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分配

城乡收入分配（共12篇）

城乡收入分配 篇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在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及各项政策的合力作用下, 城乡居民利益关系重新调整, 分配机制发生变革, 导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显著变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湖南作为中部内陆的一个大省, 同样面临着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变化和由此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基于此, 分析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其成因, 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 对于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1 湖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 比上年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湖南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排名第11位。

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湖南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

1.2 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湖南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22元, 比上年增长10.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其中:工资性收入14662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0%, 经营净收入3567元, 增长9.6%, 转移净收入5713元, 增长8.7%, 财产净收入2629元, 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其中:工资性收入4088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1.3%, 经营净收入3639元, 增长11.8%, 转移净收入2168元, 增长10.0%, 财产净收入166元, 增长26.7%。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由上年的2.80∶1缩小为2.64∶1。

2014年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高低收入群体来看, 高收入组 (按五等份收入分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99元, 低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32元, 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9.38∶1缩小到9.02∶1。城乡居民收入额逐年拉近,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连续五年下降, 由2009年的3.07∶1缩小为2014年的2.64∶1。

本文图表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2014年, 长株潭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40元, 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16366元, 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为10867元。可见, 长株潭地区居民收入是湘南地区的1.59倍、湘西地区的2.4倍,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2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

2.1 自然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发展起点不平等

自然资源、交通状况、地理位置和个人能力等因素的不同, 导致湖南省各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从而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1) 自然资源差距。

湖南省的湘西北武陵山区、湘西雪峰山区、湘南南岭山区和湘东大围、罗霄山区均属我省的贫困山区, 这些地区土地贫瘠, 资源稀缺, 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少,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人均收入低, 区域经济发展迟缓。

(2) 区位差距。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 外商投资的数量与居民收入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相同的区位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就湖南省各市州层次而言, 经济规模、市场容量、累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融资能力、工业化水平、全球化水平和良好的地理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科技发展能力、信息化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就区位优势而言, 全省投资环境可分为四个等级:长沙为第一等, 株洲、湘潭、郴州和岳阳为第二等, 常德、衡阳和娄底为第三等, 益阳、永州、怀化、自治州、张家界和邵阳为第四等。

(3) 个人能力差距。

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决定其收入的高低, 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尽管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丰富, 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并不高。湖南省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在农村人口中, 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占46.61%, 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 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 这主要源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2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机会不平等

(1) 经济总量的差距。

2014年,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27048.46亿元, 其中长株潭地区为11555.87亿元, 占比42.72%。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5568.07亿元, 占比20.59%;大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和娄底市) 为4520.56亿元, 占比16.71%。2014年, 湖南省人均GDP为40429.49元, 长沙市人均GDP最高, 为108355.86元, 永州市人均GDP为24404.69元, 邵阳市人均GDP最低, 为17521.39元。可见, 经济总量越大, 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也越多, 当地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就越多。湖南省各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2) 产业水平的差距。

产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 农业天然属于弱势产业, 加上湖南省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导致湖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不够稳定。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第二, 农业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导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农民增产不增收;第三,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能力不强, 也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2.3 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成因

(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治的格局, 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诸如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进城务工遭遇就业歧视, 造成农民工收入偏低, 无法做到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

(2)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是将收入由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民, 这种制度将资源主要配置到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工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 而农村资金的流出削弱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3) 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性。

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垄断,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 由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统一出让。但是, 地方政府以相对较低的补偿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 以市场价格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出让, 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这导致大量由土地产生的财富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此外, 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是指乡、村、村民小组的哪一级却不甚明确, 一旦土地出让, 失地农民的权益难以确保。

3 构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并举, 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实施“湖南省进城务工农民入户计划”。

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工业化进程, 分享工业化成果, 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提高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战略性举措。早在2003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劳务经济的决定》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并提出, 大、中城市应放宽政策, 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 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市民待遇。《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年) 》也提出全省所有城镇原则上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到2020年, 新增城镇户籍人口580万左右, 逐步减少湖南省农业人口比重。

(2)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 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 使个人收入得以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 世界银行通过测算得出, 农民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 其收入至少提高15%。职业技术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根本途径。因此, 湖南省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在湘南、湘西等落后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免费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本省户籍在岗农民工,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就业技能,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3) 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农业产业具有弱质性产业的特点, 既要承受自然风险, 又要承受市场风险,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产业实施了补贴政策。有数据显示, 美国农民收入的40%来自农业补贴, 而我国不到4%。因此, 湖南省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强化政府支农职能, 切实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直补等政策, 建立财政涉农补贴“一本通”制度, 扩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2 以促进公平共享为导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体制

(1) 强化二次分配调节功能, 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

首先, 完善预算和税收管理, 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次, 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和效率低下为重点, 探索建立符合湖南农村特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第三,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建设, 确保湖南城乡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权利平等。

(2)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办法, 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2014年, 湖南省根据国务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 积极稳妥地提出全面放开中心镇、小城镇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 还应取消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

(3)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 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 扩大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 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城市向基层农村延伸;其次, 完善财政支农保障体制, 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同时, 调整政府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使用结构, 大幅度提高用于“三农”的比例;最后, 还要强化基层政府涉农职能建设。

3.3 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首先, 清除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障碍, 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努力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其次,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统计制度;第三,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湖南省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同步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统一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 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至此, 湖南省已经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此外, 湖南还应积极探索城乡老年津贴制度和落实省内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政策。

(3)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提高统筹层次, 不断提高医疗待遇, 适当降低自付比例。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率, 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和补偿封顶线, 逐步建立大病统筹的医疗制度, 缩小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差距。

3.4 调整政策, 找准位置, 努力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1) 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改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

区域发展的适度非均衡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现象。对于湖南这个中部省份而言, 我们不仅需要“长株潭一体化”和“3+5经济圈”, 也需要“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大湘南”。要想缩小各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省委、省政府就应牢固树立协调发展,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 在政策、资金等对中西部及湘南地区的优势工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环境。

(2) 找准各地区的区位优势, 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对于在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方面缺乏优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实行相对优势战略是它们理想的选择。以湘南地区的衡阳市、永州市和郴州市为例, 相对于长株潭而言, 既没有政治上和政策上的优势, 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 但我们更靠近珠三角, 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可以作为珠三角的大后方和后花园, 提供劳动力、资源、旅游和其他配套的服务;还可以成为连接长株潭与珠三角的桥梁,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排头兵。湘南地区工业的发展, 不能是珠三角工业发展的重复, 而是他们的延伸;不能是长株潭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复制, 而是他们的发展。因此, 湘南地区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力发展适合湘南地区特色的工业、能源、旅游等产业是关键。

参考文献

[1]曾国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莫震.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研究[M].深圳: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3]彭腾.论缩小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2, (1) .

[4]邹君, 陈淑珍.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对比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7, (4) .

[5]温桂荣.基于缩小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1, (1) .

[6]田亚平, 李伯华, 李吟, 等.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与对策[J].经济地理, 2011, (10) .

城乡收入分配 篇2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城乡收入分配 篇3

关键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土地改革；户籍制度

一、城乡差距的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由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在这种经济策略的指导之下，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这几年我国一直保持在8%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逐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人们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相互之间收入差距变化的敏感心理。人们往往不仅关心自己的收入的增长还关心相对的收入变化。这种关注会引发人们对其原因的思考，进而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内核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以往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总是把全国所有人统筹在一起考虑，分析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最近的一些学者，如蔡昉（2006）指出由于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不足、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的排斥就业的倾向。孙露晞（2010）认为由于地区要素市场开发程度高、人力资本收入占GDP中的比重不同，导致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份额的结构性差异。丁元竹（2010）认为由于财产性增值、就业资源、劳动力个人以及劳动分配方式的制度性因素的存在而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常修泽（2010）认为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利润蚕食工资以及劳动者权益的弱化。李实（2001）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要归因于制度的转型，二元结构的变动没有推动城乡差距的“倒U”形变化。林毅夫、蔡昉（1999）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要源于政府以赶超为目的的产业政策，例如户籍制度。章奇、刘明兴（2003）认为，政府干预以及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这对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在全国的层面上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户籍制度等原因得到来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导致我国说如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陈宗胜，周云波（2002）认为城乡基尼系数对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起着主导作用。魏后凯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基尼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Kahn 和Riskin(2001)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决定中国的基尼系数。因此，本文就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三、我国的城乡差距对全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

按照现在国际通行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的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15—0.16，农村内部的是大概是0.22，而现在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36，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8左右。仅从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看，它们的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但是综合起来从全国的角度看就是0.469，这说明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比重越来越重。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居民平均收入数据计算得出，从1996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差距逐渐拉大，1991年相差1000元，2002年相差6000元，2008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0000元。提到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8.16和7.35倍，但是在城乡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乡分配失衡日益严峻，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纯收入比例不断地变大，从1983年的1.82:1上升到2009年的3.33:1，若把价格指数考虑在内则差距会更大。农村居民的收入过度依靠劳动，占比超过90%，城镇居民对转移性收入的倚重在进步提高。

此外，1978至2007农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是逐渐下降的，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但是总收入差距还是以城乡之间为主。

此外由于隐性收入，尤其是大量的灰色收入不能准确统计，所以现有的数据不能完全反应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特别是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若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可能会更大。

四、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要理解我國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探讨财产性收入、劳动力报酬、农村的发展、户籍制度以及机会平等因素等。

（一）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有2.56倍的收入差距，当时城镇居民都是租住公房，基本不拥有住房；而农村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此外还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1998年城市地区实行房改并且允许职工以几万元的低廉价格买下房产，截止到2008年的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之前，仅城镇居民拥有的房产价值已经是农村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而现在这种差距悬殊则会更大。

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土地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只能由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因此由土地增值带来的财富并没有惠及农民。虽然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但是没有人说房产的增值归国家所有；但是当农田转为城市用地时，由于政府对土地的低价垄断收购，土地的增值基本收归国有，政府的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在城乡差距的加大。

现阶段我国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体系：掌控资源的体制内体系与靠劳动力谋生的体制外体系，土地价值的升值给前者带来了高收益，给后者带来了高房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带动经济这块蛋糕不断地被做大，但是只是有少数人从中获益，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队伍之外，尤其是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靠劳动获得收益的农村人口。

（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利润蚕食工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失衡，严重挤压了中国底层劳动群体的收入。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而同期企业盈余从21.2%升至31.2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4年之后个体经济的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营业盈余，所以现在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被低估了。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并没有降低，反而是一直稳步上升，但是他们认为实际上一直在下降的是农村要素的纯要素收入包括劳动者要素对GDP的贡献，而不是全社会工薪制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这更加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现象。

（三）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发达国家对农业科技研究的财政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即使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可以达到0.5%~0.8%，而中国的还不到0.4%。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剪刀差等手段把农业中6000~7000万元的剩余用于工业化积累。在改革期间的1980~2000年间，政府运用了相同的方法在农业中吸取了1.29万亿元（2000年为价格基期）作为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农村资金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发展过慢，农民的收入无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不足，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能缩小。

（四）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化发展缓慢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往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因为人口的集聚会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即使是在城市中，由于人口密度过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也有可能发展不起来。

城市的均衡规模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决定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收益递减而成本是递增的，最佳的城市规模应该由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等因素会导致城市化规模发展不到最佳的状态，从而会对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城市的发展规模，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五）机会不平等

根据约翰.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我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因为偶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起点的不同，会加剧结果的不平等。如果个人的成功是来源于智力体力的天赋不同或者后天的努力程度不同，再或者是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造成的结果差異，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但是现在中国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垄断和特权。一些人的拥有高收入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可替代的脑力和体力，而是因为垄断地位，别人没有和他们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若可替代性很高则收入越低，反之越高。例如，无可替代的比尔.盖茨以及迈克尔.乔丹，他们的高收入大家认为是公平的，所以他们才会被人们推崇，而且人民对他们并没有仇富心理，但是现在我国对改革持失望态度的人正在增加而且人们的仇富心理日益暴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于大波也认为不怕财富不平等，就怕机会不平等。

五、通过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对于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针对以上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组建农民工会，代表农民工的利益，提高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就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劳动问题雇主进行交涉。单个人不可能就自己工作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与企业管理者成功地进行独立的谈判。这就是说，单个人的谈判不可能是有效的；即使是有效的，也往往是分裂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依靠农民工集体的力量—农民工会，通过集体的力量对雇主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利润蚕食工资的行为。

（二）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等福利政策消除贫富差距

国家可以借助税收和福利制度来消除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例如北欧通过增加社会福利使得四分之三的人口脱离贫困，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税收和福利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

农村由于交通条件、要素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欠缺导致它对资本的边际收益比较低；相反在城市中，由于资本的投资环境较好，能使资本边界产出效率高，资本的边际收益更高，于是资金更多的涌向城市。这便产生了一种资本的“潮涌现象”：越是在缺乏资金的农村越是吸引不到资金，而在城市中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种地区间的“马太效应”。资本的这种落户选择会带来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我们不能控制资本的这种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镇化是突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也是突破要素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通过城镇化实现从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人口向高收入、高消费的城镇人口转移，随着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镇，人口聚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农村人口进城从事生产效率较高的第二产业或服务业，其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可以缩小严重的城乡差距。

（四）建立混合型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拥有从集体土地所有制中退出的自由

城乡收入分配 篇4

一、完善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比价关系

市场上各种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价格, 决定了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通过市场可能获得的利益, 社会利益的分配和调节大都是通过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升降得以实现的。其中, 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变动, 直接决定着城乡居民之间利益分配的变化, 是城乡利益分配最直接也是最集中的反应。目前在我国, 粮食每涨1分钱, 农民平均可以增收10元钱。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农民增收所能带来的巨大效应。建国初期, 我们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 拿走了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为的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尽管那时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并不合理, 但在当时却有其必要性。然而, 目前中国已经不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不但不应再拿农业的收益去补贴工业, 相反, 应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协调发展阶段。这就需要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 使农产品与其它产品和服务间的比价关系趋向合理, 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即使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时, 也应当兼顾好城乡之间的利益分配。

但是在现实中, 政府的调控和监管往往沿袭工业化初期利益分配倾向城市的做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原本是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导致了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产品价格的上涨, 但是调控和监管的“板子”却主要落在了农产品价格上。其它, 如房地产调控, 尽管2010年4月出台了像“国十条”那样所谓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 可是全国房价在2009年上涨25%的基础上, 2010年又上涨了15%。农产品则不然, 2010年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四项政策措施后, 11月20日又发布了“国十六条”, 在几天时间内的一系列重拳之下, 农产品价格趋稳甚至走低也就势在必然。但是理性地看, 这次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我国新一轮通胀预期在各个产业之间传导的结果, 由于其它产业产品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比价效应, 才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攀升。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从通胀预期的源头抓起管住货币, 而只是从保障城市市民生活出发管住农产品价格, 不但难以扭转大局, 还会影响农民的收入, 出现顾此失彼的结果。事实上, 目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并未真实地反映出耕地和淡水等资源的稀缺程度, 与其它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比价关系依旧处于较低水平, 并因此导致了农民的低收入。如果进一步打压农产品价格, 农民收入势必还会减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会进一步拉大。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曾一度出现下降, 1983年降到1.82倍的历史最低水平?就是因为那时国家对农产品的计划价格体制有所松动, 提高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有了增加, 但此后却少有这样的举措。

毋庸讳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有责任对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施以调控乃至监管。但是, 这种调控和监管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实行严格的监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的一个最大教训是, 宏观调控不能只盯住通胀和就业, 以房地产价格为主的资产价格, 才应当是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主要指标。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背景下, 某种商品如果价格上涨过快并超出国际市场均价水平, 就会导致国际市场上的此种商品大量涌入, 从而对其价格产生一种“封顶”效应, 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贸易更是如此。2010年韩国“泡菜危机”中, 大白菜价格的涨跌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 房价上涨过快却不能指望国际市场上的房地产进来“封顶”, 搞不好还会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 因为房地产与金融如影随形, 房地产的实质是金融。正因为如此, 国外许多国家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弃之不管, 但对房价却有着极为严格的监管措施, 房价暴利者甚至要被判刑坐牢。我国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监管和抑制, 主要为的是防止通胀和保障城市的民生。且不说这会给农村的民生带来负面影响, 如果农产品价格在监管和打压下出现低于国际市场的情况, 还会导致国内农产品外流造成市场短缺, 而这同样会伤及城市的民生。

诚然, 2010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益大都被中间环节收入囊中, 农民并未得到多少实惠。但这只是暂时的, 从一个长过程看, 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最终还是会受益的。中国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群体, 如果他们应得的那份劳动成果长期被中间环节尽收囊中, 那他们就会自己到市场上去“提篮小卖”, 从而逼迫中间商必须向农民让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 如今中国不仅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人均GDP也已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 从国际经验看, 今后将进入劳动在社会收益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的阶段,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成为趋势。面对这种趋势,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能依旧停留在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惯性思维上, 如何减少农产品运销环节、降低各种税费, 不仅让市民受益也让农民增收, 这才是政府最应该做的。不仅如此, 政府还应当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时, 对城市低收入困难人群实行价格补贴, 使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得以保障。

二、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同工同酬”, 最初在我国主要是针对由社会政治生活反映到分配领域中的男女不平等而提出来的。新中国建立以来,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那种在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支配下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能说绝迹, 却已经大为改观。但是, 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并未根除, 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不尽完善, 近些年来在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但正在滋生, 而且还呈蔓延和扩大的趋势。其中, 最突出的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在许多企业, 正式职工与农民工之间往往存在着高达数倍的收入差距, 而且还不算在休假、医疗、社保、住房、取暖以及其它隐性福利方面存在着的差距。例如, 在电力这个被人们公认的垄断性行业, 如果是正式职工即使是抄表工也有年薪十万元的收入, 可是一个农电临时工才只有七、八百元的月薪, 还没有包括养老在内的各种社会保障。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许多地方都把引导农民外出打工作为增收的重要途径。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统计监测调查, 2008年末全国共有农民工24522万人, 占农村人口的33.4%, 这个数据大大超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按理说, 有如此之多的农民外出打工, 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 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应当缩小才是, 然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没能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 尽管农民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加了, 但是他们的打工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 相反, 城市正式职工的工资收入却在逐年增加着,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正式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以根本改变, 那么试图通过外出打工来增加农民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设想, 只能是一种空想不说, 而且还会进一步助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分化。因为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农村劳动力, 在为城市企业进一步拓展了利润空间的同时, 也为进一步增加城市正式职工的收入提供了条件,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有了稳固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 实行同工同酬。同工不同酬显然与国家法律、与按劳分配原则背道而驰, 人为地扩大了社会群体间收入上的差距, 不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更难有社会和谐。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付出与收获的不均衡, 通常是不能靠人们的心态调整就可以实现自慰和心理平衡的。尤其应当引起关注的是, 那些在同一单位甚至同一工作岗位上, 农民工与正式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所带来的对社会不满和可能引发的冲击力, 要远比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差距大得多, 甚至要比贫民区与灯红酒绿邻里相望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工不同酬的背后, 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制度下的等级制和身份歧视在社会分配领域的表现。我国最初的男女同工不同酬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 如今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工不同酬也还是封建主义作祟。当今世界上, 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在内的各种身份歧视, 都已经日益遭到社会的抵制和反对。国际劳工组织甚至将“同工同酬”写进了国际劳动公约, 明确地反对劳动分配中的身份歧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那就更不应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在劳动分配中对一部分公民实行着歧视性待遇, 让封建主义的身份性占有合法化。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在看到这种发展和提高的同时, 也还应当看到, 由于分配领域同工不同酬等各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 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 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显现。正因为如此,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不但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还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而充分体现和贯彻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原则, 则应当是我们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首要内容, 否则就谈不上科学合理, 更不足以体现公平正义, 也不会有社会和谐。试想, 若是在同一个单位甚至在同样岗位上劳动或工作着的人们都不能实现同工同酬, 又怎么会有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乃至和谐呢?所以, 每个地方、单位和企业都应当摒弃身份歧视等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自觉地遵守相关法律制度规定, 从同工同酬做起, 规范分配秩序, 健全分配制度, 完善城乡劳动力同工同酬的劳动分配关系, 彻底消除对农民工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歧视现象。

三、完善城乡平等的土地等资源要素交换关系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一趋势中会有大批农民进入城市, 我国也不例外。然而,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其他国家的农民在进入城市时可以卖掉自己的土地, 用卖地所得不仅可以解决在城市的住房问题, 甚至还可以用来作为在城市谋生的资本。我国却不同,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进城农民难以得到来自于土地的收益, 即使是政府的征地所得也不能普遍用于改善农村的民生。据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计算, 1978年以来, 城市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增加了9500万亩左右, 这还不包括上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初两次大的房地产和开发区热时“征用”而后来被整改“退还”的农村集体土地。按照2007年土地出让平均价格41.82万元计算, 仅土地价值高达39.7万亿元。如果保守计算只有70%是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来的, 其他30%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获得的建设用地, 则1978年以来, 农民给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的资金也高达28万亿元左右。而且, 这些钱大都未用在农民身上, 而是作为财政收入用在了政府的各项开支上, 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甚至还会因为低价征地使许多留在农村的农民变成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鉴于现行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从农民身上揩油和谋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筹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构建并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保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势在必行。尽管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但是, 要将宪法的这一规定落到实处, 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还应当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覆盖所有土地资源的确认权、登记、颁证工作, 确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属关系, 赋予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并对现存的两种所有制土地享有的权利予以平等的保护。在此基础上, 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关“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的要求,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必须由地方政府收购后方可进入非农使用的现行制度, 对农村集体土地进入非农使用, 实行与其他主体土地平等的以用途管制为唯一标准的准入制度, 并享有平等进入非农使用和平等分享非农收益的权利。允许农村集体所有非农用地进入交易市场,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非农用地交易平台和交易规则, 打破目前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交易的局面。活跃土地二级市场, 促进土地抵押、租赁、出让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从而让农民的土地真正变为资本, 可以从中获得创业的资金乃至财产性收入。尊重和保证被征地农民在征地中的话语权和谈判权, 是保护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乃至市场博弈, 实现失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能够获得市场价格的公平补偿。

土地制度的改革既要保护和保障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土地的合法财产权, 同时又要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然而,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观的增值收益, 从而导致许多农村人口即使已经在城市有了稳定的生存出路, 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农村户籍, 以及同户籍相联系的那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加之, 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的住房、社保等某些制度因素, 不仅削弱了进城农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 也让他们对改变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抱信心。于是, 他们在城里挣了钱, 很大一部分拿回农村老家盖房子, 而人在城里又不回去住, 造成农村住房的高空置率, 这既是个人的损失, 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鉴于这种情况, 应当考虑实施另一项土地制度的改革, 即由政府部门按照不低于当地的市场价格回购进城农民工的土地, 使进城农民工得到一部分进城购房置业的资本, 然后, 再把政府回购的土地交由农村社区分配给留在农村的原居民使用。这样, 既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 又可以让农民工有了解决住房问题的资金来源, 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程度, 是一项一举多得的战略之举。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 还可以将进城农民工的宅基地由政府回购后复垦为耕地, 并以等量的复垦指标, 将城市周边的耕地置换为住房建设用地。这样一来, 既解决了目前城市建设用地的不足, 也可以有效控制耕地总量, 从而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所有关于土地的回购、置换等, 都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交换原则, 让农民得到他们应得的土地增值收益。

城乡收入分配 篇5

一、居民收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出现混乱、个人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同工不同酬；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失范；制假贩假、偷税漏税等问题。

二、城乡收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三、地区收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国家给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双重结合下，加上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国内外各种资本迅速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从而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四、行业收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由于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个别行业的垄断经营，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结合现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的理论，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人收入的差异是一种必然的，我们不能脱离对市场的影响来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公平。由于社会上个人的生产要素和能力的不同，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大小也不同，把贡献大小与收入分配联系起来。除了按劳分配外，应该鼓励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下，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如果不将贡献大小，而是只讲平价分配，那就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只会仍然共同贫穷。今天我们收入差距的拉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过程。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范畴问题，其本质是劳动者先富和后富的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结果，积极因素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起决定的作用。

形成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因而解决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决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而是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地从事“财富创造”的同时，给低收入者更多的能力和机会，给他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分配领域中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第一，要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

第二，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功能；

第三，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解决由失业导致的贫困问题；

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行为；

收入分配 年内定案 篇6

本报获悉，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以及重点任务和改革路径。其中，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调整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目的是促使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但由于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很复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只能是采取小步渐进的方案逐步推进。

前述知情人士补充说，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对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都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工资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按照“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提低、扩中、调高”基本思路，由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国资委等随后修改或制定一系列具体的规范措施。

本报还从人社部、国资委等方面了解到，人社部正在制定《工资条例》《工资集体协商规定》《劳务派遣规定》等，其核心内容是企业的效益要和职工工资挂钩，并在企业内部力求实现同工同酬；国资委则在研究出台《央企社会责任管理指引》，要求大型央企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此来推动央企履行社会责任。

调整分配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公开的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一般为50%～60%，比如美国为65%，日本是60%，英国高达71%，而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的研究核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却由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至2007年的50%左右，2010年则下滑至43%。

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过高，实际上就是国民缴纳的税收过多，也就有“国富民穷”的结果，用专家的话来分析，就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很强，老百姓很弱，在初次分配中，国家财政收入节节攀升，而居民的劳动报酬率却是持续下降。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分配不公更为严重。虽然自从2001年开始统计局就没公布过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但根据国内学者研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高达0.55。

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而高收入人群通常都是凭借手中的权力非法获取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王小鲁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居民住户的“隐性收入”至少有9.3万亿元，其中不包括在经济普查中的5.4万亿元为“灰色收入”。

民盟中央的一位官员对本报表示，造成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也非一日之寒，行政性垄断固守阵地、地方政府偏重GDP增长、户籍制度的壁垒及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等都是严重问题所在，正是这些长期累积的体制弊端，使得在初次分配上，居民之间就拉开了收入差距，而许多涉及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又不够，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据前述知情人士所说，2010年8月，民盟中央向中央高层提交了《关于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建议》，明确提出调整初次分配格局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而在调整初次分配的同时，在再分配调节上也要发力，这样才可能切实改变目前普通居民与劳动者收入偏低，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的现状。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方面已达成共识，确定调整初次分配格局将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重点，但由于初次分配涉及问题复杂，所以在一定时期，调整初次分配只会以小步渐进的方案推进，改革还会在再分配调节上同时发力，大做文章。

调研跟进

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是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人社部、财政部、国资委是三个主要参与部委。前述知情人士告诉本报，目前，国家发改委等在补充、修改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同时，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等方面也在深入多省进行相关“收入分配”的进一步调研，调研的目的就在于争取能提出更有分量的意见建议，为政府做最后决策提供参考。

该人士介绍，从今年两会结束之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就组织多个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等省就“收入分配”进行专题调研。4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率领调研组到达广东。广东韶关市是属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该市收入结构不合理的情况比较突出，该市相关领导向调查组反映，希望国家为韶关这类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政策上的扶持。

在结束在韶关的调研之后，贺铿又率领调研组人员抵达深圳，与深圳市委相关领导召开座谈会。贺铿在会上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公平问题，主要是调整国家、企业与居民三者的关系，不能让居民收入再大幅“跑输”GDP增长了。他希望深圳市政府方面能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深圳市民分到更多的“蛋糕”。

5月上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带领另一个调研组来到湖南。在湖南省举行的专题调研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湖南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之后，尹中卿表示，希望湖南下一步在做大经济规模的同时，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乡收入分配 篇7

关键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政策选择

一、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发展历程

1.建立按劳分配原则的分配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个别行业存在封建把头制度和包工头制, 这对工人的剥削非常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 党和政府对旧的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 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度和包工头制。经过两次的工资改革, 我国基本建立起了按劳分配为原则的工资制度。通过工资制度改革, 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促进了经济发展,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这种分配制度其实质是有点差别的平均主义分配,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形成, 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所引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2.多元分配格局的提出和发展

十三大会议首次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并提出了“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 促进社会的公平”, 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雏形。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分配体制的框架, 第一次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其他分配方式在整个分配方式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效率和公平这个两难选择上, 第一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十五大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完善详细的分配政策:在原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 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3.多元分配格局的形成

十六大会议提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了“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由此可知,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的一项重大原则。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原因

1.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自1978 年到2014 年,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截至2014 年年底,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 元, 年均递增13.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年均纯收入为9892元, 年均递增12.7%, 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呈现扩张的趋势。从绝对的差额来看,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14年的18952元, 而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来看, 从1978 年的2.57 倍到2014 年的2.92 倍, 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 同时,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危险警戒水平, 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2.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二元户籍制度、非清晰化的农地产权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

(1)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一直在履行义务却得不到相应待遇, 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同的阶层, 造成了社会结构分裂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阻碍了农村的发展, 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加大。

(2) 现行土地产权制度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造成农民生产的短期化倾向。土地经营规模小并过度分散, 不利于现代农业和机械化耕作的发展, 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 由此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3) 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使得工农业比重严重失调, 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资源的过度倾斜导致农业发展缓慢, 农村建设落后, 农民收入不高。

3. 经济上的原因主要是非均衡的财政政策、不合理的二元经济体制、严重滞后的城镇化进程

(1) 财政政策不均衡, 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增长缓慢, 不仅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 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 农村的社保体系也不健全, 缺乏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和保险制度。城乡税制不合理, 使得农民负担加重。国家对城乡教育的投入有较大差距, 从根本上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城乡之间不断的交换各种资源, 由此就构成了完整的国家经济体系。但是二元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却切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使得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难以转移, 农村劳动生产率也难以提高, 从而致使导致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难以提高。

(3) 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同样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 进而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效益递减。同时, 乡镇企业数量少且规模小, 难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也不能明显的提高农民的收入。

三、政府的政策选择

1.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选择

(1) 在初次分配中, 政府调节的关键是增强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首先, 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这就使得众多的普通劳动者背负着沉重的子女教育支出和医疗支付等压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 只有建立起满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普通劳动者才能拥有一定的议价能力, 从而在劳资谈判中, 能和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

其次, 只有劳动者自身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掌握主动权, 因此, 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同时加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成为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必要措施。

第三,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 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确保颁发的法律和制定的政策措施能够有效的贯彻落实。

(2) 再分配:调两极, 促和谐。首先, 政府要以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杠杆来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对待高收入阶层的一种基本政策就是以规范的税收杠杆来调节个人收入, 因此, 我国的税收制度应由以间接税为主逐步向以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过渡。

其次, 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 克服制度上的缺陷, 打击非法的收入。由于法律和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一些人采取不合法的手段获得灰色收入,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扰乱了公共秩序, 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 积极地克服制度上的缺陷。

第三, 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帮扶制度, 对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的家庭进行救助, 并提高社会群众对高收入人群的理解, 促进社会和谐。

2.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1) 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目前, 国家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由少数人大代表和政府各部门共同制定和推行的, 缺少广大群众的参与, 很多方针政策成为形式主义。因此, 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 还应该采取社会听证、政府论坛、民意调查、微博博客等多种形式, 以确保决策的制定能够广泛集中民智以降低决策失误率。先后进行的六次行政机构改革, 我国基本建立起了与发展相适应的机构体系, 但还需进一步的优化组织机构, 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寻租行为和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 使政府的管理可以更加有序、有效、有为。

(2) 提高劳动报酬, 提升劳动者素质。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为了更好地改善国民的生活, 应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 主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 国家应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从而为大众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以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从而增加低技能劳动的收入以进一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3) 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扶持力度, 继续对务农人员进行财政补贴, 同时加强城市和乡村的联系, 由城带乡公共发展;加大资金和物质的投入, 加强劳动者技能的培训, 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 以促进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完善农村社保体系, 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4) 培育慈善精神, 倡导奉献社会。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带领下, 全国大部分人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同样还有一些生活艰难的人民存在。因此, 政府应培育国民的慈善精神, 正确引导, 使其向贫困人群提供援助;同时应鼓励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管理, 使信息透明化, 让这个社会都参与慈善事业, 并倡导服务奉献社会的文化。

参考文献

[1]汤益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J].理论视野, 2004 (1) :19.

[2]廖卫红, 刘晓林, 王运宏.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发展历程概述[J].商业时代, 2008 (1) :8-10.

城乡收入分配 篇8

1970年出现的阿特金森定理建立了比较收入分配的第一种方法, 即将洛伦兹曲线与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阿特金森定理影响巨大, 它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后续研究的结构和程序。实际上, 现有的两种基本分析框架, 一种是洛伦兹曲线, 另一种是Shorrocks在1983年提出的一种变相, 即所谓的广义洛伦兹曲线。

我们可以用不同收入集团的收入份额占总收入的份额来测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如将总人口的10%最穷人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小进行分析, 同时可以对10%最富的人所占的总收入份额与最穷10%的人进行比较分析, 以观察现有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大小, 以便依此对现行政策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优化。洛伦兹曲线包含了收入分配中所有关于分位数份额的信息, 依据收入的多少从低到高排列收入单位, 沿横轴将相对人口积累比例从0增加到1, 按照这些收入单位的收入占总收入的累计份额作图所得到的曲线即洛伦兹曲线。

只要存在不公平, 那么每个“高分位数”阶层的收入份额总比他们所占人口的比例高, 并且每一个从最低收入开始的分位数阶层的收入份额将低于其人口份额。通过不同洛伦兹曲线的比较可以直接观察到两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也可求出基尼系数进行比较分析, 但无论是洛伦兹曲线还是相对应的基尼系数都存在着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 它们只能体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情况, 不能体现总收入的规模或人口数量。为了使不同收入分配的相对福利水平更加准确, 除了洛伦兹曲线的形状之外引入平均收入及收入差距的附加信息, 形成广义洛伦兹曲线。

二、分析方法及来源

为了对不同阶段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比较, 本文做如下假设:收入分配中的社会福利可以用严格凹的收入效用函数计算出来的平均效用衡量。收入分配{x1, x2, …, xN}中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

用W1来表示假设所描述的社会福利函数并把这类社会福利函数写成W∈W1。U (x) 的严格凹是保证从富人向穷人的收入转移使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 附加限制条件以便集中分析满足科尔姆原则的社会福利函数W1, 实际等同U″ (x) >0, 把这类社会福利函数写成W∈W2。依据阿特金森推论, 令A和B表示两种收入分配。

对于所有p∈[0, 1], W∈W1

其中μ表示平均收入, L (p) 表示洛伦兹曲线, W表示社会福利, p表示人口比例。公式 (1) 的结果代表A种收入分配方式比B种分配方式更具社会福利优势。

舒罗克斯对阿特金森定理进行了扩展, 首先将收入分配A中的广义洛伦兹曲线定义为GLA=μAL (p) , 广义的洛伦兹曲线优势正是公众接受福利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标准。依据舒罗克斯定理, 令A和B是两种收入分配, 于是有

在实际的比较中, 可能会出现两条广义洛伦兹曲线相交的情况, 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多个交点, 但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广义洛伦兹曲线最常见的情况是有一个交点。依据达戴诺尼和拉姆伯特定理, 假定收入分配A和B的广义洛伦兹曲线相交于一点, 如果

如果

其中z是任何一种收入分配中的最高收入, W不包括最小不公平厌恶社会福利函数。

式 (1) 、 (2) 、 (3) 作为序数比较方法, 不能对所有可能的社会状态进行社会福利比较, 依据Sen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 得出社会福利指数, 即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数据整理

其中wA指A种方法的社会福利指数, GA是A种方法的基尼系数。依据Chatterjee、Podder和Mukhopadhaya思想, 可以整理出以下比较方法, 即

表示与A方法的收入分配相比, B方法更具有社会福利优势。尽管式 (4) 只是社会福利帕累托改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但它仍旧可以对总体社会福利进行比较。

根据式 (1) 、 (2) 、 (3) 、 (4) 的应用, 可以对我国2000年以来各年度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三、基于我国城乡居民年度福利状况的实证分析

2000年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趋势明显, 但贫富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现象越来越明显, 2000~2011年各年度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比较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 从2000年以来,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得到应有的改善, 在2000~2005年间洛伦兹曲线呈下降趋势, 依据公式 (1) 可以看出, 单以收入分配平均水平来看, 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恶化, 虽然在2006~2011年得到一定控制, 贫富差距并未进一步增加, 但并未有明显好转的趋势。由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也可证明这一观点, 基尼系数由2000年的0.2376持续上升到2005年的0.316, 2006年后一直保持在0.31上下浮动, 2010~2011年达到六年来最低的0.305。2000~2005年的洛伦兹曲线没有交点, 而2006~2011年的洛伦兹曲线均相交。

由公式 (2) 可知, 与洛伦兹曲线相比, 广义洛伦兹曲线更能代表社会福利水平, 将人均收入这一因素加入后得到城镇居民广义洛伦兹曲线。加入人均收入因素的城镇居民广义洛伦兹曲线会有明显变化, 2000~2003年的广义洛伦兹曲线有交点, 其中2000年与2002、2003年各有一个交点, 2001年与2002、2003年同样各有一个交点, 而2004~2011年的广义洛伦兹曲线则没有交点, 社会福利水平完全呈逐年递增状态。2000~2003年社会福利优势见表2。

广义洛伦兹曲线可观察到, 福利水平2000年低于2001年, 2002年低于2003年, 利用公式 (3) 对2001年广义洛伦兹曲线与2002年广义洛伦兹曲线进行福利优势比较, 最终得出2001年的福利水平低于2002年, 由传导性可得出2000~2003年福利水平递增。由此, 整体上2000~2011年福利优势逐年递增, 说明从城镇居民最终所得福利角度来看, 我国经济发展引起的居民收入增长抵消了收入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福利损失。虽然城镇居民贫富差距扩大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但最终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另一角度看, 如果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陷入瓶颈状态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将引起福利水平的降低, 不能因为总体福利水平增长而忽略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的问题。比较城乡居民收入福利水平, 对我国农村居民洛伦兹曲线与广义洛伦兹曲线比较如表3、表4所示, 由于数据原因农村居民数据采用五分, 由2002年起。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年数据整理

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有两点劣势:一是各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更大, 贫富差距悬殊, 相应的基尼系数远大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二是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导致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水平整体过低。与城镇居民相同的是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水平也是逐年上升的,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被人均收入的增长抵消。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数据整理

为了更清晰的观察人均收入水平与居民收入结构差距对城乡居民福利水平增长的影响, 利用公式 (4) 得到表5和表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年数据整理

由上表可知, 我国城乡居民福利水平wi呈逐年递增趋势, 居民福利水平增长Δw由 (1-G) Δμ与1-μΔG两者决定, 其中 (1-G) Δμ代表了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 -μΔG则代表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程度, 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增加的情况下为负值, 表示对居民福利水平增长的负面影响, 可看出居民收入增加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一直要高于居民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福利水平才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当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大于收入增长带来的正面影响, 或是收入增长趋势变缓甚至降低时对社会福利的正面影响小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时, 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水平增长将变缓直至下降。

四、结论

本文以2000年来我国城乡广义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为基础, 衡量了社会福利的变化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及意义, 通过改变社会福利函数的各项约束条件, 对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福利指数进一步分解。由于数据选取的原因, 只对我国城镇2000年之后、农村2002年之后人均收入等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我国城镇从2000年以后广义洛伦兹曲线虽在最初2003年之前有所交叉, 但直至2012年为止, 社会福利函数均呈逐步上升趋势, 我国农村2002年后同样呈现这一趋势。

然而, 在社会福利不断上升的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表面之下隐藏的问题, 从社会福利指数的分解中可看出, 社会福利的上升是由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保持, 作为另一保持社会福利增长的重要方面———居民收入分配, 仍存在较多问题。因此,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如何合理调节城乡间及城乡内部居民收入结构减小居民收入差距, 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社会福利增长速度、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张世伟, 万相昱.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基于社会福利比较的视角[J].税务与经济, 2008 (02) .

[2]李实, 张平, 魏重, 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城乡收入分配 篇9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 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成为了最突出、最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 但城乡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不仅在绝对数上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 而且增长速度也远远落后。造成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镇, 又产生了就业问题以及农村留守人员问题等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 广东省也在不断出台多项政策保障就业, 提高职工工资待遇, 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可见解决好就业问题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点。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无疑是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 而目前许多学者的分析都是集中在分析单一问题的现状和解决对策上, 对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较少, 因此本文以广东省的实证数据为基础, 分析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和程度, 希望从实证的角度, 针对广东省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为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缓解就业的总量与结构矛盾提出参考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就业与失业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 但是不同的学派对失业问题有不同的理论主张[1], 在实证方面, 张得志[2]在回顾我国就业制度改革历程的基础上, 从多角度探讨了就业弹性偏低的原因, 莫荣、周宵、孟续铎[3]提出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 并能够优化就业结构, 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刘玉成、童光荣[4]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人口以及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 众多学者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 在实证研究中, 彭爽、叶晓东[5]认为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不合理之处, 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王中英[6]深入阐释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具体原因, 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关于就业与收入分配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 费景汉、拉尼斯[7]提出二元经济理论, 以劳动力供求的变化来解释要素的收入分配;武继兵[8]认为就业和收入分配互相影响, 互为因果。在实证方面, Kanbur, R and Xiaobo Zhang[9]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内地与沿海间收入差距可以用劳动力的流动受阻来解释;丁元建立了VAR模型对广东就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就业的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丁元、周树高、贾功祥[10]检验了珠三角的就业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

以上众多学者的研究和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是对于就业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并没有明确的结论, 针对不同的地区还会有所差异, 因此本文基于广东省的面板数据, 揭示广东省内城乡收入分配与就业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

三、数据说明和检验

(一)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针对广东省进行分析, 但是由于历年来广东省内行政区域的划分存在变动, 为了尽可能多采用真实数据, 选取广州、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梅州、惠州、东莞、肇庆以及中山10个市作为代表进行研究。

衡量就业水平的指标较多, 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 很多指标难以得到, 而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代表性有限, 因此选取1996年到2012年各市年末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就业水平的指标。

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城乡收入相对差距等等, 本文以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作为衡量城乡收入水平的指标。以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差作为城乡收入绝对差距。

考虑到两组数据量纲的差异, 为了减小异方差的影响, 对两组数据分别取对数后再进行检验和建模。并利用eviews和stata软件进行检验和建模。

(二)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 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来判断是否平稳。面板数据对单位根的检验有多种方法, 对于有相同根的情形可以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 有不同根的情况可以采用IPS检验和fisher-ADF检验。下表列出了对变量lnsrcj (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数值) 和lncyry (从业人员年末数的对数值) 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城乡收入差距的对数值和从业人员年末数的对数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平稳, 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均为一阶单整, 可以进一步做协整检验。

(三)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用来考察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如果变量通过了协整检验, 说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则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建模分析。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三种:Kao协整检验法、Pedroni协整检验法和Fsher协整检验法。协整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 综合三种检验的结果, 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四、模型选择和估计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理解, 收入差距具有惯性作用和积累作用, 当城乡收入差距积累到某一程度时, 城乡居民是按照现有的资源或者要素进行收入分配, 因此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必然受到当期收入分配的制约, 而当期收入分配与上期收入分配存在一致性, 这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惯性和自我加强的趋势。我们建立如下动态模型:

其中表示之后k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数值, 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个体效应。本文选取系统广义矩估计来进行模型的估计, 使用stata11.0软件, 并在模型估计后进行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注:下方为检验统计量值, **表示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示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统计量为1761.05,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认为模型整体显著, 同时lnsrcj的一阶、二阶滞后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显著, lncyry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显著的。Sargan检验接受了模型估计“模型过渡约束”的原假设, Abond检验接受了残差序列检验不存在一阶、二阶自相关的原假设, 说明上述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较为理想。检验结果汇总如下:

由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看出:

首先, 该模型表明了就业与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 表明广东省内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扩大趋势, 由lnsrcj的一阶、二阶滞后的系数可以看出, 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惯性, 并且存在累计效应, 具体来说, 当期收入差距扩大1%会使得下一期的收入差距扩大0.823%, 使得再下一期的收入差距扩大0.105%。

其次, 就业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向, 从业人员数增加1%将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196%。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 虽然从业人员增加了, 并不能够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并不能够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更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 广东省内城乡收入差距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广东省内的就业人员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向;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存在累积效应和惯性效应。

针对以上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客观认识城乡收入差距, 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本质, 加快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增强政策支持的力度和影响广度, 合理引导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 尽快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转变的过程。注意各个部门的协调与配合, 加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 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权益。

第二, 合理引导就业结构, 发挥劳动力流动效应。在政策制定的时候需要合理引导就业结构, 降低劳动力流动阻力,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权益, 运用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标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 引导劳动力流向, 充分发挥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效应,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

第三, 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 共同推动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加强各个城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发挥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 利用各个城市政策的一致性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 保障农村居民的就业水平和基本收入, 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各个城市在互相沟通的基础上出台一致的政策, 促进农村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莫荣, 周宵, 孟续铎.就业趋势分析:产业转型与就业[J].中国劳动, 2014, 01:4-8.

[2]刘玉成, 童光荣.经济增长、人口、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及地区比较[J].经济经纬, 2013, 02:23-27.

[3]彭爽, 叶晓东.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现状与调整对策[J].经济评论, 2008, 02:73-80+86.

[4]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 1989年第1版, 21-69.

[5]武继兵.就业与收入分配的关系[J].职业杂志, 2001 (1) , 12-15

[6]Kanbur, R.and Xiaobo Zhang, “Which Regional Inequality?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and Inland一Coastal Inequality in China from l983 to 199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7, 686-701, 1999.

城乡收入分配 篇10

一、我国1994—2008年间财政支出结构及其特征

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特征, 时间节点定为1994年, 其原因是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 财政体制与之前的体制相差甚多, 政府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职能重点也大有不同, 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也因此呈现不同特征, 但总体上能够与经济发展阶段所赋予政府的任务相对应。1994—2008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在不断上升的同时, 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 社会福利性财政支出份额及增幅加大

1994—2008年, 各项支出项目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 2007年各类支出都有突飞猛进的增长。从图1可以看出, 各项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文教费支出增长幅度较大。这与这两年我国推行的保民生支出的政策有关, 但两项关乎社会公平的支出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够高。

2. 占最大份额的财政支出由经济建设支出转变为社会文教费支出

1994年我国财政支出中数额最多的当属经济建设支出, 用于社会文教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金额合计都没有超过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从图1可以看出, 经济建设支出份额持续领先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 2008年社会文教费支出总额排名第一。这表明我国政府职能的重点已由直接投资参与经济建设转变为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改善民生和提高国民素质上来。

3. 行政管理费超过经济建设支出成为财政开支的重头

虽然我国近年来财政支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提供社会福利性服务上来, 但行政管理费开支较大并持续快速增长, 从图1可以得出, 1994年行政管理费仅有729.43亿元, 所占比例也远低于经济建设支出和社会文教费支出, 但到2008年行政管理费在2007年已有的巨幅增长速度基础之上, 一跃而超过经济建设支出, 成为财政支出中的第二大支出项目。这表明政府机构和开支本身在不断膨胀, 对社会的管理和管制较多, 需要进行行政机构改革, 压缩政府行政支出。

4. 财政支出结构由集中政策转为平均兼顾政策

从图2可以看出, 1994年政府财政支出的中心和重点放在经济建设支出上, 其经费支出总额及比例在所有支出项目中稳居第一, 并且经济建设支出所占比例与其他支出项目金额和比例比较起来差距还相当大。这恰好与马斯格雷夫 (Musgrave, R.A.) 和罗斯托 (Rostow, W.W.) 的理论相印证, 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投资部分比重很大, 接近财政支出的30%。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 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例在逐渐减少, 其他支出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财政支出已经不是原有的独保经济建设支出的集中政策体现, 而转变为缩小财政支出内部比例差距, 对各项支出都兼顾的平均政策了。

二、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联动效应模型

由于近年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衡量社会公平的Gini系数, 所以为了方便说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本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角度来说明社会公平度, 因为城乡差距是我国目前最为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之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央和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 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力度, 但这些支出大多是有针对性的经济建设支出或其他有政策导向的支出方向, 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支出是2007年至2008年才逐渐增加的, 因此,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城乡收入比有明显的时间规律。1994—2008年间, 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三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收入比略降一点之外, 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加和扩大。从图3中可以看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94年已经超过3000元, 而农村居民直到2005年人均纯收入才达到同等水平;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接近16000元水平时,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还在5000元线上挣扎,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在不断攀升。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 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警戒线, 此后还在逐年上升, 2007年达到0.48。如此大的基尼系数说明收入差距过大、社会公平难以保障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为了避免出现支出划分的随意性问题, 在进行政府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联动效应分析中, 不作政府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的划分, 而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数据, 将政府的公共支出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为三类: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维持性支出。

其他文献中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只是简单地定义为各支出项目的比例, 财政支出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是从单个财政支出项目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联动效应分析方面来着手:一是三类支出项目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联动效应, 从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维持性支出三种支出类别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来着手;二是财政支出结构指数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联动效应, 将财政支出结构量化为两个指数, 即 (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 /政府自身维持支出指数, 以及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指数, 从用于社会支出与政府自身支出之比、用于经济建设的社会支出与用于社会文教的社会支出之比的两个指数, 分别反映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性安排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影响。

因此可以构建两个模型:

模型1:ln (INGAP) =0+1ln Exe+2ln Exs+3ln EXm

模型2:ln (INGAP) =0+1ln R1+2ln R2+3ln GDP+2

其中, INGAP代表城乡收入差距, 用城乡收入比来衡量, 城乡收入比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获得。Exe代表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 EXs表示用于社会文教费的支出, 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 EXm表示用于政府自身运转的支出, 包括行政管理费、公共安全、外交和国防支出, 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R1= (EXs+EXe) /EXm, R2=EXe/EXs。为随机项。为了消除自相关性, 每个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构建模型之前首先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联动效应模型估计

为了保证各序列的平稳性, 避免伪回归, 需要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 分别对上面所述变量做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都在1%的水平上, 因此拒绝原假设, 即所有变量经一阶差分后均没有单位根。这说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回归建模是有意义的。

注: (1) c表示常数项, t表示趋势项, n表示滞后阶数 (由AIC赤池信息准则决定) ; (2) △表示一阶差分。将以上一阶单整变量进行OLS估计, 得到以下两个方程 (1) (2) :方程 (1) :Ln INGAP=-0.2416 Ln EXe+0.7496 Ln EXm-0.6256 Ln EXs+0.1861 Ln GDP (-3.2009) (7.3635) (-6.5405) (3.2620) R-squared=0.95465 D.W.stat=1.74079方程 (2) :Ln INGAP=-0.8049*Ln R1+0.2743*Ln R2+0.0717*Ln GDP+0.8888 (-6.7315) (2.2390) (3.2573) (2.0909) R-squared=0.91699 D.W.stat=0.82193

分别对两个模型的残差进行检验, 残差为平稳序列, 说明模型1和2所表示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在2阶滞后期下, 对VAR模型实现非约束条件下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估计, 可得到城乡收入比与政府对经济建设支出、对社会文教支出、对维持费支出以及GDP、政府社会性支出与自身消费性支出之比的指数、政府经济建设支出与社会文教费支出之比的指数等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

方程 (3) :△Ln INGAP=1.1346*[Ln INGAP (1) +0.6201*Ln EXs (1) 0.7853*Ln EXm (1) +0.2941*Ln EXe (1) 0.1778*Ln GDP (1) ]+1.0833*△Ln INGAP (1) +0.1155*△Ln INGAP (2) +0.6756*△Ln EXs (1) 0.7860*△Ln EXs (2) 0.6842*△Ln EXm (1) 0.0956*△Ln EXm (2) +0.3975*△Ln EXe (1) +0.2928*△Ln EXe (2) 0.2933*△Ln GDP (1) +0.0768*△Ln GDP (2)

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知, 短期来看, 政府对社会文教支出有可能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 这跟社会文教费的特定投入方向有关, 获得政府投入的支出方向的从业者必然会增加收入, 加大了与一部分人的收入差距, 同时也会缩小了与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差距, 这表现为一阶差分滞后1期和2期的系数, 0.6756和0.7860, 但长期来看, 社会文教费支出会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其长期调整系数为0.6256;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支出短期来看会拉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这表现为一阶差分滞后1期和2期的系数, 0.3975和0.2928, 但长期来看经济建设支出会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其长期调整系数为0.2416;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短期来看会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这表现为一阶差分滞后1期和2期的系数, 0.6842和0.0956, 增加政府部门经费开支必然会增加公职人员的收入, 影响收入分配差距, 但长期来看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达到一定规模必然会引起新的不公平, 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7496。这些变量短期波动会影响长期均衡, 但误差修正模型的调节系数1.1346却表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反向调节力度相当大, 可以纠正财政支出结构的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造成的影响。

方程 (4) :△ (Ln INGAP) =0.7848*[Ln INGAP (1) +0.6505*Ln R1 (1) +0.0127*Ln R2 (1) 0.0101*Ln GDP (1) 1.5121]+0.7394*△Ln INGAP (1) +0.6053*△Ln INGAP (2) +0.5745*△Ln R1 (1) 0.0449*△Ln R1 (2) 0.0204*△Ln R2 (1) +0.3026*△Ln R2 (2) 0.0450*△Ln GDP (1) 0.0420*△Ln GDP (2) +0.0387

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知, 短期来看, 政府用于社会发展的支出超过自身维持支出的比例大小, 即 (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 /政府自身维持支出, 比例上升有可能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 这跟社会发展的特定投入方向有关, 这表现为一阶差分滞后1期的系数, 0.5745, 但长期来看, 社会发展高于政府自身维持费支出会降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其长期调整系数为0.8049;政府对经济建设投入超过社会文教投入的比例大小, 即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 短期来看会拉大或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这表现为一阶差分滞后1期和2期的系数, 0.0204和0.3026, 长期来看经济建设支出超过社会文教费支出会加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其长期调整系数为0.2743。这些变量短期波动会影响长期均衡, 但误差修正模型的调节系数0.7848却表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反向调节力度相当大, 可以纠正财政支出结构指数的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造成的影响。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的传导机制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可以通过对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结构、方向的控制, 实现公共财政支出向经济贫穷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倾斜, 以转移支付、加强税收调节的方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1. 经济建设支出的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虽然从实证结果上来看, 政府对于经济建设的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反向的关系, 这与我国近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有关。我国已从政府大力参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阶段转型, 开始重点投向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民生支出, 因此经济建设的投入在逐年下降, 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呈反向关系。

但经济建设投入会造成三方面的影响, 一是经济建设会挤占社会福利支出。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豪华性建设投入过大, 从奥运会到世博会政府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豪华性建设, 挤占了其他方面的支出, 必然影响一个地区内的社会公平;二是将会加大地区间基本发展条件差异。尽管根据实证结果看, 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城乡社会公平, 但从宏观角度看, 该投入会影响地区间的社会公平。我国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差距相当大, 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有些地区甚至水、电、交通、通讯等方面不能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这种由于基础设施差距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将会在今后越加显现出来;三是以城市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规模巨大, 对当地经济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 促进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 但是部分农村居民只能参与有限的下游劳动, 获得较低的劳动收入, 经济建设支出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较少。

2. 行政管理等维持性支出间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中增长较快的是人员经费, 主要涉及公务员编制或者参照公务员编制的单位, 人员经费覆盖的几乎全是城镇户口居民。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 接受较好的教育并跻身公务员队伍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此政府行政管理费的增加或者公务员队伍的加薪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多大的福利改善。而从1998年我国两次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来看, 都把公务员加薪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政策, 该政策发挥了推动消费的作用, 但实际上却拉开了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长期来看政府行政机构不断膨胀, 自身维持性支出达到一定规模, 只会引起新的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3. 社会文教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将导致长期城乡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对于社会文教方面的投入在逐年加大, 尤其是2005—2009年, 中央逐渐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的转移支付。这有利于缩小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 我国在2005年之前对于中西部和农村的投入较少, 财政支出在社会文教费上的比例也不高,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与行政管理费相差不多。对于受益面甚广的社会文教事业, 尤其是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上的投入往往侧重于城市层面, 对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处于盲点区。这种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后果和影响将会在今后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格局中显示出来。

五、完善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1. 积极调整财政政策目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控制财政支出结构比例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果, 而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品提供者, 理应负起调节社会公平的责任, 而不是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因此, 当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调整财政政策目标, 以公平作为财政支出及财政政策的实施导向。前面的实证分析证明, 我国财政支出项目及结构指数在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方面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同, 所以目前政府不能仅仅是扩大财政支出规模, 更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仅仅是加大投入, 更要逐步控制和降低维持性支出所占比例, 逐步控制和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所占比例, 保障财政支出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和功效。

2. 加强对行政管理费等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的管理和控制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知, 加强对维持性支出的控制, 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最大的, 因此必须从严控制行政管理费在内的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管理和控制政府维持性支出首先必须是信息透明化, 政府自身维持性支出除了行政管理费外还包括国防费、公共安全费和外交支出, 这些支出项目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 财政信息透明度也是所有支出项目中最差的, 财政支出管理和控制还相当薄弱。要加强政府维持性支出管理和控制支出规模, 必须知道项目的必要性和预算信息。其次, 管理和控制维持性支出的关键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这就要求政府应从执政理念、组织结构、支出使用和监督机制上下工夫。最后, 要调整维持性支出的结构和比例, 坚决压缩人员经费所占比重, 避免人员经费增长过快, 扩大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前一直主要是覆盖城镇居民, 而对人口众多的农民采取暂时不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做法, 2009年虽然将农民也纳入了全民社保体系中, 是很大的进步, 但对于农民保障的程度还不够, 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 农民工社保转移的问题仍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这减少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 也降低了农民未来的收入保障,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也不利于城市化进程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全社会健全社会保障缴付、兑付和转移的机制, 适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 有利于降低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4. 持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科教文卫事业费的投入

城乡收入分配 篇11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分配　分配差距　政策选择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根据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中等收人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人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人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人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人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经济体尤其是大国能够有效驾驭这一阶段将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许多国家都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达到中等收人水平，但很少有国家能够超越中等收人而成为高等收人国家。

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人低于90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在906美元到11115美元之间的都属于中等收人国家。在中等收人国家行列，又包括两个层次，即在906美元到3595美元之间为低中等收人国家；介于3596美元到11115美元为高中等收人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11116美元以上的则属于高收入国家。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人国家的范畴。在这一区间内，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转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41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规定，我国已步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并将向高收入国家冲刺。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这一阶段，极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一旦陷入该陷阱，将很难在短时间内轻易走出来则是具有很多典型的例子，因而我国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努力规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在中等收入阶段，导致国家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关系。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收入分配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公平的。相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它们的收入分配政策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素。

第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始至终将收入公平分配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国民经济和中央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达10.9%、16.3%的前提下，抓住时机积极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工资收入，构建起了大众消费社会，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起推行“新村运动”的韩国，相继制定措施来大幅增加农户收入，之后又重点实施了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同步提高。而新加坡政府则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把工作重点放在充分就业和高质量推行政府组屋政策上，90年代后又设立医疗保健基金、教育储蓄基金、公共援助津贴等，这些资金绝大部分由政府财政拨款。台湾在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从1951年的40.8％增加到1979年的60.8％，而衡量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则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拉美等国家的做法则相反。上世纪7七十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就已经介于0.44至0.66之间，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仍高达0.64，所以拉美被视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在一些拉美国家，贫富差距非常巨大，奢华的富人区与简陋的贫民窟形成了巨大差异。这种两极分化格局使社会结构呈极出不稳定的的状态，导致了社会和政局不稳，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拉美在引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本以为经济增长自然会带来社会状况改善，但却适得其反：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寻求社会公正、反对贫富分化的民意支持下，拉美左翼力量迅速崛起，左翼政党先后在拉美多数国家上台执政。但是到2010年底，拉美贫困人口的比例仍高达30%以上。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无论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韩等国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它们能否成功跨越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效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将导致跨越的过程中极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应在于调整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较高，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逐渐扩大，且在速度上呈现出由缓慢到日趋加速的态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这是我国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居民收入分配来源渠道多样化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多元化，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间的经济利益重新调整幅度加大、频率加快，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迅速上升、日趋加速的趋势。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的水平。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我国现在0.473确实是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另外，20%的高收入和20%低收入户的倍数也在不断增大，在城镇是8.9倍，农村是6.7倍，平均在7到8倍左右。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现在的收入结构中，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64.30%。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空间范围来看，收入分配差距出现以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主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全面存在的格局转变。

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持续加剧，如若超出一定的程度，则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不稳甚至社会动乱，并将严重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程。因为从供给关系上讲，社会不稳定会直接阻碍生产活动，降低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即使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会间接影响到产权的稳定和投资的效率，加大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影响到投资者进行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需求关系来看，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还会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导致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影响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平均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越小。因此，只要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分配不平等增加就会降低消费需求和社会有效需求。

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变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进而进一步缩小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是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为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元经济发展格局和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而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加快城镇经济发展，使得城市第二、第三产业能够吸收农业部门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当农业中过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促使农业通过实现机械化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达到农业乡村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共同发展，缩小工农劳动力边际产值间的差距，最终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同时还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户籍管理体制，消除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之间的等级差距和流动限制，从而消除城乡居民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龙外，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业税负，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体制，将农村交通、环保、生态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都列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

第二，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续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于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意义重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发展比较落后，这些地方主要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目前要缩小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首先是要实现东部产业的转移，这就需要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措施支持中西部，缩小中西部同东部之间产业方面的差距，促使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提升东部地区本身的产业结构。其次，还需要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中西部，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经济中的寻租行为和非市场交易行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制度方面的投资软环境和技术方面的硬环境，这也是使得东部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最后，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资，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投入，普及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人均教育程度，以提高中西部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缩小资本劳动收入差距。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我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无限劳动供给的存在，城市经济的增长过程总是工资低增长下的劳动资本收入比的下降，这使得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不平等日益加剧。为了缩小劳动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差距，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让劳动者劳动报酬增加。资本收入不断增加，劳动收入不能得到增加，那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企业效益增加了，物价变动了，劳动者的工资就应该增加。另外，必须改变东部地区这种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粗放性扩张的发展模型，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提升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应该同步进行，这是一个经济增长方式转化的两个方面。在调整东部经济产业结构的同时，实现劳动密集贸产业结构向西部转移，这既可以提高东部地区劳动收入的比重，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缩小东部地区内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又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有利于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当然，要实现这种产业结构的转移，除了要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行政策支持外，对东部地区也应该形式区别性的产业政策，对于那么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在东部地区应该给与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其发展，但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则应该使用政策上的倾斜措施促使它退出东部地区。

第四，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改革以来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持续加剧也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其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垄断。因此，要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经济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是唯一的措施。由于垄断有时可能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构，所以为了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打破行业或部门垄断，国外大都制定了反垄断法。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大部分的垄断行业都是一些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的、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和行业，比如金融中银行和保险、铁路、邮电和电讯、水电部门。针对我国的国情，要从根本上打破行业和部门垄断，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一是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同时，抓紧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为打破垄断提供法律依据，规范并促进垄断行业深化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是在根本打破垄断前，先采取一些防止垄断的治标措施，主要有垄断性行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由其自我定价，而是需要公众听证会认可，权力机关要对此进行监管等。三是要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建立垄断行业企业利润和股权收益上缴制度，并对其无偿占用的归全国人民所有的资源征收资源税，再加上通过其他形式向社会做出回报，采取多种方法剔除垄断行业经营收入中的各种非劳动收入或暴利，清理整顿垄断行业获得过高收入的来源，从源头上加强控制。四是对垄断行业经营者和员工的分配加强调节控制。首先要全口径调控，不但要调控工资，同时要调控工资外各种收入，包括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和企业年金等延期支付待遇等。其次要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或人工成本和工资水平或人均人工成本实行双重控制，因为垄断行业基本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应该也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其过高收入。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1b-039

（作者单位：湖北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13-18.

[2]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10）：55-56.

[3]宋晓悟.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N].经济参考报，2011.

[4]钱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观点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48）：37-45.

城乡收入分配 篇12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一、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收入分配理论

(一) 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有效需求理论, 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其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对流动性的偏好。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不公也是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要想实现充分就业式的均衡, 就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凯恩斯打破了传统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分配理论, 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是不行的, 他主张要以国家干预的方式, 配合一些政策措施, 来调节收入差距。

(二)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萨缪尔森 (Samuelson) 、奥肯 (Okun) 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融合, 创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两者的观点, 认为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各有优劣, 只有在维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再辅以政府干预, 才能有效解决收入均等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应以不损害效率为前提。因此, 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要权衡的是, 避免在考虑更大程度公平的同时造成效率的重大损失。

(三)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

以罗宾逊 (Robinson) 、卡尔多 (Kaldor) 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不仅和财产占有制度有关, 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 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 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资本主义现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合理的。因此, 新剑桥学派强调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进行调节干预来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城乡间差距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3倍, 己经远远超过了世界银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3的合理区间。

2. 区域间收入差距仍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而中西部的发展却很落后, 这就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差距显著拉大。

3. 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各行业劳动者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大幅度地提升, 然而不同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却不同, 据统计, 2012年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业89743元, 是该类别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而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2687元, 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1]

(二)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

1. 政策性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 政府在外资准入、金融税收等领域给予东部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国家才在内陆边境城市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策略, 而此时内陆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方面已相对处于劣势, 客观上导致了目前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的较大差距。

此外, 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对某些行业实行过度保护和干预, 对某些特定行业 (如金融、石化、电信) 在准入、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 限制市场竞争, 使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那些仅靠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而维持微利经营的传统行业 (如农、林、牧、渔业) 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性行业 (如零售业、餐饮业) 由于缺少政策上的倾斜, 其从业者工资的收入要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2. 制度性因素。

(1)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但仍存在一些立法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使得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2) 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我国在税种设置方面不够合理, 税收的主要来源还是个人所得税, 其它税种还很不健全, 税制的不完善使其无法有效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3. 个体因素。

现实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强、素质越高、能力越强, 他的市场竞争意识就越强, 越能够胜任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则不能, 这就客观上造成了个人收入上的差距扩大。

三、凯恩斯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 完善市场机制, 确保初次分配公平

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要既注重效率, 又注重公平的观点, 我国要创造按各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要素市场, 大力改革垄断性行业, 一方面,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体制解除垄断局面;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法律制度。放宽市场准入, 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电力等领域, 营造各类经济共同发展的环境, 尽最大努力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二) 收入再分配时更加注重公平

1.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首先, 政府要扩大社会保障人群范围, 使得广大低收入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享受国家政策;其次, 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社会保障体系政策能够贯彻落实。

2.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首先,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当提高过高收入阶层的税收率、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等方面着手, 逐步达到不同阶层间收入差距缩小的目的。其次, 要扩大税源, 这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项有效措施。

3.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政策、资金的扶持。

国家要推动区域间经济的发展, 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均衡发展。此外, 国家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 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 增加扶贫对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障碍, 提高农村发展能力, 使农村与城镇化建设共同发展。

4. 积极推进教育公平化。

国家对教育资源的投入要坚持公平原则, 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 使其享有和发达地区同等的教育设施和资源。此外, 政府还应关注成人教育, 比如建立公共图书馆, 开展成人职业技能培训等。只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减少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三)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为社会服务的公共职能的弱化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要规范政府行为,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强化政府的责任与服务意识, 并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政府部门职能越位、错位的扭曲, 把可以由市场办的交给市场、把应该由政府办的办好, 促进政府职能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参考文献

[1]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第1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磊.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研究概述[J].经济学家, 2000 (4) .

[3]朱伟俊.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线索[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