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共8篇）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1

中心镇是指在村镇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与一般建制镇和乡集镇相比聚集功能相对较强、辐射范围相对较广的建制镇,其组成包括县城镇和部分发展程度较高的建制镇[1]。作为城镇体系的末梢,中心镇即承接着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同时也是农村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是农村物资和人流的初级集散地。中心城镇对于培育农村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培育农村市场体系[2],较快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3]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文献梳理表明,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镇建设,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中心镇的发展关注不够[4]。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中心镇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承接城市文明和带动周边乡镇的功能[5],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包括碌曲、玛曲、夏河、卓尼、临潭、舟曲、迭部和合作(市)等七县一市,总土地面积4.5×104km2,2010 年区域总人口72.35 万人,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6]。全州共辖1 个县级市(合作市)、7 个县城镇(玛艾镇、尼玛镇、拉卜楞镇、柳林镇、临潭城关镇、舟曲城关镇、电尕镇)和8 个一般建制镇。2010 年,全州非农人口16.3 万人,其中合作市和7 个县城镇非农人口12.9 万人,占全州非农人口的79.2%。合作市是州府所在地,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7 个县城分别是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般建制镇中除郎木寺镇和临潭新城镇发展相对较好之外,其余城镇无论从城镇规模、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面,都处在初级发育阶段;因此,可以确定合作市和7 个县城镇为甘南州的中心城镇,是甘南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地。甘南州是青藏高原“黄河蓄水池”、“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地位十分重要[6]。

1 甘南州城镇化的特殊性

1.1 城镇化条件的特殊性

(1)资源的丰富性与生态文化的脆弱性。甘南州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拥有亚高山草甸草场2.7×104Km2,占全州总土地面积的59.98%。森林面积约占甘肃省的30%,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种类繁多,纯天然野生中藏药材850 余种,中藏药材蕴藏量为5.243×104t。在已探明储量的23 种矿种中,有14个矿种储量居甘肃省前5 位。水资源总量为254.1×107m3,可利用量215×104Kw。旅游资源不仅有高峻巍峨的名山奇峰(如莲花山),辽阔美丽的草原(如甘加草原),挺拔丛生的原始森林(如大峪沟),浩淼的湖泊(如尕海湖)和多姿多彩的雪山,而且有成群的牛羊和稀有的野生动物,浓郁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名寺古刹(拉卜楞寺、郎木寺等)。甘南州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构成了甘南产业发展并推进城镇化的资源基础,但由于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过渡地带、北方农牧交错带甘青宁农牧交错区、汉藏文化过渡结合部,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脆弱,对外界的人为干扰行为的抵抗力弱[6],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开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极易受到破坏,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另外,甘南州位于黄河、长江的上游,其水源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任务艰巨。

(2)人口的民族多元性与人才的稀缺性。甘南州共24 个民族,人口在100 人以上的民族有藏族、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东乡族、和蒙古族8 个民族,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54%、汉族人口占40%、其他各民族人口占6%。就人口受教育程度看,2010 年,各类受教育程度人口占6 岁以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为:未上学16.81%、小学52.38%、初中16.08%、高中及中专7.27%、大专及以上7.46%,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区域人口决定了城镇规模的大小,甘南州人口总量小,城镇发展必须兼顾城镇的聚集辐射力和城镇的覆盖度。民族结构的多元性,使在城镇化建设中,既要考虑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性,又要实现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由于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加之自身吸引能力有限,大量的专业人员更愿意去发达地区工作,进一步加剧了相关人才的紧缺,这也势必影响区域城镇化的进程。

(3)产业发展的低层次与就业的农业主导性。2010 年三次产业分别达到了15.89、16.04、35.76 亿元,三次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23.47%、23.70%和52.83%,产业结构初步形成了“三二一”型结构,但产业总量小,工业中电力生产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产值占的比重分别为:35.51%、31.94%、14.13%、12.38%;第三产业中非营利性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和住宿餐饮业为主所占比重分别为:62.15%、8.70%、7.43%、6.56%、5.28%;农业主要以传统农牧业的生产方式进行,效率低下且产业化程度低。在甘南的许多地区社会分工薄弱,农牧民自给自足,手工业和农产品的加工仅仅作为农牧业的副业与其结合在一起,绝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传统的农牧业中,第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弱,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71.30:9.59:19.11。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制约着区域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区域城镇化的进程。

(4)地域的广阔性与城镇化的弱质性。甘南地域广阔,面积4.5×104km2,城镇密度极低,平均每万Km2有城市0. 22个,县城1.56 个,一般镇1. 78 个。就城镇密度而言,呈“北密南疏”的状态,北部5 县市(合作市、卓尼、临潭、碌曲、夏河)分布了全州城镇3/4,南部三县(舟曲、迭部、玛曲)城镇只占城镇总量的1/4[7]。就城镇规模而言,规模最大的合作市区城镇人口只有5 万多人,县城人口大都在1-3 万人,其余城镇人口都在5000 人以下,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城镇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发挥城镇的聚集和辐射作用。由于城镇经济职能不突出,城镇间职能联系突出表现在政治文化的联系方面,中心城市无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城镇间缺乏互动效应,无法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资源得不到共享和有效分配,影响着甘南州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1.2 甘南城镇化功能的特殊性

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缘关系,早已使该区域的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族稳定成为事关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的政治任务[8]。其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强调其在全国的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地位,侧重国家利益确定的战略目标[9]。因此甘南城镇化不仅要重视协调与资源环境社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优化和利用国家扶持区域发展的各项政策,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促进区域本土城镇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乡统筹、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10]。城市(镇)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其数量、规模和功能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充分利用国家扶持区域发展的各项政策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优先培育和发展中心城镇,提升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和适当聚居,不断优化农牧村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于促进甘南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育、社会文化传承的协调,实现区域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城镇化动力的特殊性

建国后,甘南城镇化的政策导向显著,政府是城镇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图1)。一是甘南城镇的发展与政权建设密不可分。建国后,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涌现出了一些城镇,1962 年,城镇数量达到5 个。1984 年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放宽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建制镇的标准;2002 年甘肃省开展了“撤乡并镇”的工作,实行“小乡并大镇”。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城镇数量由1999 年1 市4镇发展到2002 年1 市15 镇,其中,合作市在1999 年由镇改市,成为甘南州及周边藏区的唯一一个县级市。二是国家为了扶持甘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项目,改善了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条件,为城镇经济职能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同时,国家扶持藏区发展的政策和项目,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进入城镇,扩大了城镇的规模。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的改善,进一步促进了城镇旅游服务、餐饮等行业的发展。三是围绕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甘南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人口空间聚集程度(如游牧民定居点大部分选择县城定居和乡镇定居)。由于甘南城镇化核心动力来源于政府政策和项目,造成了甘南对外部项目和资金的依赖,城镇普遍缺乏自然发育和自觉成长的过程, 缺乏内在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活力,城镇化的动力系统单一。

2 中心城镇发展与农牧村城镇化

2.1 实施中心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可以有效化解甘南州城镇化弱质与建设资金短缺的区情

城镇对区域的辐射带动力与城镇的规模密切相关,当城镇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聚集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较大的极化效应与规模效益,甘南城镇只有完成足够的人口聚集,才能减小自然地理的限制因素,形成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规模,发挥城镇的相关功能以及对整个区域的带动作用。学者研究认为我国中心镇的有效规模下限应为5 万人左右[11]，[12](甘南由于城镇自然地理、区域人口规模等的限制,规模可适当下调),甘南中心城镇人口规模大部分在1-3 万人之间,尽管合作市区的人口规模达到了5.6 万人,但要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规模明显不足。因此,在经济基础相对较差、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弱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外部项目和资金(如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走分散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极不现实、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甘南城镇化道路应选择集中突破、分步发展的策略,现阶段应重点建设7 县1 市的县城(市区),培育出一部分能有效带动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市),才能使甘南走出农牧村城镇化“小马拉大车”的困境,才能使甘南城镇化发展由外生动力为主转变为以内生动力为主的道路。

2.2 中心城镇可以降低进城农牧民的转移成本,并享受到与大中城市居民接近的现代文明生活

农牧民进城的转移成本,包括转移的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中心城镇空间上与农牧村接近,文化氛围与农牧民接近,使进城农牧民能较快地融入到城镇;中心城镇生活成本较低,就住房来说,由于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棚户区安置房等的建设,甘南大部分中心城镇房价稳定(2010 年为2200-2500 元/m2),因此,进城农牧民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对于已经在县城安置的农牧民(如在生态保育工程中在中心城镇定居的农牧民),虽然有一部分家庭老人和孩子在中心城镇生活,家庭主要劳动力仍然在农牧村从事农牧业生产,但由于中心城镇距离生产地相对较近,经常回城与家人团聚也相对方便,同时,从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已安置农牧民工作由农牧村向城镇的转换。在各级政府的援助和帮助下,甘南州城镇建设(特别是中心合作市、以及各县县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城镇(市)道路、给排水、环卫设施等市政设施日益完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城镇的服务功能日趋完善。如合作市在1999 年由镇改市以来,城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2010年,城市路网线密度为3.90Km/ km2;城市供水干管总长50Km,城区污水管网覆盖率达70%;集中供热普及率达90%;市区有中小学11 所,市属医疗卫生机构2 所;有文化馆1座、图书馆1 座。因此,在中心城镇(市)生活,即可以降低进城农牧民的转移成本,又可以使进城农牧民就近享受到与大中城市居民接近的现代文明生活。

2.3 优先发展中心城镇,可以有效协调甘南州生态环境保育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甘南州的经济类型是以草地放牧为主体的粗放型、低效益的传统经济类型,随着甘南牧区人口急剧增加以及对畜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大,农牧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威胁到整个黄河、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6]。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与土地承载力的矛盾,甘南制定和实施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长江上游白龙江流域甘南段(碌曲·迭部·舟曲三县)生态功能修复与水土流失及地质灾害综合整治项目等生态保育工程;其中,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包括该州的临潭、卓尼、夏河、碌曲、玛曲和合作,总面积3.057×104km2,占甘南土地总面积的67.9%;补给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各功能区占补给区的比重分别为44.26%、50.74%、5%。要达到工程的预期目的,一是要实现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人口向经济示范区的有序转移,二是要逐渐改变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中心城镇发展基础相对较好,通过培育和建设,可以实现人口、信息、技术、物质和能量的有效聚集,因而可以有效承载不适宜农牧业生产区转移的人口。同时伴随着与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扩散,尤其环保意识的提升和生态文化的发展将为区域生态安全提供了主观条件[6];而人口、资金及技术等要素的聚集,城镇规模的扩大,将会进一步加快区域经济的增长,从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2.4 加强中心城镇建设,为区域招商引资,吸纳、存留人才创造良好条件,可以同时缓解区域发展中资金和人才短缺的状况

甘南州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优势,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强区域“造血”功能,就必须通过城镇的发展来带动。一是通过重点对中心镇的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增强城镇的服务功能;二是城镇服务功能的完善、将进一步带动城镇规模的扩大,从而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增加获利机会,有利于吸引人才与新的投资商进入,为特色产业在发展中引入资本,壮大规模,提高企业创新和竞争力[13]。三是城镇的发展,将会促进城镇人居环境和人才待遇的改善,为区域吸纳、存留人才创造良好条件,可以有效防止和减少区域人才的流失。如玛曲县城尼玛镇从1962 开始建设以来,县城规模不断扩大,2010 年,初步形成了“三横三纵”的方格网状路网骨架,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了快速发展,县城商业、居住、行政功能分区逐渐明晰。2005 年10 月,玛曲县城工业园区成立,占地面积0.82km2,截止2010 年,已吸引13 家企业入驻,园区基本形成了以畜产品加工、中藏药材加工、商贸生态旅游服务等为主的产业结构,工业园区的发展,将为玛曲高原畜牧业、藏医药产业、特色旅游业等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和牧区劳动力向县城转移创造了条件。

3 中心城镇发展路径

3.1 按照城镇的资源环境容量,确定合理的城镇规模

正确预测城镇(市)人口规模,科学测定城镇(市)人口容量,既是城镇(市)规划的目标,又是制定一系列具体技术指标与指导城镇(市)布局的依据[14]。城镇的资源环境容量主要包括土地容量、水资源容量、生态环境容量等[14]。甘南水资源比较丰富,可供开发利用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分布均匀,江河两岸无大的污染源,水质纯净,未来可通过工程措施增加城镇的供水能力(如正在实施的“引洮济合”、“引洮济潭”工程),因此,水资源不构成合作市区及各县城未来发展的约束条件。甘南州大部分中心城镇都属于河谷型城镇,如:分布在洮河河谷的碌曲玛艾镇、卓尼柳林镇,分布在白龙江河谷的迭部电尕镇、舟曲老城区和新区,分布在大夏河河谷的夏河拉卜楞镇等,因此,用地空间是甘南大部分城镇未来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根据合作市及各县城城镇土地利用现状、民族地方的实际和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首先确定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结合各县城总规确定的建设用地,可以确定各城镇的合理规模(表1)。在确定城镇合理规模的基础上,应处理好城镇发展的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关系,在近期内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对的中心城镇建设的引导作用,城镇建设用地的空间拓展应当注重其内部的增长,不断调整用地结构,充分挖掘城镇建设用地的潜力,促进城镇建设用地集约高效的利用,实现中心城镇的“精明增长”。

注:表中数据舟曲城关镇人口来源于 《舟曲灾后恢复重建》(2011),其中“()”中的数据,为舟曲峰迭新区的相关数据;其余各镇(市)人口均从各县县城总体规划(2010-2030)整理得到。其中,舟曲城关镇和峰迭新区城镇建设用地有限,城镇人口规模已达到合理容量,未来城镇发展需要开辟新的空间。

3.2 大幅度增强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实现公共设施的网络化发展

经过多年的建设,甘南州各中心城镇已建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但公共服务设施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分级不明确、配套不完善、服务半径过大等问题,且普遍缺少文化娱乐设施和体育设施。如合作市区城市路网线密度只有3.90km/ km2,远远低于国家关于小城市的路网密度指标(6—9 km/ km2);供水普及率较低(90%);现有污水处理厂规模较小,且只能处理生活污水;作为甘南州的州府,缺少综合型甲级医院和大型的文化娱乐设施等。因此,要使中心城镇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和承担更多的责任,首先必须大幅度增强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一是依据国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相关规定、规范和标准,充分结合民族地方的实际,不断完善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实现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网络化发展;同时,在规划和建设时必须立足长期目标,即使不能一步建设到位,但必须规划留足发展空间。二是建立多元化的中心镇建设投融资机制。充分利用国家扶持藏区发展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地区之间对口援助等政策,积极申报和争取相关项目;鼓励和吸引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参与中心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多途径、多渠道解决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

3.3 壮大城镇产业,提升中心城镇的非农就业吸纳能力

一是加快中心城镇特色工业的发展。对当地企业发展、要素供给、市场需求等进行综合分析,培育和扶持一些根植性较强、关联作用较大的核心产业[1],在此基础上,建立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如合作市可依托现有的乳品加工企业,建立乳品加工企业集团;玛曲可依托天马生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畜产品加工企业集团;夏河可依托水电优势、安多集团、畜牧业资源优势,打造融清洁能源和畜产品加工为一体的综合工业园区等。通过健全各种要素市场、确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制定比其它地区更加优惠的特殊政策,吸引和集聚与自身优势相关联的产业,实现中心城镇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实现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充分发挥大企业、大集团的带动作用,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和专业市场,依托甘南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旅游业等各类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文化服务和商务服务等产业,努力提高三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三是大力整合农牧村的教育资源,积极发展农牧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建立农牧民职业培训体系,把市场需求与农牧民就业需要相结合,提高农牧民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增强农牧民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能力[6]。

3.4 注重城镇特色化建设,保障和延续民族文化特色

城镇特色是城镇凝聚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心镇建设的灵魂[15],在甘南州中心城镇的建设中,由于开发建设的无序性,对城镇景观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城镇特色逐渐淡化。如夏河县城拉卜楞镇整体上依地形而建,初步形成了以藏式建筑风格为主、带状网格型城镇空间格局,但是城镇各类用地混杂,造成城镇整体景观层次不够清晰;城镇建设忽视了滨水空间的有效延续性,没有形成连续的河道景观界面;部分新建建筑地方色彩不突出,且城镇民用建筑与拉卜楞寺院建筑色彩重叠、色彩冲突和混乱明显。因此,在中心城镇的建设中,必须按照城镇功能定位,把培育城镇个性、塑造城镇形象作为城镇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一是要把城镇的现代化与传统色彩,开放性与民族性、地方性有机地融合起来,既着眼于现代城镇发展,又要实现传统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传承。二是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明确在城镇建设中,必须进行“布局景观”和“建筑风格”评价,以建筑风格是否体现当地文化特色、建筑物景观同整个城镇建设风貌是否协调为评价标准,规范和约束城镇建设项目[8]。三是城镇建设要着眼于长远发展,重视城镇规划在城镇特色化建设当中的引导作用,避免城镇大拆大建。

3.5 加强中心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为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心城镇发展当中,如果不注重生态问题,不注意解决在城镇建设、人口和产业聚集时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就有可能导致城镇污染(如水污染和工业污染等)加重、土地资源的生态功能降低、人居环境恶化等问题。所以,在中心镇建设中要切实做好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在城镇规划和建设中要注意合理利用土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各功能区布局,尽量避免因为城镇建设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加重荒漠化;二是要对计划发展的产业从环保角度进行选择,对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个别城镇(如舟曲老城区),要限制以发展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城镇化建设,防止出现生态环境的再破坏和可能造成的生态灾害[6];三是充分保护原有的生态资源,特别是要保护好植被和河道;四是加快推进集约型规划、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努力实现以最少的资源能耗,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五是完善城镇环境保护体系,健全城镇环境保护监管队伍,加大城镇生产、生活污染的治理力度,推动中心城镇环境建设健康发展。通过以上措施,实现中心城镇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城镇人居环境,保障中心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2

摘要：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特征，本文分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173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8)04-0046-03

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然趋势，但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特征，历史文化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会给各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打上独特的烙印。本文以新疆为例，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状况的考察，探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果。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缓慢的原因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市场参与程度，进而影响农民的转移和流动，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几乎不会再从事直接农业生产。尽管国家采取各种倾斜政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历史、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整体而言相对较低，在农村，表现更为突出。如，新疆全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占7.2％、小学程度的占42.8％、初中程度的占40.8％、高中程度的占6.6％、中专及以上程度的占2.5％。

(二)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内地大部分地区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有时会制约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新疆是少数民族集聚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3％，在教育水平统计数字的背后，还存在因实行民族语言教学而带来的在知识和工作能力方面与汉族学生的差别。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南部新疆农村地区，有很多初中、高中毕业的民族青年的汉语交际能力较差，他们去外地打工会遇到语言障碍，直接影响了他们外出务工。

(三)自然地理环境所带来的交通不畅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从地理区位讲，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都较为偏僻，距内地路途远等原因限制了农民大规模去内地打工，流动出来的劳动力主要在本地域内，特别是到小城镇就地安置和转化。而且，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城市少，且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相对较远，如，新疆除在天山北坡经济带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外，其他地区的城市都散布在广大的地域中，使城市对周边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受到制约。

二、外地劳动力流入新疆农业部门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沿边开放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之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引致的产业流动，使新疆出现较大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对流动人口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目前，新疆棉花主产区几乎都大量雇佣外地劳动力，新疆各地和生产建设兵团每年雇佣至少60万拾花工，这相当于新疆农村劳动方总数15％左右；在新疆牧区，每户牧民承包的草场面积少则百十亩，多则四五百亩，为了充分利用草场，不少牧民雇佣内地农民帮助他们种植玉米、小麦、油菜等粮油作物。据统计，每年有100多万劳动力来新疆创收。外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新疆，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收入是外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新疆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以“只要有钱挣就留在新疆”为目的的流动劳动力的比例逐年升高。其主要流入新疆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乡村和农牧团场。由于新疆很多地区对外来承包土地的人员有各种优惠政策，流入劳动力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所得的收入远高于其在移出地的收入。因此，新疆对其它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着较大的就业吸引力。

(二)原籍生活压力促使外地劳动力流入新疆。农村劳动力迁出的推动力来自农村经济的落后和不发达。流入新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来自河南、四川、甘肃等省，这些省份是中国的内陆地区，其中，河南、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其农村生活水平较低。移出农民在原籍耕地面积较少也是影响其流动的重要因素。新疆人均土地面积相对较多，对少地的劳动力具有强烈的诱导效应。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果分析

劳动力由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动到效率较高的二、三产业，将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新疆农业劳动力再配置的特征则是：一方面农村滞留大量剩余劳动力，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外地剩余劳动力流入新疆农村。从新疆经济增长实绩出发，就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我国目前各产业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建立在户口登记基础上。尽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取得城市户籍，但并未阻挡农村人口向其它产业流动，所以，统计年鉴中的农业劳动力数据存在明显高估。鉴于上述情况，分别使用了两组数据，一组是按照统计年鉴有关数据做出的，另一组则是在统计年鉴数据基础上结合流动人口估计值而做出的。

本文将1978～2006年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83年、1984～1993年、1994～2006年)，并分别进行分析。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为：1978～1983年农业产值增长较快，农业劳动力流动数量较少；1984～1993年农业劳动力加速向外流动；1994年后农业劳动力流动趋于平稳，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不同。如果不考虑农业人口流动，则1978～2006年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0.3～0.4％(即农业劳动力再配置使GDP增长了0.3～0.4个百分点)。其中，1978～1983年的贡献为0.3～0.5％，1984～1993年的贡献为0.4～0.6％，1994～2006年的贡献为0.1～0.2％。如果考虑农业劳动力流动因素，则1978～2006年农业再配置使GDP增长了0.4～0.6％。其中，1978～1983年的贡献仍为0.3～0.5％(因本文假定此期间没有流动人口)。1984～1993年劳动力再配置的贡献最为显著，为0.6～0.9％。这一时期，劳动力再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占整个GDP增长率的10％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国家逐步放宽了农民向非农产业流动的限制。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较快，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因此，这一时期大量农业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流动，劳动力的再配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1994～2006年劳动力再配置的贡献仅为0.2～0.3％，远低于1984～1993年。其原因是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发展减慢，吸纳劳动力的成本提高，接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同时，城市化进程滞后导致农业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减缓，对经济的再配置效应相对较小。

绝大多数实证结果均表明，劳动力再配置对

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贡献，但大多数年份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这主要由于新疆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低且变化趋势不稳定，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对新疆经济增长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对策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必须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来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式，从农业内、外部两方面考虑，通过农业内部消化、城市分流及区域间流动等渠道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流动。

(一)发展农村经济，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现就地流动。在城市就业不充分、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可大力发展农村的各项事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流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的分析可看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流动虽然较为缓慢，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其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没有达到充分、有效、合理的程度。而且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城市就业形势恶化，城市不可能马上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不容忽视的途径。

(二)农业结构调整可为深化农业内部就业提供很大空间。从大农业的角度看，农业内部包含农、林、牧、渔等行业；就种植业来说，某些经济作物如蔬菜、花卉等，其需求弹性和种植效益比单纯种粮食要高；就大农业来说，畜产品、水产品又比种植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效益高。因此，构建多元种植业结构和调整大农业结构，既可提高农业收益，增加农民收入，又可改变农民就业渠道，劳动力不再集中于种植业，而是向畜牧、水产、林果业流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光、热、水、土资源丰富，物种资源多样，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和潜力，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又可通过出口创汇来增加农民收入。

(三)延伸农业产业链，开辟就业新领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差距突出表现在非农化程度的差异上，即在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育程度上。现代高效农业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种养加销一体化，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超过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总和，农民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分享加工、销售环节的增值效益，既提高农业整体产业竞争力，也突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因此，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要利用农牧区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加工业，以农产品储藏、运输、销售为主的服务业，要面向市场办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领加工业的发展，使农户的产品呈批量化、专业化生产，从而实现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连接，大幅度增加农业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扩大劳动力就业空间。

(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通过政策引导和统一规划，进行农业基础建设，不仅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奠立一定基础，而且可以大批量地使用剩余劳动力，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如，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都大量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缓解了农村巨大的就业压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加快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流动主要靠城市非农部门来吸收，就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城镇化的滞后限制了就业规模的扩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不畅的重要原因；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即流入的劳动力大量进入了农业部门，因此该地区应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在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高效、合理流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阶段的过渡期，工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尽合理，信息化程度低。顺利实现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必须加快工业的发展，以工业的发展来推动城市的发展，扩大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3

1 池塘准备

1.1 池塘选择

选择在永靖县白川渔场，每口池塘面积7×667m2，试验池2口，平均池深1.5 m，水源为黄河水，水质良好，池塘进排水方便，且进水口安装了纱网以防止野杂鱼及鱼卵进入培育池，试验池塘为东西走向，日照时间长，池底淤泥厚15 cm。

1.2 清整池塘

4月中旬，排干池水，修整池埂，搭建好投饵台，检修进、排水设施，用10 kg/667 m2漂白粉对水化浆后对池塘及其埂坡全面泼洒，翻耙池底，曝晒15 d。

1.3 施肥培水

鱼苗下塘前10 d，施入经过充分发酵的鸡粪250 kg/667 m2，注水至水深30 cm，鱼苗下塘前3 d，逐渐加深至50 cm，鱼苗入池6 d，浮游生物达到高峰，保证了鱼苗摄食适口的天然饵料。

2 鱼苗放养

2.1 放养时间

当地气温极不稳定，易受寒潮的影响，池塘水温变幅较大，因此，放养时间应在气温比较稳定的5月下旬，于5月22日投放从湖北空运来的鱼苗。

2.2 放养方法与放养量

鱼苗不能立即放养入池，必须要缓苗处理。先将鱼苗袋不要解开，放入上风口的池边水中，使袋中水温逐渐降低，从而缩小与池水的温差，5 min后将袋口解开，缓缓排出袋中气体，同时将池水慢慢混入袋中，3 min后加入4%的食盐水进行消毒，之后再将鱼苗缓慢放入池塘中。放养过程中，操作要轻缓，以避免鱼苗受伤。两口试验池共放养团头鲂乌仔10万尾、搭配白鲢乌仔3万尾、草鱼夏花1.5万尾。

3 养殖管理

3.1 饲料投喂

鱼苗培育的前期饲养至关重要，要保证有充足适口的饵料生物供其摄食，以促进鱼苗快速生长。放苗后经常检测池水中浮游动物，特别是轮虫的数量，当天然饵料不足时，每1万尾摄食鱼苗投喂2kg黄豆粉，每公斤黄豆粉对水10 kg，搅拌均匀后采取“三边二满塘”的方法进行投喂，每日3次，这个阶段鱼苗有个“暴长”的过程，生长速度很快，当团头鲂鱼苗体长达3 cm时，转入后期培育阶段，先在池塘四边投“团状”黄豆粉，一周后在饵料台一侧的池边投喂“团状”黄豆粉，并减少为每日2次，5 d后用投饵机投喂通威鲤鱼种饲料的破碎料，每个试验池架设一台投饵机，每天投喂4次，每次投喂60min，驯化了6 d，鱼苗都上水面抢食。至6月25日，经打样团头鲂鱼苗体重平均达3.5 g，改投通威鲤鱼种配合颗粒料，粗蛋白质含量达35%，日投喂次数4～6次，随水温和鱼种规格确定日投饵率，严格遵照“四定”原则投喂，根据天气、水质和摄食情况灵活调整投饵量，掌握在“八成饱”即可。10 d检查测定一次生长情况，据此调整投喂量。共投喂黄豆粉500 kg，通威鱼种料7 000 kg。

3.2 水质管理

鱼苗培育前期，水位应相对保持在50 cm左右，使水质肥、活、嫩、爽，池水透明度在20 cm左右，每隔7～10 d加注新水1次，并追施适量的化肥，于5月31日追施尿素10 kg/667 m2，磷肥7 kg/667 m2;培育后期，水位保持在100 cm左右，使池水清新、肥嫩，透明度在30 cm左右，5～7 d注水1次，持续阴雨天气时，不能向池塘大量注水，15～20天换水1次，换水时先排掉老水30 cm左右，再加注新水。八月中、下旬，水温高，投喂量大，存塘鱼增多，更要加强水质调节，10 d换水1次，每口试验池配有3 k W的叶轮式增氧机1台，八、九月份坚持晴天中午开机2 h，后半夜开机至天亮，有效地调节了水质，确保了鱼类良好生长。

4 病害防治

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采取定期泼洒药物和口服药饵的措施防治鱼病，试验期没有发生病害死鱼情况，鱼苗下塘15 d时，用2 g恩诺沙星与2 kg黄豆粉制成药饵，连续投喂3 d;在培育后期，重点做好预防工作，每半个月用二氧化氯100 g/667 m2，对水后全池泼洒，2 kg漂白粉食台挂袋，10 d换1次，同时注意做好水质管理与巡塘工作。

5 试验结果

5.1 产量

10月20日清塘验产，共产团头鲂4 340 kg，平均310 kg/667 m2，平均规格80 g，成活率54.25%;草鱼1 125 kg, 80.36 kg/667 m2，平均规格125 g，成活率60%;白鲢1 701 kg, 121.5 kg/667 m2，平均规格70 g，成活率81%。饵料系数为1.37。

5.2 经济效益

按当地市场价格计算，总收入65 470元，总成本40 550元，总利润24 920元，纯利润1 780元/667 m2，投入产出比为1∶1.62。

6 小结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西北高寒地区高密度培育团头鲂鱼种能够成功，虽然产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成活率偏低，但养殖效益很高，以此模式养殖，能够解决本地区团头鲂鱼种严重不足的现实，有很好的推广前景。

团头鲂的生长速度比鲤鱼慢，耐低氧能力也不如鲤鱼，因此不能照搬鲤鱼的养殖技术，本试验投喂鲤鱼配合料，是不足之处，若用团头鲂专用饲料，养殖效果会更好。

试验为本地区的水产养殖品种结构调整开创了一种较好的新模式，为大面积推广团头鲂成鱼养殖，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创造了条件。今后的养殖中，套养一定比例的鲫鱼苗，会更好的利用池塘水体空间。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4

43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主要适用于北纬43度以北高寒地区的一种冬暖式温室。坐北朝南, 前坡大后坡小, 东西向伸长的日光温室。这种温室光能利用率高、保温性能强、节能效果显著, 经济实用, 结构安全可靠。该温室建筑结构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泥土式结构, 造价低, 适用于有粘土地区建设;另一种是砖木结构, 造价略高, 适用于沙土地区建设。

一、43型温室的构造

以内蒙古军区边防某团43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为例, 根据该团驻地的经纬度和相关数据测算, 选择温室坐向时是正南偏西12度。温室全长37米, 宽8米;跨度6~7米;高度2.7~2.8米;墙体宽2米, 后墙高2米。一般来说, 在北纬40°以北地区, 坡度应保持在25°以上。建筑面积为296平方米, 使用面积198平方米。该温室主体结构与普通温室基本一致, 主要由墙体、棚顶、棚架和缓冲间组成, 附属设施有防寒被、聚氯乙烯无滴塑料布、拉绳、压膜绳、压被袋、防寒沟等。

二、温室的节能保温原理

1. 科学利用光能。

依据地理纬度、气候条件, 场地面积等情况, 通过测算确定温室的方位和尺寸 (如大棚的跨度、高度、长度;后墙的高度和宽度;前坡和后坡的水平宽度;前坡面的水平宽度和棚脊高度;棚面角及方位与采光的关系等) , 使温室大棚处于合理的角度, 增大透光面, 白天增温效果好, 以保证蔬菜生长所需的温度。同时, 采用聚氯乙烯无滴膜覆盖前坡, 这种薄膜的膜上不容易形成小水滴。只形成一层水膜, 透光能力强, 反射光损失少, 增温速度快。在寒冷季节, 只要光线充足, 上午拉开防寒被1小时左右, 就能使棚内的气温提高8℃至10℃。

2. 贮能保温功能。

后墙及山墙均由2米厚的草泥构筑而成, 由于墙体厚, 御寒保温性能强, 既能有效地阻隔寒风的侵入, 又能把白天太阳的光照变成热能贮存起来;夜间又缓慢向棚内空间放出, 使夜间棚内温度不致太低。采取棉被覆盖的保温措施, 在严寒季节, 棚内气温和地温都很高。另外, 大棚前窗脚外设有防寒沟, 有效地阻断了棚外土壤寒气的侵入和棚内外的热量传导, 增强了棚内土壤的温度。通过测算, 该型大棚在冬季使用最高温度为42℃, 最低温度为8℃。下面以2010年边防某团驻地一周内室外温度与温室内温度进行对比一下。

三、43型温室的日常管理

1. 科学浇灌。

以37米长的温室为例, 一个冬季 (7个月) 用水量大约1000公升左右, 所以在蔬菜生长期不需要多浇水, 如需用水的蔬菜可用喷壶喷淋, 忌大水灌溉。温室在每年扣棚前用水适量灌溉, 土壤湿度在10公分左右, 以后基本不需再浇灌。根据蔬菜的种类、喜水特点, 用喷壶在20天内淋浇一次, 不喜水的在2个月内轻微的喷洒一次。

2. 科学防治。

43型温室生产出的蔬菜都是绿色的, 因为除在播种前进行一次土壤有机肥消毒外,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用再喷洒农药。在蔬菜防治中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每年扣棚后的3~5天内, 将敌敌畏用适量水稀释, 再用喷壶在棚内墙体及地面喷淋消毒, 密封消毒1天左右, 就可播种, 如人员进棚工作必须先通风, 以防中毒。另一种方法是将敌敌畏和水以5:5的比例进行配比后与肥料均匀搅拌一起施入棚内, 2天后就可播种。

3. 科学育苗。

为了搞好接茬工作, 更好地提高温室土地的利用率, 要采用预先育苗方式, 如芹菜、油菜、茼蒿等叶类菜或瓜果类可在棚内育苗。育苗应注意把种子播种在育苗钵内, 钵下最好垫放一块电热毯, 每晚启动加热, 这样有利于种子早日出苗。

4. 科学施肥。

在植物生长期或坐果期, 将微量尿素或二胺进行少量增肥, 确保植物正常生长。在10~11月份或4~6月份要注意棚内的通风, 一般是中午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每茬菜施有机肥 (动物粪便) 一次, 根据棚内畦的大小适量施肥。施肥期间不要把尿素和二胺洒落到蔬菜的叶面上, 以防烧死菜苗。在施肥时, 可用木棒划垄沟施肥最佳, 施肥后不需浇水。

5. 人工增温。

冬季的“三九”天内防寒管理, 如连续2天以上风雪、阴天, 在没有自然光的情况下, 必须进行人工增温补光。主要办法:一是棚体覆盖物不能揭开, 在室内可采用电能或火炉人工增温补光, 每天大约增温补光4~5小时。人工增温补光, 以每只灯炮300~400瓦, 每晚照射5小时左右, 以37米的大棚为例, 每隔2米1个灯泡, 一个冬天就是几十元的费用。冬春交际“三九”天需要进行15~20天的增温补光工作。棚内也可采用小拱棚覆盖地膜, 每天揭帘后半小时后, 将小拱地膜打开。二是也可实行种养结合, 即将养猪和种菜一体化, 通过猪的自然呼吸来增加棚内温度。一般能提高到5-8度。每日覆盖物揭放时间, 晴天的情况下, 每日早晨9:30左右揭帘, 下午3:00~3:30必须将覆盖物放下盖严, 并将下部压实, 以防大风刮起损坏棚膜。棚内用水的贮存, 棚内灌溉用水必须在贮水池内贮存一周以上。

注意事项:

1.适当控制大棚温度、湿度, 温度保持在20~23℃。

2.注意病虫害防治。

四、43型温室的发展前景

1. 从经费上看, 投资少, 见效快。

建一栋占地半亩的普通温室为例, 成本费用大约需3.5万元。每年更换一次塑料布和部分棉被及维修暖气约需3000元, 按温室使用寿命30年计算, 材料成本为9万元。每个冬季燃煤至少需要20吨, 驻地每吨煤的价格是400元, 30年需要24万元。30年投入材料、燃料成本共计36万元, 平均每年成本投入1.2万元;建一栋50米长的43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 成本费用大约需5.46万元。此后每年更换一次塑料布和部分棉被约需2000元, 30年所需要的投入是11.46万元。平均每年成本投入约为0.38万元。正常情况下, 一个大棚的投资2年就可收回。从两种温室对比可以看出, 43型高效节能日光温室比普通温室每年可节约费用0.82万元, 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益。

2. 从利用率上看, 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复种指数, 增加了产量。

43型节能日光温室大棚可长年轮作, 一般只在夏天有两个月左右休棚期 (主要用于蓄肥和改良土壤) ;而普通温室每年除休棚期外, 冬天最冷的一二月份也不能生产, 而这两个月正是新鲜蔬菜价值最高的时期。

3. 从种植品种上看, 增加了种类, 丰富了菜篮子。

通过两年的种植实践对比, 43型日光温室10~12月份种植果类蔬菜效果明显, 1月份由于气温太低不宜种植果类蔬菜, 而对叶类蔬菜没有任何影响, 传统保温菜棚冬季只能种叶类蔬菜, 必要时候还得生火炉。

4. 从生产用力上看, 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战斗力。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浅析 篇5

一、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寿险市场也获得明显发展, 在市场主体、业务品种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现状

(1)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衡量保险业市场规模的主要指标是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保险密度是某国或某区的年保费总额与人口总数的比值, 反映保险业的普及程度和保险需求状况;保险深度是某国或某区的年保费总额与年GDP的比值, 反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相对发展水平。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业在经济带动下, 这两项指标总体都呈上升态势 (表1) 。

注:表中保费收入为西北民族四省区寿险保费收入之和, 依据中国保监会网站统计数据计算, 人口总数和GDP数据为西北民族四省区之和, 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而成

(2) 保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西北民族地区由于地处内陆, 长期以来从事寿险业的主体主要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及中国人寿、太平洋和平安等几家保险公司, 形成了一种相对集中的垄断态势。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来, 该区寿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 新华人寿、合众人寿、泰康人寿等几支保险大军纷纷落脚。截止2010年底, 共有寿险公司33家。

注:保险机构以省级分公司为计算基础, 根据各省份保监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3) 业务品种日益丰富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上的业务品种逐渐打破传统的定期、终身与两全寿险等险种, 除了增加投资连结险、分红险、万能险等投资品种, 还开设了一些当地特色险种, 如农牧民补充医疗保险、高原反应险。其中农牧民补充医疗保险是针对当地农牧区的合作医疗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农牧民需求而推出的大病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有利于提高群众抗灾能力。[1]高原反应险则是专门针对到青海、西藏等地旅游的游客因急性高原缺氧造成的意外或疾病而推出的险种, 保险公司会承担意外伤害身故的死亡保险金和可能因高原反应造成的并发症的医疗保险金, 有利于推动该区高原旅游业的发展。[2]

(4) 中介市场获得发展

在寿险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基础上, 西北民族地区的寿险中介市场也日益壮大。保险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10年, 该区合计共有保险专业代理机构52家, 经纪公司22家, 公估公司1家。

注:数据来源于各地保监局公布数据整理

2.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存在问题

注:数据来自中经数据库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发展较快的同时仍滞后于东部。例如该区发展最快的新疆, 至2010年底有保险公司11家, 保险密度为261.86元∕人, 保险深度为1.8%, 而东部地区的上海, 同期共有寿险公司42家, 保险密度与深度分别为2982.97元∕人与4.07%。[3]这充分反应了该区寿险市场发展仍然缓慢的现状。其原因主要是竞争机制欠缺, 以中国人寿、太平洋、平安等少数几家为核心, 市场份额集中, 同时, 这些公司的业务又主要集中在省会或较发达城市, 从而使整个该区寿险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 竞争不充分, 也使现有企业易忽略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存在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办事效率低等现象。再加上各少数民族历史悠久, 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心理文化, 接受新生事物相对较慢, 尤其是农村居民更是拥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思想和民族风俗习惯, 而寿险营销中专业性太强、针对性不够, 以及人口素质较差, 风险、保险意识淡薄, 使当地居民参保率低, 也使整个寿险业行业地位较低, 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二、西北民族地区人寿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1. 风险条件发生变化

西北民族地区地形复杂, 气候恶劣, 自然灾害频繁, 当地居民在长期面临自然灾害风险的同时, 随着经济、科技水平的提高, 逐步增加了一些新型的财产和人身风险。例如, 该区的黄土高原地质结构夏季常会遭受暴雨或旱灾, 而青海等高原区冬季的冰雪灾害也十分严重, 这就使当地人们非常重视自然灾害的防御, 对农业保险比较青睐。而近年来私家车购买量上升, 交通投入增加, 也增加了交通事故等新风险的发生机率, 加之养老问题凸显, 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生命安全。

2. 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GDP、人均GDP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趋于上升趋势, 且产业结构分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些均为人寿保险市场未来拓宽市场奠定了基础。

3. 社会条件得到改善

在经济不断发展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下,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保障获得大幅发展, 保障项目不断增加, 覆盖面不断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 以青海为例, 截至2009年底,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居民医疗保险的为71.34万人和126.24万人, 占总城镇人口的30.6%和54.1%;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牧民334.29万人, 参合率达96.8%。[4]但相对于发达省市仍然较低, 这就需要加快商业寿险业的发展来满足剩余保障需求, 弥补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为寿险市场今后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三、促进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发展的策略

1. 建立政府扶持型发展模式, 提高寿险行业地位

受地理区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业发展相对滞后, 产品种类少、主体少, 需求较低、市场垄断较高等问题依然存在, 这种情况下, 亟需得到政府扶持。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等方式减轻寿险公司在资金方面的负担, 调动投资积极性, 鼓励更多的公司来该区发展业务, 建立分支机构。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奖励等方式鼓励公司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和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以政府名义担保、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保险专业人员来当地从业, 为市场拓展奠定基础。

2. 增加市场主体, 提高竞争意识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主体较少的事实导致竞争意识淡薄。因此, 增加主体数量对促进该区寿险市场的发展极其重要。一方面, 寿险公司应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今后发展趋势, 通过加大新险种的研发、投入, 加大营销人员的培训力度, 以及适时设置分公司等, 不断提高竞争优势。另一方面, 国家可以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 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到西北民族地区设立区域性寿险公司, 开办人身保险业务, 以此加大市场竞争力度。

3. 提高居民参保意识, 完善寿险营销模式

西北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 一方面要利用当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 组织一些易于接受的表演形式, 编写一些易于阅读、理解的人寿保险刊物, 加大寿险业务的宣传, 提高居民参保意识。另一方面, 推销产品时要注重民族宗教中具有影响力人物的作用, 如藏区的喇嘛、达赖, 回区的阿訇等, 并开发一些适合当地风俗习惯的营销方式, 包括电话营销、网络营销等。

总之, 西北民族地区寿险市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风险条件的变化等, 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相信在国家及当地政府的大力关注下, 在各项有效政策的推动下, 该区寿险市场一定会在今后获得快速发展。

摘要：拓展民族地区的寿险市场, 是促进我国保险业稳步快速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是协调全国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的基石。近年来, 西北民族地区在经济日益发展的同时, 为寿险市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潜力, 也促进了寿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研究 篇6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重点关注西北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问题, 首先通过分析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影响因素:特殊的经济结构、自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地区受教育情况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性, 从而在整体上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然后应用治理理论, 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问题的化解对策作系统深入探讨。

一、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特殊性

对于拥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 84个自治县 (旗) , 占全国71.9%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西部地区来说, 其村民自治的民族性显得尤为突出, 宗教和文化都与我们平常所接受的信息有着很大的出入, 而相较于最先开发的中东部地区来讲, 其经济发展也显得比较落后, 这些因素也就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这也是本文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的出发点。

(一) 特殊的经济结构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方式决定论, 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相应的制度存在[2], 对我们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实施有着很重要的理论价值意义, 我们可以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的生产方式的研究, 再结合当地的自治实施过程, 就可以在客观上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实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进而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民主发展状况提供依据。

1. 对村务管理实施过程的影响。

对于西北地区的基层经济, 我们能够想到的而且现行比较普遍的就是牧业经济, 伴随着村民自治多年来的实施, 西北地区的基层经济建设也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借助我们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 就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信息。通过对海北州的刚察县哈尔盖镇查拉村、海晏县哈勒景蒙古乡哈勒景村、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角城村等几个村的500户农牧民的入户调查, 汇总材料得出该地区的村级经济主要分为户经济和村集体经济。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察拉村, 通过采访得知, 所谓的户经济就是集中经营, 集中经营就是3~6户把草场、牲畜全部集中起来, 由一户来经营那些草场、牲畜, 其他人可以出去打工。按集中后草场的承载力分配草场, 多的羊卖掉, 剩下的草场出租、承包, 年底分红。而村集体经济则是在自治过程中, 适应经济需要而慢慢出现的, 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 现在的集体经济大部分村都普遍采取牧家乐、草场出租和屠宰场的建造, 具体的实施状况可以通过察拉村的情况得以了解。该村集体经济的出资方式主要是国家项目、村里集资两种, 比例分别是8∶2, 按户收钱, 一次掏1 000元~1 200元, 成为股东并分红, 牧民自愿交钱, 非摊派, 提前宣传好, 掏的多, 分红多。还有一部分就是由村里成立集约化公司, 由那些人脉好的成立一套管理班子, 具体由经理、财务管理人员和总管 (什么事都管) 组成, 这些都是通过村民投票推荐的, 职工则主要由本村人构成。

由于集中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普遍存在, 容易造成那些因为经济原因而结合在一起的村民构成一个个的小集体, 在选举过程中就比较容易因为利益分配的问题出现拉帮结派的现象。另外财务问题也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许多矛盾都从这里引发, 多数情况下, 不是因为财务不清, 账目不明, 而是公开不及时, 透明度不高, 群众有疑问造成的[3]。为强化村务管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察拉村专门成立了民主理财小组, 每月底都对村里大小账目进行审核并对合理账目加盖民主理财专用章, 下个月5日张榜公示。另外牧业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形式, 村民的放牧季节和收获季节多集中在1—4月份和7—10月份, 所以村委会的选举日期一般集中在12月份进行。由于村里的各家各户也都相隔甚远, 出行也多半靠马和机动车辆代步, 所以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骑着马和摩托车来投票, 而那些在外务工的村民则通过电话通知的方式让人代选。

2. 对基层民主发展的影响。

由于村委会是村级公共事务的管理者, 也是经济资源的支配者, 所以村民对于村委会的选举也是非常关注的, 通过研究分析村民收入与选举情况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可以看出该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是否更加民主和先进[4]。本文通过对海北州地区的调查分析, 该区域的村民经济收入构成主要来源于放牧和经营牧家乐, 还有村集体经济, 主要是村集体开办的肉类加工厂等。而对于那些草场面积很少、人口又多的地区, 例如此次调查的青海三角城村, 其村民92.2%收入主要来源于半农半牧和外出务工, 村级集体经济很少, 基本上没有。这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村委会选举情况, 靠放牧和集体经济作为收入来源的村子, 村民的选举热情是比较高的, 相反则很不在意。这主要与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 那些村集体经济雄厚的村子, 村民对其的依赖性也比较大, 如果有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 村民在村集体经济支配权的诱惑下, 是很积极参加选举的[5]。

牧业经济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那就是周期性长和自然基础薄弱, 牧民不可能为了提高收入而无限制去开垦草场, 草场也容易受到干旱和沙漠化的影响, 这也就决定了该区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这也为该区域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村委会通过与当地政府积极合作, 招商引资发展第三产业, 其中的牧家乐和草原旅游产业的发展就是代表, 使得村委会的可支配资源得到很大提升, 极大地增加了村民的选举热情[6]。

(二) 西北民族地区制度体系的特殊性

客观现实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制度, 对于处于边远地带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欠发达、生态很脆弱, 但是自然资源却很丰富, 如此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客观区情, 这一地区现有的制度体系也具有其特殊性。

1. 民族性。

该区域除了一般的法律法规外, 还有一系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安排,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对民族问题的专门规定和地方法律法规构成。这些带有明显民族性的法律法规为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灵活和自主的正式制度基础, 如规定有使用和发展自己文字、语言的自由, 在干部选举和职位编制上优先少数民族人员, 还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都做得很细致和全面。

通过对此次调查的海北州的刚察县哈尔盖镇查拉村获取材料的汇总, 发现就关于“四个民主”建设、保障村民民主权利方面就涉及到很多民族性的问题。察拉村下辖两个村民小组, 共有93户, 463人。在2010年的第九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产生的村委会领导班子中, 少数民族占了140人。另外受到宗派家族恶习的影响, 为保证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群众的选举权, 察拉村严格落实“三个直接”, 即由选民直接推选委员会、直接提名候选人、直接选举村委会成员。察拉村把宣传教育作为民主选举的突破口, 采取走家串户、召开群众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多种形式, 积极引导群众准确把握选举标准, 扔掉宗派家族恶习, 选出真正带领群众开拓致富的好班子。

2. 不完备性。

据了解, 西北民族地区的还有部分自治州、自治县未制定自治条例, 所以说该区域的自治制度的整个系统还不是很完整。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现行的自治条例是按照国家统一法的精神制定的, 与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也是相适应的, 在实施过程中并不会与国家统一法相冲突[7]。但是我们所说的村民自治当中的村规民约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习惯法, 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俗和行为习惯, 它与自治条例有着很大的区别。当它的精神和内容与国家统一法相吻合的时候,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协调的。当这些习俗和规范与统一法规范不一致的时候, 它们之间就会出现不协调, 这就需要对二者进行协调, 这样一种协调机制和情况的存在, 也是西北民族地区自治制度体系不完备的体现。

通过对甘南州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情况汇报材料的汇总分析, 直到2009年甘南州各村委会在县 (市) 乡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指导下, 建立了《村民大会议事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村主任工作职责》、《民主理财制度》和换届选举、村委会年终总结制度等。另外一些可行性比较强的制度, 因为经济发展等多方因素的影响, 一直得不到有效建立。如甘南州从1994年开始根据《全国农村村民自治示范指导纲要》, 在全州农牧村普遍开展了村民自治示范活动, 直到近几年才制定了《关于在全州农牧村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工作的实施方案》, 对村民自治指导思想、目标任务、示范标准、工作原则、主要措施、领导机构等六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要求。

(三) 滞后的教育对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影响

公民的权利平等和政治参与很大程度都会受到教育的影响, 在调查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村委会的选举, 村民大部分都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人和办事能力强的人, 因为那些文化素质、法律意思比较低的人在工作工程中容易把公民个人之间的问题群众化, 从而影响到村务管理。不单如此, 区域受教育水平还影响到区域的就业、社会控制、社会转型和文化观念。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受教育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 选取的调查对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宁夏回族和甘青藏族地区。

1. 传统寺院教育以及落后经济观念。

甘青藏族农牧民所受传统教育中, 主要由宗教寺院教育和国家基础义务教育, 作为补充形式的教育主要有技术教育和法制教育, 但是这种方式和效果都很有限[8]。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 该区域牧民的经济收入普遍比较高, 主要是基于国家政策的支持, 教育条件也比较好, 但是入学率却很低, 并且年级越高, 辍学率也高。其根本的原因是藏传佛教对藏区牧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非常深刻, 重男轻女的教育观、佛教的“惰”性思维和悠久的佛教历史都侵蚀着牧民的教育观念, 牧民认识不到教育与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9]。宁夏回族地区由于自然基础条件比较差, 多山区, 所以该地区的教育条件也比较有限, 人民普遍关心的就是赚钱问题, 甚至把赚钱作为当务之急, 赚到钱之后才考虑教育问题。这就造成了较低的入学率, 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些因素都极大的影响了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水平。

2. 落后的受教育程度。

据调查统计, 2010年卓尼县的农村生源的高中以上从业人员资源有3 130人, 而同时期该地区劳动力资源总数为53 914人, 所占比例仅为5.8%;从事科学研究、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的人数共有275人, 占高中以上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8.7%。可以看到, 在该地区文化精英的缺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村委会成员文化素质是衡量村委会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10], 此次调查走访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11个村子, 村长小学文化程度的有5人 (海晏县哈勒景蒙古乡哈勒景村的村长是扫盲自学的小学) 、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人、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人、文盲两人, 但是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刚察县哈尔盖乡的察切村和海晏县三角城镇三角城村的两名大学生村官的任职, 这也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人口呈几何输出的影响而出现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村子的发展, 就像在采访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切察村的东知布过程中所说“村长办事一般, 大事办不了, 没文化落后”。

(四) 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现象

1. 丰富的宗教文化活动。

此次调查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历史上曾是甘青川三省安多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 2010年全县人口为8.05万, 分布大小27个宗教寺院, 其中最为闻名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 该寺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该寺的节庆及法会甚多, 每年举行的宗教活动就有40余项, 总的活动天数达到了124天, 占全年将近一半时间。活动的教职人员参加次数就有17 115人次, 占全县人口的将近1/4, 信教群众参加活动次数达到31万人次, 几乎是全民参与。比较重要的有正月祈祷法会, 藏语称为“毛兰姆”, 主要活动有寺僧考试、辩经、诵经、展佛、法舞、祈祷等;二月法会, 从二月四日至八日, 其间初五日纪念第一世嘉木样圆寂, 名为“良辰”;四月“娘乃节”, 于四月十五日举行, 此日是释迹牟尼降生、成道、圆寂的日子, 僧众、信徒等要闭斋, 转经轮, 念六字真言, 以示纪念;七月法会, 自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十五日止, 正式会期是七月初八日, 其规模仅次于正月法会, 僧众每日集会7次, 主要内容是辩经;九月“禳灾法会”, 于九角二十九日在嘉木样大昂举行, 由喜金刚学院举办;十月宗喀巴逝世纪念, 于二十五日举行, 这一天是宗喀巴涅槃日, 僧众念大经, 寺院开放, 让信徒朝拜, 晚间寺院建筑屋顶点燃灯火, 灿烂如星, 诚属奇观, 故又称“燃灯节”。此外还有其他各寺院举行的宗教活动, 其规模也是非常壮观的。

2. 文化的多元性和惰性思维。

西北民族地区是一个集藏族、回族、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于一体的区域系统, 自然它的文化体系也就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 这也形成了该区域独特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环境促成了西北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方式的差异化。另外, 在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语言障碍、民族和宗族习俗障碍的影响, 这些无疑都会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以宗教等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也是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发展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西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构成中包括了藏传佛教文化, 虽然藏传佛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它所宣扬的安于现状和服从性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另外, 西北民族地区人口中农业人口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受农耕文化的影响, 这部分人口都具有那种保守、狭隘和封闭的小农意识, 而这种意识也造成人们那种“安于现状、求稳怕乱”的观念, 使得人们普遍缺乏开拓创新的思想[11]。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 国家的政策扶持也不断加大, 也使得这些区域的一部分人养成了严重的“惰”性意识, 即不愿过多劳动, 靠国家政策来获取丰厚的物质, 这与我们的自治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二、完善与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特殊性相协调对策

(一) 优化区域经济结构, 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在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机遇下, 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特色农牧业产业结构, 以市场为导向, 依靠科技进步, 发挥民族地区农牧业资源比较优势, 发展优质、高效、高产的特色农牧业, 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生产率高的特色农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农牧户家庭来说, 其生产的农牧产品主要依靠单家独户的方式进入市场, 对于农牧户来说处于不利地位, 实施产业化经营就是要改变这一不利地位, 由成立的村级合作经济充当农牧民和市场的中介, 从而为农牧民争取利益最大化。同时这种合作经济通过统一规划, 容易形成产销一体化, 从而加快实现特色产业经济链, 极大促进农牧民的收入增长。

(二) 深化与完善西北民族地区制度体系建设

具有显著民族性和不完备性的西北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给西北民族地区现有的制度体系带来特殊性和复杂性, 这在现实中已经明显阻碍了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这需要西北民族地区进行新的制度变迁, 积极寻求能够适应市场机制的不断变化、切实带动西北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普遍参与现代化发展进程和保持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新的制度体系。这样一种制度的建设将是政府、企业、家庭以及其他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结果, 这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 靠政府的一些强制性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的, 同样仅仅依靠经济的投入、教育的发展和文化上熏陶这些诱导性制度变迁, 将是一个极其漫长、曲折的过程, 因此只有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契机, 诱导性制度变迁为推动力, 才能构建出一套较为合理和完善的制度体系。

(三) 提高村民文化素质, 加强教育

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 其自身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能否规范运行, 而村民自身素质主要由受教育程度决定。西北民族地区村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且受宗教寺院教育的影响, 人们的价值观很难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需要通过加强该地区村民的文化教育, 提高村民文化素质, 才能使其积极参与村民自治,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 针对西北民族地区存在的寺院教育, 政府应当积极诱导, 使其正视藏民族文化教育已经落伍的现实, 帮助其树立开放意识, 抛弃不适宜社会发展的旧观念, 使其在教育过程中, 继承其精华, 弃其糟粕, 为现代社会发展培养具有自我批判和认识的受教育群体。另一方面, 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继续加大“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力度, 提高补助标准, 特别是寄宿生生活费补助, 让贫困学生完成义务教育, 消除文盲、半文盲现象;积极宣传科学文化教育, 让村民充分认识教育的重要性, 转变教育观念;国家及当地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 特别是民族教育落后地区, 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提高教育质量;通过农家书屋、农村文体活动室等村级文化活动阵地建设, 提高村民综合文化素质。

(四) 弘扬积极的传统文化精神

农村传统社会文化虽然在整体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对其否定, 应该存其精华, 去其糟粕。甘青藏族地区宗教信仰和民间宗教活动比较活跃, 这在我们调查的地区和村庄中, 是能够得以体会的。在那些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中一般都设有“曼巴扎仓”, 专门从事藏医藏药的教学与研究。另外, 在我们对夏河县宗教活动调查过程中看到, “跳法舞”、“酥油花灯展”这类宗教活动其实在促进文化融合、发展宗教特色的藏传佛殿音乐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教教义强调真、善、美、公平、正义、博爱、因果轮回等内容, 深深的内化为信教群众心中自觉的行为规范, 即使这种行为规范不像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约束, 但是其神圣性权威和精神性赏罚规则同样可以约束信教者日常行为, 有时甚至比强制性约束更有效。可见, 宗教这种社会资本如果能够有效利用, 便可以成为公共行为规范资源, 充分发挥其行为规范的功能, 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对于这些我们应当加以保护和发展。

宗教活动虽然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它对社会及文化发展等方面所起到的消极作用。藏传佛教宣扬的“佛法无边”、“人生苦海”的说教, 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窒息了人民的意志, 从而影响到西北民族地区村民自治的进步与发展,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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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海北统计年鉴编委会.海北统计年鉴[K], 2009.

[10]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2001, (8) .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7

(一)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主要调节手段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一直很难实现一种理想状态, 尽管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调节手段, 但冲突仍然存在, 高整合的社会状态似乎从未达到过。究其原因, 不外乎两方面:一是西北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境况, 二是调节手段的缺失。

从社会整合的调节手段上来看, 无论从制度上讲的民族区域自治、还是经济上的民族地区补贴, 以及文化上的宗教信仰自由都是上升为法律的、以文本方式确定的、刚性调节方式, 这种刚性调节方式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调节方式一旦实施就很难随意更改, 稍作变化就会有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可能, 而且还会因其本身的刚性成为民族间冲突的缘由, 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极有可能成为一些冲突事件的借口;从自身特殊性来看, 造成民族地区难以高整合的内部自身因素毫无疑义主要是各民族间宗教信仰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了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人生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甚至矛盾, 这必然会带来民族间的冲突。同时, 各个民族内部能够团结整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民族内部的整合却正是依赖于这种共同的信仰, 而这种凝聚团结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刚性手段。

(二) 西北民族地区职业分化状况

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该地区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多以畜牧业、农业为主, 除掉旅游业外, 第二、三产业几乎不存在, 仅有的二、三产业也是最基本的利用本身资源的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 如水电业、矿业等。如此一来, 此处居民的职业十分单调, 多为农民、牧民及为数不多的居于城填中的商人, 职业分化程度很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几乎不存在职业分化。

二、职业分化的现代化含义

职业分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而生的, 正是工业化的大机器生产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分工, 形成了职业的分化;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 开始工商业甚至其他产业, 于是人类社会开始飞速城市化;劳动分工的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职业分化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单纯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为纽带, 而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纽带, 有分工必然就要合作, 于是人类社会的联系方式随之以业缘为主。

人类社会的团结整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机械团结, 以这种团结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是一种沙质社会, 任何个体脱离所属的该种社会不影响其生存;另一种社会整合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也就是职业分化的基础之上的整合, 在该社会中, 因为职业间存着差异导致了个体之间必须相互合作, 如果脱离所属社会会影响其生存。据此我们可把社会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分别是低分化低整合的社会、低分化高整合的社会、高分化低整合的社会及高分化高整合的社会。四种类型当中最后一种是我们努力达到的状态, 这种理想类型也就是我们一直要探讨的现代化社会, 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高度发展、教育的发达等方面的内容。

西北民族地区处于一种职业分化程度较低的农业、畜牧业社会当中, 同时力图达到民族间社会整合的手段、甚至各民族内部达到社会整合的手段基本都是刚性调节方式, 而柔性调节手段存在着明显的缺失。特别是职业分化程度相对较低, 而职业高分化本身又是社会达到有机整合、有机团结、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必然途径。

三、职业分化的社会整合作用

(一) 弱化甚至取代宗教信仰的刚性整合

引起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社会整合问题的主要因素是各民族宗教信仰的差异——即民族聚居地区社会联系团结的纽带主要是宗教信仰, 人与人之间靠血缘或宗教信仰组织在一起, 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的融合相当困难, 必然发生各种冲突, 使得以这种联系方式为基础的机械团结团结的社会整合程度较低, 而且这种联系纽带容易被一些有目的的政治团体所利用, 引起不同信仰的民族间的冲突。宗教信仰之外, 人类社会还有另外一种联系方式———劳动分工, 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是一种有机团结, 人与人之间靠职业间的合作及相互需要而联系在一起。

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劳动分工程度十分低, 居民以牧业为主, 第二、三产业基本没有, 就是城镇中也有很多居民从事牧业, 这种分化程度很低的职业分工在这样一个民族聚居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意味着该地区社会还是处在一种农业畜牧业发展阶段吗?为什么这些地区仅仅以宗教信仰来作为联系的纽带呢?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社会职业分工程度太低, 职业之间的联系不足以成为人们之间必然的联系纽带。因此要想维护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 须得改变人们之间以宗教信仰为联系纽带的团结方式。要改变这种团结方式, 就要改变这种联系纽带, 用劳动分工这种联系方式来取代之, 通过劳动分工使人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职业中的相互合作取代宗教信仰的集合, 使社会团结由缺乏社会分工而形成的个体之间的同质性团结变成个体按照社会分工执行着某种专门职能的有机团结, 使宗教信仰仅仅是一种信仰是纯粹私人的事情, 而不再是社会联系的主要方式, 一些有目的的政治集团无从利用, 从而达到民族的融合、促成社会的稳定、整合。因此, 西北民族聚居地区社会整合有赖于该地区职业分工的细化、深化。

(二) 为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及现代化进程提供经济基础

每个生物个体人要在社会中存在下去必然选择一种职业, 职业分工的细化从客观上要求人们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这种越来越细化的职业分工无疑极大提高了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此就可以提供更有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经济条件。

(三) 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

职业分工的细化可以使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增加, 在相互的交往合作过程中不仅仅创造物质财富, 而且还进行着文化的传递, 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好地全方位地接触, 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共同发展, 形成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从而达到社会的高整合状态。

(四) 改变传统民族特性显著的生活方式

人必须先要解决吃穿住用的问题才能谈到其他,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人们的劳动, 所以劳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带来生产能力的增长, 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物质的基础;另一方面劳动方式本身就是广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它的基础地位使它对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职业分化可以改变西北民族地区原有社会的生产劳作方式, 带来新的社会分工。新的社会分工可以改变该地区社会中人们团结的基础、联系的纽带, 从而对生活活动主、客体及生活活动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使该地区的以传统民族特性显著的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转变, 由此推动走向高分化高整合状态。

四、结论和建议

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低, 仅仅依靠刚性的制度手段进行整合, 柔性调节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缺失, 特别是职业分化这一柔性调节手段。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职业分化是该地区现实高度社会整合的必需的柔性调节手段, 是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的西北民族地区实现社会现在化的必然途径, 同时也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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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淑贞.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教程[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西北高寒民族地区论文 篇8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该课题基于教学学术理论考察我国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对策。具体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基于教学学术理论解读文献,构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理论架构。第二,基于学生评价和青年教师自评,深描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现状。第三,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第四,美国促进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经验。第五,根据西北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策略。

该课题运用以下研究方法:第一,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架构。第二,问卷调查法。根据理论架构设计调查问卷,选取样本学校,并发放问卷。运用数据统计方法分析数据。问卷调查以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17所高校为调查样本。第三,访谈法。对样本高校的青年教师、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访谈资料运用Nvivo10进行管理和分析。第四,比较法。分析美国促进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经验,借鉴其合理因素,为促进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提供策略指导。

二、主要结论

课题组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模型由发展内容和发展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发展内容维度包含教学整合能力、实施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解能力五个子维度。发展机制维度分为青年教师自身和环境两个子维度:青年教师子维度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环境子维度分为高校和社会两个层面,其中,高校层面由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四个因素构成,社会层面由职前培育、入职培训和职后培养三个因素构成。

第二,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水平不均衡。首先,从个体发展来看,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按学生满意度进行排序依次为实施能力、整合能力、创新能力、理解能力和研究能力。其次,从整体发展来看,不同特征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也不均衡。承担过教学研究项目、未担任行政职务、老牌本科院校、撰写的教研类论文获得过校级以上奖励的青年教师,其教学能力发展较好。

第三,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机制效力不大,还不能完全促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发现,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机制影响力均值尚未达到比较符合和非常符合的分值区,仅为3.58分。其发展机制效力不仅受到青年教师的高校特征、人口学特征、学术特征和教学特征的影响,还受到内在各维度相互作用的影响。发展机制内在各维度的关系既呈平面关系也呈立体关系:在平面关系内,社会→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模型的中介效应最佳。这说明,要促进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需要社会、高校和青年教师共同努力;在立体关系内,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不仅受青年教师自身的影响,还受环境的影响。青年教师层面具有自我指向性,属于内驱力;环境层面具有任务导向性,属于外助力。

第四,美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内容系统完善、发展方式灵活合理、发展保障全面可靠。正是这三者相互作用,使得美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得到发展。

三、对策建议

促进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当务之急是构建从战略理念到战略实施的“一体一心一手”策略。

(一)“一体一心一手”的战略理念

战略理念中的“一体”指以青年教师为主体;“一心”指以学习者为中心;“一手”指以项目管理为抓手。

1.“一体”:以青年教师为主体。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既是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回归点。作为出发点,发展理念要面向青年教师的实际需求。基于青年教师的特征结构和能力结构开展调研,能了解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实际需求。基于特征结构即面向青年教师的高校特征、人口学特征、学术特征和教学特征。具有不同特征的青年教师,其教学能力发展不尽相同。为此,发展理念既要看到青年教师群体的同质性,又要看到青年教师个体的异质性。基于能力结构即面向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水平。这需要从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从整体看,青年教师教学是否受学生欢迎,其教学能力是否得到学生的肯定?从部分看,青年教师哪些教学能力较弱,哪些教学能力较强?较弱的教学能力是经验不足造成的还是理论匮乏造成的?哪些教学能力发展需要外助力,哪些教学能力发展需要内驱力?

作为回归点,发展理念的好与不好要接受青年教师的评价。这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是否发展。判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是否发展了,其底线是深层次发展,上限是成就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多年一贯,众人一样”的评价怪圈。二是青年教师是否参与到各项评价中。发展性评价强调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堂课教学或一学期教学反映不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因此评价不是青年教师之间的比较,而是青年教师自身与自身的比较。

2.“一心”:以学习者为中心。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能力,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教学,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教学规律使然。青年教师要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需实现“五个转变”和落实“三个注意”:

“五个转变”分别是,第一,在权利的平衡方面,青年教师给学生一些能直接影响他们学习过程的控制权。第二,在内容的功能方面,青年教师不会把他知道的都教给学生,他只会教学生想知道的以及学生在有限时间里能理解的知识。第三,在角色的定位方面,青年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且还是心灵开拓者、情感塑造者、思想启迪者和道德引领者。第四,在学习的责任方面,青年教师既要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必须具备的智力、学习技巧和意识,又要创造并维持能促进学生成长,培养其自主性形成的环境。第五,在评价的过程与目的方面,青年教师既要挖掘学生潜能来促进其学习,也要为学生提供增强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能力的机会。

“三个注意”指的是,第一,学会交流。交流中要清晰地阐明该教学法的优点,鼓励学生成为成熟的、自主的学习者,并给予积极的反馈。第二,以发展的视角看学生。发展教学法指青年教师根据学生学习的阶段性特点,循序渐进地指导学生学习的教学法。第三,自我改变。青年教师只有改变自己,才能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法。为此,青年教师要学习、思考、行动与研究。

3.“一手”:以项目为抓手。要促进西北民族地区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还需以项目为抓手。教学能力发展项目有三个作用:能拉着一部分青年教师去发展,还能让一部分青年教师跟着发展,更能促进一部分青年教师独立发展。社会或高校应规划“武术”“武功”“武学”和“武道”四类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项目。

“武术”类项目指引领青年教师掌握基本教学技能的项目,如指导式、示范式、讲座式、习明纳式等。该类项目让青年教师的思维技能、教学技能和专业技能得到训练,能更高效、系统地传播知识。“武功”类项目指引领青年教师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技能的项目,如案例式、探究式、参与式、论坛交流式等。该类项目培养青年教师根据课堂情境、学生需要开展教学,以此调和教学气氛,智慧性地将知识内化到学生心中。“武学”类项目指引领青年教师深入研究并展现教学精义、教学艺术的项目,如教学项目研究、课堂问题分析、教学成果汇报等属于教学学术类项目。教学学术一方面指青年教师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教学类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指青年教师运用不同的方式展示教学能力的活动,如陈述、报告、答疑、行动研究等。“武道”类项目指引领青年教师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的项目,如新教法实验、参与式教学法开展等。该类项目有四个方面的功能:第一,让教学对象关注点发生转移,即由关注教学到关注学生,这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第二,让教学内容关注点发生转移,即由一个学科的知识点到关联学科的知识点,这有利于开拓学生视野;第三,让教学方法转移,即由课堂讲解到课堂答疑,这有利于学生在“翻转课堂”中成为学习的主体;第四,让教学评价关注点发生转移,即由单一的成绩到德、智、体、美的发展,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二)“一体一心一手”的战略实施

西北民族地区的区情决定了要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体系(简称“一体”),西北民族地区高校的校情决定了要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带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简称“一心”),青年教师实情决定了青年教师要以批判式反思为起手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简称“一手”)。

1.一体:社会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体系

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体系指青年教师在入职前和入职后围绕教育教学目的,通过连续性、系统性的学习,不断提升教学能力的终身教育模式。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体系包含职前培养和与之相衔接的职后培训。

职前培养指高校采取助教制度对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进行教学训练。西北民族地区高校应从两个层次完善助教制度。一是“无中生有”,即一些有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还没实施助教制度的,应落实好;二是“有中生新”,即已经实施助教制度的,不应该将此制度作为摆设。一方面将研究生助教作为学位考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把对研究生助教的培训贯穿于研究生整个学习过程中。

职后培训目的是帮助青年教师从教学新手成为教学能手。职后培训有多类模式,但每一类模式都应综合运用。从时间看,将入职培训与职中培训融为一体。从空间看,将校内与校外、集中与远程、国内访学与国外研修等融为一体。从对象看,将个体与群体、“后备军”与“正规军”等融为一体。从内容看,将专业知识与能力和精神、理论与临床、专题与通识等融为一体。从方式看,将面授与在线、示范模仿与案例教学等融为一体。从功能看,将补偿培训、成长培训、变革培训和问题解决培训融为一体。

要建立一体化发展模式,需勘定一体化的培养目标、设置一体化的课程体系和完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和实施机制。

2. 一心:高校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带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

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促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符合西北民族地区高校教学质量建设与教学改革的现实需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要推进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各项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需要做到以下“四活”。

激活人力。一方面,中心人员应专兼结合。另一方面,中心应发挥和挖掘退休教师的经验引领作用、教学名师的卓越示范作用、同伴的榜样辐射作用、教研室的团队带动作用。由此,青年教师不仅能明晓教学“以何为”,还能洞悉教学“何以为”;整活物力。整活指既用好自己的“家当”,也要用好别人的“家当”。用好自己的“家当”指中心根据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需要,调动校内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动员校内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用好别人的“家当”指中心遵守“能共不借,能借不租、能租不买”的原则,通过借力的方式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提供支持和服务;盘活财力。第一是“惜”,即提高本校划拨的经费使用效率,将这些有限经费用到实处。第二是“争”,即在做大做强的基础上,凭骄人的成绩争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助。第三是“找”,即通过宣传,鼓励热心于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或基金会参与到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发展项目中;谋活智力。第一是抓组织“强领导”。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应归属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或主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领导,而不是教务处或人事处的附属机构。第二是抓规划“强形象”。中心的规划既要和本校发展定位一致,也要考虑到本校青年教师的实情,摸索出一条契合本校特点的、行之有效的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第三是抓制度“强保证”。制度的完善包括两方面:首先通过强化监督、细化措施等手段保障制度的执行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要苟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不断在实践中改进和优化。第四是抓模式“强创新”。使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成为教师生涯的加油站、教学经验的聚宝盆、教学名师的孵化器、教学改革的制高地和学校战略的推进器。

3. 一手:青年教师以批判式反思为起手提升自身教学能力

随着西北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班级规模越来越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使得教学情境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情境中开展教学,青年教师必须具备批判式反思教学能力。

批判指“对自己想要做什么有清晰的概念,同时又能积极调整方式以便使自己做到最好”。批判有两个前提:一是爱,二是研究。爱指爱岗敬业和关爱学生。有爱心的青年教师才能“帮助学生筑梦、追梦、圆梦”。要帮助学生实现梦想,青年教师不能只给学生“一碗水”,而是“一潭水”,为此需要开展研究。通过研究,青年教师能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这样才能吃透教学内容、抓准教学重点、调好教学气氛和创生教学艺术。

反思指青年教师面向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学生,主动调整教学手段、内容、方法和评价标准。青年教师进行三种类型的反思:一是突发事件层面的反思,即青年教师对处理突发教学事件的方法开展反思;二是情景层面的反思,即青年教师对课堂环境、气氛和课堂中的学生行为开展反思;三是道德层面的反思,即青年教师对教学过程中的平等、自由和公平开展反思。通过反思,青年教师能成为教学改革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