 宋仁宗颁发律令, 规定蕃民犯罪者可以纳钱作为赎金, 这样马、羊等生活物资承担罚纳的作用就逐渐减少了。

在罚纳防范方面, 宋律制定了“纳质”制度, 即蕃民罪犯在交纳一定金钱财物免于刑事处罚后, 对于一些叛乱重罪者, 必须将其子或弟交由政府“收质”, 非死或赦免不出, 防止其“异时复叛”。笔者认为, 基于罚纳者依宋律一般需要承担较重的刑罚, 甚至是死罪, 但北宋统治者一方面通过“和断罚纳”, 法外施恩, 笼络民心, 另一方面通过“纳质”来控制蕃部, 也有利于西北边区少数民族的稳定归附[1]15。

二、汉法为主, 蕃法为辅

审视北宋时期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进程, 其中早期高度重视藩法, 中后期逐渐过渡到汉法为主、蕃法为辅, 这与北宋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也是相互呼应的。

在北宋早期, 统治者刚刚打下江山, 政权未稳之际, 基于稳定的需要, 自然会给予西北边区民族地区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权。据史料记载, 北宋初期, 宋太祖承袭唐代的羁縻制度, 对于西北地区的一些容易控制地区, 直接按照汉法实行了郡县制, 但对于那些民族势力较大、不易管控的民族地区, 则依然沿用“因俗而治”的羁縻制。包括前文述及的“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 也正是这种民族自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但天下一统、法制统一, 毕竟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夙愿和策略。 咸平六年 (1003) , 由于西北边区屡屡发生蕃部杀害边区居民的案例, 以及当时对蕃民相对优待的从轻、减轻、财产充抵等措施, 引起了汉民不满, 于是在一些州府出现了用汉法治理蕃民的想法, 如宋仁宗时期, 沿边的知秦州就停止了“和断罚纳”的执行, 适用汉法来规制蕃汉各族之间的刑事、民事行为。熙宁五年 (1072) , 王安石在变法时, 也提出了“渐推文法, 当即变其夷俗”的论断, 后来“汉法治蕃” 的法制理念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 大观一年 (1108) , 宋徽宗颁布《熙河兰湟秦风路敕》 (史称《大观法令》) , 明确规定蕃民犯罪适用汉法, 不再用蕃法进行规制。至此, 《大观法令》正式确立了汉法的主导地位, 并在西北边区许多蕃部逐渐得以推广[2]7811。

当然, 西北边区相对复杂的政治、军事等现实情况, 以及相对特殊的地域、习俗特征, 完全适用统一的汉法, 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国家的安定, 达到理想的法律规制的效果。为此, 北宋统治者在坚持汉法为主的基础上, 认可部分蕃法, 并通过一些特定事件的管理策略, 从而构建起了一个汉法为主、蕃法为辅的法律适用体系。笔者通过观察北宋之后我国少数民族的法制进程, 其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主辅有别、因俗而治的特点,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北宋在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适用, 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民族事务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三、重罪严惩, 自首从轻

根据罪行的轻重分别施以不同的刑罚, 这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的通行做法, 北宋时期也不例外, 只不过由于当时西北边区特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特点, 为了达到法律的效用, 统治者给予了当地有所区别和侧重的刑罚处置。

在重罪严惩方面:一是谋叛罪。基于西北边区位于北宋与西夏战争的最前线, 谋反叛逆者较多, 如宋神宗时期, 蕃族讷儿温、禄尊首率部族叛附侵犯宋朝边境的羌部首领鬼章, 被平叛后“, 众论所犯, 凌迟处斩, 妻田产并赐包诚, 子年十五以上配广南牢城, 十四以下听随行”[3]7825。二是泄漏军情罪。北宋由于在西北边区与西夏战事紧张, 在积极搜集敌方情报的同时, 对泄漏军情的蕃民严加控制并严惩不贷。北宋元丰二年 (1079) , 西北蕃部首领昌宁以诈投为名, 联合熟户蕃部苏尼刺探军情, 两人事发被捕后, 均被宋神宗处以极刑。 三是盗窃罪。北宋西北边区常有蕃民潜入西夏盗窃孽畜人户, 这样既容易引起两国民间的仇恨, 也给本就紧张的边界战事增加了冲突的可能。为此, 宋律“重之赏格, 许人陈告”, 并依法严惩。

在自首从轻方面:纵观北宋对西北边区的司法适用, 统治者对各类蕃民罪犯, 包括上文所述的“重罪严惩”, 只要其能主动自首, 一般均从轻处理, 这是统治者恩威并重、宽宥蕃民的需要, 有利于边区长久稳固, 同时从法理上来分析, 这也是法在惩戒作用发挥时的重要考量维度之一, 有利于法的价值实现。查看自首罪犯被从轻处理的措施时发现, 北宋统治者大都将这些罪犯发配边区屯耕, 实为当时边区建设和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元祐五年 (1090) “, 诸人违制典买蕃部田土, 许以免罪, 自二顷五十亩以下, 责其出刺弓箭手及买马备边用各有差”, 就是这种屯垦戍边的生动体现。

四、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

基于北宋时期西北边区民族事务的相对特殊性, 特别是“联蕃制夏”的边防策略, 再加上法律固有的相对滞后性, 因此北宋统治者出台了诸多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这些同样由统治者颁布实施的民族政策, 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特别法的特征, 与当时正式颁布的法律一道, 共同构建起了北宋时期西北边区鲜明的法律适用体制。

在赎罪方面, 尽管汉法方面也有一些类似规定, 但北宋统治者在适用范围、赎罪物品方面, 给了西北蕃民更多的优待。归结起来, 北宋时期对西北边区蕃民规制了三种主要赎罪方式:一是纳赀赎罪, 即用金钱赎罪;二是纳马赎罪, 即用蕃民的马、羊赎罪。这两种赎罪方式与与前文所述的“和断罚纳”类似。另外, 北宋时期还针对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 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技能产出来冲抵罪行。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惜才”的理念, 也与现代法律“立功赎罪” 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

在赦免方面, 北宋主要有大赦 (普赦天下) 、曲赦 (一地或数地的独赦) 、德音 (比照刑法等级进行减等赦免) 三种, 统治者根据不同情形进行适用。总体来说, 北宋统治者对西北边区蕃民进行赦免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力度也是很大的,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上文所述的重罪严惩的范畴, 如对“寇边罪” (敌方侵犯宋朝边境被俘获者) “、谋叛者”“、叛逃者”等, 理应得到法律的严厉规制, 并且大多均会被处以极刑, 但北宋统治者对于一些有巨大影响力的蕃族首领, 甚至普通蕃民, 往往也会网开一面, 针对一时一事, 统治者亲自下发谕旨或出台专门政策, 对这些罪犯给予赦免、迁配内地等, 以示皇恩浩荡, 实则“攻心为上”, 稳定边疆。咸平五年 (1002) , 泾原部蕃民九十一人谋叛, 抓获归案后, 本应处死, 宋真宗“恩信招怀”, 将其迁配内地各州农耕, 深得边区蕃民拥护。当然, 对于一些屡获赦免但不改者“, 吏捕之寘于法, 不须以闻”, 直到处以极刑[4]255。

赎罪与赦免只是北宋在西北边区民族事务管理时将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的一个缩影。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古代统治者的诏令或政策颁布, 作为法律的重要来源, 一般均会拟制为法, 并且政令大于法令的现象也不鲜见,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古代“人治”大于“法治”的法制困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北宋西北边区的民族法律适用体系, 体现出了法律的“二元性”和适用的灵活性等特点, 这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纵观北宋之后的历朝历代, 大多循此思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北宋西北边区对蕃民的法律适用, 在我国民族法律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北宋在汉法的大框架内, 通过颁行蕃法、制定蕃汉关系法规和蕃民特别法规, 展现出了和断罚纳, 蕃首亲办;汉法为主, 蕃法为辅;重罪严惩, 自首从轻;政策与法律有机结合等鲜明的民族法律适用色彩, 对之后朝代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北宋,西北边区,民族事务,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1]王棣.燕翼治谋录 (卷二) [M].中华书局, 1981.

[2]宋会要 (第198册) , 《蕃夷》65之90.

[3]宋会要 (第199册) , 《蕃夷》6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