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陷阱（精选3篇）
贫困陷阱 篇1
一、“贫困陷阱”的含义
“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一旦掉进这种“贫困陷阱”,要想出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简而言之就是:因为穷,所以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引起人力资本的退化;因为穷,所以缺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丧失了投资致富的途径;因为穷,所以限制了活动范围和自由,而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而日益边缘化;因为穷,可能影响情绪和精神状态,从而一蹶不振而荒度人生。
二、“贫困陷阱”产生的机制和原因
(一)资本的临界点效应
有关理论认为陷入“贫困陷阱”的原因在于贫困的地区资本和要素的缺乏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一直都是在帕累托改善的状态下运行的。该理论认为“贫困陷阱”的根源正是受制于资本量,当资本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该地区就可以摆脱“贫困陷阱”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发展形势。例如:在一个陷入了“贫困陷阱”的地区,由于资本量有限,贫困者承担不起在健康上的较大规模的投资,这导致预期寿命的降低。这样个体的工作时间变短,从而所带来的预期经济收益就较少,这反过来又降低他们进行私人投资的愿望,从而继续陷入贫困之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导致较低的储蓄和积累水平,而较低的储蓄和积累又反过来导致较低的产出,二者的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低水平的均衡状等。
(二)制度的影响作用
资本贫乏地区出现的富裕和资本集中地区出现的贫困告诉我们,资本不是影响贫困的根本原因。既然资本和要素的缺乏不是贫困的根本而只是贫困的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才是决定贫困与否的根本呢?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贫困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制度是否有效率。有效率的制度是保障一个地区资源有效利用的有力工具,当制度和资源配置相协调统一时,制度是经济们按着帕累托最优的方式去运行。
三、治理“陷阱”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我们应该把治理“贫困陷阱”的重心放在政府推行是的制度改革上。那么,就应该结合当下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更高的重视。
(一)通过改善制度取代“资本补助
资本不足是贫困的循环结果而不是原因。我国目前立足治理“贫困陷阱”的主要措施就是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是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当政府更多的将资金用于就业保障的时候,对于事业的贫困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本上的补助,但是,其摆脱贫困的能力却丝毫没有提高。当政府给予陷入“贫困陷阱”的地区更多的资本补助时,地区的生产能力和购买水平却保持不变,这与制度改善来摆脱贫困的本意是相悖的。政府在今后的制度改善时,需要将注意力更多的转向那些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水平的自主意识上,通过“授人以渔”来“授人以鱼”。
1. 重视教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要想彻底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开展有效的现代教育,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陷阱”。教育作为有极大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需要在今后的治贫工作中充分提供和保障。政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育的制度建设:继续坚持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适当收费的政策;坚持用市场经济思路引导和帮助贫困生贷款读书;充分发挥财政对学校举债发展和贫困生贷款读书的引导、保障作用;建立和完善以学校为中心的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体系等。
2. 重视就业培训
针对失业补助金的发放制度,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做出一定金额的缩减。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再就业保障方面减少投入;相反,政府在减少失业救济金的同时应该组织开展更多的就业培训。政府通过将部分救济金转换为培训金的方式,使深陷“贫困陷阱”的人们又逐步提高摆脱陷阱的可能。这种制度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提高贫困者的生存能力,摆脱“贫困陷阱”,同时还能够防止目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隐性就业”现象的出现。
(二)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在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关于救助经费的转移支付。上级政府根据预定的反贫困目标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救助经费,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政府行动进行活动,以使上级政府对自己投入的最大化。二是关于救助政策的落实。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投入既定而又必须完成上级政府所规定的救助任务但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将很可能根据自身财力来修订自己的救助行为,以在表面上满足上级政府所制定的目标。例如,根据自身财力而不是地方实际生活水平和贫困者的贫困程度来制定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事实上,在博弈中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是检查或不检查,地方政府是欺瞒或不欺瞒。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级政府对欺瞒行为的惩罚越重,地方政府选择欺瞒行为的概率越低;上级政府检查的成本越高,地方政府欺瞒的概率就越大。
在反贫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很大的财权和事权的分离,中央把持着转移支付的资金量,控制着财权;地方政府把持着地方的更完善的信息,在实施时采取变通的手段,控制着事权。而就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看来,中央政府的计划和目标很难得到保证和完成,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是制度的不合理。
1. 地方财力不足
中央政府在设定社会保障目标过程中对地区经济信息了解太少,在估计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是过高,导致中央政府转移支付金不足,地方政府又无力负担起部分社会保障金。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只能通过降低保障水平来弥补财政不足。中央政府在今后的制度改善中一定要对当地贫困状况和地方政府财力做出准确的评估,这才是防止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举措。
2. 地方贪污寻租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金预算还可能因为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而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损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同样存在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地方政府是当地信息的优势方,不少地方政府都以此虚报谎报当地贫困状况,以获取政府更大的投入。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在今后的治贫工作中一定要把较强制度的监督惩罚力度放在重中之重,加强制度的监督和评估。在财权和事权的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规定,在继续牢牢把握财权的同时,将地方政府事权有限下放,通过完善监督制度来控制地方事权,从而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中切实帮助人们走出“贫困陷阱”。
四、总结
在今后的发展中,厘清“贫困陷阱”的成因不在于资本缺乏而是制度欠妥,坚持中央政府实施治贫制度改善,重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处理好改善制度和提供要素的关系,协调统一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社会保障的财权和事权,我国面临的“贫困陷阱”问题就一定可以得到改善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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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陷阱中微观个体偏好研究 篇2
1 贫困陷阱微观层面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吴国宝 (1996) 将贫困的类型分为两类:资源制约型贫困和能力约束性贫困。而能力约束性贫困主要表现为个体贫困, 从微观层次上考虑了贫困问题。叶初升, 刘亚飞, 高考 (2012) 认为以前研究中造成贫困陷阱原因之一的“门槛效应”或“临界点效应”机制只是一种表象, 个体惰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也可以很好地解释贫困陷阱问题。邹薇、郑浩 (2014) 从教育投资风险的角度研究家庭持续性贫困问题, 发现贫困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更低, 因为贫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具有更好的风险溢价成本, 这导致贫困个体选择更倾向保守, 从而强化的贫困处境[1]。叶初升, 高考, 刘亚飞 (2014) 分析了心理贫困或悲观心理对贫困个体选择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因为贫困的物质条件和行为主体较差的心理状态导致了贫困主体陷入贫困陷阱[2]。同时他们发现贫困陷阱的“临界点”是一个弹性区间, 其范围大小取决于行为主体的心理状态[3]。
2 贫困陷阱微观个体偏好分析
笔者分析了造成贫困陷阱中微观个体短期选择的三个主观偏好因素:微观个体的懒惰性偏好、微观个体的悲观性偏好以及微观个体的模仿性偏好。
2.1 微观个体的懒惰性偏好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具有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也不例外。但是是否选择改变就由微观个体偏好决定。贫困人群中有很多人是因为自身的懒惰性偏好而陷入贫困的。这部分个体已经适应了贫困生活, 不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例如“乞丐”这个行业, 这里不考虑部分乞丐是“高收入人群”。在“乞丐”这个行业中存在很多青壮年“从业者”, 他们不愿意去做一些更体面、收入更高的行业, 而去选择街边乞讨。因为他们懒。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会激励个体懒惰性偏好的形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强烈反对高福利政策, 认为良好的社会保障会鼓励人们懒惰行为, 不利于整个经济发展。在某些高福利国家贫困群体对福利政策的过分依赖造成了贫困个体不愿意寻找工作、依靠政府救济生活的情况。懒惰性偏好决定了这些人劳动供给曲线在收入较低点就已经开始向左上方弯曲倾斜, 他们更愿意选择闲暇而不是选择工作[4,5,6]。
2.2 微观个体的悲观性偏好
面对风险, 大多数人说都属于风险回避型。而对于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来说, 他们面对风险要比一般人更加保守, 甚至是悲观。因为大多数贫困个体都存在悲观性偏好。这种悲观性偏好会让行为人尽可能规避风险, 选择风险更小的决策方案。而低水平均衡策略不利于摆脱贫困, 甚至可能加深贫困陷阱的存在。
造成这种悲观性偏好可能有三个因素一是对未来的悲观预期, 二是失败造成的自身悲观心理, 三是社会排斥强加给贫困人群的悲观心态[7,8]。假设现实中存在两种均衡策略:高水平均衡策略A和低水平均衡策略B, 行为人必须做出选择。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可以使行为人突破当前水平, 实现新的突破, 但存在一定风险。而选择低水平均衡策略不会对行为人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几乎没有风险。实现高水平均衡策略A会获得收益RA, 成功的概率为P。只要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A, 就会产生成本CA。而实现低水平均衡策略B会获得收益RB, 简单起见假设成功的概率为1, 产生成本CB。
行为人会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A还是低水平均衡策略B取决于收益期望。高水平均衡策略A收益期望E (A) =PRA-CA, 低水平均衡策略B收益期望E (B) =RB-CB。只有当E (A) >E (B) 时, 行为人才会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A。假设存在两种类型的行为人:贫困型行为人LP和非贫困型行为人LN。
非贫困型行为人:E (A) =PNRA-CA, E (B) =RB-CB, E (A) ≥E (B) , 则PN≥ (RB-CB+CA) /RA, 贫困型行为人在实施高水平均衡策略A时会产生额外的成本CP, 该额外成本由贫困型行为人的贫困处境而需要花费更多的信息成本等造成。则贫困型行为人实施高水平均衡策略A的收益期望E (AP) =PRA-CA-CP, 则PP≥ (RB-CB+CA+CP) /RA。额外的成本降低了贫困型行为人的收益预期。当额外成本足够大, 高水平均衡策略A的预期收益小于低水平均衡策略B期望收益时, 行为人会选择低水平均衡策略B而陷入持续性贫困。
比较PN和PP, PP≥PN。与非贫困型行为人相比, 只有策略A成功率更高, 贫困型行为人才会选择策略A, 否则选择策略B。那些成功概率在 (RB-CB+CA) /RA和 (RB-CB+CA+CP) /RA之间的策略对非贫困型行为人是策略A但对贫困型行为人是策略B。假定总策略数不变, 额外成本的增加减少了贫困型行为人的可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数目, 增加了贫困型行为人走出贫困陷阱的难度。
第一种情况:社会排斥形成的悲观性偏好, 不考虑自身原有对未来的悲观心理。假设对概率P满足函数P=F (t, z, …) -D (Z, I, …) 。F (t, z, …) 为行为人的成果函数, 代表行为人付出努力取得成果的程度,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努力程度、知识水平等。t为行为人工作时间, 代表行为人努力程度。z为行为人受教育年限, 代表行为人知识水平。D (Z, I, …) 为社会排斥函数, 表示人们对于贫困型行为人的不公正待遇程度, 主要受到制度、社会教育水平等因素影响。其中Z为全社会受教育水平, I为制度水平。概率P与F (t, z, …) 正相关, 和社会排斥D (Z, I, …) 负相关。则贫困型行为人成功实现高水平均衡策略的概率为PP, PP=F (tp, zp, …) -D (Z, I, …) 。非贫困型行为人实现高水平均衡策略的概率为PN, PN=F (tN, zN, …) 。简单起见, 假设社会排斥D为常数。假设不考虑贫困型行为人和非贫困行为人懒惰偏好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不同, 则PP=P-D (Z, I, …) 。社会排斥会降低对策略A成功的概率。策略A成功概率的降低会增强贫困型行为人悲观性偏好, 影响行为人的选择行为。
第二种情况:对未来悲观的预期形成悲观性偏好, 不考虑社会排斥。贫困型行为人, E (AP) =PPE (RA) -E (CA) -CP, E (B) =RB-CB, E (A) ≥E (B) , 则PP≥ (RB-CB+E (CA) +CP) /E (RA) 。贫困型行为人对现实和未来都充满了失望, 主观上夸大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高估了高水平均衡决策的成本而低估了收益形成悲观预期。则E (CA) ≥CA, E (RA) ≤RA, 则PP≥PN。对于贫困型行为人来说, 只有策略A成功率更高, 行为人才会选择策略A, 否则选择策略B。这种悲观性预期提高了贫困型行为人对于策略A的要求, 减少了满足要求条件的高水平均衡策略数目, 这增加了贫困型行为人的悲观性偏好。
2.3 微观个体的模仿性偏好或相似性偏好
模仿性偏好是微观个体做出决定或行为选择时会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而做出与其他人相类似的决定或行为。因为微观个体的模仿性偏好, 造成了现实中“邻里效应”或“群体效应”的普遍存在。对于陷入贫困陷阱的人来说, 因为悲观性偏好的存在, 因为周围人群的情况都差不多, 如果没有较大的外部冲击, 几乎没有人愿意率先做出改变, 随之大家相互模仿, 最终没有人做出改变, 陷入持续性贫困中。
因为信息不完全的存在, 这种“邻里效应”或“群体效应”在贫困群体中更加明显。因为贫困, 贫困个体获得贫困群体以外的信息成本更高, 他们无法获得大量其他群体的信息。这些少量的信息不足以对贫困个体产生激励, 改变其模仿性偏好。即使获得了大量其他富裕群体的信息, 也会因为悲观性偏好的存在, 大多数贫困个体也不愿意选择高水平均衡策略。其次贫困个体能够得到大量周围贫困人群的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他们而言可信度更高。当他们发现周围人群生活质量没有提高时, 因为模仿性偏好或相似性偏好发生作用, 行为人也没有改善自身状况的动力。这种自我强化的机制强化了持续性贫困的发生。
3 结束语
笔者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贫困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 认为贫困个体的主观偏好造成了贫困个体的短期行为, 最终造成贫困个体陷入持续性贫困。这种主观偏好包括懒惰性偏好、悲观性偏好和模仿性偏好。改变贫困人群主观偏好, 有针对性的提高贫困人群认知水平, 对于人们摆脱持续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 提高贫困人群素质水平, 激发贫困人群主体意识, 努力实现贫困人群自我脱贫。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公路、通信设施的建设, 有利于贫困人群走出去和慈善机构等第三方进入贫困地区, 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摘要：贫困问题是困扰人类发展的主要难题之一。随着人们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对于贫困陷阱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越。基于微观个体偏好视角, 笔者研究了陷入贫困陷阱中微观个体偏好对行为人行为选择策略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贫困陷阱的自我强化机制。
关键词：遗贫困陷阱,个体,悲观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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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陷阱 篇3
贫困陷阱通常讲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 家庭, 群体, 区域等主题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 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由政府实施的, 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下的城市贫困人群实施的救助制度, 是城市反贫困的主要措施。制度的实施主要是通过缓解贫困, 最终实现贫困者脱离贫困, 实现自助。因此, 低保制度将有限的资金用到了最需要的人身上, 解决了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目标。但是应该看到, 由于经济的转型, 城市中的贫困人群主要是以失业、下岗为特征的有劳动能力的城市贫苦者, 但是由于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 这部分不应该长期依靠救助维持生存的群体陷入了制度所创造的贫困陷阱中, 对制度产生了福利依赖, 陷入了与制度事与愿违的困境中。
2 低保制度中的贫困陷阱的成因分析
(1) 救助理念落后, 首先,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建立在收入核查的基础上, 对贫困人群的救助在实施过程中, 首先都要对贫困人群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在此基础上将贫困人群“选择”出来进行救助, 要想取得低保资格, 除了在收入方面达到明确划定的标准以外, 受助者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也会被限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范围。因此, 为了获得低保资格, 申请者试图构造一一种与其低收入状况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带有明显的贫困文化色彩。其次, 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只要低保对象的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 他就可以按月享受到政府定额的救助。低保制度本省给予了低保对象较为稳定的预期, 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按月享受到政府定额救助。这样对于增强低保对象的自我脱贫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因此, 可以看出低保制度从审查到实施这一系列过程中贯穿了一种消极的救助理念, 这种使得贫困群体自愿脱离主流文化中, 逐渐边缘化。
(2) 对受助群体未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 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的城市居民, 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享受;对尚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 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享受, 但是在对被救助对象的管理中, 并没有特别明确地去区分有劳动能力者和无劳动能力者, 对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有劳动能力的被救助者的救助还只停留在发放救助金上。
(3) 在待遇的发放方面, 首先, 我国实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收入核查为基础, 根据标准预算方法, 参考低收入家庭的支出水平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 制定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家庭最终实际得到的救助金是总的救助标准金额和家庭总收入差额。其实质是一种收入扶持制度。对于低保家庭来说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 其低保补助就减少一块钱, 因此, 受助者无意通过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是劳动所得对救助待遇的简单代替。大多数低保对象选择隐性就业, 隐瞒收入或者当收入低于低保救助所得时, 最大利益化的选择就是放弃工作, 继续拿着低保生活。因此可以看出低保制度成为低收入家庭无法摆脱困难的陷阱, 增收的积极性不高。
其次, 我国的专项救助制度只是简单的叠加在低保制度上, 形成一种捆绑式的救助方式, 政府对这种多重受益并没有在项目的受益资格上做统一规定而是作为一种政策优惠措施, 未根据家庭的需要, 贫困人群主要的致贫原因进行有针对性的救助, 使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成了集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和老年人福利于一身的综合性生活救助制度, 这使得低保的含金量大大提高, 只要一旦被确定为低保对象, 就可以享受到多项救助或福利;而一旦失去“穷人”资格, 不只损失每个月的低保金, 还损失其他附加各种补贴和给付。所以, 导致了对于一些困难家庭来说, 低保金并不是他们想要取得低保资格的主要原因, 而是附加在低保制度上的福利制度。低保含金量的提高使得即使低保对象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 也会选择隐瞒收入或者不就业等一些措施来继续保留低保资格。因此, 低保制度在对困难群体救助的同时却形成了另一种负激励效应。
3 对低保制度中贫困陷阱的化解
3.1 分析视角—社会投资理论
在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通过对传统福利观的反思, 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投资国家”的概念, 主张用“社会投资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 提出了“无责任则无权利”的福利改革原则, 将社会政策的方向从以收入维持的消极福利转向积极福利制度, 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管理等。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社会投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要注重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投资强调福利国家应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 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 提供生活保障, 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技能, 提高就业能力, 减弱对福利的依赖。帮助弱者自强, 使得福利对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福利保障, 从而激活了人的能动性, 发掘了人的潜能, 获得了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 注重利用风险资源:
传统的社会政策是在人们遇到生活风险时为其提供保障。吉登斯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 应摆脱旧的事后关怀的手段, 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解决风险。从政府角度讲, 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 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 加强“心理利益”的培育。
第三, 变福利国家为福利社会:
吉登斯将福利当作一种投资, 即把原有的福利支出结构进行合理化, 提高福利支出的投资性内涵, 把福利支出不仅仅看作成本, 而且当作一种能够对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在促进个人的发展, 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个人能力使其能够解决自身问题, 将单纯的靠社会发放救济转为投资, 通过建构支持网络, 注重自助和社会资本的培育, 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投资战略, 避免产生福利依赖。
3.2 对低保制度中贫困陷阱的化解的路径选择
(1) 转变救助理念:在注意物质方面的反贫困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帮助穷人摆脱文化的束缚。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贫困的社会文化基础。应该允许受助者在一定范围内积累资产, 不能简单的把赤贫作为接受救助的前提, 资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资产能够使得一个家庭不会陷入持续的贫困中。
(2) 对低保群体实施分类管理,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 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 保证其最低基本生活需求, 而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 则应该逐渐引导他们重拾自力更生的信心和手段, 通过劳动来养家并争取逐渐摆脱贫困乃至发家致富。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传统的三无对象、伤残人员以及无工作单位的老人。他们缺乏自立能力, 难以通过建立鼓励储蓄的个人发展账户来摆脱贫困, 依靠政府的收入补贴是目前所能采取的最好方式;而对于继发性的贫困群体, 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低工资的就业群体, 他们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 存在自立的可能性, 但由于缺乏社会所需的技能而不能找到合适的岗位或者岗位的工资比较低, 家庭负担比较重, 家庭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对于这部分群体, 可以采取收入补贴为主, 增加就业机会为主。
(3) 改变待遇的计发方式, 首先改革收入差额补助制度, 在进行收入补助时应该提高低收入者增收的积极性, 例如可以让受助者在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上在其救助上减少0.5, 提高受助对象增收的积极性。而相应的医疗, 住房等制度不应该简单的以低保家庭作为准入标准, 应针对家庭的实际需要进行补助。其次, 从城市贫困者个人需求出发, 以人为本, 在对低收入户家庭脱贫可能性分析和分类的基础上, 分而助之, 完善专项救助制度, 不把享受基本生活救助作为享受专项救助的前条件, 而是应该根据贫困家庭的实际需要进行专项补助。在救助过程中具有针对性, 实现低保对象的需求与救助内容的紧密结合。
(4) 强调受助者的责任与权利相结合, 强调受助者的责任与权利, 建立一种权利与个人责任紧密相连的福利制度。低保对象虽然生活困难,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劳动能力, 但是他们的就业意愿却明显不足。对于那些有劳动能力的受助群体, 应该激励其就业, 引入工作导向型政策, 实现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工作福利制度是一项强制性的劳动力市场计划, 进行工作是受助者获得救助的前提条件。将福利救助对象重新定义为工作寻找者。工作福利制通常采取工作体验的方式。工作体验一般包括有酬的工作体验和强制性工作体验两种, 有酬的工作体验是指公共部门通过工作基金提供给参加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工作的受助者, 在得到工资的同时, 受助者还会享受到其他的支持和服务。但是有酬的工作体验通常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般为3到12个月。强制性工作体验是没有工作报酬的, 救助者要想获得救助金就必须工作, 它的目标在于提高受助者当前的就业率同时使受助者保持一种工作伦理。
(5) 实现救助的社会化, 重视社区的作用。现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不仅仅是要维持城镇困难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是要在提供保障生存的基础上促进其发展。强调低保救助制度的社会参与, 充分发挥社团, 家庭和市场的作用。通过各种救助以及相关的措施促进救助者自助摆脱贫困, 应调动社会力量介入到这一领域, 社会力量的介入一方面能够为低保的实施提供资金的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介入有利于在此领域的政府政策的完善以及形成一种监督机制。同时, 要注重社区的作用, 首先, 社区服务能够对事物救助和现金救助进行补充;同时, 通过社区就业能够实现社区居民实现就业从而摆脱贫困。其次, 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活动的开展促进贫困居民的社会参与。改变以往将低保群体置于被动接受的位置。社区活动的开展能够促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 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防止贫困者边缘化, 远离主流社会。
摘要：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证低保家庭的基本生存需求, 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以“收入为本”的消极救助理念对于脱贫的意义却不大, 陷入了与制度初衷相悖离的贫困陷阱中。因此, 试图找寻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从社会投资理论的视角下寻找化解的路径, 最终达到完善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关键词：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投资,贫困陷阱,负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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