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格局(通用10篇)
收入分配格局 篇1
摘要:在回顾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的基础上, 本文结合我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及收入分配格局的现状, 深入分析了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 主要有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关键词:收入分配理论,二元经济结构,人力资本积累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 人均实际GDP从1978年的378元增长到2008年的4505元, 年实际平均增长率高达8.6%。然而, 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急剧恶化, 我国整体经济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进一步加剧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亟待改善。
二、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及其发展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Kuznets1955) 提出了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提高,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则会产生一系列阻碍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因素, 从而收入不平等状况开始维持不变并随后逐渐改善。在此假说提出之后,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分为了以下三个方向。
其一, 围绕该理论假说, 产生了大量运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的实证研究, 然而, 结论却并没有与理论假说完全保持一致。国外的研究表明, 倒U曲线基本能够揭示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大多数OECD国家的收入分配动态, 但对欠发达国家, 结论并不明显 (Anand和Kanbur 1993, Aghion等1999) 。我国学者也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 并且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有些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收入差距扩大能够支持倒U型假说 (杨俊、张宗益2002, 陈宗胜1991) , 有些则没有找到我国收入分配符合倒U型的证据 (李实1999, 李实、赵人伟1999, 王小鲁、樊纲2005) 。
其二,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和OECD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特别是其工资差距的拉大, 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状况再次反弹恶化的理论。这些理论主要从国际贸易与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尤其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来解释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再度恶化现象 (Aghion等1999) 。这些文献可以被看作是对倒U假设的发展, 它们给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在可能出现倒U型之后再度不平等提高的可能性。事实上, 倒U曲线所反映的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演化过程, 然而并没有指出在实现工业化后的现代发达经济中收入分配的演化和决定因素。
其三,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和兴起, 旨在研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分配政策, 大量研究开始将兴趣转向相反方向, 即考虑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平等是有利于增长的, 主要是由于富人趋于具有更高的边际储蓄倾向, 所以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时更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除此之外, 更高的不平等还可以克服投资的不可分性或通过提供更高的激励促进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 最近发展的理论对该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根据Aghion (1999) 的总结, 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出平等化促进增长的可能性, 更加平等化会导致更广的投资机会、更大的投资贷款激励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从而有利于增长。Galor和Moav (2004) 试图将这两种相冲突的观点统一起来, 他们的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图景:在经济发展早期, 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不平等通过将有限资源聚集而有利于积累和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 人力资本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平等化则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虽然这些最新发展的理论旨在分析初始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其均从经济环境以及微观个体的禀赋和特征出发推导长期的增长, 所以收入分配的演化也往往在其中被内生决定。
总之, 西方经济理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开始逐渐深入到微观领域, 从考察整个经济长期的收入分配转变为考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或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以及微观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理论研究的转变与深入为研究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思路, 以下分析其对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
三、西方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西方经济理论指出, 人力资本是决定发达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 相比发达国家资本的积累过程, 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本, 技术转移或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变都将使得经济快速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往往仍具有传统经济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市场不健全的特点, 所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二元性又是经济在长期中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二元经济体制下如果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那么教育和决定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其他因素将成为主要的市场力量主导收入分配, 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将导致不可缩小的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 我国农村及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 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 整体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状况突出,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水平的底下和地区差距的扩大。所以, 无论是试图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还是旨在改善城乡之间或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 都必须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
二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则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国内有诸多研究关注城乡动力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城乡劳动力转移障碍的存在不利于农村人均收入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然而从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可以看出, 扫除这些制度性障碍可能并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因为即使城乡是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即农村人力资本与城市一样也能获得合理的报酬, 但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的差异, 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仍然存在, 这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不断扩大。换句话说, 在一个经济增长主要由人力资本推动的二元经济中,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会导致更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而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 消除市场分割的促进劳动力转移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有限的,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事实上, 大量数据均表明, 从农村转移出去就业的劳动力相对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这两类农村劳动力并非同质的, 大部分转移的劳动力或有更好的身体素质, 或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如果二元经济的发展逐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则要求基本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如果不改变农村落后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就无法更充分利用农村人口资源, 其他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将在长期内失效。相比消除劳动力市场摩擦促进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加快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更有利于更广的人口积累人力资本, 从而促进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 对农业的补贴是一种最直接的城乡收入再分配政策, 一方面能让更广大的人民享受经济发展的硕果,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能刺激农业生产, 提高农业生产率。如果只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 一次性或长期的简单城乡收入转移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且这种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以效率损失为代价的, 原因是城市比农村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 资源从城市转向农村降低了资源使用效率。而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收入转移措施将有利于限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比如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等。相比之下, 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也不同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教育, 如果税收主要来自城市, 那么其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城乡财富转移, 公共教育可以缓解在收入水平低下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融资约束, 从而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人力资本生产技术差异, 所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彻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还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 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四、结论
本文在总结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理论基础上, 将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特征紧密联系, 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变化作出了判断, 并从中得出了改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若干启示。如果人力资本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人力资本积累方式将对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城乡之间存在大量经济体制与环境的区别, 由此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差异, 这种差异势必导致城乡收入增长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 首先, 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及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 促进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化;其次, 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 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最后, 必须逐步消除城乡人力资本形成差异,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改善农村营养、医疗卫生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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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格局 篇2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促进社会公正和谐,让人民更幸福、更有尊严地活着。这里的社会财富可以理解为国民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高速增长,1978~200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5.32%,2008年国民收入总额达到了302853.36亿元。这些数据说明蛋糕已经做得足够大,我国现今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做大蛋糕,而是怎样将蛋糕合理的进行分配。如果如果一贯的鼓励做大蛋糕,总有一天不仅没有人作蛋糕,可能会有人起来推翻和砸烂这个蛋糕铺的。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收入分配的公正合理,是我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
(一)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
1.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
1978年至2008年的31年中,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99%,而职工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为7.8%,职工工资总额年均增长14.71%。特别是近来年,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大幅增长,而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则相对缓慢。2005年至2008年间,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相比,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08年与07年相比,增长率甚至下降了2.6。
2.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较低
工资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比较低。2000年我国城镇职工工资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6.96%,2008年为35.51%,2000至2008年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总的比例依然比较低,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这就意味着职工的非工资收入大约占65%的比例。
3.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比例比较低
我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及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比例不完全对称,但大体能够反映企业内部要素分配比例的变化。2003年至2006年,企业利润增长率都远远高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2007二者增长率差距缩小,但其主要原因并不是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增加,而是企业利润增长率由于经济原因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率10年来首次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
(二)再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1.所得过高,居民所得过低
上述已经说明了此问题,此外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也可以反映这一点。2000年至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
2.在居民所得环节中,少数居民所得过高,而大多数居民所得过低
据福布斯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个人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已经超过47万个,可支配财产超过1亿元的已经不在少数。目前我国富翁的数量已经仅仅次于美国,位居全世界第二位。而与此同时,我国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到2008年底,我国农村还有年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196元的贫困人口4007万人,城市依靠低保生活的人口有2200多万,也就是说我国至少有6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得更快,而农村居民相对缓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我国可统计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1倍,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不可统计的待遇,这一差距会更大。
4.行业间收入差距大
国家垄断性质的行业凭借其特殊地位,收入水平远远高于职工平均收入水平,而收入本身不完全成比例,从而扭曲了行业间的收入,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過大。
二、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举措
(一)完善要素市场
1.完善生产要素市场,通过市场发现价格
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分配过分向非劳动要素倾斜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导致土地收益、资本收益、部分企业家收益不规范甚至过高,从而损害了劳动者利益。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完善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价格。
2.积极发展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多途径扩展居民收入来源
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来源仍以劳动报酬收入为主,财产性收入比重较低,因此要积极发展和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市场,扩展居民除劳动者报酬以外的其他收入来源,提高居民收入总量。
(二)不断提高劳动报酬
提高劳动报酬,既要提高国家财政供养机关、单位职工的劳动报酬,还要提高企业职工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今年的国家一号文件又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说明国家也是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要地位的。要提高农民收入,应当做到以下几点:1.加大扶贫力度;2.提高农民素质;3.促进农业产业化;4.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消除剪刀差;5,放开农村宅基地市场,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盘活农村闲置的土地,吸纳更多的资金建设新农村。
(三)限制行业垄断,减轻企业负担
限制行业垄断,提高市场竞争活力。清除各种市场进入壁垒,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入以往只有国有企业的行业,加快电力、石油、电信、交通等行业改革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调解机制的作用。
加强对垄断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监管,限制收入水平过高的垄断企业工资水平的增长。短期内,可以对垄断企业设定最高工资标准,从长期来看,则需通过引入竞争,改善垄断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来解决垄断企业分配问题。
参考文献:
[1]向蓉美.国民经济核算及分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篇3
关键词:宏观收入,收入分配,第三次经济普查
一、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初次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再分配则是生产环节之后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的分配。生产活动形成的原始收入,是整个收入分配的起点,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了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收入的再分配,最终形成了一国的可支配总收入。一国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和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即通常所说的三者分配关系。
(一)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
1992年以来,随着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为15.9%、18.0%和66.1%,到2012年,这一比例变为15.5%、24.7%和59.8%。21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下降0.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6.7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3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尽管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但从总体上看,居民拿大头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1992年以来,三者收入初次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可划分为向企业倾斜(1992—1995年)、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2008年)和向居民倾斜(2009年至今)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政府收入比重下降较多,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较快,企业收入比重在波动中上升。1995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分别为12.4%、23.2%和64.4%。与1992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下降3.5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5.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在此时期,由于卖方市场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小平方谈讲话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新一轮经济建设的高潮,投资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持续升温,价格大幅度上升,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改善,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较快。这一时期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特点是向企业倾斜。
在第二个阶段,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政府收入比重和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比重则在波动中下降,收入初次分配出现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到2008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4.1%、28.3%和57.6%。与1995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提高5.1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6.8个百分点。
在第三阶段,随着政府宏观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居民收入比重快速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而企业收入比重则快速下降。居民收入比重扭转了多年持续下降的态势,并持续快速反弹,政府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收入比重明显下降。到201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比重变为15.5%、24.7%和59.8%。与2008年相比,政府收入比重提高1.4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下降3.6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提高2.2个百分点。
(二)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是在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经常转移的形式对收入进行分配。经常转移的主要形式有所得税、社会保险付款、社会补助和其他经常转移。一个国家的初次分配总收入经过经常转移,最终形成了它的可支配总收入,即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基础上,经历再分配后居民收入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收入比重略有上升,企业收入比重有所下降。
相对于收入初次分配,我国收入再分配内部关系的演变更趋复杂。具体而言,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1995年。此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有所加强,与初次分配结果相比,再分配结果有些变化。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而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稳步上升。1992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为17.9:13.4:68.7,到1995年三者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变为14.1:19.7:66.2。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比1992年下降2.5个百分点,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3.8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则上升6.3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国家加大了有关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抑制了居民收入增长过快的趋势。
第二阶段:1996—2008年。此阶段,宏观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企业经济效益显著改善,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进一步上升,从1995年的19.7%逐年攀升到2008年24.5%。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由降转升,从1995年的14.1%上升到2008年的18.3%。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与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部分税种税率水平以及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有直接关系。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66.2%快速下降至2008年的57.2%,下降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滑0.69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此阶段,三者收入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基本保持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快速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则持续快速上升。2012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9.2%,比2008年上升0.9个百分点;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0.6%,比2008年下降3.9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0.2%,比2008年上升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5个百分点。
与收入初次分配相比,1992年以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上升,企业收入比重下降,居民收入比重在2001年以前上升,并在1997年达到顶点,此后下降,2002—2010年再上升转为下降,但自2011年起居民已重新由再分配中由上升转为下降。收入再分配过程存在着向政府倾斜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1994年开始推行的税改和1998年开始全面推进养老、医疗和教育体制等多项改革的综合结果,但自2011年起年宏观收入再分配过程向政府倾斜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
(三)2013-2014年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估算
由于目前官方尚未发布2013年和2014年的实物资金流量表,通过现有数据对2013—201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大致估算。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总量资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直接来自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种是根据国家统计局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乘以相应年中人口进行推算得到的。由表1可知,由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前者大约相当于后者70%左右(表1)。考虑到1992-2012年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1,这表明两者变动趋势高度一致,也就是说,如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较上年出现上升时,则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也较上年上升,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按城乡住户收支调查资料推算的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同样,尽管预算内财政收入与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口径上有一定的差异,但两者在1992—2012年期间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986,表明两者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假定2013—2014年资金流量表中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增长与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同步,则可以大致估算出同期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表2)。有了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数据,就很容易通过倒挤法计算出2013-2014年企业可支配收入数据以及三者收入分配格局(表3)。由表3可知,2013—2014年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保持基本稳定,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上升,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63.3%左右,比2013年上升1.5个百分点左右。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上述方法估算的2013—2014年三者收入占比数据可能与官方未来公布的实际结果有一定的出入,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对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判断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目前三者收入分配格局基本上是合理的,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具体表现在:
第一,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制正逐步形成,居民收入渠道增多,收入水平迅速提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支出随之扩大,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二,促进了企业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活力不断增强,效益不断提高。随着企业自有资金积累的增多,企业将更多的自有资金投入到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中,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增强了政府调控能力。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所得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适当份额,是克服市场失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政府收入规模的扩大,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平衡地区财力以及调节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同时也使政府有能力集中资金进行重大项目的开发与建设以及应对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
从国际经验看,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一般表现为居民和企业所得比重有所上升,政府所得比重有所下降。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总体上企业和居民收入比重上升、政府收入比重下降符合国际上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到1995年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是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和企业收入过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企业无力进行更新改造和自我发展而采取的措施,有补还“欠账”的因素,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加消费和改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1996—2008年期间,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滑。从2009年开始,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新变化,突出表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止跌回升,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呈现加速上升的态势。
三、当前我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仍然偏低,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2000—200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是劳动者报酬总体上增长缓慢,二是居民财产净收入增长缓慢;三是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增长大大放缓。尽管从2009年开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回升到2012年的61.6%,但该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水平,这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二)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仍存在向政府倾斜的趋势
一方面,政府获得的生产税净额增长相对仍比较快,政府初次分配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政府继续扩大收入比例。近年来,政府在经常转移净收入中获得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交款等转移收入增长远快于社会补助等转移支出,导致政府经常转移净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持续上升。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地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
(三)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潜在欠账不断增大
由于个人收入来源复杂且不够规范,政府对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突出表现在:一是实物社会转移比重明显偏低。按照SNA的规定,实物社会转移指政府和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向居民提供消费性货物和服务而承担的费用支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非市场产出,如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二是政府或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从市场生产者手中购买然后再免费或以没有显著经济意义的价格提供给居民的消费性货物和服务,如政府通过社会保险计划采购药品提供给居民。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2年我国实物社会转移占GDP的比重不超过7%,远低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10%以上的水平。二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规模严重偏小。2012年,居民经常转移净收入为2309.2亿元,只占居民可支配收入0.7%;各级政府用于补助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出总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7%。由于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小,对农村居民、城镇失业人员和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的保障。目前,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水平明显偏低。这就迫使居民仍要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当期消费增长。此外,随着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领取养老金的人口与缴纳养老金人口的比例将显著提高,养老金缺口快速增大的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四、改善我国宏观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逐步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
劳动者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80%左右,因此在收入初次分配阶段,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劳动者报酬增长对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具有关键的意义。为此,一是要扩大就业渠道,提高就业水平。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的各项政策,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综合素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就业水平。二是完善以最低工资和“三条指导线”为主的工资调控体系。将劳动者报酬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过规划和政策规定,进一步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的调节作用。综合考虑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社会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等因素,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三是统一规范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清除养老保险转移的障碍,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四是以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五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管理,逐步实现劳务派遣工与正式职工同工同酬。六是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逐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进一步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统一同一地区同一级政府不同部门的津贴补贴项目、标准,实现同城同待遇;建立符合不同类型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实施绩效工资。七是促进证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完善促使流通股股东长期稳定投资的现金分红制度,强化细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断提高居民财产收入水平。
(二)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
在收入再分配环节,加快构建以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社会公平,努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此,一是要改革和完善税制,建立调节存量财富的税收机制,健全房地产税、车船税等财产税制度,研究开征遗产赠与税,规范政府非税收入,清理整顿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财政资金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和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楼堂馆所的建设支出,不断增加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农民、城镇困难群体、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直接补贴。三是要健全社会保险制度。适度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继续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制定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加强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规范管理,适时出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制度。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加快完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在提高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基础上,最终实现医疗保障制度框架的基本统一。四是加强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逐步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体的专项救助力度,健全临时救助机制。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逐步拓宽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五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慈善机构,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三)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政府财政资金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虽然一直保持了较快增长,但仍有进一步加大的需要。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迫切需要改变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的现象,改变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体到收入分配领域,就是要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树立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理念。要为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减少行政干预,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再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保障机制,努力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一是财政支出要适当向社会保障倾斜;二是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高征缴率;四是必要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五是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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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民同富的财富分配格局 篇4
面对经济困境,经济学家毫不犹豫地呼吁政府刺激消费,政府也再三出台这方面的政策。然而,归根到底,在中国,普遍民众之所以不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手里没有钱,那么,从哪里能够弄出钱来,从而增加消费,至少可以鼓舞民众消费的意愿?过去几个月来,经济学家提出了诸多建议。
首先,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多年观察,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分量的文集:《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本期《读书》栏目对此书有介绍)他的结论是,中国长期国富民穷。针对于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国有资产全民化的计划。按照他的测算,现在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50万亿元,央企加上地方11万家国有企业的总资产价值大约29万亿元。这部分资产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所有权益都均分到个人。这样,差不多每个人有6万元国有资产财富。人们将会产生真实的“财富感”,从而产生较强的消费意愿。
就在春节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提出类似但规模更小的方案,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国民,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信、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两者相加,每人将有5500元国有股票资产。
最近,很具争议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向国民分配国有财富的建议。但他的建议其实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与上述两位相同,他建议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第二项,将近2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老百姓。他测算,两项相加一共13万亿元,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元,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可以想象,上述三项建议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网络民意普遍表示支持,但有些专家和相关人士则搬出一些专业理由表示反对。
温家宝总理2月4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正在研究“外储内用”的可行性。这说明,专业圈内似乎已经在讨论,外汇储备是否能够直接用于国内投资。当然,这样的设想是十分大胆的。因为,从理论上说,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央银行的资产,毋宁说是一笔对全体国民的负债。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以发行基础货币的方式收购外汇积累而成的。与外汇储备等额的人民币其实已经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内循环了,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外汇占款推动的。再用它来对内投资,中央银行就必须再次发行等额人民币。
很多专家正是据此反对张维迎的建议的。不过,张的建议是,不向国民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外汇储备,而是政府持有的美国债券分给国民,让国民成为美国债券的持有者。这样,张关于外汇储备的建议就与陈志武、谢国忠等人关于向国民分配土地、股票、矿产产权等国有资产异曲而同工了。所有这些建议都指向一个方向:扭转目前财富在整个社会的畸形配置格局,藏富于民,让国民成为国有资产的真实拥有者。
过去三十年,随着制度转轨,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中国社会的财富总量有大幅度提高。然而,由于制度转型存在一个过程,这些财富的配置显著失衡。目前的财富分配格局存在三大失衡:第一,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失衡,简单地说,就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甚至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第二,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三,在政府与民众之间,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显著地高于民众收入增长,政府所占有的财富在整个社会财富总额中的比例持续攀高。
这样的财富配置失衡,不仅带来社会问题,也潜伏着政治风险,即便是从经济角度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当下中国的经济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此种财富配置失衡所致一个庞大但购买力低下、预期暗淡的中低收入群体,是不可能支持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的。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面对着收入低下的民众,刺激消费的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探析 篇5
1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2010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5919.0元[1], 比上年实际增长14.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109.4元, 实际增长了11.26%。但随着收入的提高, 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日益严重, 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
1.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高的国家[2], 我国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由城乡差距所解释。用Theil指数可将全国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根据CHIPS的所进行的三轮住户调查, 1988年、1995年与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分别为33%、37%和40%[3]。从图1可见,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轨迹。
注: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得出。
1978年后,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一度持续下降, 于1983年达到近30年的最低点1.82, 此后维持了两年又继续上升;1994年又出现一次下降, 在1997年达到阶段性低点2.47;此后一直到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快速上升, 达到3.23。2003年后至今, 该数值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2009年为3.33, 也是建国后的历史最高值, 2010年略有下降, 达到3.23。其间有部分年份曾有下降, 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 (图2) 。总体来看, 经济发达省份的城乡差距小于经济落后省份, 东部的城乡差距小于西部。差距最小的北京市为2.19, 最大的贵州、云南两省分别达4.07、4.06, 比北京市高86%。2010年北京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贵州省的2.06倍和3.82倍。
注: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得出。
1.2 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探讨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个不容回避的是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图3是我国一些行业1978—2010年的工资变异系数。行业涉及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及房地产业, 其他行业很难找到2002年前的数据。图3中的数据表明, 从1992年起行业工资差距开始逐渐扩大, 至今为止该趋势一直向上。1978年, 行业工资最高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工资为850元, 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470元的1.81倍。2010年, 行业最高工资为金融业的70146元, 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的4.20倍。行业差距不断扩大, 唯一不变的是行业最低工资一直是农林牧渔业。
1.3 收入分配地域性差距显著
地区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另一重要特征。改革开放后,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东、中、西部形成较为明显的梯度发展格局。地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性不仅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且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由于数据残缺严重, 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更是不易获得, 本文重点分析改革后的地区差距。本文数据取自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由于人均收入没有直接数据, 本文根据可得的数据采用yi=Piryir+Piuyiu计算人均收入。式中, yi为第i个省 (地区) 的人均收入, pir、piu分别表示该省 (地区) 农村人口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 yir和yiu则代表该省 (地区) 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重庆于1997年划为直辖市, 为保证数据的口径一致, 将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有关地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 国内外学者分别使用Theil指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标准差、收入流动等方法进行衡量, 不同的指标各有优缺点。根据数据可得性及处理的方便性, 本文选用各地区的变异系数进行衡量。变异系数是通过某一年份各地收入的标准差与其平均值的比值计算得到, 其计算公式为:undefined。式中, S为标准差, undefined为平均值。1978—2009年全国人均收入变异系数见图4。由图4可见, 总体上变异系数呈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后的变异系数曾一度下降, 到1983年达到最低点, 之后又一路上升, 中间虽有数年出现下降, 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 显示全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图5是按把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分别计算各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异系数。1983年之前, 三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均出现下降, 中部地区在改革之初的收入差距最大, 随后的变化也最为剧烈。东部区域内变异系数在1983年后基本处于稳定上升趋势中, 中部在1987年前后的收入差距明显变大后于20世纪90年代基本趋于稳定, 但在2003年后迅速上升;而西部地区在1983年后至今基本平稳, 区域内收入差距无明显变化[4]。
注: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2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很多, 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带来的竞争造成行业、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职责划分不清形成垄断, 导致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时, 国家在税收、转移支付、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 进一步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拉大。
2.1 非均衡经济的发展
一国收入差距的形成与该国制定并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密不可分的。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由于长期从农业中抽取资金, 导致农业积累能力不足, 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同时, 在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居民迁入城市, 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聚集在数量有限的耕地上, 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与此相适应, 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 伴随着地区发展差距以及产业的兴衰, 使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 由于大量资金优先向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的东南沿海地区倾斜, 设立经济特区, 同时给予较多的税收、投资、贸易等优惠政策, 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也造成区域间收入差距逐步的扩大。这种非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增强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力, 但不可否认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很突出, 如农村长期落后于城市, 具有独特优势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高于中西部, 新兴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效率高于传统产业。
2.2 经济体制的不合理
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 政府逐步放开很多领域的经营权, 以此促进市场竞争, 但有一些人和单位利用这个时机谋取非法利益。“许多证据表明, 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关系上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 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5]。如在某些行业, 政府的行政垄断扰乱甚至限制了市场的作用, 造成许多不公平竞争现象, 如金融保险、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凭借行政力量垄断经营, 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使其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非垄断行业。虽然近年来对垄断行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反腐败的力度也不断地加大, 但许多行业的垄断地位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许多影响收入分配不公的不合理现象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此外, 部分党政官员利用手中权利, 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或利用其他手段谋取暴利;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存在着严重管理漏洞, 大量资产甚至脱离了财政管理, 滥用和漏失现象严重;在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 存在投资项目转包、营私舞弊现象, 损失巨大, 这些形成了巨额的灰色收入, 使税务部门不能进行有效监测, 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
2.3 税收制度不完善
通常情况下, 政府通过财税政策调控收入分配, 而税收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既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又通过转移支付改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状况, 以达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由于我国税收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使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受到影响。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中, 个人所得税、消费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可影响收入分配, 但而与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的赠予税、遗产税和社会保障税还未开征。同时, 由于已经开征的几个税种税制设计不完善, 没有发挥积极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有限, 同时在个人所得税以分类征收为主的情况下,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 出现了富人少缴税、穷人和工薪阶层多缴税的逆向调节, 再加上法律制度和配套制度不完善, 使高收入者利用手中职权钻空子, 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进一步拉大了其与普通劳动者的差距。虽然国家在2006 年对消费税进行了改革, 将原来的11个税目调整到14个, 但有些高档消费品仍未纳入征税范围, 如豪宅、高档家具、高档葡萄酒等, 而像黄酒和薯类白酒等大众消费品则在征税范围, 对这些项目征税无疑使处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所承担的税负高于高收入阶层;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在计税依据、征收范围、税制设计上存在局限性, 这些都使税收调节功能大打折扣。
2.4 公共服务的缺失
近年来, 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个人承担费用不断上涨, 使低收入阶层无力承担。此外, 区域和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差距, 形成了“经济落后—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服务差—投资效益低—投资流向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发达地区—落后地区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可见, 政府对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政策的缺失也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 我国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不足,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社会保障制度乏力。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错位, 没有将城市和农村低保对象、失业和无业等人群纳入体系内, 而是将收入水平原本就高的人群作为保障对象, 这不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 反而加大了个人收入差距。②教育投入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2009 年全国教育支出 10437.54亿元, 占 GDP 的比重为 3.06%,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地区间的教育投资也存在很大差距, 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③地区间公共服务不均等。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导致各地的财政收支不同, 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高, 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相对就高, 而农村由于财政收入低, 所以提供服务的水平就差, 使地区的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6]。
3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
主要是:①多渠道促进农村居民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政府要一如既往地贯彻和落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 不断完善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的资金投入, 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改革, 大力发展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农业;引导农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农村和城镇企业;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及时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随意延长工时等问题[7]。此外, 进一步稳定农资价格, 降低生产成本, 适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增加农民收入。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8],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主要是由于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秩序紊乱造成的, 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分配秩序。一是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规模。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我国政府往往具有扩充权力和控制更多社会资源的动机, 这种动机的存在是政府涉入具体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根源。由于政府所涉入的经济社会事务越多, 它所拥有的权力就会越来越大, 控制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 势必导致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 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是限制政府扩充权力和资源的动机, 这就要求将政府职能由促进经济增长转变为保障民生。根据因事设岗的基本原则, 政府从一般经济事务中退出之后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 这就要求合并机构、精简人员。二是打破垄断, 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中缩小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最主要的是要建立起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 打破一切不合理、不必要的垄断。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深化改革减少管制, 运用适当的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另一方面要引导国有企业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尽责, 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集中分配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收益。三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出台《工资条例》, 监督企业构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 将工资水平与利润挂钩, 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 解决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等社会问题;健全法制机制, 严格执法, 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加大政府对农民工的教育、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 切实保障劳动者利益。要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以解决部分企业退休老职工待遇过低的问题;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 大力扩大就业, 降低失业率, 增加劳动收入的覆盖面和人群基数。③完善再分配机制, 实现分配公平。一是尽快启动个人所得税的深层改革。个税政策的核心问题应是谁真正承担了最重的税收负担, 即哪个阶层交纳了最大比例的税收。我国目前的个税不足之处除起征点问题以外, 更主要在于分类所得税制, 以及根本不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和支出的抵扣制度[9]。这种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 缺陷明显, 对不同性质的所得税分项计征, 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因此, 必须通过一系列税制的配套改革和整体的设计, 真正实现税负合理和公平, 使高收入者多纳税, 低收入者减负, 从而使个税回归公平, 促进经济的健康增长。二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 是改革发展的“减震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托底”机制。要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 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 将符合条件的城镇从业人员逐步纳入社会保险范围[10];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高度重视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问题, 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 有条件的地方可继续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提高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 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 完善全社会的救助体系[11]。
4 结论
目前, 我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差距过大所导致的贫富分化, 会成为 “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提高经济总量与加快增长速度的过程, 也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利益分配规则不公平、利益分配结果不公正、利益分配格局不均衡, 公众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开始膨胀, 感觉自己被“剥夺”, 当他们的忍受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 就难免采取极端行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是诱发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托尼·阿特金森认为, 对市场机制引起的贫困、能力剥夺和社会排斥现象以及“边缘化”现象, 政府必须通过一些制度安排加以改变。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然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期望这个过程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因此, 只有在深入探讨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根源之后, 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创新, 从而逐步地缩小差距, 为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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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格局 篇6
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 全社会都很关注。收入分配既是理论探讨的问题, 更是实践的问题, 也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国资委研究中心主办这个研讨会, 为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遇,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首先要在发展中更好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其次要加快制度建设。推进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着重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二是处理好国有企业同其它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三是处理好竞争性国有企业与部分具有垄断经营特点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四是处理好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及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的关系;
下面结合对分配问题的思考, 讲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的路径和成效。邵主任从横的方向, 详尽介绍国企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我从纵的方向简单地勾勒一下。
改革开放前, 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实行的分配制度基本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榷进, 整体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的分配被打破, 按劳分配为主体, 各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逐步建立。近30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看到,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第一阶段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了克服平均主义建立按劳分配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开始启动, 放权让利让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部分的分配决策权。
第二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初全面分配制度改革, 建立以承包为主要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具体到企业分配制度上, 明确打破大锅饭, 明确了企业内部的分配自主权, 实行了对流程包干的措施。
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分配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确定了这个目标是政府监督调控、企业自主分配、职工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供应, 资本等非劳动元素参与按劳配的分配。
第四阶段90年代末以来, 收入分配制度进入了加速创新阶段, 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确立了劳动资本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开始探索。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企业工资收入的分配制度, 一开始实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 企业内部实行以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股权激励机制开始实行, 实现了工资加股票持权等方式, 收入分配由市场调节的成分进一步加大,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历程也是不断探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正是引入了市场机制, 收入分配具有更加强烈的激励作用, 效率在不断地提高。
一是收入水平不断地提高, 从1978年到2006年, 我国农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加到3580元,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0元增加了11760元, 国有职工的平均工资从640元增加了22000元,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 增长均达到了30倍左右。
二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从1978年到2006年, 我国平均每个就业人员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900元增加到27000元。1991年到2005年, 非国有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人均28700元提高了104600元, 增加了3.6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虽然我们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由于当前改革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 社会管理体制也尚未健全, 收入分配领域当中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
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 近年来, 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关系中, 居民收入比重下降, 1978年至200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7%,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均为7%, 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 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1990年的15.8%一下降到2001年的11%。收入差距很大,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2003年至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3.3倍扩大3.38倍, 最高最低省份收入由2.28倍扩大到2.38倍。
收入分配秩序还不规范, 一些工资外的各种补贴仍不规范。部分企业改制过程中也还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偷漏税收等问题尚未彻底根除, 部分企业劳务派遣中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仍然存在。
上述问题有些也涉及到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实践证明,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也是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革的形式, 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收入分配制改革关系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按照经济学理论, 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 分配作为社会生产总过程的中间环节之一, 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产、交换和消费。当前宏观经济结构中, 分配结构的倾斜和有效需求应该有较大的相关性, 也是目前投资增长快、消费启动较难的成因。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 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这种收入分配结构也就意味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 影响到国民经济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的目标。
二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当前, 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 直接到群众的切身利益, 这个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社科院发布了2007年社会行政分析预测显示, 群众关系关心的问题中, 收入问题排在第三位。据统计, 2006年群众来信中涉及工资、福利待遇、征地拆迁, 收入分配领域所占的比例超过40%。因此如何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和谐的着力点。
三是从当前改革成效看, 收入分配改革应统筹协调, 近年来虽然已采取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措施, 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 理顺分配关系的总体目标还未实现。一方面对政策措施涉及的人群有限, 尚未覆盖收入分配的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不同收入分配之间的协调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无论从统计分析的结果, 广大群众的感受和意见, 还是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看, 推进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十分紧迫。第三个问题, 抓住机遇,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问题十分复杂, 任务也非常艰巨。但是, 也要看到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面临着很好的机遇。
一是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对我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基础。
三是近三十年的改革探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 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保障。
因此, 我们要抓住机遇,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首先要在发展中更好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是前进中的问题, 是发展中的问题, 最终也要在发展中加以解决。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提高两个比重, 对如何发展提出了要求, 在发展中要统筹谋划, 合理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劳动力就业与加快发展的协调统一,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其次要加快制度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就业体制, 就业是民生之本, 工资所得是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来源, 增加他们收入的前提, 就是进一步扩大就业, 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也需要促进就业。二是建立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长效机制, 从收入分配范围看, 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农民, 促进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乃至全体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三是完善薪酬宏观管理制度, 包括建立健全企业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四是加快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继续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五是加快基础建设。现在统计的数据不全面、不可靠, 因此我们要研究建立中国的收入分配检测体系。
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 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益和公平的问题, 再分配更要注重公平。再分配中通过运用税收保障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 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 促进社会公平。70年代后, 发达国家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外, 也把收入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式, 可以研究这一问题。具体到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也应当与时俱进, 在改革中不断完善, 在探索中持续创新, 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结合十七大的学习, 个人认为在推进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 着重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
二是处理好国有企业同其它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中国在保障方面目前的矛盾比较突出, 我做这项工作接到大量的群众来信, 比较多地反映企业的退休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差别较大, 一般在一倍甚至两倍左右。解决的方式, 企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形式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它的意义对市场, 对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因为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年金的发展是弥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差距较大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年金的管理包括保值增值确实非常必要, 近两年向市场化的方面迈动较大。同时还有一个风险防范的问题。
三是处理好竞争性国有企业与部分具有垄断经营特点的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四是处理好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及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工资的关系。
收入分配问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也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确实也感觉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 都有自己的理解。平均主义和效益的关系, 不同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 在理论的探讨中都还是一个未尽的事宜, 因此在实践中, 需要更多地和理论结合起来, 才能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 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格局 篇7
同时,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关键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因此,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概况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国民总收入的分配状况;国民总收入是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简称GNP) ,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 初次分配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在整个社会范围包括政府、企业、居民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再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中, 实质主要是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和居民内部分配关系。
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1、初次分配格局。从总体上看, 政府、企业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都有大幅提高, 企业份额增速是最快的, 居民份额增速相对而言比较慢。从分配结构上看, 政府所得份额增加较慢, 企业所得份额增加较快, 而居民所得份额下降明显。
总的来讲:在初次分配格局中, 居民收入份额是下降的, 而政府和企业收入份额是上升的。
2、再分配格局是各收入主体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 能够最充分和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1) 从总体数字上看, 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 企业所得增速最快, 居民所得增速较慢。 (2) 主体再分配收入格局中政府所得和企业所得比重所占百分比是最大的, 居民份额不升反降
在再分配格局中, 总量大幅度增长, 但是主要偏重于政府和企业的所得, 居民份额是下降的
针对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尤其是居民份额不高的问题。应适当调整我国国民收入主体分配格局, 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居民主体间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税收制度是国家处理税收分配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我国, 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了分配的工具, 因此, 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 有其重要的作用。
二、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一) 流转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流转税是对流转额的征税简称, 或称之为商品和劳务税, 一般实行比例税。我国当前开征的流转税主要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 涵盖了大部分的商品和劳务。征税环节设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
1、流转税形式上由商品生产者或销售者缴纳, 但其税款常附着于卖价, 易转嫁给消费者负担, 在表象上却又不给消费者感受出来, 具有相当的蒙蔽性。
不管是在终端零售环节产生的, 还是在是生产和批发环节的商品和劳务税, 表面均计入企业生产成本, 影响企业要素收入分配, 但其实最后的商品和劳务大多数与居民生活需要密切相关, 居民方通过购买支付买价实际承担了大部分的税负。这使得企业所得和居民所得差距进一步拉大。
2、同时, 营业税与增值税有重复征税的现象, 如营业税目中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营业税税目内部也重复征税, 如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重复征收的部分会最终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去。这样大规模的税负转嫁加剧了居民和企业之间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
(二) 所得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所得税是对企业或个人所得额的征税。我国当前开征的所得税主要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征税环节设在国民收入分配最终环节, 可以直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1、企业所得税是对企业未分配利润征税, 即是企业在支付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后的剩余收入。
2、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取得的收入征税, 个人收入来源多种, 同时具有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成分, 因此, 个人所得税会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不甚完善
首先是税种设置不够合理。就我国而言对于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制, 另外相关的税种, 如社会保障方面等税制不够完善。
其次是纳税观念的偏差和相关的惩治力度不够。目前难以监控个人收入状况而且由于纳税观念的偏差, 税务局很难把握到纳税人的真实收入, 无法真正做到对居民的全部所得进行征税。另外, 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 财产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财产税是指对财产的征税, 是对纳税人所拥有或属其支配的财产数量或价值额征收的税。我国目前财产税主要有: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等。它的征收环节设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因此, 财产税也会影响居民收入分配。
三、调节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基于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以及税收对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就调节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在税收方面, 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 在流转税方面, 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改变重复征税的问题, 从而可以降低转嫁到居民个人身上的税负。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从原先的6%、4%降到了3%, 这间接的降低了居民个人的税负。
(二) 在所得税方面:首先企业所得税, 新的税率在比原先的有一定的降低, 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 避免企业将高税率转嫁到价格中由消费者买单, 一定程度减少了居民负担。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方面,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才能真正发挥促消费和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1) 可以提高月扣除标准, 期望能随物价适时调整。
(2) 可以调少工薪的扣除税率级次。
(3) 尽快改革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 尽量将全部所得按年综合申报及纳税, 减少纳税水分。
(4) 立法上明确和强调扣缴人的法律责任, 转变纳税人观念, 形成纳税人自行纳税自行申报的社会观念。
(三) 在财产税方面, 提高财产税地位, 进一步健全财产税制, 完善对存量财产的调节。在房产税方面可以考虑按价值不同实行不同的税率;在土地税方面, 可以按不同的级差进行征收。在2010年6月2日, 中国政府网全文公布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其中“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的提法引人关注。希望不要把新增的房产税转嫁到了居民个人身上。尤其目前房价涨幅过快, 房价惊人, 是目前居民生活中面临的最重要压力。
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概况。分析了税收作为分配工具对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同时, 针对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总结了一些调整措施。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得税,流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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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格局 篇8
一、共同富裕: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终极目标
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邓小平晚年, 面对中国当时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他警醒全党:“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 大多数人没有, 这样发展下去, 总有一天会出问题”。[2]他强调:“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 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 这都是大问题, 等等。分配问题大得很, 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 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方案解决这些问题。”[3]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 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整个过程要牢牢把握共同富裕这个“大原则”,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
二、循序渐进: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特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客观条件千差万别, 不可能齐头并进。在全国人民走向富裕的进程中, 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 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国情。邓小平的“先富共富”思想正是立足这一基本国情提出来的。目前, 我国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同样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造成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复杂的, 解决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收入差距过程必定复杂。分好财富“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难。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基本上是一个“金字塔型”, 而且是一个底座很大的“金字塔”, 离“橄榄型”分配格局还相差较远。根据经验, 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约每年可能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据此推算, 我国要由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20%多提高到50%左右, 需要几十年时间。而要达到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即到达80%左右,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构建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 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制度创新: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保障
我国30多年改革实践证明, 没有政策机制保障、没有“顶层设计”, 一项改革举措就很难推行下去, 也很难取得成效。当年一系列鼓励“先富”的政策和制度, 为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保障。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的两个关键点是“调高”与“提低”,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提低”。目前, 我国的中低收入群体主要涉及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 要想提高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 同样需要政府的健全制度及创新机制。比如要创新教育制度, 促进教育政策公平, 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创造条件。国家财政要公平地对待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 并相应地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比重。再如, 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采取有效措施, 减轻中低收入群体面临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这“三座大山”的经济压力, 逐步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等等。
总之, 在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 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目标, 不断加强各方面的政策制度保障, 有先有后, 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构建橄榄型社会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先富共富”思想对当前我国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实践有多方面的启示。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导向是共同富裕, 实现过程要把握节奏、循序渐进, 要加强制度保障。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先富共富,橄榄型,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 :152, 17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3) :152, 172
收入分配格局 篇9
关键词:F20 税收;收入效应;收入分配公平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17-01
一、税收的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原理
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由于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影响其商品购买和消费行为;二是指征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从而明显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以下从各个税种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不同阶层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工具。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有显著的税收收入效应,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累进征收是个人所得税的显著特点,最能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不同条件者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所得多者多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课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富阶层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而且由于直接课征于个人的货币收入,在不考虑偷逃税等情况下,能更直接地改变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果。
(二)消费税是削弱高收入者支付能力的重要策略。消费税同时具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主要是通过对商品比价关系的影响,改变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进而调节收入分配。消费税虽是比例税率,但一般实行差别课征,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课重税,日用消费品免税或轻税。这使消费税对限制富有者消费支付能力、调节税后收入分配有积极效用,虽然消费税难以起到所得税的直接调节作用,但它可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消极后果起到了限制和修补作用。
(三)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限制社会财富向少数富有者过度集中的重要手段。个人所得税主要从社会财富的流量方面进行调节,而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主要对社会财富的存量进行限制。对个人而言,富有者将所得的一部分转化为财富积累,在继承或赠与情况下,可以如滚雪球似的增加财富,对社会来说,存在财富日益向少数富有者集中的趋向。遗产税与赠与税是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的最有力工具,对缓和分配不公,补充个人所得税的不足有重大意义。
(四)税收支出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的有力措施。所谓税收支出,是指政府为实行对某种行为给与鼓励或照顾的政策目标,以主动放弃部分税收收入的形式向特定纳税人提供的财政援助。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如医疗费用扣除,儿童抚养费用扣除等。二是对有助于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如高收入者向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可以在他们纳税时予以税收优惠。
二、现阶段的税收政策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缺失
(一)所得税制上的不足
如个人所得税在设计中缺乏灵活性:(1)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易导致税负不公。(2)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差异较大,不利于调节收入;(3)个人所得税税收支出中优惠政策取向偏差,如存在勤劳所得重于非勤劳所得的偏差。
(二)税种上的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与劳务税类税种在税收总额中占绝对比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房产税等的比重过小,而同样具有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社会保障税、财产税、赠与税和证券交易税等还没启用。
三、对我国税收收入效应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建议
(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设
1、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应向分类与综合模式调整。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税制个人所得税存在“劫贫济富”的现象,即对劳动所得征税过重和对资本所得征税过轻,不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所以可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综合范围,给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收政策保留一个相机抉择的空间,以便保持税负总水平一定的公平性。
2、调整税率,优化税制结构。在分类与综合税制模式下,对分类征税的项目可采用比例税率。对综合征税项目,仍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同时可考虑将九级税率简化为五级,适当拉开级距档次即可。
3、适当提高费用和扣除标准。随着所得税制模式的转型,起征点也必然要求提高,同时鉴于我国的地区差距,可考虑设置一个全国平均水平,各地再根据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物价水平等因素进行一定幅度的上下调整。
(二)引进、完善和健全相关税种
在发展新税种方面应重点考虑引进遗产税和赠与税,在完善已有税种方面应适当提高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的征税标准。
(三)完善税式支出
首先,对我国城乡低收入者的一些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为其提高收入水平创造条件。其次,向社会慈善机构、公益事业的捐助可允许税前列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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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格局 篇10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