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共12篇)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1
一、引言
自2003年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的发展策略以来, 有关统筹城乡的论文和专著已经很多, 研究内容涉及广泛, 从制度到产业结构, 从统筹能力到评价指标都已有论述。李刚、韩延利对苏州南部地区统筹城乡的经验总结上, 对长春市统筹城乡的具体措施进行了研究;[1]张剑雄, 吴湘玲分析了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现状及其原因, 提出了缩小这种差距的对策;[2]成同杰在我国城乡财税统筹面临的现状和主要问题的基础之上, 研讨了城乡财税统筹的政策取向和主要措施;[3]李守霞肯定了农民的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总结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和产生现状的原因, 提出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4]陈悦从空间布局方面研讨统筹城乡, 认为重庆1小时经济圈是统筹城乡发展新突破的重大战略部署;[5]张翠凤对城乡居民收入存在的差距进行原因分析, 提出缩小城乡差距的对策;[6]杜林海提出农民工转移就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 并就如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7]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 胡锦涛同志再次提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表明党和政府对统筹城乡的高度重视。
从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 城市和农村的差距确实存在。第二, 统筹城乡要以城市为发展中心, 经济发展是从城市向农村辐射的。这意味着, 在统筹城乡的过程中, 城市的经济实力会高于农村, 城市和农村会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中, 而且这种状态会延续一段时间。对待城乡差距要用辩证的眼光, 我们要看到城乡差距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 在社会发展的特定进程中, 城乡差距推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有其积极意义。
二、城乡统筹的含意, 减小城乡差距
对“统筹”的含义,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江世银认为, 统筹不是“梯度发展”、而是“协调发展”。[8]钱富新指出, 统筹绝不是“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的复归, 平均主义强调“分配均等”, 而统筹发展强调“机会均等”。[9]黄勒认为, “统筹即是指统一谋划、协调兼顾、共同发展”。[10]胡鞍钢认为, 统筹发展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提倡的是“共同富裕”。[11]蒋华东认为, 统筹城乡是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系统来对待, 整体考虑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镇居民与农民的发展问题, 目的是促进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12]
目前, 对城市和农村的不同, 有3个词:“差别”、“差异”和“差距”。差别和差异指生产力结构与功能的不一致, 没有高低之分;而差距指的是生产力水平的不一致, 有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区别。区域特征和产业功能决定了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有“差别”、“差异”, 比如城市的人口密度要高于农村、城市的道路比农村宽阔。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不会改变城市和农村现有的这种差异, 反而会加剧这种差异, 城市和农村在这些方面永远不会同质。而城乡的差距, 是发展过程中阶段现象, 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存在。
统筹城乡的目的不是处理城乡之间的“差别”与“差异”问题, 而是处理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从发展的最终目的来说, 是要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 但鉴于这个任务的长期性, 现阶段, 统筹城乡的任务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就是要分阶段、有目的地消除城乡的条块分割、工农分治的局面, 阻止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距离进一步加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让城市与农村的居民享有共同的物质文明, 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三、为什么会存在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存在不是社会选择的结果, 而是历史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其产生有一定的原因。
1.城市和农村的特性决定城乡差距
城市是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 人口密集, 工商业发达, 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关于城市的产生, 有防御说、宗教说和集市说几种认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手工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商业繁荣了城市, 在近现代社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兴旺与否决定着城市的兴衰。城市居民基本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农村居民多从事第一产业。农业存在收益递减规律, 工业却呈现收益递增趋势, 而且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比工业产品低, 城乡生产效率不一致, 城市高于农村, 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也是必然的结果。
2.非均衡理论决定城乡差距
社会经济系统本身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 非均衡发展是一种普遍发展规律。非均衡理论以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为基础, 认为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发展就是一系列连锁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往往采取踩跷跷板的形式前进, 从一种不平衡走向另一种新的不平衡。非均衡理论主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在受多因素共同制约时, 不要平衡推进、全面发展, 而是应该在某一优势区域、某一重要领域先行取得突破, 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 在发展的特定阶段, 都会面临资本有限而投资需要广的问题, 采取先发展人口密度大、交通方便的城市, 可以节约成本, 缩短发展周期。在这样的阶段, 出现城乡和乡村差距拉大也是很自然的。
3.经济发展惯性致使城乡差距增大
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 其运行的趋势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沿着原有的轨迹、保持一定的速度继续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由来已久, 在经济发展惯性的作用下, 城市和农村在两条不同的速度轨道运行, 城市经济仍以较高速度发展, 农村还是低速前进, 差距不仅不会缩小, 反而会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扩大会持续到工业化中期, 直到整个社会拥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改善农村的发展状况, 城市发展极的作用才能彰显, 自觉地带动农村发展, 实现城市和农村的共同富裕。
4.工业化性质决定城乡差距
工业化是一种生产方式, 是一种以机器化或现代化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工业化又是一个过程, 是工业生产方式的扩散、渗透、演进, 最终代替手工生产方式的过程。现代工业使用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可以再生, 可以连续不断地生产, 规模也可以扩大, 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而农业, 虽然生产工具会受到工业化的影响而得到改进, 但由于必须与自然生产相交织, 土地生产力有限, 农业生产力进步比较缓慢。所以,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会有拉大的趋势。
5.制度不公拉大城乡差距
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都有采取重工抑农的措施, 这是由工业化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所决定的。在中国, 出现城乡差别的二元经济结构,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城乡有别、工农分离的制度。现阶段中国存在着城乡差异的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不公的二元产权制度、城乡区别的二元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 它们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有平等的机会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得到更确实的社会保障、享有更深入的政治权力, 从而在客观上拉大了城乡的差距。
四、城乡差距还将客观存在
现阶段, 统筹城乡的主要任务不是消除城乡差距, 而是缩短城乡差距, 这是有一定理由的。
1.保持一定的城乡差距是发展动力的要求
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出现差距, 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过程, 也是不应该回避的过程。日本经济学家土屋圭提供的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表明, 农业就业者的收入与工业就业者比较, 在美国为56, 联邦德国为44, 法国为36, 丹麦为77, 新西兰为88。不仅如此, 城乡差距长期存在。日本明治维新到20世纪60年代, 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 工农收入差距明显, 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化后期, 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 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达到一致, 这个过程维持了差不多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美国农民收入也是长期低于非农业人口, 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为标致, 农民收入与非农业人口相比, 20世纪30年代大约为2∶5, 1950~1960年为50%~70%, 1980年为80%, 现阶段才基本持平, 工农收入差距的消灭差不多经历了70年的努力。
社会发展规律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保持一定的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既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如水流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 经济的发展也是物质文明在空间上的一种流动, 需要一个地区间经济梯度差异存在。在经济实力强的地方和经济实力差的地方有一种从强指向弱的压力, 推动着物质文明自觉地从“发展极”扩散,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倘若城市与农村没有差距, 没有梯度压力, 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空间演替的动力系统。这就是说, 为了社会进一步前进, 有必要使城市和农村保持一定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是在一定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2.工业化进程要求城乡具有差距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就业人口不断增多, 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中来。农业人口为什么会转移到工业中来。除了农业具有一定的剩余劳动力之外, 还需要的就是城市比农村富裕、工人收入高于农民收入。零利斯·钱纳利认为, 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 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倘若城乡没有差距, 农民与工人过着同样质量的生活, 农民有什么理由不继续从事原因熟悉的工作, 而选择做工人?工业化进程需要的大量劳动力又怎么解决?只有让城市和农村保持一定的差距, 工人这个职业才会对农民有吸引力, 才会保证劳动力对工人的供给。当然, 城乡差距不宜过大, 否则农民全都拥进城市求职, 不仅会增加就业的压力, 而且还会出现农村土地大面积摞荒的现象。
3.我们没有完全统筹的能力
我国现在刚进入工业化中期, 虽然经济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 经济实力增加了很多, 但总的来说, 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 在13亿人口农民占8亿的情况下, 在短期时间内, 我们根本不具备彻底统筹城乡的能力。
城市统筹需要的资金非常巨大, 仅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这一块所需要的资金就很多。以四川省荣县为例, 并假使荣县统筹城乡2020年达到。荣县完善县域公路网络并提高质量等级建设以及按标准完成通村公路建设, 至少需投入80余亿元。改善教育条件, 完成学校标准化建设, 预计至少需投入7亿元以上。2007年, 城镇低保人员每人每月160元, 农村低保人员每月仅20元, 城乡低保人数分别为4.4417万人和1.2014万人, 年约投入9000万元, 若农村低保人员享受城镇同等待遇, 则需增加投入2000万元左右。2005年, 荣县共有农民54.58万人, 全部参加新型农民医疗合作社, 县里每人每年提供10元钱, 荣县规划到2020年, 累计转移农村人口12万, 那么即使最少的一年, 荣县政府为新型农民医疗合作社都要提供425.8万元, 最多提供545.8万元。仅此四项, 荣县政府每年最高支出为78469万元, 最低支出也需76349万元。2005年, 荣县地区生产总值达41.91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596万元;按规划到2020年荣县地区生产总值达170亿元,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提高相应的倍数, 可以达到38923万元。即使2020年, 38923万元的一般预算收入全部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基调中, 距离最低76349万元需求是远远不足。这尚且没有包括农村的水、电、通讯、光纤、人居环境改造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开支。如果彻底实现统筹城乡, 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城乡执行标准完全一准, 所需经费将更是庞大。
一方面, 经济发展还需要城乡差距的存在;另一方面, 在短期内我们没有能力消除城乡差距, 所以城乡差距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如果要盲目地迅速消除城乡差距, 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反而可能阻碍社会整体进步。
五、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自1985年以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和相对差均呈现出整体扩大的趋势, 而且从1997年以后, 这种差距迅速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17元和1261元,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是1773元, 相对差距是2.22倍;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7703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2476元,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5227元, 相对差距3.11倍 (见图1) 。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 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缴纳的税费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 据有关专家估计, 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大约是农村居民收入的5-6倍。[13]
适当的城乡差距会促进经济发展, 但城乡差距过大则弊大于利。一方面, 城乡距离拉大, 农村发展滞后, 农民收入低, 会导致农村消费水平低, 需求低, 国家内需不足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导致农民收入更低。另一方面, 社会财富明显分配不均, 会让老百姓滋生仇富心理和对政府的不满意心态, 扰乱社会稳定, 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城乡的差距是不会自动、自觉地消失的。卢百魁在《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互动关系分析》一文中以山东为例用脉冲响应进行了经济增长与统筹城乡的关系分析。得出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导致山东城乡差距的缩小, 相反, 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山东城乡差距的结论。另外还得出城乡差距增大对山东经济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结论。另外叶依广、陶应虎在《江苏省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关系实证分析:1980~2004》一文中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与统筹城乡的关系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这说明经济发展不会自动导致城乡差距的缩小,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相反, 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这说明缩小城乡差距不能等待经济发展自发的调节, 应该是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阻止情况恶化。
六、统筹城乡从制度统筹做起
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统筹城乡, 在十七大中又一次重申这一精神,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城乡差距的高度重视, 也表明了党和国家坚决缩小城乡差距、给城乡人民带来共同幸福生活的决心。城乡统筹不可能一蹰而就, 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统筹城乡的实际行动中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
现阶段, 统筹城乡的第一步是制度统筹, 给予城乡居民公开、公平的机会, 从制度上保证他们能够有相同的权力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选择、能够有权力享受到相同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能够平等地面临国家教育和就来安排、能够具有平等的权力参政议政。虽然很可能在实际中, 由于国家财力有限, 在具体的措施上, 城乡居民仍有对待上的差别, 但一定要先从制度上提供公平的机会, 再从实际中慢慢落实。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障, 城乡居民就会缺少安全感, 也会对政府的措施产生怀疑感。城乡居民在进行经济建设工作时, 往往只考虑眼前既得的利益, 不管长远效应。简单地说, 制度统筹是统筹城乡的基础, 统筹城乡缺少制度统筹, 就是不彻底的统筹, 没有力的统筹, 得不到保证的统筹, 随时可能终止的统筹。
制度统筹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产权制度、城乡二元政治制度。要取消二元户籍制度, 改变土地与户籍的捆绑关系, 保证劳动力在城乡和乡村的自由流转, 让“农民”成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要改变城乡二元产权制度, 改农村土地集体所制为国家所有制, 确保农村土地从集体变为国有的过程中, 农民应得利益不会被他人侵食;建立农村产权登记、确认制度, 允许农村土地和房屋抵押贷款与自由流转, 实现资源向资本的转化。改变城乡二元政治制度, 让农村居民被选举的权力与城市相等, 提高农民代表的比例, 允许低素质的农民代表自然淘汰;在条件成熟的地方, 有控制地准许农民逐渐建立农会, 让农民有为自己说话的政治组织。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2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突出规划引领,编制《_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明确全年经济社会建设大盘子。全县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12月,预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5.25亿元,同比增长10.6%;固定资产投资37.95亿元,同比增长21%;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17.88亿元,同比增长17%;财政收入3.58亿元,同比增长1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02亿元,同比增长12%。
二、工作措施
1.抓发展研究,参谋助手作用逐步显现。一是县域经济发展规划深入开展。围绕全区县域经济发展大会精神确定的县域经济发展目标,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三大类项目为重点,统筹规划完成了我县《县域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三年行动计划项目》编制工作,涉及计划实施项目共103个,总投资193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17个,总投资158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38个,总投资27亿元;公共服务类项目47个,总投资7.8亿元。以年度申报一批、实施一批、完成一批为建设目标,加大督查跟踪指导项目业主完善拟实施项目前期工作。二是经济预警监测分析深入到位。加强与市级对口部门和县统计局、经济局、工管委等单位的沟通联系,组织召开协调会听取建议,及时调整任务分解,对标分析及预测,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参照去年自治区考核县域经济主要指标考核工作方案,牵头分解任务、组织指标任务部门研究讨论,开展县域经济主要考核指标部门自评工作和佐证材料收集,为来年迎接区考核做准备。
2.抓项目推进,促进投资稳步增长。一是项目促投机制逐步完善。制定《每月固定定资产投资分解任务表》《_县固定资产投资督查“红黑榜”通报办法》《20固定资产投资考核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和考核目标。二是项目促投措施有力。出台《_县投资和重大项目推进工作问责办法(试行)》《_县重大项目推进管理暂行规定》《_县年投资和项目建设一线服务工作方案》《2020年_县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工作方案》。每月加强项目进度,形成月、季度分析汇报、通报,由县政府根据进度,对进展缓慢的的项目单位进行督查提示和县政府领导约谈,以此督促项目业主加快进度。以市重大统筹项目重点项目促建为突破口,先后组织召开全县投资和项目建设项目大会1次,投资专题例会5次,着力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涉及资金、土地、规划、申报、审批等关键环节,为项目推进切实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三是项目推进成效明显。2020年_县统筹推进投资5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141项,其中新开工53项,续建10项,竣工44项,预备34项,总投资约459亿元。其中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有1个,总投资26.6亿元,年内计划投资6亿元;市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有10项,计划总投资48.53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09亿元;县层面推进项目有130项,总投资383.19亿元,年内计划投资28.51亿元。1-12月,我县区、市、县层面重大项目完成投资37.95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106.6%,同比增长21%。其中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完成投资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20%;市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完成投资6.7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14.3%。县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9.7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0.1%。实现新增入库项目有70个(其中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11个),同比增长52.2%,计划总投资55.3亿元。实现新开工42个,竣工38个,投产35个,推进前期34个。
4.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效率提速。一是通过运行广西投资项目并联审批监管平台,实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针对群众期盼优化公共服务,提高社会投资项目办结效率,为项目单位和个人提供了高效、透明、规范的服务。我县企业投资基本项目核准法定办结时限由20个工作日减少到8个工作日,政府审批7个工作日,企业项目备案法定办结时限由5个工作日缩减为即时办结,并取消了部分申报材料,为社会投资提供了便利服务。至今使用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共办理办结项目审批(立项、项目建设书和可研批复)272件,其中,审批类236件、备案类35件,核准类1件、总投资513109.6万元。
5.抓工作措施,改革工作顺利推进。一是完善医改和车改相关制度,解决医改医疗机构、人员竞聘、分级诊疗等机制问题,出台《_县本级公务租车管理办法﹙试行﹚》,规范平台管理,参与协调解决了部门、乡镇车辆处置后续工作。二是抓经济综合协调作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及时总结2020年我县农村金融、统计管理体系、财税体制、安全生产领域、供销社综合改革五项任务取得成效,为继续推进改革工作明确2020年计划目标。
6.抓节能减排,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以营造“山清水秀”自然生态,争当团结和谐社会生态排头兵为工作重心,组织县直、乡镇、企业开展“节能有我?绿色共享”为主题节能宣传活动,严格项目能评审批,掌握项目建设能源消耗情况。完成我县污水垃圾处理厂二期项目申报,定安、旧州、六隆等3个乡镇污垃项目争取列入中央投资行列,牵头组织完成了我县201X年度节能绩效考评考评材料的收集整理上报工作。
7.统筹本部门项目工作。一是推进脱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工代赈工程新建、续建工程, 201X- 201X年度工程已全部验收送审,涵盖新(改扩)建砂石路、硬化路8个项目总投资1116万元,完成投资85%,完成资金拨付80%。二是全力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年底达交房标准1020套,完成投资2.69亿元,投资完成率67.5%,完成搬迁3689人,搬迁率49%。加大石漠化项目开工施工督促,已完成投资20%。三是完成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整改,申请下达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16项,下达中央资金10546.16亿元,已全部开工,已拨付中央资金6848.54万元,资金拨付率64.94%。累计完成投资8592.8万元,完成投资率67.65%。四是抓好项目融资工作,为我县体育中心、壮剧中心、普通高中、易搬项目等项目争取北部湾、农业银行2家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到位 3.5亿元,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8、抓组织建设和监督管理。深化“两学一做”常态化学习、推进“三年一争当”活动,进一步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开展党内法规、政治条例、系列讲话、党的十九报告和新理念等学习活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发改系统综合业务、干部提升管理等培训管理。落实一岗双责,加强本局职能审批、项目监管、财务、资金等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加大扶贫领域项目、资金、政策落实,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推动我局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有效结合。
三、存在问题
我局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级要求还存在差距,工作中还有很多问题急需解决。
(一)发改工作队伍薄弱。发改列为我县经济综合管理部门,承接对应本系统24个科室业务工作(每个人需负责2-4个股室)以及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巨大,但目前在职在编人员只有16人,除脱贫攻坚驻组、驻村外,能正常开展本局工作的只有10人,对一些全县性的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细致,比如县域经济,无法按照步伐开展,工作较滞后。
(二)项目建设相对滞后。重大项目建设方面,新开工项目少、产业项目少、投资规模小,缺少立县型大项目,也因项目前期工作滞后,影响投资力度。部分项目前期工作不够扎实,使得向上争取项目较为被动,争取项目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力度还不够。
(三)工作上创造性、灵活性不够,对重大问题和政策研究不够深入,参谋助手作用发挥不够好。
四、下步工作计划
(一)加强发改干部队伍业务学习培训,提升整体业务水平。按照年度安排的各类业务培训,积极选派领导干部参加培训,掌握综合业务,更多胜任我局各项工作。
统筹城乡发展的误区与思考 篇3
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
把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定格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不是个别地方决策者“拍脑袋”的产物,美国、西欧、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地区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今,以工业化与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基本上成了不容怀疑的主旋律和无可匹敌的最强音。其中缘故,除受所谓“按国际惯例办事、同世界潮流靠拢”的思维方式影响之外,主要有以下三条根据:
农业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 。
现在的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农副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基本品质越来越好,市场供求两旺,整体上的价格也随之一路上涨 。然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仅没有与日俱增,反而快速萎缩,一落千丈。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之一:光辉的历程宏伟的篇章》中讲,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1978年为28.2 %,2008年为11.3%。
由于农产品价格与价值被人为扭曲和严重低估,农业经济沦落成工业经济肆意压迫与残酷剥削的奴隶。如今的农民无论种什么养什么皆不能赚钱,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无可奈何之下,绝大多数青壮年农民不得不弃田抛荒去非农领域寻求生存机会,导致“三农”困局更加扑朔迷离。
全球一体化使农产品国际间调节的余地越来越大 。
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以外,农产品也属于战略物资,不能简单地以价格衡量其价值。2008年爆发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涉及全世界30多亿人口,有21个粮食主产国采取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有12个缺粮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因此,尽管我国粮食已连续6年增产,稳步登上1万亿斤台阶,但政府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反而更加警惕粮食安全与土地“红线”问题。2010年初大蒜、绿豆等蔬菜粮食价格刚刚开始大幅上扬,政府立即采取高压措施,生怕祸水横行,引发连锁反应。我们推行“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市长“菜篮子”工程已经20多年了,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原因就在于粮食蔬菜安全的背后,更是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安全。
农业的功能少、链条短、综合带动效果差 。
我们对三次产业范畴的划分,長期以来一直依据产业的性质和对劳动对象的加工顺序。具有源头意义的农业领域被划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指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的产业,如工业、建筑业等;非物质生产领域,包括流通和服务均被划为第三产业。这种划分方法,导致了农业产业链条的扭曲断裂和经济比较效益的不断萎缩,造成了农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的严重后果。
农业正在面临深刻变革
实际上,农业并不是单纯的种植和养殖,无论是计划年代“以粮为纲”的方针路线,还是开放时期“粮食安全”的战略思维,都对农业的丰富内涵存在明显的误读和曲解。随着社会的日趋进步以及与其他产业的逐渐融合,一直潜伏在农业领域的多功能产业体系,正快速向史无前例的深度与广度开拓。 目前比较清晰的现代化“面目”至少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民生的功能;二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功能;三是支持和推动二、三产业繁荣发展的功能;四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丰富观光休闲的功能;五是传承中华文化和宏扬民族精神的功能;六是缓解能源紧缺和开发再生资源的功能。
可以想象,当急功近利的工业时代在过度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等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被人们深刻反省之后,社会对于农业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的思想觉悟便会与日俱增。因此,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全面地审视农业的功能作用,就会发现这个古老产业正在经历凤凰涅槃般的庄严过程。
统筹城乡发展要消除几个误区
当前在推行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不要妄想城镇可以取代农村,居民可以优胜于农民。农村与农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础设施差与公共服务少,如果统筹城乡发展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要比让农民进城镇入新村效果好得多。
同时,谁也不要指望,只要实现了城镇化就能够彻底解决中国农村剩余人口的问题。真正的城镇化可以有效地转移一定的农村剩余人口,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缓解。
那些希望通过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短期突击,就使困扰我们几十年的“三农”难题在工业化、城镇化面前灰飞烟灭的高谈阔论,恐怕都是蔑视中国特殊国情的无稽之梦,在现实中没有可操作性。因此,我认为在贯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时,必须首先厘正工业“消灭”农业、城市“吞并”农村的错误思想,牢固树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居民之间良性互动、共存双赢的基本观念。
制订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方针的本来动机,就是要坚决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农民与市民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通过这种良性互动促进优势互补,实现共存双赢。只有当大家都能从中得到各自的好处时,统筹城乡发展才能获得内在的驱动力。
一个地方的统筹城乡发展能否形成良好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能否可持续,至关重要的环节,不在工业经济是否占了GDP的压倒性比重和城市化率达到了绝对值高度,而取决于能否真正地实现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和农村进步。按照国家部署,各地均会出台一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政策性措施,但成效不能估计过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下决心冲破陈旧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式,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回归农产品的真正价值,让农民收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那么,即便从外部施加再大的力量来支持帮助,仍可能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实际上,只要我们看看多年来不少地方扶贫工作的深刻教训,便可预测这种“输血”型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结局。
有鉴于此,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内容不管是四川成都的“六个一体化”,还是湖北鄂州的“七个一体化”,着力点都应该放在农村内部的体制机制再创造上。在政府政策的强力引导下,工业部门的反哺与城市单位的扶助有可能为这种“再造”提供一种难得的机遇与环境,从而有效地促进“三农”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要素整合与城乡区域统筹 篇4
关键词:要素整合,城乡统筹,区域统筹
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就是要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促进、互为动力、共同协调发展的关系, 改变目前相互制约、互为障碍的失衡关系。按照这一思路, 我们必须要树立“整合”的理念, 把促进城乡区域资源共享、市场互动、产业互补, 列入城乡区域统筹的发展战略中。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涵义为:要素整合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其中贯穿着物质的整合、技术整合、科学整合、文化整合、体制整合、思维整合和思想整合。
一、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为突破口, 实现城乡要素整合
一是以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开发与扩散促进“积极就业”政策在农村的实现。过去由于大量的国家投资集中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对促进农业的科技开发、新的生物生化和机械技术的开发却严重不足。而这种工业化政策并不会带来就业的快速增长, 相反由于大量的国企不能适应市场的竞争而破产, 导致城市失业率的上升;以及高比例的农业劳动就业人口和大量的隐蔽性失业,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隐患, 也阻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因此,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 应该加大“就业弹性系数”, 积极促进就业。这样, 对资源和劳力 (尤其是农村) 的科学使用, 以及在这方面加大政府的投入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是作好“利益的转移”, 积极引导城市剩余向农村的外溢。为此应做到:1、走出传统认为农业是弱质产业的认识误区, 树立“现代广义的农业观”。国家现代化当然必须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 但是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也是一件大事;当今农业的产业化、商品化、服务化、技术化、生态化的趋势, 使其成为最具前途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2、突破资金的限制。为此应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多样的特点, 积极开展金融组织、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和业务招投标并存的模式。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在机构上仍保持一定的分工;以及综合运用财政直接补贴和招投标两种贴息贷款方式。形成三家银行相对分工与适度竞争的局面, 引导资金流向, 提高财政贴息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通过其它方式, 引导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流向农村。如政府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或基金, 带动其它担保机构的发展;财政对农村保险进行补贴;对进行农业农村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实施税收优惠, 引导金融机构到农村经营。3、发挥政府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作用, 并带动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 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存在“负外部性”, 会导致市场失灵, 造成投资不足, 而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弥补投资的不足, 消除市场调节造成的种种缺陷, 保证人力资本形成中的机会均等 (侯风云, 1998) 。实行后发地区的人力资本“借贷策略”, 获得人力资本投入与转移中的“后发利益”。通过创造优惠条件吸引各方面的人才, 节约实际投入成本, 并产生递增的人力资本扩散和带动效应 (夏业良, 2000) 。
三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依托各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这样既能够形成各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 又能够使土地、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组合, 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益, 从而改善要素的供给。与此同时, 在人多地少、从事辅业的农民多的郊区农村, 以及外出人员多的偏远地区, 对于闲置的土地, 应发展以土地参股为主的股份合作模式, 使农民变“股民”, 促进农民的职业分化和农业的规模经营。
二、以区际间要素空间优化配置为基础, 实施区际空间要素整合的企业“集群成长战略”, 实现区际协调发展
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 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移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仍然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否则就会出现区域间生产要素、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趋于平衡, 最终使区域界限线消失, 不存在区域之分, 这显然不符合现实。再说即使是流动性很强的生产要素的流动, 也常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来自于制度方面, 包括各种法律、法规以及不同区域中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因此, 区域间要素禀赋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始终是存在的。这样, 在城乡区域统筹建设中, 就必须根据区域中要素禀赋状况, 慎重选择符合区域要素比较优势的技术与制度, 而不是盲目地认为只要有了最新、最好的技术或制度, 就一定会在任何区域营造出高的竞争优势来。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 对于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区域来说, 并不是所有的新技术或先进技术都能对其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只有依托于区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创新, 才会形成可持续的区域竞争优势。
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主要通过该地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多少、质量高低以及组合利用效率的好坏体现出来。聚集经济至少在以下方面有助于区域生产要素条件的改善:1、对设备、原材料、运输以及基础设施 (行政、科技、信息) 等专业服务的共享;2、区域企业集群形成了相互信任机制, 增加了单个企业的社会资本, 使企业的融资渠道变得多样化, 为区域的私人储蓄转化为投资提供了条件;3、区域企业集群中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 增加了企业的知识资本;同时由于人才竞争和专业分工, 也提高了当地的人力资本的质量。
(一) “发挥潜在生产力”, 进行传统优势企业的再造:
1、改变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 增加企业的柔性。也就是改变原有企业内部一体化组织方式, 构建以分工合作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网络。2、实行开放政策, 使企业成为一个开放式动态技术交换系统——“吐故纳新”。即这个“技术综合体”要不断的摈弃落后的专业技术单元, 吸取先进的专业技术单元, 这也象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那样。 (为了分析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 (Francois Perroux) 引入了“推动性单元”和“增长极”概念。所谓“推动性单元”, 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元, 当它增长或创新时, 能诱导其它经济单元增长, 这种单元既可以是一个工厂, 也可以是有某种合作关系的工厂集合。这种推动性单元在一些区域的聚集和优先发展, 就会形成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经济活动中心, 即“增长极”的吸引和扩散作用, 形成区域经济和经济网络, 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 以资源的深度开发促进区际生产要素整合, 促进“新的财富的增长”:
1、特色资源的开发:包括储量丰富的矿产资源, 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 品种多样的农产品资源, 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资源等等;2、人力资本、技术资源的深度开发:实施新兴产业衍生的科技型企业集群成长战略, 促进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以及对传统产业的渗透。3、强化资源管理体制: (1) 按经济规律办事, 对主要资源如土地、水体、森林、关键的矿产资源实施资源资产管理, 建立合理价格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资源市场, 开展国际资源贸易。 (2) 完善资源的政策管理, 加强相关立法。 (3) 加强资源的行政协调管理:打破地区经济封锁, 实现地区优势互补, 优化组合, 充分发挥资源潜在能力。 (4)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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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篇5
城乡统筹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沈秀娟
[摘要]城乡统筹发展就是城市和农村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城乡资源分配、财政分配、社会就业和各项政策,实现城乡发展相互联动、相互促进,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中共中央曾多次郑重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延伸途径,拓展内容;打破界限,找准结合;以城带乡,优势互补;实现公平,提高素质建设精神文明。
[关键词]城乡统筹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表现在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上。城乡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发展,既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又要统筹城乡社会发展,既要统筹城乡物质文明建设,又要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在新形势下,西彭镇作为九龙坡区城乡统筹发展先行示点镇之一,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不断提高农村文明程度,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对如何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现状
西彭镇多年来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到目前为止,全镇24个村中有18个区级文明村,3个镇级文明村。
(一)公民思想道德不断提高。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展“导航定向”重要讲话和区第十次党代会、镇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教育、国情教育、镇情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夯实“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西彭”的思想基础。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进一步深化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营造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兴铝都的良好氛围。抓好“公民道德宣传日”活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和学习活动,切实增强道德模范宣传的感染力和覆盖面,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先进、崇尚模范的浓厚氛围,营造文明和谐的良好风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
(二)精神文明创建硕果累累。我镇把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作为整个城镇文化建设的基础来抓,努力构建“重仪尚德”的文化理念,使其融入每一个人的言行之中,从而铸就强大的城镇之魂。开展“文明治家、道德立家、法律护家、科技兴家、经济发家”的“五家”和“为西彭镇求发展、为西彭镇作贡献、为西彭镇争荣誉、为西彭镇树形象”的“四为”活动,并将“五家四为”作农村评“三户”、“十星级文明户”的新内容,极大地调动全体村民创评热情,形成了家家争当“三户”、“十星级文明户”,户户你追我赶的局面。全镇已评“三户”1026户、“十星级文明户”186户,极大地调动了村民参与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广泛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文明社区”创建活动,现我镇有区级文明单位标兵4个、文明单位9个、文明村18个、文明社区3个,镇级文明单位10个、文明村3个。积极开展学习创新型村(组)、家庭创建活动,评出镇级学习创新型村(组)15个、学习创新型家庭30户。24个村达标文化活动室创建率、达标率达100%。
(三)重大文体活动深入开展。充分利用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重大节日,安排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雅俗共赏的群众性、大众化娱乐活动。组织了“春满铝都”、“直辖十年,和谐西彭”、“统筹城乡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庆祝党的十七大等大型文艺演出,丰富了文化生活,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建设美好家乡的热情。各村(居)积极组织队员参加第二届运动会,此次活动对于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增强全镇人民的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农民科技培训取得实效。充分利用镇农业服务中心和成人学校的人力资源,开展种、养殖技术培训。聘请专家、技术人员和相关人员为农民授课,通过组织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自身水平有了根本性提高,发展产业方向明确了,技术也通了,效益也就好了起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通过培训使农民掌握实用技术,拓宽就业渠道,输送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地少人多的矛盾。开展法律知识培训,使农民掌握涉农基本法律、法规常识,提高了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精神文明是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环境的改善,科技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农民渴求精神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差异。目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近年来,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都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但是由于经济工作是硬任务、硬指标,所以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在干部队伍建设、设备资金投入等方面,没有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奖惩,上面督促就抓,上面不催就放,使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了“两张皮”。
(二)教育开展不够到位。当前,应该说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素质,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特别是一部分青年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表现在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和道德责任感淡化,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滋长,创业精神和传统美德减少。对农民进行理论学习、道德教育、科学知识培训等难以落实到位。虽然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日益普及,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但是这种大众化的传播教育,对解决农民的思想实际问题贴近性不强,分层施教不够。往往是抓了表面,没有真正进村,入户,到人。
(三)设施和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建设就要有投入。当前农村精神文明的现状,从一定意义上讲,投入不足是很大制约因素。现在城乡文化生活的反差越来越大,与城市相比,农村文化经费少、队伍散、设施差、活动少的问题相当突出,一些原本已经建设起来的文化设施,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和维护,也就没有很好的保养、管理和利用。
(四)创建方式简单。在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普遍认为环境卫生治理好了,农民富裕了就是开展成功,只是单纯发展产业,整治环境,谈不上综合性开展创建等活动,形式较为单一。
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一)构建和谐农村社会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群众思想文化多元、多变、多样的特点日益明显。一些农村地区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封建迷信活动等现象成上升趋势。有的农村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损害群众利益情况也时有发生。解决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既要靠政策,靠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二)推动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农村经济建设所需的新观念、新风尚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传播,所需的人文精神、创业精神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培育,所需的舆
论氛围、社会环境要依靠精神文明建设来营造。
(三)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当前,我国农民文化水平较为低下,职业技能较为缺乏,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民知识化进程,培养造就具有较高素养、较高技能的新型农民,才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改善,农民群众求知、求乐、求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愿望更加强烈。但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农村文化生活的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精神文化需求。
四、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举措
(一)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统筹城乡发展这一基本思路,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环境面貌、农民思想道德、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治安秩序等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统筹城乡发展全局,实行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同规划,同部署,用社区的标准建设农村,用市民的理念教育农民。从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从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做起,办实事,求实效,让群众从中受教育、得实惠。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突出问题上狠下功夫,使创建工作收到明显成效。健全长效机制,扎扎实实推进,从根本上提升农村文明程度。
(二)延伸途径,拓展内容,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把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规划任务目标、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坚持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文化事业向农村拓展,素质教育向农村渗透,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平安建设向农村推进,社会资源向农村聚集,领导力量向农村倾斜。
(三)打破界限,找准结合,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找准促进城乡文明水平整体提高的“结合点”,是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要打破行业界限和城乡界限,创新工作机制,丰富活动载体,广泛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力求在城乡互动中促进共同提高。开展“精神文明促进会”文明共建活动,充分发挥各级文明单位的示范带动作用,重点抓好以文明村镇为重点的环境建设,以农村文化为重点的阵地建设,以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为重点的道德建设。积极开展“送技术、送信息、送观念”的“三下乡”活动,促进以农民增收为重点的经济建设,从根本上提高共建双方的积极性,切实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差异。
(四)以城带乡,优势互补,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区、镇文明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共同发展,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快速发展的新路子。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发展,要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既要充分发挥人才、文化、信息、技术、管理、物资等方面的优势,帮助和带动农村的发展,又要充分发挥出农村在土地、环境、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支持城市建设。要充分发挥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求真务实,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促进城乡携手,共同发展。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6
【摘 要】 城市学校由于环境好,教学资源占用的多,其学生素质与教师素质普遍比较高。城市的信息交流发达,不同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研,例如:网络通话、实地考研、电话会议等。相比之下,农村的学校教学环境恶劣,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不丰富,学生多为留守儿童,而且农村缺乏配套的早教课程,使得学生基础底,在学习伊始会落于城里的学生。在体育教育这个方面,由于许多的运动与活动都需要一定的器材与场地,城中的学校一般都有与之配套的场地与器械。乡下的学校由于资金的缺乏,无力购置完善的活动设备,也没有能力修建体育场馆的费用,使得乡镇学校的孩子在接受体育教育的时候,只能凭借一些简陋的设备进行学习,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
【关键词】 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体育;城乡教育统筹;体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0-02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南北分化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社会资源聚集在城市,乡镇所拥有的资源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教育先行,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城市中的学校,由于地理环境好,能够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入住本校。城中的学生受早教的程度高,学习起来有基础,学生资源较为优越。在城市中,由于信息交换比较频繁,比起乡镇学校,能够更快的获得最新的教育资源。这几个因数使得城乡学校发展出现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表现在教学质量上,比如与学生身体素质有些直接关系的体育教育。由于设备简陋,没有相符合的教师资源,活动场地比较破旧,在很长一段时间,体育都是农村教育避而不谈的话题。但是体育教育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事实。
一、统筹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土地广袤,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农村发展显著。但自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把发展的中心偏移到了城市。这样就导致城镇的发展出现了巨大的差距,整个经济结构向二元化转变。尽管国家在一直极力消除分化,但是想要统筹城乡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经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理论和计划都在实施的初级阶段,尚且没有一个可以指导全局的方案。乡镇数量多,分布广泛,是祖国向前发展的时候,绝不可忽略的一环。国家一直在说要注重“三农”问题,说到底,就是希望能够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双方兼顾,实现双赢。
说到发展农村,其实就是提高农村教育、经济、文化的水平,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素养。教化村民,最重要的就是教育。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教育,更是身体的教育。步入现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疏于锻炼,以至于身体素质不高。所以从小培养孩子对于身体的锻炼,就显得十分重要。学校体育教育作为教育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时候,就必须重视。
缩小城乡差距,首先做的就是提高农村的地位,加大财政对于乡镇的投资力度。在体育教育方面,就是为无力购置设备和无法建造运动产地的学校添置设备与修建场地,提供专门的资金用于补助这个项目,用以提高教学质量。使得乡镇学校可以进行一些正常的体育教学活动。
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学生的教学质量,就是提升农村的整体水平。居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农村更好更快的发展,农村发展跟上甚至超过城市的步伐,就能实现所谓的缩小城市差距,而缩小城市差距就能够促进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教学质量的改善。可以说,两者互为对象,互相帮助,可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虽然教育才是发展的根本,但是经济实力永远决定着教学质量的好坏。农村体育教育想要发展,想要追上城市教育水平,最好的办法不是生搬硬套城市的教育模式,而是在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政府部门的财政力度才能增加,百姓有钱了,才愿意为孩子的健康发展买单。统筹城乡发展,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带动经济的发展来带动教育发展。体育改革目标是希望学生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优质的生活质量,教育想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外乎生活。所以,想要发展教育事业,经济发展是第一步。
二、城乡教育统筹问题
自从十七大以来,有关改进乡镇学校中体育教育的建议不断修改,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不断向前走。现在整个社会正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在农村,就是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水平,增加他们的文化修养,收入提高的同时也不忘锻炼身体。但是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如城市,主要是因为主客观环境的不如意。在乡镇中,教育事业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而且作为农村居民,素质不高,一些陈旧的观念还存在。在近代化进程中,由于偏袒城市,农村地区发展水平往往不尽人意,教育专款的不到位,落后的思想,充满缺陷的漏洞,这些都是阻碍农村教育水平,特别是体育教育水平的因素。
1、当今现状
教师配备和教学设备一直是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两个方面。在建设操场、体育馆,以及安排体育教师这一方面,城市往往会第一个获得优质的教学资源。一些有体育特色的学校也更多的建在城里,因为这里能获得更好的待遇,给学生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去锻炼自身。从整体上来说,体育特色学校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质的运动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也加大了乡镇学校发展体育教育事业的可能。由于缺乏资金,乡下的体育教师往往是由别的学科老师来替代的,无法单独聘用体育老师;资金缺乏还使得场地受限制,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所以只能放弃相应的课程。硬件和软件设备的缺乏直接影响到了新课改在乡镇中学的实施。这几年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但是都只是杯水车薪,没有实质上的变化
2、指导思想上的异同
早在2001年的时候,教育部在体育课程这一方面,就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旨在改变体育教育中,出现恶性竞争的情况。其实开设中小学的体育教育课程的初衷是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健身体,从而更有精力更有活力的去学习生活。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在一些地方,体育变成了特长项目,成为衡量学生好坏的标准,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了,所以教育部把“健康第一”写进了课改中,就是希望能改变现状。可是在很多偏远的乡村,由于信息闭塞,课改的内容还没有传达到他们手中,他们还是采用古老的指导思想,例如“体制第一”、“比赛第一”。根据调查,有八成的城市学校已经根据新的标准,对于自己学校内的课程进行改革,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也已经在学校中普及开来,有根据,有规划的进行体育教育活动。但是在乡下,近九成的学校由于各种原因还在使用以前的教育方式,对学生听之任之,体育活动毫无章法,学生整体处于“放养”状态,最终获得的效果距离教育部设下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指导思想会对实际行动产生影响,教育部门对于城市的偏爱使得城市能得到的经费远远超过乡镇学校,这样就使得两地的产生的结果出现很大的差距,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思想上重视农村体育教育事业。
3、制度管理上的缺陷
我们所谓的体育管理制度是包括四个方面的,分别是组织管理、教学过程管理、资源管理、课余锻炼以及课余竞赛管理。按照《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规定,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制度,只有制定一个完善的,符合标准的制度,才能使得新课改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顺利实施下去。而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制定体育管理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学校正常的体育活动都必须在这个制度下运行,学校围绕体育事业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也都必须符合这个制度。但是现实情况有些不尽人意,在建立体育管理制度方面,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可行的制度,但是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双方会有所不同:在城市学校中,九成学校能够严格按照标准开展工作,组织活动,用新的方式让学生投入到教学中;但是在农村,学校领导对于体育教学课程不重视,使得学校这些规章制不能很好的实施下去。
三、解决方法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体育发展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
1、公平对待城乡学校,平衡两地发展
缩小城乡之间差距,需要统筹全局,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对于教育资源进行全面的分配。要勇于打破陈规旧习,消除偏见,着眼于新的高度,从百姓层面上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合理的统筹全局,全面考虑每个地方的需求。
2、建立互补机制
城市学校由于软硬件资源丰富,可以在物质需求上帮助乡镇学校开展活动。乡镇老师由于面向的学生不同,对于学生管理的经验不同,可以在与城市教师的交流中互相探讨,双方交换经验,有利于缩短城乡之间的差距。
3、加大预算
想要发展农村学校体育事业,在财政上必须予以支持。在义务教育期间,单独列出体育经费预算,并且扩大经费收入的渠道,为体育事业的建设做好经济上的准备。
四、结语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只有科教兴国,体育强国,才能使我们国家在这条路上走的越来越远。体育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及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重视起来,多角度的发展体育教育。体育教育想要发展,就要从根本上入手,而不是所谓的面子工程。发展经济永远是第一要义,在发展基础上、完善教学条件、优化制度、加强交流,让农村体育教育事业走上正轨,这样才能有利于农村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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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篇7
城乡分离是一种历史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总之,城乡分离现象作为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生产力水平层次差异的客观反映其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避免。为此有必要进行城乡统筹进,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
1 城乡统筹与土地制度改革内涵
1.1 城乡统筹的含义及内涵
城乡统筹,就是制定科学的城乡发展战略规划,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共同繁荣。一方面,城乡统筹要发展农村,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另一方面,发展城市,促进城市化进程,以城市带动农村物质和文化发展。
本文认为,城乡统筹发展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城乡科学规划、完善调整政策、平衡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打破城乡之间的界限,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本文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主体是政府,但是需要注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因地制宜[1]。本文以宁远县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来探讨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对一些土地制度改革的分析,结合国家城乡统筹的战略规划,提出一些建议。
1.2 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打开缺口的。改革开放30年后,农村土地制度日益成为诸多矛盾的焦点。今天,国家经济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成为目前的新形势、新问题。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所有制度都是在发展中与时俱进的,世界上从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农地农有、农地农用制度确立的经济环境是贫穷、落后,理论条件是封闭、保守[2]。城市化必然涉及土地资源的再分配,并且是一种节约土地的再分配。然而土地资源的有效再分配需要土地供给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三农”问题来自土地,城乡统筹、根治“三农”也只能从土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耦合的制度进行。新制度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认为,“造成国家间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就是是否有一套好的制度能有效地减少社会运行的交易费用。若制度合理,则交易成本就低,交易也会较顺利进行,进而分工所带来的收益也就能顺利实现;否则,分工虽然能降低生产成本,但交易发生困难,分工带来的收益就会因交易成本过高而受损,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分工的收益”。
目前,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成为城乡统筹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有利于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顺利实现。
a)有利于农民财产收入,优化社会结构。目前,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一些城乡在土地置换过程中,土地交易的收入并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逐渐将农民赶离土地,成为制约农民收入的问题。一些地区出现矛盾事件,就是此类问题的反应;
b)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农村城镇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农民以土地入股城市发展,以土地进行城市建设用地的置换,一方面,为城市增加了可用工人,另一方面,城市市场扩大[3]。
1.3 城乡统筹要求土地制度改革
一方面,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城乡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另一方面,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日益暴露出众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土地渐渐减少。以湖南宁远县为例,据统计资料显示,以2010年该县GDP数据来看,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33元,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5 185元、3110元,比2005年净增7 460元和1 242元其差距为12 085元和5 857元,可见城乡发展存在严重差距。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扩大,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增大,城乡社会保障及福利的差距也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的存在使得农民难以改善自身较差的生活状况,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被严重束缚,与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从上述对比来看,城乡统筹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实现城市化,需要从土地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一方面,通过土地置换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农民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城市化,废除城乡界限,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2 对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两点思考
2.1 守住基本农田
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守住基本农田这一“高压线”。随着城市建设、工业用地、交通道路建设、矿业开采等,人均耕地减少,农民的土地渐渐流失现象严重。应当建立起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基本农田目标管理责任制度、质量保护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公示制度、动态监测和定期通报制度、信访举报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统计报表制度、标志牌管护制度、严格审批和占补平衡制度、变更、补划备案制度、地力建设和监测制度、保护考核奖惩制度。同时,安排国土资源系统对县域范围内的基本农田进行动态巡查,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信访接待室,做到有报必接,有接必查,查后必有结果;
2.2 探索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新机制
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要探索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新机制。
a)完善土地资源配置机制,明晰农村土地产权体系,使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更加明确,以保障农民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和稳定的保障周期内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外,还须积极研究物权化条件下的土地产权明晰举措,赋予农户完整的、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广大农民带来经济收益。要避免农户对土地的占有、抵押、收益、承包、转让、转包、入股、继承和优先承包经营等权利遭到侵犯,使土地收益成为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要避免政府的行政权对农户在承包期内享有的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的权利造成侵犯;
b)完善建设用地流转机制。(a)创新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转变土地性质,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私有性质的自由流转的改革,以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方式引导土地自由流转进入市场;(b)通过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分配土地流转的收益,以达到保障承包土地的农民合法的经济利益的目的;(c)对现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灵活性较强的股份制改革,变集体所有为法律上的按份共有关系,进一步明晰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切实保障集体建设用地的所有者、使用者、经营者等多个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c)完善农地流转机制。(a)在法律框架内对农民自发进行的形式多样的土地流转方式进行有序的规范引导。为有效的提高土地流转的效益还需注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发挥。对位于城市郊区的农户,鼓励农民用承包的土地进行入股经营,充分发挥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此促进农民增收。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新的农地流转模式;(b)规范土地流转程序。目前迫切需要对农民现有的土地承包的合同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强化。以鉴定书面协议的形式使口头合同要变成书面形式,要对土地流转的方式、数量、质量、期限、利用方式、流转费用以及复垦费的标准和支付的手段方式、违约的责任追究、土地到期后土地附着物的归属等事项进行符合法律法规的具体说明;(c)充分发挥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对社会各届成立形式多样的、以服务农户为主要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政府应给予鼓励支持。通过举办培训班、法律咨询服务避免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经济利益遭受损失以及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而造成浪费。
3 结语
正确处理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统筹建设,应牢固把握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目标,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利用土地制度改革,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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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城乡统筹 篇8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据统计, 1978—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增加了11416.1元, 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3453.4元。二十八年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从209元增加到8712元, 收入比也从2.57∶1拉大至3.28∶1。2004年, 世界银行报告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产生收入不平等性的各种因素及其原因, 认为城乡差距是第一因素[1]。城乡发展失衡严重、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已经直接影响甚至危及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
缩小城乡差别, 促进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县域经济是一种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的城乡兼容的区域经济。它地处城乡结合部, 是城乡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带, 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汇点, 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发展县域经济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保证, 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机制的重要载体[2]。
本文以县域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省烟台地区为例, 试图就改革开放以来烟台地区的城乡发展差异问题进行研究, 并重点就烟台城乡差异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县域发展战略, 完善城乡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2 烟台市城乡差距的对比分析
2.1 收入差距现状及其与全省、全国对比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发展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 城乡差距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 我国便是其中之一[3]。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909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 绝对数相差1076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60, 同期山东省为2.86, 而烟台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2.40, 比山东省低0.46,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0。从1992—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增长的幅度来看, 全国城乡收入比增加了1.02, 山东省城乡收入比增加了0.40, 而烟台市城乡收入比仅增加了0.06。无论是从城乡差距的现状, 还是从差距变化的趋势来看, 烟台市城乡差距都要小于山东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图1) 。
2.2 近15年来烟台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1992—2007年烟台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波动上升, 1998年城乡差距最小, 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4年的2.50下降到1.91, 此后再次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差距最大的是1994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0, 比1992年上升6.8%。因此, 我们可以把此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2—1994年, 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34上升到2.50, 增长率达到6.8%, 为稳步上升期;第二阶段从1994—1998年, 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50下降到1.91, 增长率达到-23.6%, 为快速下降期;第三阶段从1998—2003年, 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1上升到2.38, 增长率达到24.6%, 为快速回升期;第四阶段从2003—2007年, 在此期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38上升到2.40, 增长率达到0.8%, 为缓慢波动上升期 (图2) 。
2.3 烟台市城乡差距的空间分异特征
烟台市共有5区7市1县, 分析中采用2007年各县市区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市区与县级市城乡收入比差距明显。在城乡差距较大的前五位中, 市区就占了四位, 最大的开发区为2.49;在城乡相对较小的后七位中, 有六位是县级市, 最小的莱阳市仅为1.90。城乡差距较大的海阳市历年来都是位于烟台市欠发达县之列, 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较为落后, 大部分的农民都从事较简单的第一产业, 没有额外收入, 导致城乡差距过大。与其他县市相比, 芝罘区在餐饮和住宿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适宜农村居民从事的行业位居前列, 大部分的农村居民在从事第一产业的同时积极进行第三产业的相关活动, 导致芝罘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注:根据《烟台统计年鉴》2008统计整理, 长岛县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得, 故不在研究之列。
总体来看, 市区城乡差距较大, 县级市由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城乡差距较小。2006年, 全市县域工业完成增加值1041.9亿元, 同比增长32.9%, 占全市总量的81.7%, 对全市工业经济贡献率达到90.1%。由此可见, 烟台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要对县一级的建设发展引起高度重视, 摆到重要位置[4]。2008年7月6日, 在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理论研讨会上发布了“第八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与科学发展评价报告”, 同时揭晓了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 (市) 。百强县中烟台市共占5席, 排名最高的为龙口市, 列第13位, 其他依次是莱州市、招远市、蓬莱市、莱阳市[5]。
3 烟台城乡差距与县域经济的回归分析
3.1 建立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究诸因素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程度, 本文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X1) 、城市化水平 (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X2) 、工业化程度 (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X3) 、农民生活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X4)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县域GDP总量与市区GDP总量之比, X5) 等指标作为自变量, 以城乡差距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1990—2007年烟台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难以获得, 回归中使用了全国1990—200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 得到回归方程为:Yι=11.11731-0.00004X1-2.76601X2-1.11797X3-0.00045X4-10.1537X5, R2=0.8365, F=12.2749。
对模型结果进行检验:①方程显著性检验。给定显著性a=0.01, F0.01 (5, 16) =4.44, 显然F>F0.01 (5, 16) , 通过了方程的显著性检验。②拟合优度检验。从模型的运算结果可知, R2=0.8365, 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势度较高。
3.2 结果分析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 从以上5个影响城乡差距的因素中,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小, 其次为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 影响最大的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分析结果表明, 人均GDP每提高一个单位, 城乡收入比则会降低0.00004个单位;劳动力就业结构每提高一个单位, 城乡居民的收入相对差距就会降低2.76601个单位。随着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有利于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 也有利于提高其收入水平, 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比每提高一个单位, 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就会降低1.117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就会缩小0.000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越高, 城乡差距越小, 县域经济发展能显著缩小城乡差距。县域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为-10.15373, 与城乡差距呈负相关, 说明县域经济每提高一个单位, 城乡差距就会缩小10.15373个单位。与以上几个因素相比, 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是最大的, 县域经济大力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提高, 就缩小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
4 结论与建议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构建我国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物质基础。最大限度地把县域的发展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性措施来认真落实, 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和根本之道[6]。正确处理好县域经济的发展与缩小城乡差距, 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烟台市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较大, 对全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将有利于烟台市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加快全市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4.1 整合资源, 找准优势
首先, 烟台市发展县域经济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 依山傍海、气候适宜、环境优美, 自然资源丰富是烟台市最大的特点, 2004年获得国家首批“人居环境奖”[7]。其次, 烟台市发展县域经济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 水陆空交通设施便利, 靠近日韩, 是沿海城市发展带、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 烟台市发展县域经济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优势, 有粉丝、黄金、食品、机械等特色突出的产业集群;有地方性集群, 如葡萄酒集群围绕张裕公司、招远黄金集群围绕招金集团、莱阳食品加工集群围绕龙大集团、鲁花集团等, 大型名牌企业领军发展的态势良好[4]。
4.2 统一规划, 明确目标
县域经济不是县内经济, 也绝非单纯的县域内部整合。要跳出县域“小圈子”, 在半岛制造业基地、环渤海经济圈乃至国际制造业梯次转移的“大盘”中积极进行对接整合。近年来, 烟台作为胶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和半岛城市群的重要城市, 面对日本、韩国等的产业转移, 确立了“工业立市、制造业强市”的发展思路。在产业发展上, 主要以机械、电子、黄金、食品等四大支柱产业为重点[4];在产业布局上, 市域要以北部滨海产业带为依托, 构建集聚化的城镇体系。市区要加大空间拓展、组团整合, 形成大团块结构, 为做强做大中心城市提供空间保障, 逐步形成以韩日为主要方向的经济国际化战略、以空间集聚为导向的人口城市化战略、以强化区域优势为目的的龙头带动战略、以提高整体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协同战略、以培育都市连绵区为目标的空间发展战略、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8]。逐步形成立足东亚、接轨国际的开放式地域, 带动山东、辐射北方的强势龙头;空间优化、分工有序的都市连绵区;人地和谐、适宜居住的城市群体;城乡一体、文明富足的小康之地。
4.3 创新发展模式, 优化产业结构[9]
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已悄然开始,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兴起, 区域间竞争日趋激烈, 环渤海地区将成为投资的热点地区, 烟台市应及时抓住大好的发展时机, 利用自己良好的产业基础、发达的县域经济、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的环境优势快速稳步发展。首先, 要认真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着力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农村“路水电医学”和社会保障事业建设, 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其次, 要着力建设现代农业, 充分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 发挥农业的多重作用, 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实现粮食稳定发展。第三, 着力提升县域经济的特色优势。着眼于国际产业分工和国内外市场变化, 以市场为导向, 依据自然条件、资源和产业基础, 选择具有特色的优势项目, 培育特色产业群, 按市场需求培植特色主导产业, 以龙头企业带动支柱产业。第四, 要着力加快小城镇发展, 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建设一批综合实力强、聚集程度高、辐射作用大的小城市和中心镇, 使之成为带动县域和镇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第五, 抓好园区经济板块, 以园区为依托着力扩大县域对外开放, 改善县域投资环境, 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人才, 提升县域产业层次, 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 强化大企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4.4 关注“三农”, 扶持民营
关注“三农”, 不仅要关注他们的物质生活, 更要注重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村为单位建立居民图书馆、阅览室, 把更多的关于农业的知识、信息、技术带进农村, 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扶植农业, 辅助农民, 建设农村, 从而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要求。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根据各民营企业特色, 鼓励企业创新, 增强企业发展的动力;完善民营企业的管理服务, 优化产业环境, 形成良性发展的态势。
正确处理和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问题, 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 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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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喜红.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建设文明富庶新烟台[N].烟台日报, 2007-04-16.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9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已划定为城市的建设区域,但却保留并实行着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村社会管理形式的农村社区。
以上这类社区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同时城市建设也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化加速,城市用地急剧膨胀,将边缘地带的村庄及耕地也包围起来,土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蚕食”殆尽,村民的谋生手段也发生了改变,即出现了“城中村”。
“城中村”是自发的发展模式,村民建房各自为政,造成了今天城中村杂乱无章,环境较差的局面。“城中村”的失地农民也意识到环境问题,村庄面貌亟需改善,但是,其改造的社会、经济成本十分巨大,村民很难接受,从而产生了社会矛盾。针对以上情况,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和分析“城中村”的改造对策与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二、长治市“城中村”的现状分析
“城中村”的区位好,交通便利,房屋供应充足,房租低廉。“城中村”部分出租房屋是违法建筑,空间布局混乱,居住环境较差。
(一)人口特征明显,社会治安混乱
长治市外来人口大部分居住在捉马、附城、化家庄、史家庄、李家庄等村,给城市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加上出租房屋分散,管理力度不大,是社会治安事件的高发区。
(二)经济特征分析
1. 村集体经济形式混合存在
“城中村”村集体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尤其是土地出租、物业租赁为主业,经济收入依赖于租金和征地补偿金。附城村紧临长治市客运中心的位置,村庄主要收入靠租赁等,经济效益较好。化家庄村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有效地发展工、商、服务业,成为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来源。
2. 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
“城中村”经济已经逐步摆脱了传统农村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村民为了得到更多房租,他们总是压缩自己的生活空间,同时乱搭乱建私房以供租赁。这种“以地生财、以地收租”的情况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工、农、商的综合发展,使得“城中村”的经济重点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三)“城中村”规划出现真空,管理不到位
长治市“城中村”的规划处于真空状态,主要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迅速,城市的空间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划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两者相互缺少协调、沟通,以至于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相互脱节,两个部门各自为政,两项规划两张皮。有城市规划,而无用地计划;或有用地计划,而无城市规划,甚至有的仅凭土地文件搞建设,使得在原宅基地上无序建设,脱离了规划的控制和指导。
(四)“城中村”的土地问题
1. 土地利用率不高
“城中村”的土地利用处于混沌状态,土地使用者采取变通的手法套取土地。政府现在不允许农民宅基地内私自建房,土地部门虽然核发土地证明,但是建设部门不允许建设,造成“城中村”土地利用率不高。
2.“城中村”失地农民的生活令人担忧
长治市“城中村”的村民几乎没有耕地。以南关村为例,该村现在仅有耕地70多亩,承包户为14户,其余农民均无地可耕。失地农民靠蹬三轮车、拣垃圾谋生,已是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农民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各村因征地问题导致了许多村民集体围攻村委会,上访告状,甚至出现恶性事件。
(五)村庄空间布局杂乱,配套设施不全,建筑质量差
长治市“城中村”住宅大都是沿袭农村习惯建造的,空间布局杂乱。村庄道路曲折、狭窄,断头路多,许多地方不能通车,不能满足出行需求,生活质量差,更不能满足应急防灾所需。有不少“城中村”虽然通水、电、气等管线设施,但大部分管线都是明线,混乱布设,不成系统,污水横流;垃圾乱丢,公厕奇缺;没有菜市场,多为沿街道摆摊。
“城中村”的建筑类型新旧夹杂,质量差异大,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近期建造的钢筋砼结构住宅、质量较好,但仅占“城中村”建筑总量的20-25%,以二层居多。二是上世纪70-80年代建造的砖混结构住宅,占“城中村”建筑总量的60-75%,以一层为主。三类是七十年代以前建的木、石、土结构,陈旧破烂,占“城中村”建筑总量的3-5%。总体上看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土地利用率低,建筑呈无序分布状态,再加上近几年村民乱搭乱建出租房,更加影响了房屋的质量和村容村貌。
(六)“城中村”政策体制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体制逐步发生改变,但其核心制度如土地体制、就业制度、医保制度、住房制度等仍然存在“重城镇轻农村”的问题。长治市“城中村”在空间上属于城市的范畴,人口管理却仍然由村委会管理。
三、“城中村”改造的思路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
“城中村”改造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城市用地,优化城市空间,落实城市规划,而且更有利于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形象,推动经济增长。市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和指导,各“城中村”改造采用市场运作方式具体实施,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可与投资商联合改造,也可以通过招商等方式进行改造。
(二)加强规划管理力度,促进城乡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完善规划体系,扩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覆盖面,始终做到规划走在建设的前面。将规划管理工作延伸到“城中村”,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来指导“城中村”的改造,加快规划编制审批速度,缩短审批周期,为城乡协调发展保驾护航。真正做到合理利用土地,改善空间环境,促使村庄改造后能够融入长治市的整体环境中,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土地资源国有化,房屋产权清晰化
1. 土地国有化的管理
实施改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后进行管理,“城中村”建设土地的使用要符合“城中村”改造的详细规划。对转为国有的农用地,不得擅自改变用途,由原使用者继续使用。城市建设需要时,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给予合理补偿。“城中村”建设用地按下列方式供地:用于安置村民住宅用地、道路用地、市政设施用地、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置村民就业的企业用地,按划拔方式供应;其他商业、娱乐、旅游、商品房开发、企业等用地,按有关规定,以公开出让方式供地。
2. 房屋产权清晰化
“城中村”改造范围内的房屋应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核定的回迁房擅自出售、转让、出租、抵押的免除优惠政策,由土地、房管、规划等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罚后补办手续,补交有关税费。“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必须对房屋产权界定合法、合理,避免矛盾的深化,同时要符合房屋拆迁条例等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城中村”村民的利益。对于违法建筑要强行拆除,促进“城中村”改造的合理顺利进行。
(四)统一规划,分期实施,有计划地全面改造
对“城中村”改造的范围进行总体评价后,要进行专项调查研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法。结合当前长治市城市建设的需求,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改造村庄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做到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做到与城市的总体形象相协调,并与传统的村落风貌和历史文化特色相结合,丰富城市景观和城市的空间布局。同时,改造要引导村民就业,参与经济发展。长治市附城村的改造规划中,将原有街道取直作为城市次干道,临街建筑底层做商业设施,增加村民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还注意保存村中历史文化文物古迹等标志性的景观建筑,对村里的“老槐树”和府君庙的保护措施严加规定,延续附城村及至长治市的历史文化脉络。
四、“城中村”改造与城乡统筹规划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一)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经营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土地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资源,城市是土地资源最集约的利用方式。当前,“城中村”的土地使用存在一些问题,如土地的粗放使用、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流失等。大部分招商引资的项目不是按照规划进行的,而是“业主规划”,进而带来的是规划的局限性和短期性,而不顾长远利益。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防止土地资源流失。
(二)确保“城中村”改造的资金到位,专款专用
“城中村”的改造不但拆迁量和工程量浩大,改造资金需求量也很庞大,只靠政府的资金是不能支撑整个改造和建设的,应该更多地强调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和集聚化。加强资金的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必须保证到位。“城中村”的改造是开发商投资的按照规定进行优惠,该征收的要严格征收,以利于发挥各项资金最大效益。同时,在整个改造过程中要加强各项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腐败出现,加强对“城中村”改造中问题的解决,以利于发挥村民和村集体的积极性。
(三)“城中村”改造的相关社会问题
“城中村”的改造涉及面广,影响大,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保障村民改造前后的利益不受损失才能够推进改造,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教育政策等相关规章制度尤为重要。通过“城中村”的改造,真正做到既改善了城市居住环境,城市形象,更应做到村民变市民后,生活富裕,充实,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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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城市规划.2004/3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10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明显存在农村和城镇的待遇落差大, 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城镇推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这种规章制度让相应的参保对象得到的是不一样的保障和财政补贴。政府工作的不到位、城乡得到的筹资及保障的落差、提供医疗保障服务主体的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差异是导致医疗保险公平性缺失的主要原因。城乡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三维分立态势的设置, 使得两者的差距不断加大, 整合优化势在必行。
1 打破身份区域限制, 拓展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保对象
扬中市在上世纪90年代采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受益者包括市属及以上企业、国家机关单位, 这样算来参保对象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0%, 大概2.3万人。广大的乡镇企业职工及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村居民, 虽然有医疗保障的需求、具备相适应的经济承受能力, 但因为身份的限制而未被纳入医疗保障范畴。三年后, 国家开始增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范围, 扬中根据该市企业经济发展迅速、职工增多的情况, 打破常规, 把一些发达乡镇企业归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范畴, 得到了不少好的反响。2000年, 又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全市所有用人单位及其劳动者、自谋职业人员。全社会所有劳动者, 不论单位性质、个人身份, 只要能按期缴纳医疗保险费都可参保。2000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29693人, 2005年参保50367人, 2010年参保87059人。这一系列的探索实践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 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保障待遇水平。
2 因地制宜、创新险种, 按需分层分档为打破城乡差距提供制度平台
根据经济承受能力与医疗保障需求的差异, 单一的险种设计肯定不能满足不同群体人员的参保需求的实际, 按照筹资与待遇相匹配的原则, 设计了多档险种, 且不同的险种均具有开放性, 不以参保人员的身份性质为限制。
构建起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框架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险体系, 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民医保”。截止2009年底, 扬中市社会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达26.15万人, 占全市户籍人口的95.13%, 从而实现了覆盖层面的“全民参保”。在全体人群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 再考虑城乡不同群体医疗保障的整合接轨问题, 尽可能强调社会的公平性, 体现社会服务的均衡性, 符合社会医疗保险发展的方向。
3 逐步提高筹资标准, 最大程度落实保障待遇, 为城乡医保协调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和发展动力
逐步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补偿待遇。2004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筹资标准为1031元, 2011年提高到1908元。将基本医疗保险住院5000元以下费用段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 与5000-10000元费用段合并,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统一为在职85%, 退休90%。调高在职人员个人医疗账户划入比例0.5个百分点, 45周岁及以下, 45周岁至退休及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划入比例分别为4.5%、5.5%、6%, 仅此一项每年就可给参保人员带来300余万元的实惠。分别降低在职、退休人员的住院补偿起付线200元、100元。实行保龄与年度封顶线挂钩, 年度可结算医疗费用最高限额由20万元提高到30万元。个人账户实行一二分级管理, 二级账户新增助保、助医、抵个人支付、健康维护等功能。取消退休人员大病统筹金缴费。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自费补充保险, 参保人员住院期间使用超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的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用耗材、人工器官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由自费医疗补充保险金补偿40%。其次根据险种收支情况对住院医疗保险也适时予以调整。
同时, 争取财政支持, 逐步提高新农合、居民医保筹资水平。2004年我市新农合个人缴费50元, 三级财政补助20元, 住院费用按30%-65%的比例报销, 到2009年个人缴费50元, 三级财政补助80元, 住院费用按45%-65%的比例报销。同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100元, 财政补助100元, 住院费用按55%-70%的比例报销。两险种在缴费与保障待遇上基本趋同。对于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其保障对象总体而言都属于低收入群体, 保费都以政府补贴为主, 个人缴费为辅, 且保费与待遇相近, 2009年两者顺利地整合并轨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4 统筹兼顾, 多措并举, 制度整合时注重向弱势群体倾斜, 提高保障的普惠性
扬中在整合城乡医保制度的过程中, 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把解决“弱势群体”作为建设和谐医保的重点。一是积极扶持农村低保等特困群体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实现“应保尽保”。无业重度残疾人、城市低保人员以及农村五保户由市财政扶持参保;农村低保人员由市、镇 (区) 按6:4比例分担扶持参保;优抚对象由镇 (区) 财政扶持参保 (个人也不缴费) 。全市6523名困难人员已全部参保。二是完善大病医疗救助机制, 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待遇, 让困难群体享受更多的医疗照顾。三是与民政部门沟通, 建立实时救助平台, 符合条件人员均能得到实时救助。在保证救助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前提下,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受到老百姓的好评。
5 强化政府职能, 明确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中政府的职责
新医改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容应该有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要协调城乡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他们平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一是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国家要想办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使百姓得到财政上的支持, 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拥有平等待遇, 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且还要帮百姓得到公平的医疗保障和择保的权利, 实施他们的权利, 达到所有百姓受益的目标, 增强国力。二是政府是风险承担者。随着“道德风险”“无限责任”加重。目前,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实行的是自愿参保原则, 客观上存在参保人员“有病参保、无病不保”的“道德风险”。同时, 政府承担着社会公众医疗保障的“无限责任”, 公民如果生病或陷入困境都会增加国家的负担。所以, 政府部门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就必须实事求是, 依据公民的经济能力规划出适合他们的医保政策, 而且还要有法律的保障, 实现参保者的权利和义务。三是政府是实施整合的总指挥。实现医保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是曲折的, 需要在研究中前进。大体上来说,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医保政策、医保管理机构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整合, 达到医疗保障资金的统一落实, 即完成普及医疗保障、人人有医保的任务。细节上来讲, 实现城乡一体化需要构建医保管理、医疗政策和卫生资源的共享体系, 也就是说借助财政部门、卫生部门、医保经办、参保人员、人社部门等的力量, 全面支持, 大力发展。
参考文献
[1]WHO,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http://www.who.org.
[2]吴成丕.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的公平性研究[J].社会保障制度, 2003 (9) .
统筹城乡与城乡差距 篇11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共生机制;共生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8)01-0009-04
Microscopic view on overal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Viewpoint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ENG Jian-fang
(School of Business Planning,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As the microscopic view on urban-rural harmonious co-existence,the co-existence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based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not only helpful to upgrading total supply chain competence to realize win-win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farmers but also is of deep significance to realizing urban-rural coordinative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forming mechanism and consolidating path for constructingco-existence relation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farmers and points out that constructing good co-existence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existence rel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Key words:supply chain management;supply chain related to agriculture;co-existence relation;co-existence mechanism;co-existence path
一、引言
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1]。在农业领域,则表现为涉农供应链与涉农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涉农供应链是以伙伴式的共生关系为纽带,以实现整体利益或增值为目标,由农户、涉农企业以及顾客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性柔性网链结构模式。与此相适应的供应链管理则是以整体、集成和协同思想为核心,以有效响应市场需求、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通过整体最优来提高成员各方的竞争力或福利水平。供应链管理(SCM)作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背景的创新管理模式,其崛起客观上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拓宽了竞争的微观管理视角,并引领整个农业及涉农产业走向全面协同和塑造核心竞争能力的时代[2]。
之所以如此,从最具能动性的因素看,是供应链管理环境下农户的主体地位也同企业一样得以凸显,真正实现了“1+1>2”的功效。在供应链管理环境下,所要解决的已不仅仅是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要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是要解决整体竞争的问题,不是实现企业或农户单方盈利的问题,而是以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总体效益实现企业与农户双赢为目的(实际上是多赢,这里只强调企业和农户),而这些,无不预示着企业与农户合力而为、共生共存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大政策,为工农业交融发展创造了条件。作为城乡和谐共生的一个微观体现,供应链管理环境下企业与农户共生不仅有利于实现整个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企业与农户共赢,而且对于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内涵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1879年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提出。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随着共生研究的逐渐深入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不为生物学家所独享,逐步引起人类学家、生态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甚至政治家的关注,一些源于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在诸多领域内正在得到运用和实施。甚至有社会学家提出,当今人类社会正迈入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3]。
农户与企业作为农产品供应链中上下游的两个节点,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上游农户产出的农产品作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经过加工或流通增值,转移到顾客手中,农产品的质量、稳定的供货直接关系着后续环节乃至整个供应链的成败,而企业对原材料的持续购买则为农户提供了稳定的市场。而且,在这种上下游的联结中,由于农户专注于农产品生产,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两者优势互补、密切协作,极大地提升了整个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实现农户与企业共同进化。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有别于传统的企业与农户关系,它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供需基础上的基于各自核心专长的战略外包和战略协同的企农关系,它更强调“互补性”、“协同性”、“增值性”和“共赢性”。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它反映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源于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而日益密切的同一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依存关系,能在专业分工与优势互补中促进供应链向更具竞争优势的方向演化。共生过程是企业与农户为准确响应市场而达成的共同进化过程,也是依托供应链这一共生体,按供应链管理的内在要求产生新的共生能量,推进共同进化的过程。共同激活、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共生为企业和农户提供理想的进化路径,这种进化路径使企业和农户在相互激励中共同进化。
(2)协同是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本质特征之一。共生并不排除竞争,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有所不同的是,企业与农户的共生不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厮杀,而是相互吸引和相互合作,不是各自性质和状态的丧失,而是继承和保留各自的性质和状态,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3)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反映了农户与企业作为供应链上下游成员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关系,其产生与发展是物质、信息和能量关系作用的直接结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体现为共生经济要素的供求关系,这种关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利益关系,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利益关系作用的结果,一旦利益关系消退或消失,这种关系就消退或消失。
(4)供应链管理环境下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影响整个供应链的存在与发展,还会影响链外的其他企业和农户的存在与发展(积极的、消极的或中性的示范效应)。
(5)进化是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对称性互惠共生是进化的一致方向,正因为如此,以企业与农户为基本细胞的组织以及人类社会才不断得以进化。
三、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强化路径
涉农企业与农户的共生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接触交易阶段,双方更关注合作中交易的价格;(2)相互信任阶段,涉农企业更关注农产品品质,农户更关注涉农企业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般情况下价格稳定);(3)合作联盟阶段,双方更关注整个供应链竞争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一个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发展模型,模型中,纵坐标代表共生伙伴参与程度,横坐标代表共生程度。模型表明,随着共生程度的增强,共生伙伴中的一方参与到另一方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涉农企业作为供应链的核心成员参与农户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两者信任关系发展的过程。通过类比供应链中信任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过程[4],我们不难得出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路径。
1.涉农供应链共生关系的形成机制
将共生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规范型共生、特征型共生、过程型共生。规范型共生产生于建立一套激励涉农企业与农户采取合作行为、阻止两者之间相互欺骗的规范,以增加合作的收益,提高欺骗的成本;特征型共生产生于涉农企业与农户之间在地域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相似或相近;过程型共生产生于行为的连续性,长期持续和可靠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相互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涉农企业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现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大户”、“能人”、“优势农户”,这类农户可以看作“微小企业”。可见,由涉农企业与农户构建的供应链可以看做是工业型供应链的一个特例)、构建并优化供应链的过程中,上述三种共生机制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规范型共生。对于涉农企业而言,拟订一个能够确保与农户实现双赢的供应链协议是建立规范型共生的基础。协议拟订过程中,应与农户进行充分协商,必要时还要听取农户代言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政府)的意见。协议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以利益共享为纽带,是企业与农户和谐共生的关键。没有合理分享,就没有企业与农户的和谐共生。作为供应链核心的企业要把农户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要让农户不仅能得到一次销售的收益,还能分享加工增值、二次销售的利润,只有这样,才会有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长远获取,才能真正推动供应链的发展;第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规定违背协议受到的惩罚,加大欺骗和逃逸的成本,稳定供应链的合作关系。
(2)特征型共生。本土成长起来的涉农企业,或与当地文化充分融合的外来涉农企业,由于相似的地域文化形成的地域情结(其企业文化更容易被农户认同)能够使供应链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或挑选合适的农户,农户的合作、开拓意识也可看做一种“微小企业”文化),并能减少矛盾和冲突,强化共生关系和合作行为的连续性。
(3)过程型共生。供应链中的共生关系是一个动态强化、相互诱导的过程。如果涉农企业与农户之间彼此合作,随着相互关系的发展,供应链整体收益和链中成员的收益都得以提高,共生关系会进一步深化。此时,为了长期享受供应链整体竞争力提高所带来的收益,避免重新寻找合作伙伴、加入新的供应链可能导致的损失,涉农企业与农户往往会珍惜已有的合作关系,而不会对对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也不愿从当前所在的供应链中逃逸出去,且自觉强化对供应链的向心力。但如果一方利用委托代理关系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实施欺骗,则必然对对方产生相反的诱导,使共生关系恶化,供应链稳定不复存在,甚至出现供应链重构。
2.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路径
涉农供应链中共生关系的发展遵循一条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路径(如图1)。涉农企业在供应链构建之前,要尽可能挑选素质(文化素质、市场经济素质、信用程度)较高,具备一定合作、开拓意识和实力的农户(即前面提到的“大户”、“能人”、“优势农户”)作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以便更容易建立特征型共生关系,减少志趣相异导致的猜疑和摩擦。随着供应链协议的生效,涉农企业与农户通过磨合期加强相互交往和了解,在双方遵守协议、信守诺言(农户按要求生产、企业按协议价收购以及按协议返利)的过程中,共生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已经签订的供应链协议可能存在纰漏,但只要双方本着真诚、长远合作的态度,就可以对协议进行修订完善。正如协议不断完善一样,涉农企业与农户的分歧逐渐缩小,合作意识增强,逐步实现共生融合(特征型共生加强)。如此不断深化,共同致力于改进供应链管理绩效。
图1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形成与强化路径示意图
四、营造共生环境,促进涉农供应链发展
涉农企业与农户共生关系的维系和强化是涉农供应链构建、发展的关键,因此,营造有利于共生关系发展的良好共生环境非常重要。
1.完善契约。在实行伙伴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建立供应链共生关系,在充分协商、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签订并完善供应链契约(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并严格遵守。涉农企业与农户都应发扬契约精神,对对方负责、对长远利益负责、对整个供应链负责。
2.增进互信。加强涉农企业与农户的相互参与,在参与中增进了解和信任。如涉农企业帮助农户改善生产条件,预付定金、贴息贷款,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服务,利润返还等都能极大地赢得农户的信任。在市场波动时,涉农企业的让利于民更是建立互信的关键(农户的合作也很重要)。
3.文化培育。文化素质的高低对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共生合作关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涉农供应链的文化培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和乡村文化建设两方面。企业文化建设应着重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涉农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要与“兴农”联系在一起,做到“己以为人,己以予人”,才能实现“己愈有,己愈多”的目标。目前,乡村文化建设作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包括实用技能培训、市场经济培训、精神面貌改善在内的乡村文化建设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农户的小农意识,大大提高农户的生产素质和市场经济素质,有利于合作精神的培育,也有利于吸引更多合格的农户参与到涉农供应链中来。
4.组织保障。农户作为涉农供应链中重要但处于弱势的一方,需要有代表自身话语权、维护自身权益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借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能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获得技术支持、资金便利和更多的产业链利益。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能有效约束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使其更注重集体得益而不是个人得益,有利于与涉农供应链保持战略协同。对于涉农企业而言,要积极倡导企业协会建设(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营造学习氛围,培养企业大局意识、品牌意识,约束企业不良行为,避免恶性竞争。
5.政策支持。首先,政府要本着开放、公平、竞争的理念,尽可能的吸引多个不同的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当地的涉农供应链竞争,使作为供应链核心成员的涉农企业切实担负起带动农户致富的责任,并从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着手,为其营造宽松的投资发展环境,以此为基础,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使其真正具备引领供应链发展(协同、增值、共赢)的实力。其次,政府要大力营造“与农共生”(政府与民共生、城乡共生)的社会氛围(为企业与农户共生提供表率)。如: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政策和法律环境保障;通过政府补一点,龙头企业拿一点,从基地农户的销售收入中提一点等筹资渠道,建立风险基金,搞好农业自我保护;改善农业投、融资环境,改革户籍制度、农地流转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扶持发展“大户”、“能人”、“优势农户”,引导其走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化经营之路。
总之,在供应链竞争时代,单纯的企业(或农户)发展战略不可能实现企业与农户两个合作主体中任何一个的和谐、稳定发展,唯有建立在共生关系基础上的共生战略才是企业与农户的理性选择。企业与农户的和谐共生实际上是企业与众多农户的和谐共生,会带动某个区域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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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篇12
一、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不同的学科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给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无论不同学科的出发点多么不同,但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不外于四个方面:(1)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2)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3)城市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4)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其中,城市化最根本的标志应当是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因为只有广大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居住于城市,就业于二产或三产,并且享有同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才不至于将城市化简单地理解为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才能在城市化过程中始终看得见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因此,探讨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不能脱离农民生存、生活的城市化过程和水平。
从现实的路径看,我国的城市化过程基本上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城市边界和功能的不断拓展,即随着城市的扩大,大量市郊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二是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三是农民直接造城,如著名的中国第一农民城——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就是农民自发在一大片农田上缔造的一座繁华的城镇。正是这三种形式的交互作用,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但是如果以“农民向市民”转化程度为视角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虽然城市化过程不断加快,但农村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民并没有得到与城市及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条件,更没有达到与城市同步发展的结果。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新时期的农民问题。
1、城市拓展中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众所周知,对农民而言,土地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从学理上说,国家征地对农民的补偿应该是对土地双重功能的替换,即作为对生产资料的补偿,需要解决农民的经济补偿和就业安置;而对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偿,就是要保证失地农民能被纳入当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而且只有使土地征用后的补偿收益与征用前的种植收益基本对等,才能体现国家和政府在征地中的公平。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征地补偿过程并没有把土地的质量和土地的投入情况等因素考虑进去,农民用土地换得的补偿收益普遍低于土地的种植收益。可以说,为城市化提供土地的失土农民利益非但得不到保障,甚至存在着被加速掠夺的倾向。
2、离地农民(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虽然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民工”的辛勤劳动,但他们只是就业于城市却长期处于候鸟式生活状态的农民,无法享受真正的市民生活。首先,在身份上,他们只是尴尬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这意味着无论他们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什么,“工”的身份只是权宜之计,而最终的归宿是回归农民。其次,在权利上,他们作为建设城市的永远的“过客”,一直被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无法像市民一样享受医疗、子女入学、养老及其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保障。再次,在生活状态上,由于收入和闲暇时间上的局限,他们始终是城市生活中最贫困、最弱势的边缘一族。最后,在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上,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心里层面,无法形成一般市民间的正常平等关系,始终存在一种天然的隔阂和落差。
3、纯务农者的收入提高极其困难,城乡收入差异正在迅速拉大。
虽然在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背景下,农民的负担已经被减轻,农民的收入得以快速提高,但由于天灾、市场机制及传统农业等因素的制约,纯务农的农民收入提高极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不断拉大。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②而且差距同样体现在农民内部和地区间的不同。无疑,这种差距是农村和农民城市化发展的基础性障碍。
二、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根源
城乡统筹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仅有悖于实现现代化的初衷,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其原因既是多元的也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二元化的社会体制机制和大量歧视性政策。我国二元化的社会体制机制和歧视性政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中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劳动力就业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四大方面。
1、二元户籍制度。
这是我国二元化社会体制最突出的表现。作为一个国家对人口进行有效管理而实施的制度规范,我国长期以来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把人口划分成两部分,在出生、死亡、流动、迁徙、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上采取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进行特殊的管理。由此一方面将农村人口固定在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以缓解农村人口对城市的压力。同时,也为国家最大限度地控制农村社会、汲取农村资源奠定制度和组织基础。虽然这种二元户籍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长期积累阻碍了城市尤其是农村的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不利于我国农业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2、二元化土地制度。
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城乡分治、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土地制度。一方面,农村与城市土地分属不同的法律约束,由不同机构管理,形成不同的市场和权利体系。另一方面,只要涉及农地变为社会用地,就要通过政府征地,政府成为农地转为市地的唯一仲裁者。③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显现的是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残缺。它与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城乡统一市场的大方向是相违背的,尤其对城乡统筹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
3、二元化就业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把就业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而没有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农村劳动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享受不到国家扶持的职业技能培训,即使最近国家和一些地方出台了农民工培训规划,但是无论是从资金数量还是从培训规模上比,与城镇职工还是有很大差距。()另外,国家没有将农民工的管理纳入到城市综合管理中,所需经费由进城农民工负担,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上的不平等。在户籍制度和与户籍相连的就业制度作用下,城市管理部门制定了对于职业进入的种种限制,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低的现实,使农民工被排斥到了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而且“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普遍。
4、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
诚如黄英君、郑军所认为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初步确立了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比较完整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却没有构建起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使现行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实行“逆方向再分配”,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⑤与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体系相比,农村居民的养老体系无论在覆盖面、享受水平和制度保障等方面都存在着天壤之别。更直接地说,除了少数发达农村和60周岁以上的老人外,绝大多数的农村和更广大的农民并没有任何保障性享受。这种状况无疑有悖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向。
三、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变革城乡二元分割,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突破政策障碍,进行政策创新,这种突破与创新除了国家层面的思考和努力外,地方政府无疑是最重要的推手。围绕新的农民问题,地方政府需要更多的政策创新。
1、补偿政策。
征地是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发生,不可避免的现象。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系于土并务于农,土地不仅仅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是他们最重要的长期保障,因此,征地补偿政策必须确保基本价格至少足以填补失土农民养老、医疗、失业三大基本保险的费用,这也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最低要求和标志。但是按照现有的征地补偿政策,征地是以土地生产价值为基础定价的,其价格根本不足以让失地农民享受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主要社会保障,其间的不合理是非常显见的。以浙南农村为例,由于土地资源短缺,一般三口之家只能有一亩土地,而每亩征地价约七万左右,这点补偿甚至不足以购买一家三口的医疗保险。因此,为确保前期失地农民的利益,基于政策的延续性的考虑,必须在征地价上附加收取统一的农保基金或在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农保基金恐怕是最佳的办法。
2、拆迁政策。
在城市拓展过程中,拆迁工作无法回避,也是导致政府与农民矛盾的敏感诱因。在以往的拆迁中,一般以项目为核心组织拆迁,这种拆迁方式存在的问题是:(1)项目主体只顾当前不管长远;(2)拆迁政策政出多门各行其是;(3)农民建房时序不一,规划混乱;(4)村留地安排东拼西扯落地无期,其结果是农民建房长期不能落实、村留地开发无限期拖延、村集体经济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城中村大量存在、城市形象得不到改善、征地及项目落地日益困难。对此,拆迁政策首先要确立以民为先,以失地农民安居乐业为基础,以政府和失地农民双赢为目标的拆迁理念。如在项目批地前,必须首先解决相应的农民建房和村留地用地指标,任何项目落地时,必须同时解决农民建房和村留地落地,以利取得最大的支持。其次,要大力推动整村拆迁、统一征地、优先安排村留地的拆迁方式,通过整村拆迁改善失土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确保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
3、安置政策。
安置政策关切的是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关系着失地农民未来的基本生存保障。如果失地农民既缺少失业保险,又没有就业安排,必将成为无业游民。长此以往,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也无法融入现代都市社会,最终将成为社会问题。因此,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局限于纯住宅的安排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一般来说,农民就业问题并不是政府可以大包大揽的,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创造足以解决众多农民就业的职业,另一方面,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见得都能适应政府提供的职位,因为农民在就业过程中并没有优势。所以发挥农民自身创业的热情和优势是一个经济且有实效的选择。这就要求政府在考虑农民生活空间的同时考虑其生产空间,即为失地农民创业转业提供空间基础。比如在进行农居建设时,允许农居提高底层高度以建设商铺;在推进立改套时,规定节约的宅基地面积全数返回给农民发展二产三产;在安排城乡发展规划时同时考量城乡居民的生活、生产、生态三大空间。
4、土地政策。
如上所述,二元土地制度带来的问题是,城镇区以及城镇发展规划区的土地往往同地不同权,同地不同价,加上用地性质的限制,农民创业转业受到土地使用权限方面带来的制约,严重影响他们的转业创业。当然,二元土地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变更的可能,作为地方政府,要考虑的是如何进行体制框架内的创新。首先,在国家批准的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可以通过工程推进、土地征迁、村庄整治、立改套各种方式加快统一各类土地的所有制。其次,在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地区,考虑到农民增加收入的要求和离乡不离土、务工又务农的特点,实施集体土地功能分离,建立工业点以满足农民创业转业的要求。
5、反哺农村政策。
在统筹城乡、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导向。所谓城乡一体化实质上是要实现体制的一体化,而不是最终消灭农村。因此统筹城乡发展:(1)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网、供水网、供电网、污水网、环卫网等。实际上,农村这些基本设施的投放和建设,受益的并非只有农民,而是全社会。以供水网建设为例,水源地保护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要求,而只有为农村、农民建设好供水系统,改善、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有效地保护水源。(2)采取一系列政策倾斜和帮扶活动,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3)加快农民“三保”建设。所谓“三保”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从根本上消除农村人口后顾之忧,尽量拉平城乡在社会福利层面的差距和不公。
总之,城乡统筹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地方政府的认识和政策创新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质量和进度。
摘要:当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城市拓展中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离地农民(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生活、纯务农者的收入提高极其困难等问题堪称新农民问题,形成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包括户籍、土地、、就业、保障等方面的二元化的社会体制机制和歧视性政策。而解决这些体制问题的目前策略关键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化,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王放:《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2]薛志伟、冯其予:“回眸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经济日报》[N], 2010.01.22。
[3]刘守英:“中国的二元土地权利制度与土地市场残缺”,《经济研究参考》2008(2)。
[4]江文胜:“化解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弊病的对策”[J],《红旗文稿》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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