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共9篇）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食品101 钟智原 2010196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了。

一、原因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异常严峻,但很长时期以来,学界认为可以用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理论来解释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倒U假说”理论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的,他提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最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而通过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的阶段划分来看,我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了缩小一扩大一缩小一扩大这样的一个过程,和该理论是相违背的,说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无法单纯的用经济增长来解释，它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2“剪刀差”的作用；3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二、影响

2.1正面影响

(1)一定时期内能使我国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有长足进步,比如 改革开放后打“破大锅饭”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实把我国的现代化。(2)使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素质。2.2负面影响

(1)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而影响改革发展的进程。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村居民购买力过低,难以激活农村广大消费市场,可导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走低,而这又影响了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难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3)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和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难以提高,这也决定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缺乏真正的支撑。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唯有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居民 的收入水平。

三、对策

3.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从总体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3.2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首先,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3.3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所在。

3.4建立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的扶助力度。结语：

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现阶段的主题词之一。虽然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性的改革,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在帮助农民抵御重大疾病风险,减轻农民医疗负担,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来已久,城乡和谐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要加大对农业、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补贴、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统筹城乡发展迈开坚实的第一步。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2

关键词：城市化,城乡差距,财政支农,基尼系数

1907年美国经济统计学家洛伦茨在《计量财富集中的方法》一文中提出用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洛伦茨曲线。192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基尼系数，其表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越大，表明一国（或地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目前，基尼系数论题已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董拥军和邱长溶（2007）对1989—2003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与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基尼系数之间具有反向协整关系。韩旭和韩淑丽（2006）采用相对差异分析方法对1978—2003年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变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激励机制改革、居民个体差异、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农民负担重、收入增幅小和福利性收入少等是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冯超（2007）利用2002年22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教育公平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人均G D P和市场化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公平起着正向影响。王少瑾（2007）利用1991—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指出，进出口的增加和外资的大量进入均扩大了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康建英（2006）在财政分权理论的框架下，利用我国1995—2004年2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整体扩大起到推动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整体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具有抑制作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没有专门分析城市化和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专门研究城市化和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因为城市化滞后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财政支农通过影响城乡差距，继而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也有显著性影响。首先，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低收入农村人口的比例会缩小，低收入城市人口的比例会增加，一减一增，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也随之先变大后变小。其次，随着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的增加和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力度的加大，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缩小城乡差距，继而改善全国居民收入分配。

一、数学模型及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1）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换一句话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基尼系数先变大后变小。

(2）工业对农业先掠夺后反哺。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刚开始发展，规模也很小，难以依靠自身积累解决工业发展的资本问题，而此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工业利用工业制成品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掠夺农业的积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工业化中期开始，由于工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积累能力极大增强，而农业却相对落后，如不加快发展，不仅整个国民经济不能协调持续发展，而且还会制约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国家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实行免征农业税、粮食最低收购价、发放粮食各种补贴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缩小。

2、模型的建立

本文构建的一个计量模型为：JN X S=β0+β1*C SH L+β2*C SH L2+β3*C X C J+μ1（Ⅰ），其中，β0为截距项，μ1为随机误差项，JN X S为基尼系数，C SH L为我国城市化率，C X C J为我国城乡差距，β3衡量的是我国城乡差距对基尼系数即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影响的大小。

财政支农如果与城乡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假设β3=α0+α1*C ZZN+α2*C ZZN2（Ⅱ），其中，C Z Z N为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上式中，当α2=0时，财政支农与城乡差距之间就是线性关系，即β3=α0+α1*C Z Z N（Ⅲ）。当α1=0，α2=0时，即为基本模型，此时财政支农不影响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把（Ⅱ）、（Ⅲ）式分别代入（Ⅰ）式中，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3、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JN X S为衡量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78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李绍东（2010年）《中国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何时出现》一文，200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C SH L为我国城市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C X C J为城乡差距，用城镇居民家庭名义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名义人均收入的比值来衡量，1978年至2003年的数据来源于郭兴方（2005年）《基于多因素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一文，2004年至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王立成（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状况、成因与对策》一文，200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C Z Z N为财政支农，用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村救济费，1978年至200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10》。具体数据见表1。

4、回归结果分析

(1）城市化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在对模型（Ⅰ）进行O LS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尼系数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一元二次关系，也就是说，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基尼系数先变大后变小，即城市化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拐点，并且拐点的水平为46.445%。当城市化率为46.445%时，基尼系数最大；当城市化率小于46.445%时，随着城市化率水平提高，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当城市化率大于46.445%时，随着城市化率水平提高，基尼系数越来越小。2008年和200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45.68%和46.8%，正处于拐点的水平附近，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水平，能够缩小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2）城乡差距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在对模型（Ⅰ）进行O LS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因为我们将城乡差距平方项引入后，发现城乡差距平方项系数t值特别的小，只有0.287614，系数不显著异于0，这说明城乡差距与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是线性关系。

（注：括号里面的是t值，*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在对模型（Ⅳ）进行O LS估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C X C J系数t值特别的小，只有-0.3076，系数不显著异于0，因此我们随即做了一个只包含C SH L、C SH L2、C ZZN*C X C J、C ZZN2*C X C J和常数项的回归分析，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IV和模型IV'（模型IV的衍生）。我们发现，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基尼系数先变大后变小，即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拐点，并且拐点的水平为9.5759%。当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9.5759%时，基尼系数达到最大值；当比重小于9.5759%时，随着财政支农的增加，基尼系数越来越大；当比重大于9.5759%时，随着财政支农的增加，基尼系数越来越小。2009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9.55%，正处于拐点水平附近，因此，国家财政增加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能够缩小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

二、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城市化和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和财政支农力度的加大，基尼系数先变大后变小，即城市化和财政支农对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拐点，并且拐点水平分别为46.445%和9.5759%。目前我国城市化和财政支农水平正处于拐点水平附近，加快城市化进程，增加财政支农，基尼系数会变小，全国居民总体收入的差距会缩小。

在城市化方面，一是实施城市群（圈）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城市非农产业，通过扩张城市就业容量，构成“拉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加强土地使用权流转，通过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形成“推力”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首先，要明确土地承包权的财产性质，使承包权物权化、长期化和商品化。其次，促使农地所有权逐步由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转变，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效率，清除土地社会化配置的区域和所有制障碍。三是解放户籍制度，让户籍制度与各种社会福利脱钩，淡化城市偏向和户籍意识，消除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分，实行一元户籍制度。建立以登记为目的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管理，把户籍制度改革同劳动就业、土地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改革结合起来，建立和谐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放宽农民进城的设定条件，采取大中小城市梯度推进的措施，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在财政支农方面，一是政府要增加财政用于农业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农业科研推广的投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是政府要将新增财力向“三农”倾斜，国家财政每年新增财力要保留出一定份额用于农业投入，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居民收入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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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3

近年来内蒙古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一方面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区广大农牧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由农民收入低下和城镇失业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内蒙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从城市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拉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收入的70％以上来自工资收入，就业权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的根本因素，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会逐渐跌入到城市贫困的高发人群。据统计，2005年全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17.7万人，当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比2001年的3.7％增长了0.6个百分点。表面看。失业率增长幅度不大，但是随着企业改制和重组速度日益加快，城镇失业人数仍然在不断增加。下岗职工再就业比较困难，他们一般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加入了内蒙古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不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将成为内蒙古缩小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一大障碍。

从农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内蒙古农村牧区居民的收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牧区，使农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成为我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一个结构升级时期，吸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弱。内蒙古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有不同程度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制约内蒙古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劳动力流动障碍仍然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虽然存在着流动的可能，但是由于输入地对于外来劳动力收取的各种管理费太高，导致进入成本太大，形成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劳动力不平等的就业歧视，不利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农村牧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偏低，造成了农村牧区劳动力只能就业于一些对劳动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并且收入不高；三是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内蒙古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几点对策建议

(一)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扩大就业创造环境。非公有制企业绝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全区平均每年有上万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而内蒙古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也往往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重要的就业渠道。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全区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83.42万户，私营企业为16492户，从业人员超过37.98万人。如果法律环境更加平等，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为此，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透明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中小企业主的素质，加强对现有中小企业主的培训工作，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力，鼓励大学毕业生创办各类小企业。激励他们的创业意识，引导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或者去小企业就业。

(二)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对餐饮、清洁、保姆、老人看护等方面的要求显著增长，这些都为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要转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同时要将发展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各级劳动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另外要设计切合实际的针对非正规就业的贷款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切实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帮助下岗人员自主创业。

(三)加快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应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城市规模扩张，使现在有的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使更多的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在农村牧区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小城镇，使农牧民实现非农形式的就业。大力发展农村牧区二、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牧民就近转移。重点是要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处在困境的乡镇企业，各级政府要继续给予大力扶持和指导，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数Ｓ量，克服乡镇企业非农化倾向，重点发展农牧产品加工企业，与农牧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以增强乡镇企业进一步吸纳农村牧区劳动力的能力。

(四)完善社会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农牧民有序转移，维护农牧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劳务信息网络，加强劳动力需求的信息交流，为农牧民外出务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各级劳动部门要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组织劳务输出，引导农牧民外出就业。对用工单位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措施、居住生活等实行全面的用工考察，确保外出人员的劳动、生活安全。同时。还要外派负责人在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跟踪服务管理，帮助务工者排忧解难，切实维护农牧民外出务工的合法权益。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4

【中文摘要】四川省作为西部强省,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适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反映劳动效率差异,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是过度的收入差距不仅影响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构建和谐社会、解决“三农”问题,首要要素是让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四川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逐年拉大。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仅对四川省统筹城乡发展,而且对西部乃至全国的城乡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时间纬度上分析四川城乡居民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从空间纬度上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差异,再运用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四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趋势预测和影响因素分析。(1)对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分析。采用比较分析法,首先对比分析了四川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再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纬度进行比较。时间上根据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的演变轨迹将四川省从1978年到2008年分为了4个阶段,得出四川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不断扩大。空间上一方面对四川对21个市州和五个经济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发现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差异较大,且均呈现出加剧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将四川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比较,得出四川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趋同,绝对收入差距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对四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趋势预测。通过采用ARMA模型对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四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加剧。(3)对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回归结果表明各因素中只有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负相关,其余各因素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其中二元结构系数是影响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4)提出了缩小了四川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引导农村地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规范农村消费市场,形成需求拉动型绿色经济。

【英文摘要】As a western powerful province,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Sichuan provinc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over the past 30 years.The economic structure has been optimized continuously,the economic power and the living standard of material and cultural of people enhanced markedly.We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big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On one hand,a reasonable degree can exhibit efficiency and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under socialism market economy system.But on the other hand,huge

income gap will not only harm the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efficiency,but also cause society to be upheaval.Now we give nationwide support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The first standard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equality.To Shorte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 exhibit equal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and which is also the key of resolving the problems facing ou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Sichu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famous for its farming production.The rural population makes of more than 2/3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Sichuan.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becoming bigger and bigger.So to develop agriculture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to shorten the income gap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role not only for Coordinat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Sichuan,but also for the West Regions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On the reference of other research results,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come gap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Finally this paper perform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come gap in Sichuan by using Auto-Regressive and Moving Average Model and Multi factor line regression method.Firstly,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by using comparison research method.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then compares the income gap from the angle of time and space.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ange trace of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divided the period from 1978 to 2008 into four stages.We can find that the income gap rises with fluctuation.From the space angle,this paper compares the 21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The study show that the income gap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areas and is increasing.The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come gap in Sichuan with the entire country.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income in Sichuan is basically in line with that of the nation and shows the increasing trend,but the income gap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Secondly,this paper adopts the Auto 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to forecast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income gap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come gap has kept widening instead of narrowing.Thirdly,this paper perform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income gap in Sichuan.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we can see that under present condition the income gap is widening.Therefore,the

paper using Multi factor line regress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ose factors.The result shows that all the factors hav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come gap except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er rural resident.And Dual contrast coefficient i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income gap in Sichuan.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s policy suggestions to shorte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ichuan province.Eradicate the dual structur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Overall plann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adjust production constitution and improve Sichuan economic development;develop rural economy and raise peasants income;standardize consumer markets in rural areas and form demand-pull green economy.【关键词】四川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英文关键词】Sichua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目录】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4-6Abstract6-7前言10-

2110

摘要

1.1 研究背景1.1.2 研究意义1.2.1 国外研究综和研究意义10-1110-11述11-1311-12

1.1.1 研究背景1.2 国内外研究综述11-181.2.1.1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1.2.1.2 社会体制与收入不平等12

1.2.1.3 教

育、人力资本与收入不平等12-1313-1813-1414-1717-1818-211920-21

211.2.2 国内研究综述1.2.2.1 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方法1.2.2.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1.2.2.3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1.2.3 文献评述181.3.1 研究目标18-191.3.3 研究方法19-201.4 研究创新和不足211.4.2 研究的不足21

1.3 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1.3.2 研究内容1.3.4 技术路线图

1.4.1 研究的创新2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21-3721-2424-2828-3531-323232-35

2.1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的现状分析2.2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阶段性分析2.3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比较分析2.3.1 四川各市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迥异2.3.2 四川各市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上升2.3.3 五大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异较大2.4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势预测

3.1.1 ARMA模型简38-40

3.1.3 时间的比较35-3737-44介37-383.1 ARMA模型的构建37-433.1.2 数据的分析与处理序列模型的建立40-43入差距的预测4343-44

3.2 ARMA(2,1)模型对四川城乡居民收3.3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预测结果分析4 四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

44-5144-474748-4951-5952-5952-5353-5555-5656-594.1 研究方法444.2 指标选取

4.3.1 数据来源4.3 数据来源及处理47-484.3.2 数据处理47-484.5 实证结果分析49-515.1 小结51-52

4.4 回归分析结论与建议

5.2 政策建议5.2.1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5.2.2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全省经济发展5.2.3 引导农村地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5.2.4 规范农村消费市场,形成需求拉动型经济参考文献59-62

致谢62-63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5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城乡居民收入 收入差距 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

一、前言

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并最终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学说，该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相对先进的工业与非常落后的农业并存的双层次经济结构，其核心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事实上，我国的城乡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具体来说，我国的农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农业生产成果并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商品交换收益，更多的是一种自给性质。我国的城市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已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的重型工业体系。在此情况下，城镇居民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这是造成城市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村居民的核心要素。本文利用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相关数据，对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行进行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湖南省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节采用1998～2007年湖南省14个市、州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湖南统计年鉴》《湖南省各市州统计公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uirg）指标作为因变量，该指标表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收入公平程度的现实情况，比值越高，居民收入公平程度越差，比值越低，收入公平程度越高。另外，它还具有定义简单、计算方便、不引起歧义的特点。计算公式为：

解释变量主要有人均gdp、政府的财政支出力度以及地区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文章选取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该比值能够间接代表二元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表1为变量的具体说明。

（二）模型构建

1998～2007年产业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基本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上式中，下标i和t（t=1998，„„，2012）分别代表湖南省第i市和第t年，c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值，u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通过上表lr检验和hausman检验值可知，这两个回归方程都a应该选用fem进行估计。下文以fem模型的回归结果作为主要分析依据，财政支农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支农支出对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有效性，支农支出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性。

从表2中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5%水平的显著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产业结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结语

产业结构对湖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产业结构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首先，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改善农村产业结构，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其次，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支持力度，财政支农在总量、结构、方式上均要进一步优化。最后，加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作者单位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全球最大 篇6

《经济日报》记者林海／联合新闻网提供(2011.09.21 12: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比高达

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在2005年时，国际劳工组织（ILO）就曾经公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包含中国在内的三个国家超过2，而英、美等西方已开发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1.5左右。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大陆城乡差距大，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一个地区的发展，要经历城乡收入差距由低水平的均衡到收入扩大、再到收入缩小这样一个过程，呈现倒U字形，这是一个规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宋迎昌说，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也经历倒U字形发展的过程，而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大陆城乡差距缩小与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些惠民政策有关，包括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税收减免、扶持就业、照顾农民工生活等。”宋迎昌分析指出，这使得中国很多省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比例有很大的作用。

但宋迎昌也坦承，目前中国中西部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比例超过4比1，而北京、上海、广东的数值则要低的多，“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体制分割现象严重，以及发展机会不平等等因素所造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篇7

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从图1可以明显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存在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上升到现在的3.33,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近4%。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标准,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剖析

2.1 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本质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即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长期从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中调拨资源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支柱,我国农民的剪刀差隐性负担较重,造成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对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镇居民。随后出台的严格户籍制度无疑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上了标签,农村户口则意味着与良好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脱钩,这人为的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2.2 城乡享受公共品不均

(1)城乡教育就业不公。实践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成极大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通过教育投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农村教育质量远比不过城镇教育水平而产生的人力资本差异决定了其收入的差距。受教育的不公又导致了就业机会的不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指导和待业培训几乎没有。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割裂,近70%的农村劳动力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福利,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和他们的个人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3 税收体制不合理

我国税收体制缺乏调控力度,特别是在调控居民个人收入时有失公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存在的税收体系仍然不健全,加之政府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及监管机制不健全,高收入人群普遍集中于城镇,无形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又被拉大了。

2.4 金融支持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工业和城市,资金几乎都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相关数据显示,农村与乡镇企业贷款合计30652亿元,仅仅占到了贷款总额的4.5%。金融中介扭曲贷款的城市化导向拉大了城乡收入。

3 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剖析了造成这种差距的深层原因后,笔者认为以下若干政策建议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金融。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创新,加强农村信贷支持力度,形成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2)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现行的税法制度,增大所得税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调节力度,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纳税监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新局面,将现阶段城镇已经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商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普惠到农村,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真正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平等的社会保障。

(3)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国家在农村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现,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义务支教,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放宽银行的助学贷款政策,保证农村居民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

(4)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全面推进城市化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效应,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现阶段仍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十二五规划期初,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视角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现实状况,然后剖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原因,最后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若干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黄伯勇.城乡统筹发展实现路径探讨[J].农村经济,2007,(6).

[2]何盛明,王辉,潘国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民增收[D].财政研究,2003,(2).

[3]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 灰色收入

當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任务繁重，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的基本特点，是我国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因此，对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对加快甘肃省统筹城乡步伐，缩小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1.甘肃省城乡收入基本情况

2010年甘肃省GDP为4120.75 亿元，是1978年GDP的63.67倍。全省总人口为2559.98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635.3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63.88%。甘肃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407.53元增长到2010的13189元，增长了32.36倍；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从1978年的100.93元增加到2010年的3425元，增长了33.93倍。数据显示，甘肃省经济实力得到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显著，但不容忽视的是，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1.1城市居民家庭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由图1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较为平缓，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为陡峭，这正应了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比喻：城市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的收入差距是“陡峭的海岸”而不是“平缓的海滩”。城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如果再考虑到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现金纯收入，还包括实物折价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全是货币收入，农民收入生产成本高而城镇居民享受医疗、住房、劳动保险等非货币性的福利收入等因素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则更大。而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喇叭状扩大。

1.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010年城镇住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89元，而农村住户人均纯收入仅为3425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为9764元，是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306.60元的31.8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在1983年前变化不是很规律，有增有减，差距也不是很大，在1983年，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小值2.30，1983年以后，则以年均14.4%的速度呈梯形不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不断攀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由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30，扩大到2007年的最大值4.30，其后虽有所回落，但两者人均收入比始终维持在4.00左右，到201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85倍。

1.3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情况

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全国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甘肃省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甘肃人均生产总值16113元，仅为全国水平的29992的53.7%。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8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425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9%和58%。无论是从绝对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来看，还是从相对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看，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要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 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2.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甘肃作为我国的西北的大省，有着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同时又存在着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城市以工业、第三产业为主，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而农村则以传统农业为主，生产率水平较为低下；城市人口相对较少，人均收入较高，农村人口众多，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均收入较低，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相结合的典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甘肃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甘肃不能回避的障碍。

2.2生产要素累计扩大作用

个体素质的差异和努力程度不同，必然形成一定的收入差距。按生产要素分配会产生和拉大收入差距，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仅拥有劳动力要素，而城镇居民却掌握着多数房地产、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凭劳动力获得的工资远小于房地产、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带来的收益。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2.3巨额灰色收入不容忽视

2007年，王小鲁发表了《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差距》，指出官方统计数据被低估的客观事实提出了质疑。多数经济学家及群众对于王小鲁的结论持或同意或默认的态度。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认为贫富差距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他说：“如果政府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差距愈演愈烈”，“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是原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得到保护”。郑功成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里提到“收入分配秩序失去规范，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以及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等形成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应受到限制和打击”。

3. 缩小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我们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分析本身也说明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具体来说，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办法不外乎如下几点：

3.1适当扩大城镇内部和乡村内部居民收人分配的差距

在这里要注意，扩大的是城镇内部和乡村内部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不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一潭死水中，引入竞争，造成压力，从而自觉转化为动力。所谓不破不立，只有打破旧有的模式，才能体现出新模式的好处，才会引导人们自觉的走上新的道路。城镇、乡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导致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只有适当扩大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才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利益杠杆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3.2加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瓦解，促进农民增收

为了将农村生产经营组织从分散的农户转移集中，实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实行国家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公司对土地拥有经营权，农民对土地拥有股权，在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公司取得经营权后，必然会在公司内部或社会上吸纳懂得农业生产技术的人才去经营，而作为员工的农民的眼光将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整个公司的利益，这对农民的现代化行为和意识的培养将有很大帮助。

3.3对于过低收入者的适当扶持

加强对过低收入者进行适当扶持是十分必要的。加强社会保障力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合理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线。同时，加快建立健全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保障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和落实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要适时调高城镇居民各项最低收入标准（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优抚待遇等），切实保障最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要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并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办法，以保证一般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同时，要拓宽普通劳动者就业门路，通过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促使其中一部分最低收入者进入到中低收入户群体之中。

参考文献：

[1] 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J].乡镇论坛. 2004年08期.

[2] 李文杰.甘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与优化[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 2003年03期.

[3] 张凤芹.缩小甘肃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路径研究[D]. 甘肃农业大学.2009.

[4] 刘文平.对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原因的实证分析[J].华南金融电脑.2010年01期.

作者简介：张霞，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贾金荣，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城乡收入差距态势与对策建议 篇9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报告之五

作者：“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课题组 来源：国研网 2002-1-22 本站发布时间：2003-6-26 阅读量：1541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农村居民摆脱了极度贫困，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基本上稳定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奠定了向小康迈进的基础。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进步。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起点很低的农民生活一直与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差距，持续、稳步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十分艰难。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下滑，引起社会的严重关注。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态势

统计资料反映，20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增加了0.15倍，1980年为2.5∶1，1999年为2.65∶1.但实际上，农民的真实收入水平远低于统计数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间并不完全可比。前者往往被低估，如不计作收入的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福利等；后者往往被高估，如农民纯收入中一部分要用作生产性支出等。因此，目前城乡收入的差距，很可能在4∶1左右。

（一）农民实际收入与统计数据之间存在差距

从统计指标看，最近20年的城乡居民收入经历了起始差距大，80年代中期明显缩小，90年代中期明显扩大的历程。其总的特点是农村始终处于落后，两者间的差距在波动中扩大。1983～1990年，二者收入比由1980年的2.5∶1缩小为2.2∶1左右，最高为2.29∶1，最低为1.84∶1，此为缩小阶段；1991～1995年，差距明显高于前一阶段，除1991年为2.4∶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其中1993、1994年分别高达2.80∶1、2.86∶1，接近3∶1，此为迅速扩大阶段；1996～1999年比前一阶段有所缩小，但除1个年份略低于2.5∶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明显高于80年代。

情况的严重性在于：由于统计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农民纯收入中存在很多“水分”。据媒体披露，许多地方农民年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上级领导部门向县、乡层层下指标的结果，并纳入对县、乡主要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其结果必然增加农民纯收入中的虚假成分。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虚报收入，统计“水分”大。根据我们调查，河南省鄢陵县的两个乡，其农户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按统计数据都在2000元以上，实际上只有1000多元。湖北省襄阳县伙盘镇、太平镇，2000年农民收入分别只有1300、1600多元，远低于上报的2850元和3200多元。江苏省盱眙县古桑乡天明村，1999年上报人均收入3000多元，实际上只有1000多元；吉林省舒兰市朝阳镇，2000年上报农民人均收入2000多元，实际不到800元。 第二，按虚报的收入扣缴统筹提留款，必然超过政府规定的5%负担标准，进一步压缩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如前述吉林省朝阳镇1999年的情况，按实际收入800元计，负担应为40元；而按上报的2000元收入计，则为100元。湖北省襄阳县两个镇，2000年人均税费负担393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的26%.

（二）税费以外的农民负担过重

在交纳法定的税费之后，农民还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剩下的所得收入。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地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禁止搞不符合农民经济条件和意愿的“形象工程”、达标项目，但实际上各地法定以外的收费名目繁多，其中不少项目数额较大。典型的如湖南省减负办的调查，此类项目多达上百种。

——农村教育乱收费。有报刊、养老保险、体检、意外伤害保险、勤工俭学、电脑上机、校服费等，以及代扣代缴教育附加费，多达30余项。有1户农民，3个中小学生，1999年交费1471元。

——农民建房乱收费。一农民反映，房屋拆旧建新要交费772元，其中，建房安全统筹证34元、建房押金100元、办证工本费208元、放线费36元、占地费145元、水土保持费100元、建筑营业税150元。另一农户建房交费1200元，其中，土地补偿费903.5元、测绘服务费160元、测绘服务发证费124元、批准书工本费12.5元。乱收费的项目还有：土地荒芜费、人防工程易地统建费、文物调查勘探费、白蚁防治费等10多种。 ——婚姻登记和计划生育“搭车”收费。1999年，有一对农民夫妇领取结婚证交费585元，其中，检查费50元、妇女体检费62元、登记费5元、一胎准生证费82元、上节育环押金200元、结婚证工本费84元、介绍信费102元。结婚登记收费更高的多达700多元。

——超负荷搞建设，集资任务重。常德市桃源县漳江镇承担5个堤垸的建设，人均集资500元；学校教育达标投入，人均集资200元。此外，一些地方推行村村通广播电视、小城镇建设等达标，都须由农民出资。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区域特点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城乡差距问题上，西部地区在起点上就大于中部、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比为2.9∶1，高于中部的2.65∶1和东部的2.68∶1.在差距缩小的80年代，西部城乡收入比也一直都在2∶1以上，而同时期中部、东部的城乡收入比均降到2∶1以下（见表1）。

表1三大地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9年第169期 9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要比中部、东部地区大得多。1999年，西部城乡收入比为3.41∶1，比1978年增加了0.51倍；中部、东部的城乡收入比分别为2.41∶1和2.48∶1，均低于1978年改革前的数值。如果与改革初期的1980年相比较，农村居民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80年，这一比值东部为60.2%，中部为50%，西部为44.1%；到了1998年，东部为48%，中部为45.7%，西部为28.1%.18年间，三大区域内农村居民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东、中、西部分别下降12.2、4.3和16个百分点。

由于地区差距的扩大，三大区域内农村居民纯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的幅度，并不能反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东部地区城乡差距虽然明显扩大，但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最高，1998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变化较小，但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不高，199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乡差距不仅大，而且农民纯收入为全国最低，199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个百分点（见表2）。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的农牧业区域。

表2三大区域内城乡居民收入状况比较元/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9第169期

（四）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80～90年代，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低收入户与20%高收入户的差距，1985年为1∶3.65，1995年扩大为1∶4.92，1999年进一步扩大到1∶5.76；20%中等收入户与20%高收入户的差距，1985年为1∶1.86，1995年扩大为1∶1.95，1999年扩大到1∶2.49.从绝对额看，农村低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绝对差，由507元扩大到3864元，增加7.6倍；农村中等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绝对差，由351元扩大到2800元，增加近8倍。

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财富效应十分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抽样调查，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比重占52.1%；占人口20%的高收入农户拥有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农户总存款的55%，而占人口14.6%、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只拥有不足总额3%的存款。此种情况表明，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也已扩大。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突出表现在农村低收入户与城市高收入户之间差距的扩大上。农村20%低收入户与城镇高收入户的差距，1985年为1∶7.25，1995年扩大为1∶14.41，1999年扩大到1∶14.98.不仅如此，城乡收入户各对照组之间的差距都有所扩大，多数对照组增加的倍数虽然没有超过1，但还是扩大了。其中扩大最多的是低收入组，由3.14∶1扩大到4.34∶1（见表3）。

表3五等分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元/人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9第169期

（五）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 农民收入分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很大。据农业部统计，以村为单位，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832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9.4%；1000～1300元的有7958.4万人，占农村人口的9%；1300～1500元有9091.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10.3%.这三部分合计有25376.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8.7%.这些数据表明，目前农村有近1/3人口的月收入在125元以下，其中约有1.2亿人口月收入不足或只有100元。由此可见，根据平均收入水平作出“全国人民已经提前实现小康”的判断是不准确的。在生产、生活用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这1.2亿农民的收入水平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个“温饱”。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比重可能比农业部统计的还要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67000农户的抽样调查结果，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13%，1000～1300元的占10.8%，1300～1500元以下的占8.1%.三部分合计占被调查户的31.9%，高于农业部的28.7%；其中年收入不足或只有1300元的比例为23.8%，高于农业部的18.4%.这就是说，人均月收入低于100元的农民，可能超过1.5亿人；其中最高者，也只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5854元）的1/5左右。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扩大，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80年代初期，一些年份的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城镇，使一些同志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声称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完全是传统计划体制造成的，认为只要解除了统购统销对农民的束缚，让农民自由地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游泳，收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90年代以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地落后于城镇，人们的头脑才逐渐冷了下来。

国际经验证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层次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发育已经十分完善，农业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以下，农业技术水平已经相当先进，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无论是土地经营规模最大的美国，还是欧洲和日本，政府都不得不通过价格支持、直接补贴等手段予以适当弥补，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层次上，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维持在一个不太大的水平上。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发展水平低，农村人口比重大，政府没有能力对农业给予补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农民挣扎在贫困线上，成为社会不安定和政治动荡的根源。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其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本身的特点：生产周期长，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大，储藏成本高，价格弹性有时滞效应，产出达到一定水平后，单位土地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农产品的品种、产量难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二是在人们的食品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后，虽然对品种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总量上的需求增长却变得十分缓慢，甚至停滞。这种总量上的需求约束，可能是效率因素以外，工农业产品价格产生“剪刀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农村的特殊状况进一步弱化了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众多的农村人口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导致了中国农民劳均2亩的土地经营规模。不用和美国农户劳均1000多亩的经营规模相比，就是与中等规模的欧洲劳均100亩、小规模的日本劳均20亩相比（《‘96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也相去甚远。因此，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在生产成本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此外，中国农民大致占总人口的70%，分享约30%非农人口提供的农产品消费利润，人均所得很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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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的经济调节政策不适应市场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供求政策的重心是调节供给，而调节供给的核心则是不断增加农产品供给数量。表面看来，这种政策并无不当。人多地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基本矛盾之一，对此高度重视并全力解决是很必要的。问题是市场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农产品短缺状态逐渐消除，全国人民生活普遍达到温饱有余，城镇居民生活步入小康，农产品消费由数量主导型转变为数量、质量、品种并重型。而单一数量供给政策并未随之作出调整，这就不能不导致农民收入的波动。

其一，就较早由市场决定供求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禽蛋类来看，政府实际上仍然采取了以鼓励追求数量为主的供给政策。尽管中央政府不直接参与这些农产品的购销活动，但要求各大中城市政府采取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多种措施以增加数量（如“菜篮子工程”）。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鼓励供给政策，忽视了农产品本身的生产特点，加重生产周期性的波动，导致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其二，主要由中央政府计划控制的粮棉产品方面，政府垄断、价格支持、直接参与市场购销活动等增加总量供给的政策手段，受到市场需求约束的挑战。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业连年丰收，大宗农产品市场出现产品积压、价格下跌的局面。政府受财政能力的限制，没有能力继续通过敞开收购来维持市场价格，只得适当降低政府保护价，并使部分品种逐步退出保护收购范围。结果是199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比1996年下降30%.据专家估计，仅1997～1999年3年粮食、棉花价格下跌，就使农民约减少收入3500亿元之多（吴硕、陆学艺、刘文朴等“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80期。）。

因此，在经济体制和市场供求状况都发生改变之后，政府如何在需求约束的条件下维持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和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政府的公共政策存在着忽视农村的倾向

改革开放20年来，尽管经济体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经济实力成倍增长，但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偏少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例如全民9年制义务教育，在城市是由政府承担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师工资，而在乡村则是农民承担了这些开支的大部分。又如医疗卫生，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不足20%的国家医疗卫生投入。1998年，国家财政的医疗卫生投入587.2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只有92.5亿元。其它如修路、农田基础设施以至一些水利工程，也要农民出资。近几年，国家财政为拉动经济增长发行了巨额国债。其中直接与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的份额很小。国债中用于农林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部分，如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等，多是从全社会考虑，农民直接受益的规模和程度有限。 在此种调节分配格局下，必然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支持不足，农村的公共服务又急需增加，只有从农民本来就很少的经济剩余中再拿出一部分，名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结果却进一步削弱了农民的再生产以致简单再生产能力，使农民能够创造的经济剩余递减，维持农村公共服务所需的经济来源也随之枯竭。与此同时，由于对各级政府对此类收费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以合法名义向农民收取经济剩余的同时，大量的“搭车”收费、摊派难以避免。

税费负担过重，农民负担过重，成为90年代以来全社会关注的热点。据专家计算，近年来农民家庭1年的税费负担约2800亿元。其中：（1）劳动积累工、义务工1350亿元，劳均300元；（2）“三提五统”900亿元，人均100多元；（3）农业税310亿元；（4）农业特产税160亿元；（5）教育税附加68亿元；（6）屠宰税20亿元。以上各项，农民人均负担320多元，是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4.5%.如果加上税费以外的其它摊派，农民实际上的负担还要重得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吴硕、陆学艺、刘文朴等“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80期。）。

（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

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屡屡令行却难禁止，农民负担越来越出现加重之势。其根源之一，在于农村基层组织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农民缺少制约政府部门、乡村社区组织损害其经济利益的力量。这其中分为两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层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组织条例》，在村级层次实行村民自治，农民作为村社区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本应享有民主选举和罢免其领导人的权利，享有决定包括乡村统筹、集体提留数额及收取、开支办法的权利，享有决定村公益事业和集体经济项目筹资与使用方案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多数地方的农民没有真正享有这些至关重要的权利，农民难以选择能够公正办事的村领导人，对各种税费的负担额和使用办法也没有发言权。因此，超出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的负担及其使用的浪费、低效，就成为必然之事。与此相联系的是，在此种村级自治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的时候，必然无法抵制来自乡级政府以及更上级政府各部门的摊派，甚至往往还借机“搭车”增加收费。

（五）区域间自然资源与经济基础条件差异的影响

区域间自然资源与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是形成区域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非常之大，容易对收入差异产生大国放大效应。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群体可分为四种类型，每一类型的收入状况都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城乡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条件密切相关。

第一类地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即京津沪、江浙、广东、福建。其人口占农村居民的15%，1997年人均纯收入为3550元，高于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1.45，比改革初期的1∶2.5相比有明显缩小。

第二类地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农产品商品率较高的地区，即东北三省、山东、新疆、河北，人口占农村居民约25%.这类地区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较多，农产品商品率较高。如，东北三省农民人均经营耕地5亩多，粮食商品率达到60%以上；新疆的棉花、水果，山东的水产品、水果蔬菜，在全国均占有一定优势，出售产品的现金收入较高。1997年，这类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57元，与当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2.29，比改革初期的1∶2.5有所缩小。

第三类地区以中西部传统农牧区为主，即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安徽、江西、广西、海南，人口占农村居民的近50%.这类地区人多地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785元，只有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85.4%，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2.9，与改革初期的1∶2.5相比有所扩大。

第四类地区是高原地区，即贵州、青海、甘肃、重庆、西藏，人口占农村居民约10.7%.这类地区人均耕地更少，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条件十分落后。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22元，仅及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63.2%，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3.9，比改革初期的1∶2.5明显扩大。以上情况表明，目前约有60%的农村低收入处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基础条件较差的区域。

三、政策建议

早在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过：“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经济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基础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无疑会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根据统计资料分析，目前农民的消费水平比城镇落后15～20年（即相当于城镇80年代初中期）；1998年，近60%的农村人口生活刚刚摆脱温饱水平，4000多万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则在2亿以上。事实上，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及其消费水平停滞不前，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首先，农民收入低下，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其表现在于，一是对保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利影响。农民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部分过低，已经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大范围的耕地“搁荒”。如继续下去，这对于农业资源紧张、农产品人均水平还很低的中国，无疑会动摇其粮食安全基础。二是增加了农村中的不稳定因素。收入低下增长了农民中的对立情绪。近几年，因为税费负担沉重而导致农民自杀、上访、群体抗缴税费，以及围攻、打砸乡政府和干部的恶性事件有增无减，信仰宗教的农民急剧增加，有的甚至陷入邪教。三是影响城市社会的安定。收入过低导致大批农民盲目涌入城镇寻求生计。1996年以前，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较多，农民进城打工矛盾较小。近几年来城市经济增长放慢，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增多，农民进城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数却依然有增无减。1998年、1999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中分别有5.5%、5.9%转入非农产业，其中约有35%进入大中城市。（陈武元“进城民工的现状及发展变化”，《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57期。）这种状况明显地超过了目前城市的劳动力需求。相当一部分农民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返回到农村，沦为实际上的城市流民。如果此种状况持续下去，其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态势。农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是近几年开拓农村市场战略迟迟不见成效的根本原因。近年来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居民缺乏购买力，其集中表现是农村人口因收入增长过于缓慢而产生的即期消费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为减弱。1999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乡村地区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53%下降到37%，下降了16个百分点。据国家统计局分析，1998年，在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33.1%的贡献率中，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只有15.8%，比1980年的24.8%下降了9个百分点。结果导致大批工业消费品积压，企业开工率不足，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对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当然，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但是作为政府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一差距过分扩大。经过了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大加强，已经具备了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势头的基本条件，政府有必要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层次上给予农村低收入居民一定程度的补偿。如果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还可以等一等、拖一拖，就有可能铸成大错。为此，除目前正在实施的开发西部战略外，建议在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免除“十五”期间全国的农业税和特产税

由于涉及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决非短期内能够完成，不得不限制在少数地方进行试点。但是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过慢的状况，从90年代中期算起，持续的时间已经很长，有必要采取重大的短期措施予以缓解，以免激化农村社会中的矛盾。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加起来也就是300多个亿，而近几年国家财政每年增收都在1000亿以上，因此短期免除这两种税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属地方税种，地方许多税外附加都和这两个税种有关。在一定时期内免除这两个税种不仅可以加强中央转移支付的调控力度，而且使税外附加失去了征收的依据，有利于农村基层组织方面的改革。

（二）进一步改善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调节机制

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此，粮棉流通体制应当在国家定额采购的基础上，放开市场购销。通过体制变革，给予农民以真实的市场供求信号，消除政策过多干预造成的波动因素，使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能够大体协调。当然，放开市场购销后，政府还应当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吞吐国家储备，平抑市场价格，保证粮棉供应。由于存在真实的供求信号，政府针对性的政策调节虽然也要财政给予补贴，但其代价要比政府承担全部流通责任要小得多。此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政府还可以采取以下办法来提高农民收入：对生产性投入给予补贴，如改良土壤、应用新技术、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对收入给予直接补贴，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年成不好的时候；继续减免各种税赋，例如屠宰税这类费力不讨好的税，不如干脆免掉。通过上述措施，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也确保了全社会的安定。

（三）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农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这部分地区，以农牧业为主，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又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理所应当。从以往的经验看，直接给予农牧民发放钱粮的工作量太大，只能用于防灾减灾；提供政策性贷款上项目，不仅容易出现挤占挪用，而且因经济环境差，投资难有回报，农民也得不到实惠。因此建议从源头上加以解决，截断各级政府部门向农民乱收税费的渠道，使这些地区的农民真正得以享受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好处。具体做法是在核定编制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贫困县，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县乡两级公职人员所需的全部经费，相应免除该县乡农牧民所有的税外附加。

（四）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性障碍

目前，全国至少有6000万农民外出务工，每年寄回农村的汇款达1000亿元以上，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排除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的政策性障碍，不仅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且是加速城市化的重要举措。目前农民进城务工受到种种人身歧视。如农民外出务工必须得到批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岗位受到当地规定限制，单是为了就业需要办理的证件就有5、6种，而且办证交费高达数百元。此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护，无端受罚、没收证件、拖欠工资、人身侮辱事件屡屡发生等。因此，在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有必要清理城市用工制度方面各种不合理的地方性规定，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公开、平等的政策环境。为了方便农民工举报侵权行为，城市政府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农民工投诉中心。

（五）推动农村基层组织的民主建设

目前农村税费征收，固然有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税费数额大小是否适当等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缺乏来自农村社区成员的有力监督，造成大量不合理的“搭车”收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果实现农民对本社区事务当家作主，农村不合理负担问题即可解决大半。农民十分关心涉及切身利益的税费问题，运用农民的监督显然比任何其它力量更加有效。因此，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必需费用的项目、数额、收取办法、使用等，应当由农民投票决定；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农民应享有对乡村社区领导成员的选举与罢免的权利，否则不可能真正拥有监督力量。1998年1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对上述方面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问题是在农村多数地方并未得到认真贯彻。这方面实施起来的工作量非常之大，而且还涉及到基层党政体制改革，需早作谋划，尽早启动。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课题组 本报告执笔：肖俊彦 课题负责人：鲁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