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共12篇）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1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随之提高。信息化的萌芽, 催生了信息消费的成长。近几十年来, 信息化极大地推动了信息消费的发展。然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从1997—2012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 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收入, 但城镇居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约为城镇居民的1/3,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4。

不同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的区别。2012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4 489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1 098.3元, 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高达4.09。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为3.65, 中部地区为3.51, 西部地区最高, 为4.38。全国31个省中, 广东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高, 为5.8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7 130.8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却只有1 226.7元;江苏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低, 为2.3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5 767.3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2 495.3元。

1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陆铭等[1]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勇[2]认为城乡产业特性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郭剑雄[3]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姚耀军[4]发现金融发展高规模和低效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茶洪旺等[5]认为二元制度安排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贺建清[6]发现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工业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 信息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而目前关于信息消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于信息消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张鹏[7]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郑兵云[8]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发现不同区域的城镇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差异很明显。朱焱[9]认为导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差距。马哲明等[10,11]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均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陈玉和[12]分析发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 而信息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内研究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实证研究文献大多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 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消费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信息消费实际上具有增值的特性[13]。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 消费者要将已有的信息投入其中作为消费的基础, 把已有的信息与消费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于相互撞击, 即进行知识处理与知识再生。在信息社会,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说信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角度来看, 信息消费大体上由个人的收入决定;而从投资角度看, 信息消费又能为消费者带来收入。那么, 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特性的信息消费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收入呢?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是拉大了还是减小了收入差距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

2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因变量,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以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为自变量。在国内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统计信息消费的专门数据。但在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结构部分, 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支出中除了小部分不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外, 基本上都属于信息消费。交通通信支出指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指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因而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数据之和来表示。仿照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 以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距。

样本区间选择1997—2012年,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分别研究分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不同的地区, 设定不同的计量模型, 分别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X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 将二者之间的模型设定为Yi=α+βXi+μ。考虑到不同区域各省份的城乡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 因此选用变截距模型。而且由于模型是对东、中、西3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 故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3.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序列非平稳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2个变量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原序列均含有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均平稳, 因而东部和中部的变量Y和X均为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西部地区的变量Y序列是非平稳的, 其一阶差分也是平稳的, 为一阶单整过程。然而变量X原序列即为平稳的, 与变量Y并非同阶单整, 不满足协整条件, 不能进行协整检验。

3.1.2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Kao检验方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Kao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进行分析,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之间形成了稳定关系, 但是自变量X系数的t检验量为-0.1911, 相应的概率为0.8488, 远远高于0.05, 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 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1882%,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于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不同省份得到的截距是不同的, 如表4所示。

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3.1 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关系。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0.1882%。虽然影响额度较小, 但是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已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目前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热点可以看成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它的形成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 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14]。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水平较高, 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地比较成熟, 特别是城市的信息产业。与城镇相比, 农村的信息产业仍然较为落后,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是不对等的。而信息消费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3.2 中部地区

协整检验表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部地区,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东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并不发达, 未能形成显著的影响。信息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消费, 它对消费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信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Ralph C等[15]认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首先要能认识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定位和评价信息的质量, 能够存储和取回信息, 能够高效的运用信息, 还要能够运用信息去创造信息和沟通信息。信息消费是一种知识型和智力型消费, 这就决定了信息消费需要靠消费者的智力支配。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 人们在接受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 接受能力就越强, 获取信息的能力则越强, 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当前中部地区居民的信息素质相对落后, 阻碍了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居民的信息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

3.3.3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并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很低, 对收入也没有形成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居民缺乏信息消费的途径和能力造成的。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完备。而获取信息的途径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市场主体搜集信息、搜寻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也受交易成本的约束而被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使得信息消费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的人民,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 没有机会进行信息消费或者无力进行信息消费, 从而导致对信息、知识的占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人。知识和信息占有量多的人有更多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反之则没有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有核心位置, Steve W[16]指出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信息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鼓励信息产品创新。开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综合试点, 建设重点企业研究院, 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重点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等信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发展,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支撑服务水平。第二, 鼓励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府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企业采购信息消费创新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超过一定金额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支持信息消费类企业与电信、广电、金融等单位开展定制、集中采购等合作。第三, 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动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等上市。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4.2 提高中部地区信息消费

第一, 加强信息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信息技术, 以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消费水平。加大信息消费宣传教育, 提高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意识, 从而带动信息消费量的增加。以多种方式对个人进行网络和计算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提高信息消费力和信息消费水平, 培育正确的信息消费观念, 促进信息消费。第二, 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加大信息消费内容资源开发和业务创新, 推动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形式和内容, 可以扩大信息产业和内容消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 推进下一代商用互联网规模和前沿性布局。第三, 营造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 大力促进终端产品信息化, 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信息消费宣传力度, 推广新型信息消费模式, 加强信息消费统计分析和市场监测工作, 营造积极健康的信息消费环境。

4.3 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

第一, 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资金投入。西部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较落后, 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通讯的基础设施。政府应加大投入的力度, 明确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 在财政、税收、金融方面进行政策扶持, 支持和鼓励消费类信息产业的投资与发展。第二, 鼓励引进信息类企业。通过补贴或者减免税收来吸引信息类企业落户西部地区, 提倡和鼓励企业投资消费类信息产业, 提高西部地区利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以及扩大信息技术的需求, 缩小“数字鸿沟”。除此之外, 制定优惠政策, 安排专项扶持资金, 对于投资额较高或者营业额超过一定范围的企业, 政府可适当给予金额奖励和补助。第三, 加强互联网建设。政府应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 提高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通讯网络建设, 尤其基础网络建设, 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下一代互联网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基础网络先行, 有线网络和移动网络齐头并进, 大力推进现有基础网络向以IPv6为核心的下一代互联网演进。政府应联合重点终端厂商, 加大对IPv6的支持力度, 加快更新和替换步伐, 全面实现现有终端IPv6化。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2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妥善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论述阐述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意义后，着重从纵向差距，横向差距和基尼系数等方 面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社会公平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虽经多次曲折但总体态势是不断扩大的。

1、纵向差距

纵向差距包括绝对收人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可以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

教据来潭：《中国统计年鉴2007》．..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一2006年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的收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l980年的47．..6元上升到2006年的11759．5元，绝对额增长11281．9元，增长了大约24．6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l91．3元上升到2006年的3587．0元，绝对额增长3395．7元，增长了大约l8．75倍，相对于城镇

来说，增长明显缓慢得多。再从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从1980年到2006年这27年问。绝对差距从1980年的286．3元上升到2006年的8172元，增长了大约28．54 倍；相对差距从1980年的2．5O倍上升到205年的3．28 倍，虽然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有所降低，在1985年达到最小值1．86，但进入2O世纪9O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近年来更是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到2006年更是达到了3．28，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的水平。

2、横 向差距

数据来源：根括《中国境计年鉴 2007》数据 整理计算 ．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我国各地区间城乡差距最大的是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59，城乡差距最小的是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6，两个省(市)份的城乡差距值的比为2．O3。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包括天津、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海南、河北十省市，其城乡收入差距比相对较小，平均为2．63；而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西藏、陕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四JIl、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十二个省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3。77；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六省，收入比为3．03，介于东西部之间。

3、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1980-2 004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教据库’．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1980 年的0．1813增加到20 06年的0．321,4扩大了77．96%，农村从1978年的0．2124增加到2006年的0．3561，扩大了67．66%，..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从0．298增加到了0．47，也扩大了57．72%。从数值上看，我国早在1987年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及农村的收入差距必将进一步的扩大。[1]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探究

1、不统一的户籍制度和不平等的就业政策。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今后的人生中将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出生在城市的人生来就比出生在农村的人条件优越，这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种种特权愈演愈烈。众多的分析都认为，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性障碍，造成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大中城市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或从事较好行业、工种的工作，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两种不同的工资率、两种不同的福利性收入、两种不同的就业政策。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户口性质不同，许多市民能享受的待遇农民都无法享受，即使长期在城里生活、务工的农民，也难以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种由户口的不平等性所带来的待遇上的不平等，特别是由农村户口所受到的限制性规定，严重

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已经转移到城里的农民工也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存在，这一切都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2]

2、城乡改革不平衡也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拉大了城乡的发展差距。众多研究都指出，我国2O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曾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8O年代中期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改革从1984年起就明显不再有强力推进，并逐渐滞后于城市改革，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城市发展获得了优于农村的政策支持平台，也为主要基于城市利益的权衡来取舍改革的重点和路径提供了便利。随着国家政策对城市改革的倾斜和集中，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农村发展相形见细，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限制了农民手中土地的补偿、就业、社会保障的完善，甚至导致城市政府可以按照机会主义的原则，灵活取舍对计划和市场手段的运用，.为资源加快向城市集中增开了～道闸门。使得农民成为了城市改革的廉价成本承担者和利益受损者，造成了不仅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于是部分农民的生存危机。

二、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政策建议

1、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使农业向现代农业、高附加值农业、市场农业和二三产业转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传授科学技术和增产门路，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此外，还要加大对农业资金和科技的投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措施。

2、统一城乡财税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政策和现代税收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统一城乡财政加大农业投入，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支持的力度，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逐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3]

3、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使得社会保障待遇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因此，应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把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范

围，特别是在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要积极探索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排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

4、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各种分配制度

通过政府的强制性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体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继续深化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具体而言，对于农村来说，应该缩减基层组织的冗员，规范农村税费，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企业来说，要探索职工绩效和劳动分红等模式，积极试行企业领导人、科技骨干年薪制和股权分配制度。同时，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过程[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国家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一时半刻，一两年就可以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国家在方向上把握住了这个问题，再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献言建策，人民的奋发向上的努力，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水平一定可以实现。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3

【关键词】Box- Jenkins 建模 ARMA模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ADF检验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和提高农民收入具体政策的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会伴随经济增长到达Kuznets“倒U”假说的拐点，出现下降趋势。

一、ARMA模型及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步骤

1、ARMA模型

AR（p）模型也称为自回归模型。它的预测方式是通过过去的观测值和现在的干扰值的线性组合进行预测，自回归模型的数学公式为：yt=c+?准1yt-1+?准2yt-2++?准pyt-p+ut

式中c为常数；p为自回归模型的阶数；?准i（i=1，2，3，，p）为模型的待定系数，ut为均值为0，?滓2方差为的白噪声序列。

MA（q）模型也称为滑动平均模型。它的预测方式是通过过去的干扰值和现在的干扰值的线性组合预测。滑动平均模型的数学公式为：ut=?滋+t+1t-1++qt-q

式中?滋为常数；q为滑动平均模型的阶数；i（i=1，2，3，，q）为模型的待定系数；t为均值为0，?滓2方差为的白噪声序列。

ARMA（p，q）模型即自回归模型和滑动平均模型的组合，数学公式为：yt=c+?准1yt-1+?准2yt-2++?准pyt-p+t+1t-1++qt-q

在确定p和q的条件下，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即可得到yt与过去值及误差的预测模型，再用外推法便可预测yt未来的值，这一过程可用Eviews软件来实现。ARMA模型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时间序列模型，适于短期预测，但它要求用于预测的时间序列是随机平稳的。

2、博克斯-詹金斯（Box-Jenkins）建模步骤

博克斯-詹金斯（Box-Jenkins）时间序列预测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预测一个现象的未来变化时，用该现象的过去行为来预测未来，即通过时间序列的历史数据揭示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将这种规律延伸到未来，从而对该现象的未来做出预测。BJ建模思想可简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平稳性检验，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通过差分变换到达平稳条件；第二，通过计算描述序列特征的统计量，如自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确定ARMA模型的阶数p和q；第三，估计模型待定参数并检验其显著性；第四，对模型进行诊断分析，以证实所得模型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的数据特征相符。

二、数据选取与模型预测

1、数据选取与处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见表1），以计算两项之比，得到1978- 2007 年城城乡居民收入比序列RURt，1978≤t≥2007。

表1 1978-2007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表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因为Box-Jenkins时序建模方法是基于对平稳时间序列的分析，因此首先检验序列RURt是否满足平稳性要求。而由图1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历了“先缩小-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演变轨迹，即RURt序列变动均存在明显的趋势性，故可初步判断不是平稳时间序列。一般非平稳序列数据可以通过差分的方法使之平稳化，非平稳序列有多种检验方法，其中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是比较严格的常用办法，这里运用Eviews软件对序列RURt进行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城乡居民收入比ADF检验结果比较

（注：C为常数项。根据表1数据，运用Eviews5.0软件计算得出。）

由表2的检验结果表可以发现RURt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建模前需要进行一阶差分变换。

2、模型定阶及参数估计

对于ARMA（p，q）模型，可以利用其样本的自相关系数和样本的偏自相关系数的截尾性判定模型的阶数。序列RURt 的自相关图（AC：Autocorrelation）和偏自相关图（PAC：Partial Correlation）如图2。

图2-1 图2-2

图2 城乡收入比的自相关与偏自相关系数

从图2-1可以看到，前三阶自相关系数均超出95%的巴特利特置信水平带，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在10%的显著水平下仍不平稳（见表2）。对此可采取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得到相关图2-2。此时自相关系数图在第二阶开始就落入了95%的巴特利特置信水平带，具有一阶截尾特征，同时，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证明序列己经是平稳的了（见表2）。因此，可对其建立ARMA模型。由图2-2 可以看出，偏自相关系数在k=1后很快地趋近于0， 所以取p=1；自相关系数在k=1 处显著不为0，则取q=1。对ARMA（1，1）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结果为：

?驻RURt＝-0.3878?驻RURt-1+t+1.2996t-1

（17.9605） （7.4315）

R2=0.5195，R2=0.5010，AIC=-1.7814，SC=-1.6862

3、模型检验和预测

通过直接观察残差序列的自相关分析图（见图3），其自相关系数都落入了随机区间，表明残差序列是独立的，可直接用于预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预测值为3.31，实际值为3.33，误差近为0.60%， 误差较小，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见图4）。运用模型对未来3年的收入差距进行预测。

图3 ARMA模型残差自相关与偏自相关系数

图4 预测模型评价

表3 城乡居民收入比未来3年预测结果

（注：依据回归方程，运用Eviews5.0软件得出。）

三、结论

根据模型预测的结果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小幅升高，将达到3.3424。而根据最新的2008年统计公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城乡收入比为3.3146，已经出现了回落，这和未来两年的预测结果走向是一致的。其原因可能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以后实施的一些列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从长期看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一定作用。另一方面，未来两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仍然处于高位，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要继续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进入Kuznets假说的下降阶段。

【参考文献】

[1]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 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浅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4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的趋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86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9, 64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15, 78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 020元, 差额扩大了1, 374元,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3.315∶1。此外, 2007年、2008年全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 也体现出一增一减的剪刀差。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2.2%, 加快1.8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4.5%, 实际增长8.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5.4%,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5%, 加快2.1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5%。2009年上半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 667元。其中, 人均可支配收入8, 856元, 同比增长9.8%,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1.2%。相比之下,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 733元, 增长8.1%,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8.1%, 相比城镇落后了3.1个百分点。对比2007年、2008年的数据,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有多大。 (图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 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 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 (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 , 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 为1.86∶1, 1994年达到顶峰, 为2.86∶1, 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 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 2002年达到3.11∶1, 2003年扩大到3.23∶1, 而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继续扩大为3.315∶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5, 781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上升到4, 761元, 很明显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并且差距逐年拉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地扩大。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存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是不太可能的。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 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 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是引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中,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首先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1955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我国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阶段, 处在倒U曲线的前阶段, 收入差距不可避免的扩大。

(二)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也是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了实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这种分配制度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 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样,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 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个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

(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十年代后, 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城镇主要从事二三产业, 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几十年来逐渐固化为“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两个经济单元, 两种发展水平”的格局。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象征的二元户籍制, 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 它使城乡居民在身份待遇上存在一系列严重差别, 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四)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几个方面, 旨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 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享受, 而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员工却很少享受。这不利于缩小现存的居民收入差距, 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应该承认, 近年来, 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已做了很多努力, 如农业税的取消、各种农副产品补贴的发放以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 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仍然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 采取举措提高低收入户的收入。

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是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各级党和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户的收入, 缩小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

(二) 继续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资本,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强化促进就业的职能, 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促进就业和鼓励企业吸纳更多再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上, 确保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实现。改变传统就业观念, 鼓励自主创业, 以创业带就业, 从而使更多人民群众通过创业提高收入水平。

(三) 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和谐之基, 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必须增强广大群众社会保障意识,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户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为创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 关注民生。

着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更加关注弱势群体, 体现民意, 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增加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制定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使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四、小结

目前,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 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和最大的受益群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这毫无疑问会损害广大农民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就违背了和谐社会的目的。近几年来, 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以提高农民收入, 如减免农业税, 直接发放农业补贴和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是, 到目前为止,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转变。所以, 继续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并探索解决途径, 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 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文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加以分析, 并提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姚先国, 高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2.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5

作者：叶兴庆

社会上广泛使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是一种相对差距。近两年，以这种方法衡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连续出现缩小。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成果，是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的积极信号。但也有人心存疑问：这是否标志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已经终结,开始步入缩小的发展阶段？如何把这个势头延续下去？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的过程，分析这两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贡献因素的可持续性及其政策启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三个阶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突出的矛盾之一。在过去33个年份中，按当年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比有12个年份出现缩小，分布规律较差；按1978年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比有14个年份出现缩小，集中在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发展乡镇企业，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仍处于传统计划体制内的城镇居民。这个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2%；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缩小走势，由1978年的2.57：1，缩小到1988年的1.51:1。

第二阶段是1995-1997年。由于主要农产品恢复性增产、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职工下岗较多，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个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6.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4.1%；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三年缩小，由1994年的1.95:1，缩小到1997年的1.83:1。第三阶段是2010-2011年。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9%，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3.1个百分点。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4%，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快三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二年缩小，由2009年的2.67:1，缩小到2011年的2.53:1。

需要注意的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的同时，有两点差异：一是在有的年份，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出现相反的变化；二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明显大于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审慎看待近两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贡献因素的可持续性

近两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缩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体现经济发展内在变化、代表制度变迁方向的趋势性、可持续因素，也有一些特殊性、不可持续的因素。不能盲目乐观，需要认真甄别、因势利导。

人数、工资“双增长”，促使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近两年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增加、平均工资水平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加较多。2010年和2011年，全国农民工人数分别比上年增加1245万人和105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月人均工资分别比上年增长19.3%和21.2%，农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7.9%和21.9%。同时，这两年城镇职工特别是公务员工资增加不多，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仅分别比上年增长10.7%和12.4%，比农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低8.6和8.8个百分点。这两年农民工工资增长较快，固然受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但主要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这种上涨趋势将长期持续。需要注意的是，城镇职工特别是公务员也存在工资上涨压力，一旦得到释放，农民工工资的相对增长速度就会下降，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有可能发生逆转。

产量、价格“双提高”，促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和2011年，全国粮食、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全面增产，仅棉花2010年出现减产；同时，农产品生产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10.9%和16.5%，比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分别高8和5.2个百分点。收成好、价格高，使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增加较多。2010年和2011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纯收入分别增长12.2%和12.9%，比上年分别加快10和0.7个百分点。产量普遍提高、售价普遍上涨、农资价格平稳，这种局面多年未有，既是农产品相对价格随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的客观反映，也与国家加大农业生产支持力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增加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等调控政策发挥作用有关。今后，农产品产量还会继续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也会继续上升，但能否保持这两年的格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范围、标准“双扩大”，促使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受益范围扩大、国家补助力度加大影响，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2010年，农民人均农业“四补贴”增长6.9%、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增长32.8%、报销医疗费增长36.6%、领取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增长29.6%，全部转移性收入增长13.8%。2011年，这些收入继续增长，特别是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快推进、人均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同比增长68.6%影响，农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长高达24.4%。这两年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与制度建立初期基数低有关，所谓“平地起高楼”。今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国家财力增强，各类农业补贴的实施范围和资金强度会继续扩大，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补助标准也会继续扩大，但在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各类转移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将转入常态。

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思路与建议 避免1979-1988年和1995-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后又连年扩大的现象重演，使2010-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不再是又一次昙花一现，真正迎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转向缩小的拐点、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必须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一）以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线持续较快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多、收入增量的50%左右。必须把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作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着力点。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破除，城乡劳动力的机会差距在逐步消弭。由于受教育年限不同，城乡劳动力存在较大人力资本差异，这需要通过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等化、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逐步加以解决。从当前看，需要针对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新情况，通过多种途径继续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应针对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年龄偏大、非农就业技能缺乏、农忙农闲季节分明、对家庭多有牵挂等特征，更加重视发展县域经济、走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道路，使就业增收与照顾家庭两全其便。正确处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增强对人力成本上升的承受和消化能力，为农民工工资持续较快增长创造更大空间。顺应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新形势，改革和调整城乡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把举家外出者纳入城镇居民收入调查统计范围，把其他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计入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

（二）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主线持续较快增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占比仍高于工资性收入占比；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贡献率也很高，有的年份甚至超过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这两年，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增加较多、对增收的贡献率较大，主要归因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随着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今后农产品价格将长期上涨，两者应呈螺旋上涨之势。这要求我们正确处理控制物价总水平与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的关系，通过调减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对低收入群体发放生活补贴等途径，增强全社会对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的容忍度和承受能力。但也要看到，单纯靠农产品价格上涨促进农民增收有其局限性。这改变的仅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并没有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特别是第一产业纯收入，必须更多地建立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适时促进土地流转，使留在农业的劳动力占有更多农业资源，扩大单个农户经营规模；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增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业附加值；引导农民通过专业合作，向产前产后延伸，分享流通和加工环节增值收益。

（三）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持续较快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从全国平均水平看，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和占比都不是很高。但在一些地方，财产性收入占有重要位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进一步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为此，应当以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方式改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集体资源和经营性资产收益的分配权；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公益性征地逐步按市场价补偿，经营性用地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参与开发经营，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引导农村集体规范发展公租房等物业经济，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调整完善相关法规，扩大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宅所有权的权能范围，探索市场化转让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增加农民土地租赁收入。

（四）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为主线持续较快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在所有四项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最为明显，最能体现政府意图，是政府最有条件和理由进行调控的。然而，恰恰是转移性收入的城乡差距最为突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这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巨大差距的必然反映。遏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重视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获得的生产补贴收入增加较快。但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收入、报销的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收入还很低。今后应在继续强化农业补贴政策的同时，着力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增加农民的保障性转移收入。为此，应尽快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参保和养老金发放标准，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轨；大幅度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扩大覆盖面，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政策差距；完善农村五保供养政策，保障五保供养对象权益；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和国家补助水平，提高报销率，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救助的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并轨；扩大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少生快富工程和特别扶助制度；建立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提高参保率。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6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不利影响;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奠定了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提供着人们生活必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运行提供物质资料,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这不仅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乡居民绝对差距由209.7元增加到9645.4元,年均增325.4元;相对差距由2.57∶1增加到3.33∶1,年均增3%。如果把农民用于生产的费用和城镇居民享受的福利也考虑进来并将其货币化,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6∶1。

(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政策效果不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注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2002~2007年,中央财政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1.6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2007年在全国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惠及1.5亿农村中小学家庭,这些政策在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上起到了较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政策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内在缺陷,导致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生的不利影响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许多农村居民因为得不到与其贡献相应的报酬而使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导致部分耕地闲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位,由此导致农村居民产生消费性紧缩倾向,不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少数农村居民为了快速摆脱贫困,不惜以身试法,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影响社会稳定,败坏了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长期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使得农民怨声载道,直接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产品供给的稳定增长,易引起社会不安,增加投资者的心理成本;降低农村居民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资源有效地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调整并优化财税政策

1.财税政策是一个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手段

恰当的财税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目前我国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非常有限,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因此,政府必须重新审视目前的财税政策,根据城乡发展状况,做出适当的调整。

2.优化税制结构,加大调节高收入力度,实现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公平,为农村居民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同时,在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方面,通过设置适当的累进税率,是收入多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无收入者不纳税;财产多者多纳税,财产少者少纳税或不纳税,从收入分配方面进行必要调节或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异,防止两极分化过分严重。

(二)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

1.扩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之法制化;

3.完善和强化社会保障体系。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资金来源,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应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以稳定资金来源。使失业者、退休者、残疾者和低收入者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保持社会、经济、生活的稳定。

(三)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创造优惠的就业环境

1.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

加快取消束缚农民多年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不公平制度,实行平等的统一的城乡制度和政策是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2.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

取消限制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规定,取消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合法费用,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加大政府投入,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向能够兼顾效率、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者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在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居民整体文化素质的同时,要大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投入,推行普遍教育制度,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造就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制定优惠的人才政策,稳定包括教师、科研人员等各种人才队伍,同时积极吸引城市人才到农村去。

(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缓解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矛盾,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徐志辉.浅析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发展趋势[J].法制与社会,2008,(6).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篇7

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从图1可以明显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存在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上升到现在的3.33,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近4%。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标准,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剖析

2.1 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本质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即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长期从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中调拨资源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支柱,我国农民的剪刀差隐性负担较重,造成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对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镇居民。随后出台的严格户籍制度无疑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上了标签,农村户口则意味着与良好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脱钩,这人为的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2.2 城乡享受公共品不均

(1)城乡教育就业不公。实践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成极大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通过教育投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农村教育质量远比不过城镇教育水平而产生的人力资本差异决定了其收入的差距。受教育的不公又导致了就业机会的不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指导和待业培训几乎没有。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割裂,近70%的农村劳动力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福利,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和他们的个人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3 税收体制不合理

我国税收体制缺乏调控力度,特别是在调控居民个人收入时有失公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存在的税收体系仍然不健全,加之政府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及监管机制不健全,高收入人群普遍集中于城镇,无形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又被拉大了。

2.4 金融支持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工业和城市,资金几乎都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相关数据显示,农村与乡镇企业贷款合计30652亿元,仅仅占到了贷款总额的4.5%。金融中介扭曲贷款的城市化导向拉大了城乡收入。

3 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剖析了造成这种差距的深层原因后,笔者认为以下若干政策建议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金融。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创新,加强农村信贷支持力度,形成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2)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现行的税法制度,增大所得税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调节力度,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纳税监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新局面,将现阶段城镇已经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商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普惠到农村,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真正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平等的社会保障。

(3)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国家在农村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现,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义务支教,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放宽银行的助学贷款政策,保证农村居民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

(4)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全面推进城市化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效应,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现阶段仍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十二五规划期初,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视角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现实状况,然后剖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原因,最后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若干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黄伯勇.城乡统筹发展实现路径探讨[J].农村经济,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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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8

近年来,贵州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其发展速度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之首,2013年,贵州省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了12.5%,排名全国第一。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不临江、不临海、不临边的省份,贵州省经济的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和消费的“二轮驱动”拉动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000年以来,贵州省最终消费提升快速,但投资的力度更加强劲,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额的此消彼长,导致贵州省消费率逐年下降,“十一五”期间由81%下降至63%,“十二五”时期的2013年则下降至56%。针对消费率不断下降的问题,贵州以扩大消费为出发点,以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为目标,重点促进便利消费、实惠消费、热点消费、循环消费、安全消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当前贵州消费出现疲软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消费不足,城乡消费差距过大,扩大贵州消费的重点、难点也在农村。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根本性因素,由于收入差距导致的消费差距成为制约贵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收入来源的四个方面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旨在为缩小贵州省消费差距,扩大内需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储德银、经庭如(2010)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城乡比较视角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发现:收入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而收入分配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程度基本相同。侯石安、赵和楠(2012)根据收入构成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机理,构建2002—201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收入来源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城市居民而言,工薪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次之,经营净收入的消费效应较小,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不显著;对农民而言,工资收入所产生的消费效应最大,然后依次是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郭毅、李爽(2014)应用LMDIⅠ方法对北京市2001—2012年居民总消费的增量进行了结构分解,得到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北京市总消费的影响,进而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面板回归等方法对分解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得出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未对北京市总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二、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差距现状描述

从消费总量来看,1996年,贵州省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78.16亿元,农村为55.32亿元,农村消费总额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到2013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1 954.22亿元,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412.02亿元。到2013年底,贵州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2.2%。也就是接近总人口2/3的农村人口只消费了全省17.4%的商品。

从人均消费来看,1996—2013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1996—2013年,贵州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由3 572.78元上升至2013年的13 702.87元,增长了3.84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1996年的1 068.09元上升至2013年的4 740.18元,增长了4.44倍。

根据下页图可以看到,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绝对数是逐年加大的,2003年以后,这个差距扩大的趋势比较明显。

影响消费的主要是居民收入水平,构成居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有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差距过大是造成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1996年,这一差距为2 720.96元,到2013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 3702.87元,后者是前者的5.04倍。另外一个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是转移性收入,2007年以前,贵州省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都不大,经过2007—2012年的短暂扩大后,2013年又有了缩小的趋势。财产性收入差距在贵州省相对都比较小,差距最大2013年为497.88元。作为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经营性收入差距由于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放缓而逐渐变小,到2013年,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已经超过了农民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的调节作用也逐渐弱化。

三、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所取样本为贵州省1996—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7—2014)。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记为yt,为贵州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减去农民消费支出;同时,解释变量假设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减去农民工资收入),记为x1,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减农民经营性收入),记为x2,转移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减去农民转移性收入),记为x3,财产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去农民财产性收入),记为x4。由于能查到的贵州省收入水平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是从1996年开始,因此本选取了1996—2013年的数据,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本文把1996年作为基期,将原始数据按城乡的消费指数调至基期相减,就得到了各个变量。本文的数据处理是在Excel2003、Eviews7.0和SPSS17.0完成。

为了分析居民个收入组成部分的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的基础上,把模型设定为:

(2)式中,βi表示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t=1996,1997,···,2013,μi为干扰项。

根据整理的数据及(1)式,运用Eviews分析软件对各个收入差距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整理的结果呈现(见下表)。

注:由 SPSS17.0 得出 x1~x4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1.396、5.119、2.741、7.249,因此,四个解释变量共线性的程度较低。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估计效果还是很好的,DW=1.799,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R2达到了0.996,调整后达到0.995;同时,解释变量的t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乡居民经营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然后依次是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拉大效应,而经营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增加1元,则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扩大0.612元;工资性收入差距每增加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602元;财产性收入每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扩大0.425元;经营性收入差距扩大1元,会导致消费差距缩小1.514元。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是由于我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而农民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因此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农村比城市高)差距较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农村较为健全,转移性收入差距也较大,城乡财产性收入普遍不高,差距不大。

结论与建议

1.拓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经营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大,经营性收入是贵州省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利于扩大经营性收入差距,从而抑制消费差距的扩大。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缓慢,而城镇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迅速,经营性收入差距变小,对消费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减弱。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经营环境,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健全农产品生产经营风险政策,提高和保障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鼓励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拓宽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2.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转移性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体系落后,覆盖范围窄,是导致贵州省城乡转移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必须缩小城乡转移收入差距。首先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保机构对农村发展的作用。在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险等制度后,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加其转移性收入,最终增加生产投入,增加收入,扩大农民家庭收入。其次,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济等转移支付形式,调节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

3.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最大的,因为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此,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因此,要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的难度较大。政府应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城市打工,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同时出台加快山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9

关键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思考

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通常情况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用人均居民收入差异和基尼系数来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进行描述。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268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 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13786元, 增加了13442.7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 增长了4006.4元。从城乡收入比发生的变化来看, 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了2007年的3.33。从收入的增加量来看, 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量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量的3.35倍。综上便可以看出, 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1.2 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出现的目的和意义便是呈现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且基尼系数的值只能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的便是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接下来便用一组数据来证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一步步跨过警戒线的过程:我国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 从1980年为0.33上升到1999年为0.397, 到2000年该系数已经超过了0.4, 达到0.417, 截至2007年, 该指标已经达到了0.454, 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一步步朝着警戒线逼近甚至超越, 就昭示着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一步步拉开并呈现出更加恶劣的态势。

1.3 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扩展

接下来, 就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也就预示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下面用一些实例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到5713元,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1。由此可见,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消费水平受收入水平的限制, 也可以说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的差距拉得十分巨大, 以此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消费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1.4 恩格尔系数的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仅可以用上述的数据进行呈现, 而且还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和探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 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接近, 由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所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就比农村居民更快一些, 城乡居民人均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拉大, 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78年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 2002年扩大到8.5个百分点。到2003年时,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 已达到了国际通行标准的富裕阶段, 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为45.6%, 仍处在刚刚摆脱温饱阶段。由以上数据便可以清楚的得出以下结论:在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居民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开, 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 这就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弊端, 过分重视城市的建设和进步, 忽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便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异。

2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

2.1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现如今, 我国已经基本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积极推进传统农业改造,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之路, 只有先改变农村的经济增长模式, 以科技和知识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迈出的一步。只有真正适应农村的改革发展, 才能够真正的促进农村居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还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给那些农村居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而使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 但至少要做到相对的公平。

2.2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加大农村地区的投入, 就要改革农村的税收制度和粮食补贴方式, 形成合理的有利于农民的价格机制, 不能让农民出了一年的苦力到头来由于天气、灾害等原因造成颗粒无收、分文未得, 要充分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 这样才能够调动积极性、主动性。接下来, 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 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 改善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 完善农村的交通运输体系, 有良好的基础才会有良好的发展。

2.3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我国农村人口占多数, 但是由于教育资源、教育水平等的不公平就造成了农村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农村的小学、中学、儿童, 使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3 总结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就要站在时代、经济、社会的高度上, 统筹城乡发展, 以城带乡, 从而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 我国城乡差距由于形成的历史比较久远, 影响因素也复杂多样, 所以, 缩小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 它需要国家、人民的长期努力。在未来, 努力转变农村经济发展观念、改变经济发展传统, 与时俱进才能够不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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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10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原因

我国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经济高速增长, 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 人均GDP在2005年已经达到1700美元。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的, 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47。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 据专家计算, 城乡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是60%。2004年和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是3.21∶1和3.22∶1, 2006年扩大到3.28∶1, 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5元1。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城乡产业特性因素

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 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与第二、三产业相比, 农业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于自然过程, 可控性差, 农产品具有易腐性的特点, 这些决定了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虽然农业是产业基础, 关乎民生, 但这并不能改变农业的劣势地位, 因为农业在产业自身扩张性上处于弱势, 在产品特性上需求弹性小。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恩格尔系数将不断下降, 这就注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解决温饱后, 农业的发展必然要慢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统计年鉴2006》的数据显示, 1998年~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3.5、10.0、9.7。从表中可以计算出200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是1∶7.46∶4.68。城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必然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二、社会经济政策因素

1.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推动

(1) 政府对农业投资偏少

从1984年开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一方面在借鉴农村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城市工业改革, 另一方面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城市工业化进程。这一倾斜式发展战略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较大影响。政府在资金投资上重城轻乡。农村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1998年国有企业得到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54%, 国有企业人均总资本投资为16923元, 农村集体企业为2584元, 同年, 农业的基本建设花费比例为1.9%。因为不存在农地的私人所有, 所以农业基础设施个人投资十分有限。较低的政府投资和极少的个人投资, 导致像道路、灌溉渠道这样的农村基础设施不能很好地维护, 甚至条件日益恶化, 相应的农业发展受到影响。1991年粮食减产1095万吨, 下降2.5%, 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7.3%降为2.4%。1999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水平的8.23%, 2000年~2003年这一比例缓慢下降, 2003年为7.12%, 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为10%~12%, 发达国家更高达30%~50%的水平。政府在投资上重城轻乡使得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市民收入提高很快, 而农业发展速度放慢, 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 城乡教育、公共卫生投资不合理

我国教育投资体制不合理, 长期以来, 政府的教育投入都是以城市为重点的。中央和省级的教育基金主要用于高等教育, 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 而这最终都转嫁给了农民。这一方面增加了农民负担, 另一方面有削弱了农民的发展能力。2004年全年社会教育投资共有5800多亿元, 而总人口占60%的农村只获得23%。虽然从2007年春季开始,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免除,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但书本费、生活费依然是比较重的负担。据中央党校课题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调查显示, 近年来, 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 初中生辍学率上升, 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应该说在不平等经济中, 人力资本投资越低, 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之拉大。

据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 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 公费医疗4.0%, 劳保医疗4.6%, 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5.6%, 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44.8%, 在农村, 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9.5%, 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8.3%, 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79.1%。在农村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人生病, 全家返贫甚至债台高筑的现象时有发生。城乡不公平的医疗救助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2. 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

首先, 剪刀差使农民的财富流向了城市。据统计, 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间, 政府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占有了大约1.5万亿元收入, 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 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 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剩余1.3万亿元。改革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这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其次, 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1992年, “剪刀差”被废除,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各种工业品的价格放开, 由市场决定价格, 而农副产品的价格却一直由政府控制。1997年~2000年,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25% (《中国统计年鉴2001》) , 相应的城乡之间人均收入比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我们不能否认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与农副产品价格下降的关系。

3. 城乡税负不合理

城乡税负的不公源于我国城乡税收制度的不同,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的税收制度, 其消极后果是地方预算外资金进一步膨胀和乡村税费的快速增长, 使农民承担了预期收入不相称的税费负担, 而对于城市居民征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 有一定的起征点, 2007年, 起征点提高到1600元, 2008年3月1日起征点将调整为2000元。有人统计:在2002年的国民收入分配中, 获得居民总收入33%的8亿农民, 缴纳个税展60%。可见我国的税收制度不仅没有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 反而存在着逆向调节, 实际上起到了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当然, 近两年随着费税改革, 2004年减免农业税, 2006年完全免征农业税,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三、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会存在“二元经济结构”, 即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农村农业经济部门和以现代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工业经济部门。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而且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历史上经济基础的差异性, 致使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与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相并存, 呈现相互对立的格局。在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 产业链中比较效益最低的仍然是传统农业, 而农民普遍以传统农业, 尤其是以效益趋于零的粮食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增加收入难度很大;同时, 为提高投资效率, 国家投资又集中在城市,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 农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增加收入渠道很少。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市场经济的改革对于冲破完全隔离的城乡二元结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目前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其他深层次的体制、制度障碍, 扭曲、失衡和对立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刚性矛盾, 城乡差别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矫正。

首先, 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 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 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

其次, 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封闭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城市工业经济部门不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并使城市经济不断扩张直到把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全部吸收完, 这时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基本消除并实现向城市一元经济的转换。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农民流动就业的不少束缚在逐步解除, 但对城乡分割制度的改革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2002年中央提出对进城农民要实行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等政策, 收到一定成效, 2002年外出农民劳务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约达70%。但目前仍存在着对外出农民工的歧视, 一些大中城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就业, 限制农民进入城市的某些行业与工种, 有些地方简单粗暴的清退农民工, 有些地方变相收取过多过滥的费用。农民工在城市很难获得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的工作机会与社会地位, 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条件和报酬收入。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不合理限制, 以及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和就业待遇的不平等问题, 都是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的体现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行政管理制度导致城乡收入的拉大是必然的。

此外, 城乡在其他社会发展方面也存在差距, 如农村电价高于城市等。总之, 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体制的二元结构是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重要原因。

总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既有自然因素, 也有社会经济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合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地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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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篇11

一、近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

（一） 近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7年的2.47倍扩大了0.76倍，年均扩大0.13倍。从1998—2003年的6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由1998年的2.51∶1扩大到2003年的3.2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

（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比现行统计资料反映的还要大

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实物性收入，而且还包括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纯收入中的实物部分，按现金收入计算，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其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在福利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考虑到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城乡真实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第三，从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样本偏误，高收入户难以涵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一定低估。

（三）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属于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之列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专家提供的研究表明，按照货币收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比我国更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考虑在内，那么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城乡之间货币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津巴布韦，其1990年的比率为3.57∶1，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货币收入的比率是2.79∶1。考虑城镇居民获得的实物性收入后，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比率要高于津巴布韦。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由于历史原因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十几亿人口仍大部分生活在农村。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仅为0.095公顷，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5亿左右。近年来，农业技术进步虽有所加快，土地产出率有所提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劳动力总量50％的农业劳动力仅提供14.5％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和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之比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1年的1∶5.2，从根本上决定了仍然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民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

（二）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总体上的下降趋势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从严重短缺到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的重大变化，随之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2000年与199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2.5％，其中，粮食价格下降27.5％。在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中，农副产品购进价格2002年比2000年下降3.2％。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5万吨下降到2003年的43067万吨，减少8162.5万吨。价格的下降和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农民来自出售农产品收入的减少。在目前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比例仍高达近60％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售收入的减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以及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了持续徘徊甚至下降的情况。

（三）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调整阶段，导致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减少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曾一度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国有企业的优化升级，乡镇企业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结构调整阶段，发展明显放缓，遇到许多新的困难。一些企业效益下降，一些企业关闭破产，其直接影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减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下降。与1996年相比，2002年全国乡镇企业年末从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0万人。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相应减少。

（四）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

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上，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总额中所占份额很小，有些年甚至是负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和流动规模大量增加，但由于城市用工制度与户口挂钩，使农民进城就业遇到种种障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的转移受到很大制约，农民通过流动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仍然遇到很多障碍。

（五）受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入机制的影响，农民负担仍然较重

一是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非常有限。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为1088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到5％，而且这些支出主要是用于间接支持农村，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不多。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则大部分由农民自己解决。教育经费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近几年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主要还是由农民自己集资投资。三是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国家财政除对农村拨付数量有限的救灾救济款外，其他直接给农民本身的拨款还较少。

（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客观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3％，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8％，城镇高于农村一倍多。城镇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一是从1999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了几次增资措施。二是国家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倾斜，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要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直接增加现金收入的项目建设。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确保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量应继续主要用于农村。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

（二）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

要继续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三）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认真落实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政策。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逐步取消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加强对农村水电、建房、农机服务等涉农价格和收费的清理和整顿。建立和规范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一事一议”的工作机制。

（四）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

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组织协调和信息指导，简化农民外出务工的审核手续，取消各种乱收费。继续清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

（五）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认真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继续增加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努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六）切实规范农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工作

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严禁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用。建立公开透明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

（七）加大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工作力度

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开展东西部协作扶贫和定点扶贫。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抓紧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积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对贫困农民实行医疗救助。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费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

（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注意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要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九）规范城市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加强和改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加强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管理和总量调控，抓紧清理和规范企业违反规定、自立名目发放的各种不合理收入，垄断经营企业凭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获得的超额收益不得用于内部分配。加强对各地进行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的引导和规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加快事业单位分类管理改革步伐，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

（十）加强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篇12

1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1 湖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 比上年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湖南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排名第11位。

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湖南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

1.2 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湖南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22元, 比上年增长10.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其中:工资性收入14662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0%, 经营净收入3567元, 增长9.6%, 转移净收入5713元, 增长8.7%, 财产净收入2629元, 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其中:工资性收入4088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1.3%, 经营净收入3639元, 增长11.8%, 转移净收入2168元, 增长10.0%, 财产净收入166元, 增长26.7%。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由上年的2.80∶1缩小为2.64∶1。

2014年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高低收入群体来看, 高收入组 (按五等份收入分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99元, 低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32元, 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9.38∶1缩小到9.02∶1。城乡居民收入额逐年拉近,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连续五年下降, 由2009年的3.07∶1缩小为2014年的2.64∶1。

本文图表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2014年, 长株潭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40元, 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16366元, 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为10867元。可见, 长株潭地区居民收入是湘南地区的1.59倍、湘西地区的2.4倍,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2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

2.1 自然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发展起点不平等

自然资源、交通状况、地理位置和个人能力等因素的不同, 导致湖南省各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从而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1) 自然资源差距。

湖南省的湘西北武陵山区、湘西雪峰山区、湘南南岭山区和湘东大围、罗霄山区均属我省的贫困山区, 这些地区土地贫瘠, 资源稀缺, 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少,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人均收入低, 区域经济发展迟缓。

(2) 区位差距。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 外商投资的数量与居民收入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相同的区位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就湖南省各市州层次而言, 经济规模、市场容量、累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融资能力、工业化水平、全球化水平和良好的地理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科技发展能力、信息化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就区位优势而言, 全省投资环境可分为四个等级:长沙为第一等, 株洲、湘潭、郴州和岳阳为第二等, 常德、衡阳和娄底为第三等, 益阳、永州、怀化、自治州、张家界和邵阳为第四等。

(3) 个人能力差距。

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决定其收入的高低, 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尽管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丰富, 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并不高。湖南省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在农村人口中, 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占46.61%, 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 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 这主要源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2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机会不平等

(1) 经济总量的差距。

2014年,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27048.46亿元, 其中长株潭地区为11555.87亿元, 占比42.72%。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5568.07亿元, 占比20.59%;大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和娄底市) 为4520.56亿元, 占比16.71%。2014年, 湖南省人均GDP为40429.49元, 长沙市人均GDP最高, 为108355.86元, 永州市人均GDP为24404.69元, 邵阳市人均GDP最低, 为17521.39元。可见, 经济总量越大, 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也越多, 当地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就越多。湖南省各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2) 产业水平的差距。

产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 农业天然属于弱势产业, 加上湖南省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导致湖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不够稳定。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第二, 农业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导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农民增产不增收;第三,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能力不强, 也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2.3 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成因

(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治的格局, 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诸如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进城务工遭遇就业歧视, 造成农民工收入偏低, 无法做到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

(2)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是将收入由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民, 这种制度将资源主要配置到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工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 而农村资金的流出削弱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3) 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性。

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垄断,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 由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统一出让。但是, 地方政府以相对较低的补偿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 以市场价格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出让, 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这导致大量由土地产生的财富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此外, 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是指乡、村、村民小组的哪一级却不甚明确, 一旦土地出让, 失地农民的权益难以确保。

3 构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并举, 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实施“湖南省进城务工农民入户计划”。

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工业化进程, 分享工业化成果, 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提高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战略性举措。早在2003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劳务经济的决定》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并提出, 大、中城市应放宽政策, 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 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市民待遇。《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年) 》也提出全省所有城镇原则上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到2020年, 新增城镇户籍人口580万左右, 逐步减少湖南省农业人口比重。

(2)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 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 使个人收入得以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 世界银行通过测算得出, 农民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 其收入至少提高15%。职业技术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根本途径。因此, 湖南省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在湘南、湘西等落后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免费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本省户籍在岗农民工,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就业技能,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3) 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农业产业具有弱质性产业的特点, 既要承受自然风险, 又要承受市场风险,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产业实施了补贴政策。有数据显示, 美国农民收入的40%来自农业补贴, 而我国不到4%。因此, 湖南省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强化政府支农职能, 切实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直补等政策, 建立财政涉农补贴“一本通”制度, 扩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2 以促进公平共享为导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体制

(1) 强化二次分配调节功能, 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

首先, 完善预算和税收管理, 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次, 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和效率低下为重点, 探索建立符合湖南农村特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第三,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建设, 确保湖南城乡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权利平等。

(2)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办法, 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2014年, 湖南省根据国务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 积极稳妥地提出全面放开中心镇、小城镇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 还应取消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

(3)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 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 扩大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 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城市向基层农村延伸;其次, 完善财政支农保障体制, 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同时, 调整政府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使用结构, 大幅度提高用于“三农”的比例;最后, 还要强化基层政府涉农职能建设。

3.3 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首先, 清除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障碍, 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努力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其次,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统计制度;第三,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湖南省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同步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统一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 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至此, 湖南省已经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此外, 湖南还应积极探索城乡老年津贴制度和落实省内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政策。

(3)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提高统筹层次, 不断提高医疗待遇, 适当降低自付比例。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率, 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和补偿封顶线, 逐步建立大病统筹的医疗制度, 缩小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差距。

3.4 调整政策, 找准位置, 努力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1) 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改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

区域发展的适度非均衡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现象。对于湖南这个中部省份而言, 我们不仅需要“长株潭一体化”和“3+5经济圈”, 也需要“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大湘南”。要想缩小各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省委、省政府就应牢固树立协调发展,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 在政策、资金等对中西部及湘南地区的优势工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环境。

(2) 找准各地区的区位优势, 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对于在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方面缺乏优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实行相对优势战略是它们理想的选择。以湘南地区的衡阳市、永州市和郴州市为例, 相对于长株潭而言, 既没有政治上和政策上的优势, 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 但我们更靠近珠三角, 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可以作为珠三角的大后方和后花园, 提供劳动力、资源、旅游和其他配套的服务;还可以成为连接长株潭与珠三角的桥梁,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排头兵。湘南地区工业的发展, 不能是珠三角工业发展的重复, 而是他们的延伸;不能是长株潭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复制, 而是他们的发展。因此, 湘南地区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力发展适合湘南地区特色的工业、能源、旅游等产业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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