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认同差异（共4篇）
代际认同差异 篇1
中国近年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 对出生在不同年代的消费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同年代出生的消费者由于受到先前社会经验以及自身身心状态的影响, 对同一刺激的敏感度和反应会不同。[1]那么, 这些共性与不同会有怎样的差异呢?
世代与代际差异理论
1. 世代理论 (Generational Cohort Theory)
世代理论最先由美国学者Inglehart在1977年提出, 该理论认为重大的可以震撼现有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历史事件会产生一个新的世代队列的群体。[2]世代理论基于两个假设:社会化假设和稀缺性假设。社会化假设指出, 社会个体成年后会表现出孩提时代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基本价值观, 虽然社会条件的改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 但是对一个族群相对重要的个人价值观仍旧会相对稳定。因此, 一个民族的历史能通过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群体映射出的价值观和态度的不同。[3]人口学家和营销学家指出一个时代出生的群体可能有各种各样不同个性的成员, 但是他们同时也证实了同一个世代的群体存在某种广泛的特征。[4]
Solomon (1995) 在研究中指出, 世代是指出生在共同年代且具有相似消费行为的群体, 由于他们年龄层次相同, 生活经历类似, 又因为经历共同的社会变革等, 所以产生了相似的行为及思维方式。[5]美国学者William Strauss和Neil Howe (1999) 认为世代作为一个群体, 其长度大约等于一个生命阶段, 其界限由同侪个性来界定。[6]
Hellmut Schette (1998) 作为第一个深入研究中国消费者行为的西方学者, 根据中国近几十年来重大历史变革, 如文化大革命等, 首次将中国消费者划分为1945年以前出生的“社会主义信仰者”的一代、1945~1960年出生的“失落”的一代以及1960年以后出生的“关注生活方式”的一代。周世雄和周志民 (2002) 在Schette的研究基础上将1960后出生的消费者划分进一步细分为三个世代:1960~1970年出生的“幸运”一代、1970~1980年出生的“转型”的一代以及1980年后出生的“E”一代。[1]这种划分方法是根据每个世代的消费者在青年时期所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为基础的, 消费者一般在青年期最容易受到社会重大事件的影响。
2.代际差异理论
我国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代际”进行理解: (1) 家庭内部的代际, 指的是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代际”位置; (2) 纵向历史角度的不同代人, 也就是不同的出生队列; (3) 个人在人生中经历的不同年龄阶段, 如青年、中年和老年。[7]
美国学者戴维·L·德克尔指出, 对同一个体经历不同时空即处于青年、中年和老年的对比研究属于“纵贯研究”, 而对生存在同一时空的不同代的比较研究则属于“横剖研究”。笔者结合世代理论以及上述对世代的划分方法, 认为代际比较是指对出生在不同时空的代与生存在同一时空的不同年龄的代与代之间的差异。
不同消费者世代的消费行为代际差异
1.“60后”的消费行为
“60”后的成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占主要优势的计划经济时代, 在消费行为上, 表现出相对的保守、不“出格”, 同时也显现出独特的品味和个性;他们希望在消费行为上展现出独特的品味和优越感, 所以会偏向于选择富有自我概念、有助于表达成功的消费品。
2.“70后”的消费行为
“70”后成长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这代人已在事业上以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社会地位, 他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娱乐消费并注重身体健康;重视孩子教育并在子女教育方面开销大方;在服装、饰品、酒店等方面消费档次较高;对于网购的依赖程度不高, 可以接受, 但是还是倾向于实体店消费。
3.“80后”的消费行为特征
“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 正逐渐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社会的中流砥柱。
魏敏菁和黄沛 (2007)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80后”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还富有典型的“I”生代的独特个性, 即强自我、国际化 (International) 、影响力 (Impact) 、主动性 (Initiative) 和网络化 (Internet) 。[8]韩虎山 (2009) 在研究中指出, “80”后喜欢新鲜、追求刺激和时尚、注重个性、感性冲动、超前消费、天生逆反、寻求独立。虽然“80后”富有个性, 内心充满追求, 但是据广州日报2010年对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80后”的生存现状的大调查结果显示, “80后”普遍面临着住房、竞争压力、婚恋、父母赡养等现实负担。他们在温室里长大, 普遍幸福感不强。消费上, 他们主要面临着住房的巨大压力, 很多人的理想都拴在了住房上, 对于车子并没有显示强烈需求。对于“先透支、后还款”的信贷消费, 大部分“80后”持谨慎理性态度;57.8%的“80后”表示, 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休闲娱乐都在网上。[9]
4.“90后”的消费行为特征
与“80后”不同的是, “90后”出生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显现出明显成效, 同时也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说“90后”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马可 (2009) 在研究中指出, “90后”情绪化消费严重、易受广告传媒的诱惑、消费时尚化、从众与个性化消费同时存在。金亮在研究中对“90后”的消费行为特点做了三个方面的总结: (1) “90后”与“80后”相比, 性格更加外露, 更倾向于行动派; (2) “90后”与“80后”一样喜欢流行, 但是他们还会制造流行; (3) “90后”总是最先关注最前卫、最新潮的表达方式, 并且喜欢直接高调的营销传播。
营销启示
1.“60后”
学业上的顺利以及事业上的成功使幸运的一代有条件去追求高品质的消费。所以针对“60后”的宣传要突出产品的体验性和象征性价值, 强调产品使用者的形象会有利于产品的销售。另外, 产品的销售终端形象也是显示产品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偏爱突显自己地位和身份的这一代人喜欢选择高档专卖店, 他们的购买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购买环境的影响。
2.“70后”
“70后”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奋斗和务实的特点。对于外显性产品如服装、手机等, 他们比较注重产品的品牌形象, 对此类产品的价格敏感度不大;他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 在饮食娱乐方面强调健康为主, 对于子女教育有关方面的花费则毫不吝啬。对于“70后”的消费者在营销渠道的选择和传播规划上, 普通产品应突出产品的功能性价值, 以一般商店和超市为营销渠道;而公共性或社会性产品则应强调产品的体验和象征性价值, 以大型商场和专卖店为销售渠道。
3.“80后”
“80后”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让他们感到焦虑与迷茫, 但仍旧相信“风雨之后总会见彩虹”。[9]对“80后”可选择包围营销的方式, 针对他们对网络依赖的特点, 充分利用网络, 通过网络与现实的双渠道, 在“80后”经常出现的语境和场所中形成包围之势。针对“80后”的对个性的追求, 营销中传播个性与功能性并举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4.“90后”
针对“90后”的消费特征, 可以采用互动式体验营销, 同时注重功能与娱乐体验并重;个性化的限量营销, 以满足“90后”崇尚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以及炫耀性心理;另外, “90后”成长在数字化科技高速发展的阶段, 网络与手机营销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是大部分“90后”尚未完全独立, 虽然他们消费高、理财能力差、往往出现透支现象, 但对父母还有很大的依赖性, 所以针对这部分消费者的产品在价格战略上还是要有针对性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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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邱敏, 李颖.“80后”生存现状大调查[N].广州日报, 2010-02-15.
代际认同差异 篇2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通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4-0063-07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通婚圈一直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主题，对通婚圈或通婚距离研究的意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通婚距离对于家庭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意义。在传统社会，族亲关系是主轴，姻亲关系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拓展家庭关系的途径，但较族亲关系来講，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网络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姻亲关系的强化使得通婚距离对家庭关系网络的影响作用比传统社会更为明显。通婚距离的远近直接决定了能够获得的家庭社会网络支持程度。第二，通婚距离对儿童照料和姻亲家庭的养老会产生重要影响。在目前学龄前儿童照料和养老基本上还是以家庭为主导的情况下，通婚距离的扩大或内卷会直接影响到处于这两种生命周期家庭的社会支持（尤其是劳动支持）。第三，通婚距离的扩大会带来婚姻迁移女性的家庭适应和社会融入问题。我国的“从夫居”传统导致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的由婚姻迁移带来的适应问题，在婚姻迁入地，女性面临着家庭适應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压力，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和婚姻迁移女性的孤独感，她们与娘家的联系也因距离和沟通成本变得困难。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人口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的双重边缘位置，通婚距离对他们的影响比起他们在农村的同伴和土生土长的城市同辈群体更大。鉴于“同类婚”是婚姻市场的主要特征，农民工的婚配对象一般都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外来人口，如果二者是远距离联姻的话，他们就会处于族亲与姻亲支持的边缘，这种由族亲和姻亲形成的强关系网络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他们来说作用很小，相反，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在照料和赡养双方父母时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却有所增加。与男性农民工群体相比，通婚距离的变化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影响更大，她们既是婚姻迁移者同时又是劳动迁移者。鉴于通婚距离对农民工个体或农民工家庭的重要影响，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现有的关于通婚距离的有关成果来看，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研究。
与通婚距离有关的文献集中在“通婚圈”、“异地联姻”、“跨地区婚姻”和“婚姻迁移”等主题词的文章中。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通婚距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的通婚圈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施坚雅、杜赞奇和王铭铭的研究。施坚雅通过1949～1950年对四川农村的实地考察后认为，农民的关系网络存在于基层市场社区内，婚姻关系同样也是如此。杜赞奇则通过分析满铁调查资料（1940～1942年）认为婚姻圈与市场圈只是部分重合，联姻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联姻圈与文化网络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的田野调查发现，传统社会通婚圈与祭祀圈相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通婚距离也集中于较小范围。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科学的沉寂几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研究成果。
二是改革开放后的通婚圈研究。学术界对通婚距离的再一次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后，这时的研究加入了社会学的视角，大都是将社会流动与通婚距离的变化联系起来，探讨社会结构转变背景下的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原因。关于通婚距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改革开放后农村通婚距离缩小，如邱泽奇、丁浩对湖北农村的调查，得出了随着年龄的减小，近距离婚嫁者增多的结论。吴重庆通过对莆田孙村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持此观点的还有周丽娜等人和新山。关于通婚距离变化趋势的第二种观点是在社会流动背景下，通婚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代表性的有甘品元对卢屯的研究，他发现毛南族人的婚姻呈现先内卷后扩大的趋势。周皓和李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各省的通婚距离进行分析后认为，总体上各地的通婚距离都呈现扩大趋势。持此观点的还有周旗、王金玲、田先红等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改革开放后通婚距离呈现内卷与扩大并存在的情况，如韦美神对广西L屯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情况。造成通婚距离变化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户籍的作用。陆益龙认为户籍隔离是形成城乡二元通婚圈的主要原因。第二，经济因素。经济因素一方面会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即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女性远嫁使得通婚圈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通婚圈的内卷，即经济条件好的地方，通婚距离却在缩小，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女性不愿外嫁，造成同村婚的增加。第三，外出务工。许多研究者都提到了外出务工对农村通婚距离的影响，并认为外出务工主要造成了通婚距离的扩大。
从目前已有的通婚距离研究成果来看，大都是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研究村庄范围内的通婚距离变化，最多是将外出务工作为一个影响农村通婚距离的因素。这种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容易受到村庄特征（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对不同村庄的研究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有学者利用普查数据分析了宏观层面（国家和省份层面）的通婚距离变化，这种研究可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解释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但它是针对所有人口的研究。为了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通婚距离变化情况，本文从实地调查数据出发，将农民工置于城市这一空间，从代际差异的视角对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进行研究，了解新老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变化情况及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因素的差异，并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补充。
二、农民工通婚距离的代际差异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源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项目“空间隔离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组于2012年7月在陕西省西安市所做的调查。调查对象为非西安市区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按照“差异最大化”原则，运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方法在西安市城六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未央区、灞桥区）共向外来务工人员发放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497份，有效率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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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及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开始外出务工，这一时期的农民工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大都具有务农经历，许多人都是在婚后才外出，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务工初期生活的重心仍然在农村，城市只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场所。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外出务工从小规模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农民工的构成主体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农村家庭的子女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或仅在课余时间有过零星的务农经历。学者们对农民工群体的这种差异进行了区分，将该群体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本研究中关于两代农民工的界定采用王春光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划分标准，将出生于20个世纪80年代及以后，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外出的进城打工者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代以前出生，大概在改革开放后即外出务工的农村户口外出打工者界定为第一代农民工。本研究的调查时间为2012年，依据这一划分标准，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32岁及以下。在本次调查中的497个样本中，包括了已婚和未婚的农民工，因为通婚距离只对已婚者适用，因而对样本进行筛选，其中共有已婚者285人，以下的分析都是针对这285人进行的。
两代农民工的样本构成情况为第一代农民工163人，占样本总数的57.2%，新生代农民工122人，占样本总数的42.8%，其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
（2）通婚距离。通婚距离是指缔结婚姻的双方婚前所在家庭距离的远近。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婚距离界定的方法有三种。一是使用具体的公路里程来衡量，即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原来家庭相距多少公里，这种测量方法从理论上可以精确测量出两人的通婚距离，但在实际调查中却经常因为被调查者不清楚具体里程而无法获得精确数据，尤其是通婚距离较远时回答的准确性更低，另外，在现实中，存在着实际距离近但到达不方便和虽然距离较远，但通达性比较好的情况，因而以公路里程表示的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有必然的交通上的意义。第二种用来衡量通婚距离的指标是行政区划，这种测量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简单易行，被调查者回答过程中不会出现大的误差，但测量比较模糊，无法真正反映出距离的远近，尤其是当被调查者处于两个行政区交界处时，这种方法得到的数据会放大通婚距离，这种测量方法还面临同样通婚等级但实际距离差异较大的情况，如同样是跨省婚姻，邻近省份与远距离省份的实际距离差异可能会很大。虽然存在缺陷，但这种以行政区作为通婚距离远近测量标准的方法在实际中还是比较常用。第三种方法是使用现有交通工具条件下的到达时间来衡量，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但实际中很少被使用。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即用行政区划作为通婚距离远近的衡量指标，由近而远将通婚距离依次分为同村、同乡不同村、同县不同乡、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不同省六个等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近距离通婚中（同村、同乡、同县），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跨县以上的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跨县以上通婚的占34.79%（11.80%+14.29%+8.70%），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则达到53.94%。在跨市和跨省通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但这种直观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存在不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由于通婚距离为定序变量，需要对其进行两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Wileoxon秩和检验结果为z=-5.003，Prob>|z|=0.0000，因而拒绝原假设（Hn：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相同），说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大于第一代農民工。
三、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下将建模型对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时，将因变量归为两类：将“同村”、“同乡不同村”和“同县不同乡”视为近距离通婚，赋值为0，将“同市不同县”、“同省不同市”和“不同省”视为远距离通婚，赋值为1。建立Logistic模型分别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导致农民工通婚距离代际差异的原因，详见表3。
模型1是所有农民工通婚距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数据可以看出，影响农民工通婚距离的有务农经历、外出时间和认识途径三个因素。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比起没有务农经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会下降50.2%（1-exp（-0.698）），务农经历会延长农民工在农村的停留时间，务农时间越长，则在家乡成婚的可能性越大；婚前外出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婚后外出农民工的2.77倍（exp（1.019）），这是因为外出务工会扩大农民工的交往圈，择偶时选择远距离对象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其通婚距离扩大；夫妻双方的认识途径对农民工通婚距离也有显著影响，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的农民工的3.38倍（在本文中，将亲戚介绍、父母介绍、媒人介绍这三种方式归为传统方式，而将朋友介绍、同事介绍、同学介绍、工作中认识、网上认识、旅途中认识等归为非传统方式）。
从第一代农民工模型（模型2）可以看出，在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中有教育程度和认识途径两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学历越高，远距离通婚的几率越大，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2.8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第一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2.30倍。
新生代农民工模型（模型3）显示，对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有影响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打工时间（即婚前外出打工还是婚后外出打工）、认识途径。其中，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比女性低70.2%，对于男性来講，在存在婚姻挤压的情况下，如果缺乏在城市婚姻市场中竞争的资本，来自贫困地区的男性务工者更有可能回乡娶亲，对女性来说，这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婚前外出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几率是婚后外出者的4.34倍，通过非传统途径认识的新生代农民工远距离通婚的几率是通过传统途径认识者的7.89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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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可以发现，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首先，教育程度对第一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影响。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则没有影响。从调查数据来看，在第一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大都是县内通婚，跨县通婚的比例仅为24.8%，高中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的比例为52.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与高中以下学历者相比，跨县通婚比例增加了27.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下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51.6%，高中及以上学历者跨县通婚比例为70.8%，后者比前者增加19.2%，这说明在农村社会日渐开放、人们交往圈普遍扩大的情况下，通过求学扩展交往圈的效果已经被其他因素所消解。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求学于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整个农村社会相对还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通过教育形成的学缘关系就成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拓展交往圈的渠道，教育程度越高，同学关系越广，对于个人来講，客观上就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可供选择的婚姻市场，因而教育程度高与教育程度低的人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在1990年代或2000年代求学，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已经卷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已经比较开放，农村人的交往也早就突破了地域和血缘关系的局限，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而拓展交往空间的作用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么明显。其次，婚前外出还是婚后外出对新生代农民工有影响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是在婚后才外出的，婚后外出者占第一代农民工的65.6%，许多即使外出时未婚的第一代农民工，到了婚嫁年龄也都返乡结婚，返乡结婚者占外出时未婚人口的46.3%（这里将婚前外出的第一代农民工中县内通婚的视为返乡结婚）。这可能是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时大都是怀着进城赚钱的目的，城市对他们来講只是一个工作场所，他们的生活重心还在农村，因而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多还是倾向与自己来自同一地方的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毕业后就进入城市工作，缺乏真正的农村生活经历，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过务农经历的仅有46.7%，而第一代农民工这一比例为79.6%。虽然生活在农村，但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之前的生活经历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差并不是很大，他们并不天然地认为自己的未来在农村，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将城市当成自己的未来归属，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仅有12.5%（根据所有个案计算，样本N=497）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愿意回到农村，这种心理上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配偶时不会过多地受地缘观念的影响，因而远距离通婚的比例大大增加。
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均有影响的因素是认识途径，但影响程度却存在差异。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通过非传统方式认识者的远距离通婚几率是通过传统方式认识者的2.30倍，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数字为7.89倍，这说明非传统认识方式对拓展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的作用更大。究其原因，可能与各种非传统方式所代表的内涵不同所致，虽然均为非传统方式，但非传统方式种类多样，尤其是一些新兴的非传统方式如网上、游玩聚会中结识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常见，这些非传统方式往往更能突破地域和亲缘的限制而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交往圈。另外，像同事介绍、朋友介绍等这些非传统方式在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那里意义也有所不同。从调查数据来看，在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方式中，亲友介绍或安排的比例要高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中介、直接应聘以及学校组织获得工作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获得工作的不同途径决定了两代农民工的业缘和友缘关系存在很大差异，老一代农民工大都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得工作，其业缘、友缘与地缘、血缘重合较多，相应的，通婚圈也大都集中于这些关系网络。而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职业的过程中，正式网络（注：在本文中，将学校或政府组织、通过劳务市场或中介以及直接应聘称为正式网络途径。）——也就是弱关系起的作用更大，这种网络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更大的超越地缘、血缘的关系网，客观上也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圈。
四、结论与小结
通过对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进行比较并对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从总的情况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越来越远，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远远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其次，虽然通过求学或接受教育而形成的同学关系在农民工选择配偶时作用仍然非常重要，但在整个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这种方式在扩大婚配对象范围上的作用逐渐降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通过更多其他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交往圈，扩大通婚半径。再次，外出务工能够极大地拓宽农民工的通婚圈，这从外出务工前结婚的农民工的通婚距离要小于外出务工后结婚者可以看出。最后，相对于传统的婚姻缔结方式，非传统方式对于扩大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影响更大。
虽然有一些针对村庄个案的研究认为通婚距离并不必然呈现扩大化的情形，但将目光放到更大空间时，大都会得出通婚距离扩大的结论，尤其是对于外出时未婚的农民工来说，通婚距离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通婚距离的扩大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也可以防止传统农村因近距离通婚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家族势力对村庄事务的干预。但通婚距离的扩大也必然会带来传统婚配格局下所不曾面临的问题，如婚姻的稳定性、迁移后的家庭适应及社会适应、老人赡养和低龄儿童照料等，这些问题在远距离通婚的农民工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对通婚距离的研究不应止于通婚距离变迁，而要进一步将通婚距离与其所带来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些都有待在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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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乐]
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及思考 篇3
语言使用,是一个研究得较为广泛的领域。本文所选择的角度是从家庭语言使用模式出发,考察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
本文所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在北京学习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这部分学生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北京市作为首都,是各民族人民都十分向往的地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市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维护民族团结、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政策和法规,使居住在北京的少数民族数量持续增长,展现出了一派民族大团结的繁荣景象。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表明,在全市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58.5万人,占4.3%,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尤其是民考民大学生,多数集中在中央民族大学。本文以中央民族大学作为调查点。
中央民族大学每年面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招生,目前有全日制在校学生15000多名,在全日制本科学生中,少数民族学生占62%,涵盖了56个少数民族的学生(据2005年的统计数字)。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分布在全校各个院系,有的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区,有的来自民汉杂居区,有的来自汉族聚居区,还有的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杂居区:他们的家乡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学校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缩影。这些来自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当地少数民族青年中的精英分子。本文选择这些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调查他们对家庭中三代人的语言使用模式,用以比较语言使用中出现的代际差别。
二 调查的实施及样本基本情况
(一)调查方法及样本的选取
调查的所有数据均来自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材料。调查主要通过问卷和访谈的方法进行。
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少数民族学生比较集中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一个样本群。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中选取以下样本群: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所有在校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壮族、苗族大学生,从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作为调查对象。共获得407个有效样本。
(二)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407个有效样本中,男生占36.4%、女生占63.6%。蒙古族占24.1%,藏族占15.5%,维吾尔族占10.6%,哈萨克族占7.6%,朝鲜族占21.1%,壮族占12.3%,苗族占8.8%。父母亲都是少数民族的占83.8%,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占16.2%。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占51.8%,汉族聚居区的占9.6%,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区的占33.9%,少数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的占4.7%。
三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采用SPSS(15.0版本)软件对调查结果作统计分析。此外,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采用分类描写法,分为民考民与民考汉两个部分来描述。民考民被调查者指进入大学前在本民族语授课的学校学习并使用本民族语作为升学考试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民考汉被调查者指进入大学前在汉语授课的学校学习并使用汉语作为升学考试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
(一)民考民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
从表1可以得出,整体看来,在京少数民族民考民大学生在家里主要使用本民族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较低。这两种语言模式的使用具有以下特点:家庭中,本民族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这两种语言模式的使用存在代际差异。实际上,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本民族语、普通话的使用上,即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易于使用本民族语;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易于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更趋向双语化。
(二)民考汉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
根据参考文献[8]中的统计结果,民考汉藏族、朝鲜族与民考汉蒙古族、壮族和苗族的语言使用有较大差异,即民考汉藏族以藏语和朝鲜族以朝鲜语作为家庭使用的较为主要的语言,其他几个民族的学生均以汉语为家庭使用的主要语言。被调查民考汉各个民族大学生家庭语言使用中内部同质性较差,所以在这里不作整体分析,在后面的小结中分别论述。
(三)家庭中,不同民族各种语言模式代际差异的对比分析
1.民考民蒙、藏、维、哈、朝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对比分析
(1)家庭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2可以得出,民考民蒙、藏、维、哈四个民族的被调查者在家中很少使用普通话, 甚至不使用。仅民考民朝鲜族大学生偶尔使用普通话,并表现出代际差异:对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说话,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依次提高,呈现出阶梯式代际差异,但是比例相差不大。
(2)家庭中,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3可以得出: 本民族语是蒙、藏、维、哈、朝民考民被调查大学生家庭中主要使用的语言。但是使用比例有差异,使用本民族语比例最高的是维吾尔族和藏族,其次是哈萨克族,然后是蒙古族,最后是朝鲜族,代际差异特征如下:
①家庭中本民族语的使用,藏族和维吾尔族均没有代际差异(藏族被调查者中一部分对“现在在家庭中,对祖父、对祖母使用哪种语言”选择了“无此情况”,所以根据表中的数字,家庭中,本民族语的使用没有代际差异)。
②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有代际差异,表现出相类似的趋势: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降低。
③哈萨克族,对祖父母和父母亲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差不显著,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明显少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
(3)家庭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4可以得出,家庭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藏族和维吾尔族基本不使用,朝鲜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使用得不太多,均有代际差异,表现为:
①蒙古族表现出阶梯式代际差异:对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提高,表现出双语化倾向。
②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表现出相似的特征:对祖父母和父母亲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当,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均高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年轻一代双语化的倾向较为明显。
(4)家庭中,“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5可以得出: 蒙、藏、维、哈、朝民考民被调查者在家庭中很少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
2.民考汉蒙、藏、朝、壮、苗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代际差异对比分析
(1)家庭中,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6可以得出,家庭中普通话,民考汉蒙古族使用得最多,民考汉藏族和苗族通常不使用,民考汉朝鲜族和壮族中有不到15%的人使用。其特点如下:
①蒙古族被调查者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对祖父母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没有明显差异。
②壮族与蒙古族有相似的特点:对祖父母使用普通话的比例低于对兄弟姐妹和父母亲,对兄弟姐妹和父母亲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没有明显差异。
③藏族和苗族被调查者在家庭中通常均不使用普通话,故没有代际差异;朝鲜族一部分被调查者会在家使用普通话,但是没有明显代际差异。
(2)家庭中,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7可以得出,家庭中,使用本民族语比例最高的是藏族,其次是民考汉朝鲜族,再次是壮族,最后是民考汉蒙古族和苗族,使用比例不超过15%。各个民族家庭中使用本民族语的特点如下:
①蒙古族、壮族和苗族被调查者表现出相似的特点:对祖父母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高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当,具有一定代际差异。
②藏族被调查者,对祖父母和父母亲使用藏语的比例基本相当,对兄弟姐妹使用藏语的比例低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具有一定代际差异。
③朝鲜族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降低,表现出明显的阶梯式代际差异。
(3)家庭中,当地汉语方言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8可以得出,家庭中,使用当地汉语方言比例最高的是苗族,其次是壮族,蒙古族有不到15%的被调查者使用当地汉语方言,藏族和朝鲜族通常均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其特点如下:
①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和壮族均没有明显代际差异。
②苗族被调查者对祖父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的比例低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具有代际差异。
(4)家庭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9可以得出,家庭中,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比例最高的是朝鲜族,但是没有超过50%;其次是藏族,蒙古族和壮族在家里很少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其特点如下:
①藏族和朝鲜族的使用显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梯式代际差异,即对祖父母、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提高。尤其是朝鲜族,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说明民考汉朝鲜族年轻一代的双语化倾向较高,民考汉藏族次之。
②蒙古族、壮族和苗族在这种语言模式的使用上均没有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
(5)家庭中,“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对比
从表10可以得出,家庭中,“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比例均很低。
(四)升学类别与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
1.蒙古族民考民与民考汉对比分析
从表11可以得出:
①家庭中,民考民被调查者基本不使用普通话;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大部分使用普通话,且有较大代际差异:即被调查者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比对祖父母更易于使用普通话。
②家庭中,民考汉被调查者较少使用本民族语,民考民被调查者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二者均有代际差异,民考民的代际差异很显著,趋势是: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降低。
③家庭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使用,民考民被调查者有显著代际差异: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逐渐增高,形成显著代际差异,年轻一代有双语化倾向。民考汉被调查者在家中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很少,没有明显代际差异,没有明显双语化倾向。
④在家庭中,蒙古族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通常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
2.藏族民考民与民考汉对比分析
从表12可以得出:在家庭中,藏族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主要使用本民族语。本民族语的使用上,民考汉被调查者有代际差异: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低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
民考民和民考汉被调查者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均较低,民考汉的稍高于民考民,具体特征如下:民考民和民考汉被调查者对祖父母和母亲通常不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但是对父亲和兄弟姐妹有时候会使用,民考汉被调查者的双语化倾向比民考民被调查者明显。
3.朝鲜族民考民与民考汉对比分析
从表13可以得出:
①家庭中,民考民和民考汉朝鲜族均较少使用普通话,其特点如下:民考民被调查者对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逐渐提高,有代际差异;民考汉被调查者没有显著代际差异,仅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的比例稍微高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
②家庭中,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均主要使用本民族语,且都有代际差异,并有相似的趋向:对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下降。
③“普通话和本民族语”也是朝鲜族被调查者家庭中使用的重要语言,其使用有代际差异:民考民被调查者对祖父母和父母亲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高于对祖父母和父母亲;民考汉被调查者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逐渐增大,形成显著的阶梯式代际差异。民考民和民考汉朝鲜族被调查者的双语化倾向均比较明显。
④被调查者在家庭中通常基本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
四 调查结论分析及思考
本次研究调查了7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包括民考民蒙、藏、维、哈、朝被调查者和民考汉蒙、藏、壮、苗被调查者。文章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来阐释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问题:从整体上论述民考民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不同民族各种语言模式使用上的代际差异对比;蒙古族、藏族、朝鲜族民考民与民考汉被调查者不同语言模式使用的代际差异对比。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家庭语言使用的基本情况:各个民族之间、同一个民族不同升学类别的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之间存在共性和差异;同一升学类别下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家庭语言使用模式存在民族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升学类别的语言使用模式也有所不同;各个民族、同一民族不同升学类别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的基本模式非常一致,即均存在代际差异;各个民族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有一致性,也有差异;同一个民族不同升学类别的被调查者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既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
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政策也应该因势利导,面对新的语言状况,适时制订相应的语言政策和策略,以更好地推广普通话,达到更好的推普效果。下面总结本次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并和语言政策、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因素联系起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整体看来,民考民被调查者家庭中通常主要使用本民族语,“普通话和本民族语”双语的使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是很少使用普通话单语。可见,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家庭语言使用中较为频繁地使用本民族语,并开始逐渐使用普通话。我国的语言政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制定实施了正确的民族语文政策,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七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这种语言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同胞不仅充分认识到本民族语的重要性,而且对普通话也有更新的认识,在这种和谐的语言环境下,他们不仅在家庭语言使用中充分保留了本民族语,而且也加入了全国通用语普通话。在访谈中,当被问及对待本民族语和普通话的态度时,他们谈到:本民族语是本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保留,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掌握普通话,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中国人身份特征的体现。可见,被调查者的心愿是和我国的语言政策相符合的。普通话作为中国人情感上的纽带,不仅维系着各个民族之间的情感,而且也维系着海外所有炎黄子孙的情感。近年来出现的汉语热就是极好的证明。所以,我们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二,通过调查发现,民考汉各个民族被调查者在语言使用上的民族差异较大,普通话的使用上,蒙古族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使用,朝鲜族和壮族中有不到15%的使用,藏族和苗族通常在家里不使用普通话。所以应该根据不同民族各自的语言使用现状特征采取不同的措施,推广普通话。例如,藏族被调查者和苗族被调查者虽然在家中通常均不使用普通话,但原因却不相同,藏族被调查者在家中因为主要使用藏语而不使用普通话,而苗族被调查者在家中通常主要使用当地汉语方言,所以不使用本民族语。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使用情况,当地政府应该针对各自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推普策略。
再比如“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使用,这种语言模式虽不是被调查者在家庭中主要使用的语言模式,但是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40.7%的朝鲜族、16.7%的藏族对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蒙古族、壮族和苗族在家里很少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藏族和朝鲜族对祖父母、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提高。尤其是朝鲜族,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说明民考汉朝鲜族年轻一代的双语化倾向较高,民考汉藏族次之。这种差异,也是普通话推广中应该考虑到的现状。
第三,通过调查发现,蒙古族家庭语言使用类别与其升学类别有较大关联,家庭中,民考民被调查者基本不使用普通话,大部分使用本民族语,小部分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而民考汉被调查者大部分使用普通话,小部分(10%左右)使用本民族语,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当地汉语方言和本民族语”两种语言模式的占10%左右。
从上面的调查结论可知,同一个民族内部具有不同的语言使用现状,所以各个民族内部在推广普通话时,应该切实有效地按照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这样才能提高推普效率。
第四,各个民族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显著。家庭中本民族语的使用,民考民藏族和维吾尔族均没有代际差异,民考民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存在代际差异,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降低;一部分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并有代际差异:即对祖父母、父母亲、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提高,年轻一代表现出双语化倾向。
普通话的使用,民考汉蒙古族与壮族被调查者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对祖父母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的比例没有明显差异。民考汉各个民族在本民族语的使用上均有代际差异,即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均要低一些,对祖父母使用本民族的比例都要高一些,具体表现各不相同:蒙古族、壮族和苗族被调查者对祖父母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高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当;藏族被调查者对祖父母和父母亲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当,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相对较低;朝鲜族对祖父母、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使用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降低,表现出明显的阶梯式代际差异。
家庭中,当地汉语方言的使用,民考汉蒙古族、藏族、朝鲜族和壮族均没有明显代际差异;苗族被调查者对祖父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的比例低于对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具有代际差异。
“普通话和本民族语”虽不是被调查者家庭中主要的语言使用模式,但是也有一定比例,且有代际差异:民考汉藏族和朝鲜族对祖父母、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使用“普通话和本民族语”的比例依次提高。尤其是朝鲜族,这个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说明民考汉朝鲜族年轻一代的双语化倾向较高,民考汉藏族次之。
从上面的总结可以得出一个总体的趋势,即家庭语言使用中的代际差异是较为普遍存在的情况,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老一辈使用本民族语要相对多一些,对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或“普通话和本民族语”双语相对多一些。这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新的语言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年轻一代少数民族群体中推广普通话的客观效果相对来说很显著,而在老年群体中的推普效果相对不明显。当地政府有责任针对这种新情况采取新措施,对老年一代的少数民族同胞加强普通话培训,增加他们接触普通话的机会,有目的地开展一些活动,提高他们的普通话水平。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家庭语言使用模式的研究容易被忽略,但却体现了语言使用与语言规划的密切联系。普通话的推广策略应与现实的语言生活状况相符合,按照实际的语言生活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本文调查得出的语言使用现状,可以让我们从政策实施效果的角度观察我国的语言政策,验证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也可以使我们了解目前的新情况,以便于采取新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推广普通话,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做出贡献。
附录:
调查问卷
您好!我们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希望您能根据实际情况回答,协助我们完成这份问卷。占用您的宝贵时间,我们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A.语言使用(以下题目都可多选。)
A1.现在在家里,您对您祖父通常说哪(些)种话(语言)
1.普通话 2.本民族语 3.当地汉语方言 4.普通话与本民族语
5.当地汉语方言与本民族语 6.其他语言或方言:______ 7.无此情况
A2.现在在家里,您对祖母通常说哪种(些)话(语言)
1.普通话 2.本民族语 3.当地汉语方言 4.普通话与本民族语
5.当地汉语方言与本民族语 6.其他语言或方言:_______ 7.无此情况
A3.现在在家里,您对您父亲(或男性抚养人)通常说哪种(些)话(语言)
1.普通话 2.本民族语 3.当地汉语方言 4.普通话与本民族语
5.当地汉语方言与本民族语 6.其他语言或方言:_______ 7.无此情况
A4.现在在家里,您对您母亲(或女性抚养人)通常说哪种(些)话(语言)
1.普通话 2.本民族语 3.当地汉语方言 4.普通话与本民族语
5.当地汉语方言与本民族语 6.其他语言或方言:_______ 7.无此情况
A5.现在在家里,您对您的兄弟姐妹通常说哪种(些)话(语言)
1.普通话 2.本民族语 3.当地汉语方言 4.普通话与本民族语
5.当地汉语方言与本民族语 6.其他语言或方言:_______ 7.无此情况
C.个人基本情况:
C1.您是:1.男 2.女
C2.您是___族
C3.您父亲是___族 您母亲是___族
C4.您家所在地是:1.本民族聚居区 2.汉族聚居区 3.本民族和汉族杂居区 4.本民族和非汉族杂居区
C5.您的家乡是:______省(自治区)______市______县(旗)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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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调查与思考 篇4
目前, 伴随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农民工队伍已经进入快速代际转换期: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城市, 其子女或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普遍认为, 由于生长时代、自身素质等不同, 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境遇和要求也必然具有不同特点或差异。[1]问题是, 在目前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较为关注民生的新形势下, 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状况到底如何, 还存在不存在各种差异?假如两代人的景况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 那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在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实证分析。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 从8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2006年第三季度调查数据;二是同年8月笔者对河南省30个县150位外出农民工专题调查取得的数据。专题调查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方法, 64.7%的被调查者的就业地在郑州市, 其余则分布在上海、广州等全国其它地区。
二、农民工代际差异或新生代的新特点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 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挣钱贴补家里用, 没有其它更多想法”
长期以来, 为补贴家里用钱而外出就业, 在城市挣钱、在农村花钱一直是农民工就业生活主要模式和特点。调查表明, 农民工就业兼业性和在城乡流动穿梭的模式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65.33%的河南农民工认同外出就业动机是“挣钱贴补家里用, 没有其它更多想法”。不仅在本省 (郑州) 工作的农民工持这种目的, 在省外工作的农民工也具有这样的观念;在郑州工作人群中持这种目的者占64.21%, 在省外工作人群中持这种目的者占67.27%, 后者比例甚至高于前者。
但调查同时发现, 两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年龄愈大, 以挣钱补贴家用为目的的农民工占本年龄组人数的比重愈高:16~25岁组中占50%, 26~35岁组占59.5%, 36~45岁中达73.3%, 46岁以上年龄组的农民工竟100%持此目的。如果依照外出动机, 可把农民工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挣钱补贴家用型, 即只是为农村的家庭挣钱, 没有其他更多想法;第二类是回乡创业型, 即想跳出农门, 将来在本乡或本县求得发展;第三类是城市移民型, 即计划长期在外打工, 并伺机移居城市。那么, 中老年农民工多数属于第一种类型, 而新生代则多数属于第二、第三种类型农民工。
从对待土地和务农态度看, 中老年农民工表现出较浓“土地情节”, 新生代则务农意识淡薄。[2]当问到“您进城务工后, 承包田是如何耕种管理的 (限选1项) ”时, 回答“由家人管理, 农忙从外回来帮忙”的共76人, 占50.67%;“由家人管理, 农忙也不回来收割”的46人, 占30.67%;其他方式耕种管理的8人, 占5.33%。事实上, 从年龄分析, 16~25岁的新一代农民工回答“由家人管理, 农忙从外回来帮忙”这一问题的比例只有32.6%, 比全部农民工这一比例低18.07个百分点, 表明他们一般不会因为农忙中断打工。
2.性别比例发生较大变化, 新生代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
与中老年农民工相比, 改革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女性所占比重显著提高。[3]由于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 主要是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重体力劳动, 女性一般很难胜任, 因此中老年农民工男性占绝大多数,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46岁以上男性比例高达91.9%。但是, 随着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和新生代女性独立意识、进城意识增强, 女工数量迅速增长, 男性农民工所占比重逐步下降, 36~45年龄段降至80%多, 26~35年龄段降到70%多, 25岁以下年龄段比例下降到男女工大体均衡水平, 其中20岁以下农民工中男性只有45.5%, 女性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
3.年轻农民工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 把更多的业余时间花在学习提高自己, 人力资本潜力大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老年农民工。改革以来, 随着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4]表现在农民工年龄分组或者代际差异上, 就是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本年龄组全部农民工人数的比重, 随着年龄降低而上升。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在36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占81%, 而在35岁以下年轻农民工中则达到92%, 提升11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比例提高。随着人们对流动就业和农民工问题认识的提高, 各级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输出地政府对培训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越来越重视, 2004年启动的“阳光工程”等项目, 大力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那些刚出校门的新生代劳动力的培训和外出就业工作, 这在改善农民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 也拉大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代际差异。目前, 河南省外出就业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比例平均为28.59%, 而30岁以下农民工受训率为34.56%, 远远高于其他年龄组的受训率。
此外, 调查同时表明, 同中老年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加注重学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更容易接受和使用网络等新生事物。
4.新一代农民工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 外出半径扩大, 视野更开阔
新一代农民工活动半径大, 出省、到大城市就业的多。调查显示, 目前河南有77.68%的农村劳动力在乡内就业, 3.12%的在乡外县内就业, 5.01%的在县外省内就业, 14.04%的在省外就业。在全省24%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中, 外出半径较大、去省外的主要是年轻农民工, 其中仅25岁以下的就占56.38%, 30岁以下的占到69.71%, 35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全部出省农民工的17.36%。从就业目的地的地区类型看, 河南农民工主要向城市特别是地级市流动和就业。在就业地选择上, 两代人存在明显差异, 年轻农民工更向往大城市, 而中老年农民工更多选择小城镇。16~20岁、21~25岁年龄组农民工中, 在省会城市就业的比重分别是21.1%、24.1%, 而46~50岁、50岁以上组这一比例分别是14.4%、11.5%。16~20岁组农民工中有42%在地级市就业, 而中老年组在地级市就业比例只有35%左右。但从在小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比例看, 中老年明显高于新生代, 50岁以上组为19.1%, 而16~20岁组则只有5.5%。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的省份, 河南农民工尤其是年轻农民工主要是到经济发达、城市集中的东部地区寻找工作。调查表明, 年龄与就业的区域结构存在很强相关性, 即年龄愈大, 愈愿意留家乡 (中部) 而不是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去东部比例最高, 留在家乡 (中部) 就业的比例也最低;年龄愈高的年龄组, 到东部地区就业比例就愈低, 而在自己家乡 (中部) 就业的比例也愈高。跨区域、远距离在大城市就业, 在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工资收入的同时, 也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人类最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 增长了才干和见识, 进而使他们较中老年农民工思路和视野更开阔。
5.新生代农民工中单位打工、工厂打工增多, 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 累计外出时间延长
尽管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的职业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 但与他们长辈相比, 就业结构有所调整, 单位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就业稳定性也相对较强。数据显示, 目前河南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6大行业:制造业占36.79%, 建筑业占24.08%,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7.35%,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4.37%, 住宿和餐饮业4.12%, 批发和零售贸易3.62%。而其中仅制造、建筑两个行业就占全部外出就业人员的60.78%。从代际比较观点看, 调查表明, 新一代农民工主要在劳动条件相对较好的制造业就业, 而中老年一代则主要在劳动强度大、露天作业的建筑行业就业。30岁以下年龄组农民工在制造业领域就业占本年龄组农民工人数的比重在30%以上, 其中26~30岁组29.9%, 21~25岁组43.9%, 最年轻的16~20岁组更高达53.2%。而中老年农民工则主要在建筑业就业, 35岁以上各年龄组比重均在45%以上, 其中46~50岁、50岁以上两个年龄组都超过了50%, 分别达到55%、50.4%。
新一代农民工单位就业比重提高、流动就业比例下降, 累计外出时间较长。据我们对150位河南农民工的调查表明, 没有稳定单位、打游击式的流动就业者所占比例为28.7%, 而其中16~25岁组这一比例仅占19.6%。
6.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矫正过低工资水平过程中, 新生代表现出更多期盼和自信, 其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
作为较特殊劳动力价格, 农民工工资既决定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状况, 又同当期农业收入或者效益存在密切联系。近几年来, 在市场 (“民工荒”) 拉动和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大力推动下, 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 水平过低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矫正。调查显示, 当问及“最近几个月, 农民工就业和生活哪些方面变化比较明显 (可以多选) ”问题时, 54%的农民工认为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提高”。就实际工资和预期工资关系及其反映出来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说, 调查表明, 由河南农民工根据自己能力和市场行情判断形成的预期收入目前条件下为1730.73元/月, 而最近3个月实际月平均工资则为1059.63元/月。其中, 在郑州市就业的农民工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是1813.79元/月和1058.04元/月。无论是全部农民工, 还是在郑州市就业的农民工, 预期收入均明显高于实际收入, 而且差距较大, 分别相差63.3%、71.4%。
从代际关系考察, 农民工工资水平分布呈现“两边低中间高”的特点。16~25岁年龄组和45岁以上年龄组人均实际工资水平都在900元左右, 分别为893.04元、900.93元, 而26~35岁和36~45岁年龄组工资水平均超过了1100元, 分别达到1113.51元、1214.42元。但是, 从预期收入与实际收入对比关系或者预期收入的偏差度看, 16~25岁新生代农民工为65.8%, 比45岁以上年龄组46.14%的偏差度高19.66个百分点, 反映出第一代农民工更实际, 而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更自信。
7.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 更追求生存的质量
首先,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不愿接受太危险、太劳累和工资太低的工作, 流向工作条件相对较好的制造业工厂、企业, 或到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就业, 而把劳动环境条件很难改善的建筑业留给中老年农民工。再如, 采矿业尽管收入较高, 但由于对体力要求高, 同时安全性又相对较差, 因此对青年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主要由31~40岁的中年农民工承担, 该年龄组农民工占了全行业农民工的48.5%。这反映出年轻农民工就业观念在变化:回避风险、回避重体力的工作。
其次, 新一代农民工往往不会把太多收入寄回、带回农村家里用, 而是更多留作自己支配, 或者储蓄起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 住户调查资料表明, 农民工寄回收入占外出就业收入比例 (即寄回收入比) 的高低, 与年龄大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从低龄组到高龄组逐步提高, 16~20岁农民工寄回收入比为20.8%, 50岁以上组这一比例则高达49.1%。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两代人对寄回收入分配使用趋向也存在明显差别。对150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用于家庭消费和即期生产投资比例高低的年龄分布, 与农民工本人实际工资年龄分布情况相吻合, 也呈现中年人高、年轻人和年长者低的特点。
第三, 从居住和生活情况看, [5]与前辈一人闯世界、60%住工棚相比, 更多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或亲人相伴在城市就业和生活, 居住和生活条件也有一定改善。夫妻或亲人相伴就业生活的农民工比例, 在16~25岁年龄组中占31.4%, 比45岁以上年龄组这一比例高3.7个百分点; 44%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里, 其中16~25岁组的比例为21.7%, 而45岁以上年龄组比例高达60%;每人每年房租支出平均为704.6元, 其中16~25岁组平均房租支出为1067元, 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开支增加, 但居住条件改善;吃饭无论是由雇主统一解决, 还是由自己解决, 新生代花费都高于其他年龄组。由雇主统一解决吃饭问题的, 个人每月人均开销为108.47元, 其中16~25岁年龄组人均消费为151.52元, 45岁以上年龄组人均消费只有116.67元。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饭菜质量一般较好, 花费也比较多。150人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为123.87元, 比雇主解决吃饭开销多15.6元。最后, 从业余时间利用方式看, 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学习和人力资本积累。
8.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法律意识相对较强, 自我保护能力也相对较高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定率普遍较低。在调查的150人中 (4人未回答问题) , 共有3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 仅占回答人数的23.29%。其中28人签订的合同期限在0.5年到4年之间, 平均为1.5年;6人记不清合同期限;有112人没有签定过劳动合同, 占76.7%。新一代农民工合同签定率明显高于中老年农民工, 16~25岁年龄组为41.3%, 而36~45岁组只有25.0%, 45岁以上组则仅达20.0%, 比前者分别低15.3和20.3个百分点。
目前, 农民工劳动超过法定时间是普遍现象。对150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正常工作日平均劳动时间为9.4小时。但是, 劳动时间代际差异较大, 16~25岁农民工平均为9.8小时, 45岁以上年龄组则达到12.0小时。有19.6%的16~25岁农民工被要求加班却没有报酬, 这一比例高于150人的平均水平。但是, 就能得到加班费的农民工来讲, 16~25岁农民工要远远高于45岁以上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水平, 前者为7.1元, 后者仅有3.5元。
此外, 在调查中, 当问到“如果在就业地遇到大的困难或者问题, 你会通过什么途径解决”时, 共有25人选择了法律途径, 其中10人是16-25岁的农民工, 占该选项应答者的40%, 表明同老一代相比, 新一代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在逐步增强。
总之, 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方针及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农民工就业、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 自身素质也在不断提高。但是, 由于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作用和影响, 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个人素质、思想观念以及就业生活状况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三、启示及建议
改善农民工就业生活状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应按照城乡统筹方针要求, 在全面认识代际差异基础上, 结合农民工不同情况和具体特点, 对有关工作进行分类指导, 贯彻落实和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
1.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政策, 既要切实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充分发挥土地对回乡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功能, 又要分类指导,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的社保体系建设
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 同时还是社会保障手段, 可以使农民通过耕种土地实现自然就业、获取基本衣食来源的社保功能。由于农民工从事的主要是简单的体力劳动, 因此会出现大批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大而竞争能力下降而在“干不动”或失去工作以后还乡重操旧业当农民的现象, 土地社保功能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直接、最明显。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有关精神, 不得以农民工进城打工为由收回承包地, 纠正违法收回农民承包地的行为, 要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 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充分发挥土地对回乡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功能。
与此同时, 要通盘考虑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市民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并根据有利于人口城市化进程和协调好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之间关系的原则, 对农民工这个异质性较大的群体进行科学分类, 对其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科学指导。针对新生代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特点, 其社会保障政策取向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潜在的城市人口, 应该在完善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直接将他们纳入覆盖面, 以积极促使他们最终实现完全的城市化。中老年农民工多数人将回归农村, 其社会保障政策取向是积极保障其在城镇务工期间的各项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益, 同时借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以解决。从长远看, 应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但要坚持分步走的原则。近期应总结经验, 加快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改革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力争使农村低保覆盖全部农民, 尽可能扩大养保老险和医疗保障覆盖面。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消除障碍
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愿望强烈, 多数人生于农村却从未种过地, 初中、高中毕业后开始出来打工、到城市生活, 他们从没有打算再回乡务农, 是新市民的重要人口来源。而作为二元结构的制度基础,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制约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因此, 应尽快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即使不能马上全面取消户籍制度, 起码要切实采取措施, 降低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准入门槛。例如, 规定有一定的工作和居住年限 (例如2年以上) 、受教育程度 (例如高中以上) 等条件, 逐步使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居住下来。这样做, 既符合户籍制度“准入制”的改革趋势, 又适应了农民工自身的需要, 从而能够较好地促进农民工从流动状态向定居状态转变, 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
3.强化岗位培训, 加快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本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素质低成为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农民进入城市的主要障碍。[6]调查显示, 当问及“您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获得职业技能的” (限选2项) 时, 共有70人次回答, 其中回答通过拜师学艺、祖传技艺、自学等传统的、非正规方式获得技能的有37人次, 超过了半数, 为52.9%。换言之, 农民工的专业技能还不足一半是就业前后的培训给他带来的, 这一方面说明农民工队伍的总体素质和专业技能偏低, 另一方面也表明培训工作滞后, 还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为此, 在巩固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重视、做好岗前“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同时, 针对“技工荒”反映出的劳动者技术素质偏低、与沿海地区乃至全国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的问题, 还需要强化企业责任, 加大岗位培训力度, 加快开发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
4.千方百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安家” (即住房和找对象难) 难的问题
(1) 合理规划, 加快建设适合农民工租住或购买的住房, 或在旧城改造、拆迁时用宽容心态为农民工留下生存空间。尽管农民工居住条件较前改善, 但总体看居住条件差仍是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安居才能乐业, 有适合农民工的居住地才能真正加快城市化步伐。应合理规划, 加快建设适合农民工租住或购买的住房。要让积蓄不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租得起、住得下, 能立身、能成家。要用宽容心态对待都市村庄, 为农民工留下生存空间, 不能只顾“城市漂亮”而不考虑农民工居住需要进行旧城改造。
(2) 创造有利条件, 加强男女工人沟通交流, 引导新生代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解决男工成家难。要动员方方面面力量, 促使建筑企业等男工集中的单位同服务企业等女工集中的单位之间的交流, 为农民工牵线搭桥。要引导女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不能片面地把嫁给城市人当成市民化的跳板。要充分发挥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的作用, 注意解决男工婚恋难等问题。
5.做好女工权益维护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
女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产业、服务行业以及家政服务员、医院护工、做小买卖的和一些没有任何注册登记的私人用工等非正规就业领域, 这种就业特点使她们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她们除了和男性一样, 不能公平的签订劳动合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工资经常被拖欠外, 她们还有因性别和工种带来的权益问题, 比如加班时间太长、工资待遇过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威胁等。
农民工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 做好她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意义重大。要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精神, 明确和健全“以流入地管理为主、流入地和流出地协调配合”的管理体制, 形成当地政府、社区、用人单位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的管理和服务机制, 把农民工平等纳入当地计划生育服务体系, 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方面的免费服务项目和发放免费药具。同时, 要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 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
摘要：实证分析表明, “新生代”农民工虽未摆脱农民工群体的总体特征, 但与先辈相比, 在就业、生活、素质和观念、要求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与特点。他们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 人力资本潜力大;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 外出半径扩大、视野更开阔;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累计外出时间延长;更自信, 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强。我们应贯彻落实和不断完善有关政策, 结合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实际情况、特点和要求, 分类指导, 进一步改善其就业、生活环境和状况, 更有效保护其合法权益,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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