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城乡收入差距论文（精选12篇）

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篇1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随之提高。信息化的萌芽, 催生了信息消费的成长。近几十年来, 信息化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然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1997—2012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 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收入, 但城镇居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约为城镇居民的1/3,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4。

不同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的区别。2012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4 489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1 098.3元, 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高达4.09。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为3.65, 中部地区为3.51, 西部地区最高, 为4.38。全国31个省中, 广东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高, 为5.8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7 130.8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却只有1 226.7元;江苏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低, 为2.3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5 767.3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2 495.3元。

1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陆铭等[1]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勇[2]认为城乡产业特性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郭剑雄[3]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姚耀军[4]发现金融发展高规模和低效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茶洪旺等[5]认为二元制度安排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贺建清[6]发现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工业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 信息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而目前关于信息消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于信息消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张鹏[7]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郑兵云[8]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发现不同区域的城镇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差异很明显。朱焱[9]认为导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差距。马哲明等[10,11]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均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陈玉和[12]分析发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 而信息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内研究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实证研究文献大多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 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消费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信息消费实际上具有增值的特性[13]。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 消费者要将已有的信息投入其中作为消费的基础, 把已有的信息与消费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于相互撞击, 即进行知识处理与知识再生。在信息社会,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说信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角度来看, 信息消费大体上由个人的收入决定;而从投资角度看, 信息消费又能为消费者带来收入。那么, 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特性的信息消费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收入呢?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是拉大了还是减小了收入差距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

2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因变量,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以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为自变量。在国内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统计信息消费的专门数据。但在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结构部分, 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支出中除了小部分不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外, 基本上都属于信息消费。交通通信支出指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指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因而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数据之和来表示。仿照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 以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距。

样本区间选择1997—2012年,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分别研究分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不同的地区, 设定不同的计量模型, 分别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X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 将二者之间的模型设定为Yi=α+βXi+μ。考虑到不同区域各省份的城乡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 因此选用变截距模型。而且由于模型是对东、中、西3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 故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3.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序列非平稳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2个变量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原序列均含有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均平稳, 因而东部和中部的变量Y和X均为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西部地区的变量Y序列是非平稳的, 其一阶差分也是平稳的, 为一阶单整过程。然而变量X原序列即为平稳的, 与变量Y并非同阶单整, 不满足协整条件, 不能进行协整检验。

3.1.2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Kao检验方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Kao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进行分析,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之间形成了稳定关系, 但是自变量X系数的t检验量为-0.1911, 相应的概率为0.8488, 远远高于0.05, 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 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1882%,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于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不同省份得到的截距是不同的, 如表4所示。

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3.1 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关系。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0.1882%。虽然影响额度较小, 但是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已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目前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热点可以看成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它的形成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 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14]。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水平较高, 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地比较成熟, 特别是城市的信息产业。与城镇相比, 农村的信息产业仍然较为落后,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是不对等的。而信息消费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3.2 中部地区

协整检验表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部地区,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东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并不发达, 未能形成显著的影响。信息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消费, 它对消费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信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Ralph C等[15]认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首先要能认识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定位和评价信息的质量, 能够存储和取回信息, 能够高效的运用信息, 还要能够运用信息去创造信息和沟通信息。信息消费是一种知识型和智力型消费, 这就决定了信息消费需要靠消费者的智力支配。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 人们在接受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 接受能力就越强, 获取信息的能力则越强, 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当前中部地区居民的信息素质相对落后, 阻碍了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居民的信息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

3.3.3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并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很低, 对收入也没有形成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居民缺乏信息消费的途径和能力造成的。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完备。而获取信息的途径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市场主体搜集信息、搜寻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也受交易成本的约束而被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使得信息消费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的人民,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 没有机会进行信息消费或者无力进行信息消费, 从而导致对信息、知识的占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人。知识和信息占有量多的人有更多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反之则没有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有核心位置, Steve W[16]指出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信息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鼓励信息产品创新。开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综合试点, 建设重点企业研究院, 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重点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等信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发展,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支撑服务水平。第二, 鼓励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府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企业采购信息消费创新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超过一定金额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支持信息消费类企业与电信、广电、金融等单位开展定制、集中采购等合作。第三, 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动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等上市。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4.2 提高中部地区信息消费

第一, 加强信息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信息技术, 以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消费水平。加大信息消费宣传教育, 提高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意识, 从而带动信息消费量的增加。以多种方式对个人进行网络和计算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提高信息消费力和信息消费水平, 培育正确的信息消费观念, 促进信息消费。第二, 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加大信息消费内容资源开发和业务创新, 推动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形式和内容, 可以扩大信息产业和内容消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 推进下一代商用互联网规模和前沿性布局。第三, 营造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 大力促进终端产品信息化, 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信息消费宣传力度, 推广新型信息消费模式, 加强信息消费统计分析和市场监测工作, 营造积极健康的信息消费环境。

4.3 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第一,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资金投入。西部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较落后, 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通讯的基础设施。政府应加大投入的力度, 明确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 在财政、税收、金融方面进行政策扶持, 支持和鼓励消费类信息产业的投资与发展。第二, 鼓励引进信息类企业。通过补贴或者减免税收来吸引信息类企业落户西部地区, 提倡和鼓励企业投资消费类信息产业, 提高西部地区利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以及扩大信息技术的需求, 缩小“数字鸿沟”。除此之外, 制定优惠政策, 安排专项扶持资金, 对于投资额较高或者营业额超过一定范围的企业, 政府可适当给予金额奖励和补助。第三, 加强互联网建设。政府应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 提高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通讯网络建设, 尤其基础网络建设, 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基础网络先行, 有线网络和移动网络齐头并进, 大力推进现有基础网络向以IPv6为核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演进。政府应联合重点终端厂商, 加大对IPv6的支持力度, 加快更新和替换步伐, 全面实现现有终端IPv6化。

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篇2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浅议城乡收入差距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原因;对策

一、城乡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蛋糕”越来越大,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居民温饱问题解决了,基本实现了小康生活。具体表现为城镇居民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8年的15780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收入增加了大约45倍,而按1978年的不变价格算,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5.6倍,而农村居民收入从133元,增长到2008年的4760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收入大约增长了3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大约4.5倍。由此看出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的增加,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是逐年扩大。这种扩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绝对值的不断扩大;第二,城乡收入之比的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为210元,而到了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为11020元,超过了一万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大约是52倍。这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为14%。而城乡收入比从2.57扩大到3.32。由上可见我们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现象之严重。城乡收入差距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更是一句空话,有违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共同富裕。

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首先是由来已久的历史原因。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和优先发展城市的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就是将户口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同时对人口的流动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措施,并对农产品实行剪刀差,人为的造成农产品价格偏低,农民收入低下。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持续,没有改变。虽说其中有段时间,没有商品价格的概念。但是城市居民过年和过节所拥有的各类票据和实物是农村居民所不能达到的,相差很大。所以说也是收入差距的表现,只不过是通过实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然后就是当时中国不断从农村抽取“血液”,补充城镇的发展和工业的发展。主要的体现就是农业税的收取:它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反而又延续了不少时间。这种政策长期没有得到改变,甚至可以说有点变本加厉。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城乡政策,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这种城乡政策导致了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这个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后还在持续,没有以前严重而已。直到现在,城乡收入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

(一)现实原因

在改革开发的头几年里,我们国家采取了土地承包制,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可以说国家政策的变化,稍微倾向了农村。然而1985年开始,国家的风向又重新转向了城市。对城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量的财政收入投向城市建设。国家过分的偏向城市的政策,导致了农村收入增速缓慢,而城市收入不断提升速度显著快于农村,收入扩大扩大。虽然在这一段时期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在减少,仍然没有抵消国家政策的影响。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根本原因

我们国家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然而土地很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附加值很低,第一产业的产值在三大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绝大多数农民从事于第一产业。所以不管国家的政策怎么倾向农村,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是否被破除,我们农民的收入肯定还是很低。因为人数太多,蛋糕太小,不够分配,收入肯定低下。所以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耕地数量的有限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

三、对策

从对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第一,历史遗留的因素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二,国家政策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三,庞大的农村人口数目,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根据原因,提出建议。

城乡二元体制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虽然目前国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进度缓慢。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户口问题开刀,但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味道。城乡二元体制,本质上是抬高城镇的地位,贬低农村的重要性,造成了城乡居民没有公平的机会赚取收入。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固定在几亩薄田和农村里,不能自由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人为的禁锢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所以说缺乏公平的制度,加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城乡二元体制的解决将为城乡居民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赚取钱财的机会,减小城乡收入差距。

国家政策在影响居民收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每一次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都会对政策涉及到的居民的收入造成极大的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对农村居民收入起到促进作用。特区的设立,为特区当地的居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国家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确定后,就没有对农村进行过重大的政策倾向。国家政策应该开始倾向于农村,从城市抽取资金支持农村,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最后,加快城市化进程。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始终是妨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因素。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去,减少农村人口数量,使更多的居民享受城市带来的好处,正如上海世博会所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刘广珠,李勋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溯源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7).

[2]贾小玫,周瑛.对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J].财经科学,2006,(4).

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

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哪里 篇5

近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增加农民收入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但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市统计部门的研究分析表明，2001年西安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69：1,2005年则为2.78：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

收入来源主渠道不同

据统计，我市农民家庭收入第一支柱的家庭经营性收入2005年人均2612.18元，占总收入4495.44元的58.1％；其中，第一产业收入1693.66元，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8％。2005年西安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1292.69元，占总收入的28.76％；其中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是406.26元，占工资性收入31.44％。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工薪收入一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主导地位。据统计，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工薪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65.1％。农村人均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两项相加为3905.87元，远低于城市居民人均工薪收入6926.28元。

转移性收入构成不同

据分析，2005年西安城市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32.2％，重要性仅次于工薪收入；其中，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收入占转移性收入的78.8％。

2005年，我市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260.15元，仅占总收入的5.8％，远低于2005城市居民年人均2446.83元的离退休金收入，更低于城市居民人均3104.3元的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几十年来农民鲜有退休金，养老基本依靠自己和子女。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农村已开始实施，但是保障标准远低于城市居民。

隐性收入差距大

今年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吗? 篇6

比2009年已经缩小

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这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阶段有关系。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经历城乡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扩大、再到收入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倒‘U’字形。这是一个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而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U”字形发展路径。到了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缩小，为3.23。

在宋迎昌看来，数据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出台的一些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惠农的政策，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税收方面的减免，扶持农民的就业，对农民工的关照等等，使得农民的收入明显增长。实际上有许多省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城镇居民，表现出差距缩小的趋势。”

中西部城乡收入差距4:1以上

“越是发达的地方，这一差距越小，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这一数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省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更大，比例也更高，达4:1以上。”宋迎昌说。

差距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原因造成的。

制度设计和政策因素影响也更为凸显。户籍等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如果劳动力流动更为自由，城乡间差距就不会那么大。

此外，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我国城镇人口不到50%，社会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投给了城镇，占87%，尤其是把投资投向大都市。中小城市征用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小，这本身是一种发展机会的不平等。”

“城乡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水平。我們追求的是消除由制度原因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或城乡不平等，而不是完全拉平。”要解决这种不均衡，“发展是硬道理，收入差距只有发展才能解决。”

2011年，差距会缩小？

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此前发布的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来首次快于城镇，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预计2011年，这个比例将达到3.26：1。

浅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7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的趋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86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9, 64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15, 78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 020元, 差额扩大了1, 374元,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3.315∶1。此外, 2007年、2008年全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 也体现出一增一减的剪刀差。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2.2%, 加快1.8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4.5%, 实际增长8.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5.4%,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5%, 加快2.1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5%。2009年上半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 667元。其中, 人均可支配收入8, 856元, 同比增长9.8%,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1.2%。相比之下,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 733元, 增长8.1%,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8.1%, 相比城镇落后了3.1个百分点。对比2007年、2008年的数据,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有多大。 (图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 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 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 (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 , 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 为1.86∶1, 1994年达到顶峰, 为2.86∶1, 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 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 2002年达到3.11∶1, 2003年扩大到3.23∶1, 而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继续扩大为3.315∶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5, 781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上升到4, 761元, 很明显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并且差距逐年拉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地扩大。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存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是不太可能的。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 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 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是引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中,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首先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1955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我国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阶段, 处在倒U曲线的前阶段, 收入差距不可避免的扩大。

(二)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也是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了实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这种分配制度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 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样,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 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个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

(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十年代后, 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城镇主要从事二三产业, 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几十年来逐渐固化为“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两个经济单元, 两种发展水平”的格局。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象征的二元户籍制, 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 它使城乡居民在身份待遇上存在一系列严重差别, 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四)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几个方面, 旨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 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享受, 而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员工却很少享受。这不利于缩小现存的居民收入差距, 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应该承认, 近年来, 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已做了很多努力, 如农业税的取消、各种农副产品补贴的发放以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 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仍然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 采取举措提高低收入户的收入。

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是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各级党和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户的收入, 缩小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

(二) 继续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资本,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强化促进就业的职能, 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促进就业和鼓励企业吸纳更多再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上, 确保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实现。改变传统就业观念, 鼓励自主创业, 以创业带就业, 从而使更多人民群众通过创业提高收入水平。

(三) 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和谐之基, 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必须增强广大群众社会保障意识,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户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为创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 关注民生。

着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更加关注弱势群体, 体现民意, 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增加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制定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使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四、小结

目前,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 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和最大的受益群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这毫无疑问会损害广大农民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就违背了和谐社会的目的。近几年来, 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以提高农民收入, 如减免农业税, 直接发放农业补贴和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是, 到目前为止,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转变。所以, 继续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并探索解决途径, 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 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文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加以分析, 并提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姚先国, 高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2.

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7.6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42.46%。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得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推进传统产业革命,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与此同时, 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上涨, 主要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据世界银行测算, 1980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8, 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05, 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且自此便一直居于国际警戒线之上。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74的高位 (然而根据专家测算实际结果应达0.61) , 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我国排在第7位。因而本文将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进行研究。

——兼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幅提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 而现有的研究又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且研究方法较不完善。故期望能够根据经济理论确定模型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定性且定量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等变量进行全面分析, 确定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作为有关人员制定政策的依据, 使得社会达到收入分配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多名学者研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采用了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模型, 研究结论也由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拓展为二次关系, 并且逐步加入其它合理的控制变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如教育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城市化水平等。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改进与创新。

21世纪前, 国外学者Litwin (1998) 选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对外开放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年, Savvides (1998) 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受我国国情影响, 此时期国内关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很少考虑对外开放这一因素。

进入21世纪后,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关系的研究大量增多。魏尚进 (2002) 选用我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到在城市化水平上对外开放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赵莹 (2003) 在此结论上, 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加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却发现对外贸易的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同年, 徐水安 (2003) 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发现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 加入WTO将改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何璋和覃东海 (2003) 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与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间则存在负向关系。之后, 戴枫 (2005) 用我国1980-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协整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贸易自由化是收入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此阶段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初期探索, 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

2007年以后, 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成熟。由于我国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 与之前形成了较大对比, 因此学者们多选取一段较长的时期进行研究, 这一处理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且随着计量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计量模型的确定也有了较大进步。本文正是从此阶段的研究得到了启示并进行拓展。王少瑾 (2007) 采用我国199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此研究创造性地分析了进口和出口分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发现进口能够加剧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不平等。胡超 (2008) 采用我国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2004年前对外贸易的扩大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之后又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周娟 (2008) 采用我国1988-2005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余官胜 (2010) 采用我国1978-2007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长期的面板协整关系, 并且动态最小二乘法的回归表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间呈现正“U”型关系。贺建风和刘建平 (2010) 采用广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建立VAR模型发现:城市化和对外开放造成了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正向的拉动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应的拉动效应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对以下内容展开分析。首先,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作用,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合理性及普适性, 参考王少瑾 (2007) 、周娟 (2008) 和余官胜 (2010) 的工作, 建立了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其次, 受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的启发,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这一经济理论依据, 考虑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 这对之前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改进, 且为以前“U”型曲线的研究提供理论性解释。最后, 为了使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更合理的被选取的变量所解释, 选取与因变量有关且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的控制变量, 这一方面较以前研究工作做的更加全面与完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开放程度 (open) 以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我国是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比较稀缺的国家, 因而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进口, 同时新技术也将会进入我国。然而由于我国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较慢, 因而很可能会发生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能劳动和更少的非技能劳动, 因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将被扩大。而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 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我国将逐步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所提出的最终收入趋于平等的假设前提, 如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完全贸易自由化。因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逐渐降低。因而认为城乡收入差距 (incgap:以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衡量) 与开放程度间呈现二次负向关系, 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收入差距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超过临界值后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减少。

教育水平 (edu) 以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库兹涅茨 (1955) 提出“随着劳动者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 国家的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平等”, 故加入此变量, 预计系数为负。

经济水平 (pgdp) 以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负。

第一产业水平 (first) 以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考虑到各年份及各地区间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同, 因而仅以第一产业产值衡量各地区第一产业水平不甚科学, 故选用此结果进行衡量。一地区对于第一产业的财政支出占比越大, 表明该地区第一产业发展越匮乏, 收入差距越大, 预计系数为正。

财政支出水平 (fiscal) 以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衡量。一地区财政支出倾向于集中于发展最快的行业, 即倾向于用来发展城市建设, 故将增大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正。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 选取的空间跨度为除重庆、四川、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其他28个省份。原因是这几个省份或地区的某些指标上的数据统计不全, 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避免缺失数据对后续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这几个省份及地区进行了剔除。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预计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ncga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open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edu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pgd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 即人均GDP;first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

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fiscal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统计工具Eviews进行统计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 拒绝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的零假设, 因而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下表1。

在方程一中, 考虑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的对数和财政支出水平。结果显示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分别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然而财政支出水平这一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反, 分析认为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平均每年各省将20%的财政支出用于第一产业, 故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农村居民, 则收入差距将减小。另外经济水平这一变量虽然显著, 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 因而在方程二中舍弃该变量, 加入教育水平变量,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模型拟合的效果更加良好。

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在方程二的基础上加入该变量, 回归结果如方程三所示。但该变量并不显著, 而其他变量仍较为显著。目前存在的很多研究在它们的模型中只包括了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两个变量中的一个, 毛其淋 (2011) 在其论文中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变量, 并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故为避免模型的复杂化, 在此省略这一变量。

方程四中同时考虑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 且舍弃城市化水平这一变量, 发现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教育水平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较高,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选取的变量也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的稳健性, 从方程一至方程四, 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因而本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 临界值大约为1.22, 即小于这个值收入差距将随开放度增加而加大, 然而超过临界值后将缩小。这一结果较具现实意义, 查阅数据后发现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开放程度最高且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超过了临界值, 同时这些地方的收入差距确实在近年内有所减小, 即达到双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然而其他省份仍未突破临界值, 同时也未呈现收入差距明显减小的现象, 因而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性, 可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 发现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 且临界值为1.22, 第一产业水平与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 另外三个解释变量 (教育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变动关系, 与预期模型较为相符。

目前已有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 这样很容易导致对问题的考虑不完全。且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多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我国而言, 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他们的研究仅局限于线性关系,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做出存在二次关系的假设并证实了这一点。且在现有的研究中, 虽然周娟与胡超对二次关系进行了论述, 然而他们的论文中选取的控制变量过少, 且其得到的转折临界值分别为5.12和0.58, 然后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误差较大, 因而对此方面进行了改善, 通过定量分析证明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且获得较为准确的临界值。

针对本文得到的结论, 可以做出一些政策推荐。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却也在改革的前期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扩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我国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 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经济、法律、社会体系等相关环境仍未完全完善起来。然而改革仍需坚定地进行, 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 我国将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广大劳动力资源, 从而使得对外贸易能够逐步缩小收入不平等。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争取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至突破临界值, 到达二次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 则可实现对外开放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 通过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看到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如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提高我国GDP;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等等, 使得最终达到收入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参考文献

[1]Carol Litwin,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8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No.9.

[2]Savvides, Andreas, Trade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New Evidence, 1998 Economics Letters 61.

[3]戴枫, 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10) .

[4]毛其淋, 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11 (01)

[5]王少瑾, 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7 (04) .

[6]徐水安,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收入分配的演变[J].世界经济文汇, 2003 (04) .

[7]余官胜, 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U型影响—理论和基于面板协整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 2010 (01) .

[8]胡超, 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基于我国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03)

[9]赵莹,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J].世界经济文汇, 2003 (04) .

[10]周娟, 张广胜, 国际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J].商业研究, 2008 (02) .

[11]何璋, 覃东海, 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中国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02) .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 篇9

改革开放以来,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加,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虽经多次曲折但总体态势是不断扩大的。

1.1 纵向差距

纵向差距包括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都可以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 1980年—2006年间, 随着经济的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477.6元上升到2006年的11759.5元, 绝对额增长11281.9元, 增长了大约24.6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91.3元上升到2006年的3587.0元, 绝对额增长3395.7元, 增长了大约18.75倍, 相对于城镇来说, 增长明显缓慢得多。

再从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数据来看, 我们发现, 从1980年到2006年这27年间, 绝对差距从1980年的286.3元上升到2006年的8172元, 增长了大约28.54倍;相对差距从1980年的2.50倍上升到2005年的3.28倍, 虽然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有所降低, 在1985年达到最小值1.86,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 近年来更是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 到2006年更是达到了3.28, 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的水平。

1.2 横向差距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 2006年我国各地区间城乡差距最大的是贵州省, 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59, 城乡差距最小的是上海,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6, 两个省 (市) 份的城乡差距值的比为2.03。同时, 我们可以发现, 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差异也比较明显,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包括天津、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海南、河北十省市, 其城乡收入差距比相对较小, 平均为2.63;而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 包括新疆、宁夏、西藏、陕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四川、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十二个省市,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 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3.77;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六省, 收入比为3.03, 介于东西部之间。

1.3 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1980—2004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2005、2006年数据是笔者根据2006、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提供的数据, 使用常用的收入分配五分法分别计算得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06增加到2006年的0.3214, 扩大了77.96%, 农村从1978年的0.2124增加到2006年的0.3561, 扩大了67.66%, 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从0.298增加到了0.47, 也扩大了57.72%。从数值上看, 我国早在1987年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城镇及农村的收入差距必将进一步的扩大。

2 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政策建议

2.1 发展农业, 增加农民收入

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使农业向现代农业、高附加值农业、市场农业和二三产业转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传授科学技术和增产门路, 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从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此外, 还要加大对农业资金和科技的投入,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措施。

2.2 统一城乡财税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政策和现代税收政策, 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 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统一城乡财政加大农业投入, 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 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支持的力度, 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并逐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2.3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 使得社会保障待遇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因此, 应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把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范围, 特别是在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 要积极探索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以排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

2.4 加强制度建设, 规范各种分配制度

通过政府的强制性作用, 加强制度建设, 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设置, 体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继续深化改革,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 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具体而言, 对于农村来说, 应该缩减基层组织的冗员, 规范农村税费, 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企业来说, 要探索职工绩效和劳动分红等模式, 积极试行企业领导人、科技骨干年薪制和股权分配制度。同时, 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 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 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过程。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也是今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妥善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论述阐述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意义后, 着重从纵向差距, 横向差距和基尼系数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并提出了相关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李锦.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制度解析与矫正[J].知识经济2008, (9) .

[2]陈云.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演变及“十一五”趋势分析[J].经济经纬, 2008, (3) .

[3]张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J].生产力研究, 2008, (9) .

[4]王敏玉.缩小收入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5]牛苏林.和谐发展要重视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J].学习论坛, 2007, (10) .

城乡收入差距形成机理研究 篇10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资金,土地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 市场经济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提升了城市和农村的物质水平。在过去的27年中, 取得了年均GDP增长率超过9%的瞩目成就,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密切关注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呈现出明显的波浪式不断扩大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 由于农业产业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 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1978年的2.6下降到1984年的1.8, 为历史最低水平, 但随即又反弹到1995年的2.9;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由于政府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该时期城市发展速度下降导致城乡差距再次有了短暂的下降, 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下降到2.2;自1998年开始, 城乡差距再次迅速反弹, 到2005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城乡差距系数达到了3.2。

一、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综述

学术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探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关

陈宗胜 (2002) 设立了一个简单的二元经济模型, 从理论上说明, 在二元经济中, 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农业与非农业的二元对比系数, 城乡必然会经历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阶段就业负担系数, 两部门分配系数以及农村工业化水平。并利用中国1978—2002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 这四个因素能解释这一期间内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89%。

(二) 城市偏向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此战略下的各种城市偏向的制度与政策

众学者认为, 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尤其在城乡基础设施投入上, 发展战略是解释中国20多年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键。城乡差距或者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加剧, 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而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不相一致, 称其为逆向制度安排。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为了平抑城乡收入差距, 对这种制度安排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但制度安排的整体框架并没有从根本上被打破, 而且因为“政策惯性”的影响, 收效甚微。有学者提出, 在现阶段不应该采取“城乡平等”政策, 而应实施“农村优于城市”的政策, 所有的政策中, 尤以财政制度为重, 巩前文 (2007) 认为, 无论从财政投入还是财政支出方面, 城市都优于农村, 农村的税收负担高于城市而财政支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教育、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低于城市水平, 因此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以上研究说明了一些制度和政策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但还缺少对这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的研究。

二、生产要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 市场化程度不高, 从而使得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低于城市, 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 使得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 经济发展缺少动力, 从而又使得农村的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众所周知,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状况是要小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 从下图可以看出, 虽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城乡收入比率都呈现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 但是两者直接始终相差0.4个百分点左右。

(一)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后劲疲软, 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由于农业的周期性特征, 农村始终存在着隐蔽性失业的问题, 随着乡镇企业增长率降低,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渠道的建立, 地区间交通及通讯的快速发展, 原来阻碍流动人口获取粮食和住房的城市管理体系的退化, 1990年代早期统计“农村流动人口”可能在5 000万到6 000万之间。到2000年, 扩大到1.21亿, 现在已达到2亿左右。据有关部门统计, 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 000元左右, 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但我们注意到因为城乡“身份”差别而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 000元左右, 相差近1倍, 这从一定程度又加剧了“城乡差距”。

另一个农村劳动力流出的途径是受高等教育人才和高收入人群搬离农村进入城市, 这部分人不像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 其取得的收入被统计进入农村, 这部分人一般取得了城镇户口, 收入统计进入城市, 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城乡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 取决于这两部分人群力量的对比。

从短期来看, 农民外出务工对缩小城乡差距是积极影响的, 但从长远来看, 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反而会使得城乡差距扩大。首先, 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降低, 虽然外出务工有利于当地留守农民进行规模化经营, 从而减少隐蔽性失业, 但是一般外出人员多为青壮年劳动力, 留守的人员只好对农业实行粗放式经营, 阻碍了农业向现代化转变。同时, 农业的基础投入也大大减少, 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农民自身反映, 如果在农村种植面积超过十亩, 在加上养殖等收入, 其与外出务工取得的收入差不多。其次, 农村城镇化进程受到遏制。外出务工使得当地消费需求减少, 很多都是从外购物回家, 乡镇企业因为缺少劳动力也发展受到遏制, 而且外出务工农民在取得收入后第一选择是盖房屋, 无形中浪费了本可以用于家庭今后发展的稀缺资源。所有这些, 都会使农村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从而影响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如交通, 通讯等。所以, 这些都会使得农民的非经营性收入受到影响, 而这部分收入, 在农户的所有收入构成中的比重是越来越高的。再次, 对当地的教育和人力资本造成不利影响。当地财政对农民的技能培训的投入没有给当地创造GDP, 农村成人教育本来就是本着为当地社会发展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 但最后形成人才并不是为当地所用。而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也变成了当地的财政损失, 培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回乡的比例少之又少。虽然政府在政策上对这一部分人有相当大的倾斜, 比如, “鼓励大学生基层就业”、“西部人才引进”等, 但效果并不明显, 而且愈是不发达地区, 愈是留不住人才。

(二) 资金的外流和低效率利用, 制约基础公共品的供给, 拉大城乡差距

首先, 农村民间资金现在所处的现状基本上是净流出, 每年达到了1 000亿以上, 农村资金每净流出10亿元, 农村居民家庭每户年收入减少9.5元, 按照目前的资金净流出量, 农村居民的收入实际上人均收入减少大约1 000元左右, 这主要根源在于农业的回报率要低于其他产业, 而农村的二三产业发展如前所述又受到抑制, 以及相应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 农村信用不高等因素, 导致资金要么找不到投资机会, 要么得不到应有的收益率。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 从而影响农民收入。

其次, 政府财政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据统计, 2004年, 农村人口财政性收入是显著低于城市人口, 农村人均为71元而城市人均为284元, 后者是前者的4倍多。

农村因为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 其储蓄率是低于城市的, 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财政应该发挥更大的引导作用。然而, 中国因为发展战略优先城市, 以及制度惯性因素, 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在财政收入方面, 2000以前, 中国的农民承担的税收占他们收入的比重要比城市居民高得多, 自从农村“税费改革”后, 这一状况得到缓解。而在财政支出方面, 陶然 (2007) 研究发现, 这种城市倾向与地方财政的来源和自主权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地方税收注意来源于增值税,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而这些税收基本覆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 因而第二三产业在GDP中占有相对较高比重的地方 (主要在沿海省份) 就会在地方税收高于平均水平, 而中西部地区所得税则会较低。这同样适用于日益重要的个人所得税 (PIT) , 这样的结果就是富裕地区不仅比欠发达地区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 而且具有较高的财政支出自主权, 较少依赖于上级转移支付, 由此导致的区别就在于富裕地区有更多的动力去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收入, 而贫困地区有更大的动力去竞争拨款, 而不是通过更有效的财政支出去加快当地经济发展, 从而在经济增长恶化的同时加大城乡差距。

另一方面,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缩小城乡作用很小, 有研究表明还起了反作用, 李涛 (2007) 指出, 一方面转移性收入因为农村人口众多, “僧多粥少”, 而且每有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加, 城市人均增加的比重会更大, 比如, 地方财政中占最大份额的工资, 奖金和退休金又开始稳定增长。2007年, 转移性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1.46%, 而只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5.05%。再加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基数不同, 两者绝对量的差距会更大。

中央为了防止财政支出的“跑、冒、滴、漏”, 一般会专项财政支出, 这就存在着财政支出的结构效率低下的问题, 中央转移和地方农民需求脱节。财政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 这就使得农村基础设施, 教育, 健康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得不到改善, 从而拉大城乡差距。

(三) 土地产权缺失, 影响农业生产, 损害农民相应利益, 拉大城乡差距

农地产权缺失也是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虽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土地依照法律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但在实际中, 农民难以真正充分享有土地的产权收益, 甚至还持续存在农民失地的现象, 这已成为三农问题的焦点。承包经营土地存在着不稳定性, 必然会严重制约土地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作用的发挥。对比美、日的私人产权, 农民对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很高, 而农地的自由买卖可以使土地快速集中, 而形成规模化经营。

目前, 由于中国户口歧视政策,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大量的游民, 只能在城市中得到一些临时工作。农民工不能像那些在户口制度中被划为城市人口的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福利、住房补贴以及子女的优质教育机会。因为缺少为农民工提供的城市公共服务, 他们不愿或不能放弃作为“救命稻草”的土地。于是, 由于很少有多余的土地能拿出来适应农村人口结构的变化, 那些留在农村的人想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和保证他们土地长期使用权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阻碍了现代农业的进程。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使农村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生产要素的配比要求, 这会使得农村劳动力和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 限制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 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大量占用了农村耕地。1997—2003年占用耕地面积1 989.3万亩, 占1997—2010年全国占用耕地控制指标2 950万亩的67.4%。而我国目前土地征用中征地补偿构成, 补偿标准基本上延用了计划时代的做法, 严重与市场脱节, 对土地资源的占用, 开发和利用并未提供公正, 合理的补偿, 没有体现耕地的应有价值, 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房产, 城乡居民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城市居民拥有完全自主房产, 可上市交易, 而农民则不行。并且城市居民拥有的房产因为地处商圈增值很快, 从而取得房租收入, 这种财产性收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财产性收入具有明显的积累性和很强的“马太效应”, 随着财富的积累, 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马太效应”会日益明显。

三、优化要素利用制度, 缓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本文认为经济资源分配是决定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 当然, 其他方面比如农产品交换制度, 社会再分配制度会影响城乡差距,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上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他还强调, 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此, 我们应着力从次级分配时缩小城乡差距。据此, 本文的建议是:

(一) 发展农村经济, 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引导劳动力回乡创业

首先应该树立农村是一个社区的概念, 农村社区的命运不再依靠纯粹的传统农业。国家要对农村的水、电、气、路、通讯、交通进行大力建设, 不但使农村成为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 而且使农村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作场所;其次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绿色农业, 旅游农业, 休闲农业等产业, 实施农业产业化, 提高农业边际产出率, 以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第三是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措施, 吸引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同时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二) 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 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资金留在或回流农村

要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中小型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 减少农民的生产成本;要继续增加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 减少农民的生活成本;要继续增加农业补贴, 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要充分引导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 降低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 允许设立更多的以市场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小额信贷公司和社区银行, 创造农村地区金融竞争的局面。

(三) 确保农民土地产权, 加快农民土地流转

首先, 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 使集体所有的土地与国家所有的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其次, 在合乎规划的条件下, 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严格限制国家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范围, 征用土地按市价进行补偿;最后, 在合乎规划的条件下, 允许农村小产权房建设, 允许农民宅基地的自由交易;第四, 积极推进农业内部耕地流转, 加快劳动力转移, 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关于收入差别倒U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

[2]巩前文.影响城乡差距的因素检验和路径选择[J].改革, 2007, (3) .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路子 篇11

城乡收入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

第一，城乡相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按照经济学资本基本分三种，第一种是物质资本，如厂房设备、生产资料等，这是传统的。第二种资本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文化、教育、技术和智慧等。这个观点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创造了财富，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20世纪70年代出现第三种资本概念，就是社会资本。这和有些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不是一个概念。在报纸上，民间资本被称为社会资本；经济学理论中，社会资本是无形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关系。比如说，广东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这么快？因为有雄厚的社会资本，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都是社会资本。浙江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因为浙江有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可利用，浙江人无论走到哪个地方，都有这些关系，于是形成三种资本结合创造财富的现象。

城乡相比，三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拿物质资本来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祖传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买商品房，土地是国有的，有产权，房子有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投资的话，一抵押，钱就到手了。可是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的土地上，祖传的房子是没有产权的，没有房产证的；农民盖的房子，盖得再高也没有产权证，不能抵押，农民只能空手进城，不能带资进城。

人力资本，农村是最弱的。农村的学校差、教师差、教学设备差，农村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很少。相对来说，城里教育资源配置较好，农民的人力资本较差。再看社会资本，城里人，多多少少认识一些朋友；在农村，特别是山区的农村，几乎没有社会资本可以利用。

第二，二元劳工市场。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劳工市场分两个等级，即上等劳工市场、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好职业，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坏职业。区别在哪儿？四个区别：上等劳工市场工资高，次等劳工市场工资低；上等劳工市场福利多，次等劳工市场福利少；上等劳工市场有提升的机会，次等劳工市场没有；此外，在上等劳工市场，可以继续学到本领和知识，而在次等劳工市场只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在二元劳工市场的条件下，形成了社会阶层固定化或凝固化，形成了职业的世袭制：父亲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没有另外的路子。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差别怎么不扩大呢？

第三，二次分配。按照经济学理论，初次分配是市场调节下的分配，初次分配肯定是有差别的。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的不足。然而在我国现实情况下，二次分配却扩大了差别。例如，城鄉社会保障就不一样：城里人看病，公费或医保；农民是合作医疗，花较多钱。根据一些材料，二次分配扩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而不是缩小这个差距，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第四，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农村的情况就是这样，凡是有本事的，有点手艺的，就到城市里，自己创业也好，谋求好的职业也好。留在农村的，多是弱者。这样，收入差距又怎么不扩大？这就是现实情况的分析。

提高农民收入的新路子

那么，怎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呢？

第一，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没有产权，是没有道理的。承包地没产权，宅基地没产权，自己盖的房子也没有产权。我们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民盖的房子不能抵押，不能转让，连出租都困难，因为房子没产权。我租出房子，给外乡人住了，以后他不交房租，怎么办？赖着不走，怎么办？所以不敢租。外出打工，宁可一把锁锁上，把老婆孩子都带走。

第二，教育资源配置一定要均衡。城乡学校差别这么大，农村的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学校环境差，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引起就业的不公平；就业的不公平带来了收入的不公平；收入不公平造成生活不公平，又导致下一代不公平。所以，教育资源配置一定要均衡，尽可能走向公平。

第三，关于二次分配，一定要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城乡保障不一体化，就会造成二次分配弥补不了一次分配的缺陷，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让经营农业的能赚钱。农民都进城了，将来农业谁来搞？应该把土地转让给别人来搞农业，该社会承担救济任务的就让社会承担救济任务。种地的散户只是一部分人。将来，经营农业的人和经营方式如下：

一是种植能手。笔者在一些省调查发现，土地之所以向种植能手集中，是因为采用了转包的形式、租赁的形式。可是，在湖北孝感地区发现，农民进城打工，土地转包给种植能手。半年包200亩以上的，都赚钱。200亩地，一亩地种两季，年产稻谷40万斤，可卖40多万块钱，除了生产资料开支，再雇两个工人，还有钱赚。湖北有的地方，半年包土地有超过一万亩的，全部是机械化经营，产量还高，都有钱可赚。

二是农业专业合作社，也是一个方向。在重庆调查发现，梁平县产西瓜，就办西瓜合作社；产茶叶的，就办茶叶合作社。在长寿、江中，合作社种柑橘也赚钱。他们种的是反季节柑橘。一般柑橘是11月、12月收获，这里则是每年五六月收获，销路非常好，并且销到国外。他们的口号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反季节，人反季节我讲诚信。

三是农业企业，用高科技种田。鄂尔多斯就有农业企业投资改造沙漠种庄稼，苏北沿海滩涂也有企业，改良盐碱地种水稻。农业企业有资本投入，也有高技术。这样，既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业也能增产。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篇12

一、三种资本

在经济学中, 有三种形式的资本。第一种是物质资本, 比如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20世纪60年代以后, 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素质, 包括技术水平、智慧、经验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 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 并不是现在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 因为我们报纸上常用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民间资本, 即把民间资本叫社会资本。经济学里面的社会资本, 是一种无形的资本, 是一种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等等。比如, 广东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 除了因为拥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外, 还因为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等。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 是因为有家族关系、同乡关系等作为其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结合才能够创造收入, 积累财富。

不同的人对这三种资本的掌握和运用是不一样的, 而且差别很大。

物质资本, 城里有, 城里居民有, 但是农村没有。农民没有财产, 他们的土地是承包的, 土地集体所有, 宅基地集体所有, 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 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 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 都有房产证, 可以用于抵押, 或转让, 于是就转化为物质资本了。

人力资本, 城里的居民人力资本较高, 因为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高, 见识广。而农民的人力资本是低的, 学历低, 缺乏技术, 缺乏文化。

社会资本, 城里居民的社会联系、人际往来都比农村要多得多。特别是住在边远地区的、山沟里的农民, 跟谁都没有来往, 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资本。

三种资本的差别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不止于此, 经济在往前发展, 城里人的三种资本越来越多, 而农民的三种资本即使有所增加, 城乡的差距、地区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和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二元劳工市场

二元劳工市场, 或者叫二元劳动力市场, 在西方经济学当中, 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才多起来。劳工市场分两类, 一类叫上等劳工市场, 另一类叫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好职业”, 而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坏职业”。“好职业”、“坏职业”的区别就在于:“好职业”的工资收入高、福利多、有发展前途、能学到技术。“坏职业”恰恰相反, 工资少、福利少、发展前途有限, 往往学不到新东西, 甚至其适应能力是递减的, 比如, 搬运工被认为是“坏职业”, 学不到东西, 年轻时还能干,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搬也搬不动了, 能力下降了。可是“好职业”就不同, 越干越精。当前城市居民由于拥有人力资本较多, 又有社会资本可以运用, 所以容易找到“好职业”;农村出来做简单劳动的民工,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足, 从事“坏职业”的多, 收入差距就拉开了。

不仅如此, 现在还出现了所谓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的趋势。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将会出现一种“世袭制”, 父亲干什么, 儿子干什么, 将来孙子也干什么。这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 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 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很难扭转过来的。

三、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

对上述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 该怎么办呢?首先, 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 即让农民有三权三证。三权三证是指: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有使用权, 要发给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农民的宅基地有使用权, 要发给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的住房有房产权, 要发给房产权证。三证都可以抵押、转让, 这样, 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从人力资本方面考虑, 要让农民多受教育, 包括受职业技术教育。如果他们受过职业技术教育, 出来以后就不是当简单劳动力, 他们就可以当技工了, 然后可以升为熟练技工, 这样收入就会增加, 各方面条件也会比较好。同时, 要尽量创造“好职业”。“坏职业”也要进行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好职业”怎么创造?“好职业”的创造要依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同样可以不断提高劳动条件, 包括收入水平。对“坏职业”要提高工资水平, 改善工作环境。此外, 还要鼓励创业。创业者所从事的职业, 一般被认为是“好职业”, 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干活。浙江的一些老板, 开始创业时, 白天干活, 晚上睡地板,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不仅有发展的愿望, 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种愿望。

怎样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要靠农民在市场上拼、闯, 老呆在偏僻的山沟里, 什么人也不认识, 怎么积累社会资本?浙江的农民就不一样。他们进城了, 闯进市场了, 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拼、闯, 认识的人多了, 社会资本也就增加了。

四、以二次分配来补充一次分配的不足

一次分配基本上是市场调节下的分配。市场调节中, 由于农民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 一般都不如城市居民, 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对农民是不利的。一次分配的不足通常靠二次分配来补, 但二次分配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却同样是偏向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的。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 一次分配对于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仍是有用的。而二次分配的重点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以一次分配来说, 比如, 鼓励农民创业, 包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业, 经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店等, 或者, 较多的农民成为熟练技工, 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农民的一次分配收入, 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但这还不够, 还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低收入者的收入, 如减免低收入者的某些税费负担。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是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1929年, 在西方世界发生了大萧条、大危机, 失业问题空前严重。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是英国新古典学派。英国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 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 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他们认为, 这样做, 失业问题就解决了。当时瑞典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他的同事给瑞典政府写了一份失业调查报告。他们说, 要解决失业问题, 就要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大量盖社会保障房, 可以出租, 可以出卖。还有教育免费、公费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保障。这些工作都做了, 失业问题就会缓解下来。瑞典政府就这么做了, “福利国家”也就这么开始了。到了1936年, 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凯恩斯主张靠财政赤字, 用赤字财政去办公共工程, 如修运河、修铁路、修公路等等, 来缓解失业问题。又过了几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西欧国家转入战时经济的阶段。1945年, 二战结束, 又过了几年, 西方经济学家开会回顾20世纪30年代初大危机期间的各个学派的就业对策问题。讨论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 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 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 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 是解决一个企业内部的失业问题的办法, 但不能用来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没有提高。解决社会失业问题, 要提高社会购买力。凯恩斯的办法是有效的, 因为举办公共工程可以增加就业。瑞典学派的办法也是有效的, 因为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让更多的人敢于消费, 内需就扩大了。内需扩大以后, 一批人就业了, 就业人花掉自己的收入, 又有一批人就业了。

根据当年的讨论, 可以认为, 当前中国要缩小城乡差别, 就要加快进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要早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保障一体化, 其后果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又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农民的初次分配少于城市居民, 如果二次分配同样少于城市居民, 城乡收入差距岂不是扩大了?因此, 要走向社会保障一体化, 就必须及早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两种户籍的制度。两种户籍是多年来促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 户口一元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地区发展均衡化和城乡收入差别缩小的关系

城乡收入差别之所以会扩大是因为三种资本的城乡间的分配是非均衡的。城市的物质资本多, 人力资本多, 社会资本多;农村三者都少。就全国来说, 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也主要是这一原因造成的。简要地说, 西部为什么比东部穷?因为人力资本比东部少, 社会资本也比东部少。西部有丰富的资源, 但这些资源未能在当地转化为物质资本。资源虽然丰富, 开采了就运走了, 所形成的资本没有留在当地。现在才开始改了, 但过去一直是资源东流,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向东流。什么留在本地?污染留在本地, 包袱留在本地。所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实际上是城乡关系非均衡的另一个反映。

总之, 要让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 让西部和东部之间的收入差别缩小, 除了可以走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道路以外, 还有必要调整资源开采的收益分配比例, 让西部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此外, 在二次分配中, 需要更加向西部地区倾斜。这同样体现“一次分配不足由二次分配补”的原则。

(编辑:张小玲)

摘要：本文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种资本以及二元劳工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存在和扩大的原因, 指出应通过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 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