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收入差距（精选8篇）
FDI收入差距 篇1
摘要：关于FDI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一直没有定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主要国际资本要素流动形式, 分别通过不同机制影响我国收入差距。主要理论机制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不同企业、不同层次劳动者、不同产业三种途径和机制影响我国收入差距, 深入分析每种影响收入差距的结果, 分析表明, 每一种机制下FDI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需要权衡的, 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更是增添了对收入影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关键词：FDI收入差距,影响机制
1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随着近些年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 逐渐凸显出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并且资本要素相对缺乏的我国, 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FDI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其本质是一种要素的跨国流动对被投资国家或地区另一种要素的价格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首先要明确影响的主体本质为跨国资本要素流动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客体收入是个泛化的概念, 具体到我国可以具体为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具体概念。本文主要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 研究FDI如何分别通过不同企业、不同层次劳动者、不同产业影响我国收入差距。
2 FDI通过不同企业影响收入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活动中一般具体表现为一定规模的、事先有计划的投入一定生产要素的组合, 比如不仅包括资本要素, 还可能包括相关的设备、技术、人员和管理经验等。与国内的企业相比,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往往是稀缺生产要素, 这成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而作为工资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动决定取决于每个企业边际收益产品的大小。外资企业随资本要素而来的这一系列要素优势组成外资企业相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 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要素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外资企业选择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组织生产、甚至销售的原因, 而没有选择普通的通过贸易完成产品交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由于外资企业资金和技术上存在一定的优势, 为外资企业取得高于其他企业的边际收益产品。虽然其竞争对手的价格可能相对较低, 在市场的供应更大, 但这些企业终究无法支付给其员工相对较高的工资, 即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报酬。反过来, 外资企业却可以依靠自身的优势, 给予自身员工高于其他平均社会劳动工资水平的劳动报酬。
随着外资企业的不断发展, 如果FDI所提供的充裕的资本要素和其他相对具有优势的要素组合的稀缺性使其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 高质量的产品、高效率的管理、高技术的生产不仅会在产品市场让外资企业获得垄断优势, 在劳动力市场更是如此。当外资企业依靠这些逐渐积攒优势, 最终形成市场垄断的情况下, 更可以进一步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制定更高的商品价格, 扩大盈利能力, 在利润方面比其他本地企业获得更丰厚的回报。这一过程又为外资企业为员工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由此, 外商直接投资将会提供给自身员工相对高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工资, 从而拉大了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然而, 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通过提高所雇佣的员工的劳动报酬完成, 但FDI对边际收益产品的影响并不是静态的, 换句话说, 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本地其他企业来讲它的优势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的。这是因为FDI在现实经济中的技术溢出效应非常有可能对自身的相对盈利能力产生影响, 甚至会缓解其本文在上面所提到的依靠各种优势而拉大劳动者收入差距的效果。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产生效果的, 不仅可能会带动本行业、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更新, 其影响可能更为广泛的扩大到整个经济体, 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当然除了技术的溢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其他企业的效率, 其还应该包括, 管理经验的相互学习、与其他企业的合作经营、生产和销售。进一步影响社会平均劳动报酬, 促使其整体水平的提升, 这样的过程会在某种程度上缩小FDI所带来的收入差距。
3 FDI通过不同层次劳动者影响收入差距
FDI通过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影响收入差距, 这种影响的主要作用效果是虽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劳动要素工资有所提升, 但是却扩大了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差距。因为外资企业在资本要素、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优势, 不仅在产品市场上为其获得了竞争实力, 获取了更高的利润, 进而提升了本企业的劳动者报酬, 而且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 使其在劳动要素市场上也同样产生了垄断势力, 可以对劳动要素进行优先选择。
以高工资吸引更熟练的生产要素, 这里所说的更熟练的生产要素, 包括有技术、有经验而且人员素质更高、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要素。而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 外资企业所提供的高报酬主要是提供给那些高学历或者有技术的人员, 对于无差别的普通劳动力, 即使在外企企业内部, 也不会提供高于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水平的工资, 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对于熟练劳动要素和非熟练劳动要素的分化, 会拉大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因为熟练劳动要素主要来自于具有较高学历的城镇居民, 而由于我国相对充裕的劳动要素, 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多雇佣的是属于简单劳动的劳动要素, 比如制造业的生产工人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通过这样的工作机会可能获得比以前更高的收入。这样外资企业对于相对非熟练劳动要素的重点选择, 也可能带来非熟练劳动要素报酬的提高, 从而缩小其与熟练劳动要素报酬之间的差距。
所以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不同层次劳动者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微观作用机制结果并不确定。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提供具有竞争力的高工资, 以此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高素质的人才在这里就是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要素。高层次的劳动要素在增加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以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的利益, 为外资企业创造超额利润, 高层次者本身也实现自身的增值。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生产, 多数制造业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选择雇佣数量众多的低层次劳动者, 这样的雇佣过程也会提高低层次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虽然只是从事简单的劳动生产, 但是却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劳动报酬。因此,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不同层次劳动者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权衡”。
这样看起来在某个时点上来说, 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一个地区的高层次的劳动者和低层次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之间的差距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进一步假设我们的分析并非在一个时点或者短期效果, 而是一个长期的作用影响的话, 结果就会显现出来, 虽然这样的理论分析对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没有直接帮助, 但是可以更深刻的把握FDI通过不同层次劳动者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
如果假设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时间足够长, 在这个较长时期中, 两种层次劳动者的报酬差距变化就会趋于明显。因为劳动要素的报酬最终是由劳动的价值所决定的, 高层次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较为复杂的, 在不断的工作中形成一种经验的积累, 会使高层次劳动者的劳动更有价值, 比如管理经验的增加, 决策水平的提升。这样的技能和经验的积累, 使得高层次劳动者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并且获得高出平均劳动要素很多的超额劳动报酬。与其相反的是, 低层次劳动者在外资企业中所贡献的劳动, 多是简单而重复的劳动, 本身不具有较大的价值。并且具有非常强的特性的企业, 如果低层次劳动者离开外资企业给定的劳动环境, 很难再利用这种简单劳动创造价值, 时间的累计对其价值的增加几乎没有帮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从长期看来FDI通过不同层次劳动者会扩大收入的差距。
4 FDI通过不同产业影响收入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之前对所投入的资本要素进行行业或者说区位的选择, 也是FDI影响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
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 FDI根据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会有选择性的进入回报率较高的产业或行业, 比如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初期, 由于我国资本要素匮乏和劳动要素充裕且低廉的特点, FDI多选择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 比如加工制造业。对第二产业资本的大量注入, 也伴随着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提升, 影响收入差距。慢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平均劳动报酬的逐步提升, 我国所吸引的FDI进入产业也发生了变化, 更多的进入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 提高第三产业劳动要素的报酬。
从比较优势理论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所投入的产业或者行业都是东道国或者地区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但这样的资本要素注入, 其实有助于被投资地区和行业的发展, 因为被提供了所稀缺的生产要素, 从而使劣势行业逐步发展起来, 缩小了收入差距。如果FDI受到其他因素的驱使, 比如高额的垄断利润、优惠政策扶持, 而进入到具有优势的产业, 则会通过技术、管理经验、资本规模等生产要素的溢出使东道国或地区本来就具有优势, 使获得更高利润和收入的产业的劳动报酬进一步提高, 从而通过不同产业的选择影响收入差距。
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收入差距的表现主要为城乡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我国时一般选择在城镇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这样的资本要素流入会显著地提升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而对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FDI在我国通过产业选择会扩大收入差距。但如果考虑到劳动要素的流动, 即农村居民进城务工, 进入第二产业的FDI将会对其收入水平产生正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利用这种作用机制通过不同的产业选择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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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收入差距不如调节财产差距 篇2
百姓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首先应弄清什么是收入，或者收入差距到底应该怎么算。
以某民营企业为例。该企业一年利润2000万元，员工一年工资10万元，那么，2000万元的利润可以当作企业主收入吗？倘若这么算，企业主收入为员工收入的两百倍，差距可谓大也。
但问题在于，员工工资多数是用于个人消费，企业利润则大量用于投资。大多数民众忽略了两者的分别。
经济学家费雪在大名鼎鼎的《利息理论》的开篇中就指出，“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费雪用三个概念解释这个意思。一是享用收入。货币只有当用于购买食物、衣服、汽车等进行享受才成为收入。二是实际收入。享用收入是心理感受，没法度量，所以他认为可用实际收入（生活费用）来近似反映。比如用餐或看电影，其间的享受虽无法用多少元来衡量，但却知道花了多少钱。三是货币收入，指用于支付生活费用的货币。
在费雪的定义里，“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其实是说收入是一连串的消费（享受）。以家庭为界，不管赚多少钱，把面包、黄油、衣服、汽车等买进家门并立即消费了的是收入，否则就不是收入。
回到上面民营企业的例子，若该企业家用于支付生活费用的钱为二十万元，那么只有二十万元是他的收入。剩下的钱，无论储蓄还是投资，都是企业主的财产（资产）而非收入。
或许有人不同意这种界定，因为这不仅与人们惯常的理解大相径庭，教科书也不这么说。但就我本人而言，却觉得只有从他的收入视角才能解通世事。正如我自己，当年从人大毕业后本可去一家月薪3000元的外企，却选择了月薪300元的党校。因为外企薪酬虽是党校的十倍，可党校能提供的住房外企却没有。因此，在我看来，在党校教书的收入（消费）并不低于外企。
若再换个角度，把我与那些私企老板进行比较。昔日师友在商界的成功者不乏其人，公司日进斗金，而我现在做教授月入仅数千元。你认为我会羡慕他们吗？一点都不羡慕是假的，但我并不后悔当初自己没下海的决定。表面看，做老板的人的收入（生活费用）确实比我高，但抛除商界应酬，个人收入（消费）实际上相差无几，至少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这绝不是阿Q精神，也非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说自己与老板（师兄）收入相若，仅是从个人消费情况看；若从财产看，则大不相同。他资产过亿，我除了手里那点微不足道的股票和所住的房子外别无其他。
由此可见，我等工薪阶层与私企老板的差距，主要是在“财产”而不在“收入”。实际上，当年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揭示资本积累趋势是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也是从财产角度讲，并非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个人收入。
再说基尼系数，这里有个误会需要澄清：不少人以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差距，学界也总有人拿基尼系数说事。但这种看法是错的。
基尼系数虽包含收入差距，但仅是一小部分，它主要反映的是财产差距。比如有人讲中国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富，显然说的是财产而非收入。既然如此，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基尼系数高若主要是指财产差距大，那只调节收入不调节财产岂不是避重就轻？
我主张应重点强调缩小财产差距，因为政府调节收入往往缺少手段，力不从心。前文说，收入即消费，调收入其实就是调消费。消费怎么调？可取的法门似乎只有调工资，但政府现行的做法无非是“限高”与“提低”。而工资是劳动力价格，高低由市场定。
因此，政府“限高”只能针对国企，对私企则无能为力。“提低”亦然，政府可提高法定工资，但前提是先减税。若不减税只加工资，失业增多政府压力会更大。
那么，如何调财产差距呢？我认为，首先应明晰农民耕地产权。目前中国农民有房有地却无财产，原因就是国家没把耕地产权给农民。第二，对财产课重税。近几年不少富人到处买房置地，钱多可以买，但为缩小财产差距必须课重税。最后，应立即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作为财产税大项，至今没有开征。我所知道的是，遗产税若再迟迟不征，日后财产差距会越来越大。
FDI收入差距 篇3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来我国投资，我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据《2007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6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按可比口径 (不含银行保险证券) 为630.21亿美元，增长4.47%。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1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20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吸收外资已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6年居全球第4位。目前，全球500强企业中已有480多家在中国投资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近1000家，地区总部近40家。由此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FDI是不是有利地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呢？有些研究者不这么认为，Glass和Saggi (1998）研究发现FDI带来的技术转移取决于南北双方的技术差异水平，而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南方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与北方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那么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就会给南方国家带来先进的技术；而如果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技术水平相差太大，东道国国内无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中学的技术知识获得外资企业技术溢出那么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FDI，只能给南方国家带来落后和过时的技术，而不是先进的技术。Kokko (1994) 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他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的时候，也就是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Kokko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得出，当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后者会因为差距过大而难以消化吸收。因此Kokko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双方相互作用决定的，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时候，跨国公司能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正面影响。Imbriani等 (1997) 对意大利进行的FDI研究分析发现，技术溢出同技术差距负相关，即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较强，与跨国公司子公司技术差距不大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潘文卿（2003）分析FDI对我国不同地区溢出效应，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一种门槛效应，而西部未跨过门槛，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东部技术水平提升，溢出作用变小，中部最大。陈涛涛（2003）认为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技术差距是FDI行业溢出效应的关键，表明内外资企业竞争力差距较小的行业，溢出效应相对较易产生。
二、门槛回归模型的介绍
由上面的文献我们看到，技术差距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影响又是非线性的，因此运用Hansen的门槛回归技术来分析技术差距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揭示出他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Hansen的门槛回归模型：规模上急剧扩大, 而且在各个投资领域也是更迅猛的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Ln Tit-1和Ln FDIit-1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技术溢出效应的衡量变量）和解释变量 (FDI的水平) ，Xit-1为一组对吸收外国技术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分析，得到了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R&D投入、人力资本（表示人力资本的一系列指标建立一个指标体系）作为解释变量，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会在以后章节中详细说明），α为门槛值。I为指示函数，令虚拟变量It (α) ={qit-1<=α}，当qit-1<=α时，I=1，否则I=0ㄢ
方程式把FDI参数根据吸收能力是否大于分离值分成两部分（也许不仅仅分为两部分，或者是三部分甚至更多，关于这种情况计算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说明）。这样该方程就面临四个问题：1.如何同时估计出门槛值α和参数β1，β2;2.如何检验原假设H0∶β1=β2;3.如何构建门槛值α的置信区间；4.如何获得参数的渐近分布。
设Sn（β (α) ，γ (α) ）代表式（1）的残差平方和，其中n是样本容量，这样清楚表明参数β、γ取决于门槛α大小。由于β、γ独立于α，Sn（β (α) ，γ (α) ）不是一个线性函数，而是一个随着变量ABC的特定值被划分为几个阶段的阶段性函数。但是对于给定的α值Sn（β (α) ，γ (α) ）是一个关于β、γ的线性函数。我们就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获得最小值，从而得到β、γ，我们用S（α）来表示上述残差平方和的函数。由假设可知，我们逐个将门槛变量的所有可能值带α，就可以通过最小化S（α）来获得估计值。
简单了解门槛回归模型以后，下面我们进行实证的检验。
三、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为了保证检验的科学性、准确性，搜集了中国32个省市2003-2007年（数据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市的统计年鉴）的数据，来完成这次门槛回归的检验。
首先确定一下各个变量的衡量指标。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用FDI对GDP的贡献率来衡量，也就是FDI/GDP来表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技术差距用Blomstrom (1983) 、Kokko (1994) 提出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指标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专利数量来表示，人力资本则通过层次权重决策分析法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具体数据见附录）
然后将搜集整理好的数据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表1:
由上述检验结果我们看到，当技术差距比较大，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门槛值的时候，就会抑制FDI产生技术溢出，但是这种抑制作用不是十分明显，可以看作当技术差距大于门槛值的时候对FDI的技术溢出无积极作用，而当技术差距比较小，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高于门槛值的时候，就会促进FDI的技术溢出。由此可见，技术差距确实对FDI的技术溢出有着门槛效应。
下面我们将以省市为对象来分析，具体到每个省的情况是怎样的，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到，我国只有福建、河南、四川没有跨过技术差距的门槛，也就是说，在福建、河南、四川、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不能对FDI的技术溢出起到积极的效应。而其他的省市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门槛值，可以促进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们印象中福建是比西藏、青海、宁夏经济发达的，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其实福建虽然企业数量多，但大都是私营的规模以下企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因此，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门槛值比较容易理解。而西藏、青海、宁夏看似经济不发达，但是企业的规模一般比较大，很多是国有规模以上的企业，技术就相对先进，人均劳动生产率自然就高了。所以说虽然福建的经济比西藏青海宁夏发达，但是就人均劳动生产率这点来看是没有比上这些地方的。
因此就四川、河南、福建三省的政府来看，应该采取措施，找出自己经济发展的短板，也就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块短板，加强一些培训机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样才能尽快跨过这个门槛，不要让技术差距成为限制FDI技术溢出的那个绊脚石。这样我国作为FDI的引入大国才能更好地利用FDI，使得FDI能够更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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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收入差距 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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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FDI收入差距 篇5
在研究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时, 需要特别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收入差距的问题, 另一个是收入分配公平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 又有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结果, 而收入分配公平度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的机会和过程是否公平。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能反映到收入差距之中。因此, 想要全面而准确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 就需要对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度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而不是将两个问题简单地混淆在一起。
2 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2.1 就业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自然人就业机会不均等, 相当于收入分配的起点就不公平, 收入分配自然是不可能公平的。我国目前在就业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部分就业岗位存在限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就业岗位, 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就会, 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其次,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劳动收入, 如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从事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作, 但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资待遇。
2.2 生活环境不对等导致生活差距拉大
我国目前在生活环境对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同一生活环境中, 生活成本存在差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生活环境。比如外地人口为了使子女可以享受和城里人或本地人相同的教育, 要支付更多的学费以及借读费、赞助费等各种额外的费用。此外, 各种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活环境, 导致“有关系”的人能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支出获得产品和服务, 在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中处于优势地位。
2.3 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社会差距拉大
在现实中,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社会保障, 这就导致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 有的人只需要支付很小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还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 那些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们, 当他们面对意外和大病医疗时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 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主要有如下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分配的不公。首先, 我国的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农民及农民工基本上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 不能或很难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其次,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保障政策和保障程度的不统一, 人们不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 即使同样生活在城镇并且都具有城镇户口, 也会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社会保障。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 将导致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增加。
2.4 公共产品使用不均衡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人们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往往更多地关注体现为私人产品的货币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 其实, 人们在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差距也会带来收入差距, 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 因此, 每个纳税人都应该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不过, 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国目前在公共产品的平等使用方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 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其次,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为的影响因素, 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并不能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
3 体制缺陷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从收入分配体制的角度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重点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体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存在体制缺陷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就认为发生了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 一直处在变革和完善中, 体制中存在缺陷, 导致非市场化的因素干扰收入分配, 造成了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 影响了我国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 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3.1 行政权力参与收入分配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体制之一。
3.2 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公平收入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 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 是造成收入不公的又一个重要体制原因。
3.3 城乡分割造成不合理城乡差距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直接导致广大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平等就业, 平等获得收入, 整体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由于体制原因, 农民工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中工作, 而且工资要低于城市居民, 还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起点不平等。
3.4 地区政策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衡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地区倾斜政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等政策, 成为影响地区差异的另一重要体制原因, 直接导致了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 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4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政策选择
4.1 分配不公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 需要首先解决,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突破口;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
盲目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收入差距。
4.2 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途径
收入分配不公是收入分配问题中首先和必须要解决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消除行政垄断, 避免垄断利润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促进机会均等, 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 就要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 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忽视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 盲目采取一些措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还可能导致新的分配不公, 破坏一些原本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 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在现阶段更加可行, 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那些拥有特权可以依靠体制漏洞和不平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群体迅速积累了财富, 而那些受到政策影响失去公平机会的群体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这就导致了收入的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关键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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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收入差距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7.6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42.46%。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得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推进传统产业革命,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与此同时, 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上涨, 主要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据世界银行测算, 1980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8, 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05, 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且自此便一直居于国际警戒线之上。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74的高位 (然而根据专家测算实际结果应达0.61) , 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我国排在第7位。因而本文将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进行研究。
——兼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幅提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 而现有的研究又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且研究方法较不完善。故期望能够根据经济理论确定模型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定性且定量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等变量进行全面分析, 确定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作为有关人员制定政策的依据, 使得社会达到收入分配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多名学者研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采用了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模型, 研究结论也由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拓展为二次关系, 并且逐步加入其它合理的控制变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如教育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城市化水平等。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改进与创新。
21世纪前, 国外学者Litwin (1998) 选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对外开放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年, Savvides (1998) 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受我国国情影响, 此时期国内关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很少考虑对外开放这一因素。
进入21世纪后,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关系的研究大量增多。魏尚进 (2002) 选用我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到在城市化水平上对外开放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赵莹 (2003) 在此结论上, 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加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却发现对外贸易的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同年, 徐水安 (2003) 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发现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 加入WTO将改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何璋和覃东海 (2003) 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与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间则存在负向关系。之后, 戴枫 (2005) 用我国1980-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协整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贸易自由化是收入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此阶段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初期探索, 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
2007年以后, 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成熟。由于我国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 与之前形成了较大对比, 因此学者们多选取一段较长的时期进行研究, 这一处理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且随着计量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计量模型的确定也有了较大进步。本文正是从此阶段的研究得到了启示并进行拓展。王少瑾 (2007) 采用我国199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此研究创造性地分析了进口和出口分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发现进口能够加剧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不平等。胡超 (2008) 采用我国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2004年前对外贸易的扩大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之后又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周娟 (2008) 采用我国1988-2005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余官胜 (2010) 采用我国1978-2007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长期的面板协整关系, 并且动态最小二乘法的回归表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间呈现正“U”型关系。贺建风和刘建平 (2010) 采用广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建立VAR模型发现:城市化和对外开放造成了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正向的拉动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应的拉动效应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对以下内容展开分析。首先,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作用,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合理性及普适性, 参考王少瑾 (2007) 、周娟 (2008) 和余官胜 (2010) 的工作, 建立了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其次, 受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的启发,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这一经济理论依据, 考虑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 这对之前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改进, 且为以前“U”型曲线的研究提供理论性解释。最后, 为了使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更合理的被选取的变量所解释, 选取与因变量有关且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的控制变量, 这一方面较以前研究工作做的更加全面与完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开放程度 (open) 以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我国是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比较稀缺的国家, 因而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进口, 同时新技术也将会进入我国。然而由于我国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较慢, 因而很可能会发生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能劳动和更少的非技能劳动, 因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将被扩大。而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 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我国将逐步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所提出的最终收入趋于平等的假设前提, 如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完全贸易自由化。因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逐渐降低。因而认为城乡收入差距 (incgap:以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衡量) 与开放程度间呈现二次负向关系, 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收入差距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超过临界值后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减少。
教育水平 (edu) 以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库兹涅茨 (1955) 提出“随着劳动者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 国家的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平等”, 故加入此变量, 预计系数为负。
经济水平 (pgdp) 以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负。
第一产业水平 (first) 以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考虑到各年份及各地区间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同, 因而仅以第一产业产值衡量各地区第一产业水平不甚科学, 故选用此结果进行衡量。一地区对于第一产业的财政支出占比越大, 表明该地区第一产业发展越匮乏, 收入差距越大, 预计系数为正。
财政支出水平 (fiscal) 以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衡量。一地区财政支出倾向于集中于发展最快的行业, 即倾向于用来发展城市建设, 故将增大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正。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 选取的空间跨度为除重庆、四川、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其他28个省份。原因是这几个省份或地区的某些指标上的数据统计不全, 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避免缺失数据对后续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这几个省份及地区进行了剔除。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预计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ncga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open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edu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pgd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 即人均GDP;first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
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fiscal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统计工具Eviews进行统计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 拒绝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的零假设, 因而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下表1。
在方程一中, 考虑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的对数和财政支出水平。结果显示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分别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然而财政支出水平这一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反, 分析认为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平均每年各省将20%的财政支出用于第一产业, 故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农村居民, 则收入差距将减小。另外经济水平这一变量虽然显著, 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 因而在方程二中舍弃该变量, 加入教育水平变量,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模型拟合的效果更加良好。
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在方程二的基础上加入该变量, 回归结果如方程三所示。但该变量并不显著, 而其他变量仍较为显著。目前存在的很多研究在它们的模型中只包括了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两个变量中的一个, 毛其淋 (2011) 在其论文中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变量, 并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故为避免模型的复杂化, 在此省略这一变量。
方程四中同时考虑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 且舍弃城市化水平这一变量, 发现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教育水平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较高,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选取的变量也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的稳健性, 从方程一至方程四, 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因而本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 临界值大约为1.22, 即小于这个值收入差距将随开放度增加而加大, 然而超过临界值后将缩小。这一结果较具现实意义, 查阅数据后发现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开放程度最高且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超过了临界值, 同时这些地方的收入差距确实在近年内有所减小, 即达到双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然而其他省份仍未突破临界值, 同时也未呈现收入差距明显减小的现象, 因而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性, 可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 发现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 且临界值为1.22, 第一产业水平与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 另外三个解释变量 (教育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变动关系, 与预期模型较为相符。
目前已有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 这样很容易导致对问题的考虑不完全。且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多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我国而言, 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他们的研究仅局限于线性关系,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做出存在二次关系的假设并证实了这一点。且在现有的研究中, 虽然周娟与胡超对二次关系进行了论述, 然而他们的论文中选取的控制变量过少, 且其得到的转折临界值分别为5.12和0.58, 然后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误差较大, 因而对此方面进行了改善, 通过定量分析证明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且获得较为准确的临界值。
针对本文得到的结论, 可以做出一些政策推荐。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却也在改革的前期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扩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我国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 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经济、法律、社会体系等相关环境仍未完全完善起来。然而改革仍需坚定地进行, 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 我国将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广大劳动力资源, 从而使得对外贸易能够逐步缩小收入不平等。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争取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至突破临界值, 到达二次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 则可实现对外开放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 通过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看到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如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提高我国GDP;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等等, 使得最终达到收入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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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 篇7
拉美国家是贫富收入差距最典型的地区, 20世纪初期, 拉美经济快速发展, 普遍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时期。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导致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而且还使拉美贫困化问题加重。因此, 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徘徊不前。
拉美国家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在于税收制度不健全。很多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拉美国家税收制度在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方面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原因归结为其制度缺少公平性。
其次, 拉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一些国家农民的土地高度集中, 造成农民问题严重, 在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土地问题就一直存在, 很多国家在经历独立革命以后, 统治阶级继承了土地的所有权, 导致农民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占用不公平的状况。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 导致大量农民运动, 与政府的冲突不断。此外农民无地可种, 把发展的目标放在了城市, 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谋求发展, 为城市的就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许多人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在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有6个就居住在城市。加速了贫困收入的扩大, 引起了社会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从拉美的历史经验看, 贫富收入差距是影响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变量。从理论逻辑上, 贫富收入差距过大, 不仅会产生社会鸿沟、两极分化, 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危机, 而且也会影响到一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这既体现在消费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多层次化, 也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偏低而且持续下降。由此, 我们有理由说,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下层民众的利益, 使相当一部分下层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个社会就将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政局不稳, 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一国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环节, 切不可小视。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无视贫富差距拉大, 必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如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难以自拔。
基于贫富差距视角看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4 393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三点不足。
首先,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自身的缺陷导致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缺陷表现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到位。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可以有效地解决因为失业、自然灾害、疾病等带来的贫富不均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减免农业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但是诸如“看病难”此类的问题仍然存在。
其次, 我国的税收制度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缺陷。一般来说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有更好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直接税的比重较小, 仅占全部税收的6.6%。
最后,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通常来说, 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时财政上常用的手段是转移性支付, 但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依然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 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一般多侧重于城市, 对农村则较小。因此,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没有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事实上,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政治上, 社会矛盾增多, 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凸显, 为暴力和革命提供温床。经济上, 国际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后, 全球经济大调整, 中国既往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由出口拉动GDP向内需为基点转变, 从GDP优先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转变, 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如果不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不仅不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更会直接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推动力。据专家推算, 贫富差距降低一个点或者最低收入者提高收入一个点, 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 要解决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 核心是致力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改革。不仅要把改革成果的“蛋糕”做大做好, 也要做到把“蛋糕”分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不容忽视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产阶层能够很好地调节社会贫富分化, 也能缓冲社会利益冲突。因此要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中下阶层的利益。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时期, 经济有望保持稳速增长, 对推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因此, 分配改革应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完善税收制度, 调节过高收入
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是否合理健全, 对调节贫富收入差距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有很多不足和弊端, 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 其对象主要是针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但是, 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对象大多数是工薪阶层, 导致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税收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个人所得税方面, 应实行分级纳税, 扩大个人所得税的阶层, 同时应提高高收入人群以及下调工薪阶层的税率。此外, 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 占总财政收入的60%。国际上增值税一般包括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我国从1994年开始由收入型增值税转为生产型增值税, 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 目前我国增值税现状体现在小规模纳税负担过重, 从而造成了低收入群体负担大于高收入人群, 违背了增值税公平和中性的原则。因此从长远来看, 降低个体工商业户和中小型企业税费, 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的增长, 这对缩小和调整贫富收入差距有更深远的影响。
2. 积极促进农村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拉美失败的经验看, 农民问题是关键。我国都是农业大国, 其中农民大约有9亿, 占总人口的70%。近年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迁徙”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一种显著的特点。长期以来, 农民工来城市就业, 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身份的转变, 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在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 很多农民工由于在城市居无定所, 他们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水平, 增加储蓄, 以获得自身的保障。这对我国扩大内需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因此,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 有利于做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对于农民工居无定所的问题, 政府应该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与此同时, 还要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使农民工也享受到工人阶级应该享有的福利政策。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 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快速、长期、平稳的发展。
3. 加强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FDI收入差距 篇8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分化, 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和矛盾。如图1所示, 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因此其差距绝对值不断扩大。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学生高中入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全国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 农村高考生大学录取比例却逐年下降, 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差距。
注:数据整理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多数关注于证明和测算城乡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落脚点在收入分配。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相关性。但教育公平与收入公平不完全相同, 教育公平体现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因此城乡教育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赖德胜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1]。孙百才验证了赖德胜的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三者存在两个“倒U”的关系[2]。而陈虹全的研究显示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长期因果关系[3], 即存在“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首先, 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入学率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由于从高中开始教育成本提高, 农村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比城市家庭面临更大压力[4], 直接限制了农村青少年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 从而使其失去了得到更高教育回报的机会, 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代际传递, 宏观上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其次, 城乡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 城市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 这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初、高中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城市[5,6]。第三, 随着城乡资源和人口等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和城乡矛盾的逐渐显现, 城乡关系逐渐成为造成农村学生较高辍学率的重要因素[7], “城乡分治”使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教育体现出了“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8],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提高了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升学, 从而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增大[9]。由此可见, 我国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不仅由于农村本身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更受到城市对农村青少年劳动力和社会教育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但是, 已有研究中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衡量通常选用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和文盲率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不能直接衡量城乡在教育水平和效果上的差异;而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小学入学率已经接近100%, 使用文盲率不足以体现目前的城乡教育差距, 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中等教育阶段农村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
因此, 本文将分别建立与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有关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量化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 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其他经济指标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 比较不同阶段城乡教育差距受到各变量影响方式的异同, 最后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现状, 试图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提出城乡教育差距存在的成因。
二、城乡教育差距衡量方法
已有研究对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 多数采用的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或文盲率 (1) 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10]。但是, 城乡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与教育效果虽然具有相关性, 但并不能完全等同, 应该直接将城乡青少年入学率作比较, 体现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的差距。此外,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 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99%, 文盲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 城乡教育差距已不适合用文盲率来衡量。从统计数据上看 (见表1) , 城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均小于农村, 而城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农村, 而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中高层次教育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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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整理自《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从初中进入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差异, 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特别是初中升入高中阶段的辍学率, 远高于城市。所以, 本文建立两个衡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 即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UCR和基础教育阶段差距UCRF,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学生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
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中没有分城乡的辍学率、入学率, 所以本文使用每年城市和非城市中学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数和普通初中毕业生数的比值作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入学率, UCR计算方法如下:
Us、Uj分别表示该年城市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Rs、Rj分别表示非城市 (县镇) 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UCR的值越大, 表示城乡教育差距越大。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反映城乡初中到高中的升学机会或辍学可能性的差异, 但是并不能精确衡量, 因为县、镇高中主要是农村学生, 但是部分城市高中会有少量来自农村的学生。UCRF的计算方法与UCR类似。
三、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并不呈现线性相关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教育差距的变化方向与变化率也发生变化。从实际情况看, 一般来说,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教育差距也比较大, 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差距也加速扩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异带来教育水平的差距, 另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辍学进入城市务工。但是, 在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积极作用下, 也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反向变化。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考虑我国现实情况, 选取以下形式实证模型验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
模型1:UCR=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模型2:UCRF=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其中, 被解释变量UCR为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之比, 而UCRF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之比。建立这两个模型主要是为了验证城乡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影响。
解释变量INCD为城乡收入差距, 即历年各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同时包括INCD一次项和二次项, 用于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是否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指标ln GDP (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各地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指标ln FUNDG和ln FUNDC。ln GDP表示经济增长速率,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平稳性,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教育差距也不是线性关系, 所以设定一次项和二次项。
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理应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认为教育经费投入越多, 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低, 即城乡教育差距越小, 但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常不显著,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投入没有向教育水平低的区域和比较弱质的教育机构倾斜,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这一变量并不能解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所以, 本文将教育经费按不同来源区分, 选择各地区年度政府来源教育经费与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教育经费方面的控制变量, 即ln FUNDG和ln FUNDC。
由于1996年以前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统计指标与本文需要不完全符合, 所以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6—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共450个观测值, 符合大样本的统计要求。其中30个省份历年城乡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份历年城市和非城市的学生入学数据, 各省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教育经费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部分1996年重庆市的数据由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乘以相应权重获得。
(二) 回归结果
随机变化的个体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才可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但由于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很可能忽略了重要变量, 而使假设不成立, 因此本研究选用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 (见表2) 也显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R值分别为0.787 5和0.606 8, 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差距的解释力较强, 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 且模型1优于模型2。F值分别为48.55和20.80, 能够在1%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变量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强有力的解释力度。模型1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2中经济增长的二次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变量系数的方向相反, 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所以, 由于我国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面临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决策方式, 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影响不同, 使用单一的教育差距指标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括号内为t检验值。
对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两个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INCD、INCD2的回归系数都能够通过1%显著水平上的t检验, 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教育差距, 且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即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同区间, 则城乡教育差距的变化率也不同。模型1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说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在中等程度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先减小, 后增大的趋势;而模型2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 二次项系数为负值, 与模型2相反。从系数的绝对值看, 模型2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程度比模型1缓和。
两个模型的经济增长变量ln GDP、ln GDP2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 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但模型2的二次项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经济发展速率与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 与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的这种关系不显著。
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G对缩小城乡中等阶段教育差距有显著影响, 但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扩大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正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等, 没有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 使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与城市的差距有一定缩小, 而初中入学率城乡差异却扩大了。与之相反, 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C能够显著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 但会扩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民办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等, 说明民办教育机构对提高农村初等教育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城乡教育差距成因分析
(一) 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学生年龄较小, 辍学务工的收益不高, 该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不如中等教育阶段程度大, 但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 家长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而父母寄回的打工收入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的作用[11], 这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家庭投入比较低, 父母非农收入使家庭收入提高不能抵消关爱缺失对农村低龄青少年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而,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呈现小幅的扩大趋势。
(二) 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对于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中等教育差距非线性影响的成因, 可以从人口流动和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等方面分析。在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带来教育差距的缩小, 这可能是由于这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 城乡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 而城市较高的工资率水平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外出务工的农民使家庭收入增加, 具有更高的教育支付能力, 并且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影响, 更加注重教育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 间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
而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是由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吸引造成的。
首先, 在人口流动方面,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 而收益大大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 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放弃学业的青少年。艾伦·德·布劳等的调查显示出, 1995—2010年, 17~20岁的农村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6]。其次,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城市对农村形成教育资源的“掠夺”。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有限, 其中优质的教育资源, 例如教师、设备、公共文化场所, 会流向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城市, 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进而会带来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学生, 致使农村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上处于劣势, 预期教育投资回报降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吸引”和教育资源“掠夺”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显现出越来越强的作用效果。
在我国, 教育选择往往是家庭决策, 这种决策受到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 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分担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无法完成的家务, 17岁左右的孩子便可以外出务工以赚取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且在人口流动初期, 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承担非技术性的工作, 工作技能不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或理论指导。这样从短期来看, 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辍学务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分别用城乡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城乡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衡量城乡教育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回归结果表明:用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建立模型有更好的回归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对中等阶段教育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种趋势与基础阶段教育差距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似;与以往研究中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果不同, 按来源分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
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将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解决城乡教育差距过大的前提。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 应关注农村青少年辍学率提高和农村中等教育普及率低的问题, 并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教育观念改善和经济水平提高发展农村教育。此外, 整个社会应该更有侧重地分配教育经费, 向农村和农民学生倾斜, 使其能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达到更好效果, 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摘要：利用相关年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与城乡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相反, 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随收入差距和经济水平增长率变化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对不同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有显著而不同的影响。其成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