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的成都

城乡统筹的成都（通用12篇）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1

2007年6月, 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项战略布署要求两地“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 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大胆创新, 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从2003年起就试图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两个“改点”上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成都市, 五年来一直围绕“统筹”这两个字向着农村改革的纵深区突进, 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急先锋”。

“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

“工业向园区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源于四川省委提出的“三次产业互动, 城乡经济相融”的构想。这“三个集中”是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统筹推进的基本方法, 其目标在于通过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构成的“三化”, 创造和谐交融的新型城乡形态, 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远郊区邛崃市羊安镇是推进“三个集中”的缩影。3年来, 羊安镇将新引进的40个工业项目集中到工业集中区, 创造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工业集中增加了岗位, 农业规模经营提供富余劳动力, 农民向城镇集中则为工业园区和规模经营提供了基础。

羊安镇仁和社区已入住236户农民。社区设有篮球场和健身路径, 还有图书馆和免费网吧, 周末, 20多台电脑前坐得满满当当, 都是农家孩子。社区党支书雍长清说:“农民集中居住, 就是一起向城市生活过渡。”

与“三个集中”相衔接和补充的是“三大工程”, 即农业产业化经营工程,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 农村扶贫开发工程。从近郊到远郊, 直到最偏远的角落, “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使众多农民的命运发生转折。

大兰村是龙泉驿区最偏远的山村。2005年水果丰收运不出来, 200多名干部用手推车拉了3天, 农民还没挣上钱;2006年大旱, 政府给群众送生活用水就花了400多万元, 人称大兰村为“大难村”。去年7月, 大兰村与相距30多公里的城郊村龙华村合并, 1654位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建的公寓楼。

针对这些实践案例, 四川省委主管官员介绍了“三个集中”促进“三化”联动的具体思路:

一是推进工业集中发展, 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保护环境, 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 进一步增强工业引擎。将原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 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 归并为21个主导产业突出的工业集中发展区, 目前入驻企业1470户, 工业集中度达65%。

二是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 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转变。按照“宜聚则聚、宜散则散”的原则, 因地制宜建设农民新居工程, 五年来新建城乡新型社区602个, 38万多农民入住, 全市城镇化率提高到63%。今年4月成都市出台的《促进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意见》, 曾引起广泛的议论。它首度将“成都籍农民工”纳入了经济适用房与限价房的申购人群。4月24日, 成都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成都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申购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 其中涉及进城务工人员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资格条件、审核资料、房源保证及档案管理等细节。执行细则的出台, 意味着成都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对非城镇户口的正式“破题”。

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畴, 不仅突破了住房保障的户籍限制, 更让农民工在“进城”迁徙的过程中能够无差别地享受住房政策, 这对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从2003年开始, 成都市针对被城乡二元体制“伤害较深”的农民工群体, 特别推出了与城镇居民无差别的“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针对征地“农转非”劳动人口, 推出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险”;对尚有耕地的农民推出了“新型农民养老保险”。将户籍限制的突破, 与落实社会保障的衔接、充分就业及住房保障等, 在改革措施中捆绑设计、统筹考虑。

三是稳步推进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推进土地向农业龙头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植大户集中, 目前全市43%的耕地面积实现了规模经营, 培育规模以上龙头企业61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911个, 带动农户面达65%。

乡村“资本潮”涌现

近五年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 成都市今年初以“确权赋能”为着力点, 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得以完善, 生产力进一步解放, 耕地得到保护, 为新一轮农村改革找到了“一条很好的出路”。

“确权赋能”, 是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 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 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这一举措着眼于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不仅落实了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 而且为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了市场环境。

成都市已给农民下发了“四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即宅基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集体林地使用权证》。

与“四证”同时发给农民的还有“两卡”, 即耕地保护卡和养老保险卡。成都市和下属区县市两级财政每年拿出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 耕地保护补贴标准为基本农田每年每亩400元, 一般耕地每年每亩300元, 扣除10%的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 打到农民“耕保卡”上的数额分别是360元和300元。根据本人意愿, 也可选择将耕保补贴转到养老保险卡, 抵扣保险费。

农民可查询“耕保卡”上的金额, 但不能领取。成都市规定农民男到60岁、女到55岁, 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自己的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 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 否则将予以扣除。目前, 各村均成立了耕地保护协会, 小组成立了分会, 专门设有耕地保护义务监督员。

今年4月18日, 瓦窑村59岁的农民冯正昌领到了“两卡”。他家5口人, 共有5.5亩承包地, 去年“耕保卡”里有2450元, 抵扣4个人每人480元的保险年费, 目前“耕保卡”还结余530元。他说:“这个办法好, 耕地年年要保护, 如果你破坏了, 或者租你地的人破坏了, 你就得不到耕保金。”

截至目前, 成都市206个乡镇参加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共涉及农户58万多户, 已有60%完成入户摸底调查, 45%完成土地测绘, 27%完成确权方案公示, 11%完成确权颁证。按目前进度, 估计两年内全市可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在确权到户、耕地保护的前提下, 成都市尝试推动农村产权流转, 促进农村资源向资本转变。目前, 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集体林地使用权等“四权”流转。截至8月底, 全市在确权颁证后实现产权流转10917宗, 金额1.3亿多元。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2

转载日期：2012-7-17 23:48:00 来源：互联网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第一期市厅班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五个统筹”之首。2003年以来，成都市紧紧抓住城乡发展不协调这一突出矛盾，着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探索和改革。2008年，成都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是如何有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对河北有什么启示？带着这个问题，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第一期市厅级干部进修班赴成都进行了考察。总的印象是：成都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观念新，规划高起点、高标准，一步到位；思路新，对政策理解把握准确、对接合拍到位；模式新，公正合理，各方面利益兼顾；措施新，城乡规划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成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经验，可以这样概括：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产业发展、市场体制、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一体化）、四大基础工程（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此外，还有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健全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机制、为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创造条件、科学规划城镇规模化发展、统筹城乡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坚持“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原则，因地制宜地建设农村新民居等。

成都是西南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又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就河北而言，我省中小城市众多，尚无一个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堪与成都相比，不可复制效仿成都的发展模式。但是，他们坚持城乡统筹推进的新农村建设理念、改革创新精神、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加快河北城乡一体化发展，全省上下应牢固树立“城乡统筹、系统推进”的管理指导思想

成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不是就农村说农村、就城市说城市，而是遵循“城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城乡发展必须统筹推进”的现代化规律，把城市和农村统筹考虑、三次产业联动发展、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配套推进，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新型城乡形态，即“城市是现代城市，农村是现代农村，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现代文明和历史文明交相辉映”。其中，产业发展是支撑，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均衡配置是保障。成都的实践启示我们，河北推进城乡一体化不能单兵突进只注重城市发展，必须同时注重整个市域范围内的统筹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的完善，必须同时注重城乡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不能只注重干部群众素质的提高，必须同时注重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深入推进以三年大变样为主要抓手的河北城镇化战略，打破城乡规划、投入、建设分割对立的局面，通盘考虑、调整优化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在内的所有资源。坚持把统筹城乡的思想贯穿于发展规划、工作部署、政绩考核等具体工作中，确立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同时从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户籍管理等方面，采取强有力措施切实推进，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新型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共同繁荣。

二、用科学规划统筹城乡发展

实施城乡规划“全覆盖”，做到“思必循规划、行必遵规划、效必合规划”。成都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立法地位非常突出，真正做到了事事以规划为龙头，严格以规划“办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从城区到乡镇村落，从工商业、农业到旅游业、文化产业，都有“发展宪法”，并且形成了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按照尽快适应城市规划由单纯技术规范向公共政策转型的要求，河北省各市要将农村发展（从市到区、县，再到乡镇，直至到村、社区和农民集中居住区）纳入全市发展的管理框架之中，城乡规划要“全域覆盖”；城乡交通要“全域畅通”；城乡社会公共服务要“全域均衡”；加大投入、扩大投资，项目要符合“全域科学发展”的要求，把城市化发展定位于新型城乡形态，让市场要素在市域内无障碍流动，把政府可调控资源在“全域”内向低位倾斜。眼下应抓紧做好两件事：其一，加快出台《河北省城乡规划条例》。编制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的衔接工作，保证城市空间布局、资源调控、产业集聚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待时机成熟，将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三规合一”。进一步建立健全规划监督管理制度，完善行政监督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和公开通报制度，将法律、行政、社会和科技手段有机结合。其二，各市、县（市、区）设立城乡规划委员会，形成“统一规划、属地管理、分级审查、强化监督”的城乡管理体系。改革规划管理体制，切实提高规划执行力。

三、着力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城乡一体化，与京津发展规划自觉对接、主动对接，统筹城乡发展

地处成都近郊的锦江区三圣街道办事处，根据红砂村、万福村、驸马村、幸福村和江家堰村的不同文化特色，加强统筹规划，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针对成都的消费市场需求，大力发展观光农业，走休闲经济之路，分别打造出“花乡农居”、“荷塘月色”、“东篱菊园”、“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五大景观区域，被誉为“五朵金花”。目前已初现创意村、画家村、雕塑村、摄影村、民俗村雏形，使旅游成为载体，文化塑造灵魂，达到了人气旺，旅游热。这些做法对河北的启示是，要做好环京津这篇大文章，毗邻京津县（市）在区域功能定位、建设项目的选择上一定要坚持市场导向，坚持文化先行，注入文化因子，紧紧围绕京津市场消费需求，主动融入京津城市生活方式，突出河北人文特色策划项目，形成项目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产业发展为农民就业提供机会、就业为农民变为市民创造条件的良性循环。省市有关部门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从加快京津冀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高度，自觉主动地与京津发展规划对接，以合作共赢的思维策动谋划京津冀区域城乡一体化的破题之作,开拓环京津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新空间。在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跨界交通基础设施对接、京津冀产业合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接方面实现新突破。积极推进三方在建设规划、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生态文明全方位合作发展。

四、从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发力攻坚，加快破解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障碍，以改革增活力、促发展

成都是全国唯一在城乡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略有下降的特大中心城市。他们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始终把加快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实施了农村集体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及颁证工作，建立了市、县、乡三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和产权流转机制，形成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率先在全国创设了耕地保护基金，市、县两级财政投入26亿元，为保护耕地的农户每年分别按基本农田400元/亩，一般耕地300元/亩的标准发放耕保金，用于补贴农民购买养老保险，通过建立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新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少，粮食生产能力不下降。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开展了村镇银行试点，组建了市、县两级农村产权流转担保公司，建立了利用农村产权作抵押担保融资的机制，促进了农村产权“资本化”。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自上而下组建了现代农业、小城镇建设、农业物流等投资公司，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比较好地解决了统筹城乡发展中“钱从哪里来”的难题。针对河北的情况，我们建议：可考虑将石家庄、廊坊作为我省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先行一步、率先启动，探索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方法和路径。其要点：一是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适度放开户籍限制，全力解决农民迁往城镇后的就业、社保、医保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使附着在户口上的二元差别和利益关系逐步剥离，真正打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通道。二是着眼于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力度，积极稳妥地开展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保障、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的试点工作，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四是以市场化为突破口，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化运营机制。搭建城乡一体的投融资平台，成立农村产权交易所，为林权、农村土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流转以及其他农村产权流转和投融资提供优质、高效的专业服务，推动农村产权的合理流动，农村资本的有序流转，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

五、通过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有效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

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之所以能得到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的自觉认同和鼎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成都市始终注意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作为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公平的着力点，并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文体、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农业生产服务、社会管理等七个方面)，按照新型基层机制，专项资金的使用，完全由村民民主议定、民主监督、民主评议项目，实行“财政下乡，民主决策”，由此加长了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借鉴成都的经验，我省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社会事业向农村延伸。把公共资源更多地投向农村，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完善政府支持方式，采取财政贴息、资金补助、税收和贷款优惠、提供政府担保等方式，引导多种经济成分投资城乡一体化建设，鼓励和扶持各类工商企业进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各类开发性建设。加快城乡信息服务一体化步伐。按照“统规、统建、统维，共享、共用、共生”的原则，切实发挥信息化为农服务的重要作用。推进城市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进入农村，实行城市的医生、教师和技术人员到农村轮流换岗，努力构建城乡一体、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和改善农民生活。

当前，河北省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有利因素不断增多，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条件正在走向成熟，部分地区基本具备条件。但也要看到，我省城乡二元结构仍很突出，各地之间发展也很不平衡，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还在扩大，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依然存在，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既要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创造性开展工作，又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尤其是农村新民居的建设，一定要充分考虑村庄特点、居民生活习惯、地形地貌、生产方式、经济文化等因素，特别是务必尊重农民意愿。（执笔：张建国 刘万玲 孙继民 陈春利）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3

在成都市新津县，依托县、镇（乡）、村（社区）三级政务服务机构，不断完善服务功能，着力形成立体化的三级联动政务公开平台，强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理念。

在县级，建成面积近万平米、功能齐全的政务服务大厅，在西南地区率先建成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在成都市率先建成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积极推行“两集中、两到位”（即部门的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相对集中，该内设机构向政务服务大厅集中；部门将行政审批权向政务服务大厅窗口授权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在政务服务大厅办理到位），并严格执行“四项制度”（即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佩证上岗制），以公开透明促进了规范高效。目前，政务服务中心集中36个部门、745项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一道门办事，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2009年，四川省新津县率先建成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集中了政府采购、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农村产权交易、经营性国土出让、城市特许经营权出让等功能，实行管理、执行、监管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约的新模式，公共资源交易更加公开、公平、公正。

在镇级，在全省率先推行镇乡开放式集中办公，将各镇乡政务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建成名称、标识和科室设置“三统一”的便民服务中心，把与群众联系密切的107项服务事项集中到便民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柜员式”优质服务，并实行“一证两图三卡四告知”制度（即工作人员戴证上岗，设置“群众办事导示图”和“外出告知图”，摆放职位明示卡、职位代理卡和便民联系卡，当场告知群众办事程序、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和监督方式），把所有工作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形成了“鱼缸效应”，群众信任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村级，全县所有村（社区）均建立便民服务室，设置信息查询站、就业社保等公示栏和政策法规宣传栏，方便群众就近了解所需信息；特别是在全省率先推行村（社区）为民办事代理制，每个便民服务中心配备至少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在为群众全程无偿代办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的同时，向群众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或指导群众通过网络等媒体获取信息服务，起到了“点题公开”的良好效果。

建设信息网络平台，搭载电子监察

以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为载体，新津县积极推广信息技术在政务公开中的应用，拓展政务公开渠道、延伸政务公开终端，切实提高了政务公开效率。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信息网络平台。按照“统筹规划、资源共享、面向公众、公开透明”的要求，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在全省率先建立“村村通”电子信息政务网络平台，构建起上连省市、下连镇村、横连部门的城乡一体无缝化信息网络，并把政府工作、政策规定、服务承诺等内容公布其中；同时，整合政务大厅、劳动、民政、计生、残联等部门资源，开通了网上便民服务中心、网上村务公开栏、网上行政权力公开等栏目，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到办事、学习、村务查询等服务。此外，实施“农信通”工程，依托移动通讯技术，通过手机短信、声讯消息等方式面向广大群众开展政务公开、种养殖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构建面向公众的电子监管平台。在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农村产权流转、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工作中，应用信息技术建立多元化电子监管平台，发挥多方监督的作用，促进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开发网上业务平台，推行电子招标、投标、开标，保证金由支付宝网上交付，在业主、投标人和交易机构之间建立起了防火墙；引入电子监察，设置多个网上同步监控监管节点，有效防止了暗箱操作；在四川省率先开通开标、评标视频直播系统，对交易的全过程实行电视直播和网上直播，进一步提高了公共资源交易的透明度。

构建多元化的政民互动平台。对除110、120、119等紧急救助外的政务服务热线资源进行整合，开通阳光政务服务热线69708000，统一打造集咨询、服务、救助和信息分析、协调督办为一体的非紧急救助联动平台，采取大厅接待、电话求助、网上互动等多种方式，受理群众咨询、投诉和求助。同时，依托公众信息网等平台，认真办好县长信箱、县长热线等，向群众释疑解惑、提供咨询服务，在政府与群众之间搭起了良好沟通的桥梁。

抓好重点公开事项

新津县坚持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理念，对政务公开的内容进行优选，重点公开事关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政策、重大事项以及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切实提高公开效果。

抓好重大事项的公开。在制定重大决策、政策之前，通过新闻发布会、听证会等形式，向公众进行公开并征询意见；对重大自然灾害、疫情等的情况，及时通过网络、电视、报纸以及社区墙报等形式向公众进行公开。

抓好重点规划建设的公开。建立健全城乡规划公告、公示、公布制度，推行阳光规划。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将农村新型社区布局详图、设计户型等纳入公开范畴，让群众心中有底，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与统筹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对产业园区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向群众公开，取得了群众理解支持，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奠定了群众基础。

抓好农村产权确权的公开。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通过村民大会、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把有关政策向全体村民公开，并严格按照要求对农村产权确权登记的结果向群众公示，让群众对自己乃至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底做到心知肚明，为推进农村产权市场化奠定了基础。四是抓好农村办事公开。制作农村群众权益清单，对生育、户籍、教育文化、医疗社保、死亡殡葬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进行及时公开，广泛接受群众监督。五是抓好农村财务公开到户。定期将村组财务收支详细情况集中交村理财小组审签，除了在村务公开栏中进行公开外，还将相关财务资料印发到户，确保给群众一个明白账。

健全基层政府公开工作机制

新津县健全基层政府公开工作机制，不断加强管理，确保政务公开工作高效推进。

健全领导机制。按照“党委领导，政府主抓，政务公开办组织协调，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的原则，成立了县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工作机构、人员和经费。各部门、各镇乡也建立了“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责任到科室、落实到人头”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领导、机构、人员“三到位”。

健全责任机制。制定了《关于违反政务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等，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信息公开条例》统一考试，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4

2009年,成都市继续以“三个集中”为根本方法,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继续统筹推进“六个一体化”,全面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体制;全面实施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一年来,试验区建设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成都提出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各市级有关部门和区(市)县政府都围绕新的发展目标进行了系统地规划和有益地实践探索。

第一编主题报告:回顾2009年成都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情况

主题报告从7个方面总结:(1) 2009年成都确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长远目标,全域成都规划进一步完善;(2)三产互动发展,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3)灾后科学重建得到加快提升;(4)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深入推进;(5)加快综合示范项目和一般场镇改造;(6)完善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取得成效;(7)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九项工作重点,起到了总揽全局的作用。此外,主题报告还围绕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对本年度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重点环节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尤其对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重点环节的工作进行了全面介绍和经验提炼。

第二编研究报告:全方位剖析统筹城乡的“成都模式”

研究报告章节由10份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撰写的研究报告构成。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实地调查、比较研究、理性分析,为成都进一步推进统筹城乡的各项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统筹城乡的成都经验》从“全域成都”,规划先行;“三个集中”,城乡一体;资源配置的集聚与优化;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府改革,改善公共服务,发展基层民主;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成效、启示与借鉴;理论上的延伸思考等方面总结提炼了“成都模式”的特色与发展前景。

《城市圈层结构理论与成都经济社会的圈层分析》研究认为成都市不同圈层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密度、经济动力和经济效率5个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统筹城乡的效果已经出现,按圈层布局产业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还重点就人口特征、收入公平、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4个方面分析了成都市各圈层的社会状况,从中透视成都统筹城乡政策安排的效果,为下一步制定城乡一体化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这项研究为成都市三圈层发展规划和推动成都经济圈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关于成都市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报告》、《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调研报告》、《关于成都试验区深入推进“六个一体化”比较研究》、《全域成都视野下城乡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保障》等研究报告也从不同角度通过全程追踪观察与实证调研验证成都市推进统筹城乡各项政策的实际效果。

第三编专题报告:22个市级政府部门在统筹城乡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22个市级政府部门在统筹城乡过程中的专项工作总结,对全市医疗体制改革、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工业集中集约集群发展、城乡科技发展、户籍制度改革与医疗卫生事业均衡发展、社会救助工作、就业与社会保障、农民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居住、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城乡交通发展、城乡水务工作、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城乡文化事业发展、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城乡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城乡房屋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改革状况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分析。

第四编区域报告: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经验总结

全市各区(市)县怎样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政策精神,又怎样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真抓实干?这一章节对各地开拓创新谋发展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形成了全面关注与重点环节分析相结合,总结布局与专项落实相结合,市级指导与区县贯彻相结合的立体化、系统性、全景式研究。

第五编实践案例:鲜活案例,提升“成都模式”的示范性效用

成都市高新区“强化企业培育服务推动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实践、温江区寿安镇东岳社区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邛崃市油榨乡马岩村构建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实践等20个鲜活案例以小见大地体现出了高度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各项工作在基层的创新探索,也折射了统筹城乡各项政策在基层的执行与落实现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第六编监测报告:成都市2009年度统筹城乡发展评价监测报告权威发布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5

——“五朵金花”模式的经验和启示

成都市在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打造的“五朵金花”近郊发展模式为全国各地所称道和学习，更值得我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参考借鉴。

一、打造“五朵金花”主要做法和实施效果

锦江区三圣乡地处成都近郊，处于城市通风口绿地，按照规划不能作为建设用地，以前农村处于“土地不多人人种，丰产不丰收”的境况。区政府根据红砂村、万福村、驸马村、幸福村和江家堰村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区位条件及自身特色，按照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的思路，加强统筹规划，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景观化打造，大力发展观光农业，走休闲经济之路，分别打造出“花乡农居”、“荷塘月色”、“东篱菊园”、“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五大特色区域，被誉为“五朵金花”。依托“五朵金花”搭建的增收平台，农民可获得四项稳定收入。一是租金收入。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土地向专业大户、工商业主和经营能人集中，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基地。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每亩每年可获得1800元以上的租金；农民住房出租，每年可获得3-10万元租金。二是薪金。农民到龙头企业务工，每人每月可获得600元以上的薪金收入。三是股金。引导农户以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乡村酒店、农家乐，以“保底+分红”的模式分享收益。四是保障金。农民达到社会保障条件后，每月可领取364元养老金，报销住院费等“保障金收入”。2006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达7269元，其中红砂村更达到8008元。通过打造“五朵金花”，成都市探索出一条近郊发展“五不一扶持”（不征地、不拆迁、不失业、不失利、不失权和加大财政扶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路子，使当地农民实现离土不离乡，就地市民化。

二、打造“五朵金花”的主要经验

成都“五朵金花”的打造，可以说是市场运作、政府推进、农民参与的有机结合。

（一）坚持市场导向，满足城市需求

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快，需要通过休闲释放工作压力，产生旺盛的休闲消费需求。“五朵金花”紧扣市场需求，通过积极引入城市文明，促进城市文明与农村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提升休闲层次，将成都“休闲”文化发挥至极致，打造出国内外富有盛名的“农字号”休闲娱乐品牌。因此，按照市场导向，细分市场，确定城乡结合部的发展方向，进而策划项目，是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二）高起点规划，持之以恒推进

2000年在规划“五朵金花”建设规模时，成都市政府提出了用景点形式打造国家级品牌“农家乐”的总体方案，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给城乡居民提供市外休闲娱乐场所，促进当地农民就地转市民；通过保护大城市环境，突出蜀文化民居风格，建成成都市郊区靓丽风景线；通过打造“一村一品一业”特色产业，为失地农民就地安置提供就业支持。在广泛深入论证，确定高起点、细致的规划方案后，按照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精神，政府、企业和农户齐心协力，通过5年的建设和经营，形成了如今5A级风景区风貌的“五朵金花”。

（三）前期政府主导，后期企业化运作

“五朵金花”从规划编制、建设方案确定和实施，始终体现了政府的强势推动。一是在规划上，政府抓规划蓝图不动摇、抓国家级名牌的标准不降低；涉及农民实际利益的问题，各级政府不回避矛盾，把原有的6个行政村合并为5个景区，加强村庄改造，统一缴纳“三金”，按照城市社区进行管理，促进新景区农民就地转市民。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为修建道路、建设小型污水处理厂、补助农户改造房屋，成都市各级政府共投入1.8亿元，仅锦江区政府和下属街道办就先后投资9745万元用于水、电、路、气和污水排放等公共设施建设，降低了企业和农户后期经营成本，创造了农村休闲娱乐产业有利可图的市场空间。在市场基本培育成熟、企业主动进入后，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投资溢价退出，既让出了市场空间，又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四）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创业热情

“五朵金花”打造涉及3000多户、1万多农民利益。按照藏富于民的思路，政府把农民摆在创业和受益的主体位置，从规划设计、建设发展到经营管理等重要环节，各级政府都坚持让农民受益，尊重农民意愿，利用农民传统产业优势，提升农民产业规模，在发展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农民认可和支持。在5年的建设发展中，没有因拆迁、占地等问题出现一例农民“告状”、“上访”，非法修建、违法经营等现象。

（五）集中连片开发，规模化经营

围绕做大做强“农家乐”这一主导产业，在产业布局上，五个景区通过“一村一景一业”错位发展，连片联户经营，打造出了乡村酒店、休闲会所、艺术村相互借景的和谐休闲娱乐场所。摒弃经营城市的传统做法，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将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主的股份合作经济，实现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将土地开发增值的利益留在农民的手中，实现发展不征地、不拆迁、农民不失业、不失利、不失权。

（六）突出人文特色，汇集发展人气

在“五朵金花”的打造和提升中，锦江区始终坚持文化先行，注入文化因子，延伸文化产业链条，用独有的川西文化特色，提升“五朵金花”的文化底蕴与内涵，给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休闲观光新景致。目前已初现创意村、画家村、雕塑村、摄影村、民俗村雏形，使旅游成为载体，文化塑造灵魂，通过文化环境打造，汇聚人气，达到人气旺，旅游热。

三、对我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市场导向，政府引导的原则

重庆市在近郊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功能定位、建设项目的选择上也要坚持市场导向，按照市场需求策划项目，形成项目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产业发展为农民就业提供机会，就业为农民变为市民创造条件的良性循环。只有满足城市消费需求，融入城市生活方式，才能使城乡统筹落到实处。政府不能大包大揽，干预过多。要在宏观政策解读、发展方向上帮助把握，在规划编制、项目策划上给予指导，服务到位，在基础设施公益性建设项目上给予支持。

（二）统筹建设规划，分步推进落实

要按照能力和可行相结合的原则，编制高起点、全方位的城乡统筹建设规划，将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无形的非物质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形成规划体系，不能只见新村，不见新人。更为关键的是，对经过全面论证后制定的规划，要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不能朝令夕改，频繁调整或只是墙上挂挂。

（三）政府投入引导，夯实发展基础

政府要明确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导向，发挥在农村道路、饮水、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引导作用，对试点示范区域的农民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助，激发农民建设热情，夯实发展基础，形成示范效应，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

（四）突出文化内涵，增强发展活力

要秉承巴渝文化传统，突出人文特色，把营造文化氛围作为新村建设之魂，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将城市文明和农村本土文化有机地结合，不能在城镇化进程中抹杀了农村特有的文化内涵，让文化跟着项目走，项目带动文化发展，形成区域文化特色，提升城乡统筹的整体形象，激发长期发展活力。

（五）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保护农民利益

统筹城乡，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考 篇6

一、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动力

根据最新资料显示，我区旗县域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56％，国土面积占874％，国内生产总值占6258％，第一产业增加值占937%，工业增加值占3292%，固定资产投资占4740%，财政收入占353％。

从可持续发展来看，旗县域内拥有我区可利用家畜产品、矿产、土地、草原、水利、能源的绝大部分。生态恢复和治理的主要任务也必须由旗县域来完成。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来看，没有1798万旗县域人口的小康，没有广大农村牧区的小康，就没有全区的小康。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

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点和重要的支撑点、落脚点。

今后发展我们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主要问题都与旗县域发展紧密相关，只有发展壮大旗县域经济，才能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才能提升全区的整体经济实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二、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问题评析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旗县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2年的相关资料表明：全区现有82个旗县(市)，域内国内生产总值108535亿元，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25%，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3868亿元，占全区固定资产的4740%，地方财政收入完成4695亿元，占全区地方财政收入的353%。随着旗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共有220多万贫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目前已有11个旗县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亿元。2002年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37元，比1998年增长48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61元，比1998年增长298％。

（一）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2002年82个旗县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鄂托克旗达到191万元，不低于6000元的有23个，低于6000元的有40个，最低的只有人均2400元；人均财政收入450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满洲里市达到132542元；不低于260元的有23个，低于260元有40个，最低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807元；其中有4个旗县不足100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2580元以上的有21个，最高的东乌旗达到4879元，不低于2000元的有20个，低于2000元的有41个，最低的只有845元。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目前我区旗县域经济的现状。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1万元的19个旗县划分为A类，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低于6000元的23个旗县划为B类，其余为C类。可以看出：三类旗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特别是A类和C类之间差距明显。40个C类旗县中绝大多数原定国贫县和区贫县列在其中，C类旗县占全区旗县域总数的488％。进一步分析，A类旗县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6万元，是B类的086倍，是C类的19倍，三者之比为29∶155∶1，19个A类旗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82个旗县域239％。23个B类旗县占3762％，其余40个C类旗县占3848％。客观评价，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同域内区位、资源、土地、交通、投资及其它社会因素有关，不足以完全反映旗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但人均经济总量是能够基本反映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旗县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牧区，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从一个侧面反映旗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现实的情况是，我区旗县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条件薄弱。2002年全区82个旗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从总体来看，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有8个，占全部旗县的975％；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5个（全国平均水平为2476元），占全部旗县的1829％；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11个（全区平均水平为2086元），占全部旗县的1341％；其余48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部旗县的5855％，其中有21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强竞争实力，不论是总体小康还是全面小康，总的着眼点都在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城乡交融，谋求城乡统筹发展并共享建设成果的社会，而不是城乡分割发展的社会。我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况尤其突出，这正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三）整体经济发展仍有差距

我区旗县域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但从现实和发展来看，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仍然不足。由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等部门连续三年进行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我区列全国第21位。全国县域经济100强中，始终没有我区旗县入选。目前我区旗县域平均人口规模为219万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居全国第28位；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323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935％；平均地方财政收入为057亿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9％，为进入百强县平均水平的1036％。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是其整体经济实力，即经济规模。只有拥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才能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而取得经济的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部分旗县“西部特征”明显

我区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从人均经济总量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总数的2857％，锡林郭勒盟有5个，占2381％，呼伦贝尔市有5个，占2381％，阿拉善盟有3个，占1428％，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1万元，其总量占全区旗县国内生产总值的264％，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占总数的2273％，赤峰市有9个，占2045%，上述1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低于6000元，有的旗县仅有2400元。从人均财政收入看，A类地区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占2857%，呼伦贝尔市有6个，占2857%，这些旗县人均财政收人均超过450元，比全区旗县平均水平高72％。C类地区中，乌兰察布盟有10个旗县，赤峰市有8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不足200元，有的旗县仅有80多元。县域经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石，对我区而言，旗县域经济在全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全区县域人口占全区人口的比重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区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全区有4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全区只有3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与全国及发达地区相对差距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特征突出。

（五）提高工业化水平是未来旗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口

2002年，全区旗县域工业增加值完成18792亿元，仅占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292％。占全区县域国内生产总值的1731％，比全区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4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有37个旗县工业增加值不超过1亿元，占全部旗县的45％，最低的只有636万元。鄂尔多斯市只有一个没有达到亿元，其余均超过亿元，达拉特旗接近20亿元。锡林郭勒盟有9个旗县工业增加值没有超过亿元，占其全部旗县的75％。从全区82个旗县工业化程度来看，旗县整体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总华上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突出的表现为大多数旗县工业化水平还相当低。82个旗县中，只有18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全部旗县的2195％，其余64个旗县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仍处于农业经济时期，占全部旗县的7805％。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8个旗县中，县级市有7个，占总数的389％。在地区分布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333％。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从现阶段看，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迈入工业化道路门槛仍需加倍努力，任务十分艰巨。

三、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考

（一）全面推进小康建设，重点在县域，难点在县域

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大任务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只有生活在全区82多个旗县域的占总人口756％以上的农牧民实现了小康，才能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壮大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除旗县域的经济有一定的实力和规模，全区大多数旗县域经济还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旗县还未完全脱贫，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农民增收的难度还比较大。因此，迫切需要全社会进一步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壮大县域经济。

（二）壮大县域经济靠什么

自然优势。自然优势是影响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优势有两种：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自然优势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由于产业布局的调整，单一非再生资源的长期使用，区位优势也有衰退的可能，并对经济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能动力。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旗县政府及旗县领导的能动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一个旗县有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能够比较强地动用县内外资源，比较有效地调控经济运行，县域经济就可能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

产业竞争力。县域经济要有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群，在这个产业群中，主导产业明确，产业结构合理，产业结构优化，要有广阔的市场。

企业竞争力。企业是县域经济竞争力的中坚力量。一个县域拥有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具有品牌企业数量是反映旗县域经济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方面。

人力竞争力。县域内人口总量固然重要，但人口质量更重要。要加大县域内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留住人才，也要加强对基础人才的培训，这是提升县域竞争力，壮大县域经济的基础。

外界互动力。县域与外界的互动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今后在国内国外两个大市场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不能仅在县内、省内定位，更要在国内和全球经济中定位，要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提升竞争力。

（三）跳出县域谋发展

一是解决好内与外的关系。在以县域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随时都要面对内外两个资源、两个生产要素、两个市场，这既需要立足县域实际，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促进内部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优化配置和结合，充分发挥县域内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的作用，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经济发展集约化；又要眼光向外，通过优化内部投资环境，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按照市场经济效益中心的原则，充分利用县域外部的各种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县域经济与市域经济以及更高层次的跨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规模和水平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四）发展县域经济要有新思维

第一，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发展区域经济的新思维。县域经济是充满着活力和蕴涵着潜力的经济，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说，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中的城市发展是第一层面的话，那么，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将是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和深化。第二层面可以利用非均衡的“势能”，并充分考虑县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实施县域经济的赶超和突破战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第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工作的新思维。工业化、城镇化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和方向，发展县域经济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是全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大特点。实践表明，凡是县域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工作也走在前面。

第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农”和“非农”工作，把“三农”工作统筹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重”的这两大难题。

第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新思维。政府转变职能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7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在“公益性”

1.政府主导, 供给主体多元

凡公共服务, 政府必然是主导者, 公共文化服务也不例外。现代社会, 政府是公共服务主导者, 但并非是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者。一方面, 许多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为了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益, 政府更倾向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去实现, 这也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 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 社会组织也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他们是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必要补充。公共文化服务, 一方面,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由政府向公益性文化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采购供给;另一方面, 由群众性文艺社团、志愿服务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向城乡居民供给。坚持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 就需要各地根据自身发展实际, 出台政策和措施, 大力发展文化类公益性社会组织, 让他们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生力量。例如, 成都市2011年5月30日出台的《成都市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城乡社会建设五大实施纲要 (2011~2015年) 》, 提出“支持各区 (市) 县开办市民文化艺术学校, 建立艺术团队, 成立群众文化协会, 扶持村 (社区) 特色群众文化队伍”, 旨在加快社会组织发展, 尤其是加快农村文化社会组织的发展,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政府主导、多元供给”新格局。

2.财政支撑, 社会力量参与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从《决定》精神中, 我们明确感知到,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财政是支撑。财政支出水平, 直接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要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 必须要适当提高公共文化在财政预算的比重。例如, 成都市正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提出“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投入机制, 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与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 切实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产品”。[1]当然, 我们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预算支出要量力而行, 不能过度超前, 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需要积极吸纳社会资金,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关键在于各地要拿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和规划, 真正形成促进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良好环境。

二、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遵循“基本性”原则

1.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是发展的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所遵循的“基本性”原则, 其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提高。《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列为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这是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体现。在改革开放前, 这些基本文化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随着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推进,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必将日益丰富。因此, 公共文化服务坚持“基本性”原则, 绝非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低水平”。

2.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

当前及今后一个历史时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将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全国各地制订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要符合本地实际, 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不能盲目攀比。例如, 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提出建“数字博物馆”, 成都也在加快实施, 并将此作为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水平的一项举措,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 欠发达地区和城市切忌跟风, 不顾财政承受能力搞“形象工程”。成都, 作为特大中心城市, 在推进统筹城乡发展中, 将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纳入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范畴, 列为“十一五”的工作目标, [2]这是与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称的。但是, 就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 在欠发达地区, 尤其是偏远山区, 在“十二五”实施仍有一定困难。因此,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不能搞“一刀切”, 要实事求是, 切忌盲目超前。

3.要防止公共文化服务“过度福利化”

建设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是要让城乡居民广泛享受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具有明确的界定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社会福利水平必然会得到不断提升。但是, 社会福利不能过度, 不能超过财政的承受能力, 成为财政难以承受的负担, 今天的欧洲危机就是活生生的例证。公共文化服务范围不能任意扩展,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不能随意拔高, 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4.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要依靠群众民主决策

公共文化服务对象是广大城乡居民, 城乡居民急需怎样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只有群众自己最清楚。各级政府应当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管理体制, 由“政府供给怎样的公共文化服务群众就享有怎样的服务”转变为“群众需要怎样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就组织、供给怎样的服务”。成都市围绕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深入开展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民主管理机制。《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 (试行) 》 (成委发[2008]37号) 规定:由政府组织实施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 要建立农民群众民主评议制度;由政府委托村级自治组织实施的项目, 要建立民主监督制度;并为此推行村民主选举产生村民议事会, 实行“六步工作法”, 包括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在内的村级公共服务项目实行村民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评议, 大大提高了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益。

三、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实现“均等化”

1.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立完善的城乡居民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改革开放30年,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已从生存型、温饱型走向小康型、富裕型。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9%, 达到了富裕水平;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3.7%, 进入小康。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1) 》数据, 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7%, 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1.1%。随着广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群众不仅物质消费需求在提升, 精神文化需求也在同步增长。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不仅限于物质文明成果, 还要让城乡居民共享精神文明成果。当前,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城乡居民需求, 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已明显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短板”。

2.城乡公共文化规划一体化是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前提

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城乡公共文化事业均衡发展的根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需要构建城乡一体的规划管理体制, 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只有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规划一体化, 才能保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被财政遗忘, 才能促进公共文化资源下乡。成都, 在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进程中, 按照“全域成都”的理念, 大力实施了规划管理体制改革, 先后出台了《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的意见 (成委发[2005]17号) 、《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工作的意见》 (成委发[2006]60号) , 并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纳入“十一五”、“十二五”规划, 为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供了刚性保障。

3.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础

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以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分配活动, 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安排。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和监督管理。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建设型财政相比, 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四个基本特征。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体制, 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基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长期不均衡, 其根本缘由就是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安排上, 以财政困难、“吃饭财政”为借口, 以先保发展为借口, 人为压低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 并且长期不将农村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纳入财政预算。要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构建统筹城乡公共财政体制是关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从根本上奠定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统筹发展、均衡发展的基础。为了构建统筹城乡的公共财政体制, 成都市2008年11月出台了《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 (试行) 》, 明确提出“以2008年为基数, 各级政府每年新增的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政府性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 直至城乡公共服务基本达到均等化”, 并设立了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 将文化类公共服务项目列为七大类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项目之首, 从根本上奠定了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的基础。

4.城乡文化互动融合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

统筹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不仅是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获得均衡投入、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得到同步提升, 还包括城乡文化的互动与交融。既要让高雅文化下乡, 又要让乡土文化进城。高雅文化, 农村居民一样需要;乡土文化, 城市居民同样渴求。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是促进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动力和源泉。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 实施文艺院团改制, 仍应保留其“公益”功能, 从制度架构上保证其承担提供部分公共文化产品的任务, 继续让他们成为文化下乡的主力军。要大力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大力扶持传播乡土文化的农村文艺团体和人才, 帮助他们走出村庄、走进城市, 为城乡居民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

四、城乡居民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便利化”

1.社区公共文化场所、设施建设是城市居民便利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 其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看群众能否就近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例如, 成都市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就提出构建“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社区是城市的细胞, 要构建起“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让群众能便利享有公共文化服务, 必需完善社区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建设。全国多数城市, 在历史上形成的老城区, 社区公共文化场所、设施缺乏,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缺乏载体。要让城市居民便利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必须将社区公共文化场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刚性规划, 尤其是旧城改造规划, 强制性要求社区公共文化场所、设施与旧城改造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2.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村居民便利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前提

我国许多农村地区, 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农户往往靠近承包地分散居住。若农民始终处于散居状态, 则很难在农村构建“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很难让广大农民群众便利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悄然兴起, 农民集中居住正在逐步实现。成都, 将“农民集中居住”列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四大基础工程”之一,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 电视村村通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标准化建设工程、村文化室标准化建设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的实施, 广大农村居民越来越便利地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3.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化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 尤其是“云计算”的出现, 我国许多地区正在推动“三网”融合, 建设“智慧城市”。伴随“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 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将成为现实。运用互联网技术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成都在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工作中, 就提出了构建覆盖城乡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络。[1]当然, 网络技术为人们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可能满足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部需求, 人们按照传统方式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 还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群聚、面对面交流的精神需求, 这是网络技术无法替代的。

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需要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原则, 且“四性”原则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只要我们切实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积极作为、量力而行, 那么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将得到建立、健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3) 中共成都市委, 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 (成委发[2012]12号) [Z].2012.

成都市统筹城乡团建试点调研分析 篇8

关键词：成都市,统筹城乡,团建,调研

1 成都市开展统筹城乡团建试点的背景和做法

1.1 背景

2003年, 成都开始城乡一体化综合改革;2007年6月7日, 国家批准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年底, 成都市委对城乡一体化实践全面提升和深化, 提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规划。城乡统筹的蓬勃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 推动了各类经济组织在城乡更广阔的空间中迅速蔓延和发展, 城乡各类人力资源——特别是广大团员青年——突破原有区域, 并在各种新型经济组织中工作和流动, 给共青团工作带来挑战和机遇。

为探索共青团组织在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新的发展时期的组织建设新路子, 促使共青团以创新的精神和改革的方法更好地发挥组织功能, 更好地服务青年、服务大局, 2009年6月, 团中央启动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 身处试验区的成都共青团响应号召, 通过一年的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建设, 取得一定成效。

1.2 成都统筹城乡团建试点主题与区域

1.2.1 根据城乡青年生产方式变化调整建团

包括产业 (链) 、行业协会建团, 试点区域包括蒲江县、邛崃市、都江堰市、青白江区;工业集中发展区、青年 (大学生) 创业园团建, 试点区域包括郫县、大邑县、龙泉驿区, 以及12个青年 (大学生) 创业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团建, 试点区域包括新都区、彭州市、崇州市、金堂县。

1.2.2 根据城乡青年生活方式变化调整建团

农民集中居住区建团, 试点区域包括金牛区、龙泉驿区、成华区、温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青年自组织建团试点单位为市青联;根据统筹城乡体制机制转变探索城乡团组织联建, 包括村企、村校联建, 试点区域为双流县、攀成钢集团公司、金牛区、新都区;部门村庄联建, 试点单位包括市工商局、崇州市;流动团组织建设, 试点单位包括市流动团工委、高新区。

2 调研方法和说明

为了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 成都大学与共青团成都市委组织部一同进行了成都统筹城乡团建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调研主要采用了抽样问卷方式, 选取了15个试点单位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分为组织问卷和团员问卷两种。共发下团员问卷400份, 组织问卷15份。共回收了团员问卷320份、组织问卷15份, 问卷调查内容填写基本完整, 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

3 调研结果及分析

3.1 组织问卷调查分析

3.1.1 基层团组织建设及活动开展情况

(1) 基层团组织专职干部配置情况不容乐观。

据调查, 基层团组织中配备了专职团干部的约为53.3%, 没有配备专职团干部的为46.7%, 结果表明成都市统筹城乡团建试点所在地大部分组织建设情况良好, 为团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但仍有部分组织建设尚需完善。

(2) 基层团组织活动“有阵地”。

调查反映, 基层团组织有专门的共青团活动场所的占66.7%, 与其他单位共用的活动场所的为53.3%, 共青团员建QQ群的占66.7%, 采用其他活动方式的为40%。调查表明,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共青团组织必须积极探索新型活动载体, 以便更好地发挥共青团的基本功能。

(3) 团建工作经费来源渠道有所拓展, 但总量不足。

调查显示, 团建工作93.3%的工作经费来自上级党委支持, 66.7%来自政府支持, 46.7%来自企业支持, 团员团费缴纳占20%。在补充调研中, 大部分团组织均认为团建工作的经费常常处于不足状态。调研表明, 上级党委政府对团建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促进团建工作的有效开展, 团组织在寻求外界支持及自力更生方面有了尝试性的探索, 但仍需进一步拓宽经费来源, 增加经费总量。

(4) 团组织活动内容较为丰富。

根据问卷反馈, 目前, 成都统筹团建试点基层组织开展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文体活动、就业创业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知识技能培训以及志愿者服务这几个方面。

(5) 试点组织活动参与度较高, 规模较大。

城乡统筹团建试点确立以后, 各基层组织都加大了组织活动力度, 活动参与人次有了很大提高。调查结果显示自城乡统筹团建工作开展以来, 组织活动参与人次在1000人次以下的为40%, 1000～5000人次的占40%, 5000人次以上的占20%。

3.1.2 基层团组织工作成就、困难调查

(1) 团建试点工作效果明显。

调查表明, 被认可的统筹城乡团建工作开展取得的有效成果依次为:能有效凝聚团员青年, 能真正紧扣党政重点建设, 能更好地为青年提供信息服务, 能切实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2) 经费和专职工作人员配备影响试点组织工作。

调查反映, 在启动统筹城乡基层团建以来, 各基层团组织工作均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 但仍遇到了突出问题, 具体表现为:缺乏经费占86.7%, 缺乏专职工作人员占40%, 统筹城乡基层团建涉及的单位众多, 人力物力很难调配, 工作较难落实占26.7%。

3.2 团员问卷调查分析

3.2.1 团组织基本满意度

(1) 团员对团组织较为认可。

调查显示, 约73.8%的团员认为其所在的团组织经常关心自己, 感觉像家一样很温馨, 而23.8%的团员认为其所在组织与自己联系较少。

(2) 团员对团干部工作方式较为满意。

成都市统筹团建试点单位的团员对所在团组织的团干部工作方式的总体满意度较高, 达87.8%, 感觉一般的为10.6%, 不满意者仅占1.6%。

3.2.2 团组织活动基本情况

(1) 志愿服务和就业创业活动更为团员青年青睐。

成都市统筹团建试点确立之后, 各基层团组织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 组织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团组织活动。根据团员参与团组织活动内容的调查结果来看, 目前基层团组织的活动内容涉及最多的为志愿服务, 参与率约占被调查人数的77.8%, 其次依次为, 就业创业、思想政治、文化艺术、身心发展以及技能培训。

(2) 团员组织活动参与频率基本为两周到一个月1次。

团员参与团组织活动的频率不一, 但总体上, 团员的组织活动的参与积极性较高。通过调查, 结果显示一个月参与1次及以上次数组织活动的团员为大多数, 约占72.2%, 其中一个月1次的占36.6%, 两周1次的占21.3%, 一周1次或多次的占14.4%, 此外, 两个月1次的团员约占18.4%, 基本不参加团组织活动的团员为极少数, 仅占4.7%。

(3) 团员对团组织活动地点设置大多要求“氛围宽松”和“方便”。

通过对团员关于团组织活动地点的意愿调查, 结果显示, 超过半数的团员希望活动地点设置在氛围比较宽松的场合, 约33.1%的被调查团员希望设置在自己能够最方便去的地点, 约13.1%的被调查团员希望有固定的组织活动场所。

(4) 团员对团组织活动满意度较高。

团组织活动满意度调查的结果显示, 团员总体满意度较高, 感到满意者达88.5%, 其中54.1%的被调查团员感到非常满意;感觉一般、乏味及不满者仅占11.5%。结果表明, 组织活动对大多数的团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活动效果明显。

(5) 团组织活动缺勤情况普遍, 与自身事务冲突及距离问题是主要原因。

对于基层团组织举办的各种组织活动, 所有活动都参与的团员仅占调查团员人数的14.4%;绝大数团员都有过缺勤经历, 其中主要原因是组织活动时间与自己的事务安排有冲突, 另外因为活动地点路程距离太遥远不方便;也有小部分团员因为个人不认同一些活动故不参加。

3.2.3 团组织活动效果评价

(1) 交际面扩大和就业创业能力提高是团员参与活动的主要收获。

绝大数团员均认为参与团组织活动后收获很大, 个人多方面的能力得以提高。其中, 认同率最高的选项为人际关系改善, 约69.7%的团员认为自己的交际面得以扩大, 余下认同度较高的选项依次为就业创业、心理健康、身体素质、专业知识以及思想境界等的提升。

(2) 团员从多角度认可统筹城乡建团后的变化和效果。

大多数团员对统筹城乡团建改革后出现的几个新变化感受深刻:①认识的朋友增多;②统筹城乡建团以后, 活动更加丰富;③个人眼界更加开阔;④城乡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界限;⑤团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地得以增强。

(3) 活动阵地拓展和有效性提高是团建工作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为推进统筹城乡团建工作的深入展开, 团组织工作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通过调查各试点所在地团员意见, 可以得知, 从团员的角度来看, 目前, 团组织活动开展的有效性、开展密度以及活动阵地的挖掘工作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 团组织机构也仍需要进一步健全, 而且从提升领导对广大团员的关怀意识来说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4 调研总结与讨论

4.1 统筹城乡团建顺应了城乡统筹背景下的社会及组织变迁

成都市开展的城乡统筹团建, 突破原有行政区域和传统单位建团的设置方式和工作套路, 积极顺应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城乡统筹发展格局, 大胆拓展建团方式, 采取产业、产业链、新型企业组织、村企结合、城乡互助、社区等建团方式, 有效链接了城市和乡村、企业和社会、企业与企业、集体与个体, 使共青团表现出了加快适应城乡统筹背景下的社会及组织变迁的良好态势, 体现了共青团组织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并在此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 验证思路, 积累经验, 渐行渐远。

4.2 共青团组织创新方式拓展阵地服务青年收到实效

调查表明, 在统筹城乡团建试点中, 新建共青团组织开展的活动, 得到了广大团员青年的拥护和肯定, 这些活动对于扩大团员青年的人际交往、提高就业创业能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生产技能等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团员青年的参与度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团员青年对于共青团干部和共青团组织的认可度、亲切感和归属感也日益增加, 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了统筹城乡团建的有效性和必要性, 使共青团组织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组织青年等主要功能在新时期得以实现和升华。

4.3 共青团组织与各型社会组织“共生”实践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统筹城乡团建试点中, 共青团与新建社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志愿者协会、开发区等达成合作关系, 以积极的参与和促进活动等与这些社会组织实现“共生”, 达成双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值体系内的价值目标。这样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青团组织有强大的生命力, 证明了共青团组织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与其他社会组织具有较大程度上的同一性, 这预示着共青团组织建设的未来充满希望, 领域广阔。

4.4 大力建设具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特征的共青团组织必要且可能

在新形势下大力加强共青团组织建设, 既是共青团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 更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建设的需要。在物质财富逐渐发达的今天的中国, 在越来越重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发展的中国, 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通过共青团等具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特征的组织的积极活动, 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和正在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成都市进行的城乡统筹团建实践, 客观上证明了大力加强具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生产关系特征的组织——如共青团——在现阶段的可能性。

4.5 共青团组织建设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开发新方式取得新突破

调研发现, 共青团建设还是存在一些基本的问题, 如资金、专职人员、场地、活动的吸引力和覆盖面、组织和活动建设的长期性和机制化等, 这些问题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困扰各级团组织。共青团组织作为介于一般群众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之间的具有先进性、先锋性的青年组织, 应该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研究新形势、拓展新方式、开发新领域, 进一步整合资源、创造条件、克服困难, 以改革的精神求得共青团事业之树常青。

参考文献

[1]吴庆·关于共青团组织统筹城乡工作几个问题的思考[J].青少年研究, 2010 (2) ·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9

今年6月7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 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 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 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 大胆创新, 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 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 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成都担负着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任, 这是一个机遇也是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作为统筹实验特区, 成都农村城市管理课题研究应该像成都的城乡结合工作一样, 走在全国前列。对于农村的城管问题, 成都市城管局应该实行城乡差别化管理和针对性管理。

二、目前城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措施

(一) 存在的问题

城管工作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急需克服的困难。

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力、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城管执法人员没有执法安全保障, 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市民有委屈、民众有曲解、商贩有抱怨、媒体和舆论的压力大, 城管工作的开展到达了举步维艰的境地。而成都市城管的人、财、物投入有限, 城市管理科技手段应用不足, 硬件设施效率不高。同时, 城管队伍自身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执法不规范的现象。成都地区一、二、三圈层的区县经济基础、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 要求城管工作制定出更为适合各个圈层的管理方式, 围绕城乡统筹中的公共服务均衡化目标城管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二) 建议措施

1、从立法层面上讲, 要呼吁《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

2、进一步加强城管队伍素质和行风建设, 进一步提高为民服务意识。

3、加强与相对人沟通、对话、宣传、树立良好城管形象。

4、兼顾城乡统筹、创新工作方法, 完善城市管理职能部门内部协调机制。

5、倡导公民自觉的责任意识, 推进完善基层组织社区的服务功能。

三、统筹城乡建设背景下的城管新思路

(一) 树立城管工作的全局观

统筹城乡发展, 使城乡有效结合, 是一个全局性、长期性工作。城乡一体化进程是一个整体的、配套的过程, 城管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大量的农村人口短时间内转变为城镇人口, 它引发的不仅仅是城管工作的变革, 也不仅仅是城管设施的配套改善, 而是城市中包括保障、监督、就业等一系列功能体制的完善。因此, 在形成大量农转非人口的形式下, 城管部门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去管, 更重要的是与相关部门协同起来建立一整套良性循环的配套机制。例如, 由于市容市貌的要求, 流动摊贩的管理是执法的重点, 但作为政府, 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政府, 同时应提供相应的就业疏导机制、生活保障机制, 这不是城管局一个部门就能彻底解决的, 从而就要求城管局与相关部门如:社保局、就业局等加强协调, 完善工作接口, 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否则, 城管将成为城乡一体进程中矛盾的焦点, 众矢之的。

因此, 城管工作的全局观不仅仅包括协同外部相关部门共同完善服务的理念, 同时也要求内部职能的全面展开。

(二) 以人为本, 强调“服务”理念

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 城乡均衡化的过程。过去几十年里, 农村无偿的支持着城市的建设, 国家大力投资城市内的医院、学校、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给城市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今天, 我们意识到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 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之路。如何实现城乡均衡化, 将基础设施的建设走下去?是城管的职责, 值得深思。要搞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必须树立“执法就是责任、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 为人民谋福祉, 这才是城管工作的终极目标。

(三) 打造“幸福”之都——成都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 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人民首创精神, 保障人民各项权益, 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说,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而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造福人民。

(四) 寻找悖论下的城管平衡点

现代城市管理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市民的生存质量, 当人的需求与城市管理的其他需求发生矛盾时, “人的需求”应放在第一位, 要尊重人、依靠人、为了人、解放人、实现“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体现对强者的肯定, 又要对弱者进行有效的照顾和关怀, 既要满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 也要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 体现和谐社会的宽容精神, 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现代城市的和谐。

然而“以人为本”不是无限度、无监督的自由。它应该是法律框架下人的最大满足, 因此我们呼唤《行政强制法》的出台, 它将为我们城管工作在悖论下的执法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和支撑。

城管工作就是在法律的上线与道德的底线之间寻找多方共赢的平衡点, 从而最大限度的实现城管和谐。

摘要：成都市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事件。在此背景下城市管理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认清此背景下的城管形势, 思索统筹城乡建设背景下的城管新思路, 对加快成都市建设, 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统筹城乡建设,全局观,以人为本,悖论下的城管

参考文献

[1]、黄琳.《东方周刊》[J]首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报告.2007 (11)

[2]、胡静.《法制与社会》[J]论和谐城管的人性化.2007 (3)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10

一、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证研究动态

自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思想以来, 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目前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较少,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战金艳、曾磊等学者 (2002) 运用城乡关联发展理念研究城乡空间关联系统架构, 构建了城乡关联水平评价模型及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城乡关系发展量化评价方面进行了新尝试。通过对山东省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较有价值的结论: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地域社会经济过程, 是区域内城乡要素优化组合、城乡关联度、融合度日益提高的过程, 其本质是城乡的联系程度。

二是李岳云、陈勇、孙林 (2004) 将统筹城乡的内涵界定为城乡关系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和城乡发展统筹,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 设计了统筹城乡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检验性评价;而戴思锐 (2004) 试图构建一个指标体系, 用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数、39个三级指数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城乡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差异, 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和绩效进行较为准确的评价。

三是李志强、雷海章 (2006) 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在城乡间住房、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富裕度、家庭生活条件、信息等方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东部地区各省 (市)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分成6大类, 分别进行分析和比较, 并得出3点基本结论:东部地区各省 (市) 统筹城乡水平要比中部地区高;东部地区统筹城乡水平的一致性高, 而中部地区统筹城乡水平差异性大;影响统筹城乡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就业人数比以及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 (或产值比重) 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 (或产值比重) 比。

四是陈鸿彬 (2007) 在论述构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指导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4个子系统, 即经济统筹发展、社会统筹发展、人民生活统筹发展及设施环境统筹发展。在每个子系统精选的指标中, 既要有反映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指标, 又要有反映城乡发展差异的系数指标。以2020年为达标年, 探讨了部分指标选择的原因及各指标的目标值, 并设计出统筹城乡发展定量评价的差异系数和测算方法。

五是杨振宁 (2008) 评析了现有学者的基于截面数据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认为对截面数据的分析有利于进行样本间的差异比较, 但时间序列数据在揭示事物发展规律上具有截面数据无法比拟的优势。现有的指标体系在应用于时间序列数据时难以获得所需的数据, 可操作性差。为反映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 建立了一套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统筹城乡发展规律。

以上学者们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方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具体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加以量化, 分别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统筹城乡发展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法, 对于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包括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态势、城乡社会的协调发展状况、城乡生活的协调状况、城乡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 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反映各生产要素在城乡的合理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协调程度。各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 具有各自特定评价功能, 又相互联系, 形成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

2. 全面性原则。

指标体系要涵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活质量三方面, 能充分体现统筹城乡发展各方面的状态和联系, 利于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 并以定量分析为主, 便于全面、系统地搜集相关数据和资料。

3. 可比性原则。

所选的各指标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晰, 既能反映城乡关系的共同特征, 又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计量, 数据来源稳定, 指标口径一致, 利于地区间的比较, 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4. 动态性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动态系统, 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因时因地及时调整, 要真实准确地反映现状, 利于预测未来, 充分体现动态发展趋势。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在参考了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实际情况, 运用层次分析法将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分解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并根据系统学原理, 选择了9项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用于测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现程度, 见表1。

三、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

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内涵,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9项指标分别从经济、社会、生活三方面进行测度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程度。基于上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数据本身的特殊性,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分析逻辑如下。

(一) 评价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因主成分分析对指标的正向性要求很高, 根据统计资料, 首先运用SPSS16.0软件及Z-scores对2008年成都19个区县原始数据矩阵 (略) 进行无量级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Xij= (Xij-Xj) /stdevj, i=1、2、3、-19, j=1、2、-9, Xij为第i个区县的第j个指标值, Xj为第j个指标值的均值, stdevj为第j个指标值的标准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矩阵如下表2。

(二) 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可得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略) , 在KMO and Bartlett's Test中, Bartlett检验F值为0.000, KMO值为0.804, 说明所选指标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 当主成分为3个时, 累积贡献率为91.73%, 说明前3个主成分因子已包含全部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因此取前3个分别为第一、二、三主成分F1、F2和F3做主成分分析。

由载荷矩阵 (表4) 易知主成分与各变量之间的关系:F1贡献率为69.934%, 主要反映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人均GDP、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第一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等情况;F2贡献率为16.627%, 主要反映社会福利院、人均财政收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等情况;F3贡献率为5.169%, 主要反映工农业产值比、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状况。

以各主成分贡献率 (表2.3) 为权重, 确定加权综和评价函数F=W1F1+W2F2+W3F3, 其中, Wi=λi (∑λi) -1, i=1, 2, 3。最终得综合评价函数:F=0.762F1+0.181F2+0.056F3。

根据综合评价函数可计算出各区县2008年的标准化的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值, 并与2004年的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 (表5) , 以便于更全面深入地分析成都各区县的统筹城乡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三) 结果分析

由上表5可知成都市19个区县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是成都市主要的经济增长中心, 辖区内都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极, 依据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农民年均纯收入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排序均居前列,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较高。

而蒲江县、新津县、彭州市、邛崃市和崇州市等均处于相对较偏远的地区, 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稍显滞后, 各项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也大大低于其他区县水平。

同时, 我们对成都市19个区县2004年与2008年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纵向比较, 发现自2004年以来, 大多数区县的排位动态变化明显:都市发达经济圈的各区县呈上升趋势, 离主城相对较偏远的各区县排位有升有降。其中, 新都区、金堂县、双流县与邛崃市升幅较大, 而龙泉驿区、青白江区、蒲江县与崇州市降幅度较大。

四、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 我们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对成都市19个区县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了剖析与比较, 得出了其发展现状及基本趋势。成都市于2003年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与创新, 并于2007年正式被国家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经过五年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 改革成效较为显著, 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善, 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上形成了新体制机制, 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发展树立了典范。

目前我国正处于“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过渡衔接的关键时期, 成都市应在统筹城乡规划、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其管理体制、完善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继续深化改革创新, 在培育都市经济增长极的同时, 努力进一步缩小辖区内各区县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各区县也应抓住历史机遇, 整合优势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 加快县域经济的快速崛起, 最终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

摘要：目前, 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正处于“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过渡衔接的关键时期, 总结其历史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阐述统筹城乡发展实证研究动态的基础上, 以成都市为例,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与主成分分析法, 借助于SPSS软件, 对成都市19个区县五年来统筹城乡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评估及横向与纵向的剖析, 得出其发展特点及基本趋势, 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这对于今后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最终实现“工农互促进、城乡共繁荣”的城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

关键词：统筹城乡,实证研究,成都,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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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城乡统筹:为了更好的农村 篇11

浦东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城乡统筹，这对其他地方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村宅前，看着新修建的花圃中绿油油的青菜，赞不绝口间，一位60多岁满脸笑意的老太太用带着上海方言的普通话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这里环境还不错吧？！”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所在的祝桥镇卫民村，一个距离浦东陆家嘴国际金融区不到50公里，经济与社会发展一般的“非典型”村庄，如今正因为浦东区政府推进城乡统筹改革而改变。

一份来自浦东新区政府的文件显示，“浦东开发开放20年来，GDP增长了60多倍，财政收入增长了120多倍，而农民收入增长不到10倍，农民对收入增长愿望非常迫切。”

在浦东新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吴伟平看来，“对浦东而言，着力推进城乡统筹改革的原动力，并非主要是出于缓解贫富差距的考虑。在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浦东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是不算低的。”

从人口来看，浦东新区总人口504万，户籍农民仅有34万人，即便是农村常住人口也只有150万人。但从农村面积来看，由于南汇区的并入，农村面积扩大，城乡之间在收入、享受的公共服务方面出现明显的二元结构差异。

数据显示：在南北差距方面，2010年浦东北片农民收入比南片高近1/3；城乡差距方面，2010年城乡收入比为2.33:1，在2005年，这个数字是1.95:1，差距扩大了。

浦东新区主管农业的副区长陆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区合并后，耕地面积增加50万亩，达到66万亩。城乡差异也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异既包括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也包括农村中北部地区与南部地区的差异，还包括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差异。”陆鸣将此称之为多元的二元结构。

吴伟平认为，浦东城乡统筹正是要回应这种多元的二元结构问题。早在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出“三个着力”之一就是“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从更深的层次讲，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各地都在求解，仍未找到一条形成共识的路子。“城乡统筹价值目标不清晰。”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浦改院）院长万曾炜认为，浦东的城乡统筹改革将对全国、尤其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让农村更像农村

从分割到分治，中国的农业、农村都有巨大的进步，但城乡二元结构状况、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万曾炜认为，根源在于城乡统筹的价值目标不清晰。“我们要统筹什么？是统筹每个公民的权利，比如说可以选择户籍流动、迁徙自由；还是选择公共财政投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对接；还是选择在农村更多地建设新城新镇？”

在过去几年，多省市城乡统筹的首要做法是，“撤村”换取建设用地，失去宅基地农民“被上楼”。拆建之间的巨大利益，是农民“被上楼”的首要原因。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吴伟平对这种做法表示反对，“浦东新区开展城乡统筹改革试点的目标取向，不是为了消灭农村和农民，不是简单地通过大拆大建把农村变成城市，而是为了让农村更像农村，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国际大都市新农村的路子。”

用他的话来说，首先是都市田园；其次，在这个都市田园中农民应得的利益（特别是土地权益）没有被剥夺，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得到加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资产性收入得以提高，农民可以均衡地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要同时兼顾到这些，必须加强改革的统筹性和顶层设计。

对于农村工作，陆鸣有着一套系统的理论。他直言，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搞得像欧洲，农村搞得像非洲，農村仍然是脏乱差。从产业结构来说，农村不能只是第一产业，城市农村的产业不能割裂，要有序地衔接组合。

单以城市形态来看，陆鸣表示，浦东新区从2010年起计划5年内区镇两级政府投入76亿元，对基本农田区域内的村庄进行全面综合整治改造，包括村宅道路桥梁改扩建、河道整治、污水处理、低压水网改造、村宅整治、绿化、公建配套等八个方面。

这项工作完成后，17个镇230个行政村中的20万农户将实现水清、岸洁、宅净、路平、桥安的目标。

是农民的都给农民

浦东的做法，在万曾炜看来“走对了路子”，“浦东通过公共财政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实现城乡统筹，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价值选择，想清楚了要做什么，这一点对于东部地区特别有价值”。

吴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浦东的城乡统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均衡化，让农民得到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

赵连根，浦东新区教育局教育总督学，一位长期扎根基础教育领域的行政官员与教育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社会对教育有着多元的需求，但政府首先应该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平的、普惠的教育。”

这个目标，浦东从教育均衡化率先突破。

早在2004年，浦东就开始推进教育管理体制二元并轨，对城乡义务教育实行全区统筹。赵连根说，基本的思路是让教育资源在物化形态上实现“四个统一”：即统一拨款标准、统一硬件配备水平、统一信息平台、统一提供教师培训与发展机会。“四个统一”要告别的是基础教育领域一直以来人为的非均衡发展。

集中优势的教育资源在城市打造重点中学，被认为有其历史合理性。早在延安边区政府时期，由于教育资源的极端稀缺，在一定区域内积聚着优势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起着培育师资和教育质量示范的作用。但其弊端不可忽视地在恢复高考后释放出来：大多数农村学校得不到公平对待，这种被称之为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模式长期受到诟病。

尽管多年来的教育改革中，均将此作为治理重点，但在过去几年，关于借读费和基础教育的非均衡化发展却愈演愈烈。而浦东例外，赵连根表示，“在浦东从来就没有重点学校的说法，更不存在收借读费的情况。”

不仅如此，教育资源均衡化中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均衡化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的均衡，我们的做法是以内涵建设促进教育质量均衡发展。”

是农民的都给农民，还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吴伟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卫生方面，浦东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一个有力的做法是，“镇一级的卫生院统一由区里管理，如此一来，即便贫富差距较大的镇，也能享受到均等的卫生服务。”

另一个做法则是，医疗机构之间的联动。浦东要求二、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实行联动，做到医生互派，设备共享。

让农民直接感受到的便利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2010年实现了筹资、补偿、管理层面的全区统一，全区323所村卫生室和25个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实现新农合费用实时结算，农民看病从原来的“先垫钱、后报销”转变为“直接刷卡结算”。

对于城乡统筹，陆鸣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农民增收上。”

浦东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让农民的收入翻一番。陆鸣坦承，“这意味着每年需要保证12%的增幅，难度挺大。”

陆鸣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农民赚钱，他最近的一项创新是提出“八字工作法”，即种（种植）、养（养殖）、转（土地流转、异地种养）、工（工资）、租（房屋出租）、改（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连（产业深加工）、补（政府补贴）。他说农民和基层干部难以搞懂统计局所说的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这类专业术语，自己总结的这八个字正是为了方便基层干部和农民直观地了解赚钱的渠道。

以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来说，陆鸣表示，将以此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突破点。“浦东改革开放20多年，随着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积累比较大，要进行股份化改造，不然可能出现腐败或者集体资产流失。”

根据浦东新区农委副主任张水龙提供的数据，浦东的组、村、镇三级集体资产多达126亿元。张水龙认为，“这些资产只要盘活就能增加农民收入。一个思路是股份制改造，将原来的共同共有，转变为按份共有。”

据了解，周浦镇横桥村是城乡结合部，由于地基本上被征完，撤村时村里仍然有5000多万元集体资产。村民们的想法很直接，一次分完最放心。

“我们当时动员村民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把模式讲清楚，在这个基础上遵从村民自愿，有85%同意就进行改革，达不到就放弃。最后87%的村民同意改革，组成了社区股份合作社，不同意的那部分村民直接给他们一次分清。最多的人拿了30股，第一年就实现了每股250元的分红。”张水龙说，今年将在每个镇选取1-2个村进行试点，并且对镇的层面上的集体资产也要进行试点。他认为，这个改革将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

让农民自己说了算

更为重要的是，在集体产权改革中，引入了村民的民主管理和自治。在横桥村的集体资产经营中，村民们选出了经营班子和监督班子，来保证他们自身的权益。

对于民主管理的引入不仅仅是在集体产权改革中，主政者希望，“共商、共治、共决”应当成为一种新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模式，在全区推行。

吴伟平将此上升到城乡统筹的根本性问题上来考虑，“村庄改造，从短期上来看，可以实现山清水秀的环境，但如果管理跟不上，很快就会变回原样，所以硬件设施的建设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探索出一套适合我们当前国情的农村治理机制。”

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吴伟平又一次强调，需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际大都市现代农村的民主管理模式，通过自治和共治结合，让农村的居民承担起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这样一种职能。

浦东新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副处长程坚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基层自治工作。在谈到浦东的村民自治是不是走过场时，程坚举例说，“周浦镇旗杆村的村务公开栏里，村干部的工作招待费用也必须上墙公示，一张招待费的发票能不能报销，得村民说了算。”

程坚笑称，“现在很多地方都说村主任是最没权的，花的每一笔钱都要接受审计，这种审计既包括村民的自我审计，也包括换届时的专业审计。”

在城市化过程中，另一种共治与自治结合的形式——镇管社区在浦东被创造出来。

由于乡村城镇化的趋势，过去镇管村、街道办管居委会的形式出现新的挑战。川沙镇办公室副主任金维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镇的辖区内，可能既存在着大的社区与居委，周边又有相当数量的村，这种形势下，原来的基层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合，我们的办法是设立了7个社区，在涉及基层事务上由社区通过共商、共治、共决解决。”

据了解，川沙镇包括56个村，44个居委会，常住人口达到36万人。金维化认为，大的区域范围内镇政府要进行直接的管理存在难度，当时探索镇管社区时，就希望在“管理、服务、协商、监督”八字方针内让村民和居民对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進行自我管理。

在组织形式上，社区委员会由各村民（居民）代表选举的社会代表大会产生，社区委员也从社区代表中选出，对辖区内涉及党群、平安以及社会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同时承担部分行政事务。

在金维化看来，社区中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比如绿化、自来水、路灯、路面维修等问题，都等到镇政府去处理很不现实，通过社区这样一个平台，内部共商共治，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吴伟平对此表示认同。“城乡统筹，不仅包括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还包括社会管理的跟进，农村有农村的特点，民主管理、乡村自治才是可行的路子。”

万曾炜则希望，农民自己说了算的，还应该包括一项最大的权利：他们拥有承包权的土地应该能够产生效益。“农业、农村的生产力转型提升受制于土地制度的束缚，土地制度生产力低下。要提高效率，唯一的路子就是走规模化经营。”

万曾炜提出，土地规模化需要流转，土地流转资本才能投入农业，规模农业才有生存空间。最理想的模式是，淡化土地属性，强化流转，完全按照市场流转起来，一方面承包人可以受益，另一方面权属明确。最终的目标是推进土地集中与规模化经营，使其产生高收益。在他看来，提高农业、农村的产出效益是城乡统筹最大的价值目标，而对这一点在整个国家层面仍然认识不清晰，缺乏顶层设计。

作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浦东已经开展两轮土地延包工作，并在曹路镇、六灶镇试点基础上，完成全区各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建设。

城乡统筹的成都 篇12

一、土地流转情况及主要特点

截止2010年底, 温江区耕地流转面积达11万亩, 占耕地面积的65%, 流转土地项目总数3218个, 涉及农户35688户, 占总农户数的55%。其中, 50亩以上的经营项目128个, 流转面积1.5万亩;涉及企业项目80个, 流转面积1.06万亩;个体业主项目43个, 流转面积0.37万亩;专业合作社项目3个, 流转面积0.03亩。土地流转形式以租赁为主, 达90%以上。流转后的土地, 主要规模经营花卉苗木生产和现代观光农业。目前, 规模流转企业和个体业主等项目, 经营状况良好, 无闲置耕地和撂荒耕地, 无拖欠农户租金等情况。

二、土地流转的主要成效

1.促进了高效特色农业发展。

由于种粮收益相对较低, 每亩每年总收入大多在900~1100元, 其纯收入多则600~800元, 少则500~600元, 有的因雇工过多而亏损。随着外来业主进入, 他们大多选择优质瓜果、精细蔬菜、名贵花卉、绿化树苗、特种养殖, 其每亩效益是种粮的几倍到几十倍。

2.加快了统筹城乡发展步伐。

随着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出, 农民除获得1000~1200元/亩·年不等的土地租金外, 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跟随业主打工还可获得一定的打工收入, 另一部分农民则从土地上分离出来, 从事二、三产业经营, 极大地缓解了有限耕地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束缚, 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3.促进了农民更新观念, 提高素质。

近年来, 各地通过招商引进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经验, 不仅带动了当地资源的开发, 而且精品农业的发展, 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同时也使广大农民学到了先进的耕作技术、管理经验, 从而增长了技能, 更新了观念。

4.增加了农民收入。

据调查, 温江区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为每年每亩1000~1200元, 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技能型农民每年外出务工收入6000~12000元;留守的女劳、半劳为业主打工每天收入30~40元, 按每年出100个工计算, 每年每人亦可获得3000~4000元的收入。

三、推进土地流转的主要作法

1.领导重视, 切实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

做好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工作, 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区、镇 (街)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从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出发, 积极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

2.建立健全了规模经营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重要手段。2006年以来, 温江区健全完善了区、镇 (街)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村 (社区) 土地流转服务站三级机构, 通过开展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信息发布、土地评估、法律政策咨询、提供合同范本、调处合同纠纷、建立流转档案等, 充分发挥服务和引导作用。

3.切实开展农民承包地实测确权颁证工作。

通过实测农民承包地, 据实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让农户实实在在拥有家庭财产权;同时也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进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了农村土地使用效益。

4.加大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政策扶持力度。

2009年, 温江区出台的《关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的试行意见》 (温府发[2009]129号文件) , 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和布局的现代农业项目,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

四、土地流转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土地流转纠纷, 尤其是土地流转利益纠纷时有发生。从土地流转纠纷事件发生的原因看, 主要有:农民对土地流转涉及的政策法规不了解;对流转土地的价格没有较统一的认定标准;对土地的增值收益没有较明确的规定;签定土地流转合同权责不明。

2.项目在自身经营过程中, 带动周边农户、拉动本区域经济发展成效还不够显著。

3.土地流转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对部分经营业主的经营能力、信誉等考查监督不充分, 农户对土地流转以后应得的预期收益缺乏信心。

4.土地规模经营水平不高, 经营模式较单一。温江区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还比较低, 特别是花木种植, 虽然种植面积较大, 花木企业较多, 但多数农户经营规模小, 优势不明显, 缺乏科技含量高的品种, 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

五、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设想

1.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维护土地流转当事人权益。对各种土地流转的主体, 其所拥有的各种权责等要从法律上予以明确界定, 从经济利益到政治利益对流转双方进行保护。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保障土地流转顺畅。

2.多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解决其就业门路。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 是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前提。

3.打造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基地。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和新品种, 发展产销流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等, 形成一批有较强市场意识、有较高生产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标准化基地。

4.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机制。坚持从农民利益出发, 适应市场经济规律, 因地制宜制定扶持政策,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的多种流转形式, 引导农村土地流转逐步走上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5.加强农村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 为土地流转提供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