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精选5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篇1

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收入水平划分, 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中国不仅解决了十三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而且部分地区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正在走向富裕之路。但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不全面、不平衡的;中国的生产力、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 实现现代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 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等。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就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据世界银行估算, 2010年已攀升至0.48。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收入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明显扩大。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总结几十年来中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 研究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 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事实与成因。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收入分配理论, 探索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及路径是本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中等收入者比重概念的界定

中等收入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与它相关的概念有中等收入国家、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 等等。其中,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 既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各国既有大体的共识, 我们暂且称为绝对标准;各国又有自定的标准, 我们暂且称为相对标准。各种概念和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标准的制定又可以从收入、支出或消费、生活质量不同角度加以制定和衡量。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形成较早, 一般已形成了中产阶级, 所以国外学术界一般都用中产阶级定义中等收入者。而中国中等收入者正在形成过程中, 所以国内学者一般使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两者虽有差异, 但可以反映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概括起来,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概念有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定义为收入分布居中位置的一个收入区间, 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众数或中位数的概念, 不是收入的简单平均。具体参见于春晖 (2003) , 石刚和韦利媛 (2008) 等[1~2]。二是中等收入是一个相对和动态的概念。不同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标准应该是变化的, 比如在美国就有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之分[3~4]。苏海南 (2003) 也提出中等收人群体标准是发展变动的, 它涉及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 而且有地域之别。三是中等收入者是生活较富裕和生活水平相对稳定的群体。例如美国的丹尼斯·吉尔伯特和约瑟夫·A.卡尔 (199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认为中等收入者工作上有较强的职业技能, 生活上舒适安逸, 在社会地位上保持稳定, 并渴望向上流动。

二、扩大中等收入比重的现实意义

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M型社会结构, 必须合理调整中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关系。一般说来, 体制内的改革不宜采取高收入群体“转移收入或财富”至低收入群体的“劫富济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使中等收入者比重持续扩大, 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最佳路径[5]。

第一, 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支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克服收入差距过大所引发的矛盾,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具有求稳定、求发展、不折腾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不断扩大, 收入可以转化为财产, 进而使中等收入者群体过渡为中产阶级。研究证明, 世界各国中等收入者群体是中产阶层的初始阶段。而中产阶层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中坚力量,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器”[6]。中产阶层不仅要求其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达到一定标准, 同时也包括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社会心态和传统观念等因素,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可以使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逐渐形成, 促进现代化和民主化建设。

第二, 有利于启动内需, 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 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而中国的实践证明, 有效需求不足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收入群体, 其消费偏好与边际消费倾向有着显著差异。我们测算结果表明, 中等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大;随着收入的增长, 边际消费倾向有降低趋势, 平均消费倾向也随之降低;收入差距越大, 总体边际消费倾向越小。中等收入者的规模影响消费规模, 进而影响消费需求。

第三, 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 促进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后的余额转化为储蓄, 而居民储蓄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从居民角度来看, 将储蓄转化为投资, 进而将收入转化为财富是中等收入者转化为中产阶层的重要阶段。从投资需求来看,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可以带动民间投资的增加, 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途径。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规模的路径选择

国外通常实行“涓滴式”和“瞄准式”两种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方式, 其政策评价也沿着这两条线展开。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来看, 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 有赖于国家运用各项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行调节。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培育一个稳定、务实的中间阶层, 需要经济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扶持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作用。赵洁 (2010) 认为, 由于中等收入者是介于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中间阶层, 因此, 有学者认为扩大其比重相应的也有两个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二是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一) 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

自上而下的流动路径通过强势群体流向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来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要缩小收入差距。而目前中国收入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则是由于市场化本身、市场化不足及过度市场化三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 破解收入分配难题也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多元化的政策举措。

对于市场化本身必然造成收入差距, 应当确立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切实履行再分配的职能, 弥补社会公平目标的“市场失灵”。主要应着眼于完善税收制度, 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较为普遍、有效的调节税种主要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同时, 作为对出于经济公平的市场初次分配和出于社会公平的政府再分配的必要补充, 有必要发挥社会在收入第三次分配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支持伦理公平目标的实现。

对于造成当前收入差距最为根源性的垄断、腐败等市场化不足的因素, 最为关键的还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将改革的触角真正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府自身领域。通过弱化和规范政府权力的运作, 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及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控制, 建立“小政府”、“有限权力政府”, 从根本上打破“政府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利益化”的怪圈, 打破政府权力与利益的纽带, 遏制腐败行为进一步从个人化向组织化、制度化方向的蔓延。

对于过度市场化形成的收入差距的累积循环, 从根本上, 政府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政策举措不应局限于关注收入分配本身的直接方式, 而应通过为社会低收入群体提供机制化的福利服务使广大低收入群体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 进而使社会最广大成员都能够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流动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收入均等化。这就要求政府切实承担起保障基本公民权的职责, 不仅应利用收入补救来消除绝对贫困, 而应在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将福利功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 必须强调这些基本需求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市场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中国现实经济要求有一个强势政府, 但这种强势政府的职能并不在于其经济职能, 而在于其社会福利的供给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职能。

(二) 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通过弱势群体上升为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实现。实现这一路径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的办法, 逐步改革上层建筑, 让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实现自下往上的流动路径, 一方面是需要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更多地利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政府和国企要“限权”, 市场、民企需要“扩权”, “需要限制垄断部门过多干预扭曲市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尽快改革财税体制, 形成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新型公共财政体系。在税收结构、消费结构、资源税、环境税等方面, 向更公平更环保的方面发展。构建一个好的财税体制框架, 有利于向公共财政模式转变。再就是要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就业、分配等方面, 建立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利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之,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规模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指出, 在今后五年内, 要确保“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主要表现在少数人占有多数收入和财富, 而理想型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大多数人占有大多数收入和财富, 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体现。

摘要：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影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 谈及中等收入者比重, 不能不关注中等收入人群。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界定为基础, 阐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实意义, 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流动两种路径相结合的建议及对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比重,中产阶级,流动路径

参考文献

[1]于春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9) :76-80.

[2]石刚, 韦利媛.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研究评析[J].经济学动态, 2008, (11) :77-80.

[3]李春玲.中国中产阶段的增长及其现状[J].江苏社会科学, 2008, (5) :68-77.

[4]李春玲.中产阶段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J].广东社会科学, 2011, (4) :210-218.

[5]刘扬, 纪宏.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的考察[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6]刘扬, 王绍辉.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共享经济增长成果[J].经济学动态, 2009, (6) :59-62.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篇2

摘 要 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新生力量,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在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

关键词 中等收入 问题 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收入较高且稳定,具备一定金融资产,受过良好教育,从事专业性脑力劳动的人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等收入者正在迅速地崛起,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直接的成果,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发展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还很低,不利于发挥其对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党中央在十六大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奋斗目标。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深远意义

(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

国际公认的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的社会群体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最大,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安全运行。就一般情况来说,中等收入者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自己的事业,对社会稳定有较高的要求,可以务实地解决问题,心态也比较成熟。所以,如果这个群体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就显得稳定、理性并富有建设性的。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几年对外贸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波动增大,出口需求更加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变数。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市场具有极大的潜力,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多,明显会增强国内需求,保证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地持续增长。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国在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不是少数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或富裕状态,而是更多的人走上富裕道路,是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逐渐缩小的社会,是居民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的社会,也是更加和谐的社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恰好能够使更多的人走向富裕,促使社会更加和谐,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遇到的问题

(一)中等收入者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

其突出表现在:凭借高收入的垄断性质行业进入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这些行业通过垄断优势获得大量超额利润,垄断企业员工因此获得具有垄断性质的较高收入。使得这一部分人通过垄断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而非凭借正常的努力学习和聪明才智。目前,在中国已经因垄断和特权而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原始积累的不平等现象,这也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领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二)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

从个人来讲,接受良好的教育是成为中等收入者的前提,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但是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理;首先,中央与地方对九年义务教育投入比例不协调,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地方负担,而地方财政差异较大,导致全国基础教育存不能均衡发展;其次,农村基础教育薄弱,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农民很难通过教育转变为中等收入者;最后,职业技术教育力度不够,致使我国缺乏稳定高效的技术人才。

(三)农业人口众多,产业结构不合理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点在于使绝大多数农民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新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发育成长和弱势群体的缩小。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科技含量不足。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对策

(一)改革垄断行业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充分发挥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有效机制,完善税收调节制度,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二)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普及高等教育

发展经济仅仅为广大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转化提供了条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增加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使大部分人拥有和分享进入中上层的社会资源,从而减轻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对立,也可以改善并带动中等收入者整体素质的提高。首先,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使得全国基础教育能够较均衡的发展,放宽对高等教育、社会办学、私人办学的条件,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进行监督;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财政支撑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农村办”、农村教育条件差、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过低等问题。最后,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给各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为中等收入者的扩大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

(三)提高城市化率,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首先,要加速非农化和城镇化。由具体国情出发,应在沿海地区围绕发达城市建立经济圈,对周边小城镇集中规划开发,接收大中城市的辐射,从而更好地带动发展小城市并有助于缓解大中城市的各方面压力。在中西部地区,应重点建设中等城市,强化其对广大农村的辐射力。其次,培育成熟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优化资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优质高效农业。这些行业不仅能吸纳大量人员就业,具有较高支付能力,有助于新兴中等收入人群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罗贤栋.我国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财会研究.2008(3).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篇3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党的十六大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角度, 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党的十七大从社会建设角度提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 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个变化与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社会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体现了党对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化。我们应当运用科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研究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命题。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党关于社会利益分配和社会结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个基本政策的提出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和社会重大转型的历史需要。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单纯实行按劳动分配的政策, 社会成员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养老金和生活困难补助, 没有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仅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银行存款利息。实行市场经济后, 上世纪80年代起,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限制地允许收入差别的扩大, 当时对“剥削”及其限制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明确提出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分配政策, 兼顾效率与公平, 并以《宪法》《物权法》等法律形式保护正当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 突破了单纯的按劳分配的基本政策。20世纪末我国基尼系数突破了0.4, 针对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基本政策, 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 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现实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缩小收入差别, 构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在一个经济体中, 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是社会产品的最终需求, 对短期经济增长有拉动效应。但经济增长不仅受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量平衡的影响, 还要受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占有社会大多数收入的高收入家庭, 因其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造成社会储蓄率过高, 消费不足;另一方面, 大多数社会成员虽然边际消费倾向很高, 但受制于收入过低, 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 社会产品出现供过于求, 产能过剩,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将壮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社会群体, 增加社会有效消费需求, 加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从社会学角度看, 由于中等收入者有较高且较稳定的收入, 对家庭和社会持续运行抱有安定的心态, 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局部的, 改变社会弊端采取的方式是改良而不是革命, 因而他们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群体。中等收入者占社会成员比重越高, 社会低收入者越少, 社会贫富差别越小, 社会矛盾和冲突也越小, 导致社会稳定性越强。在中间阶层大的橄榄型社会中, 大多数社会居民服务于社会、受益于社会, 愿意在社会现有机制下持续运行, 社会处于良性发展的状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努力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让更多居民成为中等收入者, 是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实现我国经济稳中求进、保持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严峻而复杂。西方主要经济体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难脱困境,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投资和消费增长缓慢, 国际贸易增长乏力, 我国产品出口增长难度增加。国内房地产调控持续进行, “铁、公、基”等全国性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峰已过, 投资需求增长有限。改变我国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让消费需求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 是当前我国经济实现稳中求进的现实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解决当前经济增长拉动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在更宽范围得到转变的根本要求。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我国社会良性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运行, 受市场经济规律作用, 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的同时, 社会方面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 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高, 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0.23, 1990年0.35, 2000年0.41, 提高到2007年的0.47, 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完善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将发挥实际作用。

三、中等收入界定及其测量方法

由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 中等收入者仍是新概念, 因此, 很多学者和部门把界定中等收入者作为研究的核心, 而界定其涵义, 测定其比重, 也成为十年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问题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概念界定问题既是认识问题, 也是现实操作性的问题。

(一) 中等收入概念界定

对界定中等收入者及其比重的研究, 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中等收入是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二是中等收入是客观相对的, 还是人为确定具体标准的。

1. 关于中等收入者是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中等收入概念界定, 是把财产、职业、学历等因素包括在内作综合考量, 还是单纯依据收入?持前一种观点的人多于后一种观点。肖灼基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有劳动收入, 还要有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 中等收入者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涉及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个人文化素质、社会活动参与程度等方面, 而且有地域之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认为, 主要按收入指标来划分中等收入者, 以财产和消费水平、生活质量等辅助指标来划分和分析我国中等收入者更有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陆学艺认为, 上了大学自动就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了。吴敬琏认为,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根本没有“产”, 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我们的看法是, 中等收入概念具有单一性特点, 应依据收入界定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不是中产阶级的同义词, 也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中等收入者概念提出的语境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提出的措施非常明确, 其指向限于收入, 这与内涵丰富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差异明显, 无法替代。通过文献研究可以知道, 中产阶级内涵丰富, 缺乏公认的标准。对于何为中产阶级, 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构成中产阶级的特征, 被提到较多的, 除家庭收入和家庭净资产以外, 还有职业、专业、文化程度、居住区域、社会名望等等。比如,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大乐认为, “这 (收入) 不是一个太有用的分类”, “还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价, 你的消费方式, 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 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更重要的是按职业群体划分。同时强调“他们是成功通过教育渠道和凭着学历文凭而晋身。”

中等收入是一个可量化的概念, 作为统计指标的标志应是明确的。如果加上财产、学历、职业和社会名望等作综合考量则无法量化。因此, 中等收入者与中产阶级不能混淆。

从现实状况看, 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并没有与国外中产阶级具有相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不完善, 现有口径的收入并不构成居民全部购买能力, 影响社会中间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多因素并不完全以私人收入来支撑, 还有公共产品的供给, 来支撑居民的公共消费水平。现在多数老百姓经常念叨的上学贵、看病贵、买房贵、农村老人养老缺钱等当今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最主要问题, 多数与收入不直接相关。相反, 在谈论收入时, 年收入十几万元、二十万元的“白领”甚至表示自己得到的收入表面上数不小, 但如果遇到子女上学、家人看病、老人养老、买房还债, 就太微不足道了。

2. 关于中等收入者是不是应该有人为确定的具体的数量标准。界定中等收入的标准, 有两种观点:一是人为确定的具体数值, 要参照国际标准, 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要反映目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标准。二是客观存在中间收入的数量区间, 不用人为事先确定具体的数量标准。

持前一种观点的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中等收入指标应与一般国际标准大致相近,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 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不能定得太低, 基本上相当于国际上中等收入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课题组参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标准, 提出年收入6万元至50万元的家庭为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二是中等收入的标准应高于现有平均水平。持此观点的人较多。比如苏海南提出, 北京地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体应该是个人年收入4万元至8万元、家庭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20万元以上,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家庭恩格尔系数为25%左右。有文章介绍, 财政部专家认为,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即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 而中国比较标准的“中等收入者”是城镇人口户均 (一般按3口之家计算) 税前收入6万元至20万元, 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者都是中等收入者。有的学者提出了这种人为标准的具体计算方法:中等收入者下限应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 上限是平均值的两倍。以2009年为例, 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700元, 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 其上限为32100元。由此算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约为30%。

持后一种意见的有福建省城乡调查队课题组、河北省城调队课题组以及《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课题组。上海课题组认为, 中等收入是指在收入方面相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一种状态。具体测算中等收入区间的方法是, 先算出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 (全距) 和中间值, 再以中值为基点, 向上向下各加减全距的1/6, 所得结果即中等收入区间。

我们赞同这种意见。我们认为, 中等收入是客观存在于指定人群范围内在指定时间里的收入序列中间水平的收入群体。这个概念有以下特点。

一是地域性。中等收入是一个范围内的收入序列中的中间水平。区域范围可分为世界、国家、地区 (省、市、县、乡、村) , 也可分为城、乡。称中等收入应明确所指区域范围。如我国的中等收入, 即是我国范围内居民收入序列的中间水平。其可以与发达国家的中间水平进行比较, 但我国的中等收入是国内的中间水平, 与外国的中间水平在标准上没有联系。我国目前的中等收入可能是美国的低收入。印度的中等收入可能是我国的低收入。一个省的中等收入可能不等同于全国平均的中等收入水平。在中西部城市的中等收入者, 到了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可能就变成了低收入者。农村的中等收入者到了同地区的城市也可能变成低收入者。

二是客观性。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中间水平是客观的。在指定的范围内只要存在收入差异, 就会存在介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中等收入。不必人为地确定一个具体的数值。比如说以一个客观数值为基础加上人为观点来主观推定一个数值, 确定中国的中等收入应是多少万元至多少万元, 或者说应该是平均收入的几倍。不能因为我们的中等收入水平低于美国的中等收入就说我国不存在中等收入。或者把与美国收入水平相近的我国高收入者说成是我国的中等收入者。

三是动态性。客观存在的中间水平的收入数值, 不仅与地域性相关, 不同地域中等收入数值可能不同;而且受不同时间的影响, 同一地域的中等收入在不同时间里数值会不同。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其一, 受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影响, 中等收入数值会上升, 中等收入群体会扩大。其二, 币值变化影响。由于通货膨胀, 中等收入数值会上升, 原来的收入可能属于低收入群体。动态性是人为确定具体的中等收入数面临的困境。

综上, 我们认为, 中等收入是客观存在于指定地域范围内、指定时间里的社会群体收入序列中间水平的收入群体。

(二) 中等收入群体及其比重的测算方法

中等收入的具体测算, 依据上述对中等收入的界定, 以统计局公布的年度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分组抽样调查的统计指标为基础数据, 基本思路是, 以中值 (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和的平均数) 为基点, 向高向低各加减全距的1/6, 其区间数值为中等收入。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或纯收入) 在此区间的, 即为中等收入者。

根据扩大中等收入比重问题的研究目的, 计算中等收入应当用中值, 而不能用中位数和平均数。中值是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和的平均数, 其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倍数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居民实际的收入, 还是居民的主观感受, 中值都是存在的。让更多社会成员的收入处于中值水平, 这是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而中位数是所有居民的中间数, 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 其可能位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上, 其周围收入主体仍处于低收入水平。扩大这部分群体的比重与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相悖, 不可取。全部数值的平均数, 也是如此。

中等收入及其比重的具体计算, 采用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公布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按收入等级分组的统计数据, 测算过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

中等收入下限与中等收入上限之间的数值, 即中等收入区间 (ml, mu) 。

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1. 找到中等收入区间的基准点, 即中等收入下限最贴近的收入组的平均值。假定这一平均值为这一收入组的中间值。

2. 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α%: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Al:据中等收入下限最近低收入组平均值Ml:中间值

3. 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β%: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Au:据中等收入上限最近较低收入组平均值

M+:据中等收入上限最近高收入组平均值

4.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M%。

下面, 以2010年,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及比重的计算为例, 来说明上述测算方法。

第一步, 计算中等收入区间。

于是, 中等收入区间为 (21109.26, 36270.42)

这个计算结果表明,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为2.11万元至3.63万元。

第二步, 计算中等收入比重。

1.中等收入区间的基准点, 即中等收入下限21109.26最贴近的收入组的平均值为23188.90。假定23188.90这一平均值为这一收入组的中间值。

2.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下限的百分点。

3.计算达到中等收入上限的百分点。

4.计算中等收入比重M%。

注:中间值至距中等收入上限最近高收入组平均值的百分点为25。

测算结果, 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占24.54%。

四、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变动

按上述定义和方法, 以全国城镇居民按收入等级分组的统计指标为基础数据, 对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及其比重进行测算, 可以看到我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的一些变动情况。

(一) 十年中,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由快速下降到缓慢回升, 但仍没有恢复到十年前水平

测算结果显示, 2010年与十年前的2000年相比,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下降的。2010年为24.54%, 比2000年的31.96%下降了7.42个百分点。在十年中, 中等收入者比重下降最快的年份是2002年, 其比重是25.77%, 此前每年大约下降1个百分点, 这一年比上年下降了4.56个百分点。最低点是2004年的22.53%。由2005年起结束了持续下降, 出现了缓慢的回升。这也显示出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更加重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并采取措施, 使中等收入比重有逐步提升。但是从总的形势上看, 中等收入者比重十年来仍然是下降的, 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根本扭转。

(二) 高收入者比重下降, 对比低收入者的倍数扩大, 反映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010年高收入者比重为12.44%, 比十年前的14.16%减少1.72个百分点。同期, 低收入者比重由53.87%增至63.03%, 增加了近十个百分点。中等收入者下降的比重并没有增加到高收入者群体之中, 而是增大了低收入群体。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洋葱头形”, 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仍有一定的距离。十年来,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计算, 最高收入10%家庭年人均收入由1.33万元增加到5.14万元, 年平均增长14.47%;最低收入10%家庭年人均收入由2653.02元增加到5948.11元, 年平均增长8.41%。最高收入者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比最低收入者收入增长速度快6.06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10%家庭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10%家庭人均收入的5.02倍, 经过十年, 增大到8.65倍。社会收入向高收入者集中, 社会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三) 十年来,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下降是

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总体以及最低收入家庭收入普遍上升的情况下出现的。但从收入的绝对额上看, 中等收入者仍然属于较低水平

十年中,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区间的下限和上限的金额大幅度上升。2000年中等收入区间是6205.69元至9758.35元;2010年为21109.26元至36270.42元。中等收入者年平均增长分别为13.02%和14.03%。2010年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达5948.11元, 比1999年中等收入下限5773.13元还多174.98元。如果按照11年前的标准, 许多最低收入家庭也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 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有了普遍上涨。2010年中等收入区间为2.11万元至3.63万元, 按三口之家两口人有收入的基本经济状况推算, 家庭收入为6.33万元至10.89万元, 中等收入者家庭每一就业者的月均收入为2640元至4540元。显然, 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四) 十年来,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城镇人口的增长, 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绝对数是增加的

城镇化率 (按照常驻人口计算) 由2000年的36.22%提高到2010年的49.95%, 城镇人口到2010年增加到6.7亿人, 比2000年增加2.11亿人。因而在城镇中等收入比重下降的同时, 城镇中等收入者的绝对数由2000年的1.47亿人, 增加到2010年的1.64亿人, 增加了1700万人。中等收入比重下降影响城镇中等收入者减少5000万人。

(五) 辽宁中等收入水平及比重略低于全国, 中等收入比重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

按三口之家两口人有收入的基本经济状况推算, 2010年辽宁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就业者月收入下限为2360元, 上限为4010元, 分别低于全国平均280元和530元, 与辽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一致。辽宁城镇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2000年为30.55%, 2010年为22.13%, 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与全国平均比较分别低1.41和2.41个百分点。

(六) 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低于全国, 但遏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好于全国平均水平

辽宁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倍数低于全国平均。2000年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5.09倍, 2010年上升到7.89倍, 辽宁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距的倍数分别小于全国平均0.07倍和0.76倍。辽宁与全国平均相比, 十年中, 最低收入、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分别缩小了7.47个百分点和近12个百分点, 最高收入的差距仅缩小2.17个百分点。辽宁中等收入比重下降较多使得低收入群体比重比全国高2个百分点, 但由于辽宁低收入群体收入绝对数增长快于全国平均, 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与全国基本同步, 导致辽宁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收入分化状况比城市严重

由于农村统计数据不全, 本报告没有对农村中等收入比重进行测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2年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显示, 收入最高的20%样本农户与收入最低的20%样本农户的差距有10倍之多。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 城市收入最高10%家庭与收入最低10%家庭比较相差8.65倍。可见, 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状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五、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分析

(一) 市场经济具有产生收入两极分化的作用

收入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缺欠, 这是公认的一个经济规律。由于资源禀赋不同、机遇不同、投入生产要素的质与量不同, 在市场机制下, 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 “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 一旦在某一个方面 (如金钱、名誉、地位等) 获得成功和进步, 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 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经济学界借用马太效应这一术语, 反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社会学对贫富分化现象的解释有多种理论。冲突学派认为, 社会中的贫困现象主要是各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果。二元劳动市场论认为, 现代社会中明显存在两种类型的劳动市场:一种是收入高、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市场, 凡能进入此种市场就业的人自然成为富人;另一种是与此相反的劳动市场, 凡是只能进入此种市场就业的人, 注定就是穷人。这两种劳动市场的划分是由教育、文凭、家庭出身、个人经历以及法律制度等多种条件造成的, 两者很难融合。

上述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是正确的, 他们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比较重要的原因。受户籍制度的制约, 我国国内存在着城市与乡村暨工业、服务业与农业两个劳动市场, 不同劳动市场就业者的收入有较大差距。虽然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对城乡差别有所缓解, 但城市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早期教育培训作用的增强, 不断拉大城乡发展环境和条件上的差距, 全国城乡收入的倍数2010年为3.23, 比十年前的2.79扩大了15.77%。地处穷乡僻壤家庭的子女, 很少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职业, 而大都市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 凭借先天优势的环境和条件, 比较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职业地位, 两者的收入差距也极为悬殊。沿海发达地区依靠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的优势, 甚至国家政策的倾斜, 在总部经济及新兴产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处于国内产业分工的优势地位, 而其他地区的产业主要分布在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采掘业和基础加工业, 两者附加值和税收收入差距悬殊, 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市场, 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二) 再分配调节不当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从经济学角度看, 平等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对提高效率是有益的。但由于起点、环境和条件不同的不平等竞争, 由竞争转变为垄断, 违背自由竞争原则, 有失经济公平, 也必然损害经济效率, 是不合理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正常的社会流动 (包括同代流动和代际流动) , 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 实现社会公平, 是保持社会活力和良性发展的条件。

尽管我国政府采取措施努力减小发展环境和先天条件上的差距, 比如, 强化义务教育, 提高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规模, 提高城乡居民贫困线, 开展开发式扶贫活动, 连年提高职工养老金标准, 扩大城乡社会养老覆盖面, 扩大城乡医疗社会保障范围, 但是, 我国再分配调节对改善收入差距的作用仍然不够充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再分配调节不当是我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发达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比如, 2000年之后, 经过再分配调节,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美国从0.46下降到0.38;日本则从0.44下降到0.32;德国从0.51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降到0.28;英国从0.46下降到0.34;OECD国家平均从0.45下降到0.3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 我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的主要是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 再分配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 我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48至0.49, 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进一步拉大。

我国的税收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 是以间接税为主, 这使得广大消费者即中低收入群体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在直接税当中, 工薪所得的税赋实际高于资本所得的税赋。全国各地的招商活动, 形成了政策优惠投资者的竞赛, 私人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阶层从中获得了正常经营以外的财产和收入。国家财政尚未完成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型, 投入到收入调节方面的财力比重偏低。基础教育、基础医疗、保障性住房, 以及生活性的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 政府投入不足, 在一些领域存在着产业化倾向。根据张车伟等人的研究, “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 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通常超过50%, 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支出上。例如, 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2%, 其中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GDP的比重为8%, 日本的这一比例为12%, 其他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10%以上, OECD国家平均为15%。我国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也有学者认为, 公共财政即民生财政, 政府所有支出都是民生支出。虽然对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究竟多大存在争议, 但政府活动侧重于经济, 我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开支占该专项支出的比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再分配调节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应当说, 这些体制和政策在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就存在, 随着近年来税收增速提高, 收入调节不当和逆向调节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发达国家不同, 我国没有实行遗产税制度, 社会捐赠和志愿者活动的机制基本没有形成, “第三次分配”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十分微弱。

(三) 不完善的市场经济造成收入差距扩大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篇4

一、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及现实状况

所谓中等收人者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范围内, 经济收入水平处于中等, 生活比较殷实的人中等收入者不单纯是经济学概念, 它具有经济、历史、地域、社会等多重规定性, 是本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支柱之一。中等收入者基本特征是:1.具有合法而且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水平。他们普遍不安于现状, 大多能吃苦耐劳、不断进取、不停吸取与时代同步的先进知识, 因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闲暇时间短是这个阶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2.具有稳定而且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多以脑力劳动为主, 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具有较高的科技知识、复杂的职业技术和较高的工作要求、其职业是同社会进步同步的、因而具有时代性或先进性。3.具有较强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教育、素质以及职业技能是相当出色的。他们的收入、地位以及生活状况是比较稳定的, 因而在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上他们仍对社会和时代的主导观念有较强的认同感, 对社会发展起到引导示范作用。

在我国, 中等收入者或社会中间阶层主要包括乡镇企业家、国有和集体企业部分经营者、在外企打工的高工资者、教育系统、研究单位的教授、科学家, 以及名演员、名歌唱家、节目主持人、银行保险系统的部分高级职工, 以及个体户中部分高收入者、私营企业主以及金融证券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管理人员、中介机构专业人才、各行各业的专家, 如医生、工程师、设计师、作家、运动员名星以及农村专业户等, 其形成与我国经济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高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 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缩小收入差距, 避免两极分化, 走共同富裕道路, 如果没有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 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会带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能够过上小康生活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人数越来越多。

2010年,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 比上年增长11.5%。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 增长11.3%,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8%。2010年南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032元。2011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05元, 比上年同期增收1973元, 增长10.94%。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5848元, 比上年同期增收843元, 增长16.84%。从这组数据看出,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按世界银行专家使用的标准算, 2010年, 中国家庭年人均收入在50000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家庭, 在20000-49999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家庭, 在10500~19999元之间的为中低收入家庭, 在10499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家庭。那么随着城乡家庭人均收入以年均7%-8%的速度增长, 2020年中等收入者达到人口的多数或就业者的多数是可能的。

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大的意义

(一) 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

随着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增加 (如果每年增加百分之一, 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重达到35%一38%) , 收入差距就会逐步缩小, 实现共同富裕就更进一步。要运用多种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使其进入中等收人群体。在本世纪头二十年, 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小康社会, 而扩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政治上, 中等收入者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从内心拥护现有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 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也有较强的投资动机, 这个群体越是庞大,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越大;在文化上, 中等收入者一般文化层次较高, 文化消费在其个人消费中的比重也较大, 他们的文化趣味总体上是健康向上的, 会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倾向, 这对发展先进文化将发挥有益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上, 他们有较强的控制人口增长和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并具有示范作用。因此, 中等收入者的扩大, 会带动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提高, 有利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二)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形成合理与稳定社会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实质就是要对我国现有的社会结构重新构建, 这是一个关乎小康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问题, 其重大意义就在于使我国社会结构由不合理的“金字塔型”逐渐形成合理的“橄榄型”, 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增加还是维持社会稳定的“稳压器”。由于有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他们是社会中的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 不希望社会动荡。最为关键的是, 在中等收入者群体所占比重较大的社会里, 中等收入者可以充当高低收入者之间矛盾的缓冲器。我们知道, 2011年一系列旨在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的利民政策已经出台:将个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 上调城市最低工资水平, 以及不久前宣布的调高扶贫标准至2300元……从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国家长期致力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时候, 中等收入者也没有游离在政策之外。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环境与途径

(一)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首先必须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必然出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 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升的现象, 尤其是信息、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及各种服务业的人数猛增, 技术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会计师、经济师等专业技术人员需求猛增。而这种从业人数的重新整合, 势必导致产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同时出现具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和利益特点的社会阶层,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其次, 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这就必须加快教育发展, 加快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 鼓励科技创新,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这就需要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教育工作者、科技创造和科技服务工作者、从而必然要扩大社会中间阶层。最后, 还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 积极发展环保产业, 从而需要大批的“白领”阶层的出现和壮大, 扩大我国社会中间阶层。

(二)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重点

目前, 在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 要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为主要突破口, 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体现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 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管理工作者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更应该体现包括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的贡献, 以便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机制, 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形成合理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是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者过渡的主要途径。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 首先, 要加强职业培训, 以提高劳动力要素的质量, 从而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其次, 让劳动者既能通过劳动按劳取酬, 也能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获得公司股份, 参与利润分配。这对公平合理处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 以及提高其现有收入水平, 向中等收入水平靠近, 无疑是一种重要尝试。

(三)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目标

要规范分配秩序, 在分配中必须实施“扩中、提低、调高”战略, 以扩大中等收人者的比重。“扩中”就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 提高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及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机关单位在机构改革和精减人员的基础上, 提高其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努力增加新型农业、规模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城乡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提低”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如加快城镇化建设。农民是低收入阶层的主体, 用二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 让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 使农业人口从当前占总人口的70%左右, 降到30%左右, 甚至更低水平, 这是实现“扩中”目标的关键。“调高”就是要取缔非法收入, 对侵吞公有资产、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等非法收入, 要坚决依法取缔和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 对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金融、保险和自来水、煤气供应等行业的较高收入进行合理的调节;对一些收入过高的人员可以利用个人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手段进行调节, 使之趋于合理。

(四) 调整国民收入结构, 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提高转移支付的效率

转移支付向基层、向农村、向困难地区、向低收入者倾斜。近些年来, 国家财政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 这为转移支付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是很多转移支付效率较低, 中间流失较多, 转移支付的配置还不均衡。要强调转移支付向基层、向农村、向困难地区、向低收入者倾斜, 特别是注重使转移支付发挥在扩大就业、增强摆脱贫困的能力、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作用, 从而以积极的办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五) 帮助务农农民普遍兼业, 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现金收入

目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都与人均GDP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长, 但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却远远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 这就使还占中国人口近60%的农民家庭人口, 消费水平难以快速提高。在中国人均耕地太少、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受到就业形势限制的情况下, 要大力扶持务农农民普遍兼业, 使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也能够主要依赖兼业的现金收入, 这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陆学艺等.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 .

[2]陆学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N].中国经济时报, 2002-12-15, (5) .

[3]陈锡文.全面小康关键是农民的小康[N].学习日报, 2002-12-30第3版

[4]笑蜀.以重建社会跨过经济大坎儿[N].南方周末, 2008-12-18.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篇5

(一) 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

目前, 理论界对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标准众说纷纭, 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的标准。主要看法有几种。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 现代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一个阶层, 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 收入水平才是划分中等收入阶层的唯一标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认为,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 又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 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 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 (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 的标准。”在我国, “中产”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二) 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特点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除经济地位居社会中间水平外, 还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脑力劳动为主, 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 以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劳动、工作对象有一定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中等收入阶层的共同特点是收入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 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 包括占有住宅、自备汽车等高级生活资料, 主体是脑力劳动的“白领”。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及意义

(一)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 部分中产阶层抗御风险能力变弱, 出现不同程度向下流动苗头, 特别是医疗、教育和住房三大改革将成本大量转嫁至每个社会成员身上, 出现低收入群体无力承担、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承担的现象。

(二)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意义

首先, 又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一个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占据主流,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和务实。其次,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有助于扩大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此外,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三、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途径

(一)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 就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当前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 把蛋糕做大。制定倾斜政策, 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坚持效率优先、抑制垄断性经营收入和非法收入。二是再分配注重公平, 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 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 充分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能力, 提高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采取适当措施缩小收入差距。

(二)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步伐,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 使得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 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 科教兴国

认真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把经济纳入依靠科学技术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要大办造就庞大知识分子的教育。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 还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一个学习型社会, 必须在社会地位上、经济收入上、生活质量上给予全社会以知识分子导向。唯有如此, 如此才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并从根本上扩大中等收入者, 并提高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

第一, 加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看,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它能够促进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发育, 实实在在地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使他们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阶层。国家财政应保障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 使有学习愿望和能力的适龄儿童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最为重要的平等因素, 它为低收入者的子女获得就业机会、改变贫穷状况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此应改革农村教育的财政支撑体系, 由国家财政来支撑农村教育。

第二,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类似金字塔形, 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形。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 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处于较底层的人群逐渐上移至中部。低收入者的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 因此必须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

(四) 强化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可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使其尽早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队伍中来, 而且可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抗风险能力, 切实保障并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总之,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小, 其中部分中等收入者抗风险能力较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 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 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大力发展经济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之策。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高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一个需要为之长期努力的目标。

摘要：中等收入阶层对于稳定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 需特别注重培育我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我国中产阶层比例较小, 远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扩大中收入阶层,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

关键词：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界定,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

参考文献

[1]郑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1) .

[2]刘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当务之急[J].每日经济新闻, 2005.04.29.

[3]纪玉山等.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2) .

[4]李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0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