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机制（共5篇）
扩大机制 篇1
中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以下简称“消费长效机制”)。消费长效机制首次体现在中央文件中,标志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工作正纳入制度化的轨道。本文拟就消费长效机制的基本特征、重大意义、制约因素及相关对策谈几点看法。
一、消费长效机制的基本特征
消费长效机制是指保证消费需求长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其基本特征如下。
1. 长期性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应是政府逆经济周期调节的临时性举措,而是经济社会长期健康运行的一种常态要求。无论国内经济处于衰退期还是处于繁荣期,都要把扩大消费需求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长期推进。长期性是消费长效机制的动力源泉,只有长抓不懈,消费长效机制才能往前推进。
2. 有效性
表现为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一方面,消费总量要稳步增加,以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另一方面,消费结构要优化,包括消费主体的均衡、消费内容的升级、消费方式的健康等。有效性是消费长效机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将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优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经济转型。
3. 规范性
消费长效机制要有公开、公平、公正和稳定的制度环境,要有保障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制度基础,以使消费成为带增长、调结构的内生变量。规范性是消费长效机制的着力点,盲目扩大消费需求将事倍功半。
4. 兼容性
消费长效机制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要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例如,扩大消费需求需要增加职工工资,但工资上涨会带来企业成本的上升和企业裁员的增加,这样反而会降低职工消费能力。消费长效机制应当与提高企业竞争力相兼容,从而保证职工工资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上升。又如,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提高居民福利,但消费增长过快可能会增加居民的懒惰性,对居民就业形成负面激励,不利于形成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消费长效机制应当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机制相兼容,在提高居民福利的同时激励居民就业的积极性。总之,兼容性是消费长效机制的必要环节和有效保障,只有实现了与市场运行的兼容才能更好地体现消费长效机制的作用。
二、消费长效机制的重大意义
消费长效机制是拉动内需的战略重点,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1. 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增大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度
中国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对投资和出口依赖过大。1978年～2009年,中国平均投资率和平均净出口率分别为37.9%和1.9%,而主要国家的投资率为16%～38%,净出口率为6%～14%;中国平均消费率为60.2%,而主要国家的消费率大约为66%～87%。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不能通过对比简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投资率和净出口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特征有其合理性。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居民购买力水平低,现实选择是推行赶超型发展战略,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实施优惠政策的方式吸引外资,带动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对现行经济运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当然,这种经济运行方式的弊端也十分明显,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消耗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压力大,大量投资带来货币超量发行,巨额贸易盈余诱发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此外,生产要素过度向资本和资源倾斜,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进一步依赖投资和出口等。
中央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早有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提出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九五”时期,中国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一五”时期,中国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资源投入驱动到效率提高驱动转变”,或者是“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近年来,中国又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表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国家对经济转型的提法如何改变,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转型任重道远。
不仅如此,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格局在危机状态下日益得到强化,这点从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表现可以看出。为了应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施了以发行27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为基本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扩大国内投资。在随后的几年,经济增长再次回到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态。据测算,2001年～2007年中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分别为65.29%和19.32%。为了应对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又推出了以4万亿元投资计划为基本特征的一揽子方案,政策重点依然是增加投资。尽管在本次危机中消费政策被提到重要地位,但相对于投资政策而言,消费政策支持力度仍然有限。总之,无论是经济运行还是政策运行,起点和终点的侧重点都是投资和出口,消费的作用远未发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2. 消费长效机制是破解经济发展方式怪圈的突破口
消费长效机制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减少资源能源消耗
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过程就是消费服务业发展的过程,这自然有利于减少经济对自然资源和资本的过度依赖。同时,消费长效机制伴随着公众对社会福利和消费者权益的关注,低碳、节能、环保等新的消费理念将引导调整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减少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费,既抑制投资过度和工业产能过剩,又保护生态环境。
(2)促进技术进步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归宿,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带动生产模式的改变。随着人们越来越偏好绿色、健康、环保为特征的消费模式,将促进传统加工工业加快技术改造,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也将应运而生,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3)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过程,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过程,资本所有者和资源所有者收入占比将会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将得以优化。
(4)防范经济增长风险
随着经济增长由依靠投资、出口“两驾马车”为主,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调发展,经济运行抗风险能力增强,有利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消费长效机制的制约因素
中国32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为消费长效机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宪法》(2004年修正)、《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物权法》(2007年)等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国家近年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意图也很明确,这为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要清晰看到,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系统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此之外,消费长效机制面临着如下制约因素。
1.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财产权利基础不牢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收入的基础是财产存量。财产是消费的前提,保护财产及财产权比增加收入或者补贴重要得多。在国外,法律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也有类似的保护消费者财产权利的法律规定,但无论是从制度设计层面还是从制度执行层面来看,中国消费者财产权利保护存在较多缺陷。
下面以中国最广大的消费群体一农民一的土地财产权保障缺失为例加以说明。按照用途分类,中国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对农民而言,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当前,农民土地财产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侵害已成为最突出的社会焦点问题。大致说来,农村土地财产权利保障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
首先,“集体”概念的模糊性。《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而在《民法通则》中,又将“集体”定位为村委会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法律本身对集体的规定存在冲突,“集体”概念模糊不清。其次,集体所有者代表的模糊性。《土地管理法》指出了三种集体所有制形式,但具体在何种情况下由哪一级组织作为集体所有者代表,法律只是给了一个笼统的规定。结果是,当出现土地产权纠纷时,农村集体组织因其是缺乏人格化的独立实体而难以发挥所有者的功效,农民的权益得不到集体组织的有效保护。分散的农民在利益竞争面前常常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抗拒权力、资本以及权力资本的结合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有时,一些农村集体组织的领导甚至以此来侵犯农民合法权益。
(2)集体所有权流转的不平等性
全民所有(即国有)和集体所有是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的法律地位在形式上平等,但在实际执行中却相差甚远。对于国有土地而言,国家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而言,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说明,城市祖传的房子、自己新买的房子都有房产证,而农民祖传的房子或自己新盖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就不能抵押、不能转让,甚至连出租都困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特别是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转,农民房产权缺乏,农民财产权利缺少法律保障。
(3)土地征收条款的歧视性
国家为了保障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利益,要求政府征收土地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与此同时,国家对土地征用补偿给予了最高限定。但至少从数据上直观看出,中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明显偏低。由于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被征收的土地级差收益相当部分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获取。同时,地方政府也常常以公共利益为名,行土地经营和土地财政之实,随意扩大土地征用的范围。
总之,由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主体的模糊性、集体所有权流动的不平等性以及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偏低,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分散的农民的权益又不能得到相对集中的集体组织的有效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屡屡受到侵犯。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一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不正确理解,农民土地财产权受到侵犯的事件愈演愈烈,农村因土地征用造成的纠纷不断,既影响社会稳定,又极大地阻碍消费长效机制建立的进程。
2.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意愿和激励不足
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各方面共同推动。从根本上讲,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需要市场机制发挥基础作用,要让消费者有钱消费、有信用消费、有意愿消费。从近期来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方面的作用十分关键。地方政府的主观意愿和努力程度将直接决定消费长效机制能否实现。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意愿和激励不足,其主要影响因素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意愿不足。
投资和出口的建设周期短,见效快,而消费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乘数效益不明显,地方政府更愿意扩大投资和出口以促进当地GDP的快速增长,而对扩大消费需求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对地方政府扩大消费需求的激励不足。
当前,GDP、财税收入等是考核地方政府的硬指标,并且税收体系又以间接税为主体。扩大投资和增加出口能满足政府绩效考核要求,又有利于地方增收。而扩大消费需求除了有利于增加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贡献有限。2009年,营业税收入和企业所得税收入累计占地方税收收入的48.80%,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9.15%。扩大消费给地方政府创造的财政收入有限,消费政策长期难以得到地方政府充分重视。
3.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政策环境有待完善
首先,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政策有待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消费长效机制的作用表现为: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提升消费能力;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提升消费预期;改善消费结构,促进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保障消费公平。但如前所述,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政府更倾向于运用投资和出口政策,而对消费政策重视度相对不够,消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这表现为:转移支付制度不够完善,低收入阶层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助,税收调节政策力度有限,阻碍了全社会消费需求的扩大。此外,由于公共服务投入(如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不均衡,影响一些地区消费能力的提升。
其次,消费金融政策有待完善。消费金融是指在消费者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或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对申请购买个人消费产品和服务(如轿车、住房、信用卡等)的借款人发放担保贷款的行为。消费金融的作用是刺激民间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中国的消费金融起步很晚,个人信用不完备,缺乏信用评级机构,消费贷款难的现象仍很普遍,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四、建立消费长效机制的具体建议
消费长效机制要建立和完善还权于民的法制框架,从制度上保护公民的财产权,特别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消费长效机制要建立和完善以民生为导向的管理体制,在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民生和消费的权重。消费长效机制还需要近期和中期的政策保障,为此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消费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和消费金融体系。
1. 建立和完善还权于民的法制框架
消费和民生的前提是民权,特别是公民的财产权。只有尊重并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权,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消费长效机制才不是无源之水。什么时候真正保护和扩大了公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权利,什么时候社会就会前进一步。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国家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保障了农民承包土地的部分收益权和处置权。当前,农村群体事件增多,国内消费需求难以扩大,与农民的财产权利受到侵犯有密切关系。保护公民特别是农民的财产权利,建立消费长效机制,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修改土地征用的有关条款
界定公共利益以及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缩小土地征收范围,并将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区分公益。陆用地和经营性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战略目标纳入法制框架。此外,还要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并增大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扩大农民在土地级差地租中的分配比重。
(2)稳步推进土地要素的流转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保留的前提下,扩大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收益权和处置权的范围,稳步促进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流转,具体包括:
一是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
中国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确权任务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的确权工作。在此基础上,可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的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好处在于,增加土地供给,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土地垄断供应的格局,降低房价,增加消费者购买能力,从制度上推动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从实践来看,广东省较早推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也在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建议在缩小农村土地征用范围、坚持城乡统一规划、严保耕地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为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提供创新的合法通道,如先对农村宅基地确权,再为集体建设用地公开、合法、有序地入市创造更完备的法制配套条件。
二是推进农用地的流转。
当前,农村农用地流转的最大障碍是土地不能抵押,无法吸引资本和农业大户,无法完成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造成土地的闲置和浪费。建议借鉴法国等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赋予农村承包土地贷款抵押的功能,将土地抵押给具有国家背景的农村土地银行,并在政策上保障农民和农业大户等的权益。
三是变“集体所有”为“农民所有”。
建国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并不归集体所有,而归农民所有。1950年,《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实行农民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全国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少农民还获得了地契。在随后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产权形式变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农民地契损坏和遗失严重。改革后期至今,中国一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应该说是一种相互妥协的产物,它既可进,又可退;既保留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又尊重农村生产实际,在生产要素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因而能够延续至今。但如前所述,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从发展方向来看,应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农民所有”。当然,农村土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农民所有,是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调整,需要妥善推进,防止一些地:h-政府和特定利益集团加快圈地步伐、加紧掠夺农民土地合法权益。同时,相关的制度建设也应跟上,如农村土地的确权、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平台的建设等。此外,公民的政治参与、民主与法制制度也是推进农村土地所有制变革的重要因素。
2. 建立和完善注重民生的管理体制
(1)完善政府绩效考核管理体制
建立扩大消费机制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更加注重民生,为此要增加反映消费本身的考核指标(如城乡居民人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率等),增加反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指标(如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指标等),并相应减少传统经济指标(如GDP.,财税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等)的考核权重。通过加大对民生和消费的考核力度,促使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依靠民生、服务民生和发展民生上来,从而加快建立消费长效机制的进程。
(2)完善政府财政和收入分配管理体制
在完善政府绩效考核管理体制的同时,要注意完善政府财政和收入分配管理体制。具体做法有:一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以增加消费能力和提升社会消费预期;二是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在培育地方支柱税源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周期和本地实际,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三是从更长时期来看,逐步降低生产型税收格局,增大直接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如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开设社会保障税等,以增加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3. 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
(1)建立和完善消费长效机制的财政政策体系
财政政策支持消费长效机制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一是一般预算支出更多地向民生倾斜。当前流动性充足,物价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大规模增加投资,主要是调整投资结构。与此同时,要积极增大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扩大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二是调整国有资本预算支出结构。适当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提升社会消费预期;三是实施结构性税收政策。减少居民和新兴产业的税收负担,提高居民国内消费能力,倡导低碳、生态、节约、环保的消费新模式;四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消费需求均衡发展。
(2)建立和完善消费长效机制的消费金融体系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80后、90后群体逐步成为消费主体,这一群体不同于以往的消费群体,在自身积蓄有限的情况下,他们通常敢于借贷消费,敢于超前消费。如果金融监管部门对消费信贷、银行卡等消费金融业务进行适度管理和引导,消费金融业务有望加快发展,这对消费长效机制是十分有益的。当然,中国在发展消费金融的过程中,要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防范金融风险,持续稳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转自《经贸参考》)
扩大机制 篇2
创建卫生城市是服务地方社会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城市面貌，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县委、县政府对创卫工作长效保持的要求，作为沭阳县创卫工作的重要成员单位，我校充分发挥各项职能作用，以校园环境卫生面貌为重点，对教学楼、宿舍区、食堂等主要区域、卫生死角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对宿舍区的乱堆乱放也进行了专项集中整治。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抓好食堂规范监管工作，建立抓好创卫成果的保持和长效机制的措施，为我校师生打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
一是继续保持创卫工作的组织领导。实行校长总负责、各部门具体负责的两级责任制，创卫办公室由李校长牵头负责，分管领导具体指导，各年级具体管理的工作责任机制。做到组织领导、安排指挥、贯彻落实、督促检查、考核奖惩五落实，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机制，确保校园创卫工作不反弹，不回潮。
二是开展经常性的创卫整治活动。创卫工作实行包片管理原则，由政教处组织开展具体创卫整治活动，定人员、定地点、定时间、定标准工作，落实长效监管责任。建立起每月开展一次校园卫生大检查活动、各年级每周开展一次卫生大清除活动、保洁人员每天开展一次卫生清理制度，对各年级、各班级清洁区要落实好卫生考核制度，政教处对卫生先进的班级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着力培育爱清洁讲卫生的好风尚。
三是继续加大创卫资金投入。为保障校园创卫工作取得长效，总务处每年必须要有必要的创卫专项资金，用于开展病源生物控制、实施的维修、保洁和管理等，总务处将要督促并配齐配足管理人员、保洁人员。
四是继续抓好创卫宣传教育。继续在校园内开展创卫宣传，通过广告栏、黑板报等形式，大力宣传创卫知识及创卫工作中的好人好事，曝光不良行为，继续营造创卫的舆论氛围，切实使我校创卫工作长期保持并得到不断深化。
扩大机制 篇3
一、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基本内涵
从我国对扩大内需的战略定位及实践经验看, 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包括扩大内需与降低外需并重、扩大需求与优化供给并行、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质量并举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应以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为目标, 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消费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四大机制。
1、扩大内需与降低外需并重
扩大内需和降低外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2003—2008年上一轮经济增长期, 我国内需率持续下降, 净出口增长过快是直接原因。以2005—2007年最为突出, 内需年均增速 (16.1%) 远远小于外需 (67.3%) , 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时期相比, 内外需求增长速度明显不协调 (见表1) 。货物和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比进口大5—10个百分点, 进出口增长速度出现的“剪刀差”带动贸易顺差持续上升, 净出口率由2004年的2.6%攀升到2007年的8.8%。
外需大幅增长, 不仅在支出法核算GDP恒等式中与内需存在此消彼长的比例关系, 从数量上直接导致内需率下降, 而且引发经济结构变化。外需对国民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出口上, 而出口主要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 进而影响内需。
(注:资料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我们从两个角度分析出口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内需。一是从2002、2005、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看出, 我国出口产品80%以上都是工业品, 服务业出口比重较低 (见表2) 。出口大幅增长, 必然引起工业快速增长;由于出口加工行业在国内的产业链条短, 难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 从而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既影响消费结构升级, 也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 最终都会影响到内需。二是从最终使用看, 我国工业品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002年的41.5%提高到2007年的50.0%, 第二产业用于出口的比例由28.2%提高到37.0% (见表3) 。按照每2—3年编制一次投入产出表的惯例, 由于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还没有编制出来, 但从这两年的出口情况看, 我国出口结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可以判断, 目前我国工业体系的一半、第二产业的1/3是为出口服务的。出口大幅增长, 引起国内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行业, 这些行业生产环节在国内, 消费环节在国外, 投资需求由此扩大, 而消费需求却增长缓慢, 投资消费不协调, 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产业结构是决定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生产基础, 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通过产业结构传导。出口拉动工业发展, 而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 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很低。从投入产出表中三次产业的要素分配格局看, 工业增加值率与第二产业持平, 但比其他产业和国民经济42个部门的平均水平低, 工业中劳动者报酬占总投入的比例在三次产业中最低。这在通信电子、纺织等加工贸易行业更突出 (见表4) 。可见, 我国以出口加工产品为主, 获得的增加值很有限, 而在这有限的增加值中, 劳动者报酬占比很低, 出现了有利于政府和企业、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的现象。企业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投资, 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 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到位的情况下, 政府获得的收入也越来越多地用于投资。其结果是, 出口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产生了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的结果。消费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 失去国内消费支撑的投资, 最终影响内需持续增长。
(注:各项数值为2002、2005、2007年3个年份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注:各项数值为2002、2005、2007年3个年份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注:表中数值为2002、2005、2007年的平均值。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整理计算。)
上一轮经济增长期, 面对2004—2008年出现的经济过热和投资过快增长势头, 我国综合运用了财政、货币、节能减排、促进就业等政策, 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努力扩大消费, 但主要从内需角度考虑扩大内需, 对外需考虑不够。实践表明, 如果净出口增长与内外需增长速度不协调, 扩大内需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 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必须考虑外需, 努力降低净出口率。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主张降低外需, 但不主张限制、压缩出口。改革开放30多年来,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深及宏观经济由短缺转向供大于求, 出口与消费、投资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降低出口必将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大冲击。而且, 全球化背景下,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而封闭发展, 扩大内需也应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努力培养竞争优势, 在保持贸易基本平衡的基础上, 大量出口能够体现本国比较优势的产品, 进口缺乏比较优势和不能生产的产品, 应充分发挥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
2、扩大需求与优化供给并举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内需不足问题, 从更深层次分析, 根源在于供给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当前供给结构对扩大内需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产业发展的就业效应与收入增加效应下降;不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的要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 即产业产值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长率大幅下降, 前者由80年代的0.46%下降到新世纪以来的0.17%, 后者由0.39%下降到0.19% (见表5) 。新世纪以来, 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增加值比例由2002年的40.9%下降到2007年的34.2%, 第二产业劳动者报酬占比由46.1%下降到35.5% (见表6) 。可见, 我国产业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在变小。这既是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 也与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投资、高出口发展模式有关。高强度的投资造成制造业在产业内部封闭循环, 工业高加工度化和迂回生产程度不高;出口主要以简单加工产品为主, 产业链条短, 不能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其结果是影响就业和劳动者收入, 进而影响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 中的1987、1992、2002、2005、2007年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产业结构对内需的制约还表现在与国内消费结构错位, 对消费产生了抑制效应。一是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 我国的过剩产能, 主要是低端消费品需要通过国际市场实现, 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创新能力不强, 中高档汽车、高品质文化产品、医药保健品等中高端消费品还需依赖进口。二是一般消费品过剩与服务需求供给不足并存, 伴随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对服务需求提高, 而提供服务产品的领域大多存在过度管制、经营效率低等问题, 产品和服务价格偏高、质量较差, 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无论是增加投资、还是扩大消费, 都离不开供给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因此, 应围绕提高产业的就业和收入效应, 沿着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方向延长制造业的产业链条, 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并加快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因素。同时, 还要通过优化产品供给来满足、创造甚至引领消费。
3、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质量并行
新世纪以来, 我国投资增长速度很快, 使得投资和消费越来越难以协调发展, 其结果是投资率持续提高、消费率持续走低, 前者由2001年的36.5%提高到2010年的48.6%, 后者由61.4%降低到47.4%。实现内需长期有效可持续增长, 需要将增加内需总量和优化内需结构进而提高内需增长质量结合起来。
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尚未完成, 因而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但当前的投资高速增长是在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投资效果系数总体处于下降状态, 每100元资本形成所生产出的增量GDP由1995年的30.5元下降到2010年的6.8元 (见图1, 以2010年为基年计算) , 投资效率低。为了维持GDP增长, 必须扩大投资规模, 这种以规模换效率的投资方式不可持续。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必须加快提高投资效率, 尤其要消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规模投资的体制机制根源。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相应年份) 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我国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合理。新世纪以来, 第二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由2001年的32.6%提高到2010年的42.4%, 同期第三产业投资占比由64.5%下降到43.1%。从增长速度看, 第二产业投资增速始终大于第三产业, 一些年份甚至是第三产业的2—4倍。第二产业投资多, 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投资少, 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不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而且影响就业和收入, 最终影响到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
从投资的所有制结构看, 当前我国政府投资还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地方政府利用掌握配置资源、控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投资竞争性行业, 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普遍。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方面还遇到形形色的“玻璃门”和“弹簧门”, 在经济资源、金融资源、税负等方面还没有完全获得国民待遇。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必须加快培育以民营企业为主的投资主体, 大力促进民间投资,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 着力增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
我国内外需求失衡, 经济增长存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与居民消费不足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0年的47.4%, 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到33.8%, 可见, 消费率下降主要由居民消费率下降引起。居民内部则出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1978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是农村居民的2.9倍, 2010年为3.6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既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有关, 也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不完善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有关, 还与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缓慢影响消费结构升级有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需要加快提高居民收入份额, 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同时,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 优化产品供给结构。
二、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
近十多年来, 我国围绕着扩大内需,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不仅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但总体而言, 以往扩大内需政策存在就内需论扩大内需, 对外需考虑不够, 就需求论扩大内需, 对供给结构化重视不够, 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 主要依靠政府、市场机制还没有效发挥作用, 多采取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制度建设缓慢等不足。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 应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 围绕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基本均衡, 在扩大内需规模的基础上, 以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为目标, 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机制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四大机制。关于提高内需率、降低净出口率, 中短期看, 重点应将净出口率逐步降到2%以下甚至接近0%, 下降部分由消费率填补;为了避免对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需要逐步调整投资率。从当前我国所处发展阶段看, 需求结构出现以内需为主导、内需以消费为主导的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还需一定时间。
1、加快形成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机制
(1) 加快外贸、外资政策调整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第一, 调整“奖出限进”的贸易政策, 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 下调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 制定扩大最终消费品、资源类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政策。第二,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改革企业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为意愿性结售汇制度, 放宽并逐步取消用汇限制, 合理引导企业和居民的进口需求。第三, 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优惠的各种潜规则, 继续引导外资投向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域。
(2)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围绕提高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本地配套、主体本地化比重, 引导企业从生产加工环节向产品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由OEM (代工生产) 向ODM (原始设计制造) 、JEM (与品牌企业共同研发设计) 、OBM (代工厂经营自主品牌) 发展,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增加财富收入效应。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转型为独立法人企业, 鼓励其开拓国内市场, 推动产业结构由外需型向内需型转变。
2、加快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以“投资促进消费”为导向, 以增加产业发展的就业和收入效应及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为目标, 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 形成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机制。
(1) 加快形成以产业升级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加快推进科技和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提高人力资本、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探索既适应产业结构高级化方向、就业弹性又大的工业发展模式, 发展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兼容的制造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使产业结构升级步入创造就业和高收入岗位、助推中等收入阶层形成及适应、创造、引领居民消费的轨道。
(2) 加快形成投资促进消费的机制。加大对第三产业尤其是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体育保健、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关设施、保障性住房和中低价位商品房、城乡电网改造、农村道路、供水、信息网络、市场体系建设等领域的投资。
3、完善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围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提高居民收入,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入挖掘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
(1) 完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第一, 建立要素分配中的劳动与资本制衡机制, 健全劳资谈判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探索推行区域性、行业性职代会制度。第二, 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 进一步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 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进一步提高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水平, 完善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第三, 完善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 加快农村土地还权赋能,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拓展居民投资渠道, 提高城乡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第四, 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建立综合申报和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减轻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尽快开征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第五, 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收益全民分享机制。
(2) 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第一, 国家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明确范围、最低供给规模和质量标准, 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加以法定化。第二,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机制。进一步调整优化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 增加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加快形成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体系, 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第三, 建立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规范多元主体介入公共服务的路径和提供标准。
4、完善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
切实减少政府配置资源、控制经济活动和分配经济利益的权力, 消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大规模投资的体制根源, 大力促进民间投资。
(1) 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 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被征用的农村土地回归其合理价值;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 使利率能反映资金真实成本;建立切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及污染损失成本、代内与代际公平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提高资源要素价格;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 探索开征环境税, 矫正当前环境污染外部性没有合理解决而造成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成本社会化现象。
(2) 规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整合地方融资平台, 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试点, 强化对发债使用和管理的监督;坚决制止国企尤其是央企大规模无边界投资的行为, 加快推进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探索将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益评价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
扩大机制 篇4
1 辽宁省农村消费需求影响因素
1.1 农民收入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辽宁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13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 908元, 城乡收入差距为10 205元, 2015年辽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 126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 057元, 差距为19 069元, 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增幅持续扩大。2015城镇居民每人消费支出21 556.7元,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仅为8 873元, 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41.16%, 农民收入的增长缓慢, 在根本上制约了辽宁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
1.2 劳动力素质
随着辽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快转移, 农村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离农意识强烈, 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妇女化、老龄化趋势, 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制约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
1.3 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是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短缺, 辽宁省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并没有有效促进农村消费支出的显著增长。包括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这在根本上制约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
1.4 农村消费环境
农村消费环境的好坏直接制约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整体上, 辽宁省农村市场上坑农、害农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市场监督机制不完善;辽宁省基本上仍停留于支农、促农的一些支持政策, 未出台一整套直接促进农村消费需求的政策办法。另外, 农村居民“量入为出”“节检第一”等传统消费观念大大降低了消费预期。
2 建立扩大辽宁省农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具体路径
2.1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要运用政策、法律手段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稳步推进农村的土地流转, 扩大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收益权和处置权范围。其次, 加大财政补贴范围和补贴力度, 健全财政支农增长稳定机制, 尤其是加大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扩大农村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再次, 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给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增加收入水平, 提高消费能力。
2.2 加大农村教育培训
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 设立专项资金, 以直接补贴给农民的方式, 鼓励农民参与教育培训。其次, 组织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活动。对于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 主要培训的内容是农业专业技能。对于进入二三产业的农民, 主要进行转移就业技能和务工岗位培训。同时, 要着力培养一支懂经营、会管理、能带领群众致富的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
2.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 辽宁省各级财政要提高农村保障资金支出的比例, 稳定农民的消费心理。其次, 加大对农业自然灾害等非人为因素造成损失的救助力度, 以及生老病死、丧失劳动自救能力等严重影响农民生活的突发情况的资助, 稳定农村居民消费预期。再次,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范围, 在有条件的地方允许为老年人提供最低的退休金保障制度。
2.4 完善农村的消费环境
扩大机制 篇5
关键词：章程,自治,公司治理
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基本准则, 其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 地位相当于公司内部的“宪法”。新公司法一方面明确赋予了公司章程更多的自主权, 另一方面, 弱化和取消了许多强制性的规定, 代之以赋权性或者倡导性规范。本文试以有限责任公司治理机制为例对新公司法中公司章程自治的扩大进行简要分析。
一、公司治理机构职权的自主性扩大
(一) 股东会、董事会职权
在股东会、董事会享有法定职权的基础上, 新《公司法》第38条第1项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职权做出赋权性规定, 公司章程可以附加规定股东会和股东大会享有公司法规定以外的职权。另外, 新《公司法》第47条第10项授权公司章程可以附加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其他职权。
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 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此条对向其他企业投资和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策权限限定于董事会或股东会 (股东大会) 。但是具体由哪个机构决策, 交由公司章程自主确定, 是赋权章程自治的又一表现。
新公司法170条第1款规定:“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聘用哪家会计事务所, 是否解聘原来的会计事务所的权利由公司章程规定, 章程可以选择是由股东会 (股东大会) 、董事会中的某一个机构决定该事项, 此规定也体现章程自治精神。
(二) 经理职权
新《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有别于旧《公司法》之规定。旧《公司法》的一个明显漏洞之一就是“公司经理职权的法定化”。如果将经理的对内职权法定化, 实际上就意味着经理拥有了对抗董事会或董事长的法定职权。为此新《公司法》第50条第2款在对有限责任公司经理职权做出列举规定的同时, 允许公司章程做出不同于这些条款的规定, 即“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这一规定使得公司章程的自治范围更加宽广。有利于明晰经理与董事会的聘任关系, 便于公司管理发挥灵活性, 避免了经理角色错位与职权膨胀, 只有行使经理职权涉及到公司的善意交易第三人时, 法律才介入干预, 赋予了公司更宽松的治理空间。
二、公司治理机构决策程序的自主性扩大
新《公司法》允许公司章程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程序和股东行使表决权规则另行规定。新《公司法》仅将股东会会议通知时间和议事方式作为一般性规定, 允许公司章程另行规定。新公司法第44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 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 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由此可见,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会议的议决方式可以通过章程作例外规定, 而且新《公司法》对特别决议事项规定了表决权比例, 对普通决议的表决权比例则没有进行规定。所以股东会虽然是权力机构, 但是章程可以在不违背股东会性质的情况下自由设计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股东大会召开和表决的程序规则。基于股东会议决规则的高度自治, 章程完全可以规定股东会决议按“一人一票”原则表决或者表决不需要过半也可。
对于董事会的议决方式, 新《公司法》第49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议决方式作了规定:“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 实行一人一票。”可见新《公司法》也意在保护董事会不受大股东的左右。公司章程可以针对具体决议事项的性质进行表决权比例的具体规定, 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一样, 其具体比例没有限制, 公司章程的自由度是非常大的。新《公司法》第45条第3款还对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产生办法的章程自治进行了规定:“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 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由此推知, 公司章程可以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 规定由股东会直接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也可以规定由股东会选举董事会后, 由董事会成员选举产生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还可以规定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大小决定由谁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等。这一规定赋予了章程以更大的自治空间。
对于监事会的议决程序, 新《公司法》第56条第2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的议决方式作了规定:“监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监事会。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除本法有规定的外, 由公司章程规定。”这一规定表明公司章程可以根据公司法之授权, 赋予监事会更多的权限, 有利于充实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强化监督手段。
总体来看, 新公司法大大扩充了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的意思自治范围, 从片面、过度的控制和管理转向对企业经营自治的尊重、对运营效率的追求和对市场机制的有效运用。各类企业在组建公司的实践中应树立强烈的公司章程意识, 制订符合公司实际的个性化公司章程, 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谢达、曾海培, 《浅谈公司章程自治》,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 (3) ;
[2]、郭奕, 《论公司章程自治的界限》,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