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通用11篇）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1
1 引言
消费是以收入为基础的, 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 居民收入无疑是最重要、最首要的因素, 不同收入层次的人其消费行为是不同的, 收入差距必然会引起以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层次的存在。而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平均为39.47%, 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分析其偏低的原因则不难发现, 收入差距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国内学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的研究, 朱政、王征兵 (2011) 通过VAR (向量自回归) 模型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农村消费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城镇消费的增加会加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而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农村居民会增加其消费, 而城镇居民消费增速减缓[1];陈思、温涛 (2011) 基于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设消费模型, 运用我国1978-2009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差距会阻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2];崔海燕 (2011) 运用陕西省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将会导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消费需求增长乏力[3]。
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拉大, 居民消费水平整体不高,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进而指出其与经济增长的内部效应, 具有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将甘肃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放在一起构建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进行动态计量分析, 以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 以便采取措施, 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增长, 推动经济发展。
2 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设定
采用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来探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不做任何先验性约束, 令每个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期滞后项进行回归, 避免了划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主观随意性问题。基于VAR模型的估计, 我们不仅可以检验各个变量是否能够解释其他变量的历史变化, 还可以基于VAR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 测算模型中各方程随机扰动项的冲击对各变量的动态影响, 并比较各方程新息对变量波动的重要性。
2.2 数据选取
利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取1990-2010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来源为各年的《甘肃年鉴》。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gap) 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差值表示, 居民消费 (csp) 为消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居民消费。
考虑到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后容易取得平稳序列, 消除异方差并且不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分析时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分别用lngap和lncsp表示。
2.3 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回归分析中存在的“伪回归”现象, 在对经济现象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 一般需要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是平稳的, 但是现实中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并不是平稳的, 所以对时间序列要进行平稳性检验[4], 本文选择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到原序列都是不平稳的, 而其一阶差分在所有显著水平上都平稳, 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 满足协整的前提条件。
2.4 协整检验
首先用OLS方法构建csp关于gap的回归方程, 其协整方程为:
对残差选择水平状态, 不含时间趋势项和常数项进行分析, 得到lncsp关于lngap协整回归残差的ADF检验统计观察值为t=-2.89, 比概率1%, 5%, 10%对应的三个临界值都小, 可以拒绝ADF检验关于残差序列非平稳的原假设, 即认为残差序列式平稳的, 即残差e～I (0) 。csp与gap之间的协整关系是 (1, -0.0056) 。
2.5 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是平稳的, 能够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
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论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的原因, 而居民消费并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即两个变量为单向因果关系。
2.6 ECM误差修正模型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lncsp与lngap存在 (1, 1) 阶协整关系, 将回归方程的残差e作为误差修正项, 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波动的影响系数是-0.44, 表明收入差距每增加1个单位, 使居民消费减少0.44个单位。另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系数是-0.382, 表明当居民消费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0.38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2.7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基于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就此还将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对变量进行进一步研究。在VAR模型中, 对一个变量的冲击会通过模型的动态结构传递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误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 它能够比较直观的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分别给lncsp、lngap一个Cholesky标准差冲击[5], 得到脉冲响应, 如图1、2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 lncsp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 瞬间就会有一个正向的相应并达到最大值, 然后迅速下降, 在第5期后达到最小值然后逐步上升, 到第8期趋向于平稳然后缓慢下降;而给lngap一个新息冲击, 第1期并没有明显变化, 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 到第4期达到最大然后缓慢下降, 第7期达到最小后缓慢上升。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对于居民消费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滞后性, 在适当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下, 居民消费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过程。但是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时, 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产生, 导致社会动乱以及经济增长的停滞, 从而对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产生反向作用。
图2是lngap对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的响应图, 可以看出lngap对其自身的一个冲击瞬间就会产生正向作用并达到最大值, 然后逐步下降, 在第4期达到最小值然后进入平稳状态;给lncsp一个新息冲击, lngap第1期会迅速下降达到最小值, 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 第6期达到最高值后趋于平稳。这表示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 由于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的存在, 收入差距不是开始缩小, 而是开始迅速拉大, 当拉大到一定程度时, 国家将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能够共同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当居民消费增加时, 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并且一直处于不断缩小的阶段中,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人数众多, 增加他们的收入对于提高居民消费的潜力大于城镇居民, 所以收入差距的缩小对于提高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作用[6], 这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2.8 方差分解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 而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 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 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的冲击对于居民消费均有一定影响, 居民消费在短期影响很大, 从第3期开始逐步缩小, 在第10期达到43.28%,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对居民消费影响都很大, 而且是逐渐递增的, 在第10期达到了56.82%, 从表3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的冲击对于居民消费在第2期有较大影响, 以后影响逐步趋于平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冲击无论长期和短期均有较大影响且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影响不大。从中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于居民消费有明显的影响, 这与脉冲分析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3 结论与分析
1) 从协整分析可以看出,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与居民消费是正向相关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提高1%, 能够拉动居民消费提高0.0056%。这一方面是因为城镇居民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 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 消费率较农村居民要高;另一方面表现了农村地区由于社会基础设施和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居民更多的将收入用于储蓄, 从而导致消费率偏低。所以短期来看适当拉大居民收入差距能够更好的带动消费率的提高, 但是从长期来看居民消费率将会下降。
2)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的Granger原因, 但是居民消费不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 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够单方面的促进居民消费, 它们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3) 最后,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表明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拉大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 但是当拉大到一定限度时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由促进转为抑制。
4) 基于以上分析, 甘肃省应该发展特色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提高农民补贴水平, 努力提高农民收入[7];加快甘肃省工业化建设, 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逐步建立一批具有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着力发展服务业, 提高三次产业协调度[8], 增加就业者的收入;完善城乡的社会收入分配机制, 调节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护中低收入者,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提高居民消费。
参考文献
[1]朱政, 王征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 2011, 23 (16) :201-204.
[2]陈思, 温涛.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率影响的实证研究[J].西南金融, 2011, 22 (8)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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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敬水.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5]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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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宗莲, 魏永红.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湖南农业科学, 2009, 20 (10) :162-164.
[8]保永文.甘肃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统计分析[D].兰州大学, 2011.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2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不只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漠视差距扩大，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讲过：“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现在，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是该高度警惕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分析
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不只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因为漠视差距扩大，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会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结构失衡程度。1980年以来的30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只有少数几年反复，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老问题，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该差距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有所扩大，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再加上城乡居民所实际享受到的公共产品的不同，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更大。从某个角度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与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协调有很大关联。
分配现状主要表现在：地区收入差距在逐步加大，总体来说是东部明显高于西部；城乡及城乡内部差距十分显著；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严重，如垄断行业、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等收入高，而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
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中的核心问题是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能从发展上找原因，而应该从体制和政策上找原因：一是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者没有从土地的流转和升值中得到相应的利益；二是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三是城乡之间的逆向再分配政策也是沿用了原有政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众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就改革后20多年来收入差别的扩大趋势而言，也主要来源于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收入差别的逐渐拉大，并逐渐形成高、中、低各种层次的收入阶层，这不能不归结为体制因素作用的结果。从城乡整体角度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与农村和农业改革的相对滞后是有关系的。
2、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支撑工业的发展，国家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同时政府不允许农民“进城”，认为如果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可能导致现有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引发许多社会问题，而且，政府要给城市居民各种补贴，大量农民“进城”，政府将不堪负担。事实上，这种政策将城乡割裂开来，导致大量的劳力挤在土地上谋生，使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其它国家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政府如果限制城市化，经济将永远停留在二元结构上。
3、市场机制及管理缺陷拉大了收入差距。市场机制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乱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具体表现在： 垄断现象严重，有些部门和单位凭借行业垄断及某些特殊条件而获得垄断利润，为其职工发放额外收入，基本分配失去控制； 有些部门和单位的分配失去控制，有人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漏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个人私利，造成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等。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
4、制度转型中的不合理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
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也极大的激励了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于许多人似乎忘了先富的前提条件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1984年，我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同时伴生的竟是国有资产流失，损了国家而肥了一小撮“内部人”，特别是股份制改造，在一些地方竟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这些年，因为监督机制缺位，甚至是权力的介入，产生大量黑色收入，导致一部分人暴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另外，还有一些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西方把这种因享有特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的现象称为寻租行为。寻租泛滥，很多人产生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合理收入，使一些人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在新一轮的角逐中，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三、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及缓解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收入是遵循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而有的收入并非基于市场公平竞争原则，而是由于我国发展不平衡，改革不到位和政策措施滞后、手段不足等原因造成的，对于这些原因造成的差距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否则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会落到少数人手中，由于我国实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如果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就会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应采取“适度差距”原则，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平等法则、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差距，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限度内，最终达到既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让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在促进经济效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为达此目的，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项对策：
1、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而生产方式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公有制失去了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就会失去依据，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一方面，要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让国有经济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积极进取，强筋壮骨，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大公司、大企业。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的分配制度，维护出资人的权益，回报出资人的利益，真正体现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性质和作用。同时，要积极发展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在农村，鼓励组织各种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城市、矿山，鼓励各种集体性质经济组织的发展。让公有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坚实基础。
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
3、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底线公平和制度公平的重要基础。要看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已成为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要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切实加强社会建设，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住房难、住房贵”等社会热点问题。目前，特别要把住房作为重大民生问题解决好。
4、就要发挥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调节作用。国际经验表明，适当的税收体系，对于调节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过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我国的税收体系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在税收结构中占绝对比重，2009年为56.3%；而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所占比重一直没有超过税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2009年只有26%。在欧盟等发达国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占比在三分之二。我们的这种税收安排，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是十分明显。这样的税收体制，应该说不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不适应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也不适应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要求。要下大决心对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财税体制进行整体性重构，积极推进以收入分配调节为重要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3
(一)收入差距的表现
自1978年改革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18上升到2003年的0.37，其具体差距表现为：
1．收入分配行业差距扩大。因为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中未考虑工资外收入差距的影响，尽管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反映收入分配行业差距存在低估问题，以各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为基础，分析收入分配行业差距也能够反映出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的总趋势。2002年的最低收入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其平均工资是6398元，最高收入行业是金融、保险业，其平均工资是19135元，两者相差12737元；而 2005年的最低收入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其平均工资是10854元，最高收入行业是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平均工资是50509元，两者相差32145元，绝对差额扩大了3.1倍。同时，2002年的最低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比例是0.52:1，最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54:1；而2005年的最低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比例是0.59:1，最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和全国平均工资的比例是2.8:1。
2．收入分配所有制差距扩大。1996～2005年全国职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快，平均工资增长12154元，增长1.96倍。虽然各类职工工资均有较大的增长，但不同所有制职工工资起点水平不同，增长速度也不同，其中国有单位职工工资1996年是6280元，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18364元，2005年比1996年增加了13033元，增长2.07倍；集体单位职工1996年平均工资是4302元，2005年是11283元，增加了6981元，增长1.6倍；其他单位1996年平均工资是8261元，2005年是18244元，增加了9983元，增长了1.2倍。正因为不同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不同，低工资职工工资增长速度低于高工资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使得不同所有制职工的工资绝对差额和相对差额都呈扩大趋势。国有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单位职工工资相比，由1985年1.25:1扩大为1.70:1，其他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单位职工工资相比由1985年的1.49:1扩大为1.66:1，由于集体单位和国有单位经济效益普遍低于其他类型单位，这种工资差距扩大趋势还在发展。
3．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同样，不同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相伴而生的也有收入差距的扩大。2002年平均工资最高地区是西藏，其平均工资是24766元；平均工资最低的是江西，其平均工资是9262元，两者平均工资相差15501元。但到了2005年平均工资最高地区是上海，其平均工资是34345元；平均工资最低的是江西，其平均工资是13688元，两者平均工资相差20657元。
(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1、价格结构与垄断经营是造成行业收入扩大的主要原因。自改革以来，虽然国家进行了多次价格改革，但计划价格不合理的现象仍存在。收入分配权下放给企业以后，由比价不合理决定的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盈亏状况差异，便直接折射到职工收入差距上来，由此促使行业间和企业间职工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部分行业因垄断经营地位而获得高额利润。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电力煤气供应等行业的垄断经营，使这些行业职工收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
2、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分配在不同行业，行业差距的扩大和经济政策的差异是构成收入分配所有制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的原因主要有资本来源不同、行业构成差距、职工素质和构成不同和企业规模等，而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收入高于公有制职工收入原因三：一是非公有制企业税负水平低于公有制企业；二是非公有制企业完全自负盈亏，企业的激励机制比后者健全，经济效益比公有制企业好；三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中或者包含了物质资本的租金和利润，或者包含了放弃在公有制企业工作的风险资本，以及与公有制企业隐含的福利收入相当的货币收入。这些众多因素对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在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总体扩大的情况下，也将促使收入分配所有制差距呈扩大趋势。
3、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引起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发展速度快，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就快。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慢，那么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就越慢。
二、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
由于高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如果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收入集中于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者手中，则全社会消费倾向就会下降，消费需求也会相应下降。同时，当高收入阶层对一些高档消费品趋于饱和时，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到收入增长的限制而无法达到更高消费层次，从而产生消费需求的断层，进而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失衡和消费品市场的疲软。下面对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计量验证。计量方程由下式给定：
CCR=a(1)+a(2)CGN
CCR=a(1)+a(2)CGN(-1)
其中CCR代表各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CGN代表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即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指标； CGN(-1)表示CGN的滞后变量。
用上表中数据和上述方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估计，得出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分配的方程：
CCR=0.95 - 0.48CGN(1)
(57.39)(-7.16)
R2=0.709adj R2=0.695D.W=1.30F=51.28
CCR=0.94 - 0.46CGN(-1)(2)
(58.15)(-6.92)
R2=0.705adj R2=0.691D.W=1.54F=47.98
可见，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与城镇消费需求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CGN(-1)的回归系数大于CGN的回归系数，说明城镇收入分配差距对下一年城镇消费需求的影响要比对当年城镇消费需求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
要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就必须重视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应通过发挥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采取各种收入再分配政策和创造就业机会等增收措施，努力增加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以缩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扩大就业渠道，提高低收入者总体收入水平，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政府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实现引导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城市，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拉开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能否就业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会立刻跌入城市贫困人群。此外，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城市应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扩大就业渠道，为他们创造合适的就业机会。
(二)充分发挥政府对再分配的调控职能。一是增强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宏观调控能力和财力基础。增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充分发挥政府对再次分配的调控职能提供充分的财力支持。二是强化个人所得税这一调控手段。加强和改善有关的个人税收征管，要对个人真实收入状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样调查。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申报制度，利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进行重点监控。征收遗产税和赠予税也是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节的重要措施。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扭转居民的消费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但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城镇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居民消费谨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要在建立起良好的个人收入分配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坚决取缔各种非法收入。重点打击以权易钱、侵吞公有财产、走私贩毒、假冒伪劣、欺诈行骗、巧取豪夺等等违法行为，取缔各类非法收入。政府要加强收入分配方面的法律建设，包括指定明确的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规范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和行政部门的政务行为。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和环境。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经济迎来了长期、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 我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投资、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使国民经济增长因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出现大幅的震荡和波动。对于一个拥有着13亿庞大人口,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中国国内消费需求规模与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不匹配和失衡的状况。2011年, 中国GDP增速持续放缓, 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7%、9.5%、和9.1%;同时受美国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的冲击, 中国10月份出口增幅意外降至8个月以来的低点, 并连续两个月低于20%。目前, 由于消费无热点, 出口明显下滑, 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力度又在减弱, 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压力和风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成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学术界和政府实际部门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总体性描述
(一)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趋势图分析
从图1可知看出, 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两阶段上升趋势, 与2001年以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相比, 2001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加速增长趋势, 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 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原有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 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迅速。而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对低技术层次劳动力需求急剧减少, 进而使农村过剩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困难加大。对农村居民来说, 经过十多年, 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激励效应基本已经释放完毕, 我国人多地少, 农业生产效率不高, 以及在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农业发展更多的受到了外部冲击, 我国农产品价格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制约提高空间受到挤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内、外因素的冲击下更为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收入是制约我国农村居民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基本与之呈同步变化趋势。
(二)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散点图分析
由散点图2可知,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几乎为单一的线性关系, 即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基本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由此进一步说明, 目前收入因素对城乡居民有着重要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根本上冲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从而使得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缺乏内生动力, 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城乡消费的“二元”分化日益加剧。
(三)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统计性分析
根据表1,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值为12021.5元, 最小值为1247.5元, 均值为5540.922元, 标准差为3422.676元, 中位数为4272.5元;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最大值为8271.1元, 最小值为1012.5元, 均值为3980.517元, 标准差为2132.159元, 中位数为3447.9元。由此可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值达到了12021.5元, 相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最大值为8271.1元, 这说明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悬殊。我国农村家庭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主体, 从而既有生活资料的需求又有生产资料的需求。农村家庭要在本来就低于城市家庭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而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口规模远远高于城镇居民, 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则不足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致的直接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并使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条件的“不对称”状态加剧;而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并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扩内需, 保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实施效果。
(四)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系数分析
由表2可知,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系数达到0.9945, 两者呈现明显的相关性。虽然相关分析并不能排除当前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但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高度相关性预示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消费差距的主导性因素。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影响, 我国一些城市的消费水平已领先农村达10—15年的时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使城乡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 而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加剧将一方面使得我国最具消费潜力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 进而导致全国总体消费需求不足, 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一轮消费热点的形成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得不到我国最为庞大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有力支撑, 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加剧会使城乡居民在消费的总量和质量的差距持续扩大, 并最终影响到农村居民自身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从而相应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而巨大的城乡差别使我国广大农村居民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甚至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加大我国社会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的设定与数据的说明
由于本文就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展开定量分析, 因此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记为yt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由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减求得) ;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 记为xt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相减求得) ;同时, 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 我们分别使用GDP平减指数 (以1985年为基期) 、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1985年为基期) 对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进行了平减。此外, 为了避免“伪回归”和保障研究结论的稳健型, 对城乡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差距分别做对数化处理, 并分别记为lnyt、lnxt。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 在实证分析中的具体数据都选取了1992年—2009年的时间区间, 而且所有数据都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3-2010) 》。具体数据的计量分析分别采用Eviews 6.0完成。
(二) 数据平稳性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C, T, 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中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值;*, **, ***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 临界值对应1%的显著性水平, 均是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Δ表示一阶差分。
对lnyt与lnxt进行OLS回归, 可以得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协整方程:
回归结果表明, 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0085, F值为1698.545, 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变量lnxt的回归系数为0.81494,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 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增长0.81494个百分点, t统计量为41.21, 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
同时, 通过对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4可知, 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果, 因此可确定残差是平稳序列。说明lnyt和lnx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也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非常显著, 在长期内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因此, 可以在时间序列间具有的协整关系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从而了解时间序列之间的短期变化特征。
注:检验类型中C, T, 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中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值;*, **, ***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 临界值对应1%的显著性水平, 均是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
(四) 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进一步分析两者的短期变化特征。根据误差修正思想, 我们可以建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方程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6762, F值为17.703, 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变量Δlnyt和误差修正项的t统计量分别为5.866和-1.9046, 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 误差修正ecmt的系数为负,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在误差修正模型中, Δlnxt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Δlnyt) 的变动受该项变化的影响。估计出的模型表明:从短期来看, 1992—200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 将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0.608741个百分点;修正系数-0.1854, 反映了对偏离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 当短期变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0.185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五) Granger因果检验
由上所述, 我们对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它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关系, 即是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增长, 还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增长引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抑或是二者之间呈现互为因果关系, 这需要进一步验证。为此, 我们用Granger (1969) 的检验方法,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及可信度, 我们选用了2—4期的滞后期来判断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和相互影响方向, 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可知, 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的格兰杰原因。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并引致了我国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 农村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使得农村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乏力, 最终使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条件的“不对称”状态加剧, 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2265元, 而同期农村居民为3993元, 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相当于3.1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当我国城镇居民已经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化的同时, 农村居民则长期徘徊在以满足“温饱”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而农村居民的低层次消费会严重影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自身素质及技能的提高, 并从根本上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能力的提升, 从而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前, 广大农村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庞大消费市场, 农村消费群体蕴藏着规模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而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将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不足, 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 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动力下降, 农村居民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相应使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致的城乡消费的两极分化则阻碍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增长, 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并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扩内需, 保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实现。所以, 要实现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目标, 破解城乡“二元”消费结构,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驱动型”转化,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缩小我国当前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就1992年—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互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当前, 日趋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直接导致我国最具消费潜力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 并加剧全国总体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 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一轮消费热点的形成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得不到我国最为庞大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有力支撑, 并最终影响我国“扩内需、保增长”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调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缩小城乡居民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目标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因此, 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有效弥合城乡消费差距, 进而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内生型增长。
(一) 缩小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但城乡劳动市场的分割以及同工不同酬问题的存在, 势必使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将日益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市场, 通过立法保障, 实现同工同酬;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过程中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的强烈需求, 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技能的培训;着力消除原有的体制性障碍, 放松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住房、教育、劳动、医疗、社会保障等不平等制度对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限制, 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和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积极、有序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缩小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二) 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当前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此, 要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扶持;以市场为导向, 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防范和遏制农业生产资料的过快上涨, 降低和控制农业生产成本;加紧落实对农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支持, 根据国际惯例, 建立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业生产风险基金, 在稳定和适度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 贯彻、落实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制度;建立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增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能力, 并使之成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持久来源, 有效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 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呈持续扩大的趋势, 并成为城乡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因此, 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变动趋势, 根据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趋势、特点, 研究和实施相应的的调节措施, 加强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分配调节, 着力避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 加紧开发符合农村特点、有利于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提高农村居民所拥有动产及不动产等相关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增加农村居民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此外, 加紧改变我国土地政策方面存在的农村、城市土地的二元性, 城乡居民在土地权利、管理和市场上绝对分割等问题, 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中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用途管制不严格、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不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备等缺陷, 提高土地的使用收益, 并在农村土地征用中维护农村居民的权益, 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加大对农村居民转移性支付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支出, 城乡居民在转移性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并没能得到较好的实现, 由于体制和层级原因, 中央财政转移性支付政策效应的传导不畅, 中央财政转移性支付下拨到地方政府后,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城轻乡”的倾向, 政府转移性支出不但没有缓解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反而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 从而“助推”了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 政府应该在界定和瞄准农村困难人群的基础上,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护网络, 实现“应保尽保”。要着力调整我国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加大政府财政惠农支农补贴力度, 增前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的保障作用, 进而充分转移性收入“缓冲”农村居民谨慎性消费心理, 改善其对未来消费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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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和我国特有的产业结构和国情紧密联系的，应站在全局的角度分析和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一、当前我国收入的现状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已经到了社会承受的极限。国际上通常采用基尼系数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12～0、13之间表示居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在0、13～0、14之间为比较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1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14～0、15为差距过大,0、15以上就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1473,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 2∶1,1995年为 2.71∶1,2003年为 3.23∶1,2005年约达3.22∶1,2006年约达 3.27∶1,2007年约3.33∶1,2008年扩大到3.36∶1。到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绝对差距将超过1万元。虽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很快，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城镇居民，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而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城乡差距都是在不断缩小的。
（二）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在不同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政策偏好或制度安排不同，使不同地区的人们利用各种条件获取利益的机会和能力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形成收入差距。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在城镇为66.6%，在农村则为51.72%，西部地区农民可支配收入几乎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200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上海（26690元）与最低的地区甘肃（11010元）居民年收入差距为15680元，其收入之比为2.4∶1。
（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是最低的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逐年急剧上升，其中垄断行业尤其突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四）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据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中国最高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跟最低收入的20%的人的收入差距是4倍。到了2006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为18、2倍。我国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数量很大,占到总人数的64、3%。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目前企业的薪酬制度,使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二、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收入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历史原因导致的。历史上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西部地区的投资，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在一段时间差距依然存在。其次是因为我国地域广阔，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条件等不同。东部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另外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东到西、由沿海到内陆、由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
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治理对策
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社会收入分配的拉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对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要减少贫富差距，政府要做的不是收入的绝对平均，而是要遵循“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高收入群体继续发展的同时，通过发挥政府作用，完善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通过经济增长使人均GDP上升到较高的水平,贫富差距才会缩小。虽然我国GDP总值已经赶超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均GDP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为最终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二）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的建设
为了缩小地区差距,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并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此,要落实和深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要结合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促进乡镇企业的全面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机勃勃的力量。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占全国人口约三分之二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只拥有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已成为我国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四大指出：“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要扶持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这对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四）拓宽就业门路,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鉴于我国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应实施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努力实现“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的目标。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对就业困难群众的扶持能力;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促进就业的服务能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
四、结论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随着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 收入分配问题也凸显出来, 全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3上升到2005年的0.47, 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 过低的消费率使国内需求相对不足, 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维持。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国GDP增长速度明显回落, GDP增速放缓的背后折射出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而内需不足的缺陷。我国内需不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模型分析
2.1 模型参数提出及假设
现将全体居民按某一标准线划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收入标准线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收入等于或高于标准线的居民为高收入群体, 收入在标准线以下的居民为低收入群体。设定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h, 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 (0
2.2 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数理模型
平均消费倾向是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 因此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总量为YhCh, 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总量为YlCl, 全体居民总消费量为:
C=YhCh+YlCl (1)
由Yl=Y-Yh及Yh=βY, 代入式 (1) 可得
C=[ (Ch-Cl) β+Cl]Y (2)
由 (2) 式变形得
C=[βCh+ (1-β) Cl]Y (3)
记βCh+ (1-β) Cl=, 则undefined, 为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这里的平均消费倾向是两类不同收入群体平均消费倾向的加权平均, 因此包含了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结果。由Ch
由βCh+ (1-β) Cl=解出β, 可得收入差距的测算公式:
undefined (4)
(4) 式表明, β可由全体、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来确定。
根据C=[ (Ch-Cl) β+Cl]Y, 对于相同的Y, 不同的β取值对应不同的C值。这说明即使是对相同的总收入水平Y, 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 总量消费C的水平也就不同, 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与消费水平有直接影响的关系。
由于Ch
收入差距的变动体现在收入结构的变动上, 因此收入差距对消费的作用可以用∂C/∂β来度量。由 (1) 和 (4) 式计算出
∂C/∂β=Y (Ch-Cl) (5)
由 (5) 式计算消费C对β的弹性系数
undefined
undefined (6)
由于undefined, 因此undefined, 说明β的变动方向对消费C的作用是反方向的, 即当β下降时C上升, 当β上升时C下降。其绝对值为undefined, 绝对值的大小取决于Cl与比值的大小, 即Cl与的比值越大, 弹性数值的绝对值就越大。
2.3 不同收入增加对消费的影响效应
不同收入阶层增加收入, 对总量消费产生的结果不同。假定总收入Y中存在一个增量ΔY, ΔY有三种方式实现:增加高收入者的收入, 而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增加;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高收入者的收入不增加;高、低收入者各有收入增加。对于相同的ΔY, 三种增长方式对总量消费C产生的效应是否一样?
对 (1) 式求微分得
dC=ChdYh+CldYl (7)
第一种方式的条件为dYh=ΔY, dYl=0, 此时总量消费C的增量为ChΔY;
第二种方式的条件为dYl=ΔY, dYh=0, 此时总量消费C的增量为ClΔY。
由于Ch
3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测算
根据城镇居民历年收入消费支出情况, 计算消费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弹性系数, 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收入等级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 随着收入的增加,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收入差距变动对消费作用效应可通过消费C对β的弹性系数来体现, 对2000—2009年的弹性系数进行加权平均, 其结果为-0.15, 这表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升1%, 消费水平要下降0.15%。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 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要扩大内需, 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 必须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4.1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扶持力度, 对低收入者进行技术培训, 提高其劳动技能, 设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切实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制度, 建立完善的工资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贯彻落实农民减税增收的政策措施, 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
4.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提高了居民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 导致居民现期消费需求不断降低。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增加政府公共服务产品供给,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 加快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 健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
4.3 建立健全税收体系
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体系, 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以实际收入为依据, 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建立遗产税和赠予税, 避免由于继承和赠予导致生产条件占有的不平等;实行更加优惠的惠农税收政策, 提高农民收入。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事实, 本文建立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数理模型, 得出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需求是负向关系, 缩小收入差距可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要扩大内需、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作用, 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缩小收入差距。
关键词：收入差距,消费需求,消费倾向
参考文献
[1]李晓宁, 刘静.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失衡的“连锁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 2011 (6) :38-46.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7
1 江苏省内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现状及其分析
近年来, 江苏省内农村居民在衣着方面的消费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从2005年的191.1元增加到2010年的350元, 增长率达到83.2%, 平均每年增长16.6%。但是从衣着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来看, 从2005年5.3%上升到2006年5.4%, 然后在2007年出现下降趋势, 2007年和2008年均为5.2%, 接着增长到并稳定在2009年的5.3%, 另外, 受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农村居民收入减少, 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减少了其他多样化的消费 (如表1) 。这一切证实消费结构变动规律, 即衣着所占比重会上升, 然后趋于稳定, 甚至下降。因为这是由衣着需求的特性决定的, 虽然衣着日益多样化, 但其购买数量有限, 当衣着需求基本满足后, 其支出比重就会呈现稳定或下降趋势。
2 江苏省农村不同收入组对衣着消费的现状研究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而提高居民购买力水平, 农村高收入户对衣着的消费绝对额大幅度增长, 将近低收入户的3倍, 对衣着的质量、面料都要求较高。另外, 高收入户衣着消费观念的改变, 更加注重舒适、漂亮;相反, 当前农村中低收入户仍然以低档为主, 追求衣着的省钱、耐用。
农村市场不断开放, 使得农村居民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增多, 农村高收入户尤其是年轻人对衣着的款式、色彩和流行元素有很高的要求, 衣着消费初步向时装化、成衣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农村中低收入户对衣着的品牌和时尚没有要求, 其需求处于低档次。
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观察各个不同收入曲线变动幅度: (1) 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变动幅度较大, 其最高占比与最低占比分别相差0.6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 (2) 其次是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 其最高占比与最低占比都相差0.5个百分点; (3) 变动幅度最稳定的是中等收入组, 最高和最低占比相差0.1个百分点。这说明, 在衣着消费方面, 中等收入组消费稳定性>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另外, 衣着消费占比例数值较低, 说明农村居民在满足衣着基本需求后, 用于享受型的比例下降, 即农村居民衣着处于一种基本生存需要, 未达到精神层面。
但是从衣着消费的绝对值来看, 低收入组的衣着消费从2005年的122.1元上升到2010年216.4元, 增长了77.2%, 中高收入组从163.2元增长到259.7元, 增长了58.1%, 中等收入组从185.9上升到310.6元, 增长了67.1%, 中高收入组从212.8元上升到409.7元, 增长了92.5%, 高收入组从295.2增长到605.3元, 增长了105.1%。这说明, 在这六年间江苏省内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2010年农村高收入组衣着支出是低收入组的2.8倍, 高收入组追求品牌、档次, 而低收入组对衣着的需求还处于低档次的缺衣买衣的被动消费。
3 江苏省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组对衣着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一个人的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他的现期收入,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且难以通过借贷满足消费, 又因农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故假设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在2004～2010年间基本上不受时间因素的影响, 将模型设为:yit=αi+βixit+εit, i=1, 2, …, 5, t=2003, 2004, …, 2010, 其中yit是第个收入组在第t年的人均生活衣着消费支出, xit是第i个收入组第t年的平均每人纯收入。
αi=α0+γi+zi, α0为平均截距, γi表示仅随个体不同的省略变量对同变量的影响, 表示各收入组的自发消费;表示仅随时间不同的省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这里假设zi为0)
本文仅仅就各个不同收入组的资料进行研究, 所以将模型取为固定效应模型, 所有的数据来自2004～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利用EVIEWS软件直接计算 (表2) 。
从回归估计结果看, 衣着各年值都在0.981以上, 说明各年纯收入与衣着支出高度相关, 本文使用ELES模型对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进行分析完全可行。
从模型的识别上可见: (1) 不同收入组农民在衣着消费支出上, 各收入组农民不仅自发消费不同, 而且边际消费倾向也存在较大差异; (2) 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倾向较低, 说明农村居民对衣着不够重视, 收入增加后对衣着方面的消费增加较少。其中, 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是中低收入户的1.8倍, 是高收入户的2.9倍, 且自发消费相对最小, 表明低收入组在衣着上的购买潜力非常大, 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户的自发消费还是相对较高。这与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有关, 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多是从事体力劳动, 决定了农村居民平时更愿意穿普通服装。且越贫困的农村居民有节俭的传统, 虽然会有几件质地好、款式新的衣服, 但只在走亲访友或过节时穿。
4 主要结论与建议
(1) 从2003～2010年江苏省农村居民衣着消费的实证分析来看, 其结论如下: (1) 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与人均年纯收入显著相关; (2) 农村居民衣着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农村居民收入中用于衣着消费的增量下降: (3) 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差距随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低收入居民在满足衣着基本消费后几乎没有用于衣着的享受, 而高收入户已经开始进入衣着需求的精神层面。
(2) 基于上述论述, 主要建议如下: (1) 注重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从战略高度调整农业结构以提高农业的整体支出, 同时减少农民的负担, 加快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 让农民的收入更多的用于享受型消费, 尤其是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 政府需积极为农村低收入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或提供外出打工的信息和就业指导, 优先安排其在乡镇企业就业。 (2) 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水平虽整体较低, 但收入较高层次的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对衣着的消费已提升到品质层次。农村衣着的供给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居民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但当前农村市场衣着的供给仍然以低档为主, 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从而压制了居民对衣着的消费热情。所以为了调动农村居民对衣着消费的积极性, 衣着供给方要深入农村, 进行调研分析, 从实际出发, 供给各种档次的服装给不同收入层次和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 (3) 疏通农村衣着流通渠道, 减少流通环节, 使农村居民能在不远的集市购买到物美价廉、质量优的产品, 而不必到城镇的服装店购买, 减少农村居民在衣着购买过程中发生的路费、餐饮费的支出, 相应地减少了购买成本, 同时也激发了农村居民对衣着的购买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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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树才、刘兆博, 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5) .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8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贸易在宏观经济学分析中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是国家宏观调控居民消费、生活的重要举措。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表明再分配对居民生活产生了效应,如徐淑一、朱富强(2014)等认为再分配促进社会利益更均等;杨天宇(2012)、何国煜和柯丽菲(2014)等认为,再次分配能缓解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刘少华和王晓芳(2013)、蔡伟贤(2014)、江剑平和龚志民(2016)等分析出国民收入在居民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同时,我们也发现再分配力度不足、分配结构失衡等所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谢琦(2013)分析出当前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分配力度尚显不足,居民消费受到制约。赵娟霞、黄艳敏(2015)认为,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会减小城乡贫富分化,人力资本投资和福利保障支出的加大会却导致城乡贫富分化。孙春燕(2013)分析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消费,社会基础设施却抑制消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结构主要是各省区政府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综合因素而制定,有必要具体省份具体分析。
广西1990—2014年城镇投资由471 432万元提升到126 067 961万元,增长了467.4倍。其中基础性建设投资占主要比例,由212 880万元上升到54 182 316万元,增长了254.5倍。农村投资从214 234万元提升到12 364 162万元,增长了57.7倍。广西1990—2014年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与农村投资的比值由0.99∶1上升到了4.38∶1。可见,广西的国民收入在城乡基础性建设投资总投资在不断增大,城乡两地的投资分配比例不断扩大。这样的再分配是否合理,这对居民消费、生活带来何种影响?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模型构建方法、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一)实证方法
宏观经济中时序变量常是非平稳的,如直接回归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则会出现伪回归,即结论不符合实际。伪回归中存在一种特例,存在两个或者多个时间序列非平稳,但是这些变量会有着共同的趋势而保持“相对平稳”关系,表现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如能正确分析出这种内在联系,将可为经济未来趋势做预测。Engle-Ganger(1987)的基于线性回归残差平稳性的协整分析方法(EG-ADF两步法)、Johansen和Juselius(1990)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回归系数的协整分析方法(JJ协整检验)为这类研究提供了参考,在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本文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实证分析。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基于基础性建设投资的角度分别分析再分配对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指标有:(1)再分配衡量指标,以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城镇基本建设投资代表再分配在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BI;以农村投资代表再分配对农村的基础投资NI。(2)居民消费水平指标,以统计年鉴中“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居民消费支出”代表居民消费水平RC。(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以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比值代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G。实证分析中,均对变量取自然对数。
二、协整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确保实证分析有意义,须对宏观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时间序列都是平稳,那就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若非平稳,可进一步分析一阶差分是否平稳;如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时,可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变量检验,结果(见表1)。
注:检验形式(C,T,P)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C=0表示不含常数项;T=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滞后阶数。
由表1知,4个原时间序列经济指标在5%临界值均小于对应的ADF统计量,属非平稳;一阶差分序列在5%临界值均大于对应的ADF统计量,属平稳,则这4个经济指标为一阶单整。
(二)EG-ADF两步法分析估计结果
EG-ADF两步法即是先直接OLS估计协整关系,然后再对残差平稳性检验。若回归系数高,且残差平稳,则表明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分析分两方面:模型Ⅰ是基于基础性建设投资的再次分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模型Ⅱ是基于基础性建设投资的再次分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知,两个模型的R-squared都高,解析变量均是高度显著,残差都平稳,说明两个模型都存在协整关系。模型Ⅰ中,LNBI和LNNI的系数值都是正值,表明不管是对城镇的基础性建设投资还是对农村的投资,都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1单位的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就可增加居民消费0.313单位,每增加1单位的农村投资就可以增加居民消费0.350单位。模型Ⅱ中,LNBI系数是正值,每增加1单位的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就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0.244单位;LNNI的系数是负值,每增加1单位的农村投资就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0.265单位。两变量作用相反,表明城乡的基础性投资分配比例可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实际经济意义。
注:t统计,*p<0.05,**p<0.01,***p<0.001。
(三)JJ协整分析法估计结果
利用JJ协整分析法来分别判断模型Ⅰ、模型Ⅱ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分析提供了假设协整个数不同情况下,迹统计量和5%临界值,结果(见下页表3)。由下页表3知,两个模型均在R=0时,迹统计量>5%临界值,否定了不存在协整关系;当R=1或R=2时,迹统计量<5%临界值,表明两个模型均是接受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选用Johansen的MLE方法分别估计模型Ⅰ、模型Ⅱ两个系统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以得到本文重点关注的两个模型各自的长期均衡关系式,如下:
模型Ⅰ的长期均衡关系式:
注:Johansen检验的滞后期根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判定。
由(1)式,LNBI和LNNI都是对LNRC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LNBI的系数是LNNI的系数的4倍多。将(1)式同EG-ADF的模型Ⅰ相比可知,两个结论的经济含义一致,即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和农村投资都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诸多的文献都表明,JJ估计要比EG-ADF估计更准确。基于这个逻辑,那么(1)式子更进一步告诉我们,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对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力度相当于农村投资所引起的居民消费水平的力度的4倍多。
模型Ⅱ的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式:
由(2)式,LNBI对LNIG起着扩大的作用,而LNNI对LNIG起着缩小的作用,两者作用力是相反。将(2)式子同EG-ADF的模型Ⅰ相比可知,两个结论的经济含义一致,即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投资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上,以JJ估计可知,1单位的农村投资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918单位,1单位的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624单位。从长期均衡关系可知,如同等的再分配投资到城镇和农村,最终将是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结论
基于基础性建设投资的角度来分析国民收入再分配对居民消费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第一,城乡基础性建设投资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政府可以通过增强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基础性建设方面的投资,扩大内需,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第二,城镇基础性建设投资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村投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两种投资效应显著却相反。政府可充分发挥再分配机制,加强城乡投资刺激居民消费,也同时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消费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再次分配在城乡分配比例,以调整城乡收入差距。第三,同等的再分配,在城镇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的强度是4倍于在农村的强度,且同等的再分配最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基础性建设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广西区域可据此参考制定阶段式发展规划和目标重点,实现既能让区域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又能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徐淑一,朱富强.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率[J].财政研究,2014,(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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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少华,王晓芳.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国民收入分配效应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3,(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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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剑平,龚志民.以公正分配构建消费需求长效机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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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娟霞,黄艳敏.财政支出的城乡贫富分化效应[J].农村经济,2015,(7):71-75.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9
在研究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时, 需要特别关注两个重要问题, 一个是收入差距的问题, 另一个是收入分配公平度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 又有不同。收入分配差距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的结果, 而收入分配公平度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的机会和过程是否公平。收入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并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能反映到收入差距之中。因此, 想要全面而准确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 就需要对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公平度都进行深入的分析, 而不是将两个问题简单地混淆在一起。
2 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2.1 就业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如果自然人就业机会不均等, 相当于收入分配的起点就不公平, 收入分配自然是不可能公平的。我国目前在就业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部分就业岗位存在限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就业岗位, 比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就会, 只能从事一些非正规的工作。其次, 存在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劳动收入, 如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从事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作, 但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工资待遇。
2.2 生活环境不对等导致生活差距拉大
我国目前在生活环境对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在同一生活环境中, 生活成本存在差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平等的生活环境。比如外地人口为了使子女可以享受和城里人或本地人相同的教育, 要支付更多的学费以及借读费、赞助费等各种额外的费用。此外, 各种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活环境, 导致“有关系”的人能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支出获得产品和服务, 在不平等的生活环境中处于优势地位。
2.3 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社会差距拉大
在现实中,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社会保障, 这就导致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存在很大差异。有的人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 有的人只需要支付很小的社会成本就可以享受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 还有的人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人们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收入再分配, 那些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的人们, 当他们面对意外和大病医疗时将付出更多的成本, 这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 拉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目前主要有如下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分配的不公。首先, 我国的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 农民及农民工基本上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 不能或很难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其次,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保障政策和保障程度的不统一, 人们不能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 即使同样生活在城镇并且都具有城镇户口, 也会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社会保障。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 将导致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增加。
2.4 公共产品使用不均衡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人们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往往更多地关注体现为私人产品的货币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 其实, 人们在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差距也会带来收入差距, 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建设的, 因此, 每个纳税人都应该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不过, 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国目前在公共产品的平等使用方面,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首先, 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其次, 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存在一些人为的影响因素, 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并不能平等的使用公共产品。
3 体制缺陷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从收入分配体制的角度判断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重点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体制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存在体制缺陷影响收入的公平分配就认为发生了收入分配不公。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伴随经济体制的转轨, 一直处在变革和完善中, 体制中存在缺陷, 导致非市场化的因素干扰收入分配, 造成了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 影响了我国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 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3.1 行政权力参与收入分配
“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体制之一。
3.2 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公平收入
通过行政垄断获得垄断利润, 然后再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 是造成收入不公的又一个重要体制原因。
3.3 城乡分割造成不合理城乡差距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直接导致广大农民不能与城镇居民平等就业, 平等获得收入, 整体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由于体制原因, 农民工很难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中工作, 而且工资要低于城市居民, 还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之外,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起点不平等。
3.4 地区政策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衡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地区倾斜政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等政策, 成为影响地区差异的另一重要体制原因, 直接导致了各地区间不平衡发展, 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 进而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
4 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的政策选择
4.1 分配不公是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是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现阶段影响收入分配的首要问题, 需要首先解决,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突破口;
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情绪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配不公;
盲目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收入差距。
4.2 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途径
收入分配不公是收入分配问题中首先和必须要解决的,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消除行政垄断, 避免垄断利润转化成不平等收入;
促进机会均等, 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
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 就要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 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忽视收入分配不公的影响, 盲目采取一些措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 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还可能导致新的分配不公, 破坏一些原本合理的收入差距。因此, 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在现阶段更加可行, 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摘要：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那些拥有特权可以依靠体制漏洞和不平等机会获得高收入的群体迅速积累了财富, 而那些受到政策影响失去公平机会的群体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这就导致了收入的分配不公, 进而带来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关键词：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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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 篇10
摘要：文章以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全国31个地区的在八项消费上的因子得分、排名，并与农民收入排名对比；再运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各地区分为四个层次，通过因子分析比较该四个层次与传统地理划分的东、中、西部在消费结构上的异同，在得到一些特点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在部分地区应有所侧重等政策建议，以期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有效地促进农民消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关键词：消费结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0212，F1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1－0024－06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了今后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新农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稳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反哺农村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良性互动，而新农村的意义正如温铁军所言“使得农民在新农村就能享受城里的一切”。而消费作为反映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物质成果的重要指标，已经被学界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收入相比，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可以更直接地表征农民的生活现状。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民在收入、文化传统以及气候等客观条件上都存在巨大差异，所以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实证手段系统研究农民消费问题非常必要。
从已有文献看，该种实证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柯健运用2002年数据研究了城市居民消费，孙艳玲则研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葛虹、逢守艳与殷玲分别用2002年和2001年的数据对比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差异。以上文章在数据选取上多数集中在2002年以前。在实证方法上，多数学者分别采取了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的方法，也有学者综合两种方法，例如孙艳玲利用因子分析结果再进行聚类分析，而葛虹则利用聚类的结果对不同区域进行因子分析，殷玲则根据GDP排名进行分类，再采取因子分析。不难发现综合多种方法对全国多层次的分区研究是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
笔者应用《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的2004年全国31个地区的农业消费结构的八项数据，即：食品、衣着、居住、家电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综合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以及农民纯收入的地区排名进行比对分析。笔者应用SAS9.1软件做实证分析，关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具体数理过程、统计意义与程序编写参见《统计分析方法——SAS实例精选》。
分析步骤如下：首先选取2004年全国截面数据对于上述八项消费做因子分析，在提取两因子的情况下，得到全国31个地区的打分，按照得分排名，对比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排名，表明全国各地区消费结构情况。再利用八项消费结构数据，对于31个地区做聚类分析，将各地区分为四个层次。比较该四个层次地区与东、中、西部划分所涵盖地区的异同。最后，把四个层次的地区与东、西、中部的地区分别做消费结构的因子分析，均提取三个因子，可以得到七种不同的因子结果，与全国的因子结果一起进行对比，得出结论。
一、实证分析简要过程及结果
首先计算2004年各地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的消费结构数据(表1)，计算八项消费的相关系数阵与协方差阵(表2)，可以发现各个数列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最低的为0.5949，最高可达0.963 4。基本上都在0.8以上，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
在因子分析的结果中，各个因子的特征值、贡献率与累计贡献率(表3)为因子一的特征值为6.844，方差贡献率为85.55％，因子二特征值为0.5905，方差贡献率为7.55％，此时累计贡献率为92.94％。按照常规，特征值大于0.6的因子都应选取，而在0.6以下则一般不必选择，但是为了更好地解释原有信息，特把贡献率为2.24％的因子三也选人分析，使得累计贡献率达到95.58％。通过方差最大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4)，判断变化趋势相近的消费项目。其结果显示，代表80％以上信息的因子一主要包括：衣着、医疗、交通通讯与文教，而代表信息7％的因子二则主要涵盖了食品与其他商品和服务；住宅和家庭设备归入因子三中。计算各地区的因子得分，得分虽然没有绝对意义但是得分的相互对比将说明各个地区农民的消费结构的对比。因子一的前五名为：北京、浙江、上海、山西、天津。因子二的前五名为：福建、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因子三的前五名为：上海、广西、浙江、云南、重庆。
包括因子命名等综合结果如表5。
各地区因子得分与排名，以及纯收入排名如表6。
如前文所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差异巨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地区农村居民在八项消费上所体现出的规律，分出哪些地区在消费上体现出相近的特征，选取表5中的31个地区因子得分作为指标，采用欧式距离离差平方和(ward)方法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输出如图1。
根据树状图，可以把全国31个地区分为四个层次。传统上对于中国31个地区的分类经常以地理划分的东、中、西部为准，为了探讨这种源于地理位置的分析是否能够代表农民消费结构体现的区域特征，特以2005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布(第一号)》1的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作为比较标准，结果如表7。
运用因子分析进一步比较聚类的四个层次与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消费结构的异同，特对以上四个地区涵盖的区域作为样本，分别做四次因子分析。再对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因子分析，限于篇幅分析过程从略。将七个分析结果以及全国的结构分析结果比较，在选取因子时，为了更好的代表原有信息，故尽量选取三因子，使其方差贡献率均达到80％以上。结果如表8。
二、对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表5与表6是以31个地区为分析对象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7与表8代表了对比聚类分析和地理分区的因子分析结果。以下分别予以分析。
在表5“全国31个地区消费结构因子分析结果”中，因子一解释了原有数据的大部分信息，而根据表6“各地区消费结构因子得分与排名”，因子一排名前五位的地区基本与我们一般认为的发达地区相符。另外分析结果显现出：在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几个地区，各因子上的排名差距很小，说明富裕地区的农村居民各项消费都远强于贫穷地区的居民，而中间层次的地区则在各个因子排名上有很大差距，说明其消费有所侧重，这与我们的一般经验也一致。
从因子一包涵的消费项目来说，食品没有在因子一中，其包含的医疗、交通通讯和文化教育与传统消费相比都是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消费开支。该项目并列出现在解释原有信息80％以上的因子一中，
充分说明了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很大提高，不再局限于对于食品、住宅等必需品的追求。同时也可以说明医疗、文化等消费需求因占总消费份额大，所以刚性强、需求旺盛。作为次消费因子的因子二主要包括了食品以及其他商品服务，其排名前列的省份也是农民收入较高的地区。而通过观察因子载荷阵，不难发现住宅和家电的载荷在三个因子上的分布比较平均，只是在因子三上略大，故归入其中。这也是解释信息不足3％的因子三的排名将广西、云南等中西部地区排入前五名的主要原因。综合各个地区的排名来看，浙江、上海、北京在各消费项目中的水平最高，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区虽然在一般观念上也是东部发达地区，但是其在因子一上的得分较低，而在因子二、三上的得分较高，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欠发达地区的排名仍然较低。
从地区间的相互比较不难看出各地农民消费差异仍然很大，农村经济发展不够平衡，其现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主张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就单个地区的因子排名而言，有的地区在各因子上的排名差距较大，这一方面和因子三的解释能力不强有关，但就因子一、二上的排名，以及对比收入的排名，仍然可以说明很多地区因传统消费观念与配套设施不足等收入以外的原因，制约了农民在医疗、教育和交通通讯上的消费。如广东、福建两地，其农民纯收入排名分列第6、7位，而在医疗、文教等项目上的开支却分列第18和第27，可见农民将很大部分收入用于了食品，故因子二排名在前两名。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海南、湖南、湖北等省份，可见在这些省份收入并非是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而在新疆、西藏、山西等地，其消费排名却显著高于收入水平，对于此类地区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动力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以上的这种规律在聚类结果中也有较为明确的体现。
在聚类结果表7中，总的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东部地区在层次一中，东北三省在层次二中，西部地区在层次三中，而“两湖”、“江苏”、“江西”在层次四中，基本符合实践经验。
结合表7“聚类结果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结果对比”以及表6中的各地的因子得分，层次一基本上和东部地区重合，因子一、二排名均在前列，说明这些地区农民生活水平较高，且发展比较均衡；层次三基本上和西部地区重合，其因子呈现的规律和层次一相反，因子一和因子二排名都比较低，而解释力度较差的因子三排名较高，说明其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无论在食品上还是其他方面的水平均十分有限；相对而言，层次二涵盖了辽宁等三个东部省市、山西等四个中部省市和七个西部省市，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分层，通过表6中的因子得分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的特征是：因子一排名较高，而因子二、三排名较低，基本上属于发达地区，农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基本生存需求，但是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层次四涵盖了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通过表6中可知其因子一的得分都较低，而在食品、住宅和家庭设备得分较高，说明这些地区的食品开支和其他地区相比占比重较大。同时这些地区基本是中、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如前文分析的广东等地一样，之所以食品开支很大可能和消费习惯有关，也可能是医疗、教育等配套设施不足制约了其在体现生活质量上的项目进行消费。所以层次四中的地区在消费上潜力最大，可以通过对于配套设施的投入促进农民在文教、医疗等方面的消费。
表8通过对于层次一至四。以及东、中、西部三各地区的因子分析为八项消费划分共同的因子，进一步证明了表7分析的结论。其中东部地区的因子分析结果和全国的结果类似，说明东部地区所占的信息比重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也说明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在聚类结果中，由于层次一的数据在各个消费项目上都分配比较均衡齐整，所以无法把八项消费如其他分类一样划分为三个层次，只能根据载荷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此时已经解释了原有的100％信息，故在比较时说服力较差。而层次四的最终因子分类结果和全国的结果非常相似，均是衣着、医疗、文教等在因子一中，可以初步说明层次四所存在诸如配套设施不足阻碍农民消费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的消费结构上也有所体现。
三、政策建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中央一再强调要因地制宜，杜绝形式主义，防止竖立标准、盲目攀比等情况的发生。从笔者的分析中可以充分显现出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传统地理位置上的东、中、西部，不能完全代表农民消费结构的特征，而聚类结果又充分显示出了消费特征在不同地域上所体现出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所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加大投入力度，细化政策条款，才能杜绝形式主义，减少资源盲目配置和浪费现象。
在加大投入过程中，增加配套设施建设与增加农民收入在不同地区应有所侧重，才能有效促进农民消费。在以往对于农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采用实证的方式做线性回归模型，还是仅从经济学的原理出发，都会得出影响消费最显著的因素是收入的结论。这种分析一般是基于全国的总量数据提出的，而根据前文的分析，在很多地区尤其是聚类结果层次四中的地区，收入并非是制约消费的首要因素，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消费观念的改进才是促进农民消费的关键环节。而在新疆、西藏等层次二中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所以消费相对于收入的排名已经比较靠前，增加农民收入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更为显著。当然对于安徽、贵州等层次三中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较低，则需要重点扶持，农民增收与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双管齐下。
实证数据所体现的另一特点是地区间的农民消费差距大，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够平衡。从因子得分上看，北京在因子一上高居榜首，其得分虽然绝对意义不大，但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比较却非常说明问题，北京的得分是位居第二的浙江得分的二倍多，是位居第三的上海得分的近四倍。这固然与北京地区农民的消费传统有关，但是这种因子分析后所显现出的过大差距说明了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常显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必须针对这种差距加大投入力度，采取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多种手段，从根本上改变偏远落后地区，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贫困现状，否则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会愈演愈烈，极大地制约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篇11
一、陕西城乡居民收入的现状特征
(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从名义增长看,不考虑价格因素,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10元增加到2015年的26 420元,增长了84.23倍,实现年均增长率12.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5年的8 689元,增长了63.84倍,年均增长11.94%。其中,2000—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16倍,年均增长11.5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91倍,年均增长12.58%。[2],居民收入增速趋缓。按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15年陕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 295元和6 707元,分别只达到2020年目标值的55.72%和56.66%。而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已达到翻一番目标值的65.79%和74.48%。
三、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偏低
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3],而陕西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6.51%,而陕西只有41.37%。近二十年来陕西经济增长迅速,但是陕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向不同幅,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2012年陕西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挤进第二梯队,位居第14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4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8%,位居全国第26位。
(二)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就业机会不足
虽然21世纪以来陕西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的作用还比较有限,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偏离度仍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偏离是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对称的状态[4]。以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作为该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之和可以反映产业总体结构偏离程度。2011年陕西产业结构偏离度,一产为30.26%,二产为-27.02%,三产为-3.24%,总体偏离程度为60.52%;同期,全国产业结构偏离度,一产为24.8%,二产为-17.1%,三产为-7.7%,总体偏离程度为49.6%。可见,陕西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较全国严重。与全国相比,陕西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弱,就业机会不足,第一产业还存在更多的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三)增收渠道不畅,收入来源较单一
虽然从全国范围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是城镇居民的两大最主要来源,但是陕西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数量少,所占比重小。2012年陕西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9%和1.19%,但总收入与全国差距的贡献率达38.28%和10.05%。可见,相对于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与财产性收入,陕西与全国的差距更大,这也就意味着陕西增收渠道更为单一。
(四)增收能力较弱,主要来源收入水平低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偏低。2015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排名倒数第6位。从各收入来源与全国的绝对差距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最大。2014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差2 556.9元,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一项则相差1 486.4元,58.13%的差距来源于此。作为农村居民第一大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也与全国差距较大,2013年工资性收入比全国低1 138.4元。
四、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一)把就业作为考量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
将就业岗位的增加作为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投资项目的重要依据,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实现良性互动,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带动就业结构调整的良性发展机制。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时,积极支持小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快发展,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创业指导和创业咨询,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同时,积极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使劳动者拥有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能力。
(二)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协调增长
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和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企业薪酬调查、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制度。促进农村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为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吸纳农民就业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保障农民工权益,形成合理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
(三)完善补贴补助政策,持续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
建立和形成农业补贴标准的随价格变动而调整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高效农业、农业产业化等支农项目财政投资的合理分配机制,探索以股份形式将财政投资量化给农民。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标准,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遇增长机制,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建立失业保险金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联动调整机制。
(四)挖掘农业和个体经济增收潜力,稳步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
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推广高效、生态循环的新型种养模式,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利用特色资源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农庄等乡村旅游。适应当前市场需求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发展的新趋势,推动个体经济业态创新,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个体服务业。
(五)促进居民财产向资本转化,不断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推动各种动产和不动产投资发展,为居民将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转化为经营性产权创造条件。开发大众需求的投资少、稳健型、多样化的金融理财产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引导农民采取不同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相应收入。加快农村产权改革,为农民获得房屋出租、出卖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摘要：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各地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实现翻一番目标的困难程度存在较大差别。以陕西省为例,分析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地区的居民收入现状、差距和与“翻一番”目标的距离,探讨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和对策。
关键词：居民收入,陕西省,翻一番,差距,对策
参考文献
[1]陶文昭.准确理解“一个都不能少”[J].决策探索,2015,(22):12.
[2]张卓元.十八大后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向[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115.
[3]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4):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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