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精选7篇）

贫困代际传递 篇1

摘要：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贫富分化现象日渐严重, 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趋势, 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 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反贫困的新目标。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 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因素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 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为了缓解贫困,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 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 479万, 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 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 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 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 改善其成长环境,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 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 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 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1]。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提高反贫困绩效, 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 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 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 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 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 生态环境差, 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2], 在此生存条件下, 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魇。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 户籍制度。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 国家颁布相关法规, 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 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 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 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3]。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 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 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 固化的二元结构, 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 相反, 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 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 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 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 子承父业, 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 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 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 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 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单位:亿元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 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主权利, 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成分间难以转换, 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 所实行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 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 农地制度。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 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 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 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 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 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 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 劳动热情高昂, 土地产出率提高, 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 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 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 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 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 而陷入贫困的泥潭, 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 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 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 (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 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 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 只剩五保户供养, 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 救济水平偏低, 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但从现实情况看, 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参保人员较少, 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 400万, 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 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 参保人少, 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37.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 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 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 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2]。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 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 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有关部门调查, 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 市场制度。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 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 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 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 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 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 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 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 难以实现脱贫, 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 教育制度。

在开放型社会, 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 (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 , 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 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 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 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 教育是关键, 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 致使受教育权弱化, 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 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 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 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 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 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 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 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 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 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 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 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 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 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 奋力改变生存状态, 致使劳动效率低下, 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 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 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 使得贫困在一些地方根深地固, 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 比上年增长11.2%, 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 比上年增长1.1%,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 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 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 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 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 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 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 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 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 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 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 父母受教育程度。

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 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 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 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 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 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 观念陈旧落后, 思想保守, 对市场经济不适应, 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 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 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 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 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 由此可见,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2]。

3. 家庭规模。

一般而言, 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 或家庭总人口越多,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 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 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 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 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 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 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 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 (2.3%) ;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 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 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2]。

4. 家庭社会网络资源。

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 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 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 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 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 个人受教育程度。

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 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 文化素质提高, 个人就业能力增强, 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 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 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 其中, 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2]。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 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 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 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 个人劳动技能素质。

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 个人生产技能越高, 收入也就越多, 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 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 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 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 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 为21.3%,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 分别为13.8%和14.8%[2], 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 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 心理素质。

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 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 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 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 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 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 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 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 消极对待生活, 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 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 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 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 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 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08, (1) :119-122.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7)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9-27.

[3]肖冬平.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5, (1) :7-12.

[4]梁鸿.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J].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9, (5) :26-34.

贫困代际传递 篇2

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作报告

2月22日，由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报告在北京发布。告提出，中国应将儿童的早期发展纳入政府扶贫计划中，特别是针对极端贫困家庭的儿童的早期发展，同时把0-6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公共服务框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庄国荣、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发布会旨在交流中国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探讨儿童早期发展如何成为提高国家未来劳动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成为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重要一环。世界银行专家表示，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对于减贫和提高儿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据世行评估，儿童的早期发展和教育不仅是儿童的权利，也是一项有高回报的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回报率在7-18%，远高于金融投资。

赵白鸽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十年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实证，以及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儿童早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早期经历为其整个生命历程打下关键性的基础。儿童时期的发展，是包括身体、心理、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综合协调的发展。儿童早期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智力、性格及社会行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是影响和决定他们一生是否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和基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儿童早期发展仍面临着社会未形成广泛共识、资源投入有限、覆盖面不足、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儿童机会不足等问题。赵白鸽强调，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600万新出生人口，0-6岁的儿童总人数约1亿。儿童早期发展是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步。中国人口方案将协调相关部门、政策与社会资源，利用基层人口工作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全面、系统、科学地推进以生理、心理、行为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在扶贫开发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中，加大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投入与服务，以惠及社会和更多的家庭。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讲话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逐步增加了人力资源服务方面的公共投入。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和科学技术的支出达到2950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朱光耀指出，目前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已进入了调整转型阶段，有关民生的社会发展问题和教育问题成为合作的重点之一，财政部非常愿意与世行加深在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国过去30年的减贫成就使5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对全球减贫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减贫极大改善了中国儿童的生存、教育和卫生状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郑文凯指出，随着中国扶贫的进一步推进，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将更加分散，今后扶贫工作将需要从关注贫穷地区转向关注贫困人群。以家庭为支撑点，从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着手，将可能成为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有益探索。他同时强调，应积极推动将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纳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来规划统筹。

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在讲话中表示，家庭教育是儿童未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儿童早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是“和谐家庭”的核心，在儿童的生理、认知、语言、社会和情感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让每一个母亲掌握正确的养育知识和方式、改善教养实践，将有效提高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质量。孟晓驷强调，在《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指导下，妇联将与人口计生等部门共同承担做好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管理工作，推进家庭教育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贫困代际传递 篇3

曼班三队自然村是一个山区村寨，村里16户58名拉祜族群众均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俗话说：扶贫必先扶智，治穷必先治愚。当地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如何，是记者采访中关注的重点。3个多月前，拉祜族小伙李伙保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组成员之一，来到曼班三队驻村，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到这里工作了。

2011年曼班三队办起了历史上第一所村小学后，李伙保一直在村里用汉语和拉祜语教书3年时间。“一开始班里有8个学生，但因为年龄差距很大，两个15岁的学生到了18岁后就不想再继续读下去了。”李老师说，为了让村里孩子能坚持上学，工作队员们曾用摩托车把他们送到了几公里外的村完小，可没想到几天以后，孩子们却自己跑回来了。尽管李老师再想教，可有时面对空荡荡的教室，心里的失落感不言而喻。

记者了解到，村里的拉祜族群众只有一半会说汉语，有的也只是能听一些简单的交流用语。因为语言的障碍，村民们很难走出大山。贫困、闭塞的环境也制约着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作为拉祜族，李老师深知教育对于改变当地贫困面貌的重要性。

“村民很少出去打工，有的出去了没有多久又回来了。全村学历最高的村民是小学五年级的一名学生。很多成年村民连语言都无法沟通，怎么出去呢？”李伙保认为，村民们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的“直过”地区，禁锢他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受教育的意识，这个“脑子”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贫困代际传递表现得更为突出，导致他们几十年走不出“贫困循环”怪圈。

今年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前往云南专题调研“直过民族”扶贫工作时，专门来到曼班三队与村民促膝交谈，共同商议脱贫致富办法。针对“直过民族”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汪洋指出，要重视采用资产收益扶贫方式实现短期脱贫，通过大户带动、加强教育培训等实现长期能力提升。要重视“走出去”和“引进来”，强化“直过民族”与外部的交流融合，促进贫困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参与脱贫攻坚。

目前，村里已经开展了双语教学，由驻村工作队员每周开设扫盲课2个晚上，使村民能简单识别汉字，能运用简单的算术，能使用简单汉语交流，能使用通信工具及家用电器。“通过扶贫工作的开展，现在村已经有3个孩子在读书了，只要‘智和‘愚的问题能够解决，全村的教育文化水平将有很大的提升。”李伙保说。

勐海县扶贫办主任王德表示，正是因为“直过民族”的历史原因和特殊性，对“直过民族”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扶贫方式，因此他建议各级部门能够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倾斜和支持。“希望12年免费义务教育能够在‘直过民族中尽快实施。”

根据云南省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部署，发展教育脱贫已成为工作重点之一。通过制定加强教育精准扶贫行动计划，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 篇4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链,能力贫困,机会贫困,阻断对策

一、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与现象

(一) 贫困概念

阿玛蒂亚森认为, 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1998) 。综上所述并结合目前的研究, 笔者认为, 贫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由于缺乏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资源而处于一种社会不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能力、手段和机会而不能摆脱这种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

(二)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从社会学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狭义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在家庭层面由前代传递给后代, 使后代在成年后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而广义的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在家庭、社区、地理区域 (含国家) 、阶层各个层面由前代传递给后代, 使后代在成年后重复前一代的贫困境遇。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力求缓解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人口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消除, 反而在新时期下由于制度因素及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的综合作用, 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 贫困家庭处于长期贫困无法摆脱和改变。

二、贫困代际传递链的传递要素与运行机制

要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链, 防止农村贫困家庭陷入“贫困陷阱”, 就要对贫困代际传递链的形成进行研究, 对贫困代际传递要素如何从上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进行探讨, 从源头切断传递链。

(一) 贫困代际传递链的传递要素

帕金认为, 社会分层并不是简单地代表不平等, 更多地已经拓展到一套保证优势家庭继续通过代际传递保持优势, 使子代报酬与父辈具有连续性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 从另一个角度, 贫困家庭的下一代也将继承父代的“遗产” (只不过这边是负遗产, 也有研究称之为“债务”) ——致贫因素, 只要社会排斥以及社会流动程度低, 那么贫困代际传递链将不断被复制出来。

虽然仅通过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研究很难精确判断出其能否摆脱贫困, 他们的下一代能否向社会上层流动, 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分析贫困家庭的子代从父代继承了什么潜在致贫因素, 分析他们脱贫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 主体主要是家庭成员以及贫困未成年。

1. 要素短缺。

这里的要素主要是指资本、资源、科学、技术等。物质资本匮乏、收入来源少、收入低下是我国农村贫困家庭最突出的特征。最直接的就是物质财富的继承, 贫困家庭子女相较于非贫困家庭子女从父代处继承财富数量少, 有时甚至是债务, 单从这一点来说陷入贫困的几率就要大。从长远来说, 贫困家庭要素的贫困将导致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入少。从持久收入假说理论来加以分析,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要考虑他的现期收入, 还会考虑到持久收入。具体到农村贫困家庭就会有一个消费博弈:由于收入水平低, 生存需要往往是被放置在第一位的, 精打细算, 没有多余的资本或者也不愿冒风险, 因为他们经不起任何一点投资的风险。风险意味着有浪费, 而浪费对于收支难以平衡的家庭来说也许就会威胁到生存。而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就属于高风险、见效慢的消费方式。他们更愿意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 即生孩子的方式来增加整个家庭资本总量。这也导致农村贫困家庭花在每个孩子上的单位教育投入减少, 边际效率递减, 孩子成年后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低下, 极容易重复父辈的贫困, 也就是常说的“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的怪圈。

2. 贫困文化。

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在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 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 其主要观点是:在社会中, 穷人和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 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的亚文化。这种贫困文化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而在“圈内”加强, 并且可以世代传递, 父辈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遗传给子代。处于贫困文化当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 具体来说, 就是“等、靠、要”的消极思想以及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的宿命论思想等。

3. 健康状况不佳。

疾病和残疾意味着劳动力的损失甚至是丧失, 而且在农村, 医疗保障水平不高, 父代的病残意味着巨额的医疗支出, 对整个家庭都是负担, 极易转嫁给贫困者的子女或者父辈, 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在甘肃省定西市接受调查的100户调查对象中, 因贫返困的有45户。且有些疾病是遗传性疾病, 意味着父代的疾病有较高的几率传递给子代, 这也是较大部分处于长期贫困的农村家庭无法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

(二) 贫困代际传递链的运行机制

贫困家庭的子女从其父辈处较容易继承短缺的要素、贫困的文化、不佳的健康状况等致贫因素, 而这些因素是如何使其陷入代际贫困, 代际贫困的循环链条可用图1来表示。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 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收入等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决定, 那么, 这个社会就是封闭性社会;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收入等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 则这个社会就是开放性社会。在一个“开放性社会”中, 个人的地位、收入等有较多的变动机会, 穷人及其后代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摆脱贫困, 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教育是社会流动理论中所谓的自致性因素, 它可以弥补先赋性因素的不足, 是实现社会垂直流动的途径。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 只有接受高水平的教育, 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竞争力才能获得高收入职位。所以说, 教育是社会流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传递路径 (1) , 首先, 要素的短缺直接导致了经济的贫困, 因为贫困家庭难以给下一代留下物质遗产, 有些时候甚至还会给子女留下债务。其次, 资本的短缺导致人力资本投入不够, 简单来说也就是教育投资不够。

路径 (2) , 贫困家庭的亚文化氛围使得成长于其中的孩子有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 不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来改变自己以及整个家庭的命运。 (2) 和 (4) 从两个方面导致了贫困家庭下一代教育、学习不足, 首先是外部原因, 家庭的投入不足, 然后是自身原因, 不愿意学习, 消极甘于现状, 这导致了子代后天能力差。

路径 (3) 则描述出子代遗传父代先天性疾病的可能性, 导致先天能力差。“先天不足加上后天不努力”导致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力贫困, 而经济贫困是静态的贫困, 能力的贫困才会导致长期贫困子代在这样的传递链下极易复制贫困, 从而循环往复, 不断复制贫困代际传递链。

(三) 贫困代际传递链的运行背景

上两节主要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链的形成过程, 但是其实此模型是经过简化的, 只讨论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内部的内生因素, 为了陈述方便, 笔者并未把社会制度因素即外生因素加入其中。但是, 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背景比较特殊, 长期的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成为农村贫困家庭摆脱贫困代际传递链的最大政策性障碍, 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二元分割使得农民被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指社会成员被排除在一般社会大众所能享有和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 从而失去获取正常经济收入的机会和权利。社会排斥假说认为, 贫困家庭及其子女被排除在正常社会活动、社会资本之外, 从而使他们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导致贫困链条不断被复制出来。

社会排斥的后果最主要的是社会政治资本的缺失。政治资本的缺失是因为传统的户籍制度使得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 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差别悬殊。传统的务农摆脱贫困因为“剪刀差”的存在, 农产品价格被进一步压低, 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走高, 城市人隐性地从农村人身上窃取了物质财富。而本来“受教育”和“工作”就是切断代际传递链的有效途径, 户籍管制对农民的“牺牲”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和流动, 使其即使去城市务工也得不到身份的承认, 享受不到城市人的权利。而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农村子女“教育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变小。“二元制”同时意味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 使得农民丧失了由国家宏观干预来缓解进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的可能性, 被动通过社会保障脱贫不可行。可见, 农村贫困家庭所有的脱贫手段都因为社会排斥遭到很大阻力, 见图2。贫困代际传递链在家庭内部传递导致了摆脱贫困能力不足, 而社会排斥又使贫困子代缺乏手段和机会摆脱贫困传递。

四、结论

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儿童比出生于非贫困家庭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陷入贫困的比率要高得多, 而在农村地区,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主要是由于:1.贫困家庭内部父代遗传给子代致贫因素, 导致子代能力贫困;2.社会排斥和制度因素使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摆脱贫困的手段和机会减少。研究农村贫困代际理论和代际传递链的运行机制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阻断代际链有重要意义。只有做出公平公正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切实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 为其提高能力提供社会保障, 才能有效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链, 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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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如樟.欠发达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形成原因及对策探讨——以甘肃定西市为例[J].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11) .

贫困代际传递 篇5

根据一般贫困致贫因素,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实际状况,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和前人对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多维测量,运用层次分析的方法,构建了西藏贫困代际传递的多维指标,从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方面设立具体指标。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可以分为6个一级指标,这些指标将作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构成要素,也能很好地体现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面设立2—5个二级指标,是每个一级指标的构成要素,也能很好地反映一级指标所反映的具体内容,每一个二级指标都是能够逐一列出的,能够通过直接获得或者是经过简单计算能够量化的,也能够准确、清晰地反映和表达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本文参照陈文江、杨延娜、李晓明、韩春等国内学者建立的贫困代际传递多维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实际情况,确定了能够全面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22个核心指标。

二、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构建原则

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个人等方面为一体的系统概念。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构建应结合西藏农牧区的独特性,从不同的视角和领域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状况,在构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五个基本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的选取要符合科学性要求,既要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又要避免指标存在重叠交叉。

第二,全面性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是一个综合的、多维的系统,所关联的内容多且覆盖面广,涉及到资本、信息、个人、家庭、制度等方面,确保指标能够全面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避免漏选。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在选取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指标时,我们要考虑贫困代际传递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不能凭空臆想,也要确保所选取的指标体系能够切实有效反映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状况。

第四,特殊性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与其余省份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共性,也有其独特性。指标的设计和选取要突出西藏农牧区的特点,构建适合评价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指标体系。

第五,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涉及指标数量众多、面广。其中部分指标可以量化,部分指标无法直接量化。

三、测量指标的设计

按照指标设计的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特殊性、定性与定量的原则,结合西藏农牧区的特殊性,吸收借鉴国内学者的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本章设立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总指标,总指标下设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6个一级指标。

(一)生产资本

生产资本可以用草场面积、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交通条件进行测量。因此,我们在选取西藏疲困代际传递时,把草场面积、耕地面积、机械化程度、交通条件作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生计资本因素。

(二)制度体制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农牧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政策制度和体制上的支持,使得西藏贫困代际传递有所减少,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户籍管控程度、农田、草场所有权、农牧区社会保障完善程度都能导致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发生。因此,我们在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时必须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三)宗教文化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由于缺乏科学引领,一部分信众将大部分收入捐给寺庙或者进行布施,留给自己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生产生活,导致陷入贫困且传递给下一代。选用信仰支出、人情支出、消费观念、生产观念作为影响农牧民贫困代际传递宗教文化方面的4个二级指标。

(四)家庭状况

家庭状况代表着农牧民生计状况的好坏,分为家庭经济收入、父辈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健康状况、家庭住房条件五个方面的二级指标。

(五)社会资本

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程度较低,信息沟通渠道过少,有些区域仅仅依靠电话、电视等了解外界信息,互联网普及程度非常低。社会资本采用信息沟通渠道和关系网络两个二级指标。

(六)个人条件

由于西藏教育起步较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导致劳动力流动和就业受阻,摆脱贫困的难度加大,为贫困代际传递埋下了隐患。个人条件因素分为个人受教育程度、个人劳动技能素质、个人努力程度、个人参与程度4个二级指标。

四、多维测量指标框架及权重分配

(一)多维指标框架

根据国内学者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多维测度,结合西藏农牧区特殊的代际传递,我们设立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6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多维指标测量体系(如表1所示)。

(二)贫困代际传递指标权重分配

指标权重分配是指标在评价过程中不同的重要程度的反映,是对评价指标进行的一种主观评价和客观反映的综合度量。权重赋值合理与否,将会影响整个评价结果,对评价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科学性、全面性、合理性、公正性是指标权重赋值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采用专家问卷打分调查法,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行某因子的重要性判断。共计发放专家问卷20份,回收20份,对回收专家的20份问卷进行算术平均,构建判断矩阵。按照一般层次分析法的划分,通常分为较弱、一般、较强、强、很强,我们把五个等级分别赋值1—2、3—4、5—6、7—8、9—10。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首先,明确问题目标。了解西藏农牧区代际传递特点、规律和影响因素,确定影响代际传递的机制,把握代际传递各因素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关联关系。其次,递阶层次结构的建立。将影响贫困带传递的因素按照是否存在共性关系进行归纳,同时剖析代际传递因素之间的特性,并将其组合形成更高层次。最后,判断矩阵的建立。通过确立递阶层次结构,就能明确上下层次各因素之间的隶属关系,针对某一层次因素,下一层次中与它有关联的因素之间重要性程度,评判其判断矩阵。将各指标因素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对所列各层指标根据其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判断评分,通过计算矩阵特征向量确定各层指标间的重要程度,通过构造判断矩阵计算出特征向量,并将特征向量做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向量,具体判断矩阵构造过程如下。

设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为A,系统层评价指标集为B=B1,B2,B3,……,Bn),构造判断矩阵

,Bij表示Bi比Bj的重要程度,比值越大,说明越重要。反之,Bji=1/Bij,表示j与i比较的不重要性。对专家判断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分析,得到判断矩阵。

指标相对权重计算采用几何平均值法计算,具体计算方法:(1)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2)计算;(3)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向量Wi,;(4)计算最大特征值(P为判断矩阵,W为权重列向量,Wi为权重向量的第i个分量,n为矩阵阶数);权重向量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通过Matlab软件对特征向量和特征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和一致性检验,即得出权重向量。除去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外,其余特征值负平均值用来度量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一致性指标,一致性比例。

通过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广泛征求收集专家意见,综合考虑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独特性和地域性,本章节设立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6个一级指标,22个具体指标,通过平均法计算确定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指标的权重,通过专家对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体系的评判,判断出系统层六大指标系统的重要程度,构造出系统层评判矩阵,通过计算,评判矩阵的特征向量,也就是系统层六大系统指标的权重,即B1,B4,B2,B3,B4,B5,B6的权重为0.18,0.13,0.16,0.20,0.16,0.17。同时CR<0.10,说明该评判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可信度较好,计算的权重是有效的,符合检验要求。具体权重分配(如表2所示)。

五、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测量指标评价体系可以看出,西藏农牧区生产资本、制度体制、宗教文化、家庭状况、社会资本、个人条件权重得分分别为0.18、0.13、0.16、0.20、0.16、0.17,家庭状况(0.20)>生产资本(0.18)>个人条件(0.17)>宗教文化=社会资本(0.16)>制度体制(0.13),可以看出家庭状况和生产资本高于其余指标。家庭状况在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父辈家庭状况优越,再加上生产资本的富裕,通过个人条件的培养从而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贫困代际传递就会减少,反之贫困代际传递就会增加。从具体指标来看,所罗列的指标权重相差不大,表明每个指标都可能导致西藏贫困代际传递,但父辈经济状况、信息闭塞程度、关系网络、个人教育、努力程度、技能以及参与贫困治理的能力等等对西藏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多维指标数据收集具有有限性,同时权重评价也带有主观性,所以西藏贫困代际传递多维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陈文江,杨延娜.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社会学研究——以甘肃M县4个村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0,(4):18-23.

[2]李晓明.我国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特征[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6):150-152.

[3]韩春.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16):46-48.

贫困代际传递 篇6

缓解和消除贫困是全球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扶贫主攻方向明确,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扶贫成效显现,减贫6.6亿人。但由于官方贫困线提高所致,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017万,多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该区域自然条件恶劣,扶贫开发难度大,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战场。此外,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贫困代际传递现象,〔1〕〔2〕即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农村家庭内部由父辈传递给子辈,出现贫困世袭。〔3〕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农村贫困家庭”。因此,分析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探寻贫困世袭的根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将是未来扶贫开发的一项基本战略,对巩固减贫成果、丰富减贫实践、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围绕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Poverty)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Lewis最早用“贫困文化”解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即长期的贫困生活使穷人形成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并通过“圈内”交往等方式被强化和制度化,也会对后代贫困产生影响。〔4〕Mead认为贫困家庭过分依赖政府救济和社会福利使得父辈丧失生活自信,并影响子女使其形成“穷人的文化”,从而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5〕Becker和Tomes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KarenMoore认为人口与健康、政治、社会与文化、经济、生活环境对贫困代际传递有较大影响。〔6〕沈红指出农村“分家析产制度”使得生产资料变得细碎,每一次“分家”即是新农户的产生,是新贫困周期的开始。林闽钢、张瑞利和张立冬发现农村贫困家庭代际收入弹性大、流动性差,子辈易受父辈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劣势影响。也有学者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了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建议。如黄敬宝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从根本上打破恶性循环怪圈的主要途径;马新认为国家需要完善对公民的教育保障政策;谢婷婷和司登奎也指出加大教育投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能有效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关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由于缺乏较大规模的实地微观调研数据,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实证分析文章不多。因此,我们以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家庭为研究主体,基于问卷调查开展深入微观调研,分析该区域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原因,以期获得新的经验结果,从而找到破解贫困世袭的法宝。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1. 数据来源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课题组的实地调研,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对湖北、重庆、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分别属于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贵黔石漠化山区、滇西边境山区五个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所属的21个乡镇,63个村庄问卷调查,并将父辈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1)且子女家庭人均纯收入也低于2300元的父辈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剔除111份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562份,问卷有效率达95.84%;考虑到研究对象需满足父辈、子女两代人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再次筛选后,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1816份问卷;该问卷广泛涉及人口健康、卫生医疗、家庭收入、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等各方面信息。

2. 变量选择与说明

我们的目的是探讨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因此将是否为贫困代际传递作为因变量;并通过整理、筛选和分类调查问卷中所涉及相关问题,得到18个自变量,将其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经济资本、(2)人力资本、(3)社会资本(4)和心理资本;(5)并将自变量名称、含义、取值说明及假设判断等详细列出(见表1)。在人力资本维度中,家庭人口数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正负,主要是因人口数量不是决定家庭收入的唯一因素。在经济资本维度中,父辈职业类别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正负,主要因不同职业影响父辈年均收入。在社会资本维度中,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对因变量影响分为正负,主要因为政治面貌的差异影响社会认同感和心理资本。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初步了解文中的18个自变量,我们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18个自变量的观察个数均为1816个。根据分析发现,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财富状况的均值都低于2,可初步判断被调研对象家庭收入单一,单纯依靠农业收入;且自变量家庭收入来源的标准差仅为0.493,说明1816个观测值离散程度小,数据稳定。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的支持程度的均值都低于3,且父辈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仅为1.874,说明父辈的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水平;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均值虽高于父辈但仍低于3,说明父辈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社会资本singleparent是否是单亲家庭1=是,0=否+0.10 0.30 0 1relationship与亲戚间关系1=非常不融洽,2=较不融洽,3=一般,4=较融洽,5=非常融洽-3.51 1.06 1 5cooperation邻里间互助行为1=从未有,2=几乎没有,3=一般,4=偶尔有,5=经常有-3.00 0.91 1 5politicalstatus家庭成员政治面貌1=群众,2=中共党员,3=其他+/-1.35 0.67 1 3management参与村务管理程度1=从不参与,2=偶尔参与,3=一般情况会参与,4=经常参与-1.00 0.23 1 4心理资本badhabits家庭不良生活习惯(酗酒、赌博、举债度日等)1=完全不符合,2=较不符合,3=一般,4=较符合,5=完全符合+2.42 0.85 1 5attitudes家庭生活态度(及时行乐、安于天命、消极等态度)1=完全不符合,2=较不符合,3=一般,4=较符合,5=完全符合+3.69 0.93 1 5

三、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

我们选择适用二元离散变量的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对是否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Logit模型服从累积分布,其分布函数形式为:

对于给定的Xi,Pi是个体做出某一特别选择(0或1)的一个概率,则有:

将上式(2)转化为本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Probit模型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其基本模型设定为:

当Yi=0时,Yi*≤0;当Yi*>0时,Yi=1;当Yi*>0时,即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则本研究具体的模型设定如下:

2. 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将所有变量分别带入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中进行检验,利用Stata11.0版统计软件计量分析,得到如下回归结果(见表2)。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的X2分别为975.700和977.660,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两种模型很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且模型整体显著性较好,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在经济资本维度中,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父辈职业类别、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财富状况、家庭支出情况、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设施条件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都通过符号假设检验(下文分析中以Logit模型检验结果为例,Probit模型检验结果不在赘述)。这表明父辈多从事农业生产、家庭收入来源单一、家庭贫困、生产性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大、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差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越大。由此可见,经济资本是改变贫困代际传递走向、割断代际传递链条的最基本因素。

在人力资本维度中,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也对家庭收入支出、家庭生养投入等变量存在影响,且这些中介变量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程度不同、方向不一,最终使得家庭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不显著。父辈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的支持程度、家庭生育和养育投入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父辈受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有限,不注重子女教育投资;“贫二代”在低学历、无职业技能的情况下,参与就业市场竞争,难以实现对父辈的代际支撑和“反哺”,甚至不能改变自身,陷入子代贫困。因此,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家庭成员是否有重大疾病或残疾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现实情况相一致,农村贫困地区“一病穷三代”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社会资本维度中,参与村务管理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被调查对象多为普通农户,村干部比例少,普通农户参与村务管理的途径少,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与亲戚间关系、邻里间互助行为、家庭成员政治面貌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不只局限在家庭收入的提高,精神层面的满足对农村贫困家庭摆脱贫困陷阱至关重要。是否是单亲家庭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农村贫困地区致贫性事件多发,如:丧偶、离异、未婚式单亲家庭,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贫困影响子女性格特征、就业、婚姻、社会网络,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

在心理资本维度中,家庭生活态度正向影响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因为“贫困文化”的存在,使得贫困状态无法通过努力摆脱时容易滋生挫败感,长此以往演变为消极被动的生活态度,子辈受父辈影响,致使贫困文化世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生活态度是支配贫困人口行为的主观因素,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家庭不良生活习惯对贫困代际传递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与符号假设存在偏差,可能是因为酗酒、赌博等不良家庭生活习惯对家庭收入、家庭支出、家庭居住条件、与亲戚间关系、邻里间互助行为等变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且影响的方向不一、大小不同,综合反应到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上符号不确定。

3. 研究结论

我们运用“连片特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扶贫开发模式研究”调研组的实地调研数据,建立了Logit和Probit模型,对影响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因素进行分析,并得出几点结论。一是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是影响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但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参与村务管理水平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贫困家庭想把多生育孩子作为劳动力投入,以期改善经济状况不可取。二是经济资本维度中家庭收入来源和家庭财富状况、人力资本维度中父辈受教育程度和对子女受教育支持程度、社会资本中是否是单亲家庭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最显著,即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农村贫困家庭摆脱代际贫困的基础,此外还需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好社会网络资本。三是心理资本维度中家庭生活态度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大小小于上述几个主要因素,但其效力不容忽视。观念认识作为主观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不同的观念认识导致其面对贫困所采取的措施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贫困家庭要摆脱贫困文化的制约,需树立良好生活态度和积极正确的价值观。

四、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积极推动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扩大贫困家庭收入来源,持续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居住条件和卫生。各级政府要加大优势资源转化力度,有效整合当地生态、旅游、文化、民俗等资源优势,形成“一镇一业”格局。将农村贫困家庭脱贫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结合,遴选一批自然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完善、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优先发展,培育小城镇特色支柱产业,辐射带动周边贫困家庭就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建立返乡创业园,吸引“成功人士”、“乡贤”返乡创业,扩大贫困家庭就业渠道。

第二,中央和各级政府要加快发展连片特困地区学前教育,深入实施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加大向连片特困地区倾斜,改善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提高连片特困地区学校互联网介入比例;抓好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专项资金,落实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好特岗教师计划和国培计划,拓宽连片特困地区教师来源。落实好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扶持政策,控制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支持连片特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加大技能培训,促进劳动技能和新技术的培训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措施向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群精准落地;实施好面向连片特困农村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招生比例;提高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水平,上调国家助学贷款标准,让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

第三,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家庭的社会网络多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资本严重匮乏。因此,政府要培育和引导各类贫困互助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鼓励各类组织到连片特困地区开展活动,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家庭获取异质性信息和资源提供渠道;此外,积极构建连片特困地区社会网络服务平台建设,拓宽社会各阶层间的沟通渠道,促进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使社会资本得以涓滴到贫困家庭。

第四,“扶贫先扶志”,连片特困地区各级政府要充分挖掘乡贤文化资源,树立本土勤学知识、刻苦掌握技能致富的典型,用鲜活的案例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信心,营造积极向上的乡土文化氛围。同时,引导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者,为贫困家庭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服务,包括如何正确面对贫困、如何自我调试和疏导等。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定期开展公益服务,链接社会资源,帮助贫困家庭重塑自信心,增强其适应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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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代际传递 篇7

关键词：贫困,代际传递,教育,转型,精准扶贫

1 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在城市的边缘区域,或者是一些建筑工地,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或奔跑雀跃,或呆坐凝神的孩子,这些孩子与普通定义上的城市儿童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分,多表现在:其一,他们大多居住环境简陋,多是一些因为老旧而租金便宜的棚户区或是城市边缘杂乱自建的村落;或是轰鸣建筑工地旁,窄狭而人多拥挤的混居地,尘土飞扬,卫生环境堪忧。其二,衣着简单甚至有些寒酸气息,纵然不破,也会因为跌爬玩耍而整得污迹显见。其三,开心却略显粗野,没有很多城市孩子因为各种学业或业余辅导班压力而表现出的疲惫和厌倦,亦看不到谨慎和害羞。这些孩子多是大大咧咧,肆意的玩耍,甚至在游戏中夹杂着从成年人那里学来的粗俗的字眼。其四,缺乏必要的课业辅助书籍,最基础的教材课本尚且不足,更难以寻迹所谓的拓展阅读书籍。他们的父母多是背井离乡的进城务工人员,自身缺乏文化学识和基本的一些劳动技能,因此只能从事一些最为低级和辛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往往是繁忙和耗费巨大体力的,这让他们能够分到孩子的培养教育的时间被压缩的极其有限。

因而,基于这样的事实基础,在此提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之一:家庭教育不足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首先,从父母的角度而言,这些儿童的父母大多仅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务工人员,知识文化水平和培养孩子的意识相对薄弱,同时,由于工作的忙碌,极少有时间去考虑孩子应该如何培养,只关注于孩子是否吃饱穿暖,更遑论考虑应当教授孩子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技能和谋生技能。这样的情况也就导致了儿童在技能养成阶段所接受知识的欠缺,没有系统的接受到全面详尽的课业辅导。文化不足在一定层面上,会影响他们今后对于问题的考虑宽度和深度;技能的不足或者说是技能提升和扩展的空间不足,技能更新的严重滞后,从父辈那里学来的一些基本谋生技能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这样就导致这些孩子在日后谋生时,只能沿行父辈们的工作,依旧从事简单的重体力劳动,拿着较为微薄的薪水。如此的延续,势必会造成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无法创设条件去摆脱父辈们贫困的处境。甚至在大病来袭,或者突遇紧急情况时,非常规经济支出的突然增大,影响日常生活供给时,让生活质量跌入低谷,造成我们一般所说的因疾致贫或者因疾返贫。同时,从这些孩子所处的环境可以看出,嘈杂而凌乱的周围,先不论孩子的安全有无保障,至少我们能够看出这样的环境无法为孩子的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场所,如此混杂的情况,能否让一个孩子静下心来温习所学或者是看看喜欢的书,尚值得商榷;但对于注意力的集中势必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当然从相关的教育理论中我们知道环境对于学习的影响并不能直接决定一个孩子学习的好坏,只能是一个相对的辅助影响的作用,但即便是这样却能影响到孩子学习的效率和所接受内容的优劣,毕竟,社会亦是课堂,一样可以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而与单纯意义上学校课堂相比,社会这个大课堂中有太多未经甄选、未经评判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对应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对于尚未形成辨别体系的儿童,全盘接受这些思想,对儿童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出于儿童模仿力较强的考虑,我们不得不为一些不良行为价值观对儿童的影响产生深深的担忧。原因之二:受教育不足或教育水平较低,导致无法获取完善的知识体系,无法进行自我提升,从而通过知识摆脱困境。在相关政策未出台之时,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一直饱受诟病,由于户口等相关问题和政策的不落实,这些孩子无法进入好的学校接受高质量的知识,只能在一些较为偏远,水平相对较低的边缘小学接受教育,同时受家庭贫困的制约,很少有孩子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能进入更高的教育层级,这也就导致了这些孩子知识视野的不足,技能的滞后,无法合理运用知识实现自身和家庭的脱贫。知识的不足存在一系列的连带反应,比如考虑问题的全面性,对事物本质把握的准确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将桎梏于他们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发展水平。原因之三:社会阶层的影响。不可否认一点,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依旧明显,不同阶层的人脉关系网是相对固定的,资源占有率的水平区分度显著,层与层之间的划分明显,同一阶层方可享用这一平台上所有的资源。而作为相对闭塞偏社会下缘的流动人口阶层,能够利用的资源很少,更无所谓人脉提供相关的帮助。同时,他们很少去了解,去关注,也并不明确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为自身所用,帮助自身脱离目前的一些困境。故而,综上所述,相对闭塞的阶层属性,不完善的知识体系,家庭和社会的相关因素的影响,是导致务工人员贫困代际传播的相关原因。

2 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解决对策

明确了原因,下面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以上问题,这是一个涵盖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社会医疗、社会补助、财政扶持、政策导向等。本文仅从与教育相关的角度进行阐述。一是政策导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精神提出,落实关于外来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阶段享受同本地子女一样待遇就近入学。从国务院下发的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外来人口的子女入学有了明确的规定,与本地子女一样可以就近入学。此处笔者想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这样的规定是否真的是一视同仁?在房地产界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学区房”,价位远高于同地区其他的房屋市场价,究其原因,无外乎是这座楼盘可被划入周围的某所知名小学或者初中。周围有好学校孩子可以就近入学也成为了当下许多开发商进行楼盘推销宣传的一张王牌。鉴于这样的存在事实,笔者不禁要问,这样的房价是否是务工人员可以承担得起的,动辙几十万上百万一套的房子,对于为了摆脱贫困才远走他乡进城务工的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想让自己的孩子因为住在这样的房子才可享受优质教育对于他们而言,是镜中月水中花。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导致学区房存在的根本原因,这样的资源是师资,校风也是学校水平差异的代名词,也许我们可以在此认定,只有平衡教育资源,才可让就近入学真的成为公平受教育权利的途径。这个问题还有一层分析,如果务工人员的子女未跟随父母进城,在农村老家,如何在教育资源的享用上做到公平呢?笔者查阅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在第二部分目标任务中关于教育的下属内容中可以看到“到2015年,贫困地区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学率有较大提高;巩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提高农村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水平;扫除青壮年文盲。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远程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从这段文献资料当中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对于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巩固,至少可以使这些孩子有基本的社会辨识能力和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高中阶段实行了一个良好的分流,保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对于想要提前学习生产劳动技能,为期望通过自身劳动减轻家庭负担的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同时给予实用技术和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水平,为他们日后进城务工提供了一个先期的培训,启动相关的订单培养模式,避免了从事低级无技术含量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此外,通过查阅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意见》《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甘肃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笔者发现,从中央文件到省级文件,对于家庭贫困孩子接受教育时的奖助学金发放有清晰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家庭孩子入学费用的问题,有助于减轻他们的求学压力,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获得更全面的知识,帮助自己和家庭走出贫困。

二是教育实施的问题。首先,给予这些孩子什么水平的教育?如何确保实施时的相对公平和合理?在当今中国,优秀的学校资源多集中在发达的地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教育发展逐渐成为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为留在务工人员家乡的孩子提供较为优质的教育,这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工作,同时也需要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只有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的享用和完善的监管体制,才可谈论教育公平与机会公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保证这些孩子在接受教育时不因贫困而滞后。其次,增强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社会适应性,提升技能水平,以获得较高薪酬做好准备。无论是职业学校抑或是社会所开办的技能培训班,都应当着眼于当下社会的需求,笔者较为推崇订单式的培养模式。使培养出来的人员,不会因技术过时而失业,也不会因为从事人员过多而面对激烈的竞争。理想境界,自是达到社会需要与培养成果之间的完美契合,这就需要培训机构关注社会动向发展,精准把握社会需要,结合被培养人的特点进行积极有效的教授,从而让他们获得相对理想的职业和收入,帮助自身和家庭摆脱困境。最后,精准扶贫。百家千裳各不同,贫困问题的传递表现在各家有不同的原因,如果只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应对,可能在实施的过程中问题解决不全面,更有甚者导致衍生问题的出现。比如,只是单纯地推出对于务工人员技能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又是大而化之的,那么,结果会使很多人依旧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通过技能摆脱贫困。任何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全面考虑各地致贫的原因:是因为自然的问题,导致居住地不宜发展;或是因为大病致贫;或是因为劳动力不足,知识技能欠缺……因此,在解决问题时,一定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对策,才可事半功倍。对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能否进行迁出到相对环境好一些的地方;劳动技能不足,开设针对性强的辅导班进行培训;因病致贫的,良好的运用好惠农政策的相关医疗补助;只有精准地针对问题,进行解决,才可事半功倍。

3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