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

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共7篇）

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 篇1

一、引言

“ 中等收入陷阱 ”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顿、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现象。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2006年提出的 。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 ,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按目前汇率折算,约合6100美元,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如何汲取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可自拔的国家的教训并学习成功逾越“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从而帮助中国找出一条适合国情发展的发展道路,使我国顺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是中国未来几年面对的严峻问题。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与成因

“ 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的定义是指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 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出现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现象。

当今世界,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普遍存在。 像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等,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迄今为止,这些国家仍然经济增长乏力,并且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的境地。

“ 中等收入陷阱 ”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经济发展转型失败。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依赖的低端制造业固然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而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转型, 对发展中国家是个很大的难题。 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低成本优势慢慢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而在中高端市场又受到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制约难以与高收入国家匹敌。[1]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拉美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 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严重分化,从而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乃至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

国内一些专家列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的的特征,包括经济发展停滞、民主乱象、社会矛盾突出、过度城市化、信仰缺失等。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国际公认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为数不多,就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忝列其中。 对逾越和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国汲取国际经验有重要意义。

第一,经济增长潜力上的差别。 拉美、东南亚一些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在短期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甚至有时会出现经济负增长。 而日韩这两个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主要体现在经历发展方式的改变,由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向资本、 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发展转变。

第二,人力资本差别显著。 日韩这两个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是拉美、东南亚一些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好几倍,同时日韩两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比例较高。 人力资本是第一生产力,正是由于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源,日韩这两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才能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第三,社会贫富差距差异较大。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 拉美、 东南亚一些陷入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的基尼系数远远高于韩国的基尼系数。[2]社会贫富差距大必然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停滞。

第四,对依赖程度存在较大差别。 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 对外负债比例也较高。 这些国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过高导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强烈冲击。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举措

(一)规避金融风险,慎重进行金融改革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然而在金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风险。 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大风险:第一是民间借贷风险;第二是房地产信贷风险;第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民间借贷风险

由于融资渠道的限制和金融二元体制的存在, 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得不向地下钱庄、 私人高利贷等一些民间机构进行借贷,且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首先是要通过经济立法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规范, 维护借贷市场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其次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创办一些中小型金融机构、创新一些金融服务,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借贷服务。

2.房地产信贷风险

房地产市场涉及国计民生,在我国,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支柱产业。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随时可能面临着泡沫破裂的风险,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势头; 其次要加大对房地产商不法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再次对于购房者要建立并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保障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3.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首先中央政府尽快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放权给地方政府; 其次要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券等市场化手段来解决资金难问题。

(二)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切入点,构建和谐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是中等收入国家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导致普通老百姓只有消费倾向却没有消费能力。 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我们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还要缩小收入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贫富差距的缩小是扩大消费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必须依靠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公平分配来加以保障。 因此,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直至最终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对策。

(三)提升产业结构,助推经济增长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这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获知,经济增长的动力往往与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 最直接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是经济结构调整, 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经济结构到了必须调整时。 只有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国才有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推动力。

日韩等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教育、科研、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各种创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教育和研发上的投入将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提供新动力。 新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在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上, 我国的各类研发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与美国的3%、 日本的3.4%、 韩国的3.36%、芬兰的3.84%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 [3]对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仅仅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要想在经济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 中国应借鉴日韩等国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在教育和研发领域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优先培育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居民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对外依赖性较强,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容易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徘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 但不能过度依赖外部经济。 只有优先培育国内市场———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才具备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强大能力。 因此,中国在改变传统的外贸增长方式的同时,更需要把注意力转向把国内市场上做大做强。

总之,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发张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而中国具有的特殊条件会提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策略。 然而,所有这些策略的实现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提供支撑。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由于无法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顿、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现象。由于很多国家在经济增长潜力、人力资本、社会贫富差距、对外商的依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多。我国应规避金融风险,慎重进行金融改革,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切入点,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产业结构,助推经济增长,优先培育国内市场,减少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对策

走中国特色之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2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特色；跨越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述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简而言之，中等收入陷阱可概括为：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二、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从全球范围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可归结成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结构转型错失时机；二是体制变革太过滞后；三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失误；四是遭遇创新瓶颈；五是忽视发展的公平性问题。这些原因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将不多做赘述，但是针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背景，因此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中国国情，我们从一下四个方面阐述可能是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1、经济因素。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包括：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还出现了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问题。

2、社会因素。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给人民带来福利；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加剧不平衡。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中国当前也面临着此类问题，贫富悬殊亟待解决。

3、政治因素。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纵观古今，中国的众多变革，很多都是因为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举步维艰。此次跨越式的发展也不会例外。

4、国际因素。西方国家总对我国的发展指手画脚。在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们若想快速腾飞，就得找到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点。

上述四种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给我们经济的突破性发展造成极大的阻力。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败实例分析与启示

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就此提出警告。仅有约十分之一的成功概率！确实成功概率小得可怜，但是成功也并不是不可能，不论是从成功者还是失败者身上我们总能得出一些启示和教训。下面将分别以韩国和拉美分别为成功和失败的代表来分析。

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韩国是个很好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1963年人均GDP上升到163美元，10年仅增加不足100美元。此后，韩国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转型战略，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了 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95年，韩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成功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韩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15位，亚洲第4位，人均GDP达到2.4万美元。

韩国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经验：实施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确保国家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积极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反观拉美国家。拉美大国资源丰富，曾为欧洲殖民地，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在20世纪初，阿根廷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曾名列美洲第二，仅低于美国，高于加拿大。但在大萧条后，拉美国家出现了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严重地伤害了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政府债台高筑，陷入了严重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急剧贬值的恶性循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经济政策对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即使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也需要考虑社会公正因素，政府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从拉美国家经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对比拉美和韩国的跨越之路，我们可以深刻的感受到——“适合”二字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跨越之道必然是中国成功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障。

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特色之道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过的这30多年，曾一次次以实绩击破所谓“中国崩溃论”一样，随时间流逝，中国有自信以实践的逻辑打破世界历史的宿命，走中国特色之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自信何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的表态，简洁清晰，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习主席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有实力才有底气，他提出的三点自信来源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支撑：一是来自于内生动力与增长实力；二是来自于道路选择与制度保障；三是来自向学之心和开放心态。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能底气十足，除了有这三点自信外，更多的还是我们有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跨越之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八年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涉及的改革达300多项。各项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都足可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心和魄力。

一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一旦宅基地可以在农民那里变现、转让，能够实现交换价值，农民与城市人的收入的差距就可以大大缩小。

二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中国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将得到改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缩小当前的城乡差距。

三是持续强调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不仅是当前中国产业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要，而且也是有着国际教训的警醒。中国近30年的发展，使得中国从经济总量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再发展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尴尬，而突破瓶颈，创新是国家的必然选择！

四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教文卫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技和教育。21世纪正是人才竞争的时代，大力倡导科教兴国，只有教育搞好了，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源源不断的输送高水平人才，才能不断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更快更好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铺路。

五是鼓励创业，放低市场准入，扩大内需。正当时，国家大力鼓励创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突破性转变，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解决掉很大部分就业问题。人民安居乐业了，才会更多的消费，拉动消费的增长。

当然，目前国家的特色之道远远不止以上几点，但是总而言之，通过加大力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抑制贫富悬殊；打破垄断，激发经济内生活力；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税降费释放消费活力等改革措施，才能真正把资源能源推进、大举投资和出口型经济拉动转到内需消费为主、才能把越走越窄的垄断经济转到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和民间投资上，也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从当前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展开，我相信到2020年，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梦。（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凤凰财经 《习近平：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 篇3

“中等收入陷讲”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 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一份名叫《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 是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的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一个战略, 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它们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会被原有的增长机制所锁定, 人均的国民收入将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 进而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一个停滞徘徊期。”[1]简而言之,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 由于其不能顺利且快速的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长期徘徊不前, 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像掉入了陷阱里一样, 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挑战

(一)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消费需求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和改善, 然而, 社会并没有按照“先富带动后富, 社会共同富裕”的轨迹进行前进, 在财产收入提高的同时, 我国的收入差距日渐增大, 社会财富不断集中, 特别是城乡、区域、不同阶层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同时, 消费需求不足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成为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主要风险。

(二) 产业结构调整困难缺乏创新能力

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 资金技术匮乏, 但我国依靠着劳动和资源密集性产业的比较优势, 顺利的实现了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加入了WTO, 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家。但是, 随着生产要素的成本提高, 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减弱, 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产要素结构, 我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迫切的走上产业升级的道路。然而, 由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产业升级调整较为困难, 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差较大。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 技术人才成长缓慢, 科研经费不足都制约着以创新为主导的新兴产业发展。

(三) 腐败多发灰色收入规模扩大

“《人民论坛》的杂志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其中“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被排在第一位, 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 占52%。”[2]腐败不仅危害社会, 激发矛盾, 更加制约经济的发展。腐败问题不解决, 中国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绝无可能。由于制度和体制的不健全, 灰色收入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灰色收入透明度低, 介于合法和违法之间, 而且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数倍, 因此它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不公, 腐败泛滥的一个根源。

(四) 就业困难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是我国面临的客观现实问题, 也是我国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这种就业难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充分的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 只有较好的解决就业问题, 才能顺利的跨越陷阱。除了就业困难外, 公共服务情况也是百姓关注的热点。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较低、服务不到位、差距过大的现象比较普遍。公共服务短缺会阻碍社会公平和发展, 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道屏障。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多重优势

(一)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发展充分证明, 改革是中国必然的选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一直秉承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态度和决心, 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发达的同时, 当前的社会情况也随之复杂, 改革步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然而,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我国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停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全面统筹的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生态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改革, 同时, 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改革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 可见, 面对复杂的形势, 我们的领导者是能够继续保持冷静, 深化改革、制定措施、引领我们走出陷阱的困扰。

(二) 工业化加速阶段与潜在的城市化空间

目前, 我国的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并且向后加速过渡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说我国尚未完成工业化。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经验来看, 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是可以继续保持加速发展的。此外, 我国的城市化比例虚高, 许多人生活在城市却没有真正城市化, 而是“被城市化”了, 无法实现城市的身份转变, 不敢像城市人消费, 城市化比率实际比较低;同时, 城市化的质量也不如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也要求城市化的规模与之协调, 这种潜在化的空间势必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 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跨越“陷阱”的又一优势所在。这种区域经济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差距、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等几个方面。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实事, 导致其形成原因更是复杂多变。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发达的地区可以与落后的地区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 根据自身区域特点, 充分发挥其优越性, 促进我国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结语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 在面临诸多挑战和风险的同时, 我们也具有自身发展的多重优势, 同时结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我们要坚信中国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摘要：改革开放30年后,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出的GDP数据来看, 我国从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 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队伍后, 并不能像之前一样顺利的过渡到高收入国家, 如果不能尽快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 过去积聚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出来, 面临着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与挑战,优势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2006) 》.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4

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被称之为“进步时代”, 同时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 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

这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即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已经进行了250年, 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国家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为什么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 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 常常“跌跟头”、“忽上忽下”, 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停滞或倒退呢?

二、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

通常来说, 一个国家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低收入到中下等或中等收入阶段, 也是经济起飞阶段, 总体上这一经济发展模式是由要素驱动的, 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利用后发优势和对外开放优势, 比较容易实现一段时期的高增长。

第二阶段, 从中下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阶段, 这一阶段为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 这是欠发达经济体成为较发达或发达经济体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有三种可能性:如果转型成功则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或经济起飞, 顺利进入中上等收入;如果转型不成功, 则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如果转型失败则可能中断经济起飞,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阶段, 向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过渡, 表现为知识和技术创新驱动, 生产要素高度空间集聚, 产品高附加值,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自1995年之后就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下等收入阶段, 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尽管中国一直保持政治稳定, 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为例, 自199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实际上,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 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 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 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三、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2008年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这其中既有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外因, 也有中国内部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缺陷的内因。但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从1978年之后就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31年时间保持了GDP年均增速达9.8%的记录, 经济增长速度已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2009年, 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8.7%, 四年 (指2006—2009年) 已累计完成“十一五”规划预期目标的104.6%, 即中国已经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增长目标。这次金融危机, 中国是G20国家中三个经济高增长的国家之一 (印度为6.5%, 印度尼西亚为4.6%) , 不仅实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而且也促进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复苏。

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应有个适宜的增长区间。就中国基本国情而言, 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从中国的经验来看, 8%~9%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宜的, 而一旦超过10%, 就偏离了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其中2002—2008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因此,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从我们 (第三方) 独立评估来看, “十一五”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 反而问题更突出, 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 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 就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 (市民和农民工)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应对的挑战。

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经济和社会净福利最大化、各类发展成本最小化, 是“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思路, 这就有赖于我们主动解放思想, 破除新教条主义论 (如增长就是硬道理) , 破除GDP盲目崇拜论, 破除唯经济论。

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第一,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 (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 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 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 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 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 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 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 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 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 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 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第二, 社会原因。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 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 又有摧毁性的一面, 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 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 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 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第三, 政治原因。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 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 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 成为既得利益群体, 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 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 甚至停滞不前。

第四,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 不时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以后, 西方国家发现, 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 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 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 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

五、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 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 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 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程度提高了, 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 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 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 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 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 就会出现“民主乱象”, 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也谈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篇5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的概念, 其内涵主要是指:国家发展必经历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 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 人力资本激增, 丧失原有比较优势, 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技术研发投入与水平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相比,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 若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 被认定落入“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阶段没有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 被认定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发展年限为标准, 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 35个已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30个 (如:菲律宾等) 进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 (如:委内瑞拉等) 进入“中高收入陷阱”。在微观上看,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未达到产业更新目标。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可以引领地区进入中等收入, 但代价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其发展阶段呈现几方面的特征, 包括社会经济停滞、民主乱象、收入分配不均、腐败严重、失业率高、社会动荡、社会化服务短缺、信仰多样化、金融系统风险加大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与跨越。一般来说, 经济发展需要由生产要素巨量消耗跨越到技术、创新拉动。其实质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升, 也是收入由低到中再提高的过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中等收入陷阱是社会文明乃至价值观的演变, 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经济甚至更深层次的根本性变革。

二、我国收入发展水平状况及存在问题

现在, 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阶段转型期, 2015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 呈现出经济总量增长平稳、产业结构优化、民生不断改善的态势, 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进入中高速发展。依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中国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绝对量67670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6.9%。中国大陆总人口在2015年达到136782万人, 按此得出2015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7900美元 (约合人民币48980元) , 高于2014年的7485美元, 仍然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 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我们也应看到, 全国已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内蒙古、广东、福建、辽宁和山东等10个省市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俱乐部”, 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我国是有能力利用好转型跨越期的新比较优势突破收入陷阱之困。

但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发展的新常态, 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 传统发展优势正在弱化或消失, 面临不可忽略的时代元素与不可回避的基本国情。诸如产业换代升级带来的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升, 收入水平差别的扩大,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和新旧制度转换的成败等一系列现实制约, 都是中国在经济超越过程中, 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和现严酷现实。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拙见

(一) 以收入分配公平为切入点, 孵化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已积累了极大的产能, 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在此过程中,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凸显了需求侧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 这对居民收入水平及分配的公平性产生了新挑战。即, 我们要兼顾效率与公平,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 且要稳妥的缩小收入差距。就现实而言, 各种不公平现象下都与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联系, 且居民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也是产业政策指导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 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重要的根基。因此, 重新划分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居民中的比例, 先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最终达成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目标, 是我国突出中等收入重围的关键第一步。

(二) 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双驱动, 促进经济的合理健康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双机合并协调发展是成功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发展条件, 也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化的先决条件。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的进程中, 应把持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例协同发展, 避免顾此失彼, 形成城乡二元化僵固。城镇化是工业化升级发展和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转型的先提条件;工业化发展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基础。就世界范围看, 工业化经济发展中后期, 城镇化率水平均在70%以上。2015年, 我国的城镇化率刚达到56.1%, 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因此, 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导向、城乡统筹整体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而工业化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这将为升级产业构成提供较充裕的新型劳动力资源, 助力经济成长, 促进社会服务体系更加完备, 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三) 以扩大和完善国内市场为保障, 突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钳制

外部经济的传导性威胁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使其经济停滞不前。我国也面临全球经济发展的钳制, 但我国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 会成为抵御全球经济冲击突破束缚的有效途径。因此, 我国在转变对外贸过度依赖的同时,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深挖国内市场上来。简言之, 我国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着一系列发展危机, 同时, 我们也具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条件下的良机。不过, 特殊机会的选择与实现都需要一个稳定而广阔的内部大市场作为保障。

(四) 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 构造经济增长新型动力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重围的关键是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成长, 这就要构造新型经济增长驱动力。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投入方式, 转变为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制度创新改善发展环境的高效集约模式;二是必须走出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怪圈, 加快向绿色循环经济、节能环保经济结构转变;三是必须增强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兼容性, 提高全社会共享经济发展硕果程度, 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 从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五) 以完备社会服务系统为支点, 创造新型居民消费需求

一是继续完善社会服务系统。我们要争取城镇 (村) 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标准化制度全覆盖, 进一步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优化社会民政优抚救助, 使幼有所依, 老有所养;改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及企业年金制度, 加大保障房、安居房投入建设。二是继续推进医疗及教育改革。构建全国范围医疗保险跨区域结算系统, 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全面覆盖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和大病医疗保险, 优化、平均分配所有教育资源等, 解除居民消费身后之忧, 创造扩大新型居民消费, 加速经济流通循环。

四、结论

总之, 我们应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引领下, 以“十三五”规划为蓝图, 以东亚经济体成功跨越的经验为鉴, 积极合理运用, 力争突破收入陷阱围困, 探索顺应解放发展生产力的新制度, 在新常态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发展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 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J].经济研究.2003 (8) :4-12.

[2]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 (1) :4-11.

[3]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 (1) :13-15.

[4]习近平.“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过去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2015-01-9].

[5]林毅夫.怎样解决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国经济网[引用日期2014-06-30].

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 篇6

(一)经济新常态提出的背景

以“新常态”描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首现于2014年5月习近平考察河南期间的讲话。当时,中国经济增速在2010年达到10.45% 的高点后,已连续下滑为9.3%(2011年)、7.65%(2012年)、7.67%(2013年),以及2014年一季度的7.36%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而且增速下滑已“常态化”为一种多年的趋势。这种经济增速下滑态势被解释为“三期叠加”的结果:即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以“换档、调整、消化”作解释,看似主动为之,实则不然,至少“换档”的主动行为并未能在现实中得到证实。

2013年初的两会上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然而,当上半年GDP增速跌落到7.59%,各级、各地政府都对经济下行表示担忧,并纷纷开始了稳增长的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例如国家层面,中铁总公司在2013年1-5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 576.10亿元,同比增长21.6% 的基础上,下半年新增投资更是高达4000亿元。进入2014年,为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各种稳定经济增长的“微刺激”政策先后出台:对涉农金融的“定向降准”、注资国家开发银行万亿元的棚改“定向融资”,国家发改委加速批复近万亿元的高铁等各类交通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等。

这些稳增长措施虽然使经济增速下滑得到了缓解,但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构调整产生阻滞,由前期刺激政策埋下的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也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果调结构、消化过剩产能是恢复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那么稳增长至少一定程度上造成短期与长期目标的某种背离,而且长期目标软化,而短期目标则趋向硬化。所以 ,“新常态”的经济减速趋势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所谓“三期叠加”的主动为之。

(二)新常态是经济进入下降通道的规律性趋势

尽管从2013下半年开始“稳增长”替代了“换档”,经济增速放缓、下滑却在2014年继续前行。其基本原因,一是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即使绝对增加额保持不变,增长率下降也是必然的趋势;其二,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必然会遇到资源约束,随着资源的边际产出率下降,经济增速也必然会放缓。这两种经济规律是任何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的。

如果进一步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三驾马车的拉动力都在减弱。首先,消费需求的作用明显下降,其表现是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年增长率由2011年的19.57% 连续下滑到2012年的12.87%、2013年的11.52%;与此同时,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也由2011年的56.5% 下降到2012年的55.1% 和2013年的50%。其次,在消费与净出口拉动作用双双下降的背景下,尽管投资对GDP的贡献率3年间由47.7% 和47.0% 上升为54.4%, 但2011-2013年的投资年增长率则跌落明显,由17.9%下降为10.7%和10.9%,因此对GDP的拉动依旧乏力。第三,货物及服务贸易净出口在三驾马车中表现最差,除2012年为正增长,2011年、2013年均为负增 长, 分别为 -19.4%和 -3.3% 。三驾马车动力下降,其主要原因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1-2013年间从14.1% 连续降为12.6% 和9.7%,致使消费需求增长失速;二是国内投资机会及投资收益减少,导致投资失速;三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国家仍未彻底摆脱金融海啸的影响,陷于经济不景气而不能自拔。

中国社科院李扬副院长主持的一项预测表明(第一财经网2014年09月18日 ), 中国经济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5.7% 至6.6%;2021203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5.4%至6.3%。他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其主要原因从供给层面看,在于资源配置、要素供给、技术学习等效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需求层面,则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在2014年下降到50% 左右。由于对投资又不敢过分依赖,目前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

综上所述,所谓经济“新常态”应解读为对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减速通道的一种认可和新的表述,即承认并接受这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

二、新常态下需处理好的基本经济关系

新常态经济中除了三驾马车表现乏力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经济关系。

(一)国内消费与投资

国内消费需求已被定格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由于投资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另一主要动力源,二者又都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体,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关系:消费增长依赖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若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居民收入增长至少应同步于甚至略高于GDP增长。然而,这会扩大GDP中居民收入占比,并相应增加劳动要素投入成本,从而压缩企业经营与投资的利润空间。这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经营者的投资或再投资意愿,同时利润减少还会制约企业投资能力,最终将阻碍经济扩张和GDP增长。居民收入与投资收益、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合理均衡状态需要靠市场供求及一般均衡机制来发现,政府的政策干预(如最低工资标准等)则必须尊重市场的发现。

(二)稳增长与调结构

由于GDP情结,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保增长政策,加上长期采取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大量消耗资源,从而遭致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约束;另一方面又由于各级政府“运动式”推动经济发展,造成了经济同构化以及大量过剩产能,从而又面临市场约束。在新常态下,改变增长方式,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消化过剩产能是必然的选择。然而,由于结构调整中的关停并转不可避免地会拖累经济增长,当新常态下经济呈现下滑趋势时,“稳增长”就会提上日程,调结构往往被让位其次。近两年的国内高铁建设以及“一路一带”“互联互通”等推动高铁项目的对外输出就是一例,推动这些项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国内的过剩钢铁产能,以及因房地产低迷而产能过剩的机械制造等行业开发新的市场机遇。因此,如何在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寻求一个合理平衡点就成了经济新常态下协调长、短期目标的一个关键,这方面同样不能忽视市场的作用。

(三)新型工业化与保障就业

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的目标之一是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以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进入“4.0工业化”时代,我国政府也将“机器人革命”列为改善制造业结构、提振经济新的增长点。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规避国内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克服某些制造业领域日趋恶化的劳动力短缺困境。然而,另一方面,已列为我国重点投资领域的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制造业,其快速甚至“运动式”发展必将会产生巨大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如果被替代的劳动力不能被其他行业有效吸收,就会导致新的失业,另一方面,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会制约工资增长,从而抑制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开发新就业领域,政府则需在劳动力转岗培训方面提供充足的支持;同时,以发展新型工业化为主的结构调整,在节奏上也应充分顾及就业压力与就业保障。

(四)走出去与引进来

经济新常态的对外开放需要更积极地促进内需与外需平衡、进口与出口平衡、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平衡,尽快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不仅对外贸易恢复增长,而且在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及互联互通合作项目的同时,各类型企业也加大了对外投资的力度。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称,我国正在进入“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的新常态(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15.5%,高出利用外资增长近14个百分点。在“引进来”方面,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验正在推广和复制,而已签署的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议、正进入谈判尾声的中美投资协议都将推动“负面清单管理”成为我国开放投资领域的管理规范。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上,不仅要注重二者量的平衡,也需关注结构的平衡。如果工业项目流出多、流入少,国内经济就可能走向产业“空洞化”,其结果可能会在长期发展中进一步放慢经济增长及导致经济结构失衡。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日本都有过产业空洞化的类似经历和教训。

三、经济新常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4年我国人 均GDP7485美元,按世界银行衡量标准,已进入了人均收入3000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于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自然就成了我国经济在趋势性减速新常态时期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 阱”(Middle IncomeTrap) 的概念时指出,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仅有日本和韩国,分别用了12年和8年实现了由人均收入3000美元向收入突破10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转换。而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阿根廷、马来西亚两国都曾达到人均收入8000美元,但至今仍在苦苦挣扎。

据研究文章分析,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仅经济徘徊在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很难突破,而且同时还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我国内地也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

伴随经济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处理好新常态“三期叠加”的协调关系,还要面对跨越陷阱的三大挑战。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和我国对外竞争压力加大。全球货物贸易量2011年增长5.4%, 随后的2012年、2013年仅分别增长2.3% 和2.5%,而且还低于同年世界GDP 3.2%和2.9% 的增速。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国内工资成本、融资成本及社会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对外贸易多个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在不断被亚洲邻国取代,甚至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也在弱化。《经济学人》大中华区定制研究总监Alexander在“2014经济学人智库中国论坛(北京)”上指出,“从单位劳动成本与产出之比来看,中国的劳动成本已接近美国的水平,并且将超过美国。”(新浪财经2014.5.14)

其次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加速老龄化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2014年我国劳 动人口(16-59岁)连续三年净减少345万、244万和371万。同时,人口专家基于第5、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人口自2015年起每年将净减少约700万,2020年前后还将出现总人口的负增长。劳动人口减少不仅加重就业人口的人均养老负担,而且会直接影响全社会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日本经验表明,1990年其人均购买力超过美国,而到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使其人均购买力比美国少了1/3,这被视为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人口规模及结构变化还会使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不可逆的根本改变,最终影响我国对外竞争的格局。

最后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空间日益变窄。从积极财政政策看,近些年稳增长政策推动的大规模高速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趋向于投资饱和,制造业领域也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这不仅使财政政策的实施空间收缩,而且政策效果也非理想,伴随政策而来的是PPI持续34个月同比下降和12个月的环比下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将更多转向民生,由于民生支出的刚性特征,无疑会约束直接用于投资需求的财政支出。货币政策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是必然之举。于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挑战,例如,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降准、降息”,但如果美联储决定升息,在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资金就会从中国流向美国,从而令国内货币政策的调控变得无效。如果再加上汇率市场化因素,可能进一步收窄政策实施及其效果的空间。

中国需要跨越的陷阱 篇7

关键词：出口企业困境,境外工业园,“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1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最终停滞。主要原因在于无法有效解决劳动力成本上涨竞争力下降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已经在逐步丧失原有的竞争优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具有趋势性。2007年,中国便出现了刘易斯拐点①。近几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工资大幅增长。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2 000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

研究发现,对欧、美、日出口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沿海地区。而人民币升值严重影响出口。目前20.09%的企业存在因为汇率波动而推掉订单的现象,2013年以来企业平均推掉的订单额达到57.80万美元。近80%的外贸企业订单额并未出现增长,其中近三成企业反而出现了下降,经营现状严峻。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初中级产品,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压力导致出口品价格不断上升,这直接削弱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2 借道东盟可以转“危”为“机”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确定长远发展战略,通过技术进步(或者说人力资本的积累)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而如何解决中小型出口企业的问题?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与东盟在制造业布局方面可优势互补、实现共赢。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投资东盟,除了考虑劳动力成本、原材料资源供应、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占领东盟市场等方面以外,通过东盟签订的众多多边协议有效规避国际关税壁垒,打入国际市场更应该引起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出口企业的重点关注。借助原产地原则,中国的企业可以借道东盟打入欧美和其他国家市场,有效规避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关税壁垒。

当然,中国企业走东盟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低端制造业向东盟的转移过程,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长远的谋划。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承接部分中国低端制造业转移,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中国水平相近的国家则与中国进行水平分工;国内企业则升级到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着眼于国际产业链的主动权掌控。以我为主、借道东盟、面向欧美,如此全球产业布局、全产业链控制,才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

3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主要战略

当前,国有大企业走出去问题不大,但是中小企业则是困难重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企业缺乏专业人才、在境外单打独斗,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彼此间恶性竞争、不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更多的企业需要设立海外基地,我们找到一种更加合适、便捷的模式。

3.1 打造境外局部优化投资环境

产业园区能够为企业提供局部优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发展平台。

跨境产业园。

广西正在建设凭祥一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通过实行“一区两国、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闭运作”模式,将中越凭祥一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先行先试的合作示范区。广西还可建设东兴一越南芒街和百色龙邦一越南茶岭两大跨境经济合作区。云南可以建设红河一越南老街作为跨境经济合作区。此模式风险最小,但是受地理位置限制。

共建中外产业园。

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有三处产业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处于中国境内,境外的则由中国一马来西亚关丹工业园区、中国广西印尼沃诺吉利经济贸易合作区两大产业园区组成。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已于2011年10月21日正式揭牌,首期开发建设15 km2,远期规划55 km2。双方政府主导打造。

境外产业园。

东盟10国分别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了产业园区。2012年的第九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期间,东盟10国的产业园区曾集体在南宁亮相,面向中国的企业展开招商活动。

另外,各国的保税区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利用和进驻的重点园区。

3.2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企业走出去,不但需要硬件条件,也需要良好的软件服务。首先需要转变观念。“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中国的一贯方针,新的形势下其内涵需要有所发展和丰富。我们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但是要坚决维护在外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有效规范企业在外的行为,维护国家形象。其次要健全组织。要组建境外专业中资企业服务机构,背景可以是官方、半官方或企业团体。全方位地为境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中资企业提供所需要的服务打造适合中资企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

3.3 在国内建设服务中心

在与东盟交流密切的国内城市打造服务中国企业走东盟的总部基地和后勤服务中心。南宁正努力建设成中国一东盟区域性物流基地、先进加工制造基地、商贸基地和交通枢纽中心、信息交流中心、金融中心。南宁物流保税区、钦州港保税区、凭祥口岸保税区,能够相互协作形成区域综合保税体系,打造中国与东盟交流的便捷的陆、海、空立体交通大通道。进驻东盟的中资企业可以就近在南宁设立服务总部,开展技术研发、市场开拓、品牌管理、人员培训、金融、信息、法律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当然,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建设,云南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多重优势,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如何将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需要两地政府的进一步努力,开展良性竞争。

3.4 综合解决方案设计

如何建设和运营境外工业园?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可以考虑得有效模式。

私人股权投资(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指对任何一种不能在股票市场自由交易的股权资产的投资。可以由有相关经验的企业作为基金发起人,有意投资东盟的企业作为合伙人,大家共同发起成立面向东盟国家的私募股权基金。其投资产品是境外工业园开发,收入来源于产业园的土地开发、园区建设的基础设施增值,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收入,生产企业的人力成本降低和出口税金减免等。由于基金的合伙人本身就是准备进入东南亚企业,可以获得多重收益,回购股权或接手基金不会有大问题。

此基金投资产品设计可以实现多方共赢。对于投资目的国来说,通常最缺的是项目的策划能力、融资和建设开发能力、企业招商能力等,采用境外私募股权基金的模式,各种问题可以一并打包解决。对于投资东盟的中资企业来说,大家抱团出去,由专业的团队提供服务,成功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更有利于企业走出去。

4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几点注意事项

不论已经“走出去”的企业还是即将“走出去”的企业,要注意维护国家形象,组织起来共同打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首先,要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不但要与当地官员处理良好关系也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当地社会做贡献,赢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其次,要正确处理纠纷。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及时应对,小事积极协商,原则性问题要委托专业人士或相关组织依法维权、据理力争,绝不能够花钱消灾、息事宁人。否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在未来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再次,中资企业之间要团结互助、友好协商,避免内部彼此间的恶性竞争,维护中资企业的良好形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赢得对方的尊重,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最后,要与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危急情况下,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和强有力的帮助,要知道祖国才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5 结论

利用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和东盟一欧盟相关协议,鼓励出口企业借道东盟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是我们有效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眼于全球进行产业布局、产业链控制,以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园区为节点,联结中国、东盟各国、欧美日本市场,就能够形成为我所用的区域性国际投资贸易服务网络。

通过以上措施,将会有力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发展,同时帮助中国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从资源集约型到资本和技术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换。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共赢。

参考文献

[1]刘卫东,刘宏光.出口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分析[J].地理学报,2010(4).

[2]中小企业外贸研究中心,深圳市万人市场调查股份有限公司.中小微外贸企业生存状况调查报告[R].2013-10-10.

[3]中国-东盟中心网站.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4-04-20.

[4]宋毅.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2):107-109.

[5]李逢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J].国际经贸探索,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