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精选12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1
“中等收入陷阱”可用十个关键词描绘: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转型是硬道理”, 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转型的内涵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
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被称之为“进步时代”, 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 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 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 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
二、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 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阶段, 也是经济起飞阶段, 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 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 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 从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 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 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 顺利进入中上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 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 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 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 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 产品高附加值,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自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下等收入阶段, 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 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 自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 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 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三、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 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从1978年之后就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 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 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 四年 (指2006—2009年) 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 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这次金融危机, 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 (印度为6.5%, 印度尼西亚为4.6%) , 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应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 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 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 而一旦超过10%, 就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 (第三方) 独立评估来看, “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 反而问题更突出, 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 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 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 (市民和农民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 是“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 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 破除新教条主义论 (如增长就是硬道理) , 破除GDP盲目崇拜论, 破除唯经济论。
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第一,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 (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 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 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 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 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 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 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 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 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 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第二, 社会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 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 又有摧毁性的一面, 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 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 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 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第三, 政治原因。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 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 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 成为既得利益群体, 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 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 甚至停滞不前。
第四,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 不时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 西方国家发现,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 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 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 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
五、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 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 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 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程度提高了, 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 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 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 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 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 就会出现“民主乱象”, 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因此, 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 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减小社会动荡。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2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主要特征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主要表现
世界银行最新《东亚经济半年报》：
2010年，东亚人口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
东亚其他地区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将增长与公平相结合。
在危机前，东亚有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两美元，如今贫困率已降至人口的29%。但是，许多东亚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有些非常明显。
第三个挑战是需要管理好脆弱性和防范新的危机。
报告说，自以来，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报告说，东亚各国需要推进各自的改革规划。
布拉姆巴特说：“在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所需要的各项改革十年之后，东亚现在必须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其中部分改革的挑战性之强绝不亚于197月后进行的改革。”
在题为“东亚城市边缘的可持续发展”的特别聚焦部分，报告分析了对东亚地区城市化的惊人预测。到2025年，城市人口预计会猛增5亿，增幅高达65%，对已显不足的公路、电力、供水和卫生系统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式特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
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
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繁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和紧密。随着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展和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的改变，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蕴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
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3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落实两次全会确定的任务，我们就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学上说，所谓改革，就是校正扭曲，使潜在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2014年，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4.8%，比我们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低10个百分点；而且其中按户籍人口算城镇化率为35.9%，其他是所谓的常住非户籍人口。我们必须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才有增长的基础。那怎么释放人口呢？
一个是改革农业，2014年，我国粮食生产1.2万亿斤，但各级财政大量补贴，是一种从种子到餐桌的全程补贴。补贴干预了资源配置。比如说，东北应该是漫山遍野大豆高粱，但是补贴后的玉米成本是6毛钱，国家再按八九毛钱收购，相当于再补贴，所以农民都改种玉米。但玉米市场价格人为抬高，玉米加工企业大量亏损，又在争取国家补贴，于是补贴变成指导资源配置。我们应该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而对农业生产应回到承包制时的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怎么用由农民自己决策。现在的做法就是国家用所谓的经济杠杆直接配置资源，而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国家作为补充。怎么办呢？就是把价格放开，让农民根据比较效益自主决策。资源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因粮食收益不高，出现耕地集中化经营，达到平均收益，分散的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业，相对收益较高，农业合作组织获得发展，帮助农民连接市场。目前，经过大量补贴后，我国粮食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反映了我国的农业资源条件相对较差。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特别是民选政府国家，如果卡住农产品出口，政府就要丢选票，就站不住。那么，如果发生严重紧张的国际局势呢？很好办，保留一年的库存周转，搞好种业，然后还草一耕，几个月就长出小麦，还湿一耕，几个月就长出水稻了。
二是放开价格，让市场配置资源，实际上是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农用土地的流转试点现在也已经开始了。还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与国有土地在同样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入市，也在选一些地区做试点。这些全部推开后，几百亩上千亩的大户就有可能越来越多。当然在WTO“黄箱”约束之内，我们仍可以适当地对粮食提供补贴，但是不要全过程补贴，应该实行后补助。所谓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比如按农药、化肥残留标准。因为施用农药、化肥越少，产量越低，适度补贴后还可以卖高价，让农户自己选择。通过对上述方面的改革，我们可以释放出农业劳动力、合理利用农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的收入也可以增长。
第二是户籍改革。这也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改革，而且公共服务资源应该随着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其中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卫生和医疗等。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户籍制度改革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大量的研究表明，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包括周围的小城镇，才有就业机会，比如设计、物流、生活服务，以及围绕制造业的一些生产服务业就业。西部地区很可能围绕省会以及一两个重要城市，形成城市带。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于是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打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障碍。现在各地都对劳动力流动有限制。目前相当多的地区规定必须有产权房才能够落户。这也是造成住房价租比畸高的重大扭曲。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口，在德国80%的人租房，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大城市病”。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可能向价值链比较高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一条就需要解除管制，放开市场进入。现在国务院正在推简政放权。克强总理一直在讲，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已产生应有的效果，特别是在创造就业方面。在进一步解除管制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引导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财政现在成立了一些基金，把过去直接面对企业的资金改造成“种子基金”，就是引导社会上的一些基金对企业创新投资，比政府自己做要强，而且还减少了腐败的机会。
当然，讲到城镇化有必要讲房地产税。我见过很多文章说地方主要靠土地财政，是看到土地基金年收支规模达到四、五万亿。实际上地方在土地上的净收入并不多。全国平均土地拆迁补偿、安置及土地整理后的净收入约占毛收入的20%。问题主要在于地方不断依靠新增土地获得收入，造成了用地扭曲。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的情况下，同等条件入市，地方财政土地净收入还可能少一点，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土地增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多，常住人口增加了50%，人口密度是降低的。我们的城市不仅人口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不要说OECD国家，而且交通还比人家拥挤。这就是用地扭曲的表现。今后应该有一个好的激励，而房地产税是一个好的激励。激励地方政府盘活存量，城市集约式发展。
第四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社会养老保险必须改成国家直接管，才能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国家统筹，但是，必须要改目前的保险制度，因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也就是三中全会要求的多缴多得的制度，单纯提高统筹级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要精算平衡，收缴、给付、投资收益以及替代率、给付年龄等等都是精算调整的因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过不去的，马上进入的快速老龄化更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也很多，但不再赘述。
总之，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决定性任务，如果到2020年我们按时完成了，我认为是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推进改革外，还要处理好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但是又不能经济失速。在企业方面，现在股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大力发展股本性融资，比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资本加大了，债务率就下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失速和规范有时候是冲突的。改革是需要规范的，比如对地方存量债务的处理，要清理也要给出路。要置换债务缓释风险，转换方式，例如转成规范的PPP方式，从而在规范中增长。
另一个难题是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也要平衡。例如，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一部过分超前的法，可能超前50年。但修改它要取得共识是很难的。2011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保险是大数定律，互济原则。买了保险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同等年龄段的人，互相之间互济。说直白点，就是短寿补长寿。保险法却规定为储蓄了，而不是保险。那么长寿者怎么补呢？只好提高单位的缴费率，大多数人却认为这是对的。医疗保险应该是一辈子缴费，而在我国退休后是不缴费的，绝大多数实行基本医疗保险的国家是退休后还要缴费。美国比较特殊，是65岁开始缴医疗保险，缴到终老。在65岁之前是税收政策支持的商业保险。这些难题都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的进度和改革力度之间这两个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认为，我们如果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如果采取措施真正推行很好的改革，6.5%—7%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实实在在，人民在当前和长远都受益的包容性的中高速增长。上述列举的改革措施，其实都是三中、四中全会规定的任务，有些已在推开，有的正在试点，有的处于积极准备阶段。我们要坚定地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文件规定的要求，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尽我们所能往前推，再难也要做到。现在正在开始研究“十三五”规划了，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不仅是指标，更大的是怎么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任务。所谓途径，就一句话，按照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真这么做就对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中高速的增长，而且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别比较 篇4
201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7 259美元①, 被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但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发展中国家如果依赖从低收入行列迈向中等收入行列的发展路径, 经济增长则会停滞徘徊, 人均国民收入很难突破10 000美元。一个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末期, 快速发展阶段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原有的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风险处理机制难以应对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易出现大波动或停滞不前。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许多问题已开始凸显, 粗放型增长方式扭曲了要素市场的配置, 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及高污染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较低的福利水平和收入差距增大导致了社会矛盾突出, 这些都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
从图1中看出, 巴西作为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典型代表之一, 从1971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到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3 800美元, 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经历多次经济危机, 难以突破陷阱。而世界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 从1985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到1994年突破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 前后花了8年时间。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相似, 而且面临日益凸显的经济社会矛盾。从外部环境看, 进入后危机时代,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给我国的外部市场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内部发展看, 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受资源环境的约束加大;另一方面, 我国内需严重不足, 国内消费市场长期低迷。与此同时, 我国还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有所增大、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公共产品和人力资本短缺等问题。
根据杨小凯和林毅夫学者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 后发展国家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集国家力量优先发展某些产业, 实现了经济的赶超。例如, 巴西和韩国都在经济发展初期, 大兴国有经济和引进先进技术, 完成了工业化,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根据“后发劣势”的观点, 后发展国家缺乏动力改革制度, 如巴西长期通过进口替代战略, 希望通过技术替代制度变革, 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因此, 通过根本性改革, 如政治改革和制度改革等, 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如通过国企改革, 可以改变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公局面;通过技术创新, 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利润从而提高工资水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从而缩少寻租的空间, 提供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从而促进内需。而这些改革内容, 关键在于政府的职能能否转变。因此, 本文根据韩国和巴西的经验教训, 从微观层面如国企改革、企业创新能力、腐败治理和收入差距调节分析政府转型的必要性。
二、迈过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教训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是国际公认的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 而拉美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韩国和巴西都在1985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3 800美元, 但是由于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导致不同的结果, 韩国与1994年跨域“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巴西一直深陷其中难以突破万元大关。
(一) 韩国的成功经验
韩国的经济发展被成为“东亚奇迹”, 通过政府主导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于1985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随后通过科技创新和社会改革等措施, 花了8年时间进入高收入阶段, 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
1.实现从生产型创新向技术型创新的转变。
(1) 根据Kenichi Ohno
(VDF &GRIPS) (2009) 的观点, 科技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域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如表1所示, 韩国通过“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 创新水平从生产型创新跨越到创新性创新, 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资料来源:根据 Kenichi Ohno (VDF &GRIPS) 的
注:相应期间为平均值, 单位为10亿韩元。数据来源:郑德龟.超越增长与分配-韩国经济增长的未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54.
而韩国之所以能突破这一阶段, 关键在于民间企业的创新能力发生了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 政府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等支持产业发展,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在高速增长期积累的资本基础上, 开始向技术革新决定企业成败的高新技术产业进军。由于政府主导的R&D投资不能挖掘技术创新所需的潜力, 企业开始自主进行技术创新。如表2所示, 从1981年开始, 企业的R&D投资逐渐增加, 产品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
(2) 韩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推进产业不断升级的两个阶段 (见表3) 。
在1972-1981年, 由于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通过引进先进技术, 促进战略工业的发展, 保证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化顺利过渡;1982-1990年, 在“科技立国”的政策指导下, 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阶段发展, 到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60%, 极大的提高韩国产业的竞争力。
2.实现国企改革和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韩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极力发展大企业集团, 通过政策倾斜逐渐形成了三星、东洋等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控制和垄断, 造成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而且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 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企业改革, 调整经济结构 (见表4) 。
3.通过反腐斗争提供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导致韩国腐败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加大, 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控制, 为寻租创造了条件。韩国的大企业为了获得资源的优先分配权, 通过贿赂等方式谋求利益, 导致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现象。在全斗焕、卢泰愚等时代, 官商勾结严重, 政府逐渐失去公信力。
韩国政府通过颁布反腐法案, 严惩腐败犯罪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等来进行反腐。韩国通过一系列的反腐斗争, 政府清廉程度明显上升, 创造了一个公平公正的政治环境, 见表5。
注:0为最腐败, 10为最廉洁。数据来源:国际透明度网站 (http://www.transparency.org/) 。
4.缩小收入差距, 扩大内需。
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消费和出口3个动力拉动的, 三者在GDP 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构成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贡献率, 3个不同的动力形成的贡献率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根据郎咸平的观点 (2011) , 国家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需要寻找一个突破点——内需;而为了促进居民消费, 必须提高国民收入和社会保障力度, 解决社会收入差距问题。
为了缩小收入差距, 韩国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推出的《最低工资法》, 使得贫富差距缩小, 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降为1991年的0.263②。在居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后, 消费率也从1980年的76%开始下降, 到1990年出现拐点, 从63%逐年上升。内需扩大, 也为韩国1994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基础。
(二) 巴西的失败教训
巴西从20世纪50年代通过进口替代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 其中1968-1974年GDP年增长率都超过了10%。在第二次工业化背景下, 巴西和韩国都实现了重工业化, 都在1984年人均国民收入突破 3 800美元。但是韩国通过创新和企业改革突破了陷阱;而巴西受“华盛顿共识”的影响, 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1.创新不足。
20世纪70年代末的能源危机迫使世界产业结构开始进行优化升级的时候, 巴西经济开始衰弱。20世纪80年代, 巴西的投资大幅减少, 致使巴西难以引进所需的新技术, 持续的财政困难和外部压力也使主要国有技术研发中心的改革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20世纪90年代巴西为了寻求突破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第一, 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 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 其中教育、科研资金难以到位。而且政府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导向, 导致本土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结构升级难以实现。第二, 开放资本市场, 导致外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本土企业, 弱化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移来减少巴西国内的研发, 通过收购后生产技术含量低和低附加值的产品, 这些行为虽然使得巴西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 但是弱化了创新能力, 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发展。第三, 本土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指导下, 通过进口引进大量先进技术, 只实现了生产性创新, 因此本土企业会一直处于价值链低端地位。
巴西科技进步与创新长期不受重视, R&D (研究与发展) 投入强度低, 1996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72%, 2000-2008年在1%③徘徊。2004年以前, 巴西法律禁止政府直接资助公司的创新行为, 也不允许公司雇佣大学研究人员, 这使主体间缺乏交流互动和衔接, 不仅阻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经济, 也阻碍了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2.国企改革脱离政府期望。
巴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兴建许多大型国营企业, 如国有化石油、铁路、电力等部门, 掌握经济命脉, 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巴西的国有企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00余家发展到70年代的近600家。但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停滞、严重通货膨胀后, 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到1997年完成了钢铁、石化、化肥、铁路、电力部门的私有化。国企私有化出现了私人垄断资本家和大量的下岗工人, 完全背离了国企改革的减少国家债务、增加政府收入和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3.腐败现象严重。
政治腐败是制约巴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根据透明国际组织2005年公布的“清廉指数”, 巴西得分为3.6、世界排名62。政府官员通过干预经济生活, 如通过税务稽查, 政府采购招标、审批权等来谋取利益, 导致腐败滋生。世界银行2009年对巴西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 腐败成为企业经营的一大障碍。其中中小型企业虽有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 但为了获得发展, 贿赂的比例高于微型企业和大型企业 (如表6所示) 。例如中小型企业的财务系统不完备, 为此24.2%的企业都愿意向税务稽查员行贿。中小企业花费大量的资源行贿而不是建设与发展, 不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另外, 腐败还加剧了巴西的收入不公、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政治动荡, 阻碍了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步伐。
4.收入差距扩大, 造成内需不足。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 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巴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巴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 依据“积累优先”和“先增长, 后分配”理论, 经济发展所增加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家、大庄园主和企业白领阶层手中。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下降, 社会两极化现象加剧, 1979的基尼系数年达到了0.493④, 到1999年基尼系数高达0.64。收入差距的扩大, 消费率低于同时期的韩国, 1990年居民消费率为59.3%, 到了2009年居民消费率才达到64.3%⑤韩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三) 韩国与巴西的比较分析
1.创新能力对比。
巴西对R&D的投入强度明显低于韩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 巴西和韩国的R&D投入 (包括国家和私人投入) 强度起点差距不大。但随着韩国“科技立国”战略的实施, 韩国的研发投入持续增长, 1996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42%, 2000-2010年维持在3%左右;而巴西1996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0.72%, 2000-2010年维持在1%左右。两国的专利申请情况也说明了两国创新的差距, 如表7所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国别报告 (2009)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 (http://www.wipo.int/portal/index.html.en) 。
2.国企改革情况对比。
韩国与巴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前, 都通过成立大量的国有企业来垄断国民经济命脉, 政府通过对国有企业的干预,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到了20世界80年代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 国企的存在导致了市场垄断, 不利于中小型民营企业发展, 而且权利的过度集中也造成腐败多发。因此都进行了国企改革, 韩国通过改革发展了三星、LG和现代等大品牌企业同时带动了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而巴西的国企改革却导致了私人垄断资本和腐败现象更严重。
3.社会公平公正对比。
韩国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后, 通过一系列的反腐斗争, 清廉指数逐年上升。巴西腐败现象一直严重。2005年的清廉指数, 巴西为3.6分, 韩国为5.0分。韩国贫富差距也在缩小, 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降为1991年的0.263, 巴西的基尼系数1999年仍然高达0.64。
三、中国现状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主要通过投资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 依靠“人口红利”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实现了经济飞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GDP年增长率都超过8%。2005年,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 090美元, 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原有的依靠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方式逐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加快结构改革和社会改革, 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1.国企改革和中小型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2012年2月27日, 世界银行发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 建议在结构改革方面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民营企业。根据Brandt和Zhu (2010) 年的研究, 我国超过50%固定资产投资都被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占有, 但是只吸纳了13%的就业比重, 而中小企业吸纳了87%的就业。
中国长期以来低效率的投资、迟迟不能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都与国企占据垄断地位、控制资源流向、低成本获得资金有关;而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 以及上下游行业之间利润率的差异, 包括由此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同样离不开国企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国企的强化, 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实在是一种阻碍。
民营企业发展前景却不乐观。截至2010年上半年, 民营经济吸纳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新增人数的80%以上, 提供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 成为自主创新的力量。但是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恶化, 由于政府主导的新兴项目进入门槛高, 而民营经济融资渠道不畅、政治上缺乏保护, 发展呈下行趋势, 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2.创新发展不足。
中国企业依靠低廉的资源和低成本的劳动力等要素红利支撑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但是创新能力才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因素, 只能通过创新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但是作为创新重要力量的中小企业逐渐萎缩, 成为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
根据国际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标准之一, 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超过2%。表8显示我国的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差距太大。另外, 我国的创新主要是生产性创新, 而发达国家创新是在高端技术领域。除此之外, 我国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脱钩, 与20世纪90年代韩国跨越陷阱前的现状类似, 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不超过20%,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80%的水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3.贫富差距加大。
根据表9的数据, 中国20%的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以来就持续上升, 1981年收入最高20%的群体收入是收入最低20%的4.37倍, 2002年为8.89倍, 2005年达到9.6倍, 说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6, 2005年为0.47, 数字在不断增加。此外, 我国政府的职能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基建投资中, 政府缺乏构建福利机制的动力, 导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更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忽视收入分配功能, 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四、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韩国和巴西的对比分析, 实施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和社会公平公正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结合我国的现状, 进行国企改革、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1.国企背后所体现的经济增长模式、收入分配制度、政府职能界定等深层次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国企改革也是我国由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必须将国企改革作为关键突破口, 其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进程, 也是现实条件约束下最佳的改革突破点。
2.面对内需不足、资源瓶颈、能耗过大等经济转型的困难, 创新才能成就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现阶段创新的主导仍是政府而不是企业, 各地方政府都在设计创新规划、创新考核目标。根据管理学大师波特的观点, 当一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政府应该淡化其作用, 最好能做到无为而治。必须将政府的作为主要放在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环境上, 真正激发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
3.我国国企垄断、腐败现象仍很严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导致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因而, 一方面导致内需不足, 经济难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威胁到经济的稳定发展。
我国国企改革的深化、创新能力的提高和贫富差距的缩小, 关键是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提供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公平。通过政府转型, 激发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自趋动力, 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从而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7 259美元,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通过总结韩国和巴西的经验教训, 本文从国企改革、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腐败治理和收入差距调节等角度, 分析政府转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国企改革,创新能力,收入差距,政府转型
注释
1 数据来源:2011年《国际统计年鉴》。
2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整理。
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4 数据来源: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5
2013年06月23日 02:24 人民网-人民日报
制图：张芳曼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据专家测算，到2022年左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就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见，今后10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那么，我们应如何应对这一发展阶段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既定目标？本期“观察”继续聚焦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编者
跨越陷阱关键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问对)
——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本报记者于春晖
记者：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在其《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以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高度重视哪些问题和挑战？
王一鸣：目前，如同其他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经济体一样，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发生了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减少，劳动力成本不可逆地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向下调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开始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正在转向7%—8%的新常态。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既有发展模式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暴露出来。比如，经济增长过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发展不协调特征比较突出；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支撑发展，发展效率总体不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发展成果共享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发展代价过高。特别是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低优势减弱，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更加凸显，能源资源约束持续强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关系我们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关键是什么？
王一鸣：关键是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近期，李克强同志多次强调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增强我国发展动力和可持续性的重大战略。应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改革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国内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创新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是现实的问题，也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留下了巨大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在既有发展版本基础上，形成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版本，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高、活力和动力更强、公平性和可持续性更好的发展版本。
记者：李克强同志还提出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对此，您如何理解？
王一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动力在于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以释放改革红利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任何发展版本都要有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机制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形成相关利益格局，决定发展版本的选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破除既有发展版本的体制安排和利益结构，实现发展版本升级。虽然相对于以往，推进改革受到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但如果不突破原有体制机制，不冲破既有利益格局，发展版本就很难升级。
深化改革，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做好政府权力的“减法”，核心是简政放权。简政放权不能仅仅停留在机构撤并上，而应在职能整合、流程再造、效率提升上下功夫，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给市场和社会。要下决心减少行政审批，抓紧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项，严格控制新增审批项目。将更多的政府职能由“前置”改为“后置”，并且对“后置”严格依法进行规范。创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就要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强化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的职能，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于扩大内需。应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释放城镇化的扩大内需潜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与既有版本相比，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加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使经济增长由过多地依靠外需拉动转向内需、外需协调拉动，实现新的经济平衡。应积极稳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通过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释放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潜力。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供给动力来自于创新。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应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创新活力。与既有版本相比，中国经济升级版更加强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企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积极创新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 高素质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营造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环境。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互动)
提问
网友一筹莫展：
现在老百姓收入低、压力大，连站都站不稳，快要趴下了，哪还能跨？跨不过去，不是迟早要掉到陷阱里吗？
回答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新新：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这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推动我们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从经济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会极大地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堵塞通过创业、创新、创造增加社会财富的源头活水。从社会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加剧社会对立，影响社会稳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应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应通过制定倾斜政策和限制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同时，通过制定实施具体的制度和政策，促进起点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规避社会风险和自然风险，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稳定消费倾向和支出预期，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逐步完善的原则，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一是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社会保障 制度非均衡发展的态势。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有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二是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整机制。
创新社会管理。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渐次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同时显现出来。社会矛盾纠纷本质上是利益问题。因此，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就要创新社会管理，关注群众的利益需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一是高度关注民生。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制定政策时，应科学严谨、公开透明，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项目决策上，应着眼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切实让大多数群众得到实惠。二是着力推进依法行政。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保证依法行政。三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形成国家、社会、个人多赢共生的利益关系。
完善新阶段的发展战略(观察者说)
李晓西
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克服很多严峻的挑战。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数十年间未能实现这一提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在传统成本优势丧失的形势下，没能在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新的增长动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结果出现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徘徊的局面，引发了诸如分配不公、腐败泛滥、“城市病”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对我国来讲，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质上是对经济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最近30多年，我们已看到了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力量。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改革在保证持续发展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在经济体制转型和发 展方式转变中，聚焦点、明战略、增合力，力求在三五年内有较大突破，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起点。为此，需要调整和完善战略思路。总的看，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科学发展、绿色新政”。这样的战略思路既有继承性也有创新性，既立足国情也有国际化内涵。
经济发展战略
在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低廉优势正在失去，如果不能及时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就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因此，跨越陷阱的必由之路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资源，培育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融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桥梁。事实上，中央早已看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现在需要深刻领会和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并配套好制度、政策和措施，改变单纯追求GDP的倾向，把新战略落实下去。
城镇化战略
城乡发展差距大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城镇化则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内需潜力所在。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遵循城乡统筹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使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有助于避免或减轻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城市病”现象，防止大批进城农民沦为城市贫民，形成城市贫民区。统筹城乡发展，应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调整创新制度以保证农村发展需要；改革土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积极稳妥改革户籍制度，放手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快保障房体系建设，为城市新成员提供住房保障。加快推进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城乡人口流动创造良好条件。
环境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当前，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实践证明，只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构建环境保护制度，才能真正达到环保目标，才是主动、有效的环境保护。应把绿色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模式选择，以不超出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目标，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社会经济各个环节都实现绿色化、生态化，为后代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高的发展平台。这需要通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来实现。
改革战略
应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被一步步破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根本体制保障。面对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存在的越位、缺位与错位问题，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应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和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应进一步加强竞争机制，以发挥各类经济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应加快推进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目标的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意味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意味着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可持续发展要求得到贯彻落实。这显然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长停滞徘徊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保证发展质量的关键战略，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大意义。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产业、财政、税收、金融、贸易以及投资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应通过深化改革、健全体制，使资源环境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随意或低价使用的公共物品，使资源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我国经济已发展到必须实行绿色发展的阶段，需要深化各方面改革以适应绿色发展的需要。
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方法 篇6
1.中国过去靠什么发展？
中国30年的增长奇迹曾经让世界叹为观止，背后的动因有三：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与入世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制度红利指的是制度改革导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入世红利指的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通过参与国际市场、发挥比较优势获得的高额回报。
而3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为人津津乐道的红利已经被逐步释放甚至消耗殆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峰值出现在2011年人口老龄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0%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是8.1%，2014年增长为10.1%，未富先老的格局已然形成，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红利这几年已经逐步释放，新三板、互联网金融等新的改革成效尚不显著，制度红利处于空档期；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逐渐减弱，去年8月的汇率中间价参考前日收盘价的调整也意味着中国通过强行压低汇率来获得出口优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入世红利也在减弱。三大红利逐渐远离，中国的下一脚会不会踩进“中等收入陷阱”？
2.当下的困境与思考
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为“三期叠加”：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经济维持30余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实属奇迹，何况这表面光鲜的数字背后是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损耗，增速放缓一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红利丧失）；二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需要，经济增速换挡期理所应当。
不同的发展模式要求不同的经济结构，过去30年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新的集约型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要求人力资本的提升，要求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要求更加完善的产权保护……这都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不能急功近利。
这3个时期的任何一个单拿出来都足以造成社会阵痛，何况三期叠加？这三期处理得好，中国必将脱胎换骨，处理不好，就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认为，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内忧指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亟待改革，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亟待突破。外患指前有欧美技术压制，后有印度穷追不舍。欧美设置的技术壁垒是技术模仿的隐形天花板，专利制度在保护欧美已有成果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国创新的抑制，已有技术和待开发技术之间存在断层，技术研发面临困境；三明治理论指出，低收入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一定区间内提高会产生“追逐效应”，拉大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因此印度等的追逐效应对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起促进作用。
二、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曾经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相对于美国的发展情况类似于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台湾，以及1997年的韩国，这3国家在此后的20年都维持了高增长。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之后的发展战略类似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所以中国应有潜力再维持20年8%的增长。”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关键在如何释放中国潜在的能量。
方法一：教育——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教育推动创新，创新激发企业家精神，三者一脉相承。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员工的教育，而不是培养领袖的教育，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模仿的专家而不是创新的天才。事实上，韩国的跨越离不开教育的红利。“去年10月25日，亚洲开放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永远是最后的也是最硬的底牌。“全民创业”热潮不退的同时要警惕盲目创业与资源误配，这把火若是没烧好，也容易出大麻烦。
方法二：制度改革——释放新一轮的制度红利
一是收入分配结构改革。拉美“增长性贫困”是前车之鉴，经济和贫困率的同步增长使社会愈发脆弱。收入分配的改革不只是社会公平的问题，还有刺激内需的作用。穷人想花没钱花，富人有钱没处花，这才造成了内需疲软，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
二是农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农业改革是将劳动力从土地里解放出来，过去廉价的劳动力是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而如今这一流动过程基本完成，其余农业人口几乎都从事于农业生产。目前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没有当地户口就享受不到大部分的公共福利，因此劳动力流动成本上升，劳动力供给弹性受到限制。放开户籍管制无疑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弹性，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
三是金融体系改革，金融做得好实体经济才能风生水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供稳健的金融环境。互联网金融、新三板等尝试是一个好的开端。
方法三：技术创新——寻找新的贸易红利
国际贸易目前形成 “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三角模式。消费国以长期贸易逆差的欧美为代表，生产国以主要出口制造加工品的中国为代表，资源国以主要出口资源的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暗示了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加工贸易的优势在逐渐丧失，若想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立稳脚跟，产业链低端的位置就必须要改变，进到出口高端科技产品的层次。创新是唯一的路，必须完善专利保护制度，改进大学教育模式，加大创新科研投入。
三、结语
也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7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的概念, 其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发展必经历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 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 人力资本激增, 丧失原有比较优势, 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技术研发投入与水平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相比,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 若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 被认定落入“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阶段没有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 被认定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发展年限为标准, 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 35个已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30个 (如:菲律宾等) 进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 (如:委内瑞拉等) 进入“中高收入陷阱”。在微观上看,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未达到产业更新目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引领地区进入中等收入, 但代价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其发展阶段呈现几方面的特征, 包括社会经济停滞、民主乱象、收入分配不均、腐败严重、失业率高、社会动荡、社会化服务短缺、信仰多样化、金融系统风险加大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与跨越。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需要由生产要素巨量消耗跨越到技术、创新拉动。其实质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升, 也是收入由低到中再提高的过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是社会文明乃至价值观的演变, 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甚至更深层次的根本性变革。
二、我国收入发展水平状况及存在问题
现在, 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阶段转型期, 2015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 呈现出经济总量增长平稳、产业结构优化、民生不断改善的态势, 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进入中高速发展。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绝对量67670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9%。中国大陆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6782万人, 按此得出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7900美元 (约合人民币48980元) , 高于2014年的7485美元, 仍然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我们也应看到, 全国已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辽宁和山东等10个省市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 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我国是有能力利用好转型跨越期的新比较优势突破收入陷阱之困。
但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 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 传统发展优势正在弱化或消失, 面临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诸如产业换代升级带来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 收入水平差别的扩大,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和新旧制度转换的成败等一系列现实制约, 都是中国在经济超越过程中,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严酷现实。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拙见
(一) 以收入分配公平为切入点, 孵化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已积累了极大的产能, 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在此过程中,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凸显了需求侧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这对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的公平性产生了新挑战。即, 我们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 且要稳妥的缩小收入差距。就现实而言, 各种不公平现象下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联系, 且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也是产业政策指导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 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重要的根基。因此, 重新划分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中的比例, 先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最终达成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目标, 是我国突出中等收入重围的关键第一步。
(二) 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双驱动, 促进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双机合并协调发展是成功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发展条件, 也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化的先决条件。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的进程中, 应把持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例协同发展, 避免顾此失彼, 形成城乡二元化僵固。城镇化是工业化升级发展和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转型的先提条件;工业化发展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基础。就世界范围看, 工业化经济发展中后期, 城镇化率水平均在70%以上。2015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达到56.1%, 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因此, 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导向、城乡统筹整体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而工业化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将为升级产业构成提供较充裕的新型劳动力资源, 助力经济成长, 促进社会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三) 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 突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
外部经济的传导性威胁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使其经济停滞不前。我国也面临全球经济发展的钳制, 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抵御全球经济冲击突破束缚的有效途径。因此, 我国在转变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同时,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深挖国内市场上来。简言之, 我国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危机, 同时, 我们也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条件下的良机。不过, 特殊机会的选择与实现都需要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内部大市场作为保障。
(四) 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构造经济增长新型动力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重围的关键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成长, 这就要构造新型经济增长驱动力。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投入方式, 转变为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制度创新改善发展环境的高效集约模式;二是必须走出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怪圈, 加快向绿色循环经济、节能环保经济结构转变;三是必须增强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兼容性, 提高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硕果程度, 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五) 以完备社会服务系统为支点, 创造新型居民消费需求
一是继续完善社会服务系统。我们要争取城镇 (村) 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化制度全覆盖, 进一步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优化社会民政优抚救助, 使幼有所依, 老有所养;改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制度, 加大保障房、安居房投入建设。二是继续推进医疗及教育改革。构建全国范围医疗保险跨区域结算系统, 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面覆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保险, 优化、平均分配所有教育资源等, 解除居民消费身后之忧, 创造扩大新型居民消费, 加速经济流通循环。
四、结论
总之, 我们应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引领下, 以“十三五”规划为蓝图, 以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的经验为鉴, 积极合理运用, 力争突破收入陷阱围困, 探索顺应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新制度, 在新常态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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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8
“中等收入陷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 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一份名叫《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 是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的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个战略, 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它们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所锁定, 人均的国民收入将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 进而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停滞徘徊期。”[1]简而言之,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 由于其不能顺利且快速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长期徘徊不前, 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像掉入了陷阱里一样, 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挑战
(一)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消费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和改善, 然而, 社会并没有按照“先富带动后富, 社会共同富裕”的轨迹进行前进, 在财产收入提高的同时, 我国的收入差距日渐增大, 社会财富不断集中, 特别是城乡、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同时, 消费需求不足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成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 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缺乏创新能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 资金技术匮乏, 但我国依靠着劳动和资源密集性产业的比较优势, 顺利的实现了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加入了WTO, 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但是, 随着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减弱, 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产要素结构, 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迫切的走上产业升级的道路。然而, 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产业升级调整较为困难, 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差较大。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 技术人才成长缓慢, 科研经费不足都制约着以创新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发展。
(三) 腐败多发灰色收入规模扩大
“《人民论坛》的杂志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被排在第一位, 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 占52%。”[2]腐败不仅危害社会, 激发矛盾, 更加制约经济的发展。腐败问题不解决, 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绝无可能。由于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 灰色收入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灰色收入透明度低, 介于合法和违法之间, 而且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数倍, 因此它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不公, 腐败泛滥的一个根源。
(四) 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是我国面临的客观现实问题, 也是我国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这种就业难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充分的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只有较好的解决就业问题, 才能顺利的跨越陷阱。除了就业困难外, 公共服务情况也是百姓关注的热点。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较低、服务不到位、差距过大的现象比较普遍。公共服务短缺会阻碍社会公平和发展, 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道屏障。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多重优势
(一)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发展充分证明, 改革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一直秉承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和决心, 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达的同时, 当前的社会情况也随之复杂, 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然而,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我国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全面统筹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 同时, 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改革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 可见, 面对复杂的形势, 我们的领导者是能够继续保持冷静, 深化改革、制定措施、引领我们走出陷阱的困扰。
(二) 工业化加速阶段与潜在的城市化空间
目前, 我国的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并且向后加速过渡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经验来看,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是可以继续保持加速发展的。此外, 我国的城市化比例虚高, 许多人生活在城市却没有真正城市化, 而是“被城市化”了, 无法实现城市的身份转变, 不敢像城市人消费, 城市化比率实际比较低;同时, 城市化的质量也不如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也要求城市化的规模与之协调, 这种潜在化的空间势必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 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跨越“陷阱”的又一优势所在。这种区域经济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等几个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实事, 导致其形成原因更是复杂多变。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发达的地区可以与落后的地区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根据自身区域特点, 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结语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的同时, 我们也具有自身发展的多重优势, 同时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我们要坚信中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改革开放30年后,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出的GDP数据来看, 我国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队伍后, 并不能像之前一样顺利的过渡到高收入国家, 如果不能尽快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 过去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与挑战,优势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9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得以革新, 市场机制逐渐完善, 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辅以宏观调控, 市场活力得到激发, 我国的经济逐渐焕发出活力, 经济迅猛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322亿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由381元增长到38353.52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1.2元提高到19659.04元 (按照2012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折算为2578.8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划分的标准, 人均国民收入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 在996美元至394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在3946美元至121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高于1219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我国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 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被夹在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中间, 市场逐渐萎缩, 原有的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无法再维持下去, 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 始终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众所周知,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可以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可以动员该国的闲散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 使本国的闲散资源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到更为广阔的需求市场, 对外贸易还可以使一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更为活跃, 促进该国财富的集中, 提高该国国内要素的收入水平。诚然, 其观点受到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 不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没有注意到科技创新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 但是, 对外贸易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是对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 探索现阶段的对外贸易发展趋势,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回顾
自从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以来, 我国的学者便开始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提出使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措施, 得出很多开创性的成果, 指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 对以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学 (2010) 从经济大循环理论出发, 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大规模组织建造和销售平价商品房、平价租赁房, 这样既可以有效扩大内需, 拉动经济较快增长, 在住房需求被释放出来以后, 政府就可以一方面减少财政赤字, 缩小政府投资规模, 降低财政风险, 另一方面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贷款增长速度, 防止通货膨胀, 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回到中性状态, 从而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难题;孔泾源 (2011) 在研究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现有的实际情况后, 认为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旭清 (2011) 认为我国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和消费模式升级, 鼓励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 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
现有文献中, 对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中, 尚缺乏专门文献就对外贸易的研究。本文基于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的经验, 从我国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 分析我国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应该采取的措施, 最后建立模型实证探析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研究对外贸易如何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 国际经验分析
各个国家 (地区) 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结构、收入分配机制、政治体制结构等诸多因素的不同, 针对迈出“中等收入陷阱”采取的措施不一而足, 所用的时间跨度也长短不一, 最短的是韩国, 从上中等收入国家 (地区) 进入高收入国家 (地区) 序列仅用8年的时间, 美国和英国分别用了14年和12年, 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分别用了13年、11年、10年、12年, 由于韩国跨越“中等能收入陷阱”所用时间最短, 格外引人瞩目。韩国在八十年代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 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本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内优先发展重化工业, 积极发展高技术含量、高加工度的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 同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确立“贸易立国”的战略, 在这些举措的刺激下, 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飞速猛涨, 一直维持在50%以上, 对外贸易成为本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强劲动力。日本战后经济空前萧条, 但是由于其原有的经济体系和产业基础尚存, 而且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经济恢复很快, 在1955年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生产能力, 之后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科技立国”、“教育立国”等战略思想, 着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 将“贸易立国”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而且一直把重点放在出口方面, 在以上措施的刺激下, 对外贸易成为维持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加坡自在整个中等收入阶段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很高, 始终处于296%以上, 1980年甚至达到了412%, 这样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惊人的, 但正是新加坡的高对外贸易依存度拉动了本国经济的增长, 让其在短时间内成长为高收入国家。
2. 我国的选择
针对我国目前所出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特征, 我国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过去依靠高投入、高耗能的粗放外延式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能耗的集约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 重视人力资本的发展, 为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 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时代, 但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国家的市场上, 我国产品依然具有优势;采取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战略,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与对外贸易的联系日益紧密, 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合理的知识产权策略势在必行;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技术, 尤其是对节约资源生产技术的引进, 推动低碳技术的升级更新, 以减少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壁垒”。
四、实证分析
1. 衡量指标与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活跃程度, 鉴于目前文献中都是以我国的人均GDP探讨中等收入问题, 故本文采用“人均GDP增长率”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历年统计公报, 选取区间是1981年至2012年共32年的数据, 关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计算, 由于部分年份统计公报中“对外经济”数据是以美元作为单位, 本文采用每年的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数据换算成人民币, 计量模型数据处理使用的是Eviews6.0软件。
2. 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择带有“趋势项和截距项”的ADF平稳性检验方法, 根据SC准则选取滞后阶数为4阶, 对“对外贸易依存度”和“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两个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也就是说不存在单位根, 表明两个变量是平稳的。
3. VAR实证结果分析
由第二步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两序列是平稳的, 本文对两序列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 根据SC准则和矫正, 本文选取滞后2阶的VAR模型, 结果如下:
式中YCD表示对外贸易依存度, ZZL表示人均GDP增长率, YCD (-1) 表示对外贸易依存度一期滞后值, ZZL (-1) 表示人均GDP增长率一期滞后值, 其他符号依此类推。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 我国本期人均GDP增长率受到对外贸易依存度前一期值的正向影响、前两期值的负向影响, 受到自身前一期值的正向影响、前两期值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本期的对外贸易可以促进下一期的人均GDP的增长, 但是抑制再下一期的人均GDP的增长;而本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受到人均GDP增长率前一期值的负向影响、前两期值的正向影响, 但是负向影响的数值 (-0.429) 要大于正向影响的数值 (0.139) , 受到自身前一期值的正向影响、前两期值的负向影响, 这说明本期的人均GDP的提高抑制下一期的对外贸易发展, 但是可以促进再下一期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主要呈现抑制作用, 因为其系数值较大 (-0.429) , 这正说明我国目前正处于中等收入状态, 人均GDP的提高, 会带来诸如产品要素价格的上升等不利因素, 产品在国际市场失去比较优势, 进而对外贸易发展受到阻碍;也就是说, 对外贸易可以有效促进近期内人均GDP的提高, 但是时滞性不好, 对后来的人均GDP的提高又有阻碍。
4. 脉冲响应函数
为了探求外界的某种冲击对模型系统的影响, 也就是如果模型中的e1t或者e2t发生波动, 那么对外贸易依存度和人均GDP增长率各有什么变动?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上述两个变量的变动情况。对外贸易依存度和人均GDP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像如下图所示:
由脉冲响应函数图像可以看出, 当在本期给人均GDP增长率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对外贸易依存度会逐渐下降, 在第四期下降到最大值, 此后逐渐恢复至常态, 这说明我国人均GDP的增长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这恰恰说明我国正处在中等收入时期, 人均GDP的提高必然会带来成本的增加, 从而导致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出现疲软, 对外贸易发展受挫;在本期给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单位的正向冲击后, 人均GDP的增长率会立即有一个大幅度的跳跃式上升, 在第二期开始下降, 大约在第四期附近恢复常态, 然后继续下降, 直到略为呈现很小的负值, 随后趋于平静, 这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可以有效促进人均GDP的提高, 而且发挥作用时间比较长, 第三期以后正向影响依然存在 (尽管数值很小, 近乎于0) , 但是在后期 (第四期以后) 对外贸易对人均GDP又呈现出负向影响, 不利于人均GDP的提高, 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科学, 对外贸易结构对经济的后续发展不利, 需要改变当前的对外贸易结构。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 寻求保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途径, 发现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及时解决新问题的同时 (比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体制改革等) , 始终着力发展对外贸易, 由此提出在促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 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但是本文没有就人均GDP的提高会抑制下一期的对外贸易发展, 但是可以促进再下一期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探讨, 这将是本文以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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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10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基本特征有: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停滞或增长回落、过度城市化、增长转型困局、社会冲突加剧、腐败问题突出、民主乱象、金融体系脆弱等。
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这一因素在拉美国家尤为普遍 (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等) 。
人力资本积累缓慢, 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指出, 当物资资本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由于资本的边际产量递减效应, 经济增长必然放缓。这时技术进步 (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 就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实现技术进步, 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 如果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这一点, 就会陷入增长停滞。这一现象在东南亚国家表现的较为突出。
金融体系脆弱: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这一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案例。自1997年以来, 东南亚各国已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缓冲器, 但这可能会产生不良副作用, 即造成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就连上世纪的日本也因为这个原因经历了“十年”衰退。
劳动力转移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 实行一定的限制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这些政策在经济上是没有效率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类似的制度会严重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拖累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采取渐进式改革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治体制改革一般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这种情况发生, 行政管理的落后、腐败滋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原本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往往还会制造出许多的行政垄断, 而一些本该竞争的行业由于行政垄断将失去活力, 进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在中国已经逐步显露出来。
二、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目前, 中国人均GDP接近4 000美元, 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区域, 中国发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了“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粗放增长、过度投资驱动”的模式, 造成了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二元社会 (市民和农民工)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许多问题, 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可能为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一) 经济方面的原因
经济增长过程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 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要素的成本增长, 投入边际报酬逐年降底, 如沿海地带劳动力成本提升,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受压缩, 使国际市场竞争力变弱。还有, 中国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 城镇化加速时期带来了交通拥挤、污染加剧、公共服务欠缺、大量的犯罪、形成各类贫民窟等多方问题。
(二) 社会方面的原因
经济增长的“双刃剑”有创造性, 又有加剧不平衡及摧毁性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 经济增长伴随劳资之间、政府与社会、人与自然、贫富之间矛盾增多, 若处理不好, 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即对经济增长形成巨大阻碍。
(三) 政治方面的原因
改革者由于最初的推动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 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 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 使得改革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 成为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因此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 改革可能会停滞不前, 越改越难。
(四) 国际方面的原因
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 西方国家普遍提出“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 并抱怀疑态度。当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 在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时, 他们又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现在, 西方国家在进出口贸易上对中国产品进行各种限制, 对中国人权、民主和民族问题丑化攻击, 因此, 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并未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而改善, 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 它们相互作用、关联及影响, 形成了特有的“政治民主化陷阱”、“收入差距陷阱”等。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 并未有缩小的迹象。2008年, 全国10%最高收入组家庭的实际收入是10%最低组的55倍, 而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 差距由2005年的9倍扩大到31倍。同时, 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 1990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3.4%。2001年该比例降至51.4%, 2007年则只有39.74%。七年间, 中国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中国还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鲁研究发现, 近年来中国“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 增速也很快, 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粗略估计为5.4万亿元。与2005年相比, 三年内增长了近1倍, 远高于GDP增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临界点。如果再计入“灰色收入”, 中国的收入差距则早已陷入了警戒区。中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并不远, 收入悬殊危及社会和谐, 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
(一) 加快四个转变, 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摆脱过度依赖于外需的增长循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 把经济发展根植于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形成消费与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以均衡化为目标优化多元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逐步实现农业由弱变强;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加速发展服务业, 实现服务业由慢变快, 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均衡带动转变。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加速人力资本形成, 提高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 推动中国经济由强调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强调创新的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并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 推进国际经济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发展。四是积极调整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但从当前形势看高耗能产业的发展速度惊人。今年一季度, 我国生产钢材1.85亿吨, 增长28.6%;生产粗钢1.58万吨, 增长24.5%;生产生铁1.5万吨, 增长21.7%;生产水泥3.36亿吨, 增长20.3%。单位能耗是在上升的, 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的环境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不论从外部压力还是内部需求来看, 中国要改变“库兹涅兹增长”方式, 必须把提高能源效率, 大力发展新兴能源和清洁能源作为调整能源结构的突破口。
(二) 以推动公平分配为切入点, 为持续增长培育新的基础
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调整政府支出结构, 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资源价格改革, 完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及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即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加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 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为有机整体, 最终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 要从再分配环节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总体水平及合理结构入手, 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即“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向个人, 协调政府、企业及个人分配利益, 增加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协调好劳动要素所得及资本要素所得间的比例;提高对居民的再分配力度, 提高并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比例及范围, 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问题;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进一步协调城乡收入分配二元格局, 通过土地流转进行入股、抵押、融资, 让农民获得资本赋权要素;放宽准入门槛, 实行垄断行业改革, 推行竞争机制, 以税收调节及控制价格垄断企业利润率;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预期, 完善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保障机制;降低税负, 提高个税起征点, 通过结构性减税, 以减保增、以减促加。
(三) 以循序渐进的城市化为依托, 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支持
快速城市化会带来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 进而引起高额城市化成本, 这将大大降低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功能。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 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 以逐步推进来缓解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 不断发挥城市化助推经济增长的功能。
(四) 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 降低受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 造成经济徘徊。中国也会面临这种冲击, 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有效保障。因此, 我国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 还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潜国内市场上来。
摘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阶段是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 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如何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进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来自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等方面, 因此, 要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获得长期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收入差距,分配公平
参考文献
[1]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 2010-07
[2]专家称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社会建设滞后.新华网, 2010-8
[3]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 2010-07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11
中国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窗口期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新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应对国内外严峻挑战的战略性安排。
毋庸讳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一些前所未遇的困难和挑战，诸如：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老龄化问题日益显现，传统产业和低附加值生产环节的产能严重过剩，粗放式发展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暴露，以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日益增强，等等。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客观地看到，我国的发展依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韧性。城镇化远未完成，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这意味着，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本丰富、创新能力正在增强，有支撑未来发展的雄厚基础和良好条件。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的下降态势，只是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而且这一态势是趋缓的、可控的、可承受的。随着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不断取得进展，我国经济将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实现稳定、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正是基于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复杂交织、相互影响的大背景，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历史性重要窗口期，如果不能在窗口期内完成发展的转型，我们就迈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发展新格局
中央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对转型发展进行了周密部署。概言之，未来五年，为了推动经济转型、释放发展潜力，我们将以新的发展理念为统领，依照“十三五”规划描绘的蓝图，通过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建立新的发展方式，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协调平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新格局。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发展新格局，需要从供给和需求这两侧采取综合措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历史性转折阶段，摆在面前的既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在供给与需求这对主要矛盾体中，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比如，在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的同时，新的增长动力尚难以支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资源密集型特征明显，对生态环境不够友好；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还不够顺畅，制约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外经济体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变化的新趋势等。因此，去年以来，中央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十三五”规划亦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重大战略和主线，旨在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健全经济监管体系等，促进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和更高效的利用，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为形成发展新格局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不要进行需求管理。我们还将采取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公共服务体制等措施，推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并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提供强力支撑，使需求和供给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良性互动。
坚持“唯真求实 守正出新”的价值理念
当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积极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试点工作，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直接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高端智库，我们将坚持“唯真求实、守正出新”的价值理念，扎实做好政策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四位一体的工作，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及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6”，集中反映了过去一年我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9种（20册）著作。其中：《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上、下册）和《从“数量追赶”到“质量追赶”》是中心的重大研究课题报告；《新形势下完善宏观调控理论与机制研究》《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与政策》等9部著作，是中心各研究部（所）的重点研究课题报告；还有8部著作是中心资深专家学者或青年研究人员的优秀招标研究课题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自2010年首次面世至今，已是连续第七年出版。七年来，我们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与厚爱，也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真诚欢迎各界读者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帮助我们，对这套丛书以及我们的工作不吝批评指正，使我们在建设国家高端智库、服务中央决策和工作大局、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12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 》中提出来的, 其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最终造成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长期不能提高的一种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 可以发现, 最近几十年来,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而其中以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最为典型。 例如, 菲律宾在198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达到了2671 美元, 但是到了2014 年, 人均却只有2865 美元;马来西亚在1980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 美元, 到2014 年增加到10804 美元, 距离人均12735 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仍然还有相当的差距;拉美的墨西哥在197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1000美元, 这在当时就已经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了, 但是到2014年, 人均仍然只有10718 美元。 二战以来, 截至目前, 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 而其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 就陷入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泥沼之中, 迟迟不能迈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综合考察二战以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可以发现有一些带有共性的原因:
首先,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遇到障碍。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主要依靠自身低工资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 走粗放型发展道路。 但是当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租金等要素价格上涨, 低成本优势会逐渐丧失, 这导致其在低端产业领域难以与低收入国家展开竞争。 如果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未能顺利突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瓶颈制约, 未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 则又造成其在中高端领域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困境中, 有关国家很容易丧失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其次, 严重贫富分化造成经济增长拉动力量不足。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阶段对社会公平重视不够, 尤其是对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格局关注不够, 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例如, 在20 世纪70年代, 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一度高达0.44~0.66 之间, 而巴西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 严重的贫富差距造成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 最终对全社会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形成严重制约。
第三, 体制变革严重滞后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迅速增长阶段, 逐步形成了各类既得利益集团。 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要, 利益集团往往会对社会体制机制变革设置各类障碍, 尤其是竭力抵制任何对社会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这不但会造成社会财富过度集中, 而且会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蔓延, 更重要的是, 这会使社会体制机制的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造成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各类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社会阶层固化、板结化, 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下层缺乏向上层流动的途径和管道, 社会发展和创新的活力严重不足。
第四, 社会动荡不利于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一些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由于贫富分化严重, 腐败寻租现象蔓延, 社会矛盾激化, 民粹盛行, 造成社会阶层激烈对抗, 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这不但造成经济社会发展错失稳定的发展环境, 而且在激烈的社会对抗中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的内耗和浪费, 直接对经济增长构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
和众多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具有自身天然的优势, 但是导致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素也客观存在,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应对。
第一,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扎实推进转型升级。 从上述关于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以看出, 未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目前, 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经济下行压力日益显现,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 我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必须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而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内外部约束日益增强的条件下, 要推进发展转型和产业升级, 关键是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不断增加研发投入,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营造良好环境, 鼓励和支持制度机制创新, 加强教育和培训, 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素质和质量, 着力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 通过强化创新驱动, 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强劲的新动力。
第二, 进一步深化改革, 释放经济增长新活力。 按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目标,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深入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理顺各项社会关系, 打破市场垄断和既得利益格局, 营造机会均等、平等竞争、运行有序的市场环境,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经济持续增长注入强大活力。
第三, 进一步增强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高度重视消费需求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拉动作用, 通过改革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居民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 不断增强广大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扩大城乡公共服务覆盖面, 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消费环境等, 努力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不断强化我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拉动力量。
第四, 稳步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快速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教训,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指导, 稳步推进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既充分发挥城镇化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拉动作用, 又避免城市化畸形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弊端。
第五, 做好经济和社会稳定工作。 要高度认识经济稳定的重要意义, 改善经济调控手段, 提高经济管理能力和水平, 保持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 推进金融改革, 做好金融稳定工作,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观点, 切实认识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排除化解各类社会矛盾, 为经济增长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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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稻葵.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路线图[J].经济研究, 2014 (01) :23-24.
[3]汪涛, 赵彦云.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基于国际竞争力视角[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 (09) :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