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精选5篇）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篇1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人口相对较少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西南、西北等地形较为复杂，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缺乏、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比例较低、接受的学前教育质量较差。同时，少数民族大都存在重男轻女的落后观念，导致少数民族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更少。所以，对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应提出解决对策。

学前教育对儿童智力发展、性格形成、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但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居住环境恶劣，入学困难

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是一些自然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并且居住分散，同时还存在部分蒙、满、锡伯和鄂温克等游牧少数民族。由于西北少数民族的这种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给学前教育机构的建立造成很大的难度，形成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前教育机构普遍偏少的现象。同时，少数的学前教育机构大都设立在人口相对较多、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这让本身交通就不发达的边区儿童入学的.困难加大，造成西北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较低。

(二)资金投入低，学前教育质量差

目前，学前教育不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属于收费的教育。这对于本身经济条件较差及存在落后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儿童家长来说，让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同时，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资金相对匮乏，这就造成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的学前教育机构都存在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聘请优秀教师，无法提供足够儿童游玩的场地、设施和合乎要求的建筑。同时，由于资金短缺还造成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的待遇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学前教育从业人员严重紧缺。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的限制，现有的学前教育从业人员缺乏在职培训的机会。

(三)学前教学模式落后，缺乏吸引力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前教育应当充分体现当地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形成吸引力。但是，在我国西北地区大多数学前教育教学模式与全国其他发达地区的教学模式相类似，有些甚至是直接生搬硬套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模式。这些都造成相应的学前教育不能吸引少数民族儿童前来就学。

(四)家长观念落后，女童接受学前教育困难大

学前教育要求家长及幼师共同参与进来，家长的教育观念将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性格养成以及社会行为等造成极大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西北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重男轻女”和轻视学前教育的观念依然很浓厚。这就导致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较低，而“重男轻女”落后认知则造成少数民族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远低于男童。

二、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解决对策

(一)增加政策支持，鼓励民营学前教育机构

虽然我国对学前教育的整体投入在逐年升高，但是对于西北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其居住特点和生活习惯等造成学前教育机构建立难度较大，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社会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台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学前教育，满足西北少数民族对多元学前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能进一步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分散居住的特点，造成民营资本进入学前教育利润较低、教师质量不高和待遇较差等常见的问题，这时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放宽管理与评估条件，对部分符合要求的学前教育机构给与经济补贴。

(二)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提高教学质量

就目前我国情况而言，政府投入依然是学前教育资金最大的来源，而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是造成学前教育机构硬件设施简陋、教师待遇低、职业上升难、培训交流机会少等问题的最大原因。所以，政府部门可以适当地加大西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学前教育资金的投入，提高其学前教育质量。

(三)培训学前教育老师，改善家长观念

由于西北地区交通落后、资金短缺造成学前教育人员教学思维和方式均较落后，得不到及时的更新。所以，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一些研讨会、交流会、外出参观、在职进修的方式对西北学前教育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教学观念和质量。此外，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女童是否可以接受学前教育以及接受学前教育时间长短，关键在于家长，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下乡走访适龄儿童的家庭，对其家长进行学前教育的宣传教育，提高其思想境界，进而提高少数民族女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比例。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篇2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习惯,健康教育

1 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教育、体育、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给学校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 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状况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在完整意义的健康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同时, 国家倡导“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这使学校体育也有了新的发展目标和定位[1]。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体质好、没病就是健康,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的社会属性, 如协作精神、竞争意识、集体观念、自我完善和社会责任感、关心他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也同等重要。因此, 了解现阶段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教育状况, 分析影响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 寻求他们在学习期间健康成长和良好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西北6所高校的十多个民族 (回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东乡族等) 的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 其中西北师范大学 (民培中心) 71人, 西北民族大学226人, 青海民族大学139人, 北方民族大学147人,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149人, 宁夏大学97人, 共829人, 男生463人, 女生366人。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问卷主要就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程度、日常生活习惯、心理障碍现象以及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通过各院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团总支和班主任随机发放, 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2.2.2 座谈法

邀请被调查院系的团总支书记、班主任、班干部和部分学生代表集中召开座谈会, 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等情况。

2.2.3 数理统计法

利用VEP6.0和SPSS 8.0软件包完成数据统计, 并进行比较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含义的认识 (见表1)

由表1看出,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程度不同, 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虽然认识到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但理解不够全面。在我们调查的829人中, 28.35%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体质好就是健康”, 21.11%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没有疾病就是健康”, 34.6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身心正常”就是健康, 只有15.9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身心与社会适应良好”才是健康。我们看到, 由于受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把体质好、没有疾病和身心正常与健康混为一谈, 忽视了健康的社会适应性, 片面地理解健康。这种认识偏差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多年来的教育体制以及家庭、学校、社会对健康教育的认识不够所造成的。这种认识偏差致使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追求健康的目标有所偏离。在对健康认识的调查中, 男生的选择率低于女生, 这说明少数民族女大学生对健康的认识落后于男生, 这主要是由于生活习惯和盲目减肥造成的。一方面, 少数民族大学生受居住环境的影响, 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接受正确的健康教育, 致使这种生活习惯一直延续到大学;另一方面, 他们在大学阶段的生活习惯也受到地域和宗教的影响。

3.2 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习惯 (见表2)

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存在有害健康的不良行为习惯。我们在调查时发现:由于生活不规律而导致人体生物钟紊乱, 使得这些学生患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学生。一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睡懒觉, 不按时吃早饭, 久而久之, 导致患有胃病 (患有胃病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占37.88%) , 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在调查的6所学校中, 学校明文规定学生不许抽烟、酗酒、赌博, 但少数民族大学生吸烟率高达41.25%, 饮酒率为57.42%, 赌博人数占13.87%, 这些行为大部分发生在男生身上, 这主要是因为从小受家庭和居住环境影响所致。由于长期受不良行为习惯的影响, 许多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成绩下降, 上进心不强, 缺乏正确的人生观, 不但影响了自己, 同时也影响了周围其他学生。学校应加强管理和进行健康教育, 使这些少数民族大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建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3.3 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时间活动调查结果分析 (见表3)

由调查可知, 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时间安排主要有聊天、上网、逛街、学习、体育锻炼、玩扑克牌和谈恋爱等。男生在课余时间学习投入相对女生要少, 而玩的时间较多;在男生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活动分别是体育锻炼, 聊天、上网、谈恋爱, 在女生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活动分别是谈恋爱、逛街、上网、聊天等, 这是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课余生活的主要方式, 上网是大学生追求的一种时尚, 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 比例也递增;许多学生甚至因为课余生活习惯而影响正常的学习。课余时间学习投入较多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从进入大学以后就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课余时间从事勤工俭学活动 (主要从事家教) , 这部分学生主要来自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课余生活习惯的安排内容上与普通大学生没有大的区别, 但在安排的时间比例上有明显的区别, 这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养成的民族生活习惯、宗教习惯等原因所造成。

3.4 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天进行体育锻炼情况 (见表4)

从调查结果来看, 少数民族大学生平均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明显偏少, 而且女生锻炼的时间更少, 女生每天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大都在20 min以内, 男生大部分在30 min左右;参加体育锻炼在20 min以内的学生主要集中在三、四年级, 基本上是学校每天早操点名的时间, 显得较为被动。由于一、二年级每周有2个学时的体育课, 因此平均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相对较长。每天参加体育锻炼在60 min以上的学生都具有共同的体育爱好, 他们三五成群进行体育锻炼, 养成了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 但他们的比例非常少, 仅占被调查人数的14.48%。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的另一个原因是普通高校扩招以后所带来的场地、器材严重不足。调查发现, 39.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都提到他们根本没有地方去活动, 这是每个学校所面临的问题, 应引起学校有关部门的重视, 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一些有意义的课外体育活动。

3.5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障碍现象的调查分析 (见表5)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其体质健康与正常的学习活动、思想行为状况、意志品质等都有直接影响, 学习、奖学金、考研、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致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心理障碍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在意识、情绪、意志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较为明显。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压抑、焦虑不安、缺乏自信、情绪失调、消极悲观、甚至神经衰弱等现象。在被调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 有轻微思想压抑的占39.81%, 烦躁不安的占28.11%, 有49.82%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缺乏自信心, 18.46%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经常出现情绪失控, 11.5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活态度消极悲观, 甚至有8.9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出现了神经衰弱现象。造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少数民族大学生本身的因素。一般来讲, 少数民族大学生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使他们对大学环境的不适应, 与普通大学生的个性差异、语言障碍所造成的交流困难,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挫折, 对就业竞争的考虑等是引起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心理障碍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 应积极引导、加强健康教育, 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

4 结论与对策

(1) 加强健康教育, 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的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教育的认识不足, 把体质好与没有疾病等误认为就是健康, 这是多年来缺乏健康教育所造成的, 因此, 加强健康教育刻不容缓。

(2)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健康知识的缺乏和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健康教育要从小抓起, 使健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 只有从小打下健康教育的良好基础, 并不断提高, 才能终身受益, 终身健康。

(3) 体育活动是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学校应积极组织有意义的体育活动, 保证少数民族大学生每天有一定的体育锻炼时间, 使他们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4) 为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获得健康的生活, 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就要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3方面的作用, 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使3方面的教育一体化, 使健康教育产生更为显著的效果。

注:此选项为多项选择题

注:此选项为多项选择

参考文献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篇3

关键词：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女童教育；行动研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的大力发展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我国一直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一、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现状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逐步落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日益受到国家政府、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我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主客观因素，使得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整理分析出目前我国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女童入学率低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因为各种因素入学较为困难，有很大一部分即使到了学龄也没有按国家规定到学校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导致当地入学率低于全国女童的平均入学率。以青海泽库县为例，2003年这个地区的女童入学率为85.96%，而全国女童的入学率达到了99.16%。

2.女童辍学率高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由于家庭经济能力差、教育观念不强等因素，很大一部分女童即使到了学龄之后能够按时进入学校学习，但并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就离开学校，比全国的女童辍学率高了25%，导致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学校的女童流失率很高。

3.女童的文化素养较低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文盲、半文盲，这都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很多女童即使到了学龄却不能入学接受教育，或者去了学校的很多因为各种原因退学回家，致使这些女童缺乏教育，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二、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的制约因素

我国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之所以存在这么多问题，是由很多制约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1.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约束

中国社会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很多家庭对孩子存在性别歧视，认为不需要对她们投入太多的精力和财力。

2.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我国国土辽阔，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来看，存在东西部差异。尤其是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政治条件、文化素养相对落后，办学受阻，阻碍了这些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女童教育的普及。

3.女童自身缺乏受教育意识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从小就接受了不平等的、落后的思想观念传输，没有男女平等的意识，没有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

三、解决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女童教育存在问题的建议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一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难点问题，这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非常不利，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为了解决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国家和社会各界应该对其加以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1.加大思想宣传

要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国家和政府就要加强对“男女平等”思想观念的宣传，从根本上转变贫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落后的思想观念，让家长意识到让女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2.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

由于我国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恶劣，导致这些地区的学校创办经营受到很多阻碍，缺少师资力量的支撑。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努力解决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办学中遇到的问题，吸收引进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这些地区发展教育。

3.加强监督

在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应该组织工作人员，对学龄女童入学情况进行调查，通知家长送孩子入学，向家长陈述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四、结语

女童教育问题影响着整个国家人口综合素质的发展。但是由于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文化历史传统、生产力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女童教育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调查发现，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解决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问题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要国家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和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化育，陈中蕾.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艰难与抉择[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9（2）.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篇4

1 抗战胜利后西北地区的主要民族问题

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 所辖陕甘宁青新5省 (区) 均为民族或多民族地区, 共有回、维、藏、蒙等15个少数民族, 约占西北地区总人口的1/3。由于民族构成较为复杂, 宗教信仰多样,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 不稳定因素较为突出, 这些状况决定了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抗战胜利后, 西北地区主要存在着如下民族问题:

1.1 民族矛盾尖锐

西北地区宗教情况复杂、宗教派系繁多, 不少民族全民信仰宗教, 而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导致了西北地区各民族以“护教、保族”为号召不断发动反封建反压迫的民族起义, 进而为西北地区留下了深刻的民族矛盾。历史上明、清两朝封建统治阶级采用“以汉制回”的手段导致了明末陕西榆林“老回回起义”、同治年间西北穆斯林大起义以及光绪年间河湟起义和玛纳斯起义;而国民党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暴政也引发了1938-1941年间马国林、马国瑞等在甘肃甘南发动的3次反蒋起义。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 歧视、排斥和剥削少数民族, 使他们不仅无法获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 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也不断遭到践踏和蔑视, 甚至对其进行武力镇压;这使得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始领导民族成员为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宗教权益与汉族统治阶级进行对抗和斗争, 从而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

1.2 反动势力猖獗

抗战结束后, 国民党政府加紧对西北各省国统区人民的迫害和剥削。1947年7月, 国民党政府颁布“戡乱动员令”, 大肆戗害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白色恐怖的阴影再次笼罩西北大地[1]。与此同时, 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内战所需的物资和人力, 开始大规模地在西北地区征粮抓丁, 沉重的赋税负担给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政府暗中支持民族反动势力在陕甘宁边区策划、发动民族宗教叛乱, 煽动民族不满和敌对情绪, 鼓动信教群众反对党和政府, 扰乱和破坏边区的社会治安秩序、民主革命进程以及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进行破坏和敌对活动, 1953年, 国民党台湾当局暗中指使马良股匪纠结国民党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川、青边界藏族地区发动民族武装叛乱, 动用飞机为其空投物资, 并签署“守备司令”的委任状, 企图拉拢西北藏族地区民族领袖黄正清。

1.3 叛乱事件频发

解放初期, 西北地区匪患横行, 散落在各地的数万名土匪和特务盘踞在甘、青、新广大地区, 招募地痞流氓、不明真相的部落头人和僧人入伙, 蛊惑人心、烧杀掠抢、煽动暴乱, 继续与人民和政府为敌, 匪患叛乱活动严重影响到了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进行剿匪反霸斗争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1949年底马步芳残部先后在湟中、化隆、大通等县发动叛乱, 遭到平反之后, 其余残匪向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赠送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马匹, 联合项谦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 强制当地群众购买枪支弹药, 继续发动武装叛乱[2];1951年春, 以乌斯满为首的新疆反革命叛匪在新、甘、青3省交界地带收编小股士匪, 强挟群众入匪, 抢劫人民财产, 煽动群众叛乱, 严重破坏民族团结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 气焰十分嚣张;1951年2月, 国民党政府委任原国民党马步芳的团长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第二军”司令与原马步芳参事室少将高参马元祥在甘南藏族聚居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扶持下, 截至1952年11月底, 马良股匪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充到700余人, 编为8个纵队, 他们以郎木寺等地为据点, 袭击甘南境内的区乡政权和解放军运输车队, 并煽动夏河县阿木去乎头人集兵骚乱, 鼓动西仓、双岔的九部落头人聚集2000余人阻击解放军进兵川西[3]。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时期, 党内部分同志忽视了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思想上对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甚至将民族统战工作视为无足轻重的事;在处理实际问题中也没有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 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事, 例如拆毁寺庙, 促使和尚、尼姑还俗等[2]。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反革命敌对势力有机可乘, 他们借机煽动民族对立和反革命情绪, 给党的革命建设事业和民族统战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2 习仲勋对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的重要贡献

习仲勋曾指出:“民族问题就是西北地区的实际, 西北的所有工作, 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 就是脱离实际”[2]。面临严峻的西北民族形势, 习仲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结合西北地区实际, 将民族统战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路线、方针和政策, 对西北地区民族统战工作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独特见解, 探索出了一套符合西北地区实际的民族工作理论原则与策略方法。

2.1 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妥善解决民族纷争和叛乱

针对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尖锐、叛乱事件频发、匪患横行的情况, 西北局决定开展剿匪反霸斗争。考虑到西北民族地区复杂的情况, 中央指示西北局在处理民族纷争和叛乱问题时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凡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带有群众性的武装叛乱, 一律按民族问题处理”, 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 军事清剿为辅, 只要放下武器, 一律宽大处理”的原则[2]。1949年夏, 习仲勋在关中新区地委书记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中新区的工作方向》的报告, 分析了当时西北民族地区剿匪工作的严峻形势, 并明确了剿匪反霸斗争的任务, 要求各地“严密侦查、充分准备、包围聚歼, 务求将匪患清肃干净”。习仲勋的这份报告成为日后西北地区剿匪反霸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为解决民族叛乱事件和开展剿匪工作提供了指导和方向。依照上述政策和策略, 到1952年底, 西北局在习仲勋的领导下, 妥善地处理了1950年回汉矛盾事件、新疆问题、青海昂拉武装叛乱以及马良股匪叛乱。

1950年春, 西北局为缓和回汉紧张关系在这些地区采取了诸多措施:第一、向回汉群众揭露匪特的本质及罪行, 宣传解释党的民族政策;第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 回族聚居地以防御为主, 待回民接纳党的民族政策后再进行清剿;第三、对该地区的“无极道”、“大刀会”等挑拨民族关系的反革命团体宣布其非法, 并对其中的极端匪特头子进行镇压[2]。经过上述举措, 回汉关系有所缓和, 稳定了革命形势;对于青海昂拉项谦头人武装叛乱, 习仲勋否定了青海省委和军区最初的派兵清剿方案, 而将政治争取放在首位, 强调要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在两年多的争取投诚工作中, 习仲勋采取“七擒孟获”的方法, 对项谦几擒几放, 并指示青海省委派喜饶嘉措活佛3次前往昂拉进行对项谦头人的说服工作, 反复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阐明民族团结大义, 最终使项谦接受和解, 投诚共产党, 青海藏区也很快稳定下来, 这一事件在藏族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处理新疆乌斯满煽动群众叛乱和进行抢劫问题时, 习仲勋确定了在牧区先对武装叛乱的部落头人进行政治争取, 再组织武装清剿的方针, 集中处理了一批反叛活动的首要分子, 并通过团结少数民族上层,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 帮助牧区群众与牧主立定牧业生产合同, 集中出台了一批解决牧区群众生活困难的举措, 以此来改善牧民生活, 使牧区群众停止抢劫, 安定社会秩序。1953年初, 西北局按照中央指示决定出兵清剿马良股匪, 在武装清剿之前, 习仲勋首先派藏族领袖黄正清去争取部落头人和藏族群众。黄正清利用自己在甘、川、青边界藏区的宗教影响, 邀请阿坝、甘南和青海南部地区的部落头人到夏河拉扑楞寺, 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揭露马良股匪的险恶用心, 说服部落头人与马匪脱离关系, 拥护党的决策和领导。在争取到各地部落头人和藏族群众的拥护之后, 人民军队经过4个月25次大小战斗, 共歼灭土匪1853名, 活捉了马良, 击毙了马元祥, 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3]。

2.2 团结争取民族宗教界上层, 减少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阻力

在西北地区长期的工作实践中, 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西北民族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宗教上层, 进而提出要团结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上层人士, 一切有关少数民族的工作, 都要与上层人士协商, 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基础上, 再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习仲勋指出:“民族地区的改革, 当然要通过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先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然后去发动群众, 不可颠倒过来”[2]。为了减少民族地区民主改革阻力, 争取团结更多的宗教上层人士, 1952年习仲勋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联合封建反封建”策略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1) 做好团结民族宗教上层的统战工作。通过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等方式争取民族宗教上层赞成土改 (至少保持中立) , 再发动群众进行改革;2) 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用对一小部分民族宗教上层开明人士的必要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良好条件, “保存一部分封建, 来搞掉大部分封建”;3) 保护民族宗教上层过好土地改革关。排出各民族各教派头人名单, 对支持土改, 愿意同政府合作的上层人士给予照顾和保护[4]。辩证地看, “联合封建反封建”策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是党的统战思想在西北少数民族的具体运用。

习仲勋从实践出发, 以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 正确掌握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身体力行地争取、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民族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 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使他们积极向政府靠拢, 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藏和平解放后, 1951年12月十世班禅却吉坚赞重返西藏时, 受中央委托习仲勋看望了班禅, 并向班禅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西藏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二是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

2.3 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 积极稳妥推行党的民族政策

在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事务时, 习仲勋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工作”两大“法宝”结合起来, 在实际工作中将政策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积极稳妥地推行党的民族政策。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 习仲勋就狠抓干部教育, 亲自为边区党校和关中师范学校的干部和学生讲课, 他非常重视提高党内干部同志政治素养水平和处理具体工作的能力, 为党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经得住考验、能够胜任民族工作的干部, 为西北地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5]。新中国成立后, 习仲勋更加强调干部在巩固地方政权、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当中的重要作用, 他要求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要认真学习党的革命理论和民族宗教政策, 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关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群众观念,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1958年夏, 喜饶嘉措活佛向习仲勋反映在青海牧区的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工作中, 一些党内同志强迫牧区群众破除封建迷信, 强制关闭寺院, 甚至将一些地方的寺院、经文、佛像毁坏, 引起了牧区群众对共产党的不满, 妨碍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谈到针对党内部分同志忽视民族统战工作, 违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现象时, 习仲勋说, “平叛是消灭反革命, 不是消灭宗教, 寺庙应当得到保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是过火了, 应该纠正”[2]。习仲勋对违反纪律的干部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教育和严肃的纪律处分, 这次事件的处理不仅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 也教育了广大干部。

3 习仲勋处理西北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

1985年, 习仲勋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对民族统战工作总结道:“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各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 是一门科学, 它的内容及其复杂, 是一门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2]。习仲勋长期在西北民族地区工作, 积累了分析和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丰富经验, 为党的民族统战工作留下了宝贵财富。时至今日, 习仲勋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对我们当前的民族统战工作仍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3.1 知行合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及宗教观

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过程中, 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 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习仲勋就曾明确指出:“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2]。

习仲勋曾多次在报告、会议、文件中强调要经常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使广大干部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保障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正当权利, 并要求各级政府要多培养一些“像乌兰夫同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信仰自由和保障少数民族正常的宗教生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要求, 习仲勋在谈及少数民族群众信教问题时说:“宗教改革, 只是改革那些封建迷信中的不良制度和习惯, 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始终不变的, 应该恢复一些寺院, 照顾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2]

3.2 慎重稳进———运用和平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习仲勋在长期处理民族宗教事务中认识到西北民族宗教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大的纰漏, 因此他主张对涉及到的民族宗教事务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 他在广泛征求党内外民主人士意见和深入调查情况的基础上, 制定了西北民族地区的具体政策, 主张以教育、引导的态度对待民族宗教问题, 以和平、稳妥的方式解决民族宗教问题。

在处理西北民族纷争和叛乱时, 习仲勋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 军事清剿为辅”的原则, 在处理甘肃阿木去乎事件、马良股匪叛乱、新疆乌斯满叛乱和青海昂拉叛乱中都将政治争取放在首位, 派人耐心细致地解释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尽全力和平解决叛乱问题。

3.3 广交朋友———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习仲勋曾指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要搞五湖四海、三教九流,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4]。他多次提醒党内同志:“西北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同敌人竞争”, 民族宗教人士在民族地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团结他们有利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民族地区的顺利实施, 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因此习仲勋强调共产党人要善于同党内外人士合作。1950年6月, 西北局在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的“7点意见”中特别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剿匪要实行抚剿结合的政策, 并尽可能团结争取可能与政府合作的喇嘛、王公、千百户等;1952年为了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习仲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重大策略, 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习仲勋广泛结交和团结民族宗教人士, 同他们坦诚相见, 肝胆相照。在习仲勋的教育帮助下, 一大批民族宗教人士都为党的民族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西藏的十世班禅、新疆的包尔汉、青海的喜饶嘉措活佛、宁夏的马腾霭、甘肃的黄正清等。

3.4 以人为本———保护民族宗教群众利益

习仲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工作思想, 密切联系群众,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

1949年9月, 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全面展开, 中央提出“依靠贫农、雇农, 团结中农, 中立富农, 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阶级, 发展农业生产”的土改总路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比重大, 寺院也拥有大量土地, 土地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紧密, 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决定了在土地改革中要采取区别于内地汉族农耕地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根据西北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 西北局决定分两步进行西北地区土改, 即先在汉族聚居的农耕地区进行土改, 待到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具备时再进行少数民族牧区的改革。并且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土改中要“以民族团结为基础, 以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为前提”, 同时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教派领袖的经济财产利益。在回、汉冲突尖锐的甘肃临夏地区进行土改时, 习仲勋特别强调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 “每一区都要耐心做好教育群众的工作”。按照这样的工作步骤和方法, 到1953年, 西北地区土改工作全部完成。

习仲勋, 中国革命的奠基人之一, 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 反思我党统战工作的基础上, 结合西北地区实际, 开创性地提出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工作”两大法宝结合起来, 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积极稳妥地推进党的民族政策, 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2]《习仲勋革命生涯》编委会.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3]碌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碌曲县志 (第十九卷/军事志) [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6.

[4]习仲勋.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西北少数民族女童学前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篇5

1研究设计

1.1研究问题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对该民族语、汉语及英语的整体态度及认同度如何?(2)该地区中学生对三语的情感及实用性评价如何?是否存在族际差异?

1.2研究对象及问卷说明

肃南县第一中学和民花学校共120名学生接受调查,有效问卷110份。综合考虑该地区语言使用现状并借鉴邬美丽的语言态度四要素的分类,编制了《三语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地中学生语言态度调查问卷》并进行信度检验。问卷第一部分为语言使用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民族、性别、籍贯、掌握语言等;第二部分是涉及语言整体认同、情感评价、实用度和社会影响的20个项目。问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使用平均值Mean来判定被试的语言态度, 在1~5区间,3是中值平衡点,数值越大说明被试的不同意程度越高,反之说明越同意。

2研究结果与讨论

2.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汉、英、民的整体语言观

结果显示:第一,项目1数据显示被试对民、汉、英三语语都持肯定态度,都有学好汉、民、英三语积极愿望,但3号项目的数据又表明被试觉得三语学习有难度。第二,10和11号项目数值趋于4, 表明被试认为三语的互相干扰度不强,汉语和民族语对英语的负迁移表现不明显。可见,该地区学生三语整体观较为积极。(如表1) 2.2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对汉、英、民三语情感和实用性评价

表2数据显示:第一,各族学生均认为民族语使用频度高,藏族和裕固族族间差异明显。第二,对于15号项目,被试趋于选择“比较同意”和“同意”,但对于13号项目,汉族学生趋于选择“同意”,民族学生趋于选择“基本不同意”,这与15号数据项吻合,表明该民族语的亲切度和好听度认同度较高。第三,对于英语的态度,三个民族的被试均趋于选择“基本不同意”,表明英语学习难度大。

从工具型和融合型动机分析语言的有用性,表4数据表明:第一,对于5、6、7三项目,被试趋于选择“同意”且族间差异不显著, 认为掌握双语或三语会对自己发展有益,表现出较强的工具型动机。第二,对于8号项目被试趋于选择“比较同意”和“同意”,语言融合型动机较强烈。第三,对于自己民族语有用度的认可度:裕固族最高,汉族次之,藏族最低。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汉族被试的选择为汉语大于民语,英语次之,裕固族学生的选择是英语大于民语,汉语次之,而藏族学生的选择为汉语大于英语,民语次之,且族间差异明显。

3结果与讨论

第一,该地区中学生对汉、民、英三语的整体语言态度积极理性,学好双语或三语愿望强烈,但也存在英语学习难度大,语言负迁移等问题。第二,受生活背景的影响,被试对于均对自己的民语表现出较强的情感认同。据笔者了解,该地区学生在学校必须用汉语与老师同学交流,课外时间或用民语亦或是汉语与同学交流,而回家后和父母又是民族语交流,面对不同的交流对象,语言使用者不得不进行不同语码的转换,因此,语言的情感认同也就表现出差汉裕藏均值异性。第三,有关语言有用度的数据显示,被试表现出较强的语言工具型动机,均认为掌握三语言易于找工作和利用职业发展。融和型动机的数据显示被试均显示出“同意”的倾向,各民族被试均希望通过掌握语言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以融入到该民族和汉族的社会中。同时,这一倾向也利于该地区汉语和英语教学的开展。

摘要：选取西北少数民族聚集地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和民花学校的120名学生,从汉、英、民三种语言的整体语言观、情感评价、有用度和社会影响力四维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被试对民、汉、英三语持肯定态度,学好三语的愿望积极。其中,汉语认同程度最高,该民族语次之,英语最低;(2)被试对该民族语情感评价较高,认为民族语亲切好听;(3)对三语的实用性评价,有较强的工具型动机且认为汉、英两种语言实用性强于民族语;(4)被试对三语的社会影响力认同度不尽相同。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三语,语言态度

参考文献

[1]邬美丽.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汉双语态度调查[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8(6):69-73.

[2]王远新.论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态度的几个问题[J].满语研究,1999(1):8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