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精选12篇）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1

一、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3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二)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十分明显

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4年东部地区GDP总量为95305.75亿元,占全国GDP的58.4%;中部地区GDP总量为40349.51亿元,占全国GDP的24.7%;西部地区GDP总量为27585.17亿元,占全国GDP的16.9%.与1978年相比,2004年东部地区GDP比重上升了7.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了4.1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下降了3.8个百分点.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488元、313元和263元,东部是中部和西部的1.6倍和1.9倍。从绝对额来看,东部比中部和西部高175和225元,最高的东部也没有超过500元.2004年人均CDP东部为20080元,中部为9653元,西部为7653元,人均GDP最高的东部是中部、西部的2.1倍和2.6倍,从绝对额来看2004年人均GDP东部比中部和西部高10427元和12427元与1978年相比东部和中部与西部人均GDP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在扩大。

(三)行业引起的收入差距日趋突出

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而在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四)不同群体之间差距逐渐拉大

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二、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成因

(一)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一元分配格局被打破,多种收入分配方式的出现必然使收入分配产生差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二)社会成员自身的素质的差异。

由于社会成员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使他们在掌握的信息、技术、知识,以及管理、经营能力呈现出不均衡,在竞争发展中创造的财富也不相同,由此引发他们的收入差距也相应扩大。

(三)可利用资源和条件的差距。

由于我国各个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历史的因素、自然资源、人口素质及原有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别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使分配不均衡。

(四)非正常要素参与收入分配.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还有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使一些不合理的或政策性的非正常要素也参与了收入分配,造成个人之间竞争机会、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的不均等,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趋势.比如说税赋的不均等,垄断等等。

三、对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经济,为个人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当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低收入人群大量存在。解决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就能创造出更多财富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每个社会成员可以从做大了的“蛋糕”中多分得一份。经济发展了,才能逐步吸纳城镇中的下岗失业人员,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个人收入分配水平,抑制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

(二)加强对个人收入初次分配基础条件的调控

要注意对教育资源分配的调控。国外学者的相关统计和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不同造成了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各地的教育水平和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个人收入差距的根源性因素。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讲,大力加强教育就是要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状况,增加其受教育机会,提高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强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竞争力。要在进一步改善现有的总体教育水平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建立起健全的教育援助制度,农村的基础教育应逐步由中央财政负担起来。同时,还要重视加强培训的作用,培训是进行人力资本积累的另外一条途径,现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加强职业培训就是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三)要消除制度约束,保证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坚持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政策上鼓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逐步增大按劳分配的分量。

(四)改革和完善政府调节的功能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方式缺乏公平公正和统一规范。由于在初次分配的源头上较为混乱无序,二次分配的调节也很难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因此,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坚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使分配方式规范化,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

1. 健全税收调控体系。

目前我国直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种比较少,个人所得税发挥着核心作用。它既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又是财税政策调节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所以:(1)应着重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2)制定更趋合理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3)改革个税征管体制,将征管权限划归中央。

2. 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二者对社会分配不公平的调节方面,前者的作用小于后者。当前,转移支付制度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财政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手段。在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方面,国家财政可以通过规范和有效运用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和阶层间的转移支付有效调节过低收入。

3. 强化和规范政府职能。

第一,要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标准。第二,研究如何进一步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细化法规与税收财政政策。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主经营。第三,加强中央集权,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第四,邓小平提到的“先富帮后富”已经成为需要,因此,先富裕者应当顾全这一大局,政府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实施这一政策。第五,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重视提高成员生活质量,为经济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护农民利益我国收入差距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种状况不仅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有严重化的趋势。对此,各级政府应该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考虑。相应地,提出几点建议:

1. 加快培育和发展更具开放性、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

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这是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最有效的办法。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抑城乡之间的工资率差异及相应的收入差异。通过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充分就业时间和单位劳动的工资率,这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战略考虑,又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2. 加大经济社会城市化的步伐,尽早实现中国经济的基本城市化。

通过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别、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行农业产业化、土地入股、城镇建设和移民安置等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实施,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实现基本的城市化。这是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3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建没。

要普遍提高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水平,关键要创造条件。投资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眼前收益可能不大,但目前我国生产普遍过剩且失业严重,若有资金把劳力和产品结合起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对于目前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无疑有巨大的意义。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2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分配 差距 扩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相对滞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来越重要，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现状

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5就表示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经超过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达到0.473。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恩格尔系数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表现

㈠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频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扩大到3.36：1.另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开的四次全国范围住户调查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经达到了3.3倍。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的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应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据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过地区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因“行”而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特别是垄断行业也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垄断性行业以各种名目发放补贴和物资，更拉大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营企业里，工人每月收入仅4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同工不同酬。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调查统计，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将从事的管理层与中低等教育者所处的员工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悬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㈠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农民购买力低导致了广大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村消费需求无法扩大。就全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而言，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他们的消费拉动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购买力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基本消费，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

㈡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经济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第三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也会妨碍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㈢影响社会和谐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他们的致富过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认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通过“权力寻租”、“垄断”、非法经营等手段攫取财富，成为暴富者。这部分暴富者不仅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更使得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感，不仅低收入者强烈不满，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经营者也极为不满。但是现实中人们很难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区分开来，于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所有富人的财产的合法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况下出现“富者更富，穷着更穷”的情况。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来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们无法从高收入者中识别出非法致富者而导致对整个高收入人群的不满，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心态不断发展，就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后来随着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实行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倾斜政策。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外贸、金融等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则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分配体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体系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彻底,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银行、电力、煤气、邮电通讯、房地产等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现行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税制不健全或实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监管手段落后等获取的收入，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如偷税漏税、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部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存在着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广、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着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现象等。随着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增加,贫困人口增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配套建立起来。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员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这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大量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而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进而使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差距。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五、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㈠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金融、信息、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五是建立覆盖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六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扩大中层收入者比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收入分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变市场的无序和紊乱状况。首先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活动的空间。政法不仅要制定经济法规，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实施这些法规，只有切实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法规才能有效规范收入分配。

㈣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公平的分配观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确立公平的分配观。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机制和体制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因此，要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好国家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和区域分配,改变过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点学校的局面。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农村的义务教育,为民众的“起点公平”奠定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实现教育公平,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专家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关系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是保障国家和政治安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稳定机制。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同时,还要通过健全法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3

［关键词］ 收入分配差距;制度缺失;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43-(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共瞩,但日益凸显的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在内的一系列有损公平公正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急剧,另一方面,相关配套调节机制的跟进却严重滞后,于是,在其他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势头持续不减。本文拟就制度缺失如何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如何对症下药并有效加以解决、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相关问题略做粗浅的探索。

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愈来愈显性化、普遍化

人所共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该问题很快由“微”而“著”、日益凸显。国家发改委2007年初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地区、行业、城乡以及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从地区间的对比看,2005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上一年多出462元和545元;从行业间的对比看,2005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者的差距由2000年的2.63倍提高到4.88倍,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则由2000年的4.6倍提高到9.2倍;从城乡间的对比看,2005年中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140元,前者依然是后者的3.3倍。［1］可见,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仅显性化,而且呈普遍化之势,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效率,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要知道,只有合理、合法、适度的收入差距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持续、稳定地促进效率的提高,如果收入差距超过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就难免导致人们在社会的横向纵向比较中失去公平感,积极的效率激励机制就难以发挥正激励的作用;何况,因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群体的贫困或群众利益的过度损失,极易导致群体性的矛盾和冲突等。

二、制度缺失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

应该说,中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劳动收益的增长赶不上资本收益、竞争机会不平等、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但归根结底,深层次原因在于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配套的各项基础制度的缺失,主要体现在:

(一)资源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初次分配的不公平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2］,它是由生产要素所有权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的。而在中国,由于决定着社会分配关系的资源产权制度不完善、不同主体之间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资源产权不平等,居民参与初次分配的权利和初次分配所得自然也大小有别、多寡不一,这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首先,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资源产权不平等。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限制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中国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所有制和身份户籍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具有公有制身份的领导者全面拥有与工业资本和重要资源相结合的垄断性劳动权力,广大农民则只被许可株守田园、在“兴无灭资”的浓烈政治氛围中从事低效的集体性传统农业经营。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资源产权的如此不平等,加上凭借行政手段长期推行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种种有损于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影响,中国城乡社会结构迅速二元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两重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广大农村居民虽然不再被“画地为牢”,但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是横在城乡之间的一道无形的障碍,大量希望转移进城谋发展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因此而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益、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又直接、间接地(如扩大城乡居民之间人力资本存量的差距,等等)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6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表面为3.2: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已达到5～6:1。.①此外,中国农村居民尽管享有农地承包经营权,法律亦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土地,但其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权、责、利模糊不清,集体土地所有者也未能与国有土地所有者一样拥有所有权的核心权能——处分权。恰如学者周其仁所言: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3］因而,常常是政府代表国家低价征收农地后高价出让,从中攫取大量的征地收益,被征地农民则只能从中得到极其有限的征地补偿——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这种不健全,同样使得农村居民难以获得公平的要素资源分配收入。

其次,不同行业之间生产要素资源产权不平等。特别是那些依靠政府权力取得对资源产权和资源产业的垄断权利、进行垄断经营的行业,它们凭借对国有资源产权的牢牢控制,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结成关系紧密的资源垄断利益集团,其他竞争主体不得介入,垄断行业的“肥水”也几乎不外流,本该惠及全民的行业收益变成了行业独享的垄断收益,备受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从业者非正常的高收入、高工资、高福利便由此而来。

(二)相关支撑制度的缺失削弱了政府的再分配功能

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转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补救性途径对初次分配后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进行矫正的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均少不了要借此途径以“削凸填凹”、尽量缩小居民的贫富差距,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就连那些初次分配相对合理、无瑕疵的国家也不例外。然而,在中国,不仅初次分配遗有瑕疵,而且,由于相关支撑制度的缺失,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难以正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首先,税收方面。目前,中国在该方面的制度缺失主要有:第一,税源流失严重。虽然,中国居民挣钱的门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广,人们除了劳动收入外,往往还有股份、资本、不动产租金等其他各种收入,但税务部门向公民个人开征的税种仍旧过于单一,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在内的其他税收至今尚处于“萌芽”状态,已开征的财产税也只有房产税一种,征收对象还仅限于城镇房产。而就这有限的税种,也远远不能确保纳税人应缴尽缴、应纳尽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套完整、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加上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或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不健全,工薪阶层以外的个人真实收入情况往往被无意、有意甚至恶意地漏报、少报或瞒报(然后逃漏税),尤其是那些高收入阶层。据统计,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税占45％～47％,而工薪收入仅及总收入的1／3。［1］这一方面说明了工薪阶层承担了过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大量的个人收入“游离”于所得税调节控制之外。第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偏低,相当数量本来可以得益于合理、适度的个人所得税调节而减负增收的中低收入阶层因此不但未能缩小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差距。此外,还有现金交易盛行、发票管理混乱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功能的正常发挥。

其次,财政转移支付方面。不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而且,“资金分配办法不够规范,转移支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目标不够明确,结构还不合理”。［4］57目前中国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主要有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等,但除了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统一的公式化分配外,其余各种转移支付形式均各自为政,相当一部分资金以不规范的形式转移到地方,不但无助于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还有,法制化、规范化本是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但1994年的《预算法》也仅对中央和地方收入体制及范围划分作了较为明确和原则的规定,而对于支出的体制、范围以及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规定却语焉不详,使目前财政转移支付无法可依。此外,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旨在通过财权财力划分使中央政府具备利用财政资金的再分配来实现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能力,但毕竟财政支出的范围和财政收入的划分须以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明晰划分为前提,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级政府的职能界定和事权划分至今仍不清晰,也使得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和目标不明确、结构不合理,有限的资金因而未能真正“好钢用在刀刃上”。

再次,社会保障方面。近年来,虽然中国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工作,但收效不显。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城乡保障的“二元”、城镇企事业单位保障的“双轨制”等现状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现象。由于财力的差异,除了少数较富裕的农村外,大多数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都相当低。这种有区别的社会保障政策,不仅未能从全局上调节收入差距,还进一步固化了地区收入差距。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阻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在生产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的流动通常是按照其边际报酬的大小进行的,当一种生产要素在某地区或某部门的投入所能获得的边际报酬低于另一个地区或部门时,要素就会流动,从而产生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其效果是收入差距的缩小。”［5］但生产要素能否自由流动,完全取决于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完善、市场主体的自由平等地位是否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否则,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就无法正常、有效发挥,市场就不会有公平的竞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就得不到贯彻,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必然受影响,也就不会有收入差距缩小的效果。而在中国,虽然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力已逐渐转向民间、转向市场,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职能转变缓慢,作为改革重要推进力量的政府始终掌握着一部分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权;再加上体制变迁过程中制度制衡机制的缺失(缺乏有效的监督、预防、惩治措施),一部分掌控公权者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顺利将公权转化为部门或个人私权,进而挟其所控制的公共资源卷入市场交易过程进行部门寻租和个人牟利。于是,官商结合、权钱交易、贪污

受贿、偷税漏税等腐败现象如影随形,严重违背市场经济的公正、平等、自由等原则,直接、间接地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三、推进制度建设是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根本着力点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型过程中制度规则的缺失。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必须从“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制度”建设入手。其主要着力点包括:

(一)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服务者”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适时转变职能,尽快由社会直接的“管理者”转为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在经济领域,政府应彻底将要素配置权还之于市场、还之于民,同时把注意力和精力投到市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尽可能地当好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服务者”,尤其要致力于清除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等阻隔生产要素流动的种种壁垒,营造、维护统一、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打破市场垄断、促进公平。

其次,应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对公权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尽管民主制度有着种种弊端,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当代阶段,它被证明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抑制独裁和暴政的最合适的工具”。［6］毛泽东曾经把“让人民监督我们的政府”作为制胜法宝。信息公开、政务公开，实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让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无疑是抑制腐败、预防腐败的必然选择。因此,保障媒体、其他政党、民间团体以及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参与,倾听来自基层群众的声音,并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应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民主制度相伴随的是法制。法制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而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目前中国要做的是严防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通过体制改革,切实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加强监督,使司法公正真正成为社会公正的守护神!

(二)明晰产权关系,建立合理的垄断利益分配机制

首先,加强立法,明确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界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对私人财产所有权应依法保障其神圣不可侵犯,而对政府代理或提供的公共物品,如公共资源、公共权力、公共服务等,应明确界定政府的权责,政府只是公有产权的维护者和监管者,公共资产的具体管理和运作应委托相关机构,政府不能作为直接的经济利益者参与运营。

其次,理顺国有垄断性企业的权属关系,建立合理的垄断利益分配机制。国有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其主体地位不可撼动,但如果不改革其利益分配机制,也不利于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为此,可在确保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对它们所垄断占有的自然资源进行明确界定并征收资源税,以避免公共利益的部门化或个人化;同时,合理处理公有资本支配权(董事会)、公有资本经营权(经理层)和股东、职工等方面的权益关系,避免利益分配过度向经理层倾斜。

再次,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基础上,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承包权,确保农民在长期稳定的承包权期限内通过自用或转让的方式获取收益,尤其是征收农地时,应确保失地农民获得一定比例的农地转用收益等。

(三)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首先,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第一,通过体制改革以及相关法制法规的制定，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并明确与之相应的财权范围;第二,加强立法，以建立完善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使每一笔支出皆有法可依,实现转移支付的法制化、规范化;第三,强化监督管理,提高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成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构,赋予其法定的转移支付执行和管理职责,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使转移支付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中央政府、支付机构及地方政府之间互相制衡、相互监督,以确保资金的合理支付和使用。［4］60

其次,通过改革,建立、完善一整套真实可靠的国民收入记录或统计制度。为此,同样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如美国以个人终身惟一的社会保险号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等):一方面,可以逐步建立统一的个人身份证代码,在银行存款、纳税登记、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统一代码管理;另一方面,在网络、资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也完全可以通过对银行、海关、公司、企业雇主等相关单位的财务监控和责任界定,使个人的每笔收入来源都汇聚到税务部门,在此基础上做好储蓄实名制、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信用实码制等配套建设。同时,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监测体系,继而从法律层面完善个人财产及家庭收入申报制度,使政府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得以正常发挥。

再次,进一步深化税收体制改革。除了严格控制税源、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严惩偷税、漏税、抗税等不法行为外,税种的划分及税收标准的制定同样是现阶段税收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作为最基础的税种,资源税对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资源性企业的高收入及与此相连的腐败问题就与中国资源税过低密切相关,应适当提高标准;还有,应改单一的分类所得税制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则应考虑开征特别消费税,当然,也包括赠与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税种,都应该积极进行探索并尽快加以实施。

(四)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公民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决定着其在“起跑线”上的位置。在城乡二元的教育体制下,农村教育发展程度长期落后,与城市相比一直有着巨大的落差,直接导致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收入水平大受限制。虽然,广大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已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村居民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负担,但由来已久且形如鸿沟的城乡教育偏差是非大额投入而难以弥补的。因此,中央、省级财政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弥补历史遗留的农村基础教育资金缺口,同时,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保障机制,既切实保障农村适龄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也切实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

此外,被喻为社会“安全网”、“稳定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样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金的社会统筹层次”、“明确国家、企业、个人在社会保险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加强社会保障立法”等已成为理论界乃至决策层的普遍共识。而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对接、地区对接,使广大人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享有基本的保障”则是不容回避且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面对全国上下不断上升的慈善热情,如何促进慈善事业规范、有序地发展,并鼓励更多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事业建设,营造“众人拾柴”的浓烈氛围,同样需要我们努力!

总之,通过制度建设达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的目标,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不断调适、不断融合、并形成强大的合力才

能卓有成效。

［参考文献］

［1］ 陈国军，殷耀.收入分配差距仍在扩大［N/OL］. 瞭望新闻周刊（2008-01-14）［2008-01-14］.http:／／news.sohu.com／20080114／n254643812.shtml.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93.

［3］李建建.我国征地过程中集体产权残缺与制度改革［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00-104.

［4］ 梁丹.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支付制度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8(7).

［5］ 蔡昉.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J］.甘肃社会科学,2007(6):1-6.

［6］ 俞可平.政治学的公理［J］.江苏社会科学,2003(5):56-62.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于福建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2007年度《课题成果汇编》中吴贵根的文章《以城带乡机制问题研究》，第288-291页。

［责任编辑：陈可阔］

Accelerat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Underlying Origin of For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YU Bi-y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deficit of all basic systems going with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is the deep-rooted reason of the widenes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we must apply ourselves to further reform and impro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finance system, taxation system, politic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etc. in our country. While protecting fair distribution in the first distribution, we will make the function of re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effectively by interrelated system construction underpinning.

加大力度阻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 篇4

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该制度的特点除了按劳分配以外, 其他分配方式还包括按经营成果分配、按资本、技术、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实质上反映出劳动、管理、资本、技术、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 都按贡献参与了收益分配。其中按劳分配为主体反映了劳动要素是各种生产要素中最受重视的部分。我国的基本分配制度是“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 “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制度”都属于初次分配的范畴。

二、在现行分配制度下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 存在的问题

1. 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6。从理论上讲, 基尼系数在0—1之间, 经济理论界和世界银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超过0.45, 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的不公平, 已经达到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调节的时候;否则, 将会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0.46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 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在我国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2. 制度问题。

自从实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以来, 虽然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但是在实际中按劳分配只是在多数人中占有主体地位, 真正高收入人群却是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拥有者。一方面, 是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角度考虑, 允许合理的收入差距, 但是在实践中往往造成了差距过大;另一方面, 是垄断利益, 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 寻高薪而就, 追逐利润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这些又是在合法的分配制度下允许的行为, 可以从制度上客观地为收入差距提供了条件。

(二) 原因分析

1. 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虽然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均可以参与分配, 但是并没有规定各生产要素之间合理的收入差距范围, 高收入者收入无上限, 低收入者收入下线很难保证。虽然国家改革了个人所得税, 但是通过所得税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不明显:一是高收入人群拥有很多合理的避税渠道;二是各种明补暗补以及灰色收入无法计税。

2. 再分配手段不完善。

目前在再分配领域中, 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因为农村中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转移支付金额小, 财政补贴有限。致使再分配收入没能有效的调节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问题。

3. 地域差别。

各地区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以及政策因素等存在差异,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4. 非法收入。

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严重, 以及出现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 在高收入人群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综上, 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为: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初次分配没有建立以工资收入为主体的收入体系。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公布的数字, 2006年我国在农民纯收入中初次分配占94.96%, 二次分配仅占5.04%;城市居民收入中初次分配占77.21%, 二次分配占22.79%。由此可见, 如果不解决初次分配中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单靠再分配, 贫困人口是富不起来的, 更不可能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而大部分人一直认为可以通过再分配手段来调节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 但是实践表明其作用杯水车薪。见下表:

单位:元

由此可见, 再分配不能解决初次分配中的问题, 一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内部的分配问题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根据其在企业内部的说话权获得不同的收入。政府不能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干预, 只能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 很难起到有力的调节作用。二是政府需要面对众多企业, 由于信息不对称, 不可能具体掌握每一个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 也没有能力和手段进行削峰填谷。三是再分配的收入调节功能主要是面向全社会的粗线条调节, 解决社会意义上的公平问题, 而不是解决企业内部工人工资偏低, 管理者收入过高这类微观问题。因此, 初次分配中造成的收入差距不能仅仅依靠再分配手段来解决, 应该从根本上入手, 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而在制度上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 才是根本之策。

三、阻止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措施

(一) 转变政府职能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和宏观经济领域都存在着“越位”和“缺位”的问题, 造成了许多在经济体制上的漏洞。政府职能应该由管理者的地位逐步转为服务者的地位, 在分配的起点和分配过程中, 制定统一、公平的规则,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使各经济主体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 堵住在经济体制中出现的漏洞。

(二) 统筹城乡和地区发展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在分配起点上, 使农村居民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平等, 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和按劳动贡献获得合理分配的平等。在分配过程中, 加强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建设, 增加对农业科技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制度性障碍, 建立统一、平等、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以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大力开发优势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 提高加工增值能力。同时, 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上向中西部倾斜, 逐步实现同东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 缩小地方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化。

(三)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确理解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都要坚持兼顾效率和公平, 不能仅仅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

在初次分配中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要确立合理的高收入要素的最高限制和低收入要素的最低底线。在企业生产中, 如果各生产要素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化必然会伤害一部分人的积极性, 于企业和社会都不利。但是既要提倡奉献精神, 又要落实分配政策, 既要反对平均主义, 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因此, 政府要规范分配秩序, 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四) 发挥税收在再分配中的重大作用

1. 用应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差距扩大化。

供给学派的拉佛曲线显示:当税收负担过高时, 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将会减弱, 供给量将减少, 税源也将因为经济活动的减少而萎缩。税收的基本原理表明: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的目标而运用税收手段对高收入者进行征税的同时, 必须兼顾经济效率的原则, 绝对的公平将以经济效率的扭曲为代价, 最终既不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经济效率也将产生巨大的损失。因此, 应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差距扩大化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和有利的社会条件。

2. 重新开征社会保障税。

目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范围覆盖很小, 大部分都是城镇具名, 而且往往越是高收入者越是拥有很完善的社会保障, 越是需要保障的人群得不到合理政策规定的社会保障。因此, 开征社会保障税是一个的重要手段。

3. 开征遗产税。

遗产税是个人所得税的补充, 征收起点较高, 征收对象主要为高收入者, 是抑制“富人”代际转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有利于减小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正因为如此, 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此税。目前, 我国初步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但许多人认为现在开征收遗产税没有现实意义, 因为中国的富豪还很年轻, 将征收不到多少税金。但是从政策学角度出发, 一个政策出台的最好时机通常是对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不带来明显冲击的时候。现在出台遗产税正好不会引起社会的震动, 所以它反而是一个较好的出台机会。

参考文献

[1]杨承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解释——兼论以初次分配为重点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J].理论经济学动态[J].2008, (1) .

[2]富希魁.不公平问题也要在初次分配中解决[N].中国改革报.20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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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尚长风.公共财政政策理论与实践[M].上海:南京大学出版社.

[5]沈龙佳, 马君实.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 2008, (1) .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5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正

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现阶段改革开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就非自然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矫正对策,以化解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风险,切实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期改革营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 者：许锋 XU Feng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F13/47 关键词：收入差距   成因   对策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6

浅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

■朱云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随着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整体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成为困扰改革发展的一大难题。本文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也不断拉大，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拉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急剧增长。比如：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80年的0.3左右扩大到2005年的0.47，2007年逼近0.48。可见，我国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两级分化日益严重。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无论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还是行业差距都在进一步拉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二元经济”为主的城乡分割发展战略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结构，这种经济体制影响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产品的价格来看，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是我国转化农业剩余、为工业筹集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一种不等价交换，造成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同时由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设备比较落后，从而导致农业效益比较低，农民增收难。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是将城市与农村完全分离的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使农民一直局限在有限的土地之上，严重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迁移，制约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使得农民很难通过其他渠道就业，导致工农差别、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允许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这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所有制关系决定的。而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后，人们对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贡献也有很大不同。在这一新的分配制度下，劳动者的收入不仅来自于劳动的质和量，而且来自于对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拥有的质和量，同时还存在着参与竞争的起点不平等状况，这种起点的不平等，进一步造成了不同所有者在市场竞争中因所处地位不平等造成的竞争机会不均等，并最终导致两级分化这种严重分配不公现象的出现。

（三）行业垄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市场竞争尚有待进一步增强，一些行业垄断现象仍十分突出，而垄断行业正是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从而拉大了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例如，2005年，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造、铁路、航空和电信等行业企业在各行业企业景气指数中名列前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25%-60%。目前，金融保险业、证券业、电力、电视、邮电通讯、交通、航空、煤气、自来水及烟草等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普通行业。

（四）区域发展不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实施自东向西的梯度发展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区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实施优先发展战略，从资金投入、税收减免等方面对东部地区实行倾斜性的优惠政策，使这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部沿海地区的地域优势是中西部地区无可比拟的，中西部地区地处内陆，地理位置闭塞，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人均受教育水平较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抑制了本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了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

（五）再分配调节手段不完善

目前我国政府再分配调节手段乏力，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具体体现在：

1.财税体制不够完善。现阶段我国税种设置不够合理，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偷税、漏税、逃税、骗税现象相当严重，导致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国家税收的严重流失，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2.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目前在我国各项社保制度上，普遍存在着覆盖面低的问题。尽管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及最低工资保护制度，但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还不够畅通，国家和企业的负担过重，致使社会保障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发挥出改善困难群众生活的重大作用，一些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农民未能享受有效的社会保障。

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日渐拉大。解决不合理收入分配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为农民增收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入彻底地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2.强化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

运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而有效的做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进一步加强税源监督和税收征管，优化税率结构，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过高收入的调节力度。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3.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使非法、不符合市场规则的收入差距随市场经济的发育而逐渐消除。要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垄断的体制基础。二是要用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消除垄断，打破由于行业垄断说造成的过高收入。三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消除行业垄断。对非自然垄断行业，要尽快清除各种市场准入堡垒，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地进入、退出和开展竞争。四是要强化物价、财税、金融等手段，对垄断的高定价进行监督调节。

4.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努力将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引入到中西部，通过各种渠道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从而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以经济的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实现区域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缩小区域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5.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之能够与其他收入分配手段协调配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救助、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体系，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种保障制度范围，增强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1]于国安.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2]王丽琴.浅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J].财经界，2008.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7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经济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平均的年增长速度达到9.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初的不足400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超过8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产销的大国,电信产品的消费增长速度超过340%。

在中国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幅提高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得过大,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潜力造成的不利的压力。

以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状况,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个别年份的基尼系数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超过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收入分配差距较为大的美国接近(约0.46)。而国际上一般警戒线为0.40。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1996~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840、5160和5425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926、2090和2161元。(2)地区差距拉大,东部省区与西部省区的差距进一步加大。1978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占50.5%,中部站32.3%,西部占17.2%,而到1996年,东部所占比重上升到58%,中部下降为28%,西部下降为14%,东、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3)城镇居民贫困化问题突现,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城镇的失业职工增多,2000年城镇失业职工大约为600万,由于新增长的工作岗位数量远远跟不上新增的就业人口,因而相当的就业人口未能实现就业。这部分城镇居民及其家庭往往处在城镇收入的最低层,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城镇居民贫困化问题突现。上海1999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最高的一组(10%)约为最低一组(10%)的4.2倍。

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财富在社会阶层中的两极分配,截至2007年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72534亿元(见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据估计,这些财富中的80%是中国人口20%的居民所拥有。

2 收入现状形成的原因

收入分配状况的形成,要归结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改革初期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政策向沿海地区倾斜,加上短缺经济的配合,沿海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收入分配收放分配差距加大,个体户、私人企业成为居民中的高收入阶层。

市场改革的渐进性,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价格双轨制和垄断行业。这使得一些特权阶层和垄断待业的职工取得较高的收入。而与此同时存在的市场改革,又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为促进工业化,增长期实行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弱化了农业自身的积累发展能力,同时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业的生产系件基础设施未得到应有的改善,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城乡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税收的改革未能跟上形势发展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着眼点在于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分配,并未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投入太多的精力。而在当时,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并未像现在这样突出,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个税征收不普遍,而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方面的原因,多数居民并未感受到所得税的影响。而时至今天,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城镇国有企业的职工的其他的工薪阶层,而对高收入阶层的监管(例如私企业)则存在相当的漏洞。这可能会出现“劫贫济富”的现象,这将在实际上加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例如在北京,60%的个人所得税来自工薪阶层。

3 收入分配不均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其初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突出表现是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充分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短缺经济的情况下,收入的两极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的形成,扩大供给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过度到相对过剩的经济,收入分配差距的消极作用逐渐突现:

(1)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由于前述的原因,我国的中产阶级远远没有成长起来。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使得收入向少数人集中,根据边际消费递减的原理,收入越高的人,用于最终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越低。另外,该群体的消费需求大多是高新产品,这些产品有相当部分是我国目前缺乏生产技术和能力,对我国经济的拉动相当有限。这使得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因为缺乏购买力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高收入人群的资本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无法转化为投资。这就使经济即不能从消费需求中汲取发展的动力,也无法通过投资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

(2)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宏观政策的效果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对西部的投资,从而扩大内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同时应该看到,财政投资的结果是基础设施供给的改善和增加,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这种政策的本意是通过增加改善基础设施的供给,优化投资环境,以引致更多的民间投资。但从政策的结果看来,尽管,财政扩张政策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十分明显,但是,通过财政投资引致民间投资的效果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中西部居民收入较低,对供给的消化能力很有限,这就限制了民间资本投资的重要活动领域的空间:消费品和服务行业。因此尽管财政投资使得基础设施的供给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民间资本没有跟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财政等宏观政策的效果。

(3)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如美国),其次是工业和农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同样体现这一规律,但是我国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普通耐用消费品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高新技术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普通耐用消费品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

(4)收入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下转第88页)(上接第72页)二元化结构,由于中西部,城乡间收入的差距,使得人才的流动呈现出单向的流动方向,既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这一方面可能给流入的城市带来城市管理及劳动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使得农村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进一步加大地区间的差距,形成恶性循环。二元化社会的加剧,有可能激化城乡,地区间的矛盾,恶化经济的运行环境。

4 政策建议

针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速产业的地区转移。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主要发挥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时至今日,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价格优势正逐步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的发展空间不断缩小。而在内地和农村,劳动力的优势还没有发挥,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依然可以在内地和农村获得发展,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增加居民的收入,而且,沿海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和传统制造业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对这些产业会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沿海地区经过20年的发展,资本积累有了相当发展,具备了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现在把劳动密集型和普通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和农村,一方面可以延长这些产业的寿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如60、70年代发达国家把诸如造船、钢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韩国、香港转移,促进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

(2)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利用国家对西部进行生态建设的契机,通过基建投资、还林还草等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对农民的补偿,以工代浈,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其次,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非农产业,例如发展依托农业的生态旅游等服务业,培养农村经济的新热点。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

(3)加快对现存税收制度的调整,加强税收收入的二次分配的调节作用,在以流转税为收入主体格局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逐步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规模和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尽快制订切实可行的所得税征收管理机制,例如尽快及建立个人纳税情况的档案,加强所得税的征管,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4)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尽快建立社会保障网络。对城市的失业人员和农村中的普通农民等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8

1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1.1 我国居民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不高, 差距也不很显著, 但后来国家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直接导致了城乡间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近年来虽然国家充分意识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但是目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十分的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构成了全国收入差距的很大部分。2011年全国收入差距的40%左右来自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到2012年, 虽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比重有所下降, 仍占全国收入差距的1/3左右。在2008—2012年,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增量的16.5%。2012年, 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这意味着如果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彻底消除, 可以使得全国的收入差距缩小40%左右。

1.2 我国居民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除了上文提及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外, 导致我国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另一原因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根据官方数据资料, 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东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这有可能是地理、资源或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 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在逐步扩大。

1.3 我国居民的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由于本身劳动生产率的原因,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过除此之外, 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更多的来源于制度因素, 行业收入水平排名状况往往随着政策的改变在不同的年份体现出显著的变化。如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的电力煤气行业平均收入最高, 而社会服务平均收入最低, 前者收入为后者的2.17倍。到2012年, 这一位次又变为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是: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研技术业, 最低的三个行业为:农业、住宿餐饮业、水利与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2.1 收入差距存在的历史因素

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 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一带, 经济观念比较浓厚, 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在国家先富帮后富随即共富理念的指导下, 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享受到大量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助。东南沿海地区凭借着特定的历史因素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政策、环境等相关的配套设施, 吸引了大批人才和资本在此集聚, 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 中西部地区的市场环境并没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分配低下的状态也加剧了区域收入差距先小后大的态势。况且从我国当前农业的自身而言, 由于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无法实现, 科学技术的应用难以推广, 其投入与回报的效率远低于城市第二、第三产业。总而言之, 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并恶化的, 同样也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

2.2 收入差距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因素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作用下, 必然会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起着分化的作用, 从而导致两极分化。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 它能自发调节资源的优化配置, 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但现实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等原因, 市场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全竞争性。这便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资源的社会浪费等一系列问题, 导致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下降, 造成不公平交易与不公平竞争。并且在逐利性的引导下, 仅凭市场的力量会导致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而言, 资本积累以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来更多地获得劳动者的劳动, 其结果便是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由此可以看出, 市场本身的缺陷以及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相互交织, 共同作用造成了初次分配不公。

2.3 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制度因素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要素参与分配, 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分配差距与不同要素在竞争中的效率差异直接联系起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不同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 因此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的所有者收入增长的速度及程度也不同。虽然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但相比而言, 市场机制对资本要素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程度。除此之外, 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 城镇居民的受益程度也远大于农村。总体而言, 虽然现行的分配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但客观存在的缺陷也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3解决我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全面扩大不仅是经济学上的效率和公平问题, 更多的是与居民消费需求乃至最终消费需求的扩大相联系的。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既有市场化改革成果的体现, 也有为制度、政策变迁所付出的代价, 还有第三方力量的缺失等。基于这个认识, 为提高消费倾向, 扩大消费需求, 我们就应从市场、政府及第三方力量这三个方面入手, 探讨如何缩小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

3.1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3.1.1 健全相关要素市场体系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

首先,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 通过市场需求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使劳动者能够真正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 形成劳动力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其次, 依托城镇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 不轻易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 兼顾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和企业的协调发展, 兼顾大量劳动力就业。最后, 重视建立就业引导机制,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引导城镇居民的就业观念, 帮助他们找准定位, 到真正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去。同时, 尽快完善其他各类要素市场体系, 这些是市场经济自然收敛差距的根本途径。

3.1.2 实行垄断行业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实行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相分离。对非自然垄断性业务, 应打破市场准入壁垒, 允许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的进入, 实现竞争主体多样化, 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理顺企业价格体系;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 应避免资源重复浪费。此外, 还应加强垄断收益分配管理, 调整垄断行业企业利润分配, 建立健全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约束机制, 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结构, 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防范公共利益转化为小集团和个人薪酬的局部福利倾向。这样, 我们在关注初次分配的纵向公平时, 也强调了初次分配的横向公平。

3.2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发挥政府调节职能

3.2.1 适时调整政策, 加强政府管理

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安排上, 应逐步实现城镇落后地区、行业、企业优先的非均衡制度变迁, 改善其要素占有方面的劣势, 使其具有相对优势的发展条件, 缩小因政策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除此以外, 我们还应侧重利用政府政策倾向调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利用政策性金融例如对城镇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扶贫贷款、助学贷款等, 为他们创业和发展提供一臂之力。重点放在对过高收入的调节上。使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 以实现“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3.2.2 加大再次分配力度, 矫正居民收入不公

健全税收体系, 调节过高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完善税制结构, 建立公平的税负机制。首先,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累进税率;提高偶然所得税率;实施个人银行存款和金融交易实名制等。其次, 加快居民财产税体系的完善, 加强个人财产和金融资产的管理。适当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 加快房地产使用税等调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税收政策进程。尽快建立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予税征收体制, 减少由于遗产和赠予所导致的生产条件占有不平等, 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的过大。

3.3 完善非营利组织建设, 重视三次分配效能

首先, 我们应当注重慈善公益事业的宣传、引导和培育, 使人们意识到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组织中来。其次, 加快慈善事业立法进程, 加强制度建设, 包括慈善公益组织的准入制度、财产管理制度、监管制度、信息统计制度等, 使其在政府之外独立发展。最后, 组织发展的初期, 政府在允许的条件下应对其给予资金支持, 使其规模不断壮大, 同时应给予政策支持如税收减免等, 鼓励社会捐赠行为。

综上所述, 我们通过市场的初次分配, 政府的再次分配, 以及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次分配这三方面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配合, 将初次分配的纵向公平与初次分配的横向公平相结合, 关注收入公平与强调机会公平相结合, 调节居民工薪收入差距与调节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相结合, 强调税收调节手段与强调转移支付手段相结合, 可以有效地调节高收入阶层的过高收入, 刺激其将储蓄尽快转化为消费需求, 进行合理地消费;可以进一步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扶持力度, 提供其基本消费保障, 挖掘潜在的消费需求, 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可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稳定其收入预期, 消除抑制消费需求的障碍, 释放他们的购买力。这样, 从整体上有效地遏制现实与未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 以促使消费需求地逐渐提高。

参考文献

[1]郑成功.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保障制度[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0 (6) .

[2]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课题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10 (25) .

[3]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特点及原因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10 (10) .

[4]王小鲁.我国国民收入现状、问题及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0 (3) .

认清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差距问题 篇9

但也应该看到,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国民收入间的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阶层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利益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 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难以避免, 但是如果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 显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新时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目前,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 其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 表示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小, 则表示差距越小。根据国际惯例, 一般认为, 当基尼系数小于0.2时为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0.3～0.4之间表示比较合理;0.4～0.6之间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 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 1978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是0.21,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是0.16, 这个数值当时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但到了1996年基尼系数就达到0.375, 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 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上升很快, 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10%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在全部居民财产中所占比重不到2%, 而10%最高收入家庭则占有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倍甚至6倍。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扩大到10多倍。

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 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 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我们还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但却是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 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和理性的研究。

理性认识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差距

共同富裕是与社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构的协调有赖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调,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调又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示范效应下拉开序幕的, 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经常看到的只注重效率忽视平等的现象在我们这里也能见到。可见, 在我国确实需要解决如何实现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主义始终以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作为价值目标。如果说, “先富起来”所蕴含的“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理念, 造就了昔日的经济辉煌, 那么时至今日, “共同富裕”所寄望的“效率与公平并重”理念, 理应成为今后持续发展的基石。基于此, 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1.合理的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 因为它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 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总之, 合理的收入差距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一是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二是收入差距扩大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 妨碍经济持续发展;三是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造成人们的价值观扭曲, 使唯利是图思想蔓延。

理顺分配关系,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是关系社会公平能否实现的重要问题。建立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 既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 又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 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我国分配制度始终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这是不能动摇的, 因为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对其它的分配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 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逐步推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也是必须坚持的。要把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统一起来, 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必须对当前个人收入分配状况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还要加强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 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

2.注重社会公平, 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切实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措施,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尤其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逐步减少城乡贫困人口。与此同时, 要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 坚决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做法;要坚决取缔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 切实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3.加快完善保障基金制度, 健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 依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保障基本生活、调节收入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提高对城市贫困群体的保障水平, 形成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随经济增长、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和平均收入水平提高适时调整的机制;多渠道筹集资金, 在推进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同时, 建立覆盖面更大、保障程度更高、涉及领域更多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围绕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建立健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和救助制度。

4.强化和规范政府职能。对于市场行为, 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 建立起政府、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员对经济行为进行调节和干预的法制体系, 进一步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 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 实现双赢局面。一是要将贫富差距指标作为一项工作标准纳入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重点和考核指标中;二是完善对企业和个人监督和干预相关的法规;三是研究如何进一步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利益一致化, 细化法规和税收财政政策;四是加强中央集权,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五是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 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为经济后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六是强化政府职能, 贯彻执政为民理念, 为群众提供更多服务及创造更多福祉。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10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随之而来的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需要解决和改善的问题，解决的途径任重而道远。我们要通过分析现状找到问题的所在，并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去缩小收入差距，使人均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变化的现状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区域之间，包括沿海和内陆、南方与北方、各省之间；

第二，农村与城市之间；

第三，不同人群之间，尤其是暴发者与落后者之间。

1978年改革开放后，省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显著减少，至少到1985年是如此。研究表明，区域间差距直到1991年才开始恶化。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也不断扩大。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有了长足发展。民间资本越来越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分配领域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收入和财产并不是均等地向个人倾斜，有的人得的多，有的人得的少。问题在于我们的分配机制不是机会均等，如果分配机制是机会平等，分配结果是不均等的，那么这种分配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分配机制在机会平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这是研究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分配差距时不应该回避的问题。[1]

2 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关于近些年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经济的增长或发展、经济改革或经济体制的变迁、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积极的层面，也有消极的层面，不能一概而论。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诸多原则实施的必然结果。

(1）按要素分配作用的加强，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土地、资金、技术及管理等）被排除在社会分配领域之外，这是中国生产要素低效率使用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按要素分配作为一个分配原则逐步被社会所承认。在改革初期，按要素分配的出现及合法化是中国近些年来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各种要素收入将呈稳定的态势。排除要素分配在社会分配领域的作用固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它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代价的。目前中国个人财产收入的形式主要有利息、红利、租金等。从长远来看，按要素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社会财富增长了，国家再分配能力也将相应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企图以按劳分配作为唯一的分配方式而排除其他分配方式，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

(2）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与中国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联系在一起的。

有激励机制就有差距。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实际上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分配是不可能有社会经济进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在近些年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营者的收入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收入倒挂的现象也基本消除了。所有这些收入差距的扩大，既有利于中国激励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克服中国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其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

(3）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近些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方原因。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一种损益经济。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发达的，也有破产的。市场分配的结果不可能做到均等。但是，市场也提供了很多机遇，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有可能致富。经济生活中会有很多“狗逮耗子碰中了”而发财的现象。近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因为抓住了机遇而发财的人，这也应该看成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对这些人的致富应该看成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层面。

从消极层面看，近些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有一部分是因为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及寻租导致的高收入以及以非法手段、巧立名目获取的收入等，这一部分收入的扩大是不合理的，也是社会应该禁止的。具体表现为：

(1)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能够获得较多工资外收入的职工大多就业于一些具有垄断性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利用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货币收入万元以上的职工的行业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部分职工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与公共事业单位。其货币收入万元以上的职工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是最高的，分别是23.2%、20.2%和18.7%。带垄断性质的行业，其职工工资水平比全国企业职工工资平均水平高出50%。这些部门获取的高收入有的是凭借其垄断地位，有的还是违法收入。这些行业、部门垄断导致的高收入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解决这些行业、部门高收入问题的根本之策是引入竞争机制。[2]

(2)新旧体制摩擦和矛盾引起的高收入。在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原有的分配关系和格局将逐步打破，与此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分配关系和格局将逐步形成。在中国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中的无序和混乱。但一部分人是靠钻转型的“空子”富起来的，市场经济确实是一个讲效率、讲能力的经济，但是由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完善、机会均等的不充分以及权力对市场的渗透等原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旋律中确实存在不协调的成分。

3 处理中国社会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问题

国内外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只能带来效率，只能解决初次分配问题，而不能解决公平，不能解决再分配问题。21世纪，中国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能不能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除了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外，还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兼顾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认为，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优先，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而在分配领域，则应把平等原则贯彻进去，通过政府功能消除不均。

(1）正确处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打富济贫。一个贫富悬殊的国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同样，任何抽肥补瘦、打富济贫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在贫富差距存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机制、社会福利制度等来实现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要实现结果均等，而是要实现机会均等。当前社会的不公平问题，不在于结果不均等，而在于机会不均等。

(2）正确认识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的关系。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均等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机会均等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而结果均等带来的是平均主义。实质上平均主义是最大的不均等。我们要反对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也要反对那些强调结果均等的做法。共同富裕不是结果均等，而是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3）正确处理市场的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只能解决效率问题，而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公平问题只能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解决。在中国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个人和企业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央的财力相对下降，与此相关，政府的再分配能力显得不足。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规范的税收体制、财政支出体制以及转移保障体制的完善来解决市场的初次分配和社会的再分配的失衡问题。近些年来，中国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利息税的开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而为政府实施再分配的职能奠定基础。

(4）当前中国社会分配领域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了著名的“倒U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会经历一个先迅速扩大，以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再缩小的过程。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收入差距的扩大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建立在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的。

4 建议

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更多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它是户籍制度、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缺失及政策倾斜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中国应从制度层面改变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让居民收入分配回归到正常轨道来。

(1）彻底改变户籍制度。打破户籍制度对人身的束缚，建立有利于人员流动的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形成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按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登记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特别要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形成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克服因劳动力市场分割而产生的收入差别。[3]

(2）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政府要通过政策及立法的透明性、统一性来推进市场制度的建立，努力营造一个有效率、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3）完善收入的再分配制度。首先是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调节制度。改革税制，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来调节过高收入。其次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及救济制度，加快住房、医疗、养老等制度改革。确保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失业保险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发展农民养老保险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

(4）调整政府的政策目标。政府的政策应以公平为重，重视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地区差距的缩小，在继续保持东部地区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加大扶贫力度，让更多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参考文献

[1]耿国祥、惠林法:《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成因及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8(10):171。

[2]熊啸:《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J];《华商》2008(18):70。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11

【关键词】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收入渠道不断增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在收入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现状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分配比例关系。一个国家主体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会对该国的投资消费比例、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协调统筹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

一个稳定的社会，收入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富人和穷人都比较少，而中等收入者最多，占总人口的一大部分，这样的社会是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合理、政权稳定，执政基础牢固的社会。

而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橄榄型，而是金字塔型，富人人口最少，中产阶级人口较少，而穷人人口最多。

2012年我国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而中等收入者也偏少，金字塔最顶层的富人比例更少。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当中等收入者群体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也就是说，富豪与穷人、权贵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有秩序之基础的中等收入者在社会中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建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橄榄型”分配格局是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现在，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财产在15万至 30万之间，如果考虑到我国农村除极少数农民收入较高外，大多数收入偏低的现实，可以推测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人数大约为2亿，占全国人口的18%左右。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困境

目前，我国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点：

（一）城乡二元结构

这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到了2012年是3.3倍，这说明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二）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人均GDP衡量，上海最高，贵州最低，1978年相差14倍，2008年仍然相差8倍。地區差距既有自然地理条件、原有经济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和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经济体制、政策选择和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主观原因。

（三）行业收入差距

据人社部统计，当前中国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10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在发达国家，日本、英国、法国的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约为1.6-2倍左右，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则在2.3-3倍之间。从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已跃居世界之首。

（四）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缓慢

国家的中等收入者包括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公司白领，还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从我国中等收入者的构成来看，主要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比较少。中小企业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根源在于税费负担重、融资困难。按照国家工商局的数据推算，我们大概每一千人口企业的数量是12个，而像韩国、台湾等地可以达到每一千人口50个企业，我们和他们的差距非常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是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正是在这方面比较缺乏。如果我们达到一千人口有五十个企业的话，假设一个企业有两个人投资经营，一千人口里面就有一百个中等收入者，达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再加上其他职业的中等收入者，就能够形成一个橄榄型的分配结构。

三、怎样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一）缩小城乡差距

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高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在农村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二）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实现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扩大。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实行职业结构的调整，使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变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从而让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三）完善社会保障

当前，在城市，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工薪阶层背负巨大生活压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应加强房价调控，深化教育、医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使人们从“住房难”“看病贵”等困境中解脱出来。

总之，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上的消费主体，社会的稳定器和推动力，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郑云.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经济学分析[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5，（1）.

[2]刘吉.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当务之急[J].每日经济新闻，2005.04.29.

[3]纪玉山等.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的扩大及“橄榄型”财富结构的达致[J].社会科学研究，2005，（2）.

[4]李亚.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5，（3）.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 篇12

一、江苏省南通市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作为我国滨江临海、地理位置独特的江苏省南通市, 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 社会财富不断积累,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 城乡间、行业间、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1. 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

进入21世纪以来, 南通市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2009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 001元, 比2006年增长了49.4%, 年均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 696元, 比2006年增长了42.4%, 年均增长12.1%。同时,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大幅提高。在2006—2009年4年中, 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增长了57.2%, 转移性收入增长了42%, 使得南通市的居民生活总体水平加快向基本现代化目标迈进 (见表1) 。

单位:元

资料来源:历年南通市统计年鉴, 下同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2006年至2009年, 南通市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增长, 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2004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为6 008元, 2006年为7952元, 2009年则扩大到12 305元。2010年,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可达到23 542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预计达到9 922元, 两者相差达到13 620元,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3. 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近几年, 全市各行业的职工的平均报酬都有所增长, 但是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2004年, 收入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 平均报酬为38 900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 平均报酬为7 233元, 最高与最低之比为5.38;2008年, 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 平均报酬为65 214元, 最低的是采掘业, 平均为9 212元, 最高与最低之比为7.08。这说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 2004年至2008年, 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和制造业的在岗职工平均报酬均低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而电力、金融、计算机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的收入大幅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了垄断性行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益较多, 收入大大高于一般的制造业和农业领域 (见表2) 。

单位:元行业

4. 不同性质单位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明显。

2004年至2008年, 在企业工作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远不及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2004年, 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最高, 为24 059元, 是企业劳动者收入的1.81倍;在2008年, 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仍为最高, 为55982元, 是企业劳动者收入的2.16倍, 如果加上各种福利和灰色收入, 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更大 (见表3) 。

单位:元

因此, 综合上面的分析, 可以得出初步结论, 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 但是城乡间、行业间和不同性质单位间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二、解决地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政策推进措施

如何解决当前在我国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如何地区政府的角度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笔者认为, 在中央收入分配政策的支持下, 应调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城乡、行业、不同单位间, 多角度、多领域着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机制建设。

各级地方政府作为首要责任人, 要加大对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保障机制建设。一是要加大财政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 着力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重点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 弥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不足, 从而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三是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通过建立城乡互动的市场, 实现城乡各生产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通过大力发展城乡关联产业, 建立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机制, 从而提升县域经济, 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2. 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入。

规范政府自身消费, 减少权力对分配领域的干预, 逐步取消各种行政特权, 减少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通过健全各项法规, 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 防止“权钱交易”的非法收入逍遥法外, 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坚持引导和纠正相结合, 在促进公平分配、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 严厉限制不合理收入、坚决打击非法收入, 及时纠正因法制不健全、调控不到位以及故意违法而形成的收入扭曲。严格依法办事, 打击非法暴力者。对一些知法犯法、走私、以权谋私等非法牟取暴利者, 要严惩不贷, 以弱化不合理、不合法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

3.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在城镇方面, 要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和提高保障能力为重点, 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覆盖到城镇各类企业职工, 并加大对用人单位拒不参加社会保险和拒缴保险费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 各地要形成分工合理, 各部门紧密配合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各地要考虑自己的实情, 在现阶段应采取循序渐进和区别对待的做法, 经济发达地区应提高缴费标准和保障资金标准, 落后地区适度降低, 做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区域平衡。同时, 各级政府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 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 将社会救助所需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保障各项社会资金的落实, 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社会救助提供捐赠、资助等。

4. 探索各种形式的就业途径。

对于困难人群, 地方政府要积极提供职业介绍、转岗培训和就业指导等全程服务, 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全程免费服务, 并依法保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要积极发展社会公益事业, 大力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就业的扶持和帮助。同时, 通过深化服务内容、完善服务措施、健全服务体系, 使各类人员的就业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